B4青阅读 2022年4月22日星期
五 电影是否非得讲故事？这是可争议的话题。
导演是否该写小说？不必争议：导演就是导演，多少编剧和小说家等着导演找他们呢。
嗜好文学而终于去拍电影的个例，却是有的，眼前的万玛才旦，又是小说家，又是好导演。
在他手里，文学如何走向电影，电影如何脱胎于文学，可以是个话题。
我喜欢万玛的每部电影，好久好久没看过这么质朴的作品，内地电影好像早就忘了质朴的美学。
什么是质朴呢？譬如阿巴斯。
谁会说阿巴斯的作品不好吗？可是谁能拍出他那种无可言说的质朴感？ 而“质朴”在万玛那里是天然的，虽然他的每部电影故事各异。
是因为藏族人才有的那种质朴吗？没有简单的答案。
宗教，绝对是渊源之
一，然而万玛的影像故事处处是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
当然，他十分懂得影片能够给出、应该给出的悬念、惊奇、无数细节，就像内地一流导演做到的那样，但他的每部电影都被他天然赋予了质朴的美学。
彼此启发？书写早期小说的万玛，并不知道还要 过二十年才会去拍电影，那时，他的夙愿是当个作家——相对于内地梦想当导演的小子，一个藏区青年的电影梦，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他聪明而勤奋，同时用藏汉语写小说，并彼此翻译，二十多岁就出版了小说集。
他不知道，这些小说悄悄孕育着他的电影。
有趣的是，当新世纪初，万玛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拍处女作，他还认真写了剧本，并未意识到先前的某些小说可以“变成”电影。
而觉醒的电影意识告诉他，必须添加影像语言。
《塔洛》《撞死一只羊》全部采用了他的小说，并在电影中丰满了故事的羽翼。
现在，当万玛推出这批新小说时，他已是个获得肯定的导演，经验丰富，深知构成一部电影的所有秘密，但他仍然热衷于写小说。
问题来了：理论上，从此他的每篇小说——文字的编织物——都有可能成为 在小说中呈现的万玛才旦 ◎陈丹青 藏语，是万玛的母语，他实现了语言跨越，用汉语写小说。
在万玛的汉语小说里，质朴呈现为“本色的写作”。
这不是对他行文的贬抑，而是，小说自身的魅力、说服力、生命力，亦即，说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动活泼地被他有限的词语建构起来。
万玛早期的若干小说，我读过，有位“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难以忘怀，这就是 小说家的天分。
换句话说，什么能进入小说，成为小说，万玛异常敏锐。
他的写作还活跃着另一种想象力，指向藏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传统，讲说奇幻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似乎个个活在今天的藏地。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想象力，还是写作的野心。
眼前这批万玛的新小说，展示了进一步的雄心，而且更自信了。
他的篇幅比早先加长，扩大了故事的跨度，人物、情节，主题，更显复杂，不再框限于乡村素材，小说人物开始进入城市，进入摄制组，进入咖啡馆，进入诗人的日记……原先的乡村主题也增添了叙事的幅度，故事更抓人，情节更离奇——当然，他再次尝试了类乎神话和寓言。
但我读着万玛的小说，很难忘记他的电影。
在他手里，电影与小说是两件平行的、愉悦的事，还是未必交叉，却又 电影剧本。
我无法知道当万玛继续写小说，他内心是否会掂量：这篇小说能不能变成电影？而我，他的读者，因此被万玛感染了一种微妙的意识：他使我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电影。
最近他写了些什么呢？譬如《水果硬糖》里那位神奇的母亲。
她的头胎日后成长为理科优等生，
十 多年后，第二个孩子被发现是位活佛。
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我愿相信这两兄弟跨越了藏地的过去和今日，这伟大的生育如草根般真实，我也愿意将这篇小说看作万玛的又一个寓言：藏地，就是那位母亲。
《故事只讲了一半》回应了万玛的早期电影《寻找智美更登》。
那是找寻传奇的故事，换句话说，在万玛的主题中，他的故乡一再被拉回高原的记忆，而在这篇故事中，讲述者的亡故，将记忆带走了。
《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再一次，万玛采用了叙述中的叙述。
那是他格外擅长的本事——他的两部电影嵌入了故事中的故事。
《寻找智美更登》的中年人在车里一路讲述恋爱往事，不知道他身后坐着失恋的姑娘，跟车去找恋人讨个说法；《气球》中那条次要的线索，动人极了：因失恋出家的姑娘意外碰到前男友，发现他俩的爱与分手，已被男友写成小说。
这位尼姑多么想读到那小说，然而被她的姐姐，女主角，一把扔进炉膛烧了。
《特邀演员》的焦点，是那位老牧民与少妻的关系，第一次，万玛的小说出现了电影摄制组。
那是二十世纪的新事物，与故事中以古老方式结合的草原夫妻，遭遇了另一种关系。
万玛似乎从未忘记在他的视野中双向地触及“过去”与“今天”。
少年同学的斗殴、寻仇、扯平、和解，在《一只金耳朵》里获得生动泼辣的描 写，直到出现那只硅胶假耳，那只金制的耳朵。
斯文寡言的万玛令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从暴力的景观中看到喜剧感，而他对暴力的观察与描写，在我看来，多么纯真。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逸出了万玛惯常描写的空间，进入咖啡馆，出现两个人兴味盎然的漫长对话。
我不知道现代短篇小说的思维是否影响了万玛，而“背景音乐”这一话题，似乎又来自电影思维。
“咖啡馆”生活让我看到一个现代的藏区文化——多么不同于四十多年前我去到的那个西藏啊——而这种现代性的一部分，我有理由觉得是万玛用他的小说与电影带来的。
万玛套用民间故事结构创作的《尸说新语：枪》，可能是最令我信服的一篇。
阴阳转世、鬼魅托尸、人兽变异、起死回生……原是各国各地区民间传说的“老生常谈”，而在西藏“故事”竟被假托于“尸”，也算一绝——我相信，万玛是个酷爱倾听故事的男孩，他甚至将西藏的民间传说译成汉语，出版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在这些古老的故事素材中，万玛重构并发掘了新的可能。
在这篇小说中，他抓住了“故事”这一观念：“讲述”与“聆听”的双方都愿付出生死代价，换取“故事”。
而成为导演后的万玛不肯止步于老调，他擅自在故事里塞了 一把枪！枪，可说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经万玛这一转换，人们百年之后读到这个故事，将会知道在我们的世纪，人对付鬼魅时，手里多了一件武器。
《诗人之死》似乎能够成为电影的脚本——很难说这是个悲剧故事，但在万玛的小说和电影中，爱情总是纠结的、反复的、忽而闪现希望，终究归于失败。
“坟地”，是诗句，也是诗人的结局，又成为小说的意象。
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万玛这样看待爱情与婚姻？ 《猜猜我在想什么》可能是我格外偏爱的一篇。
那像是一组电影镜头，然而主角“我”的一连串内心活动，完全属于“小说”。
当“洛总”大叫“这些人当中随便杀一个就行”——小说到此刹住——万玛却给出了电影画面般的震撼（我会想象镜头掠过所有惊恐的脸），然而，却不很像电影的结尾。
我从未试着谈论小说，不确定以上解读是否切当、有趣。
能确定的是，万玛以他难以捉摸而充满人文意识的才华，令人对今日藏地的文艺活力，刮目相看。
他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一篇接一篇地写小说，带动了一群藏地文艺才俊。
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筑一道堤坝抵挡时间的海啸◎瞿瑞 在《书籍秘史》的序章，作者伊莲内·巴列霍将我们带回遥远的古希腊时代：一队人在荒凉的道路上跋山涉水，千辛万苦，为了执行秘密的任务——为埃及国王寻找世界上的所有书籍（当时的稀缺珍宝），来填充世界上第一座图书馆。
这座图书馆因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而得名，亚历山大南征北战，常年随身带着一本《伊利亚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受到了书中阿喀琉斯的影响，亚历山大才萌生了建功立业的英雄梦想，建立起地跨欧亚非大陆的辽阔帝国。
然而，战争带来的荣光非常短暂，随着亚历山大的突然离世，他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历史开了个玩笑，使马其顿人托勒密成为埃及的国王，这个流落异乡的统治者不了解埃及习俗，听不懂埃及语言，于是将首都迁移到一块飞地上——地中海的法罗岛，建立了标志人类文明曙光的城市亚历山大港。
接下来的两百年，托勒密国王（及其历代的继承者们）建造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命令收集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想要让这个地跨欧亚非的小岛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座灯塔，一座守护哲人智者的家园，一座接纳所有异国文化的避风港，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世界主义梦想，来自一位因权力而世代流放在异乡的国王。
今天的我们大概不会想到，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座由祭司主持的寺庙，当时的人们几乎是以一种朝圣的心情，进入书籍的世界。
在世界三大宗教诞生之前，文明本身曾发挥着一种宗教作用。
对此，伊莲内·巴列霍写道：“想想那些古希腊人梦想捧着书卷去敲开天堂的大门，着实令人感动。
” 《书籍秘史》并没有探索书籍作为“物品”的技术进化史，而是讲述书籍诞 生的历史，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以书籍为象征的人类文明诞生了。
它从野蛮地带中生长出来，并且生根发芽。
伊莲内·巴列霍散点式的叙述，带领读者游弋在遥远历史的碎片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碎片更为真实可靠，因为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像一条时间的河流，从过去流向未来。
它更像宇宙大爆炸后，朝着四面八方放射开去的星云。
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至今仍然隐秘地影响着现代人对于世界的看法：苏格拉底虽然反对书写文字，他的智慧言辞仍然在今天的世界回响；盲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被追溯为文学源头，至今仍然被无数人阅读；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对于时间的思考今天仍然有效；女诗人萨福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然而那些诗句中抒发的情感至今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最初游历世界之人，他站在本民族之外的视点观察世界的方式，对充满民粹主义的当代世界仍然有所启发。
幸亏有了书籍，我们才能听到这些古老声音的回响。
然而，伊莲内·巴列霍提醒我们，保留这些声音并不容易——一代代人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正如人类自身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才创造出文明的火种，书籍的诞生也伴随着漫长的进化史：从口语文字到书面文字的转化、字母表的创造、书写材料的不断革新、印刷术的发明……它是无数美妙的偶然性、无数个体的渴望，以及无数人类的智慧的共同结果。
人类之所以需要书籍，是需要保存文明的声音，来纠正人类的野蛮行径。
这些古老的声音并没有因遥远而显得过时，是因为人类文明，并没有随技术的日新月异，共同进化，在文明薄薄的涂层下，依旧填充着野蛮的土壤。
而书籍诞生的 历史，从来都是文明和野蛮的交战史。
西方最早的史诗是描述特洛伊战争 的《荷马史诗》，存世的最早戏剧是描述波希战争的《波斯人》（埃斯库罗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反思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这一切并非偶然，人类的战争从未停止。
伊莲内·巴列霍在《书籍秘史》中也描述了其中一次：古罗马人通过抢占土地来建造家园、通过抢夺女人来繁衍后代、通过买卖奴隶变得富裕，最终，发动野蛮的战争替代了文明的古希腊——这些事迹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它们在后来的两千年里不断上演。
每一次战争都毁灭了无数重要的事物，而当和平到来，人们又开始重建属于新的“文明”。
有时，首要考虑的是民族“自尊心”。
伊莲内·巴列霍详细讲述了新文明如何取代旧文明的过程。
书籍被烧毁——或者当作战利品被私人掠夺；擅长书写的文明人沦落为野蛮人的奴隶；曾经的图书馆被遗弃，又改造成新的形式：“罗马人建造了双子图书馆，就像世贸中心双子塔，用来强调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的同源性。
”正如所有的“当代人”都希图为自己创造的“文明”正名，而把过往时代的文明推到不重要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从遥远的过往、从被遗忘的文明中寻找答案。
伊莲内·巴列霍的文字充满了反讽精神，她耐心地观察着充满矛盾的人类行为：人们崇拜暴力，人们制造伤害，人们暗中学习，人们渴望变得文明和高贵——并藏起了野蛮暴力的那一面。
人类的文明进化遵循着这一模式，每一个时代里，文明和野蛮都在相互角逐，而每一本书籍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们禁止什么样的书籍，人们又在守护什么样的书籍——就像是无数微型的文明之战。
每个身处历史的人仍然能够作出他们的选择。
有时，守护一本 书，就是守护理想的世界形态。
也许只有被书籍拯救过的人才能写 下这样一部作品，在后记中，伊莲内·巴列霍写道，她是在个人境遇一片灰暗中写作了这本书。
也许正是这种灰暗构成了这本书耀眼的能量，伊莲内·巴列霍怀着对于书籍的激情，旁征博引，又不失感性。
因此，那些遥远的知识并不冰冷，而是转化为鲜活的情感，回应着人们心中的问题。
比如，当看到描述古希腊人读书的画卷，她回忆起童年时对于听故事的依恋：“我把牙齿放在手掌上看：童年正在破碎，在身体上留下几个洞，沿途扔下一些白色的碎片，听故事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 了。
”——两千年来，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人在阅读时感受到的幸福都是相似的。
比如，作为一个作家，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写作面对的困难，以及写一本书意味着什么：“如同感受到大地正在脚下裂开。
说到底，写作跟那些我们没学会就开始做的事没什么两样，比如说外语、开车、当妈妈、活着。
”——两千年来，无论技术工具如何演化，人们在写作时交付生命的感受亦是相通的。
又比如，出于女性经验，伊莲内·巴列霍勇敢地批判文明的盲视和偏见：父权制度建造的文明中，对于女性创造力的束缚与偏见。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女作家的作品只有混入男作家的作品，才能偶然留存到后世。
而今天的女性，能够阅读和写作——但她们仍然遭受着传统偏见和忽视。
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愤怒、痛苦以及热爱。
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人们靠不断地抄写一本书并小心保存，才能使之幸运地流传到后代，而毁灭一本书却只需要划一根火柴。
这就像是人类文明的整体隐喻：创造如此艰难，毁灭却如此轻易。
正是这永恒的不等式使人们永远感觉“境遇灰暗”，而只有体会过这种灰暗的人，才能够在灵魂上相互理解。
正如只有体会过书籍带来的安慰，才会变成守护书籍的人。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同样令人难忘，也许可以借用伊莲内·巴列霍写在这本书里的话来形容这种感觉：“拥有图书相当于在钢丝上走平衡步；相当于努力捡起宇宙散落的碎片，拼成有意义的图像；相当于面对混乱，搭建出和谐的建筑物；相当于聚沙成塔；相当于将我们害怕遗忘的一切找个地方守护起来；相当于拥有世界的记忆；相当于筑一道堤坝，抵挡时间的海啸。
” 编辑/罗皓菱美编/路虓辉责校/方立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