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文化周末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主编：王珺编辑：王珺设计：聂磊校对：张静电话：010-82296505邮箱：dushuzhoukan@ ⦾聚焦 脱贫路上教育的大义担当 ——电视连续剧《山海情》热播的启示 张应辉 反映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脱贫致富的电视连续剧《山海情》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这部主旋律的电视剧几乎每一集都设置泪点，让观众欲罢不能，获得极高的美誉度。
成熟的阅读者往往很重视文学作品中首尾部分给人带来的审美感受，这种惯常经验对于影视剧的审美欣赏也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可以从电视连续剧《山海情》的开篇与结尾来切入赏析，虽然这不是一部以反映教育扶贫为主题的电视剧，但在我看来教育的影子无处不在，甚至贯穿整部作品，起到了重要的结构性作用。
《山海情》的首尾很有意味，导演安排了两次“出逃”的戏，这两次出逃都内含着教育寓意。
剧情一开始是几个贫困的涌泉村青年策划了逃离家园到外面谋生的事件。
得宝、麦苗、水旺、尕娃因忍受不了黄土漫天的贫瘠的自然生存环境而外逃，打破了村子里祖辈安于天命的生活状态，成为涌泉村天大的事件而举全村之力去“追逃”。
另一次“出逃”戏发生在大结局部分，是马得福、马得宝等人的孩子们策划逃出城市，到涌泉村老家寻根。
经过二十几年帮扶之后的闽宁镇得到大发展，城镇化程度极高。
托国家政策之福，闽宁两省区人民在荒漠戈壁硬生生建出新都市，这片被联合国评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贫瘠土地，到处生机盎然，人们安居乐业。
按常理电视剧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以贫困开始，以脱贫胜利结尾，大结局中马得福、得宝、麦苗、水旺、尕娃等所有人都过上了好日子，事业蒸蒸日上。
然而未完待续，他们的小子们又上演了一场“出逃戏”，这些忙于事业的脱贫成功者乱成一锅粥，多路汇聚准备去寻找。
当得知他们是一次集体策划逃离城市，逃离各种附加教育，去老家涌泉村看爸爸妈妈的“童年”时，吊庄户“得宝”们的心灵受到震动，决定立即回到被遗忘许久的涌泉村去看一看。
这样的神来一笔，使电视剧《山海情》展现的脱贫致富内涵得以升华，物质的脱贫与精神的脱贫碰撞、融合，成就了马得宝这一代人从物质脱贫向精神脱贫的升华，这是一代人的集体成长，“两次出逃”的回环结构完美且耐人寻味。
《山海情》这部并非以教育为主题 的电视剧却凸显出教育在脱贫中的重要作用。
脱贫路上教育担大义，它改变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人的眼界，在心灵上种植人们对未来的梦想，这正是贫瘠土地上艰难开放出来的“信念之花”。
在闽宁对口扶贫援助中，派出支教队伍进行教育扶贫也是整个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感人的支教故事不胜枚举。
尽管《山海情》没有大篇幅演绎和刻画教育扶贫，但整部剧情关于教育的内涵诠释却无处不在。
《山海情》中第一次“出逃”是寻找谋生的出路，马得宝、水旺等人都是白校长的学生，上过学，对山外面的世界有憧憬。
虽然他们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但是学校的精神启蒙却在年轻一辈人身上汇聚了巨大的推动力，使得他们有勇气脚步朝外打破涌泉村陈旧的生存状态，这是贫困使然，也是启蒙教育的驱动。
《山海情》第二次“出逃”是回归精神的自然。
脱贫之后的物质生活条件富足，“得宝们”对孩子的成长期望明显加码，他们像许许多多人一样落入“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谬误认知中。
倘若以“起跑线”定输赢，《山海情》中的“得宝们”注定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功，他们的脱贫致富事实恰恰对这种谬误做出了有力回击。
电视剧通过两次“出逃”情节的设置，把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本质发展问题上来，精神不贫穷，发展就有希望。
即便是当下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也经历过曾经贫困的年代，教育励志对于战胜贫穷有着重要的意义，即使是一个人的学校，教育也不允许缺失。
基于当下社会真实，《山海情》在大结局部分设置孩子们“出逃”，看似闲来一笔，却触动了屏幕前千万个家长的心；而如果回溯到剧情开始的那次“出逃”，很可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经历，如此接地气的现实题材作品，是近年来电视剧创作难得的收获。
《山海情》剧中对于人的成长，对于生活的贫穷与富足的反思，提供给我们的审美空间超越了主旋律的单向度宣传，切中了真实生活中的社会热点，并且涉及人性的深层问题。
实际上，可以将《山海情》中关于人的教育成长看作一条隐性的结构线，剧情开头与结尾的呼应与暗合，拓展了主题立意，提供给观众更多的审美可能。
《山海情》剧照 《山海情》涉及教育主题的剧情，最明显的是白校长这个人物形象的设置，他同样在整部剧情中起到了结构作用，他的故事贯穿全剧，在很多节点上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从人物艺术形象上分析，应当说这部电视剧所塑造的是对口扶贫、脱贫致富的一组群像，有扶贫领导干部代表吴月娟、陈金山、张主任、马得福，有科技扶贫代表凌教授，有代表教育界的白校长、支教老师郭闽航，还有涌泉村村民喊水、大有、水花、得宝、麦苗、水旺、尕娃等。
观众对他们都很熟悉，却没有特别集中到哪一个形象上，他们可以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艺术提炼。
《山海情》塑造的这群普通人为改变贫困面貌而积极向上，他们勤劳质朴，热爱家乡。
尽管也有像大有叔这样相对落后的形象，有像麻副县长这样带有形式主义缺点的官员形象，但该剧并没有将他们作为反面形象来强化塑造，他们在脱贫攻坚的大氛围下改进自己，跟上了社会发展的大形势。
这部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正因为把住了这些年脱贫攻坚的时代脉搏，真实精准地为普通干部群众画像，让观众觉得形象朴素可感，触动了观众的审美情感，获得高收视率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山海情》的人物群像中，马得福、水花、马得宝、麦苗相对比较突出，他们表现出一些共同的优秀品质。
他们善良淳朴，能善待家人和邻里乡亲；他们向贫穷抗争，有寻找新生活的勇气；他们勤劳务实，能在任何环境和岗位上干事创业。
他们的生活故事作为主线贯穿剧情，涌泉村的脱贫道路，也是村子里青年人的成长历程。
马得福从一个中专毕业生成长为闽宁镇镇长；水花从一个逃婚者成长为村干部、超市老板；得宝从一个无业青年成长为工程公司老总；麦苗从一个打工妹成长为企业高管。
他们从涌泉村小学走出，无论完成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学校都是他们精神洗礼的地方，他们受到白校长的启蒙教育，身上的优秀品质来自白校长的谆谆教诲。
白校长对于他们的人生成长至关重要，马得福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就会回学校与白校长聊聊，以至于他在任村支书、镇长等岗位时始终不会偏离初心。
水花尽管生活坎坷，她对残疾丈夫忠贞不
二，从给丈夫换木板轮滑—残疾 人拐杖—残疾人专用轮椅，每一次改进都是她用汗水换来的，都是对贫困生活的步步抗争。
水花对得福有感情，却没有丝毫暧昧，两人的纯真让整个剧情变得温馨、美好。
水花把学校视为启蒙圣殿，充满了崇敬，她从闽宁村回到涌泉村还特意到荒芜的小学去缅怀自己的青春。
马得宝这个人物身上有正有邪，但是他与白校长的女儿麦苗的爱情关系，使得他在为人处世上受到约束和匡正，始终保持着正气。
白校长这个“只想教好书”的教育“老黄牛”身上有着坚韧的优良品质，无 论是在贫瘠的涌泉村小学，还是在后来的闽宁村小学，他对学生关爱有加，一心想教好他们。
白校长为包括马得福等人在内的学生奠定的人生成长基石是牢靠的，他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他一心想着学生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不走歪路。
电视剧主要展示马得福、水花、得宝、麦苗等人的成长经历，时不时都会插入白校长的戏份，他尽管不是核心人物，却是众位核心人物串联的暗线，起到了结构剧情的重要作用。
在《山海情》剧中，学校这块圣地既是文明的启蒙，也时常是开会议事的场所，是青年迷茫时的港湾。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校长与校园是圣洁美好的象征符号。
因此，在用光时，但凡拍摄到学校或白校长，大都通透敞亮，给人以舒适的视觉审美享受。
在整部电视剧中，关于教育部分的剧情集中在第17、18、19集。
白校长为了阻止海春玲等不满16岁的学生外出务工，他骑自行车拦堵汽车，他不厌其烦去劝家长，不惜与他们吵架，同时他还到县教育局求助……教育局没拨款修整操场，他便拒绝参加合唱比赛；他对来支教的郭老师不待见，说要的是来了就不走的正规教师；他甚至卖掉企业的扶贫电脑来资助全体学生参加合唱，并把剩余的钱用来修操场……这些情节使白校长的形象显得不是那么光辉，但是他言行举止的本质是为了孩子们的成长。
在第18集中，马得福陪白校长喝酒，白校长发出“我是不是做错了”的疑问，他一根筋地抱定“就想教好学生，不想留遗憾”，认为“没上学，命运掌握不在自己手上”，他批判“条件变好了就认为读书没用”的观点。
白校长很清楚教育是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精神富裕了就有能力寻找出路，就有办法解决物质贫乏问题。
他从县教育局抱回来的教具“地球仪”很有象征意义，隐喻教育兴则能够行走天下，教育扶贫实际上在隐性地起作用。
白校长的学生马得福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涌泉村在他的带领下找到了出路，在对口帮扶的政策下，他领着全村老少脱贫致富，过上了美好的幸福生活。
扶贫路上关于支教的感人故事千千万，教育扶贫值得宣传和颂扬，尽管电视剧《山海情》没有花费更多的篇幅叙述，没有刻意地将教育问题放大，但是在剧情首尾设置的两代人的“出逃”情节，以及群像中隐藏着白校长对马得福等核心人物成长故事的连缀，教育与贫困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部热播剧中提供给观众的审美反思是深刻的。
《山海情》的热播提振了影视创作者对于主旋律题材的信心，只要真诚地对待题材，摄制出精品，观众自会做出真诚的判断与评价。
（作者系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审美课堂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 潘裕民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称莲峰居士，李璟第六子，五代十国时南唐最后一个皇帝。
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六月，中主李璟于洪州（今江西南昌）病卒。
七月，二十五岁的李重光于金陵嗣位，史称南唐后主，改名为煜，迁都回金陵。
李煜在位15年，也称李后主。
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宋破金陵，出降，被俘到汴京（开封），封“违命侯”，后被毒死。
后人把他的词与其父李璟的词合刻为《南唐二主词》。
由于李煜从皇帝降为阶下囚的巨大变化，他的词作也明显地呈现出前后两期的不同风貌。
前期（35岁前，即南唐灭亡之前），李煜过的是太子、帝王的生活，词作的内容大都是描写宫廷豪华生活和男女恋情，在题材上没有超过“花间派”，但在艺术上却超过花间词人。
如他的《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和《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 雪”），前者写他通宵达旦地听歌看舞，饮酒作乐；后者描写宫人在宫廷里奏乐歌唱的情景，画面都十分鲜明突出。
又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清平乐》等，则着意描写男女生活和悲愁情绪，具有感染人的力量。
后期（南唐亡至978年李煜去世），李煜由皇帝降为囚徒，生活境遇的急剧变化，使他在思想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词作虽只有十首左右，却是他词的精华所在，几乎无一不佳。
他后期词与前期比较，词风明显大变。
在后期词中，他自己就是抒情的主人公，愁、怨、恨、忆的情绪占据主导地位，已无丝毫昔日欢乐可言。
其内容主要追怀昔日的繁华生活，抒发国破家亡、身入囹圄（监狱）的怨和恨，笼罩着哀怨悲叹的低沉情绪，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评《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语）。
从思想境界看并不高，但有 极大的感染力，多少年来赢得人们的广泛同情和赞赏。
这是因为，其中抒发的“离愁别恨”等感情，在封建社会中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在内容题材方面，李煜摆脱了“花间派”专写女人琐事的狭小天地的束缚，扩大了词的境界，把词带上了抒情的道路，提高了词的地位，对词体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其《虞美人》向来被认为是李煜的代表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此词虽然抒写的是亡国之痛和幽囚之悲，但语言清晰，意境透明，它不依靠外在的描摹来烘托气氛，而是以自己的心境去观照和体验事物，使之有一种“语尽意不尽”的艺术境界。
再看他的《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寄人篱下，借酒浇愁，以一时醉梦之欢，麻痹自己国破家亡的痛苦。
比较起来，这首词的基调最为低沉，情绪最为颓废。
又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些词，在以前文人词中，从来不曾有过。
都是强烈抒情之作；都是写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不是无痛呻吟、矫揉造作之词。
李煜的词艺术性极高，历来都给予高度评价。
如晚清的王鹏运《半塘老人遗稿》说他的词：“超逸绝伦，虚灵在谷。
”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2021年2月19日星期
五 我国著名学者、翻译家、印度学家、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金鼎汉（1930—2020）数十年来在印地语教学研究以及中印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卓越贡献，2001年，荣获国际印地语最高成就奖“乔治·格里森奖”。
金鼎汉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
说到他由英语转学印地语，还有一段故事。
到北京以后，有一次他和叔叔金岳霖到梁思成先生家吃饭。
梁先生对他说：“英语是一个工具，你英语已经很好了，我建议你再学一门专业。
”他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产生了学习其他外语的想法。
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友好，所以学习俄语的人很多，他不想凑热闹。
他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很讨厌日语，最后转学了印地语。
金鼎汉先生说，他选学印地语是受到梁思成先生的影响。
为了转学印地语，他特意去拜见东语系主任季羡林教授。
有一天，金鼎汉先生在图书馆大门口等候季羡林教授，向他提出转学印地语的申请。
季羡林教授说，可以考虑，但要看他的入学成绩才能决定。
过了两天，他正在图书馆看书，季羡林教授走过来对他说：“我看了你的入学成绩，很好。
你可以来北楼东语系办公室办理手续。
”从此，他就与东语系印地语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鼎汉先生是1955年毕业留校的。
他曾回忆讲述留校后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1955年8月7日，参加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先生举行的电影招待会。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应邀出席。
周恩来总理听他会说印地语，就问他是不是北大的。
他回答说是刚毕业的留校教师。
周恩来总理说，那你的责任很重，中印关系很重要，印地语是印度国语，你要好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以后做出成绩。
周总理的话对他鼓励很大，印象很深。
金鼎汉先生留校后，在协助印度外教辅助教学、编写印地语教材的同时，虚心向印度外教请教，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他虽然没有留学印度，但是他的发音标准，字正腔圆，有印度人的腔调。
学生们说，金老师读起印地语抑扬顿挫，非常好听。
金鼎汉先生为了真正从文化层面掌握印地语，在学生时代就翻译了普列姆昌德的中篇小说《妮摩拉》，这是中国人首次从印地语翻译的文学作品。
金鼎汉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和印度学家，重要译著有杜勒西达斯的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之湖》，编写《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等，其中《罗摩功行之湖》汉译本激发了数代中国学生对印度文化和文学的热爱。
他还作为印地语专家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和《毛主席诗词》的印地语版翻译工作。
印度中世纪著名诗人、宗教改革家杜勒西达斯（1532—1623）的作品和思想在印度人民中享有盛誉，被印度教奉为神明。
《罗摩功行之湖》是根据蚁蛭的梵文史诗《罗摩衍那》和无名氏作者的《神灵罗摩衍那》为蓝本加工改写而成的。
《罗摩功行之湖》是印地语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几百年来，它在印度的北部和中部被当作文学典范、宗教经典、伦理宝库和生活百科。
在印度，无论是著名诗人还是政治人物，都非常喜欢这部长篇叙事诗。
圣雄甘地遇刺时最后一句话就是“哎呀，罗摩！”这句遗言被刻在甘地的墓碑上。
圣雄甘地认为：“念诵《罗摩功行之湖》是他的最高享受。
”泰戈尔认为：“它把人带入一个美妙的世界。
” 在金鼎汉先生看来，翻译诗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翻译有宗教哲学的诗尤为困难，而原诗的水平越高翻译起来就越困难。
《罗摩功行之湖》原诗的水平是很高的，它不仅有极丰富的宗教哲学与伦理思想，而且它的诗句也是十分优美的。
它从头到尾是格律诗，通过四组对话，层层转述，边讲哲理，边讲故事，辞藻华丽，语句铿锵，用优雅动人的诗句把读者和听者带入作者的理 深 ⦾钩 谙 沉 印 度 的张双鼓 金 鼎 汉 想境界。
这样的诗句译成汉语想做到信、达、雅是很不容易的，而从汉译本的译文来看，应该是成功的。
1988年3月30日，季羡林先生在《喜读〈罗摩功行之湖〉》一文中对金鼎汉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金鼎汉同志的汉文、印地语水平，久有定评。
他在翻译本书时，殚精竭思，推敲译文。
对把原诗译为汉文诗体，他也煞费苦心，考虑原诗的格律与汉诗的格律。
结果决定将原诗每首二行也译为汉诗每首二行，押尾韵。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有人把原作的诗译为散文，我最不敢同意这种做法，我认为这对不起原作者。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忠诚于原作者，包括文体在内，是一个翻译者的义务。
在这一方面，金鼎汉同志努力做到，实获我心。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印人民友好交往的需要，印地语的作用越来越大。
印地语的成语十分丰富，中国人要熟练掌握好印地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成语。
金鼎汉先生认为，从事印地语教学、研究和翻译等工作，仅仅靠一部《印地语汉语词典》是不够的，于是他萌生了编写《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的想法。
自1960年开始，他从印地语著名作家的作品中搜集资料。
金鼎汉先生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参考10余部与印地语成语相关的词典和著作，又经过长达6年的时间，在1984年编写成近2万词条包括参见条的《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
《印地语汉语成语词典》的出版，不仅对我国学习印地语和从事印地语工作者，而且对学习汉语和从事友好工作的印度人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1989年1月16日至19日，金鼎汉先生受时任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先生的邀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英迪拉·甘地纪念大会。
会议由英迪拉·甘地纪念委员会主办，该委员会主席为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
大会的主题是“世界公民的成长”，这是英迪拉·甘地生前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
金鼎汉先生在大会上作了“英迪拉·甘地与我”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茶歇时，拉吉夫·甘地总理接见了他。
拉吉夫·甘地详细询问有关《罗摩功行之湖》的翻译和从事印地语的研究情况。
1993年12月，金鼎汉教授荣获时任印度总统夏尔玛颁发的“世界印地语荣誉奖”。
印度中央印地语研究院称赞他为“当今世界印地语研究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2001年6月15日，时任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在总统府举行隆重仪式，向金鼎汉教授颁发了“乔治·格里森奖”。
该奖项是以著名语言学家乔治·格里森的名字命名的，专门奖励在印地语方面作出贡献的外国学者，由印度中央印地语研究院和印度政府人力资源开发部共同负责遴选。
自20世纪80年代设立该奖项以来，只有六位世界著名的印地语学者获得该奖项，金鼎汉教授是第七位，也是中国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印地语学者。
（作者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 第180期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