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责任编辑杜文景电话:(0531)85193527Email:dwj@ 眼下颇具规模的“日记学”，使“日记”这一特殊的文字品类，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化现象 擦亮日记中的真实镜像 □本报记者卢昱 近年来，大小人物各类日记的整理、出版、研究工作如火如荼，所谓“日记学”颇具规模，也使“日记”这一特殊的文字品类，增添了更多的认知可能，成为一道别致的文化现象。
日记作者大多按年月日记录当时的时代背景、经济动态、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友朋往来、私人生活等不同侧面，内容包罗万象，蕴藏丰富。
这让众多读者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得以在碎片化的阅读中，拼接日记主人的人生轨迹，汲取深厚广博的智慧。
日记作为映照作者与现实之间的一种镜像，有时是平面镜，有时为哈哈镜，成像效果各异。
故在整理、出版及阅读日记时，需仔细分析、甄别和研究，不断擦亮日记的镜像。
写给自己与 写给别人的日记 “市面上很多名人写的日记，除了基本的事件记述，凡对历史和人物时事的评论感想，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会不会是故作姿态的笔尖表演？因为他们知道这日记早晚是要公开的，所以有所取舍。
我倒喜欢在旧书市淘一些普通人写的日记，有趣又真实。
”8月15日，在济南中山公园买书的市民韩少飞说。
日记犹如当下的朋友圈，作者在选择“对所有人可见”或“对自己可见”时，所顾忌的程度肯定不同。
比如鲁迅先生的日记，最初具有备忘性质，不具备“作品性”，也不亲近读者。
鲁迅生前并不准备发表自己的日记，在鲁迅手定的著述目录二纸中，就不包括日记。
在日记体杂文《马上日记》中，鲁迅先生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谈到自己的日记。
对于自己日记的读者，鲁迅强调说：“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
”至于日记的内容，他写道：“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
” 对于自己特意写给别人看的日记，鲁迅曾有过率直幽默的自白：“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
”对于那种“以日记为著述”的日记，比如“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的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鲁迅颇不 以为然。
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的《越缦堂 日记》从1853年到1889年，36年间铢积寸累，洋洋数百万言。
对这套日记，鲁迅曾以调侃的口吻评价道：“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但同时也指出此书“不像日记的正脉”。
依鲁迅先生的逻辑，“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心态偏离了日记正脉。
正是由于日记具有相当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名人时贤的日记很少公开，很少引起关注。
就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而言，1927年9月郁达夫《日记九种》的出版，曾轰动一时。
近年来，现代人物日记陆续出版。
这里面包括新整理的，也包括重印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来躺在主人的全集里，现在单独走出书阁的日记。
一些大的出版机构已不是零星出版名人日记，而是以丛书的形式系统推出，有的丛书多达百本。
迄今日记的出版，其种类一般分为三类：一是社会政治内容为材料的，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曾国藩《曾国藩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等，此类日记作者身在官场，见证了诸多历史转折的细节，其所见所思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第二类属学术类日记，如锦绶《记汉书日记》、吴寿萱《治算学日记》等，严格来说，是在“经学”范围之内的，只在小圈子的读者中流传；最后一类洋洋洒洒，是纯粹私人性的产品，即日常生活的“实录”，如最近重新出版的山西太原赤桥村清代举人刘大鹏所著《退想斋日记》等。
如今所谓“日记学”也颇具规模，有一些热衷于此的学者和爱好者：如已故陈左高先生撰有《中国日记史略》《历代日记丛谈》等，多位历史学者、民俗学者从各自专业出发多有阐释，自牧、古农等几位学者还编有《日记杂志》《日记大辞典》等。
“活的”与“真的”矛盾吗？ 日记，是人们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回顾自己思想变化、心灵升华的一面镜子，乃个人心灵独唱。
致力于日记写作与传播数十年的自牧先生，有此见解：“日记首先要真实，其次才讲文采。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不可自欺欺人。
修饰润改过往的日记，便等于篡改过去的历史。
一个人，要敢于对过往的一切予以承认，发生了的，便是存在；存在了的，就成了历史。
” 考据学者、文化史学者、传记作家特别重视日记，是因为他们从日记 这个“宝藏”里，能够见到“活的”关于个人、关于当时社会的记载。
可宝藏也有很多烦恼，如何确保“活的”就是“真的”呢？在源头上，日记作者有所隐瞒的现象，不胜枚举。
而碍于隐私和其他各种原因，日记整理过程中也存在删削。
清史研究专家孔祥吉教授曾指出，中国的封建文人是要面子的，为了种种原因，他们把已经写好的日记进行改删。
因此，要特别注意考据的问题，否则会误入歧途，写出不真实的历史。
日记的改篡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日记的主人生前的改删。
如在《翁同龢日记》中，有关作者与康有为来往的记载，有的部分就被改删了。
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听到《马关条约》签署的消息后，发动来京参加会试的公车联名去都察院上书，同时寻求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支持。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九日，康有为曾到翁同龢府上拜访。
戊戌政变之后，翁氏惧怕受牵连，故而把前来拜访的“康有为”之名，改为“李慈铭”。
但他却忘了李慈铭（号莼客）已于前一年去世了。
因此，改删出了漏洞。
翁同龢在那天的日记中记载道：“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
”后来，孔祥吉在翁同龢后人翁万戈先生家中，看到了日记原稿本，发现“李莼客”三字是剪贴上去的，做工非常精细，非用强光照射，几乎看不见贴补之痕迹。
孔教授认为，翁同龢当天所见之人实为康有为，康氏在翁同龢眼中乃真正的“策士”。
翁同龢在戊戌四月被罢官之后，惧怕受牵连，动手对日记进行删改。
还有一种篡改的情形是日记主人作古之后，他的后代为了替他们前辈评功摆好，美化拔高，往往也在日记上做手脚。
故在用日记进行研究工作时，需要仔细加以斟酌辨别。
为了确保日记真实能做到最大化，很多学者主张在整理日记时，不作任何删节以存历史原貌。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的后记中曾特意交代：“可是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做到和原始日记完全保持一致，特别在文字上、形式上，已有很大的差距了。
为了弥补这一遗憾，我准备将这十年的原始日记，全部捐赠给上海档案馆，以备将来研究者可以互相参照。
” 其实，“活的”与“真的”并不矛盾。
这些年整理出版的日记，如《钱玄同日记》便是先有手稿本问世，后有整理本。
读者一旦有疑问，可以将两者对照。
日记能包打一切？ 日记不仅写出作者的个性和风范，还能记录下大量的文学资料，所记之事也往往会对历史事件过程作真实细致的记录。
因此，日记为史家研究历史所重视，是探赜史事、考订史实、补证史料的重要文献依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史料，最重要的是真实、准确。
可在整理出版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误识误判。
如朱自清日记是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写的，而收入《朱自清全集》中的日记，径直将译文纳入，却没有收入原文。
翻译过程中有很多误译，特别是人名。
而因出版时效的限制，很多日记手稿在识别时，造成的错讹也不少。
有出版社出版的丛书中，一本日记中的错误竟有200余处。
这使日记的可信性大受影响，也会误导读者。
在编辑加工日记中，有些人物、地名的简称、昵称等，整理者本可作个简要注释。
有热心的整理者，给出注释，却错误连连，更伤读者之心。
日记中提到的主要人物，编者是否能够编制人名索引；是否可以配上行迹图，或给出更多相关阅读的线索？诸如此类的细节，也是出版社赢得读者青睐的重要因素。
作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日记的价值和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然而，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
日记不能包打一切，需要与很多文献相互参证。
以《退想斋日记》为例，目前的版本为节选之后的，并非日记原稿的全部内容。
现在，日记的手稿保存在山西省图书馆，并且整理成微缩胶卷，已经有学者开始利用原稿来开展研究，但是由于地域的局限性，能够利用原稿的学者仍非常有限，若将完整的日记内容与作者的其他著作一起整理出版，那该日记的史料价值将显得更加丰厚。
日记阅读与研究，千人千面。
期待历史研究者、读者们，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发现不同日记里更多新的亮点。
嵩山与《南征北战》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谭佃贵本报通讯员李守祥王玉龙 《南征北战》这部195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影片，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军事题材影片，艺术地再现了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大决战的情境，场面宏大，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几代人共同的难忘记忆。
少为人知的是，《南征北战》的主要外景拍摄地就在山东。
在泰沂山脉北麓的群山环抱中，有一片89平方千米的嵩山生态旅游区，这里是沂源、青州、临朐、淄川的交界处。
《南征北战》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电影为何选择这一拍摄地点？当年，《南征北战》中的火车站和城市镜头是在益都(今青州）拍摄，数量较少，几天就拍完了，拍完后，摄制组一路南行，寻找理想的外景拍摄地。
关于外景拍摄地只定在沂蒙山区，但具体在什么地方并未最终确定。
当一行人乘车到达临朐县城时，有人指着城东南的朐山对成荫、汤晓丹两位导演说：“这座山就是朐山，它形状特殊，虽是弹丸之地，确是易守难攻。
”这几句闲聊的话，立即激活了成荫导演的思维，他当时就决定：拍摄地就选在南麻、临朐战役的中心地带，因为这两次战役是华东野战军内线部队在转入战略进攻前夕组织实施的两次攻坚战，与剧本中的情节非常吻合。
一行人从临朐县城出发继续向西南而去，当到达第五区嵩山乡（今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区）时，导演命令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就地拍摄。
导演对大家讲了几个理由：这里青山逶迤，沟谷纵深，时值春夏季节，气候宜人，风景如画，非常适宜拍电影，占尽天时；这里是革命老区、沂蒙山区，且位于临朐、沂源县交界处，是南麻、临朐战役的主战场。
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辖区内有齐长城等历史遗迹，古代属于齐国边境，齐鲁交界处，是临朐、沂源、淄川等地的交界处，多元文化聚集，与剧本中创设的场地比较相似，占尽地利；这里是一方英雄的土地，1938年11月，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司令员马保三在这里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1938年12月，临朐县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临朐县独立团在这里成立，1940年鲁中“抗战日报”编辑部设于此地……这里民风淳朴，人们忠勇爱国，占尽人和。
摄制组到嵩山后，导演带领着主要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山、岭、沟、河间察看地形，选择那些最有代表性的山峰、山坡、悬崖、巨石、小河为背景拍戏，以拍出最动人的战斗场面。
经过反复论证，最后导演决定在西井村北至龙门河大桥西一带拍摄主要镜头，个别镜头在附近村子拍摄，并对这里的地名一一进行“包装”。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没有修建今天的仲临公路和龙门河大桥，西井村也没有搬迁，地理地貌与今天差异很大，现在照着电影按图索骥，会一无所获。
《南征北战》中的凤凰山是龙门河大桥西面的山，南北走向，山上建有圩子，民间盛传是齐长城复线城堡，但无考证。
这些圩子年代 久远，当地人把这座山叫“西山圩子”或“圩子山”，它是临朐与淄博的界山，山之西为淄博地界。
远望山之主峰和左右余脉，犹如一个展翅欲飞的大鸟，因此叫“凤凰山”很贴切。
摩天岭在西井旧村西北，俗称西山，山上荆棘丛生，丝萝缠绕。
从南坡攀登，地势较平缓，如从北坡攀登，石壁如削，非常险要。
大沙河就是现在的龙门河。
龙门河是弥河支流石河流经嵩山龙门的一段，号称古齐第一“津关”。
此处扼交通要冲，是青州通往西南的咽喉地段，有鬼斧神工之妙。
因河北岸，有悬崖高十余丈，两崖相对，状若石门而得名。
《南征北战》中士兵掬水而饮的甘泉，位于西山峭壁下，大寒不冻，大旱不涸，四季喷涌，永远是那么有活力，当地人称为“不老泉”。
电影中的“大坝”，位于“不老泉”上游600米处，因拍摄电影临时所筑。
大坝东西向，西侧连着“贾家楼”，东侧连着山根。
此处的“贾家楼”为地名，相传为隋朝末年秦琼、李靖带兵驻过的地方。
后来，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此处被采土垫地，改为龙门河道，旧址及原貌今已荡然无存。
《南征北战》中桃村，是电影故事中塑造出来的村庄，其位置在今龙门河大桥东北开阔地附近。
村子前面是大沙河，后面是黄土岭，西面是凤凰山，北面是摩天岭。
当时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尚未修建，人们沿着石河即“大沙河”两岸通行，交通主干道在今天的西井村东。
当时留下的凤凰山、摩天岭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拍摄条件虽然落后，但导演独具匠心。
拍战斗场面时，不断切换镜头，让远近画面交替出现，解放军正从这个陡坡上发起进攻，一下 子转换到了另一座山头的石壁下，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拍解放军指挥部场面时，灯光明亮，官兵斗志昂扬；拍“国军”指挥场面时，设施豪华，灯光暗淡，有时用烛光代替，给人以颓丧之感，效果非常好。
因为是夏季，要拍出一年四季的场景，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在桑行子村拍冬天的情境时，只好把桑树上的叶子全部摘掉，士兵都穿着棉衣，热得大汗淋漓。
当时桑树下种着谷子，导演明确要求，不许损坏一棵青苗，否则重罚。
整个拍摄中，地里的禾苗完好无损，桑树按照当时的桑叶价格和估算数量付了钱。
摄制组在拍摄《南征北战》之余，还拍摄了故事片《白毛女》中的许多镜头，导演选择了龙门河北螭龙潭附近的一个天然石洞去拍。
据民国《临朐续志》记载：“龙门左右，上有巨壁，下临深渊，不可登攀。
岩石缝隙中，松柏荆棘，交织丛生。
悬崖下，有深潭名螭龙潭，悬崖上天生多个石洞”。
诸洞皆无名，导演就给其中的一个洞起了个“透凉洞”的名字，洞口附近荆棘丛生。
洞前有河，附近还有一座庙，十分符合《白毛女》原著中的故事情节。
当时没有电，也没有修建嵩山水库，摄制组在丈头湾崖西侧的一个场院里用机器发电，场院东设有放映场，白天拍了电影素材，晚上就放映，除了放《南征北战》片段外，还放映其它故事片，吸引了周边村庄的很多人来观看。
现在当地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是拍电影的目击者，对当时拍摄电影和放电影的事记忆很深，至今还能有头有尾讲出一些情节来。
观察网络文学的新维度 据光明日报，当下网络社会已经步入场景时代，网络文学在生产、传播与消费机制上都产生了相应变化，相关措施应进行针对性调整。
“场景时代”是指随着移动设备、社交网络、定位系统、传感器与数据处理这五要素的迅猛发展与紧密整合，通过对用户的空间环境、实时状态、生活习惯或其他“场景”因素的搜索、感知与数据分析，社会或企业能够提供在特定情境下针对特定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从而形成以“场景”为核心生活要素的时代。
网络文学已经从传统的桌面互联网进入以移动网络为主的场景时代，其中社交媒体、用户、大数据与平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网络文学的调整应该特别注意这些新的维度。
“本章说”“抄书评”等网络现象的流行，意味着网络社区的共享式阅读成为普通大众文学生活的发生方式。
跟纸媒语境中的公众主要限于阅读、讨论不同，新媒介时代的公众成为推动文学生产、传播、消费重要的行动者。
大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能够深入揭示国民当下文学生活的状况与规律，了解读者对文学关注的侧重点。
新媒介语境中，文学网站组织、策划与运营新媒介时代文学生产、传播与消费活动，并对文学形成强力制约，让网络文学的发展步入商业化的单向道。
点亮传统文化的“密码” 据河南日报，近日，舞蹈节目《龙门金刚》与广大观众见面。
飞天柔美、金刚孔武，衣裙飘曳、刚柔并济间，仿佛石窟中的飞天和金刚雕像已化作真人，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再次占领“热搜榜”。
大年初
一，舞蹈节目《唐宫夜宴》在一天的时间里被观看了1000万次；端午佳节，《洛神水赋》令整个晚会在各大视频平台投放的总播放量超过60亿；七夕前夜，晚会微博相关话题阅读16.5亿人次，节目将晚会主题延展至梦想层面获得网民点赞。
在这一次次“出圈”背后，不仅是源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还在于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国潮美学的大行其道。
爱情+爱国，古代+现代，艺术+技术，秉承“中国节日”系列一贯的“文化+科技”理念，《七夕奇妙游》采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最时尚的创作理念对其进行艺术化展示。
其中《龙门金刚》以天地为舞台，以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为背景，采用奇幻、奇妙、奇绝的形式给观众和网友带来了别样的惊喜、惊奇和惊艳。
老字号玩转互联网营销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同仁堂开发养生咖啡，王致和、全聚德打造卡通版品牌形象……当下，国潮风席卷消费市场，拥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历史的老字号也融入这股大潮，释放生气蓬勃的发展信号。
“现在年轻人对中国制造、对国货的认同度越来越高。
”在北京老字号协会副秘书长孙月婷看来，国潮给老字号带来巨大机遇，老字号做好传承与创新尤为重要。
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姚林青认为，“国潮”是以品牌为载体，既能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张扬个性及对时尚的追求，又回归传统文化的一种流行现象。
天猫新国货业务负责人施兰婷表示，老字号国潮化并非丢弃传统文化，而是结合潮流转型发展，拿好传承接力棒。
如何贴近潮流？对许多相关人士而言，秘诀是与年轻人玩到一起。
“老字号要打开思路，顺应时代发展，在全媒体时代创新营销方式，需要在销售、宣传、跨界合作、多元化、IP化等方面作更多努力。
”孙月婷说。
不过，并非所有打动年轻人的行为都能获得长久认可，施兰婷表示，“赶潮”手段必须建立在品牌和产品自身品质过硬的基础上。
互联网流行词 让语言更丰富了吗 据文汇报，从“给力”到“绝绝子”再到“YYDS”，这些流行词能够快速迭代的一大原因是在从小众文化走向大众传播使用的过程中词义的泛化。
网络流行词看似“百搭”，实则在其诞生之初便有“胎里病”———内涵的缺失。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徐默凡指出：“语言表达内涵与外延成反比，词义越是模糊、越是简单，其使用范围就越大。
” 互联网时代，语言因为层出不穷的流行词，是变得更丰富、更有活力了，还是变得更加单
一、匮乏了？这个问题取决于衡量的标准。
从诞生数量和迭代速度上来说，新词的层出不穷，为语言发展带来了新的内容。
可这种“丰富”的代价是，一些表达更精确、更生动的“高级”词语，被更“万能”、更“潮流”的网络流行语所取代后，失去了“露出”的机会，也就逐渐冷僻、被遗忘。
因而，过度聚焦于流行语让网生代或多或少地患上了“词语匮乏症”。
不过，若把看问题的时间线拉得更长，也不用过分担忧。
徐默凡认为，语言犹如生态环境，拥有“新陈代谢”的能力。
一旦网友的新鲜劲过去，那些风头无两的流行语最终也会销声匿迹，成为网友口中“时代的眼泪”。
（□记者刘一颖整理）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国内统一刊号：CN37-0001邮发代号：23-1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邮编：250014电话查询：(0531)82968989报价全月45.00元零售价：3.00元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开机4：50印完7：30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