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主编：何敬东编辑：孙勇2015年3月9日星期一Tel：(0755)83501681 A3 【楼宇杂谈】限购住房的考虑，还不仅仅是限制人买房的自由，而是要限制特大城市难以控制的人口流入问题。
限购永恒说法任性难掩背后无奈 李宇嘉 两会前，媒体普遍预计一线城市在两会后或彻底退出住房限购政策，楼市行政性干预政策的最后一个“堡垒”将被破除。
但还没等两会开完，这一预期就落空了。
3月6日下午，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在两会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北京市住房限购政策不会取消，是永恒的。
像商量好如何应对媒体的口径一样，在同一时间，上海市市长杨雄也表示，上海楼市政策没有大的调整，住房限购政策不会取消。
2010年4月份，要求各地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新国十条”中明确提出，“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也就是说，限购只是在房价快速上涨的特殊时期采取的“临时 性”措施。
一旦房价不再快速上涨了，这一临时性的措施也就取消。
此后，住建部、人民银行以及重点城市也曾表示过，限购是在其他长效机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行政干预措施。
而且，由于限购政策破坏了市场化原则，未来退出是必然的。
2014年6月后，除北上广深和三亚外，全国46个限购城市中有41个城市一股脑地退出了限购。
因此，媒体纷纷认为今年两会后，限购的最后一块阵地将被攻陷。
但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一线城市的主政者，坚持限购不放松的表态，特别是北京楼市限购“永恒”说法之铿锵有力，让这一预期彻底落空了。
笔者认为，限购“永恒”的说法出炉，一方面是有“尚方宝剑”在撑腰。
3月5日，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 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部分中提出，“坚持分类指导、因地施策，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
短短22个字折射出本届政府对于2015年楼市管理两个信号，一是各地楼市运行特征不同，用媒体常用的表态叫“分化”，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还是要坚持紧缩的政策；二是地方政府要承担楼市稳定的责任。
这意味着，不像原来“十年九调”，国家统一出政策，地方落实，调控压力和责任事实上在国家，温家宝总理为调控楼市伤透了脑筋。
现在，楼市稳定与否，责任在地方。
但是，所谓的长效机制，不管是房产税、城市功能疏解、城市群内部分工等等，事实上已经谈了很多年了，但因受体制制约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即。
对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来说，就业机会和资源吸附能力上 的优势，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而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之路是相当漫长的。
想想，首钢在若干年前就搬到了廊坊，但那些在河北上班的人，每天还是坐班车往返北京和河北，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河北人；再看上海，外向型经济回落，再加上房地产不行了，苏州就很难过了，上海后花园名不符实，上海的优势也很难改观。
因此，大城市购房需求长期旺盛，这是不争的事实。
地方主政官员，要想不承担责任，就还得坚持住房限购的政策，管不了行政干预的弊端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说法任性，但背后难掩无奈。
另外，《新型城镇化纲要》已经将500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的物理边界已经划定了。
言下之意，这些城市以后不能再向外扩张了，以后只能向存量土地寻找可用地空间了。
限购住房的 考虑，还不仅仅是限制人买房的自由，而是要限制特大城市难以控制的人口流入问题，和“以教育限人”如出一辙。
试想，任何一个人买了北京的房子，他就在北京安定下来了，不仅要“吃喝拉撒”，还要教育、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在消费和生产的过程中还产生很多垃圾。
另外，可能他的父母也过来了，上述顾虑翻倍增长。
凡此种种，控制人口的目标就更难实现了。
对于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来说，新增用地空间被“限死”了，增加新的住房空间也就限死了，若放松住房限购，董藩教授“北京房价将涨到80万元一平方米”的不着调观点，或许还真成现实了。
重申一遍，管不了行政干预的弊端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尽管说法任性，但背后难掩无奈。
（作者系深圳房地产专业研究人士） 【世说新语】历史早已反复告诫我们，许多看似不得了的难题，在决绝的快刀面前，往往不过一堆土鸡瓦狗罢了。
解决“老大难”问题最好用快刀 木木 春节前回深圳开年会。
由于飞机晚点一小时，到深圳的时候，正好错过了晚高峰，于是打了一辆“红的”，一路向市区飞驰而去。
“的哥”非常健谈，只要稍加“引导”，就能接着话头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首都机场的“的哥”们据说排队时间只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就都会感到特别地幸福，但大大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健谈哥”对排队则很轻描淡写地随口说道，“也就半个小时吧”。
呜呼！首都机场那些偶尔能够幸福那么一下的“的哥”们，如果也能听到这位深圳同行的回答，估计刚刚幸福起来的小眉眼儿，马上就能拧出苦水来。
一如其他几个一线城市，“健谈 哥”也是人歇车不歇———两个司机一人半天地开。
这辆车每个月要给公司上缴1.5万元的“份子钱”。
初闻此言，吓了我一跳，随之就为北京的“的哥”们幸福了一下，也是，能省下近一半的“份子钱”，搁谁都会幸福一下的吧。
于是，又忍不住同情心“泛滥”地问他们每个月还能剩下多少钱，“最后拿到手里，差不多每个人七八千块钱的样子吧”。
大约这样的收入，还是很让“健谈哥”满意的；当然，如果北京的“的哥”们也能有这样的收入，估计也不会不满意的吧。
与“健谈哥”的话题自然就转入当时正满世界吵吵的出租车行业改革上来。
虽然对现实的收入还算满意，但“健谈哥”显然还有一个小小的“野 心”：其实，真应该取消出租车公司，因为它们纯粹就是抢钱的！就拿我们公司说吧，收了“份子钱”，却基本上什么都不管，名义上“管”的那么几件事，也是拿我们的“份子钱”做顺水人情。
如果出租车生意能个人干，就最好，我们可以再多挣些，乘客可以少支出些，国家也可以在税收上多收入些。
其实，谁都知道，“健谈哥”的憧憬，实在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许多时候，明明一个很光明、美好的前景，真要触摸起来，却仿佛永远在天边一样，遥不可及。
“健谈哥”还是很现实的，并没有被自己的憧憬冲昏脑壳。
介绍完自己的“小野心”，几乎马上就给自己泼了瓢凉水：公司肯定不干，政府肯定也干不了———已经拿了公司的钱，怎么改啊？ 像我们公司，经营权其实是从政府手里买断了的———每辆出租车，公司要上缴54万元，之后，这辆车就可以运营12年，相当于每年的特许经营费是4.5万元，摊到每个月，就是3750元。
也就是说，公司每个月上缴3750元后，就拥有了从我们这里收费1.5万元的权力。
这么肥的肉，谁愿意松嘴啊！ 是啊，这么肥的肉，谁愿意松嘴啊！这大约也是这么多年来，出租车行业被许许多多的人吁请深入改革而一直改不下去的最主要原因吧；这也是黑车四处泛滥、政府屡打不绝的最主要原因吧；这还是私家车安装打车软件、专车、拼车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最主要原因吧。
虽然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要想彻底解决问题，估计还要等了再等。
正在召开的“两会”上，出租车行业改革，仍是热点话题之
一。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交通厅厅长游庆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交通厅已经请南京市相关部门做好准备，公示出租车“份子钱”的构成，要“摊开来”给老百姓看一看。
“两会”前，深圳市人大代表也建议，推行“出租车行业月缴定额联动机制”，以调节企业和司机的利益分配。
代表、委员的出发点无疑都是好的，但针对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仍坚持一路零敲碎打下去的办法，估计就难免冷了人心。
其实，历史早已反复告诫我们，许多看似不得了的难题，在决绝的快刀面前，往往不过一堆土鸡瓦狗罢了；而在这个“快刀斩乱麻”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谁拿着刀。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任何事情，走上一种极端便往往会适得其反，发微信红包也不例外。
疯狂的微信红包 冷秋语 这个新年，全民抢红包有木有？这个新年，戳屏，戳屏，再戳屏有木有？粉丝红包，企业红包，亲朋友好有的红包，各种红包满屏飞有木有？新鲜有趣的微信红包，送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
我曾读过严歌苓的一本小说《妈阁是座城》，小说里女主人公梅晓鸥在赌场当叠马仔，她一生遇到无数的男人，卢晋桐让她有了孩子，但为了赌却让他在她面前剁掉了手指，可即便如此，卢晋桐还是发疯似地想赌。
后来她遇到了段凯文，段凯文是梅晓鸥的客户，被梅晓鸥带进赌场，从此便陷入了 万劫不复，梅晓鸥也跟着他一同陷入了万劫不复。
梅晓鸥用青春赌爱情、她用情感赌人性，赌到血本无归，所有她为之奋斗和追求的最终都离她而去。
发红包原本是一件充满欢乐的事情，也是中国的传统习俗。
但凡过年，长辈们一定会给晚辈们发红包，孩子们便乐开了花。
虽然孩子们的压岁钱，大多从手里过一下就被大人已替他们保存的名义给骗走了，但那种喜悦之情还是不言而喻的。
任何事情，走上一种极端便往往会适得其反，发微信红包也不例外。
起初的时候，微信朋友圈里大家相互发发红包。
后来，就有人建微信群开始发红包，抢微信红包拼的不仅是 运气，还有网速和反应能力，还有手指的灵敏度。
再后来，微信红包已经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赌博工具。
有的微信群里玩688，388，当然不缺乏土豪玩更大的，由抢到最多的一人发红包，金额不能低于规定的数字，以此接龙。
原本也是为了公平好玩，但没想到此招一出，顿时嗨翻全场，如同吸毒一般让人上瘾。
我有朋友曾对我说起，她说他们一天一夜没合眼了，就盯在手机面前发红包，如今已经发出去了两万多块钱的红包。
抢微信红包跟赌博相比，其实同样拥有感官上的快感，刺激，和不劳而获的贪念。
有钱的玩大的，没钱的玩小的，跟 赌博性质完全相同，我也亲自体验了一把。
不过，我们的游戏规则，则刚刚相反，抢到红包最少的人发。
零钱包里本来钱就不多，两百多块，没多一会就华丽地宣告破产了。
我很庆幸，我不是梅晓鸥，也不是卢晋桐更不是段凯文，自打破产以后，我就去那些纯属娱乐的微信群里抢红包，数额不大，经常会抢到0.01的真爱，但我们要的不就是一种新年的喜悦，与金钱无关，有时自己也会发几个微信红包出来，不在乎金额，只在乎这一份欢乐。
在微信中，红包虽如雨下，红包虽疯狂，但不是什么红包什么人都能抢的，利用发红包的机会对领导进行贿赂的也着实不少。
另外还有一种我们在微信中常见的红包接力，提示“关注后可领取红包”你点进去关注以后，会提示说你抽中多少金额，但这金额没到一定的额度是不可以提现，必须分享至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获得红包，累计到一定的金额方可提现，这种红包几乎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跟红包没半毛钱关系。
普通百姓争抢微信红包、互送微信红包的金额其实都不大，三五元到百十元不等，图的是一个新鲜有趣、欢乐喜庆。
新年终于过去了，抢红包也结束了，大家都努力工作吧！为来年抢红包做准备。
（作者系网络小说家） 【金瓶商话】要不要影响和干预世俗的欢乐，这也是政治学的一个题目，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题目。
西门家的元宵节 黄波 “话说一日，天上元宵，人间灯夕”，《金瓶梅》第24回辟面第一句就让读者对下文充满了期待：西门家的元宵节是个什么样子？ 作者没有辜负这种期待。
他用花团锦簇的文字告诉人们，西门家的元宵节真是极尽了人间世俗的欢乐。
而从文学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在描绘这种欢乐时之所以大肆铺陈，与题旨实则紧密相联，因为主人公西门庆正处在官场和商海的上升期，要写出他的身份，传递他的心思，非烈火烹油不可。
查考了一下《金瓶梅》，写到元宵节的远不止一处。
第14回吴月娘对李瓶儿说：“二娘家门首就是灯市，好不热闹”，可知当时的灯市应有固定的地 段，多在城市繁华的大街上，而狮子街是清河县店铺林立之地，西门家的几个铺面也都设于此处，于是，第15回就有了吴月娘等坐轿到狮子街看灯的内容，“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
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
第42回，西门庆在狮子街“吃了元宵，……吩咐把烟火架抬出去，西门庆与众人在楼上看，……玳安和来昭将烟火安放在街心里，须臾点着。
那两边围看的挨肩擦膀，不知其数，都说西门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 作者为什么会对一个元宵节花费如此多的笔墨？从文学技巧的角度，这是为了给笔下的人物提供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景，更好地再现人物。
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无法脱离时 代，而在元宵节中享受人生正是那一时代里真实的世俗生活。
在传统中国，岁时节令里最为人看重者，首为除夕，其次恐怕当属元宵。
由于唐代以来已有正月十五观灯的风俗，元宵节又谓之“灯节”。
唐人所著的《明皇杂录》记载，唐玄宗在东都洛阳，“遇正月望后，移仗上阳宫，大陈灯影，设庭燎，自禁中至于殿庭，皆设蜡炬，连属不绝”，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宵，大内前自岁前冬至后，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
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
”这两个史料很有意思，一为皇帝，一为百姓，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物到了元宵节这个具体的场景，在“找乐”这个主题之外，实际上已无甚区别。
要不要与民同乐，这是传统中国 政治学的一个大题目；要不要影响和干预世俗的欢乐，这也是政治学的一个题目，同时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题目。
读《金瓶梅》可知，古人于元宵节花费绝不在少，于是在赞赏与民同乐的声音之外也有人认为，应该禁止元宵中的种种民间节庆活动。
明人谢在杭所撰《五杂组》是明代较有名的笔记著作，其中一则说到福建上元节（即元宵节）灯市之盛，“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
陈烈作大灯丈余，书其上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
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
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
’然吾郡至今每家点灯，何尝以为哭也？烈，莆田人。
莆中上元，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何曾见父子流离耶？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
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
损富家之羡镪，以度贫民之糊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
” 以现代眼光观察，蔡君谟给百姓点灯硬性规定指标当然不足为训，但这是建立在当地民俗基础之上的，而陈烈的批判则纯属唱道德高调了，因为他没有看到灯的制造和买卖之间所蕴涵的民生意义，这也就是谢在杭所指出的，如点灯、竞渡、游春之类习俗，“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看似奢侈浪费，但正好满足了富人寻找逸乐和贫民赖以糊口的双重需求，何必禁之？ 近日读书偶然翻到明成祖的一条“圣谕”，“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
成祖此人我有点厌恶，但这条能体民情的圣谕却让人喜欢，如果没有这条圣谕，哪里还会有西门家的元宵节呢？ （作者系湖北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