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TIMES ■责编：刘慧电话：(010)81785188—3023E-mail：liuhui1116@ 财经问道 2020年9月22日星期二
3 ■美编：中一组版：梅雪荣 小贷公司强监管时代来临 编者按为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防范化解相关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发文对小额贷款公司行业亟须明确的部分经营规则和监管规则作出规定。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贷款利率上限锚定LPR的规定，也给小贷公司业务造成一定的冲击。
小额贷款市场新政频出，一时间引发市场热议，新规对小贷行业将产生哪些影响？行业该如何应对？又该如何健康发展？ 资产质量承压令小贷公司面临考验 ■本报记者张炜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上市银行业绩上半年罕见地集体滑坡。
相比之下，小贷公司经营实力弱、抗风险能力弱、资金成本高，遭遇更大的考验。
2020年上半年，部分在港上市和新三板挂牌的小贷公司业绩大幅下滑。
有市场人士称，小贷公司开启“困难模式”。
小贷公司的主要业务面向“三农”及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利息收入是小贷公司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小微企业群体经营状况对小贷公司构成了较大的影响。
2020年上半年，部分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经营困难、偿债能力下降。
小贷公司贷款利率高于商业银行，客户因无法展业而遭遇的资金链困难等问题更加突出。
为支持小微企业度过疫情难关而下调贷款利率，导致小贷公司利息收入减少。
小贷公司利息收入下降 在香港上市的佐力小贷称，为响应政府号召，同时为了保持行业竞争力，适当下调部分贷款利率，上半年贷款平均利率为12.16%，而2019年上半年为12.69%。
泰和小贷中报显示，平均实际年利率由2019年上半年的13.1%减少至2020年上半年的8.2%。
疫情一度导致经济运行按下“暂停键”。
对于利息净收入下降的原因，信源小贷负责人称，受疫情影响，大多数中小企业未开工扩产，对消费及扩张的需求在一定时间上停滞或延后，进而影响了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另有小贷公司反映，商业银行抢占市场份额，银行增加给中小企业授信影响了公司业务扩展，导致业务开展缓慢。
小贷公司主要在香港上市及内地新三板挂牌。
扬州的泰和小贷在港上市，2020年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1406.06万元，同比下降53.73%。
该公司中报称，上半年业绩下滑主要受到疫情影响，贷款业务的利息收入减少及贷款减值亏损拨备增加所致。
上半年，泰和小贷实现利息收入3729.9万元，同比下滑32.8%。
贷款质量方面，6月末减值贷款比率为4%，上年末为3.3%；逾期贷款率6%，上年末为5%。
再看其他在港上市的小贷公司，汇鑫小贷注册于泉州，是福建省最大的持牌小贷公司，其第一大股东是七匹狼集团。
汇鑫小贷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46.31万元，同比减少84.48%。
佐力小贷的业务主要在湖州市德清县与杭州市滨江区开展，是浙江省最大的持牌小贷公司，上半年业绩同比下滑15.92%，6月末逾期贷款率由上年末的2.8%升至4.9%。
新三板挂牌的小贷公司中，有的公司上半年实现业绩增长，资产状况较佳。
例如，苏州市姑苏区的鑫鑫农贷上半年盈利1777.70万元，同比增长7.98%。
6月末，鑫鑫农贷不良贷款率仅0.01%。
连云港市东海县的晶都农贷上半年盈利236.53万元，同比增长276.69%。
义乌市的棒杰小贷上半年较去年同期扭亏为盈，盈利614.68万元。
部分小贷公司面临经营风险 不过，资产质量承压令多数小贷公司面临考验。
部分小贷公司存在信用风险高企、资本及拨备严重不足、经营持续恶化等重大经营风险。
新三板继续在刮小贷公司“终止挂牌风”。
今年以来，通利农贷、商汇小贷、宝利小贷等终止在新三板挂牌。
虽然小贷公司“撤离”新三板的现象前几年就存在，但今年以来受到疫情冲击，终止挂牌更引人关注。
商汇小贷注册于重庆，上半年亏损4.8亿元，较上年同期亏损的0.57亿元大幅增加。
6月末，商汇小 贷不良贷款率高达82.64%。
该公司半年报称，上半年加大了依法清收力度，仍然出现大量借款人经营困难导致不能支付借款利息。
西南证券作为商汇小贷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商汇小贷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
一，上半年度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公司治理不规范。
该公司董事长从2018年10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开始至今，累计缺席6次董事会会议，既未亲自出席亦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
镇江市丹徒区的文广农贷半年报显示，上半年亏损672.60万元，较上年同期由盈转亏。
该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16.68%，主要是由于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增多。
该公司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由于贷款逾期增多。
由于受外部经济大环境影响，客户经营受挫，短期还款能力下降。
济南市高新区的东方贷款称，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经营处于困难期，盈利空间下降，同时，金融机构响应国家政策，不断推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举措，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公司客户存量。
有市场人士称，疫情的暴发凸显小贷公司向线上与数字化方向转型的重要性。
但是，小贷公司大多规模小、资金实力弱。
以浙江为例，截至今年6月末，浙江小贷公司共有322家，每家公司平均注册资本为1.7亿元，平均贷款余额为1.9亿元。
对于大多数小贷公司来说，缺乏金融科技人才和开发能力，很难独自完成数字化转型。
行业竞争激烈，各家公司忙于在生存中挣扎，技术储备不足，缺少应对长期发展的投入。
因而，如何利用金融科技进行数字化转型，是小贷公司提升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小贷新规：融资放宽监管趋严 ■本报记者王小霞 9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行为进行规范。
业内专家表示，此次《通知》是《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升级版，对比这两份重要文件的表述，可以发现行业监管思路正在发生重要变化。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扬表示，2020年的《通知》相比2008年的《意见》，一是放宽了业务范围、融资渠道、资本占比。
经营业务范围扩大，目的是为了帮助小贷公司拓宽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放宽，增加了债券、ABS等渠道，但是同业拆借等较低成本的融资渠道目前还没有向小贷公司放开，最终客户的贷款利率降低，有赖于未来为小贷公司提供更多价格更低的融资渠道。
同一借款人贷款资本占 比提升，这一条件的放宽，尤其是对于为产业链服务的小贷公司而言是一种利好，可以扩大对于产业链上的可服务对象。
二是强化了信息披露和负面清单。
强化面向借款人的信息披露，说明加强了小贷公司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
同时，新版负面清单强化和明确了禁止小贷公司开展的业务，从2008年的非法集资，扩大到了存款、理财、信托、资产转让等方面，让地方金融监管有了更明确统一完善的负面清单。
三是利率、监管职责明确。
明确要求利率合理制定，取消客户从小贷公司融资的复杂费用结构，对于客户降低融资成本有实际意义。
同时，《通知》明确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小贷公司监管中的主导地位，并细化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小贷公司监管和风险处置的具体环节措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在小贷公司准入环节充 分协同，将从股东资信、资金来源、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对小贷公司进行审查，这可以防风险于未然。
四是首次提出贷款禁止用途、贷审分离、规范催收和跨区经营。
《通知》首次提出贷款禁止用途，这说明监管希望小贷公司贷款能服务实体经济，而不是进入股票投资、房地产领域。
而审贷分离的要求是最基本的制度保障；首提要求规范债务催收，要求小贷公司必须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规范催收程序方式；首提经营区域放宽条件，允许优质的小贷公司跨区经营，也是对其良好经营能力的肯定，鼓励其获得更大发展。
本次《通知》为监管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监管指引，也能够引导小贷公司更规范地经营。
同时，《通知》明显带有监管兼服务的思路，监管不仅仅是单纯地管，而是为了小贷公司行业更高质量地发展而服务。
□□□□□□□□□□□□□□□□□□（上接1版）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数据，以2020年7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3.85%为例，意味着最高不超过15.4%，相较于过去的24%和36%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业内认为，此次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下调对小额贷款公司影响比较大。
但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小贷公司是否适用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在法律上存在争议。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由本地金融监管机关（金融局）批准，并非国家层级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其金融机构的身份，在不同部门法视角下，有不同的答案。
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小贷公司业务是否属于民间借贷，新司法保护上限落地都会对小贷公司业务产生冲击，对此，业内已达成共识。
小贷公司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此次《规定》将对业务开展影响比较大。
从其自身运营情况来看，资金来源主要包括注册资本、股东出资、金融机构借款等，相对单
一，资金成本可以达到4%-8%，另外，包括风险成本、运营成本及人力成本等，大约在20%-24%。
另有小贷公司负责人表示，对于利率红线的心理预期是20%左右，20%以下可能较难维持盈利。
范若滢认为，对于小贷公司贷款定价，需要充分把握市场特点，寻求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业务发展的平衡。
其
一，小贷公司需要立足于服务实体经济， 且其主要服务对象是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不宜定价过高。
其
二，作为服务小微末端的金融机构，小贷公司对应的获客成本和风控成本均较高，不能一味要求低利率定价而忽视其自身业务发展。
在贷款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的背景下，小额贷款公司利率定价的适宜范围应如何确定？ 事实上，在《规定》发布后，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官网发布《关于开展小额贷款公司行业贷款利率定价大讨论活动的通知》，其表示，在贷款市场利率持续下行的趋势背景下，小贷公司的利率定价适宜范围会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为此，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号召各会员单位与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和一线从业人员等一起，在全行业中开展利率定价大讨论活动。
有业内人士表示，即便小贷公司被司法实践认定为金融机构，不按照8月20日LPR的4倍，即15.4%执行，但实际上，由于2017年8月4日《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金融机构放贷，超过年化24%部分可调减，由于当时的司法保护利率就是24%，实践中认为，金融机构放贷起码不能高于民间借贷利率。
“小贷公司发展必须拥抱监管，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内部经营管理，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投放效率。
”欧阳日辉表示。
合规经营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 面对新政，小贷行业又该如何健康发展？“《通知》鼓励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服务实体经 济。
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应主要经营放贷业务，并从贷款集中度、贷款用途、经营区域等方面予以规范。
引导小额贷款公司提高对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服务水平。
”中国银保监会负责人表示。
欧阳日辉表示，小贷公司贴近市场，《通知》对于疫情下艰难运营的小微企业是利好，有助于小微企业走出疫情的影响。
但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小贷公司就能解决。
在规范民间贷款、P2P转型为小贷公司等背景下，小贷公司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期，小贷公司应该拥抱监管、强化金融科技应用、完善催收和信息披露等制度建设、加强与银行等机构合作，加强行业自律，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环境，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促进未来小贷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形成合力。
”范若滢建议：一是监管方面进行业务引导和规范管理，给予小贷公司一定的业务灵活性，创造较好的行业竞争与发展环境。
二是小贷公司本身要充分重视经营管理的调整，在合规经营的前提下提高业务创新能力。
专家表示，从长远看，小贷公司仍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特别是在服务小微企业、发展普惠金融、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管理层此次在融资问题上给予适度放宽。
但更为关键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应严格遵守监管部门的监管规则，合法合规经营，只有实现了商业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才能形成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长效机制。
绿色金融助推经济双循环“畅”起来 ■本报记者陈姝含 “当前，绿色复苏是各国疫后经济复苏的优先选项，在支持绿色复苏方面，绿色金融大有可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近日在2020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委”）年会暨中国绿色金融论坛上表示，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完善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标准和激励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气候和环境风险的识别、分析和管理，继续深化国际合作。
这是绿金委连续第五年举办年会，并首次在浙江省湖州市开辟分会场。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主席弗兰克·埃尔德森（FrankElder⁃son），中国银行风险总监刘坚东，湖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纲在年会上发表致辞。
年会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主持。
绿色金融是我国金融外交新亮点 陈雨露表示，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15周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和酝酿“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
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绿色金融及其应当发挥的历史性作用进行深入讨论。
陈雨露认为，绿色金融在支持绿色发展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
他总结了中国绿色金融业已取得的成绩，包括初步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地方试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及参与绿色金融方面的国际合作经验。
“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外交的新亮点，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力。
” 刘坚东表示，中国银行在管理层增设了绿色金融管理委员会，统筹整个集团绿色金融管理和专业决策。
在绿色债券方面，中国银行依托海外分支机构累计发行了83亿美元等值的绿色债券，近日又发行中资及全球商业机构首只蓝色债券。
下一步，中行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的特色优势，加大与绿金委等专业组织合作，持续提升绿色金融资产占比，发展绿色保险、资管、租赁等综合化的绿色金融业务，加强对环境气候风险前瞻性分析、研判和应对，高标准、高质量地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王纲表示，湖州在绿色金融领域率先累计进行了30多项的探索和创新，打造了“绿贷通”等一批案例。
绿色金融已成为湖州绿色发展的新引擎。
发挥公共资本撬动自然资本的作用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之
一。
马骏介绍，2020年6月末，我国主要金融机构的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1万亿元。
自2016年1月以来，启动了绿色债券市场，到今年6月底，在境内外累计发行的绿色债券达1.2万亿元，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20%多，我国绿色金融的个数超过700只。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学院院长王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的当下，思考金融业如何支持经济复苏，特别是绿色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复苏能推动我国及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降低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在这一过程中，绿色金融能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激励约束机制、金融工具创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当前，绿色金融在支持绿色复苏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王遥向记者指出，首先，需要进一步推进政策协同，绿色金融不仅涉及金融管理和监管部门，也同样与生态环境、财政等诸多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如何进一步做好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策协同问题，对于发挥绿色金融支持绿色复苏至关重要。
其次，要解决环境成本内生化的问题。
部分绿色企业、绿色技术不能转化为效益，金融从业人员由于缺乏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认识以及量化相关风险的方法学，在投资时不能考虑ESG因素。
再次，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环境信息披露较薄弱、权威信息存在壁垒等现象，阻碍了环保部门建立环境质量评估标准。
金融机构由于难以及时获得绿色环保信息，也影响了其投资定价和风险管控。
展望未来，为进一步发挥绿色金融在绿色复苏中的作用，王遥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出台更多激励及约束性政策，促使金融机构更加注重绿色金融发展和创新。
二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扩大相关产品的应用场景。
当前，一些绿色金融创新产品模式仅有少数案例，缺乏政策支持和普遍适用的场景。
而创新产品模式和场景的广泛推广，有利于为更多的企业、行业提供资金支持。
三是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科技作用，通过建设和完善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利用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等解决当前阻碍绿色金融发展的工具、方法学等问题。
四是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在规范国内绿色投融资活动的同时，吸引国际资本支持国内的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