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刊
2012年04月16日
周一出版
科学传播的使命︻
主
编
视
点
︼
要发挥科学技术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科学传播必不尽如人意。
不可少。
提高科学传播质量的重点之一在于，要善于选择人 科学传播的职能不仅仅是告诉公众科学的进展，同们真正需要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内容，这些内容在 时还要致力于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激发人趣味性、知识性、创新性以及科学精神上能够真正给人带 们的创造潜能。
同时，科学传播能够在重点、热点问题上来启示。
同时，科学传播要能够与公众形成互动，而不只 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传播基于证据的科学判断，促进社会是单向的知识和信息的宣讲。
的和谐稳定。
一个缺乏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 然而我国科学传播工作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不少的。
而包括科学传媒在内的科学传播机构的使命正在于 科普活动流于形式，大众刊物中科学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提升民族的科学素养与理念。
媒体科技传播的现状与思考 姻翟杰全 根据中国科协连续多次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速度在2000年以后有所加快。
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已达到3.27%。
然而，这仅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虽然这些数字未必能精确反映国家的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但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重视“可接近性”强化媒体科技传播地位 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途径有很多，包括科学技术教育、科普场馆设施和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群众性科普活动的开展等。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由于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科学技术教育对提升学生群体科学素养的作用依然有限；科普场馆设施建设近年来有很大发展，但总量仍然严重不足，公众接触科学的机会并不多；大众传媒在科技传播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力度不够、传播层次不高。
除此，科普工作的形式主义较为严重，缺少扎扎实实的工作。
虽然国家和社会都非常重视科技工作，但大多数公众仍然觉得科学技术外在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在公众意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
因而，公众普遍对科学技术缺乏兴趣，参与科普活动的积极性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
实际上，公民科学素养状况与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毋庸置疑，还受到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直接影响。
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成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不能依靠单一途径和手段。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提出针对四大重点人群（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行动，并配合实施科学教育与培训、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科普基础设施四大基础工程建设。
需要看到的是，相比于其他途径而言，大众传媒特别是科学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其特殊优势在于，传媒面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熟悉公众传播的语言、拥有传播的专业技能、传播速度快。
而且，现代传媒已经高度组织化，具有强大的公众影响力，对于公众而言“可接近性”较强。
中国科协组织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已经表明，除科技教育外，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
因此，国内外的科技传播学者都非常重视媒体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
我国当前的现实情 翟杰全 况则是，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与大众传媒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力度不够存在重要关联，表现在综合性媒体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报道、对科学技术问题的讨论和关注不够，科学媒体本身的公众影响力则不足。
总体来说，媒体的科技传播在整个社会的科技传播体系中，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进而对公民科学素养提升产生重要影响。
避免“恶性循环”有待多层次发展 具体到媒体的科技传播这一环节，目前还存在许多亟须改进的问题和挑战。
例如，传媒界对创办科技栏目普遍没有信心、积极性不强；科技传播类栏目、内容偏少，且以单纯的知识普及和宣传为主；传播内容缺乏新意，传播手法手段老套，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可以说，大众媒体的科技传播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发行量、收视率等量化评价指标的影响下，媒体的科技传播陷入“恶性循环”。
一直以来，很多媒体的科技传播还属于“应景式”、“任务型”，只求满足完成新闻报道任务，内容集中于知识普及和科技成就宣传层面。
这种操作模式，不但难以引起公众兴趣，也不利于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工作者和团队。
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和公共生活密切关联 的背景下，科学技术内容理应成为媒体关注的核心，特别是与环境、生态、健康、安全、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的科技事件与进展。
如此一来，媒体的科技传播理应包括许多不同的层面。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宣传科技发展成就和进展之外，也可以对科技发展与应用相关的政策、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设置科技发展议题引发公众参与思考和讨论。
也就是说，媒体不仅应该成为公众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途径和渠道，也应该成为沟通科学与公众的平台和桥梁。
其实，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媒体的科技传播也有不同层次的需求。
媒体或普及知识，或引发关注，或启发思考，不同的传播内容须利用不同媒体的优势特点。
个人认为，代表电视科技传播水平的，应是高水平的纪录片；代表平面媒体科技传播水平的，则是有思想深度的报道。
现代媒体应该多做高级、“高层次”科普，而不是“低层次”科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媒体科技报道应强调平衡和平实。
也就是说，不能绝对化科学、神化科学，在明确很多科学技术应用可能带来复杂后果的前提下，亦不能妖魔化科学。
这要求传播者有平衡的立场、思想和价值判断，有自己的深入思考。
警惕“庸俗化”严格遵守科学性的原则 专注于科技报道的媒体，与一般的大众传媒相比较，在传播学规律上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传播的内容是科学技术，这对科学媒体或科学报道会有不一样的要求。
当代科学技术是非常专业化的，研究专业性的问题，使用专业化的语言。
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内容更“难懂”，也显得更“枯燥”。
因此，媒体科技传播需要将科学的专业内容进行适当“转述”，让其变得更通俗，公众能够读懂，同时还要找到可以引发公众关注的“点”，使媒体传播具有“可读性”。
这样做的一种结果，可能会使得某些媒体在科技传播时“庸俗化”、“娱乐化”科学。
事实上，科技传播需要严格遵守科学性的原则，通俗化不应导致庸俗，引发关注并不等于要“娱乐”科学。
如前所述，媒体需要平衡对待科技领域中不同科学家的不同观点以及社会争议。
“娱乐化”、“庸俗化”科学通常是为了吸引公众眼球，满足猎奇心理，这对科技传播是有害的。
有些科技成果可以产生轰动效应，但媒体科技报道不能追求轰动效应（所有的科普工作都应如此），而应该采用平实的风格。
有传媒学者曾研究指出，近年来“部分传媒的科学报道被进一步社会化、娱乐化、边缘化，出现了更为隐蔽或荒唐的对科学的误读现象”。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全面地看待和思考。
这种情况看起来的确令人担忧，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从历史、理论还是现实来看，这都再正常不过。
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当多的科学家也曾经不愿意接触媒体。
在他们看来，媒体上充满着对科学的误读甚至是歪曲。
当然，科学家的观念现在也在变化，认识到了科学家不接触媒体，任由媒体发挥，会造成更多的误读。
媒体组织不是科学研究机构，媒体从业者毕竟不是科学的操作者（科学家），大众媒体也不是专业科学期刊。
媒体在向公众通俗解释和“转述”科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掺杂许多非科学的东西。
另一方面，严肃的科学本身并不天然地会吸引人。
媒体对收视率、发行量的目标追求，自然也会使部分媒体要使用“娱乐化”的手段。
而从现实看，我国传媒业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相当多的媒体在走向市场化，这就自然会导致媒体的分层现象。
有些媒体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娱乐公众而生存和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严肃性媒体、娱乐性媒体的“潜”分类。
“部分娱乐”不让人担心，如果全部媒体都如此，才会让人忧虑。
目前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未来应该也不会发生，社会中总会有负责任的严肃媒体。
退一步讲，严肃媒体上有一时的误读科学现象，也不用特别担忧。
科学家们也许希望能够用“一种声音”来传播，但民主化、多元化社会正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科学领域本身还常有激烈的争论，有正在竞争的不同理论假说，包括那些“杂音”。
误读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杂音”，甚至有时会刺耳、对人造成伤害。
比如曾经发生的“香蕉致癌传闻使蕉农损失惨重”事件，这类现象将来还可能会出现。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类事件本身也会极大地教育公众：我们的社会、心理、媒体转型都未完成，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希望所有媒体都作为“喉舌”、传播真理，这种观念不适应传媒业市场化时代了。
其实，科学的“专业性”和媒体科技传播的“可读性”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冲突。
科学技术报道的专业性，也并非要求像科学家那样，使用满篇的专业术语和符号。
只要不去“拷贝”科学家的专业论文或科学杂志，对公众来说都会具有“可读性”，只是“可读性”程度可能会有区别。
若要在“专业性”和“可读性”之间做到平衡，个人认为，第一是传播者要真正弄明白科学内容，这需要和科学家进行充分地交流，向科学 家学习；第二是传播者真正用自己所熟悉的、公众能懂的语言写作；第三是从社会热点和公众关注点上寻找“由头”。
对非新闻报道类的科技传播来说，“故事化”、“娱乐化”等手段可以增加可读性，但这只是手段、形式、引子而不是目的，不能影响思想表达。
这些手法和元素要承载科学的、思想的内容。
正如有内涵、有思想的喜剧一样，喜剧本身只是形式。
科学的、思想的内容是根本，形式和手段可以多样化。
近几年，国内引进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的一些节目，其实都是很好的例子。
科学节目可以做得很有趣味，可以很吸引人，但并不“庸俗化”、“娱乐化”。
他们靠的是有思想的选题、优美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高水准的专业制作等。
不做“传声筒”搭建思想交锋平台 媒体进行科技传播时，无疑需要依赖科学家的参与。
科学家是科学的操作者，知识和信息最终还是要来自于科学家群体。
理论上说，有许多理由要求科学家主动承担科学传播的责任。
譬如，科学研究使用的资源最终来自于社会和公众（如纳税），科学家需要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工作和进展；主动向公众传播科学，促进对科学的理解，从长远看有利于赢得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当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科学家做科学不能封闭在“高墙大院”内，要对社会开放；在公众意识高涨和民主化进程背景下，公众在科学方面也应该有知情权，因为公众实际上是所有科学应用后果的最终承担者。
但是在我国，有许多原因使得科学家很难主动、积极从事科学传播工作。
其中，有传统观念、评价机制的原因。
许多科学家看不起科普，认为科普是不务正业，科学传播不在业绩评价指标中。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缺乏便捷的途径和平台也是重要原因。
假如不被企事业单位、媒体、社区等组织机构邀请，科学家即使愿意做科普，也很难“主动”。
让科学家主动承担科学传播的责任，需要一种社会机制建设。
在一些发达国家，科学家申请某些科研项目，其中就明确有科学传播的要求。
大学、科研机构都愿意让科学家做科学传播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
媒体（特别是科学媒体）应当是调动起科学家主动性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当然，这需要媒体做好选题策划，并放弃“宣传”典型人物和研究成果的理念和做法。
对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科学媒体传统上被定位于进行“科技宣传”和“科普宣传”。
个人认为，这种“宣传”的提法应该变革。
这一术语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比较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落后的理念。
从客观的中性立场，更应该用“科学传播”或“科技传播”。
科学不能被认为或自认为“高高在上”，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做科学的忠实听众。
媒体在其中只能向公众讲解科学，当科学的“传声筒”。
由此，当代媒体需要角色转变。
在过去传统的“宣传”理念下，媒体实际上外在于科学和公众关系，其任务只是报道科学技术的进展、转述科学家的知识、宣传科学先进人物和成果，并没有真正起到“传播”和“沟通”的作用。
当代科学技术，不仅因发展迅速而每天产生大量新知识和新成果，也不仅因广泛应用已与经济社会、公众生活产生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须看到科学技术的应用产生了复杂后果。
科学进展激动人心，但基因工程等某些技术应用也令人担忧，产生了许多需要思考的社会问题，其发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因此，媒体亟须参与到科学与公众关系中来。
科学与公众关系中不是只有科学（家）、公众两方参与者，而是有科学（家）、公众、媒体、政府、工业部门等多方参与者。
科学与公众关系也不是只有科学家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公众学习科学知识，还包括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发展与应用、参与科技决策、监督科学技术应用后果等。
所以，媒体既要承担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让公众学习）和信息（让公众了解进展）的任务，还要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引发社会对科技问题的关注、思考、讨论。
媒体应该成为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交锋、沟通平台。
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最终体现于“判断力”。
科学传媒要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关键就在提高传播的层次。
媒体对科学技术与应用要有自己的判断，但不能强加于公众，而是要引导公众思考，最终提高公众在科学问题上的“判断力”。
科技传播需要政府推动，更需要最终受益的全社会和全民参与进来。
对科技传播的投入包括资金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意识、精力、知识、技能等无形资源。
做好媒体科技传播，需要政府增加支持；需要媒体加大投入、培养人才；需要传播者提高水平。
如果各方面都是为了完成任务，搞形式主义，我们的媒体科技传播就难以提高水平。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由本报记者郝俊采访整理。
） 姻郭英剑 当今社会，是个注重科学技术而轻视人文的社会。
这样的时代特征就是科学成为主导，而人文被严重边缘化。
科学技术与人文 科学在拉丁文里意为“知识”（knowledge），是对宇宙作出解释与预测的知识。
在现代社会早期，科学与哲学两个词紧密相关，甚至有时可以互用。
最宽泛意义上的科学就是可靠的知识。
而狭义的科学一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到了19世纪，科学与科学方法紧密相连，是研究关于自然的系列方法，出现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学科。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科学家”一词，专门指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什么是技术？工具、机器、技巧、手艺等的制作、使用等都可以称为技术。
技术通常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它可以影响人或其他动物控制或者适应周遭环境的能力。
但是技术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环境污染已经不是个新鲜话题；对人价值观以及伦理带来的挑战等等。
“人文”在英文中主要有两个词来表示，第一个是humanities，就是用分析、批评、观察等方法来研究人的境况。
它包括（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视觉与行为艺术（音乐与戏剧）。
有时候，它也涵盖或者说与某些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如技术、历史、人类学、区域研究、传播学研究、文化研究、法律与语言学等。
第二个词是liberalarts。
本文所说的“人文”，主要是指人文学科，以及人文教育。
人文学科的困境 先前提到过，当今社会是人文学科边缘化，科技成为主导的社会。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
实用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008年美国的《纽约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几乎没有提到艺术与人文学科。
人们不禁要感叹，“艺术与人文学科总是最不容易得到资助的”。
针对艺术与人文学科在当代的困境，美国学者们有不同的阐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目前越来越左的政治倾向性使然。
还有人认为现在缺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学问的优先目的是提升个体，使之成为“一个人”。
有人抨击当下的大学，一心只想“筹措资金”，而忘记了其责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
更有人幸灾乐祸地说，报告就该如此，因为“如果诗人能够发明一种疫苗或者发明一种全球500强的企业愿意生产的有形物质，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评论”。
这是国外的情形。
2010年8月3日，《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称到202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
这份纲要中有几个问题，之一便是“高层次人才”的定义。
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高层次人才”？根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提到的人才概念，可以看出高层次人才应当是指“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而北京市的这份规划纲要描述的人才是指“能突破关键技术、引领新兴学科、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两者不谋而合。
在“高层次人才”的描述中，关键词是“技术”和“科技”，以及“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而“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不见踪影，更看不到“人文学科”和“人文学者”。
当然，我也注意到，在首都规划提出的众多目标中，有一条是：要建设“人文北京，到2020年，名家大师达到500名左右”。
这一条提到了“人文”。
但是这一条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何谓“名家大师”？现在北京已有的“名家大师”有多少？不够500名的话，未来是引进还是选拔？该如何选拔？但最大的问题或许会是有多少“名家大师”的头衔可以落到“社会科学家”或者“人文学者”的名下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很少。
但问题是：如果只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名家大师”，北京还当不当得起“人文北京”之称？ 在人文学科日益低落的时候，在有用与无用成为人们心中大学教育的标准时，究竟还需要人文学科吗？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做《创造灵魂的人》（美国作家多克特罗著）。
书中谈到，早在原子弹研发成功之前，很多科学家就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型发明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灾难。
1944年，已有12.9万人在为制造原子弹而工作。
他们中最核心的人员居住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实验室），与外界断绝了任何联系。
在工作还未完成之时，人们已在谈论着：绝不能使用这种炸弹。
匈牙利裔科学家西拉德开始上递请愿书。
年轻的费曼喝着啤酒，神情沮丧，想到人们在爆炸那一刻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仍一无所知就难过得几乎要落泪。
而之后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见证了原子弹巨大的破坏性威力。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诞生过程，与人文有关，而科学技术的结果，更与人文息息相关。
而人文，同样需要科学的支撑。
人文研究需要求真的科学精神，质疑一切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严谨的逻辑思维表达能力。
美国的人文教育：价值与意义 先前我们说到人文在英语中有两个词，一个是humanities，另一个是liberalarts。
后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译作“文理”，比如在指称美国的一些四年制大学———liberalartscolleges时，就翻 译作“文理学院”。
所谓文理学院是指“以传授通识知识、培养全面的智性能力的学院或者大学，与专业性、职业性或技术性的学校形成对照”。
在美国，“文理学院”既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形式，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高等院校，同时也指综合型大学中的本科生学院。
这两种形式的高等 教育，提供给学生的知识大都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人文类（主要包括文学、语言、哲学、美术与历史）；二是数学、物理与生物科学类；三是社会科学类。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所学皆为基础理论学科。
这类教育，通常称为“通识教育”。
美国的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视“通识教育”。
哈佛“通识教育改革 领导小组”组长之一西蒙斯教授指出：“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桥梁。
” 人文学科，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在其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一书中发表了如下观点：
一、在过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
如今，科学、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了种种障碍，妨碍人们去追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二、如果我们还“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时代寻找意义”，我们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助我们 科学与人文何以互为需要 郭英剑 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
三、人文学科总是呈现给学生“一系列的文本，它们以无与伦比的力量，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强有力的答案”。
在这样的专业性课程中，学生们会受到感动，进而“去思考哪种选择最接近自我的演化过程”。
四、这样“重生的人文主义”不仅有助于自我的成长，而且“可以质疑我们在道德与政治世界中的那份传统的虔诚”，还“能把被遮蔽掉的一切都公开化———这恰恰是人文学科的最高目标，也是每一位教师的首要责任”。
科隆曼教授的结论是，只有人文学科才能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精神危机”。
科学与人文何以互为需要 2011年10月底，美国波士顿学院的人文研究院召开了一次题为“在文理大学中，科学何以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研讨会，更多地探讨了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弗吉尼亚大学的传媒研究与法律教授威德亚纳森针对“科学何以重要”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消费者过于相信现在流行的各种技术，却对其中的各种因素缺乏观察。
他说，美国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所蒙蔽，被各种粗俗的经验主义所吸引，过于相信各种统计数字，反倒对民意测验中的偏见、取样的大小等疏于察觉。
在当今社会，占据前沿地位的工程师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知识的鸿沟，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着力在全社会强调批评性思维，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地在由于学科划分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知识之间架起桥梁。
在这次研讨会之后，克莱恩教授与奇利斯两人在《高等教育纪事》发表文章认为：首先，科学知识至关重要，不然人们无法理解地球变暖、物种灭绝、社会进化、技术与数字媒体与人类捕捉信息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技术变化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公共政策等等。
其次，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由科学家单独来加以解决的。
再次，在一个环境和经济都面临挑战的高度技术化的时代，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辨析科学证据与科学观点的能力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应该致力于对高校中的学生进行教育，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社会大众。
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科学技术只管勇往直前，而人文教育的责任则是努力把握前进节奏乃至方向。
科学与人文，互为需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由本报实习生郑毅根据作者讲座记录整理。
） 主编：郭勉愈编辑：洪蔚Tel：（010）82619191-8190E-mail：sxzk＠
不可少。
提高科学传播质量的重点之一在于，要善于选择人 科学传播的职能不仅仅是告诉公众科学的进展，同们真正需要的、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学内容，这些内容在 时还要致力于培养公众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思维，激发人趣味性、知识性、创新性以及科学精神上能够真正给人带 们的创造潜能。
同时，科学传播能够在重点、热点问题上来启示。
同时，科学传播要能够与公众形成互动，而不只 确保公众的知情权，传播基于证据的科学判断，促进社会是单向的知识和信息的宣讲。
的和谐稳定。
一个缺乏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 然而我国科学传播工作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不少的。
而包括科学传媒在内的科学传播机构的使命正在于 科普活动流于形式，大众刊物中科学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提升民族的科学素养与理念。
媒体科技传播的现状与思考 姻翟杰全 根据中国科协连续多次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速度在2000年以后有所加快。
2010年，中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已达到3.27%。
然而，这仅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虽然这些数字未必能精确反映国家的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但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
重视“可接近性”强化媒体科技传播地位 提升公民科学素养的途径有很多，包括科学技术教育、科普场馆设施和大众传媒的科技传播、群众性科普活动的开展等。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由于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科学技术教育对提升学生群体科学素养的作用依然有限；科普场馆设施建设近年来有很大发展，但总量仍然严重不足，公众接触科学的机会并不多；大众传媒在科技传播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力度不够、传播层次不高。
除此，科普工作的形式主义较为严重，缺少扎扎实实的工作。
虽然国家和社会都非常重视科技工作，但大多数公众仍然觉得科学技术外在于自己的生活，没有在公众意识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
因而，公众普遍对科学技术缺乏兴趣，参与科普活动的积极性远远不够。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
实际上，公民科学素养状况与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毋庸置疑，还受到科技传播与普及的直接影响。
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成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不能依靠单一途径和手段。
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提出针对四大重点人群（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科学素质行动，并配合实施科学教育与培训、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能力、科普基础设施四大基础工程建设。
需要看到的是，相比于其他途径而言，大众传媒特别是科学传媒，在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其特殊优势在于，传媒面向更为广泛的社会公众、熟悉公众传播的语言、拥有传播的专业技能、传播速度快。
而且，现代传媒已经高度组织化，具有强大的公众影响力，对于公众而言“可接近性”较强。
中国科协组织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已经表明，除科技教育外，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
因此，国内外的科技传播学者都非常重视媒体在科技传播中的作用。
我国当前的现实情 翟杰全 况则是，公民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与大众传媒对科学技术的传播力度不够存在重要关联，表现在综合性媒体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报道、对科学技术问题的讨论和关注不够，科学媒体本身的公众影响力则不足。
总体来说，媒体的科技传播在整个社会的科技传播体系中，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进而对公民科学素养提升产生重要影响。
避免“恶性循环”有待多层次发展 具体到媒体的科技传播这一环节，目前还存在许多亟须改进的问题和挑战。
例如，传媒界对创办科技栏目普遍没有信心、积极性不强；科技传播类栏目、内容偏少，且以单纯的知识普及和宣传为主；传播内容缺乏新意，传播手法手段老套，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
可以说，大众媒体的科技传播功能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发行量、收视率等量化评价指标的影响下，媒体的科技传播陷入“恶性循环”。
一直以来，很多媒体的科技传播还属于“应景式”、“任务型”，只求满足完成新闻报道任务，内容集中于知识普及和科技成就宣传层面。
这种操作模式，不但难以引起公众兴趣，也不利于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工作者和团队。
在当代科学技术已经和公共生活密切关联 的背景下，科学技术内容理应成为媒体关注的核心，特别是与环境、生态、健康、安全、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的科技事件与进展。
如此一来，媒体的科技传播理应包括许多不同的层面。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宣传科技发展成就和进展之外，也可以对科技发展与应用相关的政策、社会问题进行分析，设置科技发展议题引发公众参与思考和讨论。
也就是说，媒体不仅应该成为公众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途径和渠道，也应该成为沟通科学与公众的平台和桥梁。
其实，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媒体的科技传播也有不同层次的需求。
媒体或普及知识，或引发关注，或启发思考，不同的传播内容须利用不同媒体的优势特点。
个人认为，代表电视科技传播水平的，应是高水平的纪录片；代表平面媒体科技传播水平的，则是有思想深度的报道。
现代媒体应该多做高级、“高层次”科普，而不是“低层次”科普。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媒体科技报道应强调平衡和平实。
也就是说，不能绝对化科学、神化科学，在明确很多科学技术应用可能带来复杂后果的前提下，亦不能妖魔化科学。
这要求传播者有平衡的立场、思想和价值判断，有自己的深入思考。
警惕“庸俗化”严格遵守科学性的原则 专注于科技报道的媒体，与一般的大众传媒相比较，在传播学规律上应该是一致的，但由于传播的内容是科学技术，这对科学媒体或科学报道会有不一样的要求。
当代科学技术是非常专业化的，研究专业性的问题，使用专业化的语言。
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内容更“难懂”，也显得更“枯燥”。
因此，媒体科技传播需要将科学的专业内容进行适当“转述”，让其变得更通俗，公众能够读懂，同时还要找到可以引发公众关注的“点”，使媒体传播具有“可读性”。
这样做的一种结果，可能会使得某些媒体在科技传播时“庸俗化”、“娱乐化”科学。
事实上，科技传播需要严格遵守科学性的原则，通俗化不应导致庸俗，引发关注并不等于要“娱乐”科学。
如前所述，媒体需要平衡对待科技领域中不同科学家的不同观点以及社会争议。
“娱乐化”、“庸俗化”科学通常是为了吸引公众眼球，满足猎奇心理，这对科技传播是有害的。
有些科技成果可以产生轰动效应，但媒体科技报道不能追求轰动效应（所有的科普工作都应如此），而应该采用平实的风格。
有传媒学者曾研究指出，近年来“部分传媒的科学报道被进一步社会化、娱乐化、边缘化，出现了更为隐蔽或荒唐的对科学的误读现象”。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全面地看待和思考。
这种情况看起来的确令人担忧，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从历史、理论还是现实来看，这都再正常不过。
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当多的科学家也曾经不愿意接触媒体。
在他们看来，媒体上充满着对科学的误读甚至是歪曲。
当然，科学家的观念现在也在变化，认识到了科学家不接触媒体，任由媒体发挥，会造成更多的误读。
媒体组织不是科学研究机构，媒体从业者毕竟不是科学的操作者（科学家），大众媒体也不是专业科学期刊。
媒体在向公众通俗解释和“转述”科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会掺杂许多非科学的东西。
另一方面，严肃的科学本身并不天然地会吸引人。
媒体对收视率、发行量的目标追求，自然也会使部分媒体要使用“娱乐化”的手段。
而从现实看，我国传媒业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相当多的媒体在走向市场化，这就自然会导致媒体的分层现象。
有些媒体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娱乐公众而生存和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严肃性媒体、娱乐性媒体的“潜”分类。
“部分娱乐”不让人担心，如果全部媒体都如此，才会让人忧虑。
目前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未来应该也不会发生，社会中总会有负责任的严肃媒体。
退一步讲，严肃媒体上有一时的误读科学现象，也不用特别担忧。
科学家们也许希望能够用“一种声音”来传播，但民主化、多元化社会正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科学领域本身还常有激烈的争论，有正在竞争的不同理论假说，包括那些“杂音”。
误读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杂音”，甚至有时会刺耳、对人造成伤害。
比如曾经发生的“香蕉致癌传闻使蕉农损失惨重”事件，这类现象将来还可能会出现。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类事件本身也会极大地教育公众：我们的社会、心理、媒体转型都未完成，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希望所有媒体都作为“喉舌”、传播真理，这种观念不适应传媒业市场化时代了。
其实，科学的“专业性”和媒体科技传播的“可读性”之间不存在天然的冲突。
科学技术报道的专业性，也并非要求像科学家那样，使用满篇的专业术语和符号。
只要不去“拷贝”科学家的专业论文或科学杂志，对公众来说都会具有“可读性”，只是“可读性”程度可能会有区别。
若要在“专业性”和“可读性”之间做到平衡，个人认为，第一是传播者要真正弄明白科学内容，这需要和科学家进行充分地交流，向科学 家学习；第二是传播者真正用自己所熟悉的、公众能懂的语言写作；第三是从社会热点和公众关注点上寻找“由头”。
对非新闻报道类的科技传播来说，“故事化”、“娱乐化”等手段可以增加可读性，但这只是手段、形式、引子而不是目的，不能影响思想表达。
这些手法和元素要承载科学的、思想的内容。
正如有内涵、有思想的喜剧一样，喜剧本身只是形式。
科学的、思想的内容是根本，形式和手段可以多样化。
近几年，国内引进的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探索频道的一些节目，其实都是很好的例子。
科学节目可以做得很有趣味，可以很吸引人，但并不“庸俗化”、“娱乐化”。
他们靠的是有思想的选题、优美的画面、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高水准的专业制作等。
不做“传声筒”搭建思想交锋平台 媒体进行科技传播时，无疑需要依赖科学家的参与。
科学家是科学的操作者，知识和信息最终还是要来自于科学家群体。
理论上说，有许多理由要求科学家主动承担科学传播的责任。
譬如，科学研究使用的资源最终来自于社会和公众（如纳税），科学家需要让公众了解他们的工作和进展；主动向公众传播科学，促进对科学的理解，从长远看有利于赢得公众对科学的支持；当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科学家做科学不能封闭在“高墙大院”内，要对社会开放；在公众意识高涨和民主化进程背景下，公众在科学方面也应该有知情权，因为公众实际上是所有科学应用后果的最终承担者。
但是在我国，有许多原因使得科学家很难主动、积极从事科学传播工作。
其中，有传统观念、评价机制的原因。
许多科学家看不起科普，认为科普是不务正业，科学传播不在业绩评价指标中。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缺乏便捷的途径和平台也是重要原因。
假如不被企事业单位、媒体、社区等组织机构邀请，科学家即使愿意做科普，也很难“主动”。
让科学家主动承担科学传播的责任，需要一种社会机制建设。
在一些发达国家，科学家申请某些科研项目，其中就明确有科学传播的要求。
大学、科研机构都愿意让科学家做科学传播工作，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科学工作的一部分。
媒体（特别是科学媒体）应当是调动起科学家主动性的一个很好的平台。
当然，这需要媒体做好选题策划，并放弃“宣传”典型人物和研究成果的理念和做法。
对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科学媒体传统上被定位于进行“科技宣传”和“科普宣传”。
个人认为，这种“宣传”的提法应该变革。
这一术语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比较传统，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落后的理念。
从客观的中性立场，更应该用“科学传播”或“科技传播”。
科学不能被认为或自认为“高高在上”，公众只能被动接受，做科学的忠实听众。
媒体在其中只能向公众讲解科学，当科学的“传声筒”。
由此，当代媒体需要角色转变。
在过去传统的“宣传”理念下，媒体实际上外在于科学和公众关系，其任务只是报道科学技术的进展、转述科学家的知识、宣传科学先进人物和成果，并没有真正起到“传播”和“沟通”的作用。
当代科学技术，不仅因发展迅速而每天产生大量新知识和新成果，也不仅因广泛应用已与经济社会、公众生活产生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须看到科学技术的应用产生了复杂后果。
科学进展激动人心，但基因工程等某些技术应用也令人担忧，产生了许多需要思考的社会问题，其发展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因此，媒体亟须参与到科学与公众关系中来。
科学与公众关系中不是只有科学（家）、公众两方参与者，而是有科学（家）、公众、媒体、政府、工业部门等多方参与者。
科学与公众关系也不是只有科学家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公众学习科学知识，还包括公众如何看待科学发展与应用、参与科技决策、监督科学技术应用后果等。
所以，媒体既要承担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让公众学习）和信息（让公众了解进展）的任务，还要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认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引发社会对科技问题的关注、思考、讨论。
媒体应该成为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交锋、沟通平台。
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最终体现于“判断力”。
科学传媒要担当更多的社会责任，关键就在提高传播的层次。
媒体对科学技术与应用要有自己的判断，但不能强加于公众，而是要引导公众思考，最终提高公众在科学问题上的“判断力”。
科技传播需要政府推动，更需要最终受益的全社会和全民参与进来。
对科技传播的投入包括资金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意识、精力、知识、技能等无形资源。
做好媒体科技传播，需要政府增加支持；需要媒体加大投入、培养人才；需要传播者提高水平。
如果各方面都是为了完成任务，搞形式主义，我们的媒体科技传播就难以提高水平。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由本报记者郝俊采访整理。
） 姻郭英剑 当今社会，是个注重科学技术而轻视人文的社会。
这样的时代特征就是科学成为主导，而人文被严重边缘化。
科学技术与人文 科学在拉丁文里意为“知识”（knowledge），是对宇宙作出解释与预测的知识。
在现代社会早期，科学与哲学两个词紧密相关，甚至有时可以互用。
最宽泛意义上的科学就是可靠的知识。
而狭义的科学一词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到了19世纪，科学与科学方法紧密相连，是研究关于自然的系列方法，出现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等学科。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科学家”一词，专门指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
什么是技术？工具、机器、技巧、手艺等的制作、使用等都可以称为技术。
技术通常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它可以影响人或其他动物控制或者适应周遭环境的能力。
但是技术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环境污染已经不是个新鲜话题；对人价值观以及伦理带来的挑战等等。
“人文”在英文中主要有两个词来表示，第一个是humanities，就是用分析、批评、观察等方法来研究人的境况。
它包括（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视觉与行为艺术（音乐与戏剧）。
有时候，它也涵盖或者说与某些社会科学相互交叉，如技术、历史、人类学、区域研究、传播学研究、文化研究、法律与语言学等。
第二个词是liberalarts。
本文所说的“人文”，主要是指人文学科，以及人文教育。
人文学科的困境 先前提到过，当今社会是人文学科边缘化，科技成为主导的社会。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
实用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008年美国的《纽约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报告》几乎没有提到艺术与人文学科。
人们不禁要感叹，“艺术与人文学科总是最不容易得到资助的”。
针对艺术与人文学科在当代的困境，美国学者们有不同的阐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目前越来越左的政治倾向性使然。
还有人认为现在缺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学问的优先目的是提升个体，使之成为“一个人”。
有人抨击当下的大学，一心只想“筹措资金”，而忘记了其责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
更有人幸灾乐祸地说，报告就该如此，因为“如果诗人能够发明一种疫苗或者发明一种全球500强的企业愿意生产的有形物质，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评论”。
这是国外的情形。
2010年8月3日，《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发布，称到2020年将建成世界一流的“人才之都”。
这份纲要中有几个问题，之一便是“高层次人才”的定义。
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是“高层次人才”？根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提到的人才概念，可以看出高层次人才应当是指“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而北京市的这份规划纲要描述的人才是指“能突破关键技术、引领新兴学科、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两者不谋而合。
在“高层次人才”的描述中，关键词是“技术”和“科技”，以及“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
而“社会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不见踪影，更看不到“人文学科”和“人文学者”。
当然，我也注意到，在首都规划提出的众多目标中，有一条是：要建设“人文北京，到2020年，名家大师达到500名左右”。
这一条提到了“人文”。
但是这一条也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何谓“名家大师”？现在北京已有的“名家大师”有多少？不够500名的话，未来是引进还是选拔？该如何选拔？但最大的问题或许会是有多少“名家大师”的头衔可以落到“社会科学家”或者“人文学者”的名下呢？照目前的情形看，可能很少。
但问题是：如果只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名家大师”，北京还当不当得起“人文北京”之称？ 在人文学科日益低落的时候，在有用与无用成为人们心中大学教育的标准时，究竟还需要人文学科吗？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叫做《创造灵魂的人》（美国作家多克特罗著）。
书中谈到，早在原子弹研发成功之前，很多科学家就已经预见到这种新型发明可能会对人类造成的灾难。
1944年，已有12.9万人在为制造原子弹而工作。
他们中最核心的人员居住在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实验室），与外界断绝了任何联系。
在工作还未完成之时，人们已在谈论着：绝不能使用这种炸弹。
匈牙利裔科学家西拉德开始上递请愿书。
年轻的费曼喝着啤酒，神情沮丧，想到人们在爆炸那一刻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仍一无所知就难过得几乎要落泪。
而之后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见证了原子弹巨大的破坏性威力。
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技术的诞生过程，与人文有关，而科学技术的结果，更与人文息息相关。
而人文，同样需要科学的支撑。
人文研究需要求真的科学精神，质疑一切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性的、严谨的逻辑思维表达能力。
美国的人文教育：价值与意义 先前我们说到人文在英语中有两个词，一个是humanities，另一个是liberalarts。
后者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译作“文理”，比如在指称美国的一些四年制大学———liberalartscolleges时，就翻 译作“文理学院”。
所谓文理学院是指“以传授通识知识、培养全面的智性能力的学院或者大学，与专业性、职业性或技术性的学校形成对照”。
在美国，“文理学院”既是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形式，是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高等院校，同时也指综合型大学中的本科生学院。
这两种形式的高等 教育，提供给学生的知识大都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人文类（主要包括文学、语言、哲学、美术与历史）；二是数学、物理与生物科学类；三是社会科学类。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所学皆为基础理论学科。
这类教育，通常称为“通识教育”。
美国的本科生教育非常重视“通识教育”。
哈佛“通识教育改革 领导小组”组长之一西蒙斯教授指出：“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桥梁。
” 人文学科，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在其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一书中发表了如下观点：
一、在过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
如今，科学、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了种种障碍，妨碍人们去追求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二、如果我们还“想要在一个庞大但却空洞的时代寻找意义”，我们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助我们 科学与人文何以互为需要 郭英剑 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
三、人文学科总是呈现给学生“一系列的文本，它们以无与伦比的力量，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强有力的答案”。
在这样的专业性课程中，学生们会受到感动，进而“去思考哪种选择最接近自我的演化过程”。
四、这样“重生的人文主义”不仅有助于自我的成长，而且“可以质疑我们在道德与政治世界中的那份传统的虔诚”，还“能把被遮蔽掉的一切都公开化———这恰恰是人文学科的最高目标，也是每一位教师的首要责任”。
科隆曼教授的结论是，只有人文学科才能解决“我们当下面临的精神危机”。
科学与人文何以互为需要 2011年10月底，美国波士顿学院的人文研究院召开了一次题为“在文理大学中，科学何以对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研讨会，更多地探讨了人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
弗吉尼亚大学的传媒研究与法律教授威德亚纳森针对“科学何以重要”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消费者过于相信现在流行的各种技术，却对其中的各种因素缺乏观察。
他说，美国人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所蒙蔽，被各种粗俗的经验主义所吸引，过于相信各种统计数字，反倒对民意测验中的偏见、取样的大小等疏于察觉。
在当今社会，占据前沿地位的工程师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着知识的鸿沟，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着力在全社会强调批评性思维，另一方面要更加努力地在由于学科划分所造成的四分五裂的知识之间架起桥梁。
在这次研讨会之后，克莱恩教授与奇利斯两人在《高等教育纪事》发表文章认为：首先，科学知识至关重要，不然人们无法理解地球变暖、物种灭绝、社会进化、技术与数字媒体与人类捕捉信息的关系等问题，以及技术变化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和公共政策等等。
其次，人类所面临的问题，是无法由科学家单独来加以解决的。
再次，在一个环境和经济都面临挑战的高度技术化的时代，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和辨析科学证据与科学观点的能力至关重要。
最后，我们应该致力于对高校中的学生进行教育，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社会大众。
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科学技术只管勇往直前，而人文教育的责任则是努力把握前进节奏乃至方向。
科学与人文，互为需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由本报实习生郑毅根据作者讲座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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