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6日星期一Tel：（010）82619191-8190 观点 主编：郭勉愈编辑：洪蔚校对：王心怡E-mail押myguo＠
7 权力与智慧仁政与仁术 ———官、草之医的不同历史作用 姻廖育群 中国古代医家，就其身份与活动场所而言，可概分为“官医”与民间的“草泽医”两类。
二者间虽有进退出入———即草泽之医或因德艺超群而独受帝王、有司之赏识青睐，或于扩员补缺之际应征仕进，从此变为官身；官医之辈中亦有因业绩欠佳、治疗失误，或碰上减省裁员，或因厌倦名利浮华与束缚而复归草泽者。
但从总体上讲，两者间毕竟存在着种种差别。
首先，两者的职责不同。
作为医生，虽然都要为人治病，但构成“宫廷医学”的机构与人员，除为宫中之人提供医疗服务外，实际上还是国家卫生事业的管理与践行者。
这一点从历代“太医”机构皆“掌医之政令”，便可知道其本质乃是主管全国医疗的国家机器。
因而在建立医疗保健体制，以政府行为方式兴办医学教育，规范考选制度与行医资格，编纂、整理与印刷医学文献等方面“，官医”往往发挥着“草泽之人”所难以起到的重要作用。
性善论者认为：仁爱之心，人皆有之———所谓“人之初，性本善”。
仁存乎于内，谓之仁心；但作为政治家，仅有仁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其外化成实践中的仁政。
所以秉承孔子“为政以德”理念的孟子，在听说齐宣王因心存怜悯而放掉了准备砍头取血、以祭新铸之钟的牛时，便对他说：你对动物尚且能够如此爱护，那么就更应该将这种仁爱之心施于百姓。
春秋时期的齐国，在位居“上卿”并被齐桓公尊称为“仲父”之管仲的治理下，取得了“五霸之首”的地位。
这固然与该国之赋税之制、钱币管理、鱼盐之法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但也不能忽视其高度重视民众教化、人文关怀所起 到的作用。
管子论说其要，谓之“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毋庸详引其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仅从字面上便可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政策的落实，都不免与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有所关联。
因而后世儒臣论政，往往会将施医给药、预防疫病、救治贫病之人，乃至培养医生、普及医药知识等等视为“仁政之一端”。
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们审视“医学”的整体象时，都会发现它并非仅仅是一门实用技艺、系统的知识———不仅是科学（对于生命活动、疾病原因与过程、药物作用机理的认识等）与技术（各种检查、诊断、治疗方法等）的混合体，还总是和政治密不可分。
然而这些“仁政”的实施，需要两方面的要素作为支撑与保障条件：一是推进实施社会化卫生事业与制度构建的权力，二是人类智慧所创造的医疗技艺。
如果仅仅只有第一个要件，便只能停留在管子所言：设立专司各方面事务的职官、规定其所应尽的职责，以及在钱财、设施等方面为老幼病残提供特殊的照顾；能够通过“合独”的方式使鳏寡者组成家庭并繁衍后代，却无法解决因不能生育而孤独者的生理疾患。
反之，若是仅有第二个要件，那么作为个人或医家群体，便至多只能是通过他们的智慧，不断丰富“医学”的知识与技艺体系；除此之外，最多也就是能在具体的医疗救治行为中，通过良好的医德来体现“医者仁术”的理念而已。
因而“权力”与“智慧”、“仁政”与“仁术”间的关系乃是“互动”的，这不仅体现在科学认知与技术进步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促进的关系，而且还体现在与人类群体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经济、伦理问题上。
例如在科 学技术尚未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漫长岁月中，如何有效地鼓励生育、促进人口繁衍并减少死亡、促进健康，便是关系到生产力与国防力量的重要问题，故汉代学者将与医药健康相关的知识称为“此皆生生之具”。
在法律方面因要确定至人轻重不等损伤后的“保辜”（责任期限）问题，所以先需对各种伤残进行研究、制定等级；在伦理方面牵涉堕胎是否属于谋杀，以及孕期中“流产”与“谋杀”间的时限界定问题。
伴随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又逐渐出现了人口控制、公费医疗与医疗保险制度、过度医疗、高额检查费用与药价、器官移植、代孕、死亡定义及“安乐死”等不断涌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所有这些新老问题，通常并不由医学职业群体的成员提出，更不必负责解决，而是需要由社会的管理者来面对与处理。
其
二，两者的服务对象不同。
不仅是直接参与政治的文武之臣，宫廷医生乃至所有侍奉权贵者莫不“伴君如伴虎”，由此决定了官医的行为必然是顾虑重重、禁忌颇多。
即便曾是疗效超群的神医，一旦进入宫廷，其手脚也就不再那么灵活了。
然草泽之辈则不同，虽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却思想活跃、无拘无束，在面对疑难绝症时，当医患双方达成“死马权当活马医”的契约后，自可放手一搏。
故数千年中名医多出此辈；就医学理论之创新、实际治疗技艺之贡献而言，实居官医之右。
但又必须看到：作为这种差别的另一面，便是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成之作，往往出自掌握着大量文献资源、能够组织集体力量展开工作， 且有政府颁行之力作为保障的官医或其所在机构，从而具有某种权威性并产生广泛影响。
由此不仅在学术与学风方面具有导向作用，而且起到了重组知识———通过取舍扬弃，构建“正统体系” 的重要作用。
因为事实上，个人创立的“新说”，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才可能融入、跻身于医学知识的“主流”与“体系”之中，进而为众人所知、获得认同；从而成为“共识”，乃至继续发展创新的基础。
当我们从这样的视角观察与思考问题时，那么究竟是“众说纷纭、各是其说”的状况属于“百花齐放”，还是种种不同之见经过所谓“重组”的 过程，所构建成的统一但却不乏创新的知识体系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呢？就“因”而言，显然是前者与前期；就“果”而论，则万万不可看失了后者与后期的重要性。
换言之，恰恰是因为有了“草泽医人无拘无束”与“官医之辈中规中矩”两种截然不同，但却相辅相成的行为方式，才真正达成了学术上的“百花齐放”，并由此推动着医学理论与技艺的不断进步，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可以被后人称之为“里程碑”的节点，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阶段。
此外还必须注意：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华夏大地向以农业文明著称，但实际上作为文明产物的“城市”才是文明成长与发展的中心；一国之中，大大小小的城市固然皆程度不等地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性质与作用，但这些中心中的中心无疑是最高权力机构所在的“首府”、“首都”；而都城的中心，则是“墙内之墙”环抱的“城中之城”———宫廷禁地。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历史中，宫廷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禁地”，由此决定其必须具有完备的自身管理机构，以及能够满足各种生活之需、正常运转的服务体系。
在这个上至皇帝后妃、相傅百官，下至匠作侍从的“小社会”里，医疗服务自然不可或缺，而且需要是最好的。
所以“宫廷医学”便具有了机构健全，管理严格；人才会聚、药材与器具精良———能够利 廖育群 用全国甚至是域外资源等种种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宫廷医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医学的最高水平。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由于统治者往往会利用官医职务，绕过正常渠道，安置一些独受青睐、可为“咨政”的特殊人物；或是一些需要施恩封赏，但又没有适当岗位的人物，所以拥有官医身份之人，未必一定精通医学。
特别是“掌管医之政令”的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对此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当代的卫生官员往往也是同样如此。
另外，一旦身为“官医”，即便是真正的医家，有时也不得不放弃一贯秉承的“治病救人”医德准则，参与政治斗争。
这时，医药技艺便成为“杀人不见血”的理想工具———“毒杀”之事并不鲜见。
凡此种种，使得从“宫廷医学”的视角观察中国古代医学的“仁术”与“仁政”———知识体系的成长，权力与体系、制度的构建等等，便会很有意思。
或者说是全面了解与理解中国古代医学整体之象，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姻胡翌霖 有人把网络称作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介”，有人说网络不是第四媒介，而是“第二世界”。
不同的说法无非是以不同的方式强调网络的重要意义。
我们能够通过网络来聊天、购物……网络是我们通过它而实现许多事情的一种媒介。
我们也可以逗留于网络的空间之内———任何媒介在通达并展现它的内容或对象的同时，其自身也往往会呈现出某种间隙，在其中可能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来。
网络的力量与语言相似，它可以把任何对象带到近前，同时又可以让人远离任何它之外的对象而沉浸于它的世界。
那么网络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媒介？网络究竟向人们展开了一种怎样的空间？我仅从两个概念入手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首先是“操作界面”的概念，提示出网络作为一个媒介何以呈现出
一 是在网络媒介中，它们被更加显著地展现出来了。
当某一种或一系列令人逗留的界面变得足够复杂，拥有丰富的层次和结构时，一个“操作空间”就被开辟出来了。
这种在媒介的间隙中被展开的“空间”令人捉摸不定。
现代人更熟悉的空间概念是笛卡尔式的，由直角坐标系界定分明的空间。
但这种空间概念是有待反省的，古代人并没有这样的空间概念，而现代人实际使用的空间一词也具有更广泛的含义。
“网络空间”是空间概念的另一种用法，如果我想建一个网站，我就需要找到一个“空间”来安置我的网站。
这里的“空间”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它并不是笛卡尔的空间，作为坐标系的时空是在数学工具等媒介的间隙中得以呈现的，这并不是唯一一种呈现空间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空间（处所）作为事物的“环围”，是通过人们寓于技术的“去远” 网络媒介所展开的“空间” 胡翌霖 种新的空间；其次分析“网络空间”的概念究竟有怎样的意蕴。
首先，我有一台电脑，通过这台电脑上网。
在这里，电脑就是网络的“终端”，也就是说，是我得以同整个网络打交道的端点，终端只是提供了一个“操作界面”。
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机器乃至任何用具，都有着各自的“界面”。
任何一种工具，或大或小，总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总是“伸展到因缘整体中”（海德格尔语）。
我们使用锤子是为了敲打钉子，我们使用锤子和钉子等一整套修理器具，是为了修缮家具，而家具是为了完善房屋，房屋是为了遮阳避雨……我们在操持某样东西时，都从来不仅仅是指向它“本身”的“内部”，而总是向外伸展到更大的系统中去。
事实上，我们总是要通过某些更切近的媒介，来“访问”另一些媒介。
我们不妨把这些切近上手的媒介认作“终端”，而它们总是传达着和通达着一个更大的系统。
传统的工具之所以没有被理所当然地认作“终端”或“界面”，是因为它们要么是过于透明，要么是过于隐蔽了。
一个媒介要呈现为一个“界面”，一方面要求它纵向的交接和传递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求它具有一定的宽度。
计算机具备这样的特色———它能够有效地进行传达，但又具有足够的多样性，让操作者很难完全通透地上手，而总是不得不在其间有所驻留。
但是这里并没有某种本质上的二分，网络媒介提示我们注意到一般器具的整体性和指引性。
任何工具本质上都是某个整体系统的一个“终端”，都会开启出某个特别的“交互界面”，只 和“定向”（海德格尔语）的操持活动而发现和衡量的。
这样来看网络空间的“位置”，我们能够理解：首先，网络空间的位置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地理位置。
但网络上并非没有“距离”和“定向”意义上的空间位置。
例如URL（统一资源定位符）标示了网站的“地址”，而在搜索引擎中的排位和与其他网站之间的链接决定了从某一特定场所出发找到某一网站的“距离”。
当然，相比于视觉空间中边界分明、错落有致的距离感，网络空间中的距离和方位都显得颇为暧昧模糊。
网络空间更类似于听觉和触觉所呈现的空间，远近和方位的概念并未取消，不过却难以形成一种抽离世外的客观计算，而只能以自己为中心进行一种颇为模糊的衡量。
除了亚里士多德的空间，网络空间也有柏拉图的意义，即“容器”或“基质”，类似于“质料”的作为形式的承载者意义上的空间。
我们所购买的网站空间更大程度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提供可能性的基质。
在笛卡尔的空间中，质料和形式的界限消失了，或者说颠倒了，不是把形式印入基质中，倒是把作为“物质”、“原子”，填充到作为纯形式的“空间”之内。
形式是可感可量的，而事物的“质地”原本是在量度算计之外的存在。
但随着质与形的倒转，在笛卡尔的世界中，万物都变成在本质上是可量化的了。
这样一种空间观和本体论究竟有多么合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在网络空间的概念中是否提示了某种更源本的空间观念？ 与其说是先存在一块现成的空间，然后再在其中置入各种器具，倒不如说空间本身是在种种器具互相勾连所形成的环境下出现的。
现在的云存储技术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你的存储空间甚至不会先存在于某一个确定地理位置的某一块确定的磁盘内，而是根据网络环境的架设和布局，存储在许多地方。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网络媒介的特色，只是网络媒介最为突显罢了。
麦克卢汉及其后的媒介环境学派主张的“媒介创造‘环境’”，梅洛维茨论证的“媒介塑造‘场景’”及海德格尔强调的“周围世界”（寰世、生产世界），讲的是类似的事。
和网络空间的情形一样，我们所在之处确实总是空间性的，然而这种空间性的处所并不是由首先某种基本的中性的纯粹空间搭建起来的，而总是在某个环境下，在同周遭事物的交流连接下营造出来的。
媒介技术塑造着我们周遭的境遇，因而也必定在决定着我们的“存在”。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现代大学该如何追求卓越 林新宏 姻林新宏 古往今来，卓越一直是读书人和知识界的向往与追求，也是作为学术殿堂和人才摇篮的现代大学的目标和理想。
不少大学把追求卓越确立为自己的精神和理念。
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都曾就如何追求卓越专门发表文章。
曾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德国2005年正式通过德国大学建设“卓越计划”。
在台湾“，追求卓越”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高教政策之
一。
在我国大陆近年来更是“几乎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在谈追求卓越”。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卓越呢？ 欲求卓越，必尚精神 卓越作为人们的一种向往与追求，首先在于思想和精神的崇高与远大。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大学的灵魂是追求卓越，大学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追求卓越。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教授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价值观。
对于不同的学院来说，卓越意味着不同的含义。
比如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学院，就应该把本科教学做到卓越；研究型大学、培养职业人才的大学卓越的含义都不相同。
一所大学是否卓越，最主要的不是看它的物质的成果，而是看它的精神和思想。
精神是大学的灵魂，立校的根本。
美国是当代公认的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它所拥有的一流大学的数量，为世界之最，这些大学无疑是卓越的。
然而它们的卓越，首先不在于物质的成果，而在于它的办学思想和理念，在于它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文化，一直领先和引领着世界的潮流。
有学者认为，美国所以能保持这种领先优势，是他们从“思想王国”、现代大学的发祥地德国继承了洪堡思想，1900年前的一万名赴德的美国留学生把洪堡大学的思想带回了美国，奠定了1930年代后美国取代德国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思想和人才基础，从而成就了美国大学的卓越，以至至今美国顶尖大学的代表人物仍然承认是洪堡思想和学术的继承人。
欲求卓越，必养道德 《周易·坤》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古人认为是否有良好的道德和卓越与否密切相关。
刚刚去世不久的吴阶平院士，德艺双馨，一生救死扶伤，博施济众；拯厄除难，功济于时；著书立说，言得其要；微言大义，理足可传。
吴阶平教授的卓越，有着崇高的道德基石和伟大的人格基础。
日本作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道德是一切的根本，社会上的任何事业，若不依靠道德就不会成功。
如果有了道德修养，则将无往而不利。
所以道德是不可不教，不可不学的。
” 人无德不立。
缺少道德的滋养，个体的心灵无处安顿，知识的创造和利用必然会偏离方向。
个人如此，群体亦然，一所大学也是如此。
校园里有许多道德高尚、品行端庄的教师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 活，就会形成一种积极的氛围，良好的风尚，强大的气场，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起着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作用，引导着广大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言行。
良好的道德风尚是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是大学走上卓越的基础。
欲求卓越，必修学识 中国古代早就把高深的学识和敏捷的才思当做卓越的重要内容，苏东坡《答李翊书》说“：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
”古人甚至认为，好的诗词歌赋，道德文章，脍炙人口，流芳千古，即为卓越。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察验真理。
察验真理是对知识、学问的不懈探求和实践检验。
对于大学来说，这里所说的学识，不单是指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而且包括对知识的向往，对真理的热爱和探求，以及为探求真理，研究学问而营造的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环境和氛围。
早在两千多年前，齐桓公田午就在国都临淄创办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的“稷下学宫”，广纳贤才，广开言路。
齐国统治者对这些学者礼遇有加，不少人被封为“上大夫”“，受上大夫之禄”，而且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无官守，无言责”，真正做到学术自由，思想开放，人格独立。
在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稷下学宫成为学术的殿堂、思想的圣地，走出了像孟子、荀子、邹衍、田骈、季真、彭蒙、鲁仲连、邹爽等一大批学问家、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和纵横家。
稷下学宫的卓越，在于当时齐国统治者为广大学者创造了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条件。
一个人只有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习和研究，才能出思想，出成果；一所大学如果有许多人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就能更好地创新思想，更多地出学术成果，成就卓越。
作为大学的办学者，不是给大学各学院、各教授下达“卓越”的目标，而是应该为他们营造宽松独立的环境，保证他们的教育自主权，激发他们的学术兴趣，让他们能乐于教育和研究。
欲求卓越，必重创新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
人类社会在创新中发展和进步。
《礼记·大学》中就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也就没有生命的持续和生物的进化，生命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
英国学者约·斯·穆勒说得好“：现在的一切美好事物，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果。
”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漫长过程，处处充满创新，也需要创新，所以鲁迅说“：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
” 大学是思想的圣地，学术的殿堂，是传承人类文明，创立先进文化的基地。
大学的性质、使命和担当都要求自身必须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产出更多的创新成果。
离开了创新，大学就谈不上卓越。
稷下学宫之所以卓越，在于它的许多创新，如组织上是一种创新，它既是官办的学术机构，又是一个官办的政治顾问团体；在制度上是一种创新，它既可以让学宫成员拥有相应的爵位而食官之禄，又可让他们不议国事，潜心学术。
至于其思想和学术成果上的创新就更多，如荀子等人关于认识论、人性论、政治理论、天人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学说和关于“礼法结合”的政治思想等等，都是创新的学说和成果。
哈佛大学的卓越之所以为世界公认，最重要也在于它的创新品格、创新内涵和创新精神，在于它的40多位诺贝尔奖和30多位普利策奖得主为世界所提供的创新成果。
有创新才能有卓越，所以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
” 欲求卓越，必彰特色 卓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与众不同。
这种与众不同，就是特色。
约翰·汉尼斯说“：我们要承认卓越 是有限的，大学不可能在所有方面，每件事都做得非常完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要找到重点……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做到世界一流。
” 国外一流大学的经验证明，正是某些方面的特色和优势，打造了他们的品牌和实力，成就了他们的卓越。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只有4000多名学生，教学和研究人员只有400多人，却有31人获得32项诺贝尔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在校生不过7000多人，其特色是最优的本科教育，最学术化的研究生教育，从而培养出3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因创办工业园，与地方公司合作兴办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区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从而造就了大学的一流和卓越。
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理念与特色一是“平权”，保障黑人权利，二是促进学科交叉，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国内的华中科技大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调整学科战略布局，加强了人文学科，以前瞻性的眼光发展了一批优势特色学科，成为一所从理工科大学走上综合性大学并具有显著人文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欲求卓越，必有坚守 这里所说的坚守，是坚持、守卫，保持、遵守的意思。
苏武身陷匈奴牧羊19年，坚守的是一份节操；诸葛亮躬耕陇亩，坚守的是一份希望；陶渊明东篱采菊，坚守的是一份高雅；李太白醉酒放歌，坚守的是一份狂傲；杜子美茅屋疾呼，坚守的是一份关怀；托尔斯泰高龄出走，坚守的是一份朴素心灵和平民情感；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甘愿受死，坚守的是执著的理想和信念。
坚守是走上成功走近卓越的桥梁和大道。
现代大学和广大教职员工的坚守，在内涵上固然有所不同，但是其意义却是相同的：欲求卓越，必有坚守；长期坚守，必成卓越。
大学坚守的内容很多，最基本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大学集体对既定目标的坚守。
而这种目标必须是现实的、客观的，是符合实际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
现阶段中国的大学有2300多所，其中普通本科院校790多所，处于高层次的研究型大学只有30多所，真正受到国内外瞩目的知名大学也就只有几所。
然而正是这些普通本科院校和层次较低的高职院校、独立学院，承担着大量为国家培养各种不同层次的实用型人才的任务。
如果说，那些知名的高层次的大学所取得的顶级成果是卓越的，那么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层次较低但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追求和使命并努力做到最好的状态，同样是一种卓越。
二是教职员工对岗位职责的坚守。
不久前，中山大学面向全校教职员工颁发“卓越服务奖”。
该奖项的获奖标准只有一个：工作年限，只要在校连续服务达45年，且在人事记录上没有瑕疵，都可获得这项荣誉，无论你是专家教授、普通职员还是后勤人员。
中山大学领导认为，卓越固然有出类拔萃，超乎常人，作出突出贡献之意，但是忠于职守，以持之以恒的态度和毅力追求和奋斗的过程，同样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卓越。
在一所大学里，能够脱颖而出，取得重大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只能长期地默默无闻。
这种努力和坚守，无疑是一种更广义更高层次的卓越。
因为这种努力和坚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爱岗所能解释和企及的，它代表着更高层次的精神和境界。
一所大学，如果有许许多多富有这种精神的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自觉地努力和坚守，就构成这所大学的独特的精神和文化。
这种精神和文化是实现大学共同使命和共同理想的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大学追求卓越，必须深刻完整地认识和理解卓越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惟其如此，才能克服盲目性，加强自觉性，从而理性地追求并不断地走近卓越，成就卓越。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育研究与督导评估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