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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周末评论 特稿 中国科技工作者数量世界第
一，为什么技术对外依存度却在７０％以上？如果说科技投入不足是个问题，那么科技工作者投入产出太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因此，在一套法制框架下建立“能够对每一笔科技投入产出进行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就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
编者按： 科研进展、科技成果的评价问题，一直是科技管理部门及科技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从论文到专利，评价标准几经变动。
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企划部部长的巨建国，有着在一个有３５００名职工的研究所工作２５年的经验，从一个技术人员成为院所的党委书记和所长，其间所碰到的问题促使他对知识成果的评价考核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所有的知识成果（包括科技成果）都是可以建立生产力度量标准的”。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日，本报对巨建国的专访《科技成果评价呼唤国家“统一度量衡”》引起科技部注意。
同年，“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大支撑计划；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２００６８３２１－Ｔ－４６９）》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２００６年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
今年８月，《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论文已发表，国家标准《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评价－通则》已经完成征求意见稿，有望年内颁布。
巨建国先生特为本报撰文介绍这套评价理论与方法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
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中国曾有非常先进的四大发明，为什么牛顿式的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诞生？这是学术界探索了半个世纪至今没有答案的“李约瑟问题”。
笔者的答案是：“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认知惯性驾驭我们的时间太长了，导致我们在“应试教育甚至应试科技”中不能自拔。
牛顿第一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一种维持原有状态不变的性质。
科技界保持这样的惯性也是很正常的。
牛顿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任何组织或个人创新的加速度与其所受到的合外力成正比，与其质量成反比。
作为一个要在２０２０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国家，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评价制度上为科技工作者施加外力的时候了。
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核心在于“技术增加值”。
通俗一点说，就是任何一个科研项目，能否立项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能否找到技术增 加值”，完成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是否达到了这个技术增加值”。
所有的论证、评价、投资等科研行为都围绕这个“技术增加值”展开。
《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提出一系列方法，可以计算每个人、每个团队、每个法人在每个科研项目上每年的技术增加值。
许多人不太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
笔者相信不但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可能会成为一门学科。
创新要有“门槛值” 普遍认为，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
但笔者认为，知识不是力量，科学技术也不是生产力。
关键是需要转换，创新都在转换中，而我们恰恰忽略了转换。
中国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最大的瓶颈不是在获取知识、传播知识方面产生的障碍，而是在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出现了“严重障碍”。
一般观点认为，只要学习，就离学习型组织不远了。
只要创新，就离创新型组织不远了。
但笔者认为，学习型和创新型组织的关键是：能否保持一定的初速度和加速度。
达不到一定的“门槛值”，创新无异于浪费。
学习和创新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是需要成本来维持的。
学习型和创新型却是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需要输出利润的。
完全是两个概念。
一个组织有学习行为，但不一定是学习型组织。
只有当“学习”的速度和加速度大于“落伍”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候，才能称得上是学习型组织。
一个企业有创新行为，但不一定是创新型企业。
只有当“创新”的速度和加速度大于“磨损”的速度和加速度的时候，才能称得上是创新型企业。
一个企业创新的速度和加速度必须满足一定的门槛值。
如果达不到这个门槛值，创新就会变为“成本”而不是“利润”。
法国协和飞机是一个创新，但企业因此倒闭。
日本企业是通过将压力分解到每一个人身上，来提升企业创新的速度和加速度的。
牛顿加速度定律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外部压力，创新要达到
一 所有知识成果都可以建立生产力度量标准 阴巨建国 定的加速度是不可能的。
今天，中国的科技评价制度对３５００万科技工作者提供的外部压力不能说没有，但不足以保持较高的创新加速度。
中国“蓝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两亿民工）的投入产出效率”已经与世界水平相当，甚至超出世界 水平。
这是前３０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面。
但中国“白领（受过高等教育的８０００万人）的投入产出效率”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
这应该是今后３０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需要挖掘的基本面。
目前的最大问题是：绝大多数白领“逍遥法（投入产出标准）外”。
中国要完成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个目标，必须从现在起下“狠心”设计一种“严酷”的科技评价制度，连续不断地从这些“白领”身上“榨出”更多的智慧，连续３０年使每个人的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年递增１０％以上，从总体上确保中国“创新”的速度大于“磨损”的速度。
缺乏机制和标准成创新瓶颈 创新型国家建设问题可以聚焦为两个指标：一是科技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这是科技界对政府和企业的诉求，目前已经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二是科技投入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这是政府和企业对科技界的诉求，目前还没有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
在这两个指标中，科技投入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是决定性因素。
转化效率高，企业和政府就愿意投钱，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反之，就“失望”和“惜投”，进而采取“购买技术”的行为。
创新问题可以聚焦为两种创新：一是科学技术创新，这是科技人员的责任；二是科技制度创新，这是科技官员的责任。
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科学技术创新本身，而是科技制度创新远远落后科学技术创新，甚至已经成为“桎梏”。
没有科技制度创新的支撑，科学技术创新肯定走不远；没有科学技术创新的鲜活，科技制度创新也就走不动。
科技制度创新包括体制、机制、标准、文化４个层面，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是缺乏机制和标准。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５日，法新社从巴格达发出一则电讯，认为造成美军伤亡的 致命武器是反抗分子埋设在地下的土制炸弹。
为解决此问题，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商务机会网站发布了编号为“ＦＢＯ＃１４５１”的招标信息：寻求“有技术资格和能力演示一种安装于地面车辆上能探测土制炸弹和反坦克地雷的高性能透地雷达（ＧＰＲ）的公司”。
招标书要求在提供雷达技术性能指标的同时，提供雷 达技术管理指标，即提供该雷达的ＷＢＳ列表，提供每个ＷＢＥ的ＱＣＤ和ＴＲＬ，并要求ＴＲＬ最低应该达到５级，其中７０％的ＷＢＥ的ＴＲＬ必须达到７级以上。
令人遗憾的是，这则公告中提到的技术管理指标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看懂！ 这表明中美在科技管理标准上的差距至少有５０年！３个标准可以举证这个结论：工作分解结构（Ｗｏｒｋ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ＢＳ）美国在１９６５年就开始研究，１９７５年正式颁布了ＭＩＬ－ＳＴＤ－８８１Ａ（防务装备项目工作分解结构）。
其中ＷＢＥ是指能够独立表达、测量、交付的工作分解单元；获得价值管理（ＥａｒｎｅｄＶａｌｕ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ＶＭ）１９５７年美国海军首创。
１９６７年，美国国防部制定了《成本／进度控制体系规范》（Ｃ／ＳＣＳＣ）并强制执行。
其中ＱＣＤ是指每一个ＷＢＥ的质量成本进度（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ｓｔＤｅｓｉｇｎ）；技术就绪水平（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Ｌｅｖｅｌｓ／ＴＲＬ），１９９５年ＮＡＳＡ提出ＴＲＬ概念。
２００２年颁布军事采办条例ＤｏＤ５０００．２Ｒ，将ＴＲＬ法律化，其中技术就绪水平分为９个级别。
从上述美国的案例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这个标准，我们的科研将永远停留在“手工业干科研”的思维模式上。
科学技术是可以用钱“堆出来”的，但创新型国家却不可能用科学技术“堆出来”！因为创新型国家有一个“底线”指标：为科学技术研究再投入的钱，一定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以前的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所赚回来的一部分利润。
技术增加值就是在消化吸收美国３个标准（即工作分解结构、获得价值管理、技术就绪水平）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目前科技界亟须解决的问题，以笔者实践经验为基础提出来的。
科技评价并不难 普遍认为，科技评价最困难。
但笔者认为，科技评价并不难。
难的是科研项目管理过程中的度量。
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是缺乏度量标准。
科技评价问题可以聚焦为两种：一是科学技术状态度量。
科学技术度量始终贯穿科学技术研究和管理的全过程。
科学技术度量具有微观性、连续性、强迫性、规律性、普适性和世界性的特征，是一种不管如何评价都必须坚持这样做的基础管理，是一种不带任何偏好的中性管理。
二是科学技术评价。
科学技术评价是在科 学技术研究和管理全过程的几个点上进行的，具有宏观性、间断性、随机性和偏 好性的特征，是一种带有明显评价目的的非中性管理。
所有评价指标都是围绕评价目的来选择和采集的，难免带有一定的偏好。
只要建立了科学技术度量的基本秩序，就会将评价指标的偏好降低到最小程度。
一般情况下，科学技术度量 方面的基础工作应该占到８０％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应该占到２０％以下的时间和精力。
但现在似乎“搞反了”。
科学技术度量是科学技术评价的基本前提，科学技术评价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度量不断改进，两者形成闭环校准。
如果没有建立科学技术度量的基本秩序，评价指标的偏好就会影响客观性。
实际上，科技评价的通用模型是： 目标状态＝初始状态＋技术增加值 初始状态：科研项目研制的起点；目标状态：科研项目研制的目标终点；技术增加值：科研项目真正研制的内容。
真正的科技评价可以进一步聚焦为：一是评价这三种状态的数据是否真实可靠，二是评价这个等式是否成立，三是用什么度量衡计算它们之间的差值。
普遍认为，尊重科技规律就是要尊重科研有一定风险这个特殊性规律。
但笔者认为，尊重科技规律就是尊重技术就绪水平九级台阶这个普遍性规律。
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是缺乏普遍性规律的指导。
科技规律问题可以聚焦为两点：一是科学技术研究的特殊性，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占科技行为的５％不到；二是科学技术研究的普遍性，这是可以提炼为数学模型来指导科学技术研究的，占科技行为的９５％以上。
通常说的科技规律是指科学技术研究行为的普遍性规律，而不是它的特殊性。
美国在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２日出版的《新千年计划》中提出：科技进步不会以一种有序或者可预见的方式产生并逐渐成熟，当然也不会以稳定有序的步骤来实现，但是从灵感第一次闪烁到最终形成生产力（货架产品），科技进步规律基本上可以定义为在不断增加理解、不断模拟仿真以及 不断通过小进步给人信心的这条道路上前进的“步进”过程。
九级技术就绪水平（ＴＲＬ）基本上能够划分这一过程中的台阶或里程碑。
科技进步尽管不是线性的道路，但里程碑必须一个接着一个地通过才行。
科技进步尽管会有跳越，但不影响里程碑九级描述的基本规律。
我们整天喊要尊重科技规律，到底什么是科技规律呢？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和数学表达式。
尊重科技规律，不是 让我们忍受“拖（拖进度）降（降指标）涨（涨经费）”，而是让我们按照九级技术就绪水平（ＴＲＬ）所表示的九级台阶这个数学模型，衡量每一个科研项目的技术增加值。
宽容失败不等于不计较失败 普遍认为，科学研究要宽容失败。
但笔者认为，要宽容失败不等于不计较失败。
现在制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瓶颈不是缺少宽容，而是缺少计量成败的指标。
在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像中国这样对失败宽容的国家了。
一笔上亿元的科研资金下去时，看不到这个科研项目可以计量的预期指标。
这已经不是宽容，而是糊涂，甚至是“犯罪”，这种做法已经严重影响到科技工作者的“生育”能力。
中国政府２００７年科技投入近２０００亿元，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总结报告都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另一方面技术对外依存度７０％以上。
这种反差说明，我们没有认真计较每一笔投入的成败。
美国政府投资的每一个科研项目，都要由第三方（审计署）进行目标审计（原来预计的目标是否达到）。
经常通报国防部哪一项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从现在官方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基础研究计划、“８６３”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这样的重大项目，科技投入全部都是“真金和白银”，但科技产出基本上都是专利和论文。
这怎么能服众？这都是纳税人的钱！一个组织，只有斤斤计较成败得失，创新的加速度才能达到一定的“门槛值”。
如果一个组织总是用大量的篇幅总结成绩，仅仅用“但是”说明问题，这个组织永远成不了创新型组织。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在《世界竞争力年鉴２００７》中表述：２００７年，中国在５５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１７位上升为第１５位。
Ｒ＆Ｄ人员全时当量排名第一；Ｒ＆Ｄ经费总额、企业Ｒ＆Ｄ经费总额、论文发表量、本国人专利授权量等６项指标排在前１０位；基础研究是否增长的长期经济发展指标从第６位下降到第１７位。
这个数据说明，我们政府的研发经费在增长，我们的科研选题支持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下降。
这能说明我们的科技规划是有效的吗？连财大气粗的美国，都是以近期能形成生产力作为优先安排项目的条件。
《科学技术进步法》已自２００８年７月１日起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科学技术评价制度。
由此看来，现在的评价办法还有许多待完善之处。
中国科技工作者数量世界第
一，为什么技术对外依存度却在７０％以上？如果说科技投入不足是个问题，那么科技工作者投入产出太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也因此，在一套法制框架下建立“能够对每一笔科技投入产出进行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就成为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
这也是基于技术增加值的科技评价理论与方法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作者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企划部部长） 决定命运的是细节 （上接Ａ１版）其实在此次地震中， 过去采取的很多抗震措施都起到了实际的作用。
据统计，经过抗震设防的房子，遇到了预期烈度的地震，或者超过烈度的地震都没有太大问题。
周锡元表示，不管是框架结构、砌体结构、高层结构还是大跨度结构，只要经过抗震设防，基本上都能保证大震时不倒。
如这次汶川地震中，成都３３层的高层建筑、岷江的１８层大楼等高层建筑反映良好。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设计的绵阳市 九州体育馆，拥有１万多座位，是 西南地区最大的体育馆。
其设防级 别是６级，这次也经受住了考验。
在乐观的同时，周锡元对现在 一些新建建筑表示担忧：“过去我 们建筑界的建筑发展叫适用、经 济、美观，适用是基本的，适当考虑 美观。
现在我们建筑界的很多人感 觉到，应该改成安全、适用、经济、 美观。
现在，有的建筑太注重美观、 太注重效果了，造成一些对抗震非 常不利的因素。
” 在新技术方面，离震中４０多 公里的武都有一座６层的隔震房。
在周边房屋都倒塌的情况下没有 多少损伤，甚至房间里的花瓶都没 有倒。
周锡元表示，经过地震的考 验，说明我们发展的高新技术日趋 成熟。
不过他同时提醒，在发展新技术的同时要考虑地震的不确定性， 让建筑物拥有适应不确定性的能 力。
他说：“地震的不确定性是很大 的，其中有各种因素的作用，不能 拿一个地震就说明问题。
现在有的 人甚至说一个技术抗什么地震都行，恐怕这也是有问题的。
” （上接Ａ１版）用长春中俄科技园总经理李长华的话说就是，生机源于灵活。
“科技园的生机源于体制灵活，它通过开办展示会、推介会、洽谈会等形式，为企业牵线搭桥、开展嫁接服务。
从运行方式看，科技园更像是一个中介企业、一个创新平台。
”它通过开办展示会、推介会、洽谈会等形式，为企业牵线搭桥，开展嫁接服务，形成一个优良的创新平台。
正因如此，它成为了中俄科学家、企业家的科技交流平台。
自２００６年建设以来，中俄科学家、企业家共１２０人、２５次互访，促成了包括在短波光学、激光应用、非线性光学等领域的合作，并在相关领域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组建了中俄菌类联合实验室和中俄稀土功能材料联合实验室，正在筹建激光 技术加工中心。
从而以其集成俄罗斯等外方成果，通过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并不断创新，提炼核心技术的方式，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长春中俄科技园作为成果转化、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平台，通过与白、俄合作，长春分院系统研究所、吉林省企业 打造独具特色的中俄合作产业园 参与的激光技术研发项目实施产业化，开始显现锋芒。
一期入驻长春希达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科英激光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长春新产业光电有限公司等企业，２００７年实现产值近１．６亿元。
与此同时，一批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在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着。
其中有中白科技合作信息平台（中白），激光穴位照射治疗疾病应用研究（中白），用磁场电解质方法处理金属产品及电子产品零部件（中白），稀土硫化物着色剂的制备、性能及其应用（中俄），传统复方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的系统研究平台（中俄），光纤激光器（中俄），大气物质和其他混合物在中俄部分地域的跨国界迁移的研究（中俄），湿地候鸟在中俄边境迁移对禽流感传播的风险评估（中俄）等。
互利合作共赢 科技部对长春中俄科技园建设高度重视、积极支持。
多年来，对中俄科技 园本着“技术创新、建设机制创新、政府支持、市场运作”的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积极肯定。
同时，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
２００６年９月，科技部将长春中俄科技园开园仪式列为中国俄罗斯年国家活动内容之
一，并给予经费支持。
２００７年，科技部以长春中俄科技园为基地，批准建设长春国院科技合作与创新园国家级科技合作基地。
２００７年，科技部支持长春中俄科技园５个对俄合作专项，支持经费３２００万元。
为了不断拓宽中俄科技合作渠道、提升合作水平、加速人才培养，长春中俄科技园积极推动并组建了不同领域的联合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集成俄罗斯等外方的高新技术成果，通过技术转移、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并瞄准国际上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结合双方优势开展一批具有战略前瞻性、基础和应用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路甬祥强调，在中俄科技合作中，一定要做到互利共赢，这是双方合作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些在辽宁工作的俄罗斯专家也表示，中国吸引他们的原因与其说是优厚的待遇，不如说是理想的工作环境。
在展望中俄科技合作前景时，分析人士认为，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起着“跳板”的关键作用。
中国科研潜力巨大，非一般国家可比，对科技成果的消化能力和生产能力强。
俄罗斯没有中国这块“跳板”而直接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成功概率比较小。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人才资源与欧美国家相关机构的合作不如与中国合作的互补性强。
而且相对欧洲来说，中国距离西伯利亚近得多，且与俄罗斯专家有着良好的合作传统。
路甬祥说，建设中俄科技园的意义深远，俄罗斯、独联体不但是资源大国，还是科技强国，在许多科技领域都有深厚的高水平的积累，同时，还有一批很敬业、很有创新思想的科学家，值得我们与之很好地合作。
路甬祥认为，发展中俄科技园，不仅是把俄国已有的科技 成果在中国转移转化，它还可以带动我们自己的自主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水平，这种交流是互利、共赢的。
中俄的科技交流是中俄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交流合作、战略交流合作伙伴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中俄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路甬祥说，中俄科技园的进展较快、工作扎实。
今后发展，要按照市场机制，以企业为主体来运作，要按照科技创新规律、按照产业化规律务实推动。
同时，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中外专家提供比较好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让中俄科技园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有更强的吸引力、凝聚力，这样才能做强做大。
路甬祥希望长春中俄科技园能够打造成为科技和产业合作的一个亮点，通过中俄科技园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中科院在长春和东北地区的研究机构，以及其他科研院所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间的实质性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经过不断完善与发展，长春中俄科技园一定会建设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现代化中外科技合作产业化园区。
（上接Ａ１版）他还特别对聚乳酸的产业化进展情况表示肯定，同时指出要注重和其他原料配合起来，利用玉米芯、木薯或陈化粮等原料，促进相关产业快速发展。
随后，路甬祥又深入科研生产一线，详细考察了二氧化碳聚合基地、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中心，就项目研 发和促进产业化的具体问题与科研人员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交流。
在了解二氧化碳聚合研究项目开展的情况后，路甬祥强调指出，要充分利用可降解、不污染环境的二氧化碳资源，开发多种二氧化碳可降解制品；要减少使用已经稳定储存的二氧化碳，尽 量使用发电厂、发酵工业等产生的废料，把二氧化碳捕捉起来；要积极与企业开展合作，形成产业链条，技术成熟 建立“强核心、大网络”的体制机制发展网络型研究所管理 后，通过企业来带动项目的发展，并不断发展壮大。
“有机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是长春应化所众多独具特色的研究领域之
一。
路甬祥说，要加快研发和进入产业化阶段的速度。
他指出，技术研发要像开发新产品一样，有了很好的方向，就要按时间节点来做，一步一步推进；同时要促进与企业衔接，尽快跨入规模产业化阶段。
在镁合金千吨级示范生产线现场，路甬祥详细了解了项目研发情况和公司的研发、市场拓展及运行情况，鼓励科研人员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走多样化道路，在保持知识产权和已有 合作的基础上，与兄弟院所及企业展开更紧密、广泛的合作，不断加快规模产业化步伐，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路甬祥充分肯定了长春应化所领导班子的工作。
他说，长春应化所面向 国家战略需求，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工程化、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聚乳酸已经走向规模产业化，稀土镁合金、有机发光显示也逐步向工程化迈进。
路甬祥说，长春应化所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创新实践，不仅是该所长期以来的光荣传统，也是体现中科院办院方针中“两个面向”的很典型 的创新案例。
“两个面向”要融合在一起，最终要面向国家需求和市场需求来开展创新活动、培育创新成果、开发创新产品，这种思路要融合到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去。
针对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路甬祥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本，科技创新以人为本，没有人才就没有创新，也就没有未来，尤其要在发挥好中老年科技骨干作用的同时，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要积极采取措施，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生活环境，依靠有优势的创新文化氛围，吸引优秀人才。
围绕研究所体制机制创新问题，路甬祥强调，要建立“强核心、大网络”的 体制机制，发展网络型研究所管理。
他说，任何创新都要有体制机制的保证。
现代科学研究的特点和趋势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二是社会资源的网络集成。
研究所能否出成果、出效益、出人才，关键还是要看有没有建立起对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对内适应科技创新规律的体制机制。
中科院提倡发展网络型的研究管理结构，综合性研究所、基础性的研究所都要在发展高水平基础研究的同时，构建国际化的、在国内有广泛联系的网络管理体系，从而尽快吸纳最新的科学思想，尽快整合并充分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规模产业化。
全国政协常委、吉林省科协主席刘淑莹，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和中科院机关有关领导分别陪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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