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拎水桶”到“修管道”,数据分析平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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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数据分析发展电子商务推进线上教育 互联网扶贫:从“拎水桶”到“修管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陈静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精准扶贫插上了信息化翅膀,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接受优质教育。
互联网扶贫提高了信息的精准性,提高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参与度和获得感—— 阿里巴巴日前公布数据称,阿里兴农扶贫频道累计对接13个省份,120个国家级贫困县。
每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产品平均销往270余个地级市,阿里巴巴还成立了脱贫基金,表示未来5年将投入100亿元。
京东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宣布担任河北阜平县平石头村名誉村主任,并表示“5年内让全体村民年均收入翻10倍”。
万能WiFi钥匙在1000所偏远学校铺设了免费网络,易果帮云南红河州销售了1600多吨水果……互联网公司在精准扶贫这件事上铆足了劲。
“互联网可以在贫困人口动态管理中进一步提高信息的精准性,提升社会扶贫的管理服务水平,也能提高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参与度和获得感,让他们得到更多实惠,坐上发展快车。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如是说。
互联网如何在精准扶贫中“授人以渔”,将“拎水桶”变成“修管道”? 充分利用大数据—— 接近信息远离贫困 “点击一下‘芒果’,就能看到云南和广西共有三个县以此为特产。
点击‘柚子’,就能看到四川、湖南、湖北多个贫困县盛产柚子。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文继荣向记者演示着他们为国家网信办开发的“中国网络扶贫行动大数据分析平台”。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就能深入挖掘贫困县的特产和优势资源。
” 越接近信息,越远离贫困。
对政府管理者来说,互联网实现的数据打通,成为精准扶贫的基础。
刘永富表示,运用互联网技术,我国建立了全国扶贫大数据平台,第一次实现了贫困人口的帮扶、管理到村到户到人,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下基础。
对于贫困地区的用户来说,通过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网络服务成为打通“数字鸿沟”的关键。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鲍建安坦言:“释放信息红利,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基础设施建设是将互联网融入精准扶贫的起点。
” 国家网信办原副主任任贤良说,目前全国有96%的行政村已经实现了宽带接入,贫困村宽带覆盖率已经达到86%,农村电商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致富,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从5年前的25%上升到90%,越来越多贫困地区的孩子通过互联网学习成长。
不过,中国信通院副院长王志勤也 告诉记者,这个数字和“十三五”规划提出的“98%行政村通宽带,90%的贫困村能够实现宽带接入”仍有距离。
王志勤说,从技术手段来看,目前采用光纤宽带的比较多,但在更多偏远和高原地区,应该考虑与无线技术结合来解决问题。
此外,希望运营企业能够针对贫困地区推出资费更为优惠的套餐,让这些地区的用户真正能够用得起。
大力发展电商—— 靠近市场加速脱贫 “我们村里的‘时光鸡’和‘岁月鸭’,出售的时候不计重量,只看养殖时间。
因为不计重,农户就没有给鸡鸭吃饲料、添加剂的动力,养殖方式回归健康,但互联网的可追溯技术,让消费者扫描一下二维码就能看到是谁养的,养了多久,这样信任感也能建立起来。
”四川苍溪县白绎镇岫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告诉记者。
靠近市场,加速脱贫。
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克服贫困地区的区位瓶颈制约,把绿色、天然、无污染的特色农产品通过网络直接销售到市场,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被视为贫困地区“造血”的一条有效途径。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介绍说,国家已经明确今后3年内对有条件的832个 县实行电商进农村全覆盖,“目前覆盖率已经达到60%,投入资金已达到100亿元”。
把农产品卖出去,并不是只靠投入资金就能解决问题,淘宝大学校长王帅坦言:“扶贫不止捐一点钱,而是要培养人才,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从内部培养起脱贫的动力,长远地帮助贫困地区成长。
” 机制的建立要依靠互联网技术。
岫云村的“时光鸡”靠二维码保证养殖时间,京东的扶贫创新项目“京东跑步鸡”则给鸡戴上了“鸡脚环计步器”,要求必须放养,跑到100万步以上京东承诺当地三倍价格回购。
机制的建立更要靠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易果集团董事长张晔对此颇为感慨:“过去某个贫困县的苹果滞销了,生鲜电商们就去采购,初心是好的,但投入的时间精力和产生的效益不成正比,治标不治本。
滞销和贱卖的出现,其实是生产和需求没有良好的对接,现在需要通过种植技术提升品质,让消费者满意。
易果甚至投资了一些上游的农业技术公司,比如万里神农,请该公司在云南建水搞了葡萄示范田,种植方法和农民习惯的方法大有不同,再把成熟的种植技术推广出去。
” 机制的建立还要有包括冷链物流等一整套支撑环境。
张晔告诉记者:“生 鲜产品损耗率高,过去损耗可以由传统渠道来消化,比如超市收到了黄瓜发现有两根坏了,自己就处理掉了,但电商意味着产品直接对接消费者,收到快递发现有两根坏黄瓜,消费者肯定接受不了。
”一亩田副总裁高海燕则表示:“物流对农产品上行的约束性程度与电商业态选择所产生的业务强度有关系,所以对于单一业务来说,如果直面消费者,就要形成区域品牌。
此外,农产品上行也应该考虑通过电商渠道和诸如商超之类的企业对接,以整车制的物流形态降低成本。
” 配置教育资源—— 贴近教育阻断贫困 借由互联网,贫困农村的孩子学起了芭蕾舞,拉上小提琴,理解了《千里江山图》的美。
去年年底,公益组织荷风基金会与腾讯一起发起了“青少年艺术启发平台”,尝试通过线上教学方式,对贫困地区中小学开展全面的艺术教育,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表示,腾讯基金会为这个项目捐出了2000万元。
“希望通过艺术+互联网的线上线下互动教育方式,推动艺术教育的普及和城乡均衡化发展。
” 贴近教育,阻断贫困。
扶智是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
互联网平台能够整合和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放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它一方面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另一方面也在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接受先进的技能教育。
北京云校大数据技术研究院院长陈正拜告诉记者,海南三沙市只有26名学生和6位老师,派优秀老师去三沙教学显然比较困难,但现在通过云校,不仅能请外教来上课,还能利用大数据打造老师的精准教学和学生的个性化学习。
在技能教育方面,由大企业主导,与商业模式紧密联系的互联网教育正在生根开花。
蒙牛乳业总裁卢敏放说,蒙牛针对农民推出了“牧场主大学”,其中包括专家线上讲课,也包括一对一实时辅导。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表示,2018年,苏宁要在全国100个贫困县落地电商扶贫实训店。
“这个模式通过属地化公司注册、目标贫困户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定向就业实训、线上线下营销技能培养、服务业务承接等方式,实现就业扶贫、培训扶贫在当地的落地,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
百度外卖平台系统被非法侵入,篡改账户余额4900余万元—— 网络交易平台漏洞不能“殃及池鱼” 本报记者崔国强 民以食为天。
一到饭点,不少人的熟悉动作是点开外卖平台下单。
但用户在乐享美食的同时,信息安全重要性也不能忽视。
日前,一则消息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百度外卖平台系统被非法侵入,篡改账户余额总数达4900余万元,订单数覆盖全国多个地区,人数达百余,直接消费损失达30余万元。
目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已经以涉嫌盗窃罪对犯罪嫌疑人郑某批准逮捕。
究竟什么问题导致如此后果?谁来承担法律责任?未来应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针对这些问题,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利用百度外卖系统漏洞,将提现金额改为负数,从而实现反向充值,并使用账户余额在“百度外卖”平台上消费。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一天认为,百度外卖平台被篡改,暴露出网络交易平台存在着信息安全技术缺陷与自我修复功能方面的不足,致使平台沦为网络技术型犯罪对象,继而 犯罪嫌疑人利用百度外卖系统漏洞,将提现金额改为负数,从而实现反向充值,并使用账户余额在“百度外卖”平台上消费 专家建议,平台设立事后过错追究与技术漏洞等级评定制度,对于安全保障技术难度系数低的基础性漏洞给予严厉的惩罚 引发平台故障、瘫痪,使其自身及用户遭受经济损失。
“当前,手机消费、支付、转账已经被公众普遍接受,手机与银行卡捆绑,手机可以完全代替钱包,侵财型犯罪从以普通钱包、纸币、贵重财产为对象的具有直观性盗窃、抢劫、抢夺等传统犯罪行为,逐步转变为以网络交易平台、手机钱包的电子数据、源代码为犯罪对象,这一犯罪形态具有隐蔽性,以黑客技术攻击漏洞。
”陈一天分析说。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发现,2017年6月份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对网络运营者的安全保护义务和法律责任有明确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制定内部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定网络安全负责人,落实网络安全保护责任;网络运营者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陈一天认为,郑某等人通过盗窃手法侵入外卖平台计算机系统,篡改数据进而导致经济损失,犯罪嫌疑人和相关企业都应当按 照刑法和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如何减少乃至避免类似事件发生?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忠胜认为,从规范网络经营者角度,可以用奖惩结合、双管齐下的方式解决网络平台被入侵问题。
一方面,外卖等网络交易服务平台要不断加强技术投入,对于系统漏洞不可麻痹大意,应当通过实在的奖励措施,建立个人隐私保护制度,对入驻平台的商家严格管理,提高其犯罪预防、财产安全保障等技术与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设立事后过错追究与技术漏洞等级评定制度,对于安全保障技术难度系数低的基础性漏洞给予更加严厉惩罚措施,给网络服务提供者、经营者以警示。
专家表示,对于广大公众而言,通过该事件应进一步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郑某等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定罪量刑的事实,对不法分子形成了震慑。
面对从信息安全漏洞获取的不义之财,应当洁身自好,不要以身试法,既要行使权利,又要遵守法律。
” 莫让水产品成“水货” 临近春节,水产品等年货市场产销两旺。
一直以来,水产品安全备受消费者关注,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情况究竟如何?对违法用药行为如何治理?备受关注的贝类产品质量安全有何保障?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天津网友“酸菜不爱鱼”: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如何? 主持人:为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各级渔业部门坚持做好“产出来”和“管出来”两方面工作。
在“产出来”方面,实施水产养殖转型升级工程,推进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活动,开展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创建,推广使用循环水、零用药等健康养殖技术模式。
在“管出来”方面,强化产地监管职责,加大推动生产者主体责任落实,加强监管体系和检测体系建设。
数据显示,2017年产地监测合格率为99.7%,连续5年产地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市场监测合格率由2009年的88.7%提高到2017年第四季度的97.3%。
合肥网友“瘦成筷子”:水产品中违法用药行为时有发生,监管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 主持人:对于水产品中违法用药行为,各级渔业部门始终保持对违法用药的高压态势。
2013年以来,中央财政每年安排产地水产品监督抽查专项经费3500万元左右,用于养殖水产品和苗种等监督抽查工作,共抽检样品50000余个,连续5年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没有发生重大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标准化健康养殖是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前提。
农业部大力推进标准化健康养殖,截至2017年底,全国创建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6129家,全国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29个,水产品“三品一标”总数达到1.27万个。
宁波网友“村上渔夫”:贝类产品备受消费者欢迎,但这两年来贝类的重金属污染问题严重,渔业部门有没有采取防范措施? 主持人:贝类是我国重要水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消费量大。
同时,贝类风险隐患也大,极易引起急性中毒甚至死亡。
农业部高度重视贝类产品质量安全,是我国水产品中唯一单独制定管理办法的品种,每年年初都专门召开会议作出部署,年终专门针对监测中的问题专题研究。
与此同时,每年还安排700多万元用于贝类产品监测,每年抽检贝类样品近4000个,加强对贝类中重金属铅、镉及多氯联苯、毒素等监测预警,确保能及时发现问题,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发布预警。
(本期主持人:吉蕾蕾)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功能空间科学布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类效益有机统一的原则,以法律为依据,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和市场化机制为手段,严格控制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调整优化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
重点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

一,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
要坚定做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工作,加快构建“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等科学合理的国土空间开发三大战略格局。
要建立健全政策体系,特别是针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不同主体功能区,形成差别化的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农业政策、人口政策、民族政策、环境政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各地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区域发展格局。

二,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体制以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为根本目的,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为基础,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相承为目标,以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为基本保护对象,将国家公园确定为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现最严格的保护。
这是对现有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禁止开发区域的体制进行整合,实行统一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是包括自然保护区在内的各类保护区统一协调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而不是脱离现有自然保护区等另搞一套。

三,建立空间治理体系。
为解决空间治理缺位问题,国家已开展大量基础性试点工作,如在市县级层面推进空间规划改革试点、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
通过多方试点和积累经验,逐步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政策,最终将形成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由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构成的空间治理体系。
(摘自《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出版,本报有删节) 本版编辑郭存举张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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