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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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20读《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的感想和补充.............................26石磊就义见闻....................................................................................27庄河大刀会.....................................................................................................31
庄河大刀会的土城子战斗....................................................................................38
俄日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大连港.......................................................................41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大连港的四十年...................................................................46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殖民地金融业.......................................................................49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的始末..............62日寇统治时期的大连西山会...............................................................................69解放初期大连医务界的一些情况.......................................................................89我的回忆.........................................................................................................101
一百二十五年前之大连点滴.............................................................................113大连名称之来历......................................................................................125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征集日寇统治大连..............................................................................................130
四十年史料的参考题目（草稿）.....................................................................130 -3- 打开解放区对香港的通道 钱之光刘昂（一） 一九四六年秋至四七年春，我们在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及上海办事处工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彻底破坏了“双十协定”，撕毁了旧政协的一切决议，召开了伪国大，发动了全面内战。
和谈陷于完全破裂，南京、上海办事处处于撤退前夕。
周恩来同志已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回到延安，四七年初曾电示要我们去香港，拟以香港为基地，继续扩大对内对外的工作，加强香港与解放区的经济联系，以便得到必要的器材、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
我们购买好了三月初去香港的船票。
但是，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办事处被国民党的宪警和特务包围，未能成行。
三月七日，中共代表团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的同志全部撤回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我们即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情况。
他又一次提出，要我们到解放区沿海口岸工作，设法打通与香港的航道。
于是我们编成一支小队伍，准备先到山东的烟台蹲下来，打通山东解放区与香港的海上通路。
这时，中央确定董必武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要我们俩与王华生同志一道陪同董老去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开会。
会后，刘昂留在董老处工作，钱之光带着几个人赶赴烟台，同先前已去那里的同志一起，建立据点。
然后派刘恕、鲁映夫妇，搭乘一只载重能力只有七十吨的小船，经由澳门到达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香港，找到了我党一九三八年从武汉派杨琳在香港建立起来的“联和公司”，准备从经济工作开始，先搞点买卖，方便来往，从而有利于扩大活动面，开展工作和帮助解放区解决一些物资缺乏的困难。
一九四七年九月，烟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钱之光等同志辗转到了大连。
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朱毅、李竹平、王瑞庭等同志为我们在天津街靠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创办了中华贸易总公司。
当时大连是苏军军管地区，各解放区到大连从事兵工生产、采购物资的单位，都是以各种公司、商行的面目出现的。
我们在大连没有挂这个牌子，到大连市委备案，也没有用这类名称，只是用了个“钱之光同志处”，后来改称“刘昂同志处”，用“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只是为应付意外情况的发生。
到了大连以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开辟大连到香港的海上通道。
为保持与中央直接联系，我们还建立了电台。
我们租用外国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的罗津和香港之间，运出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带回需要的物资。
来大连采购战略物资的华东、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的同志，都与我们联系，由我们到香港办货。
当时大连有个建新公司，下有化工、钢铁、机械等几个工厂，是一个以生产炮弹为主的兵工联合企业。
负责原材料供应的经理部负责人谭伟经常与我们往来，通过我们到香港采购兵工生产所需要的重要物 -5- 资。
一九四七年前后，解放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对外交通几乎全被切断，大连成了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交通站．为支援前线作战，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我们公司在香港也可算得上是贸易大户，只要我们的船一到，香港一些物资的价格就会受到波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这条海上航线，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报纸、杂志，通过“交通”，送往中央，便于中央掌握、研究敌人的动向。
有些南来北往的干部，也走这条路线。
有一批到海南岛打游击的于部，就是通过我们，送往南方去的。
这些工作，特别是电台的架设，大连至香港海路的沟通，为后来接送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条件。
（二） 一九四八年五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军在各个战场上连连获胜，国民党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
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鍇、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五月五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他们并且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为了将这些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送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中央曾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
因此中央决定利用大连至香港这条海上航线，完成这一非常重要而又机密的工作。
这样一来，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成了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到达西柏坡，周恩来同志找刘昂谈话说：钱之光已经打通了大连至香港的通道，任务很重，人手不足，你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让钱之光去香港主持那边的工作。
刘昂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对她说：中央派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出国，丁玲、张琴秋、吴青等人同你一道走，她们将与在北满的蔡畅同志会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是，刘昂同她们一起出发，经山东益都（华东局所在地），到俚岛渡海北上。
在穿过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时，突然遇上国民党的巡逻艇，探照灯在海面上来回搜索。
华东局派来护送的同志当即关照说，请大家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并且要把不符合保密和容易暴露身份的东西扔掉。
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 -7- 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
出国参加会议的代表继续北上，刘昂则留在大连，开始了新的工作。
（三） 钱之光向刘昂交待了在大连的工作后，向市委辞了行，于八月初从大连出发，经丹东抵朝鲜新义州，转乘火车到达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办理了租用苏轮“波尔塔瓦”号货船的手续，开始了特殊使命的远途航行。
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周恩来同志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
同行的还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
货船驶抵香港后，苏联驻港办事机构派人乘汽艇到船上来迎接。
我们“联和公司”的同志也来访问接洽。
钱之光当即与华南分局的方方、潘汉年同志等取得了联系，他们也接到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
大家都认为，这项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我们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据我们所知，同他们保持联系的党组织有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同志。
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情况、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的。
在复杂的香港，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需要作比较周密的安排。
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
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先也作了调查了解，约好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
为了旅途的安全，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还派出有关同志随船护送。
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一批接送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周恩来同志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八月下旬，沈老（钧儒）、谭老（平山）、蔡廷指、章伯钧先生等十几位，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于香港启程北上。
八天以后，大连方面刘昂电告香港；“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转往哈尔滨。
” (四)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以后，刘昂又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
当时的任务，虽然主要是接送民主人士，但还是需要继续做经济贸易工作，一方面打掩护，同时也为在香港采购一些解放区急需的物资。
因为当时“联和公司”的机构和办公地址已不能适应工作的开展，于是我们在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另租了几间大的写字间。
钱之光认为。
要重新取个名字，既要有意义，又不能太暴露。
经研究决定用“华润公司”这个名称。
他解释说：“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 -9- 表我们的党。
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
”大家都说这个名称好，于是便挂出了牌子，由杨琳任经理，以后中央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
十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的船到达香港，因与另一只船相撞而搁浅，需要就地检修，一时不能使用。
可是已经商量好了下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于是只好另租挂有挪威旗的轮船。
这次走的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人，由连贯陪同，胡绳随行，王华生随船护送。
船在大连与丹东间的大东沟抛锚，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来迎接，郭老等改乘小船登岸，转赴哈尔滨。
（五）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土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共有三十多人。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就是这一批北上的。
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
周恩来同志的电示也更加具体、周密。
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
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周恩来同志都有明确的指示。
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周恩来同志在给大连电示以后，又给在香港的钱之光发电报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
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第三批民主人士走的时间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深夜。
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每到圣诞节放假，人们欢度节日，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这一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
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
李济深先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士。
我们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频繁。
这时，国民党已分崩离析，各种反动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
白崇禧还曾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一位国民党桂系大员赶到香港，表面是邀请任公（李先生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是妄图拉住他，打他的旗号，图谋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李先生离港十多天后，白崇德派的人才到达，听说李已走了，感到大失所望。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日期。
为了安全，要走的人事先都不知道与谁同船，各走各的路。
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后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些时候再上船。
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
到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上午，轮船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从哈尔滨来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也到大连迎接。
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也到码头迎接。
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李富春、张闻天还到各个房间看望。
当天中午，又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11-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了不使民主人士下船后受冻，我们想方没 法在大连购到一批御寒的皮货。
民主人士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了獭皮帽、 皮靴、貉绒大衣。
他们收到这些东西后，十分感动，有人还拿出钱来要付款。
我们的同志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给你们的。
这是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
”他们听了，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 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
在大连逗留期间，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 沈阳去哈尔滨。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从香港出发的。
有黄炎培先 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寰澄先生等人，他们 由刘恕护送，在天津上岸，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 铭等前往迎接。
原定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一九四
九 年六月，改在北平召开。
九月，召开了正式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
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 阳，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六)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们到了北平，准备在那里搞个地方，把大连的业 务转移到北平去。
就在我们筹建的时候，人民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机构，我们 这个机构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
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干部，有不少分配 到外贸部门工作。
公司开辟对外贸易工作赚得的几千万美金交给了中央，这在 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召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和开辟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都是做得很好的。
其实，这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自始至终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离不开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挥，有关地方党委也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
我们在大连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但却很有意义，至今不能忘怀。
（本文作者钱之光同志原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刘易同志原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此文由市党史办葛玉广同志根据访问记录整理，并经刘易同志亲自审订） 深切怀念张志诚同志 鲁民 人事沧桑，往事如烟。
在我走过的五十多年的生活道路上，经过风风雨雨，许多往事都已淡忘了，唯有张志诚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难以忘怀。
他 -13- 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仍铭记心间。
一转眼，志诚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八个年头了，每当忆及象他这样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为开创和发展我市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协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竟然在十年动乱中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迫害致死，怎不令人义愤填膺，潸然泪下！ 张志诚同志生于一九零三年二月。
原名严重，浙江省慈溪县人。
少小丧母，随父去上海。
父亲是前清秀才，民国初年曾在上海大买办严子君家坐馆。
十岁丧父，家境清贫，不得不投靠亲友，靠他们接济生活，由外祖母抚养成人。
志诚同志很早就受到同事、青年诗人、共产党员应修人的影响，并在他的启发、帮助和带领下参加了革命活动，积极组织“上海通迅图书馆”，团结进步青年，传播新文化思想。
一九二五年发生“五卅”惨案，他出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参加了《五卅日报》的义务校对工作。
他还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听过沈雁冰同志主讲的“马列主义浅释”，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
同年六月经应修人介绍，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八月又在上海闸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因散发反对军阀孙传芳的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
当时仅剩一张传单还未发出，由于他的机警应变，而且又有公开职业作掩护，这才被无罪释放。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去武汉，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
同年七月，因宁汉合流，国共分裂，他被分配到中共湖北省委秘书处工作。
一九二七年底，湖北省委遭到破坏，他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春，党中央派罗亦农同志到武汉找到了志诚同志，并派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递送文件。
湖北省委重新建立后，他的主要任务是做秘密联络工作。
由于党的基层组织不断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活动日益艰难，志诚同志也引起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敌人的注意，经组织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在组织部担任书报发行科长，负责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发行工作。
到一九三一年秋，又派他去中央苏区，同行的有伍修权同志。
到苏区后，担任江西省扬殷县县委书记，宁都暴动后，又到胜利县（均在宁都南部）任县委书记。
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一九三二年中央苏区扩大，苏区中央局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志诚同志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
他曾担任邓发同志领导的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科长（当时谭震林同志是一科科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此时他是中央军区科长，直接在项英、陈毅同志领导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项、陈两位将军领导的游击队包围日紧，赣南苏区日蹙，敌人妄图消灭这支革命的队伍。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项、陈两位将军率队突围，撤退到赣南游击区，而志诚同志此时因患重病，未能跟上部队而被俘，并被解到信丰县。
以后他历尽千辛万苦，才脱离了虎口，靠沿路乞讨流浪，来到广东南雄，住在一座小庙里。
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既不能公开打听党组织的下落，也不能公开自己身份，于是他只好一面千方百计设法寻找党组织，一面治病。
晚上制作泥人、竹哨等小孩玩具，白天则沿街叫卖，借此赚几个钱来维持生活。
直到第二次国共 -15- 合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江西大庚池江圩义勇军办事处才找到了项英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党的怀抱、志诚同志被分配到赣南地区担任特委秘书长。
在特委书记杨尚奎同志赴延安参加“七大”北上后，他又接替了特委书记职务。
一九四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赣南地区形势恶化，斗争十分激烈。
志诚同志高度近视，身体情况又十分不好，粤北省委决定把他留在南雄指导赣南的斗争。
不久转移到曲江负责粤北省委秘书长工作。
一九四一年，由于叛徒的出卖，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省委领导皆遭逮捕，只剩下志诚同志和宣传部长，他又一次同党失去了联系。
当时情况十分险恶，志诚同志根据党中央“疏散干部，保持力量，隐蔽斗争”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把未落敌手的在曲江的同志安全转移。
他还设法同狱中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掌握了一些情况，进一步部署了组织撤退和隐蔽工作，并鼓励狱中同志同敌人坚持斗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志诚同志辗转找到了东江纵队，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担任司令部无线电队政委，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组织决定他去香港治疗已经非常严重的肺病时为止。
一位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回忆说：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后，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当时他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和学习。
一九四六年六月志诚同志随东江纵队撤至烟台，同年八月来大连疗养。
病愈后担任大连市委副书记、旅大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一九五一年志诚同志受市委的委托，组建旅大市委统战部，并担任副部长、部长。
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常委。
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因所谓“多年来一贯右倾，在统战工作及党内重大原则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离开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无产阶级立场，犯了政治性、立场性、方向性的错误”而遭到“揭发和批判”，并被免去市委常委，一九六五年又被调离统战部到市人委视察室任副主任。
我从一九五二年调到市委统战部，直至一九五八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虽然他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风范犹存。
他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克服了长期左倾错误，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的今天，他的这些宝贵的品德和光荣的传统，更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志诚同志在统战工作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无产阶级的宽宏胸怀。
他在市委领导下，在团结和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他们通过工作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方面；在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搞好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我市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共产党员有个组织部门来管，党员到了组织部门就象到了自己的家。
我们统战部要成为党外干部、民主人士的组织部，到了我们这里，也应使他们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感到温暖，心里话都能向党讲。
”志诚同志是这样教育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许多党外同志有话愿意找他谈，有事愿意同他商量，有了困难愿意找他帮助解决。
他和许多党外同志交了知心朋友，互相串门，促膝谈心。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半点令人望而生畏的官僚作风，至今提起张志诚同志，大家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眷恋。
许多党外同志说，“张部长是我们政治上的老 -17- 师，工作上的依靠，生活上的挚友”，他象“老妈妈一样，待人体贴入微，能诚恳热情地关心别人”。
志诚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人云亦云，敢于坚持真理。
他对阶级斗争某些扩大化的做法，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一向遵照毛主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无限上纲”。
他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浪中，特别是面对“文化大革命”那种风霜刀剑相逼的严峻时刻，依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不见风使舵，察颜观色，阿谀奉承，投机取巧，而是光明磊落，表里如
一。
当他因历史上两次失掉组织关系而受到组织上的审查时，没有半点怨言；当他一九六一年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帽子而受到批判时，也仅报以忍受和缄默。
总之，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经受党的考验。
志诚同志是我们大连党内干部中党龄最长，过去又担任过较高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干部。
但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历史，从不居功骄傲摆老资格，不同别人比职务、待遇的高低。
对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他都是无条件地、积极地去接受和完成。
工作中出了差错，不管被认为是多么严重，他都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诿和文过饰非，不使同志们蒙受半点委屈。
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的长短，总是看别人的长处，那怕别人犯了错误，他也念念不忘他的长处；对犯错误的干部，在不违背组织原则的情况下，他总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九五八年有一位同志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为了使他安心改造自己，志诚同志亲自劝说他爱人不要离婚，致使这一家人始终没有离散，直到这位同志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得到平反改正。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对不应划为“右派”或有所谓右派言论有而又真才实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学、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他都按照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原同，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
志城同志的组织观念很强，有时尽管在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但一旦形成决议，他就坚决执行。
有一次市委讨论拟划一位同志为“右派分子”，志诚同志始终坚持不同意见，直至提出定这位同志为“右派”还不如定他自己。
后来市委做出决定，志诚同志虽然提出保留意见，但还是认真执行的。
在旅大党内斗争问题上，他认为“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对旅大地区的“落后地区改造”，他认为“错案不少”，“打击面过大”，从而支持了正确意见，维护了党的团结，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志诚同志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
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仅不向组织上要求特殊照顾，而且带病坚持工作，经常是上下班不坐小汽车。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曾提出上下班派车接送，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而和群众一样乘电车或公共汽车。
在战争环境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也一直保持着。
他用的铅笔，只要手还能握住，就决不扔掉。
他不仅拟稿多用用过的稿纸的背面写，就连日历和烟盒也不肯丢掉，用背面作便条用。
有一年，市委行政处登记领导干部家里借用的公家家具，问他哪些是借用公家的时候，他说连我这个人都是党的，不用分公家和私人的，都一块登记上就是了。
志诚同志为自己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有的同志说，张部长的一分钱都能握出水来，但他对别人的困难却慷慨解囊相助，急人之所急。
有一位给他宿舍烧锅炉的工人同志，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一直在经济上周济地，并且还主动负担那位工人两个孩子的 -19- 学费，直到中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志诚同志就是这样，在很长时间以来，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用来帮助有困难的同志。
他把替同志们排忧解难当成自己的义务，当成一件乐事来做。
志诚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
如果说他有弱点的话，那么就是他对许多事，包括别人对他的误解，甚至十年动乱时对他的诬陷和中伤，他都报以缄默和忍受，这似乎有点软弱。
但他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和对待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却一贯认真负责，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这又是他刚强的表现。
可以告慰的是，党已经彻底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他曾为之奋斗而付出心血的我市统战、政协工作，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也像其它战线一样，日益兴旺发达；我市各界人士正满怀激情，为繁荣大连、振兴大连，奋勇前进！对这样的新形势，志诚同志亦当含笑九泉了。
（本文作者为大连市政协常委、中共大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 祭阳冰 李汝航同志，湖南湘乡人。
早年他结识了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得以加入南社。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一家银行任秘书。
解放后，曾任大连港务局秘书处长，后调任该局业余中学副校长，为大连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我与他同事多年，又是近邻，相交甚厚，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
他曾向我谈到过他在上海掩护中共党员、原大连市市长毛达珣同志作地下工作的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毛达珣同志当时是新四军干部，经常来往于苏北和上海之间进行秘密活动．他与李汝航是同乡好友，且深知李汝航秉性耿直，有正义感，倾向革命。
李汝航亦知毛达珣是共产党员，且负有秘密活动的使命。
当毛达珣向李汝航提出把他家作为落脚点时，他欣然同意。
当时李汝航家住上海霞飞路和合场（现为淮海中路526弄）56号。
他曾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多次担当风险。
我记得他讲过这样几件事。
我的“表弟” 那是一九四三年夏的一个傍晚，毛达珣秘密来到上海，他身穿纺绸长衫，脚穿皮鞋，手拿一把纸扇，打扮成小商人的模样，向李汝航家走去。
当他走到霞飞路吕班路（现重庆南路）口，碰上了两个日寇兵带着便衣特务拦路“抄把子”（即搜查行人）。
毛达珣正想绕道而行，被一个便衣特务拦住去路，将他混身上下搜查一遍，一无所得，查看他的良民证，也看不出破绽。
特务又夺过毛达珣手中的纸扇。
打开扇面，一面是画，一面是李航汝写的一首诗。
诗句是： 渔文重翻本事新，烟蓑雨笠映江春。
垂竿自具屠龙手，漫拟霜天斫鲙人。
这个便衣特务是个草包，不懂诗。
翻译一把夺过来，翻过来掉过去要想在扇面上找出点毛病，他可能是看到诗句中有“屠龙手”、“斫鲙人”的字样，感到疑惑，于是日寇宪兵便对翻译叽哩呱啦了几句，翻译忙对便衣特务说： -21- “皇军叫把他带到宪兵队去！”特务们于是一拥而上，把毛达珣双手反剪起来了。
正在这危急时刻，恰好李中航坐着黄包车过来，一眼看到毛达珣被特务推揉着，心里一急，忙在车上高喊一声：“表弟！”然后跳下车，抢上前去对特务说：“他是我的表弟。
”特务推开李法航，连声喝道：“去，去，去！”毛达珣见是李汝航，忙喊道：“表哥，他们无缘无故要抓我．你跟他们说一说。
”李汝航灵机一动，轻轻地拉拉翻译，掏出名片，还悄悄把一叠储备票塞在翻译手里说：“他是我的表弟，做小生意的，请把他放了吧。
”翻译把钱塞进裤兜里，又看了看名片，便对李汝航皮笑肉不笑地说：“误会。
”掉头又对日本宪兵叽哩咕噜几句，就这样才算解了围。
李汝航拉着毛达珣匆匆离去。
一只皮箱 一天夜里，有人敲李汝航家的门，女佣人开门，见是一位青年人，手里还提一只小牛皮箱。
女佣人向楼上喊道：“李先生，有人找您。
”李汝航下楼来，见这人穿一套布学生装，年纪不过二十来岁，自己并不认识他。
来人先开口说：“李先生，这是您表弟的箱子，请您保管。
”青年人把箱子放在桌子上，又说：“他隔一个星期来取。
”李汝航问：“我表弟现在在什么地方？”“在乡下。
”青年人说完，就告辞了。
李汝航没有问来人姓名，也不打听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拎了拎箱子，沉甸甸的，想到里面的东西一定很重要。
他懂得干这种秘密工作，不该知道的决不打听，该知道的毛达珣也一定会告诉自己。
一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毛达珣来，他心里很焦急，担心出了什么事。
为防止意外，他把箱子带到银行，锁进了文件柜。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果不出所料，几天后，突然来了个穿米色派力司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样子很神气，声称要找李先生。
李汝航一见此人，心里就犯疑：他是什么人？不能不存几分警惕。
于是就问：“找李先生有什么事？” 那穿西装的家伙装出一副笑脸说。
“你就是李先生吧？李先生的表弟要我来拿存寄在这里的那只箱子。
” 李汝航心想：青年人临走时不是说毛达珣来取吗？看这人东张西望的会不会有诈？于是他断然否认说：“先生，我没有表弟，更不知道有什么箱子。
你可能找错门了？” “你不是叫李汝航吗？”“可我没有表弟啊。
”“你不相信！”那人拿出一张字条，递给李汝航，“你看，这是你表弟写的条子。
”李汝航没有去接这张字条，用眼扫了一下，看到上面写着。
“寄存你处的箱子交来人带下。
表弟”的字样。
李汝航看出这不是毛达珣的笔迹，确信来人是特务，毛达珣一定出了问题。
于是沉着地笑道：“先生，我没有表弟，请到别处去找吧。
”那个穿西装的人很快变了脸，大声说：“李汝航，你放明白些，老实把箱子交出来，不然要你的好看。
”李汝航冷笑一声，不客气地说：“青天白日你要干什么？请你出去。
” -23- 那人凶相毕露，转身招呼等在门外的两个特务，命令说：“给我搜。
” 李汝航警告说：“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我报告警察局去。
”这三个家伙不容分说，如狼似虎地挟持着李汝航上楼去搜查．李汝航心里坦然，因为箱子早已转移，不在家里了。
他的家人见此情景，当然害怕，更不敢吱声，眼看着这些特务翻箱倒柜。
他们屋里屋外搜个遍，也未见皮箱的影子。
因为拿不到证据，不好过分难为李汝航，于是这几个家伙只好垂头丧气，悻悻而去。
李汝航保管着这只皮箱，一直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他没有打开箱子看一眼，这就是他的为人，诚实可靠。
直到后来毛达珣来取箱子时告诉他才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用来购买药品的一笔巨款。
一场惊险 一九四四年春的一个雨夜，毛达珣急冲冲来到李汝航家。
他们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毛达珣早有警觉，心知有异，忙对李汝航说：“不好，我得走！”起身准备从后门出去。
突然出现的紧张气氛，一时使李汝航也没了主意。
这时李夫人急忙下楼，走到半楼梯，望见李汝航要去开后门，于是连忙摆手示意：“不能出去了，门外有人。
” 敲门声越来越急，怎么办呢？李汝航这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毛达珣安全脱险。
他突然想到可从晾台（上海房间在屋顶多有晒衣服的凉台）上逃出去。
于是，他对夫人说：“你快领达珣上凉台，从隔壁王家出去。
快！”李夫人和王太太是好友，从那里走是不会出问题的。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看到毛达珣走了，李汝航这才从容开了门。
这时闯进来几个特务，其中一个一把揪住李汝航的胸口，大声问；“刚才进来的人呢？”李汝航神态自若地说：“没看见有人进来呀。
” 那个特务二话没说，撩起手就是两记耳光，打得李汝航头晕耳鸣。
“他妈的，搜。
”特务推开李汝航，指挥那几个喽罗，楼上楼下搜个遍，哪来人影。
特务们急得暴跳如雷。
李夫人从门外回来，李汝航知道毛达珣已经走脱，也就放了心。
特务们抓不到毛达珣，就把李汝航抓去交差。
第二天，李所在银行的经理闻讯后，经多方努力，才把李汝航保了出来。
解放后，毛达珣任大连港务局局长（刚解放时称“港长”）时，特请李汝航到大连工作。
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因李汝航与我关系密切，他也受到牵连。
而今想到这位忠厚的长者，仍深感内疚，并对他怀念不已。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沪（本文作者原为民革旅大市支部主任委员，现为民革上海市委员会顾问） -25- 读《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的感想和补充 李启文 读了《李汝航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一文（以下简称《朋友》），感慨不已。
先父李汝航去世已二十七个年头了，生前为革命事业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至今党和人民仍怀念他，致使我们全家感到欣慰。
老母潘南荃现已八十七岁高龄，十分感慨地说：“你父，党和人民了解他，他可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 《朋友》》一文所写的内容，据老母与我的回忆，基本上是事实。
先父在世时很少与人谈及个人往事。
记得一九五六年，我外出路过长沙，毛达珣同志曾派车接我去他家住了一个星期。
毛达珣同志以非常赞许和感激的语言，给我讲述过这些事情。
他说：“你父亲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啊！他冒着危险保护了我们，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十分感激的。
”我到达大连后，多次询问此事，父亲都是淡淡一笑，说：“一点小事，不足挂齿。
”记得一九五六年元旦，在我反复恳求下，才给我讲过祭阳冰同志文中所叙之事，但较为简单。
现就《朋友》》一文，再补充说明几点：
一、毛达珣同志手中的纸扇，一面是画，画的是“垂虹亭长图”。
垂虹亭，在江苏吴江县的吴江桥上。
南社领导人之一的陈巢南先生，是吴江县人，自称“垂虹亭长”，是先父的挚友。
纸扇另一面的诗，题目：是《为巢南画垂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虹亭长图》。
诗写于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元旦。
这画与诗均为先父所作。
二、所谓在上海一家银行作秘书”，具体说来是中华银行董事会秘书。
毛达珣同志脱险，先父被捕，后来是经中华银行，以及柳亚子先生、张大千先生等著名民主人士,多方设法才得以保释出狱的（具体情况我和母亲都不清楚）。
因无实据，敌警方也再未追究。
事后，毛达珣等同志有事仍来找先父，只是次数很少，也不在我家过夜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于本溪市 石磊就义见闻 李佩武宫涤生 -27- 石磊，字巨符，辽阳东新堡人。
辛亥革命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中，英勇就义。
一九—一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由总统制代替了君主制。
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骗取了大总统的宝座。
一九一三年四月国会成立后，袁则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在“民国”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日益扩充他的反革命实力，策划复辟帝制，阴谋重温大皇帝的美梦。
为此，被激怒了的全国军民，迅速地兴起了反袁护国浪潮。
在全国性反袁护国浪潮中，石磊在辽阳地区，参加了《民主革命激进会》宣传反袁护国，捍卫革命。
一九一四年三月，当获悉日本的宗社党用帆船从大连在营口运输一批枪支时，石磊便带领二十三名战士连夜截击，取得成功。
交战中有一名战士负伤，石磊护送这名伤员去大连养伤，令战士刘耀臣带队，把缴获的敌船和武器运到葫芦岛。
当行至金州湾时，不幸被日本水上警察发现，战斗中因寡不敌众，二十二名战士被俘。
同时石磊和伤员也在大连被俘。
这事被复县知事苏鼎铭知道后，他为了献媚洋人，讨好袁世凯，便主动去联系日本人，将石磊等二十四名战士引渡到复县。
当到复县衙门大堂中点名、推问之际，苏鼎铭见石磊年少有才，精神豪爽，气度不凡，虽在大难之中，仍谈笑自若，顿生收买之心。
于是将石磊一人免入监狱，软禁在街门的二堂内，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并指使衙门里的帮审员范、蔡两人，同石磊共住一处，昼夜劝降，欲其归顺袁世凯。
但石磊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严辞拒绝，并出示诗两首，其一曰： 外贼内奸险，愤膺志更坚。
政见不统
一，归顺实是难。
除石磊外，其余二十三名志士，在监押期间，被提审多次，虽受尽了侮辱与肉刑，但他们反袁爱国之心毫未动摇。
半月之后，苏鼎铭向袁世凯提出的报告得到批复，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就地执行。
苏鼎铭一心想收买石磊，对石磊说：“你如能归顺，我可单独将你提出不杀。
”石磊严辞厉色地回答：“革命兄弟，同来同往，视死如归，勿劳多言。
”苏汗颜遁去，便在他主子的指示下，终于杀害了这位革命志士。
据目击者李佩武说：石磊就义那天，是一九一四年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纪念日。
这年我十一岁，在复州城初级小学读书，为了祭孔，学校放假。
当天早饭后听人说，苏监督（当时群众这样称谓苏鼎铭）今天要杀害石磊，我就跑到大街上。
由于石磊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消息已经传到群众中去了，人们很崇敬他，所以那天到街上的人特别多，大家都怀着沉痛的心情，想亲自目睹一下这位英雄。
-29- 我穿过人群，来到南大街西头，听有人议论：石磊是为反对袁世凯卖国才被抓来的，他在狱中写了不少诗，苏监督看他有才，只要他不反袁世凯，就把他放了，但石磊坚决不干······ 大家正在议论中，忽听东街街门里，响起了嘀嘀哒哒的军号声。
不大一会儿，从街门弄里走出两个号兵，边走边吹，冲开街上的人群，接着就是六七十名身穿灰色服装的巡防营大兵，端枪列队，分走在大街的两边。
随后是警备队的全队长，领着三十多名队员。
他们后面是穿黑色服装的巡警队。
这天城里的军警可以说是倾巢出动。
从表面看他们喝五吆
六，瞪着贼眼盯着周围的群众，但内心是非常虚怯的。
在军警中间走的是大车队，首车上交插着两面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
石磊就坐在这辆车前头左耳板上。
他头戴瓜皮帽，身穿青缎子马褂和深灰色长袍，四方脸，赤红色面孔，这年他才二十五岁，端坐车上（未绑），面无惧色。
大家都从心里佩服他，真是好样的！在那右耳板上坐的是刘耀臣。
有个警察提着水壶不断地给石磊倒水喝。
其余二十二名战士，分坐在几辆大车上。
最后面是一辆马拉的旧式轿车，苏监督和从大连来的两个监刑的日本人，龟缩在车厢里。
石磊和他的战友们，个个都是满睑怒火，当着大街上群众的面，痛斥苏监督和卖国贼袁世凯勾结洋人出卖中国的滔天罪行。
勇士们在车上愤怒控诉，群众就在下面纷纷议论。
刑车走出南门，直奔古塔东面的刑场。
苏鼎铭根据石磊的要求，也为显示他的“仁慈”，早在刑场上摆好了二十四口棺材。
军警押着刑车来到刑场以后，马上散开组成警戒圈，手持长枪面朝外，监视群众不准靠前。
石磊昂首挺胸走下车说；“同胞们！我们是反对袁世凯的，是革命的，不是土匪！同胞们要知道，袁世凯这个卖国贼不久就要当皇帝了……”他把刑场变成反帝爱国的宣传阵地。
这时，站在苏鼎铭身边的两个日本人，下住地催促行刑，吓得苏鼎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铭赶紧向全队长下令。
枪声立即响起。
二十三位战士倒下之后，就轮到石磊了。
全队长走到石磊面前说：“巨符，把身子转过去吧！”石磊气宇轩昂地说：“就这样来吧！”石磊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使全队长又惭愧又胆怯。
苏鼎铭杀害革命者以后，就和日本人一起带着军警钻进城去。
他们害怕群众起来反抗，还关闭了三天城门，不准群众出入，这充分表明了卖国贼的虚弱和卑劣。
石磊虽然牺牲了，可是他的光辉事迹和英雄形象，却一直留在复县人民的心中，他在狱中写的诗文和家书还流传至今。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十年仗剑海上游，毅力不达死不休；国破家亡身何在，誓将热血染神州！ （本文由王连维整理，瓦房店市政协供稿。
作者和整理者均为瓦房店市政协文史委员） 庄河大刀会 鞠抗捷 -31- 庄河大刀会是“九一八”事变后，庄河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
它在粉碎日军板本师团对庄河、岫岩、凤城等东边道各县的围剿中，起过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土城子战斗中，打死日寇靖安游击队联队长森秀树少将，名声大震，影响深远。
这是庄河人民的一段光荣历史。
（一）“九一八”事变后，庄河地区同其他各地一样，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抗日义勇军。
其中主要的首领有救国军司令刘同先，地方保安团队的头子刘震青，马占山的代表邱良忱等。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庄河义勇军的联合部队攻占了县城，活抓了伪县长王纯嘏和自治指导部助理格西，使初期的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政策，在占领庄河期间，没能建立自己的政权，推选不出自己的县长，十八日撤离庄河县城之后，更是群龙无首。
我是辽宁警官高等学校毕业的。
“九一八”事变后，由沈阳回到庄河，参加了刘震青的义勇军。
面对当时义勇军内存在的这种状况，深感不安。
于是联合当时在原三区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倪中立，参加了各路义勇军在光明山尚家屯一个地主大院召开的会议。
经过一天的讨论，与会者仍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
因此我就与倪中立一起到一面山佟家屯去见刘震青，并自愿代表他去当时的北平，进行联系。
得到刘的支持后，于五月到达北平。
东北军将领熊飞（后改名为熊正平）接见了我们，并代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刘震青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八路司令，我为参谋长，刘作舟为副官长。
不料八月份回到庄河时，义勇军的主力已改编为伪军李寿山部的补充团，刘震青为第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营营长。
对此，我甚为愤恨，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毅然参加了大刀会。
庄河大刀会，早先是在东边道一带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王凤阁大刀会的影响下，于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刘震青尚未改编时，由其部下华春盛在长岭建立的。
同时从大连市请来一位麻老师，他是玄门道的道长，声言大刀会会员，只要吃了他画的符，念诵他传的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其实这完全是子虚之辞，但当时却被一些群众相信了。
在大部分义勇军被收编为伪军，抗日力量逐渐削弱的情况下，广大爱国同胞，特别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不甘心受日寇的蹂躏，因而就借用大刀会在群众中的影响，积极组织人民起来抗日。
我和郭殿政继华春盛之后，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邱家沟、曹家屯办起了大刀会，并从大连市请来十几个当年在山东省招远县闹过大刀会的老师。
他们在法术上，采用戊己道的符法，虽与长岭庙玄门道有所不同，但其迷信的根由是一致的。
九月，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三个团的大刀会和抗日义勇军联合，到庄、盖交界的马家沟、苇子峪去打土匪野狼队。
在一片杀声中，用红樱枪杀死土匪五十多人，活捉了九十人，而大刀会无一伤亡。
从此，大刀会的威名更加显赫，传遍了庄、盖两县。
到十月份，大刀会从原来的三个团，很快地发展到十六个团。
并且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长岭村召开了团长会议，把大刀会定名为联庄自卫团，成立了总团部，推举郭殿政为总团长，倪元德为副团长，我为参谋长。
总团部设在半截塔庙，各团分设团长与道长。
道长由请来的山东老师担任，负责传授法术，教练武艺；团长负责行政领导。
当时大刀会总 -33- 团的三个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分团的领导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
到十二月土城子战斗前，庄河大刀会已经发展到三十三个团。
诸如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广大屯、华家隈子，腰岭子、钱家屯、王家屯、崔家坟、青林子、四道沟、半截塔、五间房、罗家沟、张家屯、小峪、刁桥子、马道口子、李家洞于、金线沟、前后旋城等团。
庄河大刀会从建立到大发展，只有一年时间，它始终和抗日义勇军有密切联系，是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
(二) 大刀会从成立到发展，成员都是自愿参加的。
不脱产，各人自备红樱枪一支，枪头有一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光亮，栓上很长的红樱，装配上硬木枪杆，扛起来十分威风。
每个团成立那天，都请山东道长，传授真言，画符念咒，教练武艺，并把画好的符，折叠装在特制的红色兜子里，带在身上。
每天晚上还要背诵咒语，练习武艺。
还规定吃素，不打骂老百姓。
战斗的时候，先跪下吃符念咒，然后大喊杀声，冲上前去。
平时各归各家，有事，凭鸡毛信传令集合。
第一次打土匪野狼队，就是这样干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刀会得到了日伪军从复县开来的消息，总团当即传知各团，集合队伍，于当日下午分别到达王家屯和旋城集合。
王家屯由我负责指挥，旋城由郭殿政负责指挥。
经当天晚上侦察得知：日伪军骑兵一百六十名，大部分住在土城子村的住户内，联队部在在村东头的寇福昌大院内。
情况查明后，大刀会于夜晚集合队伍，把土城子层层包围。
半夜里发动进攻，一时间杀声四起，敌人乱成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团。
大刀会的一部分人冲入敌阵，缴获了一些马匹和枪支，另一部分冲到寇福昌大院前边，与大院里跑出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吓得关上了大门。
日寇靖安游击队联队长森秀树被关到门外，陷人了大刀会的包围之中。
他挥动着手中战刀，乱砍乱杀一阵后，转到西墙的一个偏房往上爬时，被大刀会成员用红缨枪戳死于墙下，并缴获了他手中的战刀。
这时在院内的敌人已爬上屋顶架起了机关枪，疯狂地扫射，并在机关枪的掩护下，大部分敌人趁机逃窜。
大刀会人员也有伤亡。
面对这种情况，大刀会的一部分向村外撤退，另一部分在村西头坚持战斗。
因敌人凭高射击，无法接近，相持了两个钟头后，东方已经升起了太阳，加之敌人又从庄河县城开来了增援的汽车队，于是，大刀会携带着缴获的马匹、枪枝主动转移到庄河与岫岩、盖县交界的山区打游击。
大刀会在土城子的战斗，战果辉煌。
但卑鄙无耻的伪警察协会、协和会却屈膝于日寇，在一九三八年（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为森秀树等侵略者立了碑。
碑树立在土城子村的村头。
碑文的正面是：“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背面是日文：“五勇士ハ靖安游击队（现靖安师）所属ニツテ匪贼讨伐中大同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红枪匪约五百卜激战ツ壮烈ナル战死ヲ遂ゲ夕ヴ”；左侧为；“故陆军少将森秀树，故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故陆军骑兵上等兵张恩，故陆军骑兵上等兵李德全，故陆军骑兵一等兵张民”；右侧为：“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警察协会、协和会建立”。
这块碑已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35- 后，被土城子村人民推倒，送县文化馆保存。
这是日寇侵略我国的铁证，也是庄河人民英勇抗日的珍贵资料。
土城子战斗后，总团长郭殿政带着一部分大刀会成员，经过双塔岭、三块石、响水沟到红旗堡，与邓铁梅的抗日义勇军会合。
邓军原驻在大洋河畔龙王庙一带，与日军守备队战斗失利后，从龙王庙撤退到哨子河一带，驻在哨子河西张家堡子。
与此同时，日军守备队也追赶到这里，占据了哨子河东的文家街。
大刀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邓军所在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在邓军的配合下，进攻文家街，于二十六日结束战斗。
战斗中杀死敌人的一名机枪手，砸坏其机枪，刺杀日军十余名，并缴获了敌军用大车两辆，一辆装粮食，一辆装医药。
但由于这次战斗距土城子战外时间过短，而且远道跋涉，人地生疏，故伤亡惨重。
在邓军的掩护下，把壮烈捐躯的大刀会成员的尸体殓入棺材，送回庄河。
总团长郭殿政留在邓军所在地，不久即去北平。
大刀会在不到十天里，经过土城子，文家街两次战斗，取得了辉煌战果。
现从敌伪档案中查明，先后与庄河大刀会战斗的两支敌伪军，均系一九三二年冬发动对庄、岫、凤三角地带围剿的日军板本师团的一部分。
经过邓铁梅部、刘景文部和庄河大刀会的抵抗，特别是庄河大刀会的两次战斗，对于粉碎敌人在庄河的“围剿”，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现在庄河人民还神话般地传颂着他们的英勇事迹。
(三) 庄河大刀会经过土城子和文家街的两次战斗后，郭殿政带领的一部分解散了。
我率领的一部分，继续战斗了半年、大部分大刀会成员坚持不离开队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伍，各团团长带着自己的队伍，在郭家沟附近，整顿了两天，就出发了。
于十二月末，向东经过瓦房街、小峪沟、马道口子、道边子、大营子，先与刘同先所属的花龙部队联合，接着与撤出岫岩县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第五十六路司令刘景文会合，三方面在马道口子附近的一家地主大院开会协商决定，刘景文仍回岫岩境内，刘同先部与大刀会实行联合，转移到仙人洞转湘湖一带活动。
到达夹皮沟时，侦得庄河县伪警察局长苗建发的伪军到达太平岭，于是立即商定，实行联合袭击，连夜将各方队伍赶到榆树房，因为消息被苗知道，敌伪队伍已经撤出，使这次袭击落了空。
另一次，大刀会转驻双河，发现苗的队伍已在万泰村，大刀会赶到该村的后山时，苗的队伍已经出村，大刀会打了一排枪，敌人过河爬山逃走了。
次年一月中旬，大刀会的队伍转移到腰岭村，遭到庄河伪军的袭击，在华家隈子的后山，团长娄子敬和宪道长及何XX壮烈牺牲。
这是大刀会自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
因为娄子敬是邱家沟团的团长，在土城于战斗中英勇杀敌，战功卓著。
他的牺牲，使大家感到非常沉痛和惋惜。
邓军第二支队司令邱良忱闻讯后，特派人前来接应，并在二道岭子会合后采取了统一行动，先后在横道河子、太阳沟、黑峪岭等地，共同进行了多次战斗。
在太阳河、黑峪岭的几次战斗中，义勇军曾被敌军多路围攻，四面受敌，特别是在黑峪岭的战斗中，队伍被冲散了，同邱良忱的队伍也失掉了联系，于是我们采取了分散活动的措施。
之后，我带着小部分队伍，经过老黑山，二道河，回到了家乡，不久就进关了。
至此，大刀会的活动，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37- 庄河大刀会的成立是和庄河县义勇军分不开的，华春盛和我都是义勇 军的成员。
大刀会从成立到解散，虽然只有一年的历史，但它在发动群众，打击 日寇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
更主要的是土城子、文家街两次战斗，都是直接对 日伪军的出击，并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对粉碎板本师团的“围剿”起了重要的 作用。
再就是大刀会在刘震青改编为伪军后，仍与抗日义勇军保持着紧密联 系，并多次联合作战，坚持抗日。
文家街战斗是与邓铁梅部队联合作战的，太 平岭战斗是与刘同先为首领的救国军联合作战的，直到最后又和邱良忱部队实 行了近半年的联合，袭击敌人，屡立战功。
因此，庄河大刀会英勇打击日寇的 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其光荣业绩将永远载入庄河史册。
（庄河县政协供稿） 庄河大刀会的土城子战斗 梁毓棠
王宝仁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所造成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庄河民众和东北各地一样，纷纷自发组织起抗日救国队伍，到处痛击日本侵略军。
其中郭殿政，鞠仁卿（现名鞠抗捷）所组织和领导的庄河大刀会四千余人，是庄河诸抗日队伍中的一支劲旅。
他们配合着凤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城的邓铁梅，岫岩的刘景文等民众抗日救国军，给进攻辽东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庄河境内的土城子之战，是庄河大刀会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
这次战斗，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一九三二年冬季，日本侵略者针对着辽东半岛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从多门、板本、西义一等侵华师团中抽调一万余人，组织连山讨伐师团，分多路向庄、岫、凤三角地区发起疯狂进攻，所到之处，抓了拉夫，奸淫烧杀，鸡犬不宁。
庄河大刀会的战士们对日寇的暴行，怒火中烧，磨刀擦枪，纷纷向总部请战，欲与日寇拼一死活。
十二月十五日，庄河大刀会总部得到消息，日寇西路讨伐军—一靖安游击队五百人，从瓦房店出发向东蠕动，扬言要“踏平”庄河，消灭抗日武装。
为了迎击敌人，大刀会总部发出鸡毛信，很快就把各个分团集中到原财主房区旋城山一带待命。
接着，总部一边派人侦察敌人行迹，一边召集头目共商灭敌大计。
探兵刘振溪回来报告：“日军一个营，全骑着马，一半驻扎在庄河街内，一半驻扎在土城子（离庄河街二十五里）。
驻扎在土城子这伙敌人中有个大官，他和卫兵们住在寇福昌大院，其他士兵分住在前后街民户家。
”郭殿政，鞠仁卿等领导人立即决定，派出一部分人马，攻打土城子这伙日军，给他个铁拳尝尝。
-39- 当天傍晚，大刀会约一千人，向土城子屯进发。
为了不惊动敌人，一路上队伍顺着偏僻山路，悄悄疾行。
半夜时分，这支威武雄壮的队伍，开到土城子屯前后树岚里隐蔽起来。
总部决定：邱屯娄子敬、小峪沟孙立清、钱屯董桂春、高屯杨宝山等分团，负责主攻寇福昌大院；马道口王典卿、棒捶沟李玉清、长岭子华春盛、张屯魏国礼、何培厚等分团，主攻土城于前后街驻敌。
任务布置完了，总部法师一面命令大家喝符、念咒、大练气功，一边带领大家匍匐前进。
那天晚上有月亮，借着朦陇的月色，盯住了敌人的哨兵。
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拖着大片刀，迂回到哨兵身后，只听两个敌哨兵一声长叫，脑袋搬了家。
接着总部就发出进攻的枪声，刹时，杀声震天动地，战士们象潮水般地冲向敌人。
敌人在睡梦中惊醒后，来不及迎战，就成了刀下之鬼。
大刀会勇士们正在猛追逃敌时，寇昌福大院的房顶上响起了机枪声，子弹象火舌一样直喷，有几位大刀会战士中弹倒下。
报仇的怒火，越发驱使大刀会战士们英勇杀敌。
鬼子兵支持不住，退进寇昌福大院，把大门关上了，但机枪仍在扫射。
大刀会孟道长（法师）急了，带着一部份武术高强的小伙子，攀墙越壁，在院内与顽抗的敌人展开肉搏，把敌人的机枪射手刺伤了，机枪哑巴了。
在激烈的拼杀中，大刀会战士们将敌人引出大院外。
这时，发现有个又肥又胖，衣领和肩上还戴着梅花章的老鬼子，挥舞着寒光闪闪的战刀，横冲直撞，还有一些小鬼子紧跟在老鬼子的身前身后。
大刀会战士们把这伙鬼子团团围住，百刀齐下，老鬼子招架不住，企图窜回大院，但大门已被关上。
老鬼子急眼了，回头向大刀会战士猛扑，有不少大刀会战士的“苗子”尖被他的战刀削断，有的大刀会战士的大刀虽砍到他的身上，但“当啷”一声又顶了回来，砍不进去。
他挥舞着战刀，冲出重围，窜到大院墙西北角的炮楼处，企图翻进大院。
就在他往墙上爬时，小峪沟分团队长王庆芳带领一部份战士迫了上去，十几支苗子直挺挺地扎进老鬼子屁股里，只听他大叫一声，一头从墙上栽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来，死了。
大刀会战士们除掉了这条恶狗，缴获了他的无鞘战刀，扒下他的衣服一看，上半身穿的是金属叶子做的甲服。
后来才知道，这个老鬼子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他又是侵华日军靖安游击队少将联队长，名叫森秀村。
破晓时分，战斗结束。
日军半个营的骑兵被击溃，杀死日本陆军少将森秀村、日本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等五人，刺伤日军数十人，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战刀一把，战马三十余匹和一部分弹药粮食等。
（庄河县政协供稿） 俄日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大连港 杜云孝 大连港是大连市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北纬38°55′44″，东经121°39′I7″。
港岸曲折，三面环山，腹地辽阔，港外岛屿棋 -41- 布，港内水深浪静；海运四通八达，数九严寒不冻，是我国东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交通枢纽，也是驰名中外的一个天然良港。
它始建于近代，历经俄、日帝国主义统治近五十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大连港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获得了新生。
解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大连港已成为我国经济开发，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
沙俄强占大连港的七年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大连地区一度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
由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触犯了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沙俄首当其冲，便联合法、德“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政府迫于当时无力与三国作战，只好“容纳三国之策”，退还辽东半岛，废除了《马关条约》。
沙俄借“还辽有功”，乘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之机，于十二月十四日调舰队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终于实现了多年来谋求“远东不冻港”的愿望。
此后，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顺大连湾租地条约》，简称《旅大租地条约》。
从此，沙俄为建立远东都市和军、商两港的“远东计划”，—一得到实施。
沙俄霸占旅顺、大连后，无视中国的领土主权，擅自把旅大租借地改为俄国的“关东省”，并按照俄国的“关东省”计划，加紧扩建以军事入侵为目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的的海上基地旅顺港兴建了以政治和经济为中心的大连市，开发了作为经济掠夺为跳板的大连港。
沙俄兴建大连商港，最初计划在大连湾的北岸柳树屯一带建港。
当时认为这里已有清政府设防建港的基础，便着手收买了沿岸的大片土地，想与建港同时，兴建一个“亚力山大”和“尼古拉斯克”式的城市。
因施工前经中东铁路公司的实地勘察和海底探测，发现沿岸海底泥沙较大，口岸朝南，遭受南风之害，久而久之有被泥沙淤塞的危险。
鉴于上述不利因素，乃改变计划，重新确定了“达里尼”（大连）港的建港方案，这就是今日大连港的所在地。
当时大连港东西一带比较荒凉，周围不见村落，海岸的浅处还在寺儿沟山北麓角下，今日大连传染病院北坡下还是一片汪洋。
由此顺岸往西至今日港湾桥南头一带，涨潮时还受着潮水的洗刷；从桥西至今日东站港界以内还是一片海底淤泥浅滩。
大连港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条件下进行兴建的。
按照沙俄当时的建港方案，想在这个港区建筑四个突堤式码头，同时可停泊一百只平均一千吨级的轮船，年吞吐量为二亿二千万普特（约五百万吨）货物的港口。
筑港费用为一千零八十万卢布。
这个筑港方案的实施，就是在市街统一规划下，于一八九九年七月着手动工的。
沙俄建港方案分两期工程进行。
第一期工程是先填海、铺路和兴建第二码头、甲码头和东西防波堤；第二期工程是修筑第一码头以及陆上简易设备。
这个建港方案的第一期工程，自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尼古拉二世宣布大连 -43- 为“自由港”开始至一九O二年底。
一九O三年转入第二期工程。
由于一九O四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致使建港工程中断。
沙俄强占大连港只有七个年头，而实际建港时间不足四年。
四年之间，大连港仅建成栈桥码头（今二码头）东侧和甲码头可以靠船舶的岸壁一千六百八十六米以及大码头（今一码头）南面一部份，其北面还沉没在海水之中，北防波堤只有东端填石露出海面；陆上顺甲码头岸壁一线，东至今一码头南端，西至今乙码头东角背后之地初步填平；在甲码头建简易仓库三处，二码头建木制仓库七栋、铁架仓库一栋、砖造仓库一栋，共十二栋，总面积仅有一万四千六百一十四平方米。
同时修建了从栈桥码头连接大连站的往返铁路两条。
修整了沿着今日港桥一线进入码头的普通市内运输道路，并在现九区离岸约二十米处集中建造俄式木制平房码头办公室（当时称“达里尼”港大栈桥办事处）和临时轮船售票室、海关、检疫等联合办公室。
沙俄霸占大连港期间，就是利用这些仅有的设施，打开了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的海上通道。
据当时资料统计，一九O二年到港船舶，有轮船六百一十七艘，帆船一千四百一十八只。
进口货物有煤炭、建材、面粉和日用品等，共四百三十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五普特；出口货物主要是大豆、豆饼、大米，仅有二万六千一百九十五普特，总吞吐量为四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普特。
进出港乘客有五万四千一百三十四人次。
大连港在沙俄霸占期间，进出港船舶没有固定航线。
直到一九0三年，才有“蒙古”和“满州里”号两艘轮船，开辟了大连—一上海、大连—一长崎两条固定航线。
其它开往日本、海参崴、朝鲜及欧美诸港的不定期航线，均由俄国义勇舰队独自承担。
沙俄霸占大连港的七年，是中国主权被侵犯，中国劳苦人民，特别是中国筑港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惨遭奴役迫害的七年。
在建港施工中，筑港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工人和装卸工人每天作业长达十
三、四个小时，一年四季都在俄国监督的皮鞭马靴下，挣扎在风雨泥水之中，露宿在潮湿的海滩之上，而每人每天所得到的还不足二十戈比。
工作稍有怠慢，轻则遭受毒打，重则押送到旅顺大狱，如有反抗则被就地处死。
当年留有这样一首抗俄歌谣：“到了青泥洼，毛子鬼（指沙俄）当家，劈山填大海，命在风中刮，码头高一尺，工人得死仨，若想回老家，得把毛子剐！”。
一九O四年的日俄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是这两个帝国主义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
沙俄在撤退大连港的前夕（一九0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对大连港进行了一次破坏。
据“满铁”内田技师于一九O八年呈报的《大连筑港计划案》所载：“在俄国撤退前夕，因撤离不及，将挖泥船和残留的其它作业船舶，全部炸沉，爆炸了大栈桥码头（今第二码头）西侧一部份。
对施工机械，有的破坏有的被我（日军）接收。
陆上仅有两台有轨起重机，其它装卸机械一无所存。
”为了炸毁大连港，沙俄曾计划把在旅顺存放的几百吨炸药全部运进大连港。
但由于日军进攻迅速，无法办到，只好把存放在码头军用库内的几吨炸药，全部放在栈桥码头的西北侧，当夜一声轰响，约五十多米的岸壁，倒塌在大海之中。
第二天（二十九日）随着沙俄的撤退，大连港又沦陷到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满蒙”，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从事经济掠夺的重要港口。
-45-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大连港的四十年 日俄战争，沙俄以失败告终。
战争结束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背着中国人民，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串通下，于一九O五年八月十日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开始了媾和谈判，经过二十五天的争吵，于九月五日签订了《林茨茅斯条约》。
条约第五条规定，俄国承认将从中国攫取到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地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大连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一九O六年在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翌年迁入大连。
之后，大连港的港权、产权、经营权统归“满铁”所管。
该港经营业已成为“满铁”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满铁”于一九O七年四月一日将“达里尼”港改称为“埠头事务所”（“九一八”事变后改称为“大连埠头局”）。
日本统治大连之后，为了全面实施其“大陆政策”，加速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曾多次扩建大连港，并以大连港为中心霸占了营口、安东（丹东）两港（统称为“南满三港”），先后又新建或扩建了上海、青岛、壶芦岛（葫芦岛）以及朝鲜的罗津、雄基、清津等港。
“满铁”在沙俄建港的基础上，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先后在大连港的大港区内建起了东、北，西三个防波堤；一九三0年建成甘井子码头防波堤；一九三二年建成了露西亚町（今黑咀子）码头防波堤。
一九一五年完成大连港区内沙俄遗留的第一码头；一九一六年新建了乙码头；一九一O年完成新建的第三码头；一九二三年完成了沙俄遗留的第二码头的扩建工程；一九二五年完成了新建的丙码头；一九二九年完成了沙俄已建的甲码头改建工程。
直到一九三九年最后完成第四码头。
至此，“满铁”在大连港区计划扩建和新建的三个防波堤和四个突堤式码头，全部建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成，使港口年吞吐能力为一千二百万吨。
于一九三O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扩建和新建了甘井子煤炭专用码头，入船埠头（今黑咀子码头）第
二、三、四码头和在香炉礁的一个码头的一部分。
四十年来，在新建和扩建突堤式固定码头外，还先后在寺儿沟、长门町（现四码头南侧）、滨町（现大连造船厂北侧）、甘井子等处，修建了木、铁结构的临时栈桥码头十几处（现已拆除）。
四十年来，‘滿铁”在大连港区域内为了修建码头和扩充堆存场地，东起寺儿沟，西至香炉礁，通过劈山填海，回填垃圾和利用海底疏浚污泥．仅就“筑港事务所”的三十年（1907年～1936年）统计所载，填海平地共三百六十万平方米，其费用高达两千余万日元。
为了适应“满铁”进行经济掠夺需要，在建港的同时扩大了港内库场保管业，在沙俄建立的十二栋简易仓库基础上，加紧兴建保管仓库。
截止一九四二年，先后在港内共建木、铁、钢筋水泥等不同类形结构的仓库八十二栋，总面积达四十余万平方米；扩建露天堆货场四十二处，总面积达九十九万二千平方米（包括黑咀子、香炉礁、甘井子）。
同时在寺儿沟码头自建油罐十四座（不包括美孚等外国公司建造的油罐。
在日寇霸占大连港的四十年中，“满铁”采取“以路养港、以港保路”的经济一体权益方针，为加强和提高大连港的海陆运输、装卸效率和车船周转，确保军、商物资运输，“满铁”不惜血本地加紧了港口的建设。
据埠头事务所的档案资料记载，截止一九三六年，先后从欧美各国购置作业船舶共有八十八只（不包括筑港船舶），其中引水船十三只，港内临时使用船舶六只，挖泥船两只，泥驳船十只，港内装卸用驳船三十二只， -47- 防疫船二只；消防、垃圾、水上救生、供水、供船用煤等船舶二十二只。
与此同时，先后购进岸壁起重机二十台，铁路轨上起重机四台，库内单轨起重机三十二台，以及其他装卸机械设备等。
据<<大连港三十年>>统计，港内运载汽车有八台，搬运电动机车三十七台，装卸搬运电气起重机十三台，搬运拖斗十台。
港内外所属自建铁路线至一九四一年共修建大连埠头（今大连港）、入船驿（北站）、甘井子、香炉礁等路港联运铁路二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八米，其中大连埠头港内铁道为十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三米（不包括轻便铁道线）。
“满铁”为了发展以大连港为中心的海上客货运输，四十年来，先后开辟了大连至上海、青岛、芝罘（烟台）、大皈、神户、香港以及欧美等港的定期客货船舶运输航线。
按一九0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统计，每年平均到港船舶三千二百艘（不包括黑咀子到港的木帆船和机动船），入港旅客年平均为二十二万人次，一九二七年度最高达六十九万人次。
出港旅客年平均为一十七万人次，一九三二年度最高达到三十二万九千人次。
出入港货物年吞吐量最低为八十三万吨（一九O七年）。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进口货物突增，年吞吐量一跃上升为一千一百四十万吨（一九三九年包括甘井子码头）。
日寇霸占大连的四十年期间，通过“满铁”及其财团对我国经济掠夺，经由大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是大豆，豆饼、煤炭。
大豆最高年出口量为二百一十六万吨（一九二九年），豆饼为一百二十六万吨（一九二四年），煤炭为二百八十三万吨（一九二八年）。
码头营业收支：一九0七年收入为五十七万日元，支出为五十六万元；到一九三四年度收入猛增为一千四百万日元，支出为一千零二十万日元。
为适应日本和伪满政府的产业开发，“满铁”当局经过反复考察，于一九四O年制定并实施了大连港扩建方案，后因日寇侵华战败而未完成。
“满铁”为了及时输出其掠夺物资和输入倾销商品，保证港口装卸，加速出入港船舶周转，自一九O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先后从山东，河北、上海招骗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来大批华工，统归“福昌公司”（一九0九年成立，一九二六年改为“满铁”所属的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管理，从事码头车、船繁重的装卸作业（日本统治时期对码头华工统称“苦力”）。
当时在码头作业的华工，终日从事着牛马般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
他们身受军、警、宪、特和工头的盘剥和压榨，每日作业长达十二小时，日平均收入除去“满铁”和“福昌”掌柜的层层剥削，所得无几。
无数码头工人乞讨街头，惨死在病残伤亡之中，正象当年流传在工人中的一首歌谣中唱道；“病老残弱赶出门，狗肚子是活棺材。
” 工人们长年累月地受到残暴的统治、压迫和剥削，实在忍无可忍，不断地向埠头当局“福昌”大楼及其封建工头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码头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码头工人给予日寇以无情打击。
工人们团结一致，进行消极怠工，摔毁日货，放火烧毁军需物资数十起，有力地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商运输，打乱了敌人的运输计划，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港，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获得解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作者单位：大连港装卸联合公司港史办公室） 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殖民地金融业 -49- 孙耀庭 大连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国内各大财团纷纷涌进大连，控制了全市的金融命脉。
我从小生活在大连，自一九三O年起就一直在银行业工作，对大连金融业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
（一）金融是经济的血管。
大连金融业对日本财团的物资运转和货币流通起着重要作用。
当时，在大连开设银行的财团很多，其中实力较大的有三菱、三井、住友、三和、安田等几个大财团。
这些日本银行，如安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帝国银行等，在大连设立分行时，都扬言拥有资金几亿元，加上什么“诸积立金”多少万元，其实都是空头广告，实际上他们是凭着在东京、朝鲜、台湾等地的总行、支行为后盾，以所谓“信誉”作保证，搞空头买卖。
凡是日本的有钱人，中国的买办，当地大商号，满清政府的遗老，北洋军阀的余孽，以及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等，他们把剥削来的钱财，大都存入这些银行。
银行在吸收大量存款后，一转手以高利率贷给中国的工商户，从中获得暴利。
这就叫“无本生息”，“一本万利”。
大连的外资银行，除了日本的以外，还有美国的“花旗”、英国的“汇丰”、荷兰的“麦加利”、帝俄的“道胜”等。
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台湾等地银行在大连也设有分支机构。
这些外资银行除了利用高利率剥削中国人民外，还利用存款，套取廉价原料，在大连设立各种工厂，以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各种工业产品。
日本方面以纺织品为主，英、美等国则制造“三炮台”、“老刀”牌卷烟等。
他们资金雄厚，故意压低成本，使中国厂家无法与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之竞争，从而控制了中国的市场。
所以说在日寇统治时期，日本等国外商皆发大财，而中国的卖买却经常倒闭。
外资银行中经营方式最灵活的是日本正金银行（总行在横滨）。
它的业务范围较广，兼办人寿、水、火、海上安全等保险业务。
日资银行的资金，都以本国的金本位为基准。
中国开办的银行则以银本位为基准。
正金银行为了扩大业务，迎合中国人的习惯，发行了一种名为“牛庄钞票”的货币，以银本位为基准，可以向正金银行兑现。
由于正金银行资金雄厚，加上经营得法，所以在日资银行中信誉较高，至于其他外资银行，更是望尘莫及。
在外资银行中也有信誉较差、经营不得法的，如帝俄“道胜银行”。
在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前，沙皇政府为了弥补财政危机，大量发行千元大票，大连人称它为“羌帖”，与大连的币制兑换比例是一比
五，花二百元钱就可换得“羌帖”一千元。
不少人怀着投机的心理去买“羌帖”，梦想一夜之间变成富翁。
谁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俄政府垮台，千元一张的“羌帖”立刻成为废纸。
外资银行中，发生类似事情是少见的。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道胜银行”改名为“苏联远东银行”，其经营范围远远落在日资银行的后面。
在大连还有以农民为对象的金融机构：第
一、二、三金融组合。
凡加入此组合的必须先购买股票才能取得成员资格；或者以房地产作抵押，才能向组合贷款。
这种金融组合兼办成员的储金业务。
(二) -51- 我工作的银行是“日支”合办的“龙口银行”，地址在现在的天津街。
后来和几家银行合并，成立“正隆银行”。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又与几家银行合并，改称为“满洲兴业银行”。
我从练习生、雇员升到科长、襄理等职务，对日本统治下的大连金融业的变迁，身临其境，记忆犹新。
在日本统治时期，中国人也先后开办了三十多家银行。
其中有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系统在连的分支机构，有伪满洲国在大连设立的各种银行，还有纯粹由中国民间金融业者创办的，但规模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兴业银行、东莱银行、满洲银行、满洲商业银行、辽东银行、南港银行等等，都跳不出日资银行的控制，处于附庸的地位。
当时大连的币制特别复杂、混乱。
日本的金票（帝国银行发行）为主币，其他各国的货币为辅币。
中国人开设的银行一般是不准发行钞票的。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虽有钞票在大连流通，但在大连不等于国币。
中国人开办的银行，经日本当局批准，也有发行钞票的，但只能作为临时辅币券。
当时在大连流通的还有“袁大头”（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孙小头”（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两角钱的小洋银角子和铜板等。
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需发行的奉票（等于奉系军阀的军用票），也曾在大连流通。
在殖民地的大连，金融业畸形发展。
日本财阀是大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和商人。
小鱼吃谁呢？那就是一般的中国市民。
中国市民为了求生，只得向中国资本家开设的银行、钱庄乞求贷款。
可是没有相当的保证，就休想借到分文。
这样在银行、钱庄之外，出现了放印子钱的，利率之高，能使你在短时期内倾家荡产。
中国资本家开设的银行，相互之间也都明争暗斗。
在吸收存款方而，以高利率来招引；在贷款方面，以低利率相竞争。
大连既是生产城市，又是消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费城市，社会各方面需要资金很为迫切，均向银行借贷，而一般人向银行借款则不易。
于是钱庄业应时而兴。
到钱庄借款的利率高于银行，一般年利率为七厘
二，有的短期贷款一千元每日利息高达二角。
至于私人放印子钱的利率，更是成倍地增加了。
当时买空卖空的场所—一证券交易所，也异常活跃。
有人投机获利而成为暴发户，但大多数人却因投机失利而倾家荡产，一贫如洗。
许多人明知投机有失败的危险，但仍想侥幸取胜，因此交易所营业兴盛。
交易所成交额越多，双方所需款项越多，于是银行、钱庄、高利贷者的业务，也就相应地得到很大发展。
投机获利者挥金如土，日夜寻欢作乐，于是酒楼、赌场、大烟馆、吗啡馆、妓院等行业，也应运而生。
大量的消费，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这就给银行、钱庄、高利贷者提供盘剥的机会。
如良家妇女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们为了妆饰打扮，也需要向高利贷者借钱。
妓院以大烟馆为招牌，搞烟花混合的。
全市就有三十余家。
日本当局按月征税。
他们还纵容朝鲜无业游民贩卖从土耳其进口的红土烟，并向中国内地渗透，以获取暴利。
(三) 日本当局除准许设立证券交易所外，又批准设立了商品、粮谷等交易所。
围绕着这些投机活动，又出现了一些经纪人和证券、商品、粮食字号。
玩 -53- 弄剥削、挣钱的手腕，搞什么“空头”、“多头”、“顺扯”、“逆扯”等等名堂。
所谓“空头”就是先卖出，后买进；“多头”就是先买进，后卖出；“顺扯”就是愈涨价，意买进；“逆扯”就是愈涨价，愈卖出。
由于日本当局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对他们怎样有利就怎样干，一会儿银根紧，一会儿银根松。
他们控制宣传工具，制造谣言，布置圈套，煽动金融风潮等。
当时的中文报（滿洲报），每天有金融、物价行市；《泰东日报》也经常报道经济、金融信息。
他们还培养了一批中国人替他们当巡捕、密探、打手。
大连每一次投机风潮，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阴谋造成的，与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所执行的黄金、外汇、公债（包括粮食、棉花的统制在内）的财政金融政策分不开的。
每年秋季当东北的高粱、大豆、玉米等新谷收获时，粮价就会出现波动。
农民收入多少，主要是看粮食交易所的“开盘”。
日本当局直接开办的“粮谷交易所，在开源、四平、公主岭、长春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沟，垄断了全东北的大豆贸易，价格由他们定，农民受着残酷的剥削。
根据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统计，日本在华投资；1914年为45，000万日元；1928年为138，000万日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全境，其投资额猛增到441，000万日元，“关东州”大连占的比例很大。
这些钱并非从日本本土带来的，而是通过被他们控制的金融中心搜括来的。
日本当局对中国人的剥削，有赤裸裸的，也有隐蔽的。
在同一银行里，因日本实行金本位制，日本人付给金票，中国是银本位制，中国人付给银票。
乍一看这似乎“公道”、“合情合理”，其实金银差价很大，一笔可观的差额费又被银行当局侵吞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和银行、钱庄发生信贷关系的社会财团、组织、影响比较大的有粮食代理店（粮栈）和油坊。
如兴记号（经理忻伯芬）、益发合（经理王信斋）等，实力比较雄厚，既是银行、钱庄的信贷大户，必要时还可以支援银行、钱庄的银根周转。
中国人办的银行，资金号称有数千万日元的，实际上远远没有这么多。
至于一般钱庄（银号）的资金只有几十万日元。
他们之所以能开张营业，主要靠平日守信誉，取得存户的大量存款。
存款人一般是不计较银行、钱庄有多少资金的。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大连设支店，自称有资金一亿日元，诸积立金七千四百五十万日元。
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主要也是靠“信誉”。
日本的其他银行，如三菱、三井、安田、住友、帝国银行等，实力雄厚，不用广告宣传，存户主动上门。
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是中国人办的银行所不可比拟的。
(四)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大连开办的银行之间，也互相竞争，排挤。
如英国的汇丰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曾联合对荷兰的麦加利银行施加压力，不让它参加银行公会，限制它吸收存款和发放信贷。
但这些银行对日本则有共同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日本当局对他们采取排挤和限制政策。
如西方银行存放利率的高低，事先必须征得日本当局的默许；日本当局不准西方银行直接向中国居 -55- 民办理存放业务，如要办理，须雇用亲日华人作买办，并由他们负责向中国居民办理存放业务。
诸如此类，西方各国银行对日本当局的限制是不满的。
但由于大连是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所以他们斗不过日本当局。
不过在对待如何剥削中国人民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
日本统治时期，在大连比较大的银行有：
1．日本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安田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三菱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三井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住友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帝国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正金银行大连支店 横滨 朝鲜银行大连出张所 汉城 台湾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2．西方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买办 汇丰银行 英国伦敦 陈颜泉 麦加利银行荷兰阿姆斯特丹 佟锡候 花旗银行 美国纽约 王桐音 道胜银行 俄国莫斯科 拉廖夫
3．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有联系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经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上海 张君度 交通银行大连分行上海 窦寰海 金城银行大连分行上海 杨大槐
4．伪满洲国系统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经理 满洲中央银行大连支店 长春 长谷川次郎 满洲兴业银行 大连大山通支店长春 山成兴正 满洲兴业银行 大连伊势地支店长春 佐藤健
三 满洲兴业银行 大连沙河口出张所长春 谷幸市 满洲兴业银大连西岗支行 长春刘秉恒
5．山东省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经理 东莱银行大连支行 青岛 孙镜瀚
6．居住在大连的人开办的： 名称 经理 大连商业银行 金津四郎 -57- 满洲银行 石本贯太郎 南满银行（中日合资）卢XX。
在金融界里，比银行低一等的是钱庄（银号）。
他们为了各自的生存 和发展，在吸收存款和贷款取息方面互相竞争，各不相让。
在银根紧张，本身 财力支付不了时，又互相支援，互通有无。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开设钱庄 的中国人当中都以同乡、亲友为纽带，组成各种帮派。
诸如山东帮、上海帮、 河北帮、本地帮等。
山西人开钱庄的历史悠久，不仅在大连，乃至在全国都有名。
加上有 山西“上皇帝”阎锡山为后盾（阎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大连），并与孔祥熙也有 联系，所以山西帮在大连的实力很大。
河北帮中以乐亭派实力最雄厚。
大连最大的粮食代理店“益发合”， 就是他们所控制的。
其它帮派常与它拉关系，争取其支援。
山东帮又分福山、威海、掖县等几派。
还有上海帮、东北帮、本地 帮，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帮派的结合也不是绝对以地区为标志的。
如纯粹本地人血缘的从 业者负责人并不太多，他们之间连结的纽带，主要是共同的经济利益，所以随 着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利害关系的变化，帮派的组会也会发生变化。
大连的钱庄主要有： 名
称 经理 聚成和钱庄 安鉴之 裕昌恒钱庄元发盛钱庄裕盛富钱庄义聚合钱庄裕记钱庄 孙之正刘XX王汝伯王聚仁XXX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义成信钱庄协昶钱庄盈泰钱庄新业钱庄裕民银号久德钱庄太发袢银号福顺义银号福顺银号德记银号盛立银号储蓄公司天兴福银号慎昌号钱庄义成信钱庄义昌钱庄山左钱庄福和盛银号泰来钱庄太信钱庄东裕针庄裕丰成钱庄同聚福钱庄三友银号 (上海人)XXX金泽南刘XX阎之如俞逢春俞逢春于竹泉庞永微郭学纯周作之赵抡三刘仙洲邵慎亭由圣言张福元丛建山 XXX任昌南野律孝文郎常胜隆二首藤定 XXXXXX张XX -59- 玉升银号 郑玉章 双聚福钱庄泰记钱庄 安承生谷泽 与钱庄（银号）发生信贷关系的主要财团组织，是粮食代理店和油坊。
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 粮食代理店； 益发合东永茂同德俊鼎新昌 恒增利广泰号厚发合裕发祥 天兴福福顺恒 油坊： 天兴福达昌 日清(日资) 福顺厚裕顺祥丰年(日资) 成裕昌振成号义祥(日资) 恰顺成泰来正记 福顺义 怡顺东恒升中和 中日 三泰东和长忠兴福 双聚福 和泰福和盛储蓄 (五) 中国人开办的银行、钱庄，在日本统治当局许可的范围内，也制定了一套经营制度。
在办业宗旨上，他们都声称是为全市工商业、农业等服务的，而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多挣钱而已。
但是，他们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质量，对待客户彬彬有礼，以及维护信誉等方面，确实有可以作为借鉴的。
中国人开办的金融业，虽然在日本的统治下，不得不百般顺从，以求生存。
但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斗争也是很尖锐的。
日本当局要以他们的金本位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又称“金建”）作准则。
中国人方面则主张银本位（又称“银建”）为准则。
日本当局曾三令五申要取缔中国人方面使用的银建制。
中国人为了反取缔，金融界各派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粮食代理店和油坊业也派出了代表，一起向“关东州厅”长官伊集院请愿，要求收回取缔“银建制”的法令。
日本当局意识到事关重大，一直拖延，迟迟不给答复。
大连商会派员代表大连中国金融界，于一九XX年去日本东京，直接向大藏省（财政部）请愿。
开始大藏省没有表态，后来考虑到中方的金融业受日本当局管束，可为他们服务，如果急于取缔，恐怕闹出乱子，对日本不利，因此大藏省和关东州厅都表示要从速解决。
就在这时，日本金融界内部又发生了分歧。
正金银行所发行的“牛庄钞票”，因为是以银本位为准则的，所以也反对取缔“银建制”。
而日资朝鲜银行在东北做大豆、高粱的投机买卖，为了增加剥削利润，则极力主张采用金本位制。
这样一来，日本殖民当局左右为难，最后考虑到中国人的金融业实力不大，不但对日本金融事业构不成威胁，而且能为金本位制起辅助作用，因此伊集院亲自宣布“金银并用”，也就是“金建”、“银建”并存。
到后来金本位、银本位都不用了。
通过这次“金、银”斗争，日本当局为了加强控制和监视中国人的金融业，便规定每月要向“关东州厅财务部金融课”呈报一次金融活动情况表，供他们审查。
中国金融界人士也取得了经验教训，认识到有进一步加强团结的必要，于是副行长以上人员，并邀请大连商会派员参加，每周在大和旅馆（现 -61- 大连宾馆）举行一次聚餐会，名曰“水曜会”，以便加强联系，商谈业务，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人在大连办的金融业多为小家小户。
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想方设法，采取了多种经营的方法。
如开办一种叫“万国储蓄会”的储蓄，每月存款三元，年末揭奖，头奖三万元。
当年《泰东日报》有位印刷工人得了头奖，这消息轰动了全市乃至全东北。
中国人开办的银行，都相继搞过这类有奖储蓄业务，致使存款量激增。
这对当时中国人的金融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本文作者原为大连市政协驻会委员，现已离休。
此文由市民革成员黄本仁记录整理） 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的始末 顾明义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大连地区达四十年之久。
在日本对大连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时，推行了日本在台湾所采用的鸦片专卖制度。
这一制度，是日本占领台湾之后，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一手泡制的。
鸦片专卖制度的特点是，从鸦片的原料进口，到烟膏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个过程，全由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台湾日本殖民当局总督府控制。
甚至派出警察介入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以保证鸦片专卖制度的完成。
日本在台湾“实行专卖制度后的第四年，即1901年，鸦片专卖收入为425万日元，占总督府一般岁收入的42％。
日本占领大连后，对中国推行鸦片专卖政策的罪魁后藤新平，从台湾调到大连，任满铁株式会社第一届总裁兼关东都督府顾问。
这表明，鸦片毒品要在大连地区泛滥起来是必然之事。
1906年9月，日本在大连的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出笼不久，日本浪人、后来曾任过日伪大连市长的石本贯太郎，积极向都督大岛义昌献策：“统一烟馆，既可使支那人麻木不仁，又可为我大日本帝国广致财富，是一举而两得。
”①由于日本以鸦片为媒介，成功地打开了统治台湾的缺口，因此在大连推行鸦片政策，更是信心十足了。
大岛义昌采纳了石本的意见，使大连地区逐渐成为日本向中国推行鸦片政策的基地。
日本当局在大连推行鸦片政策，开始是利用金县汉奸潘干臣出面号召的。
潘干臣这个民族败类，为日本推行鸦片政策，毒害中国人民，效尽犬马之劳。
他到处宣传说：“欲开烟馆者，只须缴纳一元钱， 注：①金纯泰；《旅大历史简编·日寇统治旅大四十年篇。
》 领个许可证就行。
”在他的鼓动下，大烟馆很快就办起了三百余家。
当时，只要办理了许可证，门上贴张绿纸为标记，便是简易大烟馆了。
从此吸毒 -63- 的人，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增加。
有些史书记载日本在关东州推行鸦片政策说：“日本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月，允许某中国人向辽东半岛输入鸦片，并许其制造，贩卖课以重税。
最初由台湾日本总督府专卖局供给，而后改由山东烟台输入，在大连公然制造烟膏，经烟馆卖给用者。
现在之满铁沿线及关东州等日本势力范围之内，经日本统治者许可以后，可以公然吸食鸦片或是注射吗啡……去年一年输入到大连的金州则达二十亿元之多。
”② 日本学者山田豪一先生对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有一定研究。
在他所著《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形成的对华鸦片、吗啡走私网》一文中作了较深刻的揭露：“都督府伪装在一个所谓宏济善堂的慈善团体中，设立了‘戒烟部’，都督府派遣的职员在大连民政署长的指挥监督下，推行贩卖业务。
建立了把贩卖所获的收益全部作为专利费纳入都督府的制度。
”③这个宏济善堂是个什么样的慈善团体，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的说法是：“清宣统二年前设立以宏济彩票局之盈余款充其经费故名宏济，其目的在恤寡抚孤、育婴养老、戒烟、施棺义葬、济困等。
”“诚大连华人唯一之慈善机关，吾人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宏济彩票局及创办诸公之大德也。
”④虽然当时，傅立鱼是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但对宏济善堂的评价，未免大错。
仅从投靠日本当局为其贩卖鸦片一项，危害之大，就可认定它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的汉奸团体。
日本殖民当局，从国外将鸦片成批不断地输入大连地区。
以1914年为例，日本从英国进口吗啡35万盎司，“其中17万盎司吗啡从伦敦经由西伯利亚铁路或以小件包裹的形式寄到日本关东州租借地—一大 注②《昭和五年（1930年）国民外交协会排日运动大要（下）》，关东厅井务局高等警系科编 ③此文是山田豪一于1984年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年会上宣读的论文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④傅立鱼编《大连要览》》233页 连。
再由大连出口到满洲、华北一带。
”从1915年至1918年的四年间，”日本星制药公司制造的精制吗啡，一直向中国走私、贩卖。
到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大连地区就已成为日本向中国鸦片走私的基地和中心。
日本殖民当局关东都督府，从1907年至1920年靠鸦片走私所谋取的专利费收入是十分惊人的。
如： 关东都督府（关东局）地方费会计⑤ 年代 经常收入 其中鸦片收入 1907 428(千元) 31(千元) 1908 745 73 1909 800 83 1910 842 86 1911 854 89 1912 866 102 1913 908 132 1914 970 204 1915 3105 2288 1916 3500 2521 1917 6392 5314 -
65- 1918 6394 4638 1919 4144 1948 1920 6552 2138 注：⑤同③ 日本当局由于宏济善堂“戒烟部”的设立，1915年鸦片专利费一跃为上一年的十一倍。
1917年专利费竟然超过五百万日元以上。
另一书中记载。
“关东厅之决算，1917年度收入鸦片特许金5，510，238元，1918年度收入5，079，646元，1919年度，被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及拓殖局长官古贺廉造等侵吞，关东厅收入数目实减为180万元，即引起国会议员之弹劾矣。
”⑥两份材料记载的数目基本相同。
在关东厅鸦片事件贫污案中，被起诉的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戒烟局理事小田贞次郎等、一致揭发了走私鸦片是根据古贺廉造拓植局长官的指示推行的。
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日本政府无论如何也推卸不了责任。
针对向中国国内蔓延的吗啡之祸的惨状，国际舆论强烈地谴责日本政府。
在国际方面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在1919年2月帝国议会上，发表了禁烟的声明。
在关东州地区，为掩人耳目，明禁暗弛。
1920年，成立了所谓“鸦片专卖局”，表面上打出严禁鸦片的幌子，说什么：“吸者一时不能戒除，逐渐减缩。
”又在专卖局指挥下，成立“鸦片组合”，任命福泰楼毒业主李福绵为组合长。
将大烟馆缩减至180余家，大连市内80余家，旅顺10余家，金州、普兰店、皮子窝约90余家。
实际上，暗中在烟馆内大增床位，如“仁义楼”一家烟馆就增加了几十张床位，等于过去的数倍。
“鸦片专卖局”另一项措施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是加强了秘密销售鸦片的体制，在戒烟部内暗中指定50多名的专卖人。
两年后，戒烟部购进的鸦片数量竟比上一年多两成。
“日本统治者从1929年起，就有计划地大量制造、贩运鸦片以充军费。
日军所到之处，烟毒随即泛滥。
1937年5月，国际鸦片贩运委员会指出：全世界90％的非法海洛因是日本在大连、天津等地制造的。
”⑦这就是说，日本政府禁止鸦片的声明是个幌子，而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始终没变。
据《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一书记载：关东州内1912年特许出卖人为97人，吸毒者2，980人；1923年特许出卖人为95 注：⑥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273—274页⑦张效林泽《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 人，吸毒者27，156人，1934年特许出卖人为149人，吸毒者43，981人。
实际上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于大正十三年（1924年）编著一本《鸦片的话》。
这是一本专门编写有关鸦片方面问题的书，据这本小册子记载：大正十二年贩卖人1人（宏济善堂），小卖人29人，买受量1231贯（一贯=3．75公斤），小卖量1419贯。
鸦片输入量，从波斯进口27．000斤，从土耳其进口6，193斤。
大正十二年（1923年）大连管辖区内吸毒者有144，748人。
对这些数字，小册子着重说明是当时警务署在册数，还不包括秘密贩卖、秘密吸毒的人数。
⑧ 更不人道的是日本当局为增加财政收入，竟暗许日本烟贩与警察勾结在一起，在大连东寺儿沟、老虎滩等地，秘密开地下工厂，用烟土制造“吗 -67- 啡”。
在旅顺太阳沟地方暗设鸦片加工厂，熬做“福寿膏”，由专卖局分销各地、小卖所每月三次到专卖局批发“福寿膏”，获利最高者，每年可达十万元金票。
专卖局因旅顺加工的膏满足不了需要，又决定在大连秋月町（兴工街），建立规模更大的毒品加工厂，后来因日本垮台而未及施工。
鸦片流毒甚广，特别是日本统治后期，日本为解决太平洋战争军费，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更加拼命推销鸦片，仅大连码头“红房子”内，就有七家大烟馆，而走街串巷，敲竹板卖“白面”的，那就更多了，真是明的暗的大烟馆林立。
许多中国人因吸鸦片倾家荡产，到后来改扎“吗啡”或喝“白面”，衣不蔽体，流落街头，暴尸路旁者不计其数。
据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主任王乃文同志回忆说：“1941年，我在大连一中读书，每天早晨上学时都要从宏济善堂门前路过，特别是一到开春季节，经常可以看到宏济善堂路旁垃圾堆处，因吸鸦片或扎吗啡而死亡的人，情景非常凄惨。
”今年62岁的老工人徐连升师傅，日伪统治时期，他在日本人开的瓜谷油房当工人，据他回忆说：“现在的寺儿沟北面，当时把这个地方叫狼窝，那里就有三家大烟馆。
常常都能看到因抽大烟、扎吗啡而死在道旁的人，并且人还没有完 注：⑧《鸦片的话》7—8页。
54全咽气，身上穿的衣服就被扒光了，周身全是紫黑色，十分吓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约了几个工友外出闲逛。
在天黑的时候，去小便，刚走进厕所，就听见里面有哼哼哈哈的声音，划根火柴一看，吓了一跳，在大便池旁，东倒西歪躺着五个人，看样子全是抽大烟的。
” 日本政府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恨。
正如当时《泰东日报》》所评论的那样。
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是“丧人道，坏风纪，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损邦交”的行为。
中国政府早在1906年就同各国签订协定，禁止进出口和制造鸦片。
1932年中国政府将日本贩毒政策向国际联盟组织提出了控诉，国际联盟组织因而组成了包括中国政府顾维钧为副团长的“关东州鸦片视察团”到大连视察。
日本当局唯恐暴露真相，采取各种欺骗的方法，蒙混过去。
当时《泰东日报》对此极为不满，刊出了一张漫画：“一盲人提灯笼视察鸦片小卖所”，来讽刺这个国际视察团。
曾任关东厅事务总长的士歧嘉平，不打自招地说过：“关东厅认为反正那些中国人是外国人，随他们便。
于是便无限制地供给鸦片，这在财政上是增加了收入，但从人道上来说是不合适的……”⑨ 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地区惨无人道地推行鸦片政策的这段历史时，仍感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日本政府在历史上对中国推行的鸦片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大罪证。
（本文作者为市政协文史委员、大连外国语学院讲师） 注⑨择自《回顾关东州施政三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日寇统治时期的大连西山会 安立宾 -69- 我居住在大连西山屯，过去在日本统治时期，归西山会管辖，现将我所知的西山会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村、屯的管理机构与沿革 我国农村，主要是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很自然形成一些村、屯。
它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
它的上一级组织，在日寇统治时期叫“会”，直属民政署管辖。
大连民政署管辖内有十一个会：老虎滩会、岭前会、西山会、栾家屯会、小平岛会、岔鞍会、革镇堡会、周水子会、海猫屯会、南关岭会、大连湾会。
日本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二月，制定了“会”的行政准则，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公布“关东州会制”，正式赋予“会”以法人资格，扩大了“会”的权限，如“会”内可设咨询机构—一协议会，有债权债务权，组织公共合作事业的组合权等。
一九四O年，“会”改为“分区”，至一九四五年解放时为止。
二、“会”的性质和任务 “会”是大连民政署的辅助机关。
它本来是一种自治公益团体，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会长由民政署任命，赋予了一级政府职能，为民政署管理当地一些地方事务，如生产经营，经济活动，管理户籍，征收户别割（户口税），管理学校及分教场（分校），奖励农耕，造林护林，经营苗圃，丈量土地，修路筑桥等等。
三、“会”的经费和税收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会”的经费，来自税务收入。
税有以下三种：l、户别割：对有户籍并能独立谋生者，每年征收一元以内；
2、反别割：土地每亩每年征收四角，其它资产按等级征收，
3．特别税：制盐每石收税六分；船舶按石位，每石年收税二角五分；舢板不满五石位的，每只年收税二角；渔业按前一年卖钱额的百分之六收税；畜、犬每头年收税一元五角；屠宰税（以头计），猪一元五角，山羊一元，牛二元五角，牛犊不足百斤的一元五角，马、骡、驴一元二角。
四、会、屯的行政准则 一九一九年制定，录自筱崎嘉郎著《大连》：第一条：会之名称及区域是根据自然习惯的旧制度为例，对会的废置及名称区域之变更，或在财务上发生重大问题需要处理时，民政署长听取会长的意见，报请关东州厅长官许可才能处理。
第二条：会置会长一人，书记若干人，村、屯设村、屯长一人，必要时得设副会长，村、屯设代理村、屯长。
会长及其他吏员，由民政署长任免，并发给津贴。
第三条：会长承民政署长的指挥监督，办理会务，并执行内部行政事务。
书记承会长之命从事庶务、会计工作。
会长不在时，由第一书记代行其职务。
村、屯长办理村、屯事务，辅佐会长处理有关村、屯事务。
第四条：会置村、屯长会议，会长为议长。
-71- 第五条：会长对下列事项，应咨询村、屯长： l、用会费兴办公益事业。
2、决定岁入岁出预算。
3、征收会费。
4、管理或处理不动产。
5、基本建设与管理。
6、固定资产及储备金管理。
7、其它与“会”有关事项。
第六条：会之经费，由会的财产收入或在属于会的其他收入中筹措。
如有入不敷出时，得增收户别割(按户摊派)。
第七条：增收户别割，制定如下项目：户别割(一户摊派)，在一元以内，若有特别必要时，得设单项以外和科目，作超额户别割征收之。
第八条：征收户割。
会屯内居住户并能独立谋生者，得征其户别割，反别割是按每户的收入或以资产标准设等级交纳，但有特殊者，不在此限。
第九至十七条,(属于预决算条例，略)第十八条：民政暑长对会吏有奖惩、批评、减薪、解雇之权。
第十九条：本准则规定外，有必要追加事项，由关东州厅长官认可，民政署决定之。
五、西山会务所及其管辖范围 西山会成立于一九0七年，会务所设在现兴工街派出所附近(兴工街派出所是当时的沙河口警务署所在地)，一九一二年，迁到西山村庙东厢，即现在的沙河口区西山小学院内东厢。
会务所人员的组成，以第一任期为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会长：周元凭(推选任职，马栏村人，稍有文化，家境小康，有办事能力)。
书记：金明玉，安承珍(兼会计)。
庶务：张仁凯，周士顺。
土地丈量：宋有恩。
会丁(联络员)：韩明珠等人。
西山会历任会长 姓名 就职日期 离职日期 备注 周元凭 日本明治四
十 大正九年 年 （1920 （1907年）年） 王文翰 大正九年 大正十三年 （1920年） （1924 年） 周元凭 大正十四年 昭和九年 （1925年） （1934 年） 周德虞 昭和九年 昭和十五年 （1934年） （1940 -73- 周上焕 年） 昭和十五年 昭和二十年 （1940年） （1945 年） 一九四0年西山会改为分区，周士焕任分区区长，会屯制由此解体。
西山会管辖的范围，东至香炉礁一带，现西安路沙河口净水场，南临海，西与岔鞍会为邻，北到辛寨子、周水子前一带。
在此范围内，有大小村、屯二十多个，居民六千余户，人口约三万，主要集中在西山屯、台山屯、香炉礁一带，多在满铁工厂（机车厂）、大连机械厂（起重与工矿车辆厂）、昌光硝子会社（玻璃厂）、中村铁工所（机床厂）、大连窑业株式会社（电瓷厂）等处干活。
其他地方的人口，比较稀少，基本上是农业户。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分化中国人，把户籍分为两种：一是当地人，称为州民籍，二是外地来大连定居的，称为寄留户。
因此，对当地人称为州民、滿人；从山东或关内迁来的叫寄留民。
这两种居民的待遇不同，前者在就业、物资配给、子女入学等方面，都优于后者。
部分生活富裕的寄留民，通过送礼行贿等方法，也有取得州民籍的，但不论是州民还是寄留民，都同受到日本人的欺凌，特别是那些生活贫困的人。
经常被征夫或挑劳工。
六、西山会的教育事业
1、学校的一般情况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先后成立了西山普通学堂、柳树屯分教场岔树沟分教场，学制四年，入学年龄八至十二岁。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西山普通学堂，一九一二年三月成立，当时只有一年级共八个班，十多名教员。
柳树屯分教场，一九二七年成立，四个班级，六名教员，岔树沟分教场。
一九二七年成立，二个班级，三名教员。
当时有不少在私塾就读的学生转入公学堂学习。
1、课堂设置及教学内容 教材由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关东厅学务课审定。
编纂委员会中有旅顺师范学堂及“工大”汉文讲师许学源，他是湖北孝感县人，清末举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孝感县长，是有名的书法家。
课程设置：汉文、习字、修身、算术、珠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三年级以上增加日语，子女还增加裁缝课。
由于有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参加教材的编纂，语文课和修身课的内容，除了认字、读书外，也有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和中国的格言谚语，这对提高当时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一年级的语文课文，第一课：人、手、足、刀、尺；第二课：山、水、田、狗、牛、羊，都是以认字为主。
二年级的课文，有司马光击瓮救儿童的故事，教师借题发挥，介绍中国历史。
还有这样一篇课文，内容是两个好友，有天在郊外遇到了一只熊，一人急忙爬上树躲藏，另一人没法便倒在地上装死，熊走在这人的脸上嗅了又嗅，据说熊不吃死物而走开了，树上那人下来后问他：“熊跟你说什么话？”这个人回答：“熊告诉我，‘患难不相助不为友也’。
”修身课文主要是讲如何待人处事，是一门道德修养课，课文内容有：业精于勤荒于嬉；怠惰自甘，家道难成，乖僻自 -75- 是，悔误必多；见富贵而生诌容者最可耻。
遇贫穷而生娇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狎侮恶少年，久必受其累。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
须平心细想。
大致不外乎这些内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殖民教育愈加深化。
再出的教材中，上述内容就见不到了。
3、授课课时每周授课三十至三十四课时，要求严格，质量较高，副科的手工、国画、习字、裁缝等课，每周只一课时。
4、学校经费及教师薪水（工资）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教育预算项下支出。
学生每年交两次学杂费，一次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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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工资，如在旅顺师范毕业的教师，第一年二十三元（小银子），以后每年增加一至二元。
最高不超过三十五元（当时一元钱可买苞米三十斤或白面十五斤左右）如不是师范毕业的教师，工资都低于师范毕业的。
5、教员 堂长王蒙之、金士佳都是品学兼优的人、深受学生及家长的尊敬。
教师也是品德好，学有专长的年轻人，他们都二十年代的优秀教师。
如：刘金善、金安国是教汉文的教师．他们对经史、古文、书法都有专长。
许正志教数学、珠算、绘画。
谢兰秀教音乐，能歌善舞，懂京剧，她经常作词谱曲，写小品文，抒发爱国情感，深受学生尊敬，后来得了伤寒病，因当时缺医少药，不治而死。
朱寿春教日语，体育，后考入日本广岛高等师范，“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不幸牺牲。
王翠兰，盖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古典文学造诣很深，能写一手精湛秀丽的小楷宇，有强烈的爱国心，她曾对学生讲：中国人决不能叫外国人同化，历史上不少入侵者。
反被我们同化，接收我们的文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化，我们一定要保持中国的国粹，但不幸，她二十七岁时就被肺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6、私塾私塾，又叫私学馆，在一十年代末二十年代初，公学堂出现之前，这种私塾很普遍，大多是由村、屯的人安排房舍，招聘未出仕的举人、秀才当学馆先生。
私塾先生的食宿，事先与学东商定，有的包饭，有的自做。
学生家长为了能使先生把自己的孩子教好，一年之间，也要请先生吃几顿好饭。
一个学馆学生多少，一般是以学馆的房间大小而定，有二十名的，有三十名的。
初入学的儿童，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年缴学费（名曰束修）十五至二十元。
再学《论语》、《孟子》、《幼学琼林》、每年缴学费二十五元左右。
再学经、史、子、集，就是所谓“大学生”了，每年学费三十元以上。
所以一般人家读不起书。
自有了普通学堂和公学堂后，便纷纷转入普通学堂和公学堂学习，而不上私塾了。
一九二九年，在大连工学会成员梁学发、于永源的帮助下聘安敬之为教师，于西山村95号（现西山医院住院处）办起了西山夜校。
成立那天，西山普通学堂音乐教师谢兰秀奏“卿云歌”，安立肇用古筝演奏“苏武牧羊”，以此表达爱国之忧。
夜校开办不到半年，被日本当局以“结社”为名取缔，教员安敬之被沙河口警察署特高系特务金明珠（朝鲜人）传讯二次，令其听候处理，为此安敬之在谢兰秀的资助下，乘“天津丸”轮船被迫离开了大连。
爱国女青年教员谢兰秀有胆有识，写下了许多爱国诗篇，抄录几首如下： -77-
一、波涛舟前关山起狼烟。
波涛舟前，送君一去天外客，遥望云山。
※※※劝君莫缱綣，重整江山。
挽狂澜枕戈待旦， 手持斧鈛荡仇寇，扬鞭凯旋。
二、长恨难消。
久藏画眉膏，无意粉俏，蓬屋独自空寂寥，志在云霄。
※※※翰鸠吱凄叫，风吹雨啸，几多心曲酒中浇，想起伤别情难解，长恨难消。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三、望风云故国看九州残破，心急似火，援琴重弹大风歌，驰骋千里不停步，气拔山河。
※※※望风云故国，难安坐卧，国仇家恨刺心窝，大义凛然忠胆日，慷慨悲歌。
七、西山会的医药卫生
1、卫生检查会务所根据当局指示，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组织卫生大检查。
由日本警察或被雇佣的中国人充当的巡捕为主，村、屯长和会丁参加，挨门逐户进行检查。
一进门先摸门、窗上有无灰尘，再翻炕席有无泥土，院里有无草刺．鸡窝、猪圈的粪便是否清除干净。
好的发给合格证，不好的有些被打骂，有些被罚款，每次受刁难。
每次卫生检查，人心惶惶，连陪同检查的村屯长、会丁、心里也惴惴不安.
2、防疫注射 -79- 春季给小儿、学生种牛痘，春秋两季还要打预防针，不接种的要增罚户别割。
3、医药西山会成立初期，这一带一无医院，二无药铺，只有背箱、提包的行医者，串村走巷，诊病售药，施行民间传统医术，如针灸、拔罐、按摩推拿、“放寒”等。
所谓“放寒”，就是用三梭针扎太阳穴静脉放血。
用以上这些方法，对伤寒、中暑、猴疮、腹泻、胃病等症，虽有一定疗效．但技术上是相当落后的。
还有些人穷困潦倒，对患疾害病，总以为是鬼神打灾，于是就有人上庙求神，抽签问卜，又有人求仙丹、神水，总之，迷信之风，盛行一时。
4、巫医 西山会管辖内有男、女巫十几人。
其中比较有点名气的。
在台山屯有女巫张“大神”，在西山屯有安“大神”，在高家屯有高“大神”，在胡家大岭有胡“大神”。
男巫头戴道士帽，上穿马甲，下着五色布格裙，腿着黄腿绷，脚穿双鼻斜鞋，腰系串铃，手持大鼓。
上起“神”来，摇头摆尾，腰铃与大鼓之声齐响，闹了一会以后；又开始替“神”说话，要这要那，归“神”使用。
请巫医的人家，还要按规定付给几元到十几元的费用。
女巫与男巫不同之处，、只是身着红、蓝、黄三色布裙而已。
他们看病，都是说你冲撞了某神、某仙，因而降灾，需要进香还愿。
这种明目张胆的愚弄，真是害人不浅。
以安承绪之妻为例，她年老多病，便借钱买了供馒头，做了碗菜，扯了几尺红兰布，备了香纸，请了台山屯的女“大神”（巫医）来治病。
“大神”一来，没“上神”之前，向她敬烟献茶，她一面抽着喝着，一面观察家里的摆设，预测着经济能力，从唠嗑中察颜观色，了解病情，为“上神”后准备“大仙”要说的话。
这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她的帮驾（助手）为她穿好神衣，戴好神帽，系上圆鼓，念起咒语来．请“大仙”显灵，只见她边咬牙。
边要黄酒喝，帮驾给她斟上老干陈（老黄酒），她装出打冷战样，说是“黄仙”附体了，于是假托“黄仙”说话：“你这病不是什么病，冲着‘黄仙’大不敬，要想治好病，得修个庙堂来供奉，‘黄仙’在深山要高梁、苞米充饥寒，带色布分红蓝，黄酒两大罐，高香五封，黄表烧纸成趸搬，供馒头一桌，荤素碗菜要新鲜，仙家路远回不去，送神还要押桌钱。
敬神病能好。
不敬神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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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胡说一阵，无非是骗人、骗取财物。
八、居民的习俗
1、崇佛信神大连地区的居民，大多又是明朝以后，从山东等地陆续迁来的。
宗 教信仰，民间风俗习惯，与关里大同小异，有人崇佛，有人信仰神尊道，又有人儒、佛、道不分，可以说普通信奉多神教，什么财神，灶神、河神、山神、土地、火神。
还有黄仙、狐仙，样样都信，而且虔诚备至，以为人是受“神”主宰，命运由“神”安排，诸“仙”能驱邪治病。
愚昧得实在可怜！ 也有许多人不信神，如西山村有个安禄亭。
家境贫寒，每月只有十五元钱收入，却要养活全家大小
六、七口人。
他的妻子右臂风湿痛，动作不便，苦楚难忍，疑惑是神、鬼打灾，邪恶缠身，知丈夫不信神，背着他请来台山屯一个跳大神的，为她驱邪治病。
可正在这位“大仙”念念有词，愚弄家人 -81- 的时候。
安禄亭正巧回家了。
他气愤地说：“我家连苞米面都吃不饱，哪有钱财给你们！熊别人可以，熊我没门。
”于是他夺过“大神”手中的大鼓和其他神道具，扔到院里。
“大神”见事不妙，便拔腿溜跑了。
说到西山居民崇佛信神，便应介绍一下西山村的娘娘庙（此庙在大连解放初期毁掉）。
据说此庙建于清朝，原为草庵。
一九一二年，在原地改建成坐北向南“一”字排的三个殿，南有山门。
砖墙庭院。
正殿供“九宫娘娘”，门左右有“大鲁鬼”守护，猪齿獠牙。
十分凶恶。
西殿为阎王殿，判官手执“生死簿”。
东殿有走金桥、走银桥的塑像、是说生时行善做好事，死后在阴间也享福。
还有割舌头、挖眼睛、下磨推的塑像，意在生时做恶，死后也要受刑罚。
在庙院的西南角，还有一个单间屋，里面有齁病神像。
每年秋冬，一些患有齁病（气管炎）的村民，带着一串咸萝卜，挂在齁神像的脖子上，妄想求神袪病，名曰“挂齁”。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为庙会、这前后几天，赶庙会的，进香还愿的，成千上万，熙熙攘攘；庙里香火不断；庙四周的饭馆、小铺，生意兴隆；沿街搭起的席棚、布棚，也是一个挨着一个。
三天庙会、小商小贩能挣个好钱。
每年庙会都唱大戏（京剧），戏班子大多是从烟台、青岛等地请来的，戏目多为三国故事、包公案、杨家将、汾河湾等传统古典戏。
2、婚姻嫁娶旧社会婚姻，多是父母包办，通过媒人串通，女方向男方要财礼，变相的买卖婚姻很普遍。
结婚那天，新郎在娶亲客（六十来岁的老妇）陪伴下，带上两个或四个吹鼓手，乘坐四辆席棚马车去女方家，有住一宿的，有当天就回的。
回来时，除新娘、伴娘、新娘的哥哥或弟弟等送亲客外，还有女方的七大姑八大姨，车子一般都是满满的，来到新郎家，欢度喜日。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3，丧葬土葬是我们民族的世俗，在没有倡导实行火化以前，一直都实行土葬。
死亡者如果是老年人，一般停灵三天。
若在冬季，家中富有者，有停放七天至二十一天不等，还请和尚、道士念经。
父母去世，子女要戴三年孝。
在村子里，不管是谁家办红、白喜事，至亲好友，街坊邻居，都自动来帮忙，并馈赠礼物。
4、过大年（春节）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一个节日，俗称过大年。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是小年，家家买糖瓜祭灶君，傍晚时分，把灶君（画）剪下，在灶门前烧掉，家庭主妇念道：“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带着枪……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春节前，家家准备年货，有钱人家备的多一些，好一些，钱少的也尽力筹办，求得全家欢乐，讨个吉利。
除了吃、穿、用的外，还要准备一些敬神祭袓的用品，如香、纸、金银箔（叠元宝用）、大腊烛、鞭炮以及门窗上挂的彩纸（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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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做“打年纸”。
除夕（三十晚上）是最忙碌的，也是最热闹的一天，每家每户都在屋里屋外贴对联，挂彩纸，贴在门窗楣棂上，这叫做“封门”。
彩纸上刻着“四季平安”、“五福临门”等带有图案的字，以示吉祥。
正屋靠北墙一边设供桌，墙上挂宗谱；桌上摆放碗菜、馒头。
日落前，各自到祖坟那里烧香烧纸、 -83- 叩头，请死者的“灵魂”回家过年。
傍晚时分，又有人提着灯笼，到十字路口烧纸请财神．渴望新的一年交好运，发财致富。
子夜十二点，正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的时分，家家户户在屋外院内烧香焚纸放鞭炮，这叫做“发纸”。
然后全家人在屋里团团围坐，吃辞旧迎新饺子。
紧接着同宗近族，三五成群，身穿长袍短褂，相互到各同姓人家，向宗谱叩头，向长者辞岁。
小孩们欢天喜地放爆竹，这家出来。
那家进去，一直闹到第二天日临晨。
大人们则在家中团团而坐。
或谈天，或下棋，或看纸牌，彻夜不眠，这叫“守岁”。
第二天一早（大年初一）开始，本家的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串门拜年，见面作揖行礼，互祝“恭喜发财，一直能持续到初
三、四，直到正月十
五。
只要是相识的，新年后第一次见面，都要说“过年好”、“恭喜发财”等吉利话。
春节期间、全家团圆，辛劳一年的积蓄，许多人都用在过年上。
还有些人，兜里有了钱，趁农闲无事，进行赌博。
有的玩麻将、推牌
九，有的看纸牌、掷色子，还有的猜谜、打赌，只要是能耍钱的道道，都应时闹了起来。
有些人设局抽头；旱涝保收，有些人倾家荡产，寻死寻活。
这样从正月持续到三月，等到春耕开始，才算完事．谚语所谓：“耍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指的就是这个。
每年的旧历正月十五日，热闹非凡。
大村、大屯都组织自己的秧歌队。
高跷队，晚上再加上龙灯、彩灯，串街走巷，集合在会务所附近，届时笙笛齐鸣，锣鼓喧天，所到之处，鞭炮响成一片，特别是那些沿街商号。
向歌舞者献烟上茶，表示欢迎，沿街要道，张灯结彩，彻夜不息。
5、农闲时节听评书：盛夏和秋后，村屯长和乡老们常请说书先生到村、屯来说书或唱大鼓。
费用根据人们的经济状况摊派，实在困难的，也可以分文不出。
说唱的内容，多为说唐、说岳，济公传、包公案、水浒、三侠五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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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天足会”一九一七年，西山会的开明乡老、学校教员，以及思想开化的青年妇女，组成了一个“天足会”。
他们深人村、屯，宣传缠足的危害，并且挨门逐户劝说：缠足的要放脚，未缠足的，不要再缠了、经过他们一两年的努力，千年的陋习终于清除了，从此解除了妇女们的一大痛苦。
7、乡老与民事调解村、屯中有一些有知识、懂礼仪、办事公道、素孚众望的人，称之谓“乡老”，如安承绪、张延礼、安立昌、张启思、张启文、还有卖自来水的工人安禄亭等。
村、屯里如有纠纷的事，他们就出面调解，以求息事宁人。
安禄亭，作风正派，为人正直，敢说公道话，不论是本家是邻里，不管有什么难处，只要找到他，他都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村民之间，有什么矛盾和纠纷，一般都找乡老评理解决，而且一般都听从调解，恪守诺言。
到会务所上告，或到衙门打官司的，都非常少。
九、日本人在西山会经营的农园
1、粟武园，又名成美园日本人粟武前卫，曾在美国从事果树、蔬菜、大田作物栽培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研究二十余年，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于一九二一年来到西山村，把现在辽师大这一带的千余亩土地，以低廉的价格买下，赶走了世代在这里居住的二十四户人家，强行迁出九十九盔中国人的祖墓，在现辽宁师范大学无轨车站 -85- 附近开办了粟武事务所，雇用中国民工
二、三十人，还有季节短工，经营果树、蔬菜和大田作物。
他把马栏河拦腰截断，独霸了南山麓的老鳖湾、吊窝底等几个水塘，又在农园打井开渠，引水灌溉。
果园间作大豆、瓜、蔬菜、棉花，取得丰收。
一九二二年他试种美国棉花获得成功，并在此基础上，改良了棉花品种。
他还在大连机械所的支持下，试制成功了凿土机、犁、耙，提高了农耕效率。
一九二三年，关东都督三县有朋，亲自视察粟武园，并“赐”名为“成美园”。
2、福昌农园一九一二年，相生由太郎在金州南山购置一千二百余亩耕地，栽植苹果、桃子、樱桃等果树，并兼营大田作物。
一九一八年又在西山会买下了马栏村北山下这一带一千多亩地，栽植苹果、洋梨、樱桃树各二千棵，葡萄三千棵，还有日本草毒等；兼营畜牧业，改良畜种，繁殖骡、驴。
他的总投资达十五万元。
由于中国土地、劳力便宜，日本当局还给予支持和保护，于是他所经营的产业，便很快发展成为大连赫赫有名的福昌公司。
3吉田农园一九一九年，吉田在台山屯东南，现在的大连起重机厂西南一带，占地百余亩，雇用杜兆江等三名中国人，专门种植日本蔬菜，如：卡不拉、果宝、花丸黄瓜、西红柿（奶柿、果柿）、小茴香、巴谢里、红丁等。
十、西山会一带的农畜经营业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上述日本人办的三个农园，雇用的都是中国人，报酬都很低，有技术的长工，工龄年限长的，最高月工资没有超过二十元的；至于季节临时工。
一天都只能拿到一角五分至二角五分。
而日本人做临时工，月工资竟达五十至七十元。
这种剥削和歧视，使中国人无法在日本人办的农园中长期呆下去，许多人便出来自己经营。
l、菜园、果园西山会地处大连西郊，种植蔬菜和水
录 打开解放区对香港的通道......................................................................................
4深切怀念张志诚同志............................................................................................13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20读《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的感想和补充.............................26石磊就义见闻....................................................................................27庄河大刀会.....................................................................................................31
庄河大刀会的土城子战斗....................................................................................38
俄日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大连港.......................................................................41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大连港的四十年...................................................................46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殖民地金融业.......................................................................49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的始末..............62日寇统治时期的大连西山会...............................................................................69解放初期大连医务界的一些情况.......................................................................89我的回忆.........................................................................................................101
一百二十五年前之大连点滴.............................................................................113大连名称之来历......................................................................................125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征集日寇统治大连..............................................................................................130
四十年史料的参考题目（草稿）.....................................................................130 -3- 打开解放区对香港的通道 钱之光刘昂（一） 一九四六年秋至四七年春，我们在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及上海办事处工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彻底破坏了“双十协定”，撕毁了旧政协的一切决议，召开了伪国大，发动了全面内战。
和谈陷于完全破裂，南京、上海办事处处于撤退前夕。
周恩来同志已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回到延安，四七年初曾电示要我们去香港，拟以香港为基地，继续扩大对内对外的工作，加强香港与解放区的经济联系，以便得到必要的器材、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
我们购买好了三月初去香港的船票。
但是，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办事处被国民党的宪警和特务包围，未能成行。
三月七日，中共代表团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的同志全部撤回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我们即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情况。
他又一次提出，要我们到解放区沿海口岸工作，设法打通与香港的航道。
于是我们编成一支小队伍，准备先到山东的烟台蹲下来，打通山东解放区与香港的海上通路。
这时，中央确定董必武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要我们俩与王华生同志一道陪同董老去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开会。
会后，刘昂留在董老处工作，钱之光带着几个人赶赴烟台，同先前已去那里的同志一起，建立据点。
然后派刘恕、鲁映夫妇，搭乘一只载重能力只有七十吨的小船，经由澳门到达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香港，找到了我党一九三八年从武汉派杨琳在香港建立起来的“联和公司”，准备从经济工作开始，先搞点买卖，方便来往，从而有利于扩大活动面，开展工作和帮助解放区解决一些物资缺乏的困难。
一九四七年九月，烟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钱之光等同志辗转到了大连。
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朱毅、李竹平、王瑞庭等同志为我们在天津街靠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创办了中华贸易总公司。
当时大连是苏军军管地区，各解放区到大连从事兵工生产、采购物资的单位，都是以各种公司、商行的面目出现的。
我们在大连没有挂这个牌子，到大连市委备案，也没有用这类名称，只是用了个“钱之光同志处”，后来改称“刘昂同志处”，用“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只是为应付意外情况的发生。
到了大连以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开辟大连到香港的海上通道。
为保持与中央直接联系，我们还建立了电台。
我们租用外国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的罗津和香港之间，运出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带回需要的物资。
来大连采购战略物资的华东、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的同志，都与我们联系，由我们到香港办货。
当时大连有个建新公司，下有化工、钢铁、机械等几个工厂，是一个以生产炮弹为主的兵工联合企业。
负责原材料供应的经理部负责人谭伟经常与我们往来，通过我们到香港采购兵工生产所需要的重要物 -5- 资。
一九四七年前后，解放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对外交通几乎全被切断，大连成了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交通站．为支援前线作战，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我们公司在香港也可算得上是贸易大户，只要我们的船一到，香港一些物资的价格就会受到波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这条海上航线，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报纸、杂志，通过“交通”，送往中央，便于中央掌握、研究敌人的动向。
有些南来北往的干部，也走这条路线。
有一批到海南岛打游击的于部，就是通过我们，送往南方去的。
这些工作，特别是电台的架设，大连至香港海路的沟通，为后来接送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条件。
（二） 一九四八年五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军在各个战场上连连获胜，国民党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
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鳌、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鍇、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五月五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他们并且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为了将这些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送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中央曾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
因此中央决定利用大连至香港这条海上航线，完成这一非常重要而又机密的工作。
这样一来，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成了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到达西柏坡，周恩来同志找刘昂谈话说：钱之光已经打通了大连至香港的通道，任务很重，人手不足，你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让钱之光去香港主持那边的工作。
刘昂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对她说：中央派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出国，丁玲、张琴秋、吴青等人同你一道走，她们将与在北满的蔡畅同志会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是，刘昂同她们一起出发，经山东益都（华东局所在地），到俚岛渡海北上。
在穿过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时，突然遇上国民党的巡逻艇，探照灯在海面上来回搜索。
华东局派来护送的同志当即关照说，请大家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并且要把不符合保密和容易暴露身份的东西扔掉。
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 -7- 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
出国参加会议的代表继续北上，刘昂则留在大连，开始了新的工作。
（三） 钱之光向刘昂交待了在大连的工作后，向市委辞了行，于八月初从大连出发，经丹东抵朝鲜新义州，转乘火车到达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办理了租用苏轮“波尔塔瓦”号货船的手续，开始了特殊使命的远途航行。
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周恩来同志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
同行的还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
货船驶抵香港后，苏联驻港办事机构派人乘汽艇到船上来迎接。
我们“联和公司”的同志也来访问接洽。
钱之光当即与华南分局的方方、潘汉年同志等取得了联系，他们也接到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
大家都认为，这项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我们党组织保持着联系。
据我们所知，同他们保持联系的党组织有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同志。
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情况、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的。
在复杂的香港，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需要作比较周密的安排。
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
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先也作了调查了解，约好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
为了旅途的安全，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还派出有关同志随船护送。
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一批接送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周恩来同志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八月下旬，沈老（钧儒）、谭老（平山）、蔡廷指、章伯钧先生等十几位，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于香港启程北上。
八天以后，大连方面刘昂电告香港；“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转往哈尔滨。
” (四)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以后，刘昂又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
当时的任务，虽然主要是接送民主人士，但还是需要继续做经济贸易工作，一方面打掩护，同时也为在香港采购一些解放区急需的物资。
因为当时“联和公司”的机构和办公地址已不能适应工作的开展，于是我们在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另租了几间大的写字间。
钱之光认为。
要重新取个名字，既要有意义，又不能太暴露。
经研究决定用“华润公司”这个名称。
他解释说：“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 -9- 表我们的党。
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
”大家都说这个名称好，于是便挂出了牌子，由杨琳任经理，以后中央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
十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的船到达香港，因与另一只船相撞而搁浅，需要就地检修，一时不能使用。
可是已经商量好了下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于是只好另租挂有挪威旗的轮船。
这次走的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人，由连贯陪同，胡绳随行，王华生随船护送。
船在大连与丹东间的大东沟抛锚，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来迎接，郭老等改乘小船登岸，转赴哈尔滨。
（五）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土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共有三十多人。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就是这一批北上的。
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
周恩来同志的电示也更加具体、周密。
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
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周恩来同志都有明确的指示。
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周恩来同志在给大连电示以后，又给在香港的钱之光发电报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
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第三批民主人士走的时间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深夜。
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每到圣诞节放假，人们欢度节日，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这一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
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
李济深先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士。
我们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频繁。
这时，国民党已分崩离析，各种反动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
白崇禧还曾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一位国民党桂系大员赶到香港，表面是邀请任公（李先生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是妄图拉住他，打他的旗号，图谋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李先生离港十多天后，白崇德派的人才到达，听说李已走了，感到大失所望。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日期。
为了安全，要走的人事先都不知道与谁同船，各走各的路。
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后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些时候再上船。
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
到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上午，轮船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从哈尔滨来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也到大连迎接。
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也到码头迎接。
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李富春、张闻天还到各个房间看望。
当天中午，又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11-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了不使民主人士下船后受冻，我们想方没 法在大连购到一批御寒的皮货。
民主人士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了獭皮帽、 皮靴、貉绒大衣。
他们收到这些东西后，十分感动，有人还拿出钱来要付款。
我们的同志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给你们的。
这是 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
”他们听了，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 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
在大连逗留期间，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 沈阳去哈尔滨。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从香港出发的。
有黄炎培先 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寰澄先生等人，他们 由刘恕护送，在天津上岸，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 铭等前往迎接。
原定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一九四
九 年六月，改在北平召开。
九月，召开了正式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
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 阳，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六)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们到了北平，准备在那里搞个地方，把大连的业 务转移到北平去。
就在我们筹建的时候，人民政府成立了对外贸易机构，我们 这个机构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
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干部，有不少分配 到外贸部门工作。
公司开辟对外贸易工作赚得的几千万美金交给了中央，这在 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召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和开辟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都是做得很好的。
其实，这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自始至终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离不开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挥，有关地方党委也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
我们在大连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但却很有意义，至今不能忘怀。
（本文作者钱之光同志原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刘易同志原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此文由市党史办葛玉广同志根据访问记录整理，并经刘易同志亲自审订） 深切怀念张志诚同志 鲁民 人事沧桑，往事如烟。
在我走过的五十多年的生活道路上，经过风风雨雨，许多往事都已淡忘了，唯有张志诚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难以忘怀。
他 -13- 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仍铭记心间。
一转眼，志诚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八个年头了，每当忆及象他这样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为开创和发展我市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协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竟然在十年动乱中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迫害致死，怎不令人义愤填膺，潸然泪下！ 张志诚同志生于一九零三年二月。
原名严重，浙江省慈溪县人。
少小丧母，随父去上海。
父亲是前清秀才，民国初年曾在上海大买办严子君家坐馆。
十岁丧父，家境清贫，不得不投靠亲友，靠他们接济生活，由外祖母抚养成人。
志诚同志很早就受到同事、青年诗人、共产党员应修人的影响，并在他的启发、帮助和带领下参加了革命活动，积极组织“上海通迅图书馆”，团结进步青年，传播新文化思想。
一九二五年发生“五卅”惨案，他出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参加了《五卅日报》的义务校对工作。
他还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听过沈雁冰同志主讲的“马列主义浅释”，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
同年六月经应修人介绍，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八月又在上海闸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六年因散发反对军阀孙传芳的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
当时仅剩一张传单还未发出，由于他的机警应变，而且又有公开职业作掩护，这才被无罪释放。
一九二七年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去武汉，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
同年七月，因宁汉合流，国共分裂，他被分配到中共湖北省委秘书处工作。
一九二七年底，湖北省委遭到破坏，他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一九二八年春，党中央派罗亦农同志到武汉找到了志诚同志，并派他到上海党中央机关递送文件。
湖北省委重新建立后，他的主要任务是做秘密联络工作。
由于党的基层组织不断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活动日益艰难，志诚同志也引起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敌人的注意，经组织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在组织部担任书报发行科长，负责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发行工作。
到一九三一年秋，又派他去中央苏区，同行的有伍修权同志。
到苏区后，担任江西省扬殷县县委书记，宁都暴动后，又到胜利县（均在宁都南部）任县委书记。
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一九三二年中央苏区扩大，苏区中央局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志诚同志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
他曾担任邓发同志领导的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科长（当时谭震林同志是一科科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
此时他是中央军区科长，直接在项英、陈毅同志领导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一九三五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项、陈两位将军领导的游击队包围日紧，赣南苏区日蹙，敌人妄图消灭这支革命的队伍。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项、陈两位将军率队突围，撤退到赣南游击区，而志诚同志此时因患重病，未能跟上部队而被俘，并被解到信丰县。
以后他历尽千辛万苦，才脱离了虎口，靠沿路乞讨流浪，来到广东南雄，住在一座小庙里。
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既不能公开打听党组织的下落，也不能公开自己身份，于是他只好一面千方百计设法寻找党组织，一面治病。
晚上制作泥人、竹哨等小孩玩具，白天则沿街叫卖，借此赚几个钱来维持生活。
直到第二次国共 -15- 合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江西大庚池江圩义勇军办事处才找到了项英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党的怀抱、志诚同志被分配到赣南地区担任特委秘书长。
在特委书记杨尚奎同志赴延安参加“七大”北上后，他又接替了特委书记职务。
一九四0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赣南地区形势恶化，斗争十分激烈。
志诚同志高度近视，身体情况又十分不好，粤北省委决定把他留在南雄指导赣南的斗争。
不久转移到曲江负责粤北省委秘书长工作。
一九四一年，由于叛徒的出卖，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省委领导皆遭逮捕，只剩下志诚同志和宣传部长，他又一次同党失去了联系。
当时情况十分险恶，志诚同志根据党中央“疏散干部，保持力量，隐蔽斗争”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把未落敌手的在曲江的同志安全转移。
他还设法同狱中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掌握了一些情况，进一步部署了组织撤退和隐蔽工作，并鼓励狱中同志同敌人坚持斗争。
一九四三年二月，志诚同志辗转找到了东江纵队，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担任司令部无线电队政委，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组织决定他去香港治疗已经非常严重的肺病时为止。
一位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回忆说：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后，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当时他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和学习。
一九四六年六月志诚同志随东江纵队撤至烟台，同年八月来大连疗养。
病愈后担任大连市委副书记、旅大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一九五一年志诚同志受市委的委托，组建旅大市委统战部，并担任副部长、部长。
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常委。
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因所谓“多年来一贯右倾，在统战工作及党内重大原则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离开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无产阶级立场，犯了政治性、立场性、方向性的错误”而遭到“揭发和批判”，并被免去市委常委，一九六五年又被调离统战部到市人委视察室任副主任。
我从一九五二年调到市委统战部，直至一九五八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虽然他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风范犹存。
他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克服了长期左倾错误，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的今天，他的这些宝贵的品德和光荣的传统，更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志诚同志在统战工作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无产阶级的宽宏胸怀。
他在市委领导下，在团结和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他们通过工作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方面；在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消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搞好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我市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共产党员有个组织部门来管，党员到了组织部门就象到了自己的家。
我们统战部要成为党外干部、民主人士的组织部，到了我们这里，也应使他们像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感到温暖，心里话都能向党讲。
”志诚同志是这样教育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许多党外同志有话愿意找他谈，有事愿意同他商量，有了困难愿意找他帮助解决。
他和许多党外同志交了知心朋友，互相串门，促膝谈心。
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半点令人望而生畏的官僚作风，至今提起张志诚同志，大家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眷恋。
许多党外同志说，“张部长是我们政治上的老 -17- 师，工作上的依靠，生活上的挚友”，他象“老妈妈一样，待人体贴入微，能诚恳热情地关心别人”。
志诚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人云亦云，敢于坚持真理。
他对阶级斗争某些扩大化的做法，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一向遵照毛主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无限上纲”。
他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浪中，特别是面对“文化大革命”那种风霜刀剑相逼的严峻时刻，依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不见风使舵，察颜观色，阿谀奉承，投机取巧，而是光明磊落，表里如
一。
当他因历史上两次失掉组织关系而受到组织上的审查时，没有半点怨言；当他一九六一年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帽子而受到批判时，也仅报以忍受和缄默。
总之，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经受党的考验。
志诚同志是我们大连党内干部中党龄最长，过去又担任过较高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干部。
但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历史，从不居功骄傲摆老资格，不同别人比职务、待遇的高低。
对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他都是无条件地、积极地去接受和完成。
工作中出了差错，不管被认为是多么严重，他都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诿和文过饰非，不使同志们蒙受半点委屈。
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的长短，总是看别人的长处，那怕别人犯了错误，他也念念不忘他的长处；对犯错误的干部，在不违背组织原则的情况下，他总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九五八年有一位同志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为了使他安心改造自己，志诚同志亲自劝说他爱人不要离婚，致使这一家人始终没有离散，直到这位同志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得到平反改正。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对不应划为“右派”或有所谓右派言论有而又真才实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学、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他都按照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原同，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
志城同志的组织观念很强，有时尽管在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但一旦形成决议，他就坚决执行。
有一次市委讨论拟划一位同志为“右派分子”，志诚同志始终坚持不同意见，直至提出定这位同志为“右派”还不如定他自己。
后来市委做出决定，志诚同志虽然提出保留意见，但还是认真执行的。
在旅大党内斗争问题上，他认为“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对旅大地区的“落后地区改造”，他认为“错案不少”，“打击面过大”，从而支持了正确意见，维护了党的团结，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志诚同志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
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仅不向组织上要求特殊照顾，而且带病坚持工作，经常是上下班不坐小汽车。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曾提出上下班派车接送，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而和群众一样乘电车或公共汽车。
在战争环境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也一直保持着。
他用的铅笔，只要手还能握住，就决不扔掉。
他不仅拟稿多用用过的稿纸的背面写，就连日历和烟盒也不肯丢掉，用背面作便条用。
有一年，市委行政处登记领导干部家里借用的公家家具，问他哪些是借用公家的时候，他说连我这个人都是党的，不用分公家和私人的，都一块登记上就是了。
志诚同志为自己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有的同志说，张部长的一分钱都能握出水来，但他对别人的困难却慷慨解囊相助，急人之所急。
有一位给他宿舍烧锅炉的工人同志，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一直在经济上周济地，并且还主动负担那位工人两个孩子的 -19- 学费，直到中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
志诚同志就是这样，在很长时间以来，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用来帮助有困难的同志。
他把替同志们排忧解难当成自己的义务，当成一件乐事来做。
志诚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
如果说他有弱点的话，那么就是他对许多事，包括别人对他的误解，甚至十年动乱时对他的诬陷和中伤，他都报以缄默和忍受，这似乎有点软弱。
但他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和对待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却一贯认真负责，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这又是他刚强的表现。
可以告慰的是，党已经彻底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他曾为之奋斗而付出心血的我市统战、政协工作，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也像其它战线一样，日益兴旺发达；我市各界人士正满怀激情，为繁荣大连、振兴大连，奋勇前进！对这样的新形势，志诚同志亦当含笑九泉了。
（本文作者为大连市政协常委、中共大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 祭阳冰 李汝航同志，湖南湘乡人。
早年他结识了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得以加入南社。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一家银行任秘书。
解放后，曾任大连港务局秘书处长，后调任该局业余中学副校长，为大连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我与他同事多年，又是近邻，相交甚厚，经常在一起促膝谈心。
他曾向我谈到过他在上海掩护中共党员、原大连市市长毛达珣同志作地下工作的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毛达珣同志当时是新四军干部，经常来往于苏北和上海之间进行秘密活动．他与李汝航是同乡好友，且深知李汝航秉性耿直，有正义感，倾向革命。
李汝航亦知毛达珣是共产党员，且负有秘密活动的使命。
当毛达珣向李汝航提出把他家作为落脚点时，他欣然同意。
当时李汝航家住上海霞飞路和合场（现为淮海中路526弄）56号。
他曾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多次担当风险。
我记得他讲过这样几件事。
我的“表弟” 那是一九四三年夏的一个傍晚，毛达珣秘密来到上海，他身穿纺绸长衫，脚穿皮鞋，手拿一把纸扇，打扮成小商人的模样，向李汝航家走去。
当他走到霞飞路吕班路（现重庆南路）口，碰上了两个日寇兵带着便衣特务拦路“抄把子”（即搜查行人）。
毛达珣正想绕道而行，被一个便衣特务拦住去路，将他混身上下搜查一遍，一无所得，查看他的良民证，也看不出破绽。
特务又夺过毛达珣手中的纸扇。
打开扇面，一面是画，一面是李航汝写的一首诗。
诗句是： 渔文重翻本事新，烟蓑雨笠映江春。
垂竿自具屠龙手，漫拟霜天斫鲙人。
这个便衣特务是个草包，不懂诗。
翻译一把夺过来，翻过来掉过去要想在扇面上找出点毛病，他可能是看到诗句中有“屠龙手”、“斫鲙人”的字样，感到疑惑，于是日寇宪兵便对翻译叽哩呱啦了几句，翻译忙对便衣特务说： -21- “皇军叫把他带到宪兵队去！”特务们于是一拥而上，把毛达珣双手反剪起来了。
正在这危急时刻，恰好李中航坐着黄包车过来，一眼看到毛达珣被特务推揉着，心里一急，忙在车上高喊一声：“表弟！”然后跳下车，抢上前去对特务说：“他是我的表弟。
”特务推开李法航，连声喝道：“去，去，去！”毛达珣见是李汝航，忙喊道：“表哥，他们无缘无故要抓我．你跟他们说一说。
”李汝航灵机一动，轻轻地拉拉翻译，掏出名片，还悄悄把一叠储备票塞在翻译手里说：“他是我的表弟，做小生意的，请把他放了吧。
”翻译把钱塞进裤兜里，又看了看名片，便对李汝航皮笑肉不笑地说：“误会。
”掉头又对日本宪兵叽哩咕噜几句，就这样才算解了围。
李汝航拉着毛达珣匆匆离去。
一只皮箱 一天夜里，有人敲李汝航家的门，女佣人开门，见是一位青年人，手里还提一只小牛皮箱。
女佣人向楼上喊道：“李先生，有人找您。
”李汝航下楼来，见这人穿一套布学生装，年纪不过二十来岁，自己并不认识他。
来人先开口说：“李先生，这是您表弟的箱子，请您保管。
”青年人把箱子放在桌子上，又说：“他隔一个星期来取。
”李汝航问：“我表弟现在在什么地方？”“在乡下。
”青年人说完，就告辞了。
李汝航没有问来人姓名，也不打听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拎了拎箱子，沉甸甸的，想到里面的东西一定很重要。
他懂得干这种秘密工作，不该知道的决不打听，该知道的毛达珣也一定会告诉自己。
一个星期过去了，还不见毛达珣来，他心里很焦急，担心出了什么事。
为防止意外，他把箱子带到银行，锁进了文件柜。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果不出所料，几天后，突然来了个穿米色派力司西装，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样子很神气，声称要找李先生。
李汝航一见此人，心里就犯疑：他是什么人？不能不存几分警惕。
于是就问：“找李先生有什么事？” 那穿西装的家伙装出一副笑脸说。
“你就是李先生吧？李先生的表弟要我来拿存寄在这里的那只箱子。
” 李汝航心想：青年人临走时不是说毛达珣来取吗？看这人东张西望的会不会有诈？于是他断然否认说：“先生，我没有表弟，更不知道有什么箱子。
你可能找错门了？” “你不是叫李汝航吗？”“可我没有表弟啊。
”“你不相信！”那人拿出一张字条，递给李汝航，“你看，这是你表弟写的条子。
”李汝航没有去接这张字条，用眼扫了一下，看到上面写着。
“寄存你处的箱子交来人带下。
表弟”的字样。
李汝航看出这不是毛达珣的笔迹，确信来人是特务，毛达珣一定出了问题。
于是沉着地笑道：“先生，我没有表弟，请到别处去找吧。
”那个穿西装的人很快变了脸，大声说：“李汝航，你放明白些，老实把箱子交出来，不然要你的好看。
”李汝航冷笑一声，不客气地说：“青天白日你要干什么？请你出去。
” -23- 那人凶相毕露，转身招呼等在门外的两个特务，命令说：“给我搜。
” 李汝航警告说：“你们再敢胡作非为，我报告警察局去。
”这三个家伙不容分说，如狼似虎地挟持着李汝航上楼去搜查．李汝航心里坦然，因为箱子早已转移，不在家里了。
他的家人见此情景，当然害怕，更不敢吱声，眼看着这些特务翻箱倒柜。
他们屋里屋外搜个遍，也未见皮箱的影子。
因为拿不到证据，不好过分难为李汝航，于是这几个家伙只好垂头丧气，悻悻而去。
李汝航保管着这只皮箱，一直不知里面装的是什么，他没有打开箱子看一眼，这就是他的为人，诚实可靠。
直到后来毛达珣来取箱子时告诉他才知道，箱子里面装的是用来购买药品的一笔巨款。
一场惊险 一九四四年春的一个雨夜，毛达珣急冲冲来到李汝航家。
他们还没说上几句话，就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毛达珣早有警觉，心知有异，忙对李汝航说：“不好，我得走！”起身准备从后门出去。
突然出现的紧张气氛，一时使李汝航也没了主意。
这时李夫人急忙下楼，走到半楼梯，望见李汝航要去开后门，于是连忙摆手示意：“不能出去了，门外有人。
” 敲门声越来越急，怎么办呢？李汝航这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让毛达珣安全脱险。
他突然想到可从晾台（上海房间在屋顶多有晒衣服的凉台）上逃出去。
于是，他对夫人说：“你快领达珣上凉台，从隔壁王家出去。
快！”李夫人和王太太是好友，从那里走是不会出问题的。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看到毛达珣走了，李汝航这才从容开了门。
这时闯进来几个特务，其中一个一把揪住李汝航的胸口，大声问；“刚才进来的人呢？”李汝航神态自若地说：“没看见有人进来呀。
” 那个特务二话没说，撩起手就是两记耳光，打得李汝航头晕耳鸣。
“他妈的，搜。
”特务推开李汝航，指挥那几个喽罗，楼上楼下搜个遍，哪来人影。
特务们急得暴跳如雷。
李夫人从门外回来，李汝航知道毛达珣已经走脱，也就放了心。
特务们抓不到毛达珣，就把李汝航抓去交差。
第二天，李所在银行的经理闻讯后，经多方努力，才把李汝航保了出来。
解放后，毛达珣任大连港务局局长（刚解放时称“港长”）时，特请李汝航到大连工作。
一九五八年，我被错划为“右派”，因李汝航与我关系密切，他也受到牵连。
而今想到这位忠厚的长者，仍深感内疚，并对他怀念不已。
一九八五年三月于沪（本文作者原为民革旅大市支部主任委员，现为民革上海市委员会顾问） -25- 读《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的感想和补充 李启文 读了《李汝航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一文（以下简称《朋友》），感慨不已。
先父李汝航去世已二十七个年头了，生前为革命事业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至今党和人民仍怀念他，致使我们全家感到欣慰。
老母潘南荃现已八十七岁高龄，十分感慨地说：“你父，党和人民了解他，他可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 《朋友》》一文所写的内容，据老母与我的回忆，基本上是事实。
先父在世时很少与人谈及个人往事。
记得一九五六年，我外出路过长沙，毛达珣同志曾派车接我去他家住了一个星期。
毛达珣同志以非常赞许和感激的语言，给我讲述过这些事情。
他说：“你父亲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啊！他冒着危险保护了我们，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十分感激的。
”我到达大连后，多次询问此事，父亲都是淡淡一笑，说：“一点小事，不足挂齿。
”记得一九五六年元旦，在我反复恳求下，才给我讲过祭阳冰同志文中所叙之事，但较为简单。
现就《朋友》》一文，再补充说明几点：
一、毛达珣同志手中的纸扇，一面是画，画的是“垂虹亭长图”。
垂虹亭，在江苏吴江县的吴江桥上。
南社领导人之一的陈巢南先生，是吴江县人，自称“垂虹亭长”，是先父的挚友。
纸扇另一面的诗，题目：是《为巢南画垂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虹亭长图》。
诗写于民国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元旦。
这画与诗均为先父所作。
二、所谓在上海一家银行作秘书”，具体说来是中华银行董事会秘书。
毛达珣同志脱险，先父被捕，后来是经中华银行，以及柳亚子先生、张大千先生等著名民主人士,多方设法才得以保释出狱的（具体情况我和母亲都不清楚）。
因无实据，敌警方也再未追究。
事后，毛达珣等同志有事仍来找先父，只是次数很少，也不在我家过夜了。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于本溪市 石磊就义见闻 李佩武宫涤生 -27- 石磊，字巨符，辽阳东新堡人。
辛亥革命后，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中，英勇就义。
一九—一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由总统制代替了君主制。
袁世凯伪装赞成共和，骗取了大总统的宝座。
一九一三年四月国会成立后，袁则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在“民国”这块招牌的掩护下，日益扩充他的反革命实力，策划复辟帝制，阴谋重温大皇帝的美梦。
为此，被激怒了的全国军民，迅速地兴起了反袁护国浪潮。
在全国性反袁护国浪潮中，石磊在辽阳地区，参加了《民主革命激进会》宣传反袁护国，捍卫革命。
一九一四年三月，当获悉日本的宗社党用帆船从大连在营口运输一批枪支时，石磊便带领二十三名战士连夜截击，取得成功。
交战中有一名战士负伤，石磊护送这名伤员去大连养伤，令战士刘耀臣带队，把缴获的敌船和武器运到葫芦岛。
当行至金州湾时，不幸被日本水上警察发现，战斗中因寡不敌众，二十二名战士被俘。
同时石磊和伤员也在大连被俘。
这事被复县知事苏鼎铭知道后，他为了献媚洋人，讨好袁世凯，便主动去联系日本人，将石磊等二十四名战士引渡到复县。
当到复县衙门大堂中点名、推问之际，苏鼎铭见石磊年少有才，精神豪爽，气度不凡，虽在大难之中，仍谈笑自若，顿生收买之心。
于是将石磊一人免入监狱，软禁在街门的二堂内，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并指使衙门里的帮审员范、蔡两人，同石磊共住一处，昼夜劝降，欲其归顺袁世凯。
但石磊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严辞拒绝，并出示诗两首，其一曰： 外贼内奸险，愤膺志更坚。
政见不统
一，归顺实是难。
除石磊外，其余二十三名志士，在监押期间，被提审多次，虽受尽了侮辱与肉刑，但他们反袁爱国之心毫未动摇。
半月之后，苏鼎铭向袁世凯提出的报告得到批复，判处二十四人死刑，就地执行。
苏鼎铭一心想收买石磊，对石磊说：“你如能归顺，我可单独将你提出不杀。
”石磊严辞厉色地回答：“革命兄弟，同来同往，视死如归，勿劳多言。
”苏汗颜遁去，便在他主子的指示下，终于杀害了这位革命志士。
据目击者李佩武说：石磊就义那天，是一九一四年农历八月二十七孔子诞辰纪念日。
这年我十一岁，在复州城初级小学读书，为了祭孔，学校放假。
当天早饭后听人说，苏监督（当时群众这样称谓苏鼎铭）今天要杀害石磊，我就跑到大街上。
由于石磊在狱中坚贞不屈的消息已经传到群众中去了，人们很崇敬他，所以那天到街上的人特别多，大家都怀着沉痛的心情，想亲自目睹一下这位英雄。
-29- 我穿过人群，来到南大街西头，听有人议论：石磊是为反对袁世凯卖国才被抓来的，他在狱中写了不少诗，苏监督看他有才，只要他不反袁世凯，就把他放了，但石磊坚决不干······ 大家正在议论中，忽听东街街门里，响起了嘀嘀哒哒的军号声。
不大一会儿，从街门弄里走出两个号兵，边走边吹，冲开街上的人群，接着就是六七十名身穿灰色服装的巡防营大兵，端枪列队，分走在大街的两边。
随后是警备队的全队长，领着三十多名队员。
他们后面是穿黑色服装的巡警队。
这天城里的军警可以说是倾巢出动。
从表面看他们喝五吆
六，瞪着贼眼盯着周围的群众，但内心是非常虚怯的。
在军警中间走的是大车队，首车上交插着两面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
石磊就坐在这辆车前头左耳板上。
他头戴瓜皮帽，身穿青缎子马褂和深灰色长袍，四方脸，赤红色面孔，这年他才二十五岁，端坐车上（未绑），面无惧色。
大家都从心里佩服他，真是好样的！在那右耳板上坐的是刘耀臣。
有个警察提着水壶不断地给石磊倒水喝。
其余二十二名战士，分坐在几辆大车上。
最后面是一辆马拉的旧式轿车，苏监督和从大连来的两个监刑的日本人，龟缩在车厢里。
石磊和他的战友们，个个都是满睑怒火，当着大街上群众的面，痛斥苏监督和卖国贼袁世凯勾结洋人出卖中国的滔天罪行。
勇士们在车上愤怒控诉，群众就在下面纷纷议论。
刑车走出南门，直奔古塔东面的刑场。
苏鼎铭根据石磊的要求，也为显示他的“仁慈”，早在刑场上摆好了二十四口棺材。
军警押着刑车来到刑场以后，马上散开组成警戒圈，手持长枪面朝外，监视群众不准靠前。
石磊昂首挺胸走下车说；“同胞们！我们是反对袁世凯的，是革命的，不是土匪！同胞们要知道，袁世凯这个卖国贼不久就要当皇帝了……”他把刑场变成反帝爱国的宣传阵地。
这时，站在苏鼎铭身边的两个日本人，下住地催促行刑，吓得苏鼎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铭赶紧向全队长下令。
枪声立即响起。
二十三位战士倒下之后，就轮到石磊了。
全队长走到石磊面前说：“巨符，把身子转过去吧！”石磊气宇轩昂地说：“就这样来吧！”石磊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使全队长又惭愧又胆怯。
苏鼎铭杀害革命者以后，就和日本人一起带着军警钻进城去。
他们害怕群众起来反抗，还关闭了三天城门，不准群众出入，这充分表明了卖国贼的虚弱和卑劣。
石磊虽然牺牲了，可是他的光辉事迹和英雄形象，却一直留在复县人民的心中，他在狱中写的诗文和家书还流传至今。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十年仗剑海上游，毅力不达死不休；国破家亡身何在，誓将热血染神州！ （本文由王连维整理，瓦房店市政协供稿。
作者和整理者均为瓦房店市政协文史委员） 庄河大刀会 鞠抗捷 -31- 庄河大刀会是“九一八”事变后，庄河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
它在粉碎日军板本师团对庄河、岫岩、凤城等东边道各县的围剿中，起过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土城子战斗中，打死日寇靖安游击队联队长森秀树少将，名声大震，影响深远。
这是庄河人民的一段光荣历史。
（一）“九一八”事变后，庄河地区同其他各地一样，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抗日义勇军。
其中主要的首领有救国军司令刘同先，地方保安团队的头子刘震青，马占山的代表邱良忱等。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六日，庄河义勇军的联合部队攻占了县城，活抓了伪县长王纯嘏和自治指导部助理格西，使初期的抗日运动达到了高潮。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政策，在占领庄河期间，没能建立自己的政权，推选不出自己的县长，十八日撤离庄河县城之后，更是群龙无首。
我是辽宁警官高等学校毕业的。
“九一八”事变后，由沈阳回到庄河，参加了刘震青的义勇军。
面对当时义勇军内存在的这种状况，深感不安。
于是联合当时在原三区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倪中立，参加了各路义勇军在光明山尚家屯一个地主大院召开的会议。
经过一天的讨论，与会者仍不能取得一致的认识。
因此我就与倪中立一起到一面山佟家屯去见刘震青，并自愿代表他去当时的北平，进行联系。
得到刘的支持后，于五月到达北平。
东北军将领熊飞（后改名为熊正平）接见了我们，并代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刘震青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八路司令，我为参谋长，刘作舟为副官长。
不料八月份回到庄河时，义勇军的主力已改编为伪军李寿山部的补充团，刘震青为第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营营长。
对此，我甚为愤恨，为了寻求抗日救国的途径，毅然参加了大刀会。
庄河大刀会，早先是在东边道一带东北抗日义勇军中王凤阁大刀会的影响下，于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刘震青尚未改编时，由其部下华春盛在长岭建立的。
同时从大连市请来一位麻老师，他是玄门道的道长，声言大刀会会员，只要吃了他画的符，念诵他传的咒，就可以刀枪不入．其实这完全是子虚之辞，但当时却被一些群众相信了。
在大部分义勇军被收编为伪军，抗日力量逐渐削弱的情况下，广大爱国同胞，特别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不甘心受日寇的蹂躏，因而就借用大刀会在群众中的影响，积极组织人民起来抗日。
我和郭殿政继华春盛之后，分别在自己的家乡邱家沟、曹家屯办起了大刀会，并从大连市请来十几个当年在山东省招远县闹过大刀会的老师。
他们在法术上，采用戊己道的符法，虽与长岭庙玄门道有所不同，但其迷信的根由是一致的。
九月，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三个团的大刀会和抗日义勇军联合，到庄、盖交界的马家沟、苇子峪去打土匪野狼队。
在一片杀声中，用红樱枪杀死土匪五十多人，活捉了九十人，而大刀会无一伤亡。
从此，大刀会的威名更加显赫，传遍了庄、盖两县。
到十月份，大刀会从原来的三个团，很快地发展到十六个团。
并且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长岭村召开了团长会议，把大刀会定名为联庄自卫团，成立了总团部，推举郭殿政为总团长，倪元德为副团长，我为参谋长。
总团部设在半截塔庙，各团分设团长与道长。
道长由请来的山东老师担任，负责传授法术，教练武艺；团长负责行政领导。
当时大刀会总 -33- 团的三个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分团的领导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
到十二月土城子战斗前，庄河大刀会已经发展到三十三个团。
诸如长岭庙、邱家沟、曹家屯、广大屯、华家隈子，腰岭子、钱家屯、王家屯、崔家坟、青林子、四道沟、半截塔、五间房、罗家沟、张家屯、小峪、刁桥子、马道口子、李家洞于、金线沟、前后旋城等团。
庄河大刀会从建立到大发展，只有一年时间，它始终和抗日义勇军有密切联系，是抗日义勇军的一部分。
(二) 大刀会从成立到发展，成员都是自愿参加的。
不脱产，各人自备红樱枪一支，枪头有一尺多长，两面开刃，锐利光亮，栓上很长的红樱，装配上硬木枪杆，扛起来十分威风。
每个团成立那天，都请山东道长，传授真言，画符念咒，教练武艺，并把画好的符，折叠装在特制的红色兜子里，带在身上。
每天晚上还要背诵咒语，练习武艺。
还规定吃素，不打骂老百姓。
战斗的时候，先跪下吃符念咒，然后大喊杀声，冲上前去。
平时各归各家，有事，凭鸡毛信传令集合。
第一次打土匪野狼队，就是这样干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刀会得到了日伪军从复县开来的消息，总团当即传知各团，集合队伍，于当日下午分别到达王家屯和旋城集合。
王家屯由我负责指挥，旋城由郭殿政负责指挥。
经当天晚上侦察得知：日伪军骑兵一百六十名，大部分住在土城子村的住户内，联队部在在村东头的寇福昌大院内。
情况查明后，大刀会于夜晚集合队伍，把土城子层层包围。
半夜里发动进攻，一时间杀声四起，敌人乱成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团。
大刀会的一部分人冲入敌阵，缴获了一些马匹和枪支，另一部分冲到寇福昌大院前边，与大院里跑出来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敌人吓得关上了大门。
日寇靖安游击队联队长森秀树被关到门外，陷人了大刀会的包围之中。
他挥动着手中战刀，乱砍乱杀一阵后，转到西墙的一个偏房往上爬时，被大刀会成员用红缨枪戳死于墙下，并缴获了他手中的战刀。
这时在院内的敌人已爬上屋顶架起了机关枪，疯狂地扫射，并在机关枪的掩护下，大部分敌人趁机逃窜。
大刀会人员也有伤亡。
面对这种情况，大刀会的一部分向村外撤退，另一部分在村西头坚持战斗。
因敌人凭高射击，无法接近，相持了两个钟头后，东方已经升起了太阳，加之敌人又从庄河县城开来了增援的汽车队，于是，大刀会携带着缴获的马匹、枪枝主动转移到庄河与岫岩、盖县交界的山区打游击。
大刀会在土城子的战斗，战果辉煌。
但卑鄙无耻的伪警察协会、协和会却屈膝于日寇，在一九三八年（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为森秀树等侵略者立了碑。
碑树立在土城子村的村头。
碑文的正面是：“靖安游击队五勇士战死之地”；背面是日文：“五勇士ハ靖安游击队（现靖安师）所属ニツテ匪贼讨伐中大同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红枪匪约五百卜激战ツ壮烈ナル战死ヲ遂ゲ夕ヴ”；左侧为；“故陆军少将森秀树，故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故陆军骑兵上等兵张恩，故陆军骑兵上等兵李德全，故陆军骑兵一等兵张民”；右侧为：“康德六年九月十八日警察协会、协和会建立”。
这块碑已于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 -35- 后，被土城子村人民推倒，送县文化馆保存。
这是日寇侵略我国的铁证，也是庄河人民英勇抗日的珍贵资料。
土城子战斗后，总团长郭殿政带着一部分大刀会成员，经过双塔岭、三块石、响水沟到红旗堡，与邓铁梅的抗日义勇军会合。
邓军原驻在大洋河畔龙王庙一带，与日军守备队战斗失利后，从龙王庙撤退到哨子河一带，驻在哨子河西张家堡子。
与此同时，日军守备队也追赶到这里，占据了哨子河东的文家街。
大刀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邓军所在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在邓军的配合下，进攻文家街，于二十六日结束战斗。
战斗中杀死敌人的一名机枪手，砸坏其机枪，刺杀日军十余名，并缴获了敌军用大车两辆，一辆装粮食，一辆装医药。
但由于这次战斗距土城子战外时间过短，而且远道跋涉，人地生疏，故伤亡惨重。
在邓军的掩护下，把壮烈捐躯的大刀会成员的尸体殓入棺材，送回庄河。
总团长郭殿政留在邓军所在地，不久即去北平。
大刀会在不到十天里，经过土城子，文家街两次战斗，取得了辉煌战果。
现从敌伪档案中查明，先后与庄河大刀会战斗的两支敌伪军，均系一九三二年冬发动对庄、岫、凤三角地带围剿的日军板本师团的一部分。
经过邓铁梅部、刘景文部和庄河大刀会的抵抗，特别是庄河大刀会的两次战斗，对于粉碎敌人在庄河的“围剿”，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现在庄河人民还神话般地传颂着他们的英勇事迹。
(三) 庄河大刀会经过土城子和文家街的两次战斗后，郭殿政带领的一部分解散了。
我率领的一部分，继续战斗了半年、大部分大刀会成员坚持不离开队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伍，各团团长带着自己的队伍，在郭家沟附近，整顿了两天，就出发了。
于十二月末，向东经过瓦房街、小峪沟、马道口子、道边子、大营子，先与刘同先所属的花龙部队联合，接着与撤出岫岩县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第五十六路司令刘景文会合，三方面在马道口子附近的一家地主大院开会协商决定，刘景文仍回岫岩境内，刘同先部与大刀会实行联合，转移到仙人洞转湘湖一带活动。
到达夹皮沟时，侦得庄河县伪警察局长苗建发的伪军到达太平岭，于是立即商定，实行联合袭击，连夜将各方队伍赶到榆树房，因为消息被苗知道，敌伪队伍已经撤出，使这次袭击落了空。
另一次，大刀会转驻双河，发现苗的队伍已在万泰村，大刀会赶到该村的后山时，苗的队伍已经出村，大刀会打了一排枪，敌人过河爬山逃走了。
次年一月中旬，大刀会的队伍转移到腰岭村，遭到庄河伪军的袭击，在华家隈子的后山，团长娄子敬和宪道长及何XX壮烈牺牲。
这是大刀会自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
因为娄子敬是邱家沟团的团长，在土城于战斗中英勇杀敌，战功卓著。
他的牺牲，使大家感到非常沉痛和惋惜。
邓军第二支队司令邱良忱闻讯后，特派人前来接应，并在二道岭子会合后采取了统一行动，先后在横道河子、太阳沟、黑峪岭等地，共同进行了多次战斗。
在太阳河、黑峪岭的几次战斗中，义勇军曾被敌军多路围攻，四面受敌，特别是在黑峪岭的战斗中，队伍被冲散了，同邱良忱的队伍也失掉了联系，于是我们采取了分散活动的措施。
之后，我带着小部分队伍，经过老黑山，二道河，回到了家乡，不久就进关了。
至此，大刀会的活动，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37- 庄河大刀会的成立是和庄河县义勇军分不开的，华春盛和我都是义勇 军的成员。
大刀会从成立到解散，虽然只有一年的历史，但它在发动群众，打击 日寇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
更主要的是土城子、文家街两次战斗，都是直接对 日伪军的出击，并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对粉碎板本师团的“围剿”起了重要的 作用。
再就是大刀会在刘震青改编为伪军后，仍与抗日义勇军保持着紧密联 系，并多次联合作战，坚持抗日。
文家街战斗是与邓铁梅部队联合作战的，太 平岭战斗是与刘同先为首领的救国军联合作战的，直到最后又和邱良忱部队实 行了近半年的联合，袭击敌人，屡立战功。
因此，庄河大刀会英勇打击日寇的 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其光荣业绩将永远载入庄河史册。
（庄河县政协供稿） 庄河大刀会的土城子战斗 梁毓棠
王宝仁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所造成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庄河民众和东北各地一样，纷纷自发组织起抗日救国队伍，到处痛击日本侵略军。
其中郭殿政，鞠仁卿（现名鞠抗捷）所组织和领导的庄河大刀会四千余人，是庄河诸抗日队伍中的一支劲旅。
他们配合着凤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城的邓铁梅，岫岩的刘景文等民众抗日救国军，给进攻辽东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在庄河境内的土城子之战，是庄河大刀会与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
这次战斗，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
一九三二年冬季，日本侵略者针对着辽东半岛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从多门、板本、西义一等侵华师团中抽调一万余人，组织连山讨伐师团，分多路向庄、岫、凤三角地区发起疯狂进攻，所到之处，抓了拉夫，奸淫烧杀，鸡犬不宁。
庄河大刀会的战士们对日寇的暴行，怒火中烧，磨刀擦枪，纷纷向总部请战，欲与日寇拼一死活。
十二月十五日，庄河大刀会总部得到消息，日寇西路讨伐军—一靖安游击队五百人，从瓦房店出发向东蠕动，扬言要“踏平”庄河，消灭抗日武装。
为了迎击敌人，大刀会总部发出鸡毛信，很快就把各个分团集中到原财主房区旋城山一带待命。
接着，总部一边派人侦察敌人行迹，一边召集头目共商灭敌大计。
探兵刘振溪回来报告：“日军一个营，全骑着马，一半驻扎在庄河街内，一半驻扎在土城子（离庄河街二十五里）。
驻扎在土城子这伙敌人中有个大官，他和卫兵们住在寇福昌大院，其他士兵分住在前后街民户家。
”郭殿政，鞠仁卿等领导人立即决定，派出一部分人马，攻打土城子这伙日军，给他个铁拳尝尝。
-39- 当天傍晚，大刀会约一千人，向土城子屯进发。
为了不惊动敌人，一路上队伍顺着偏僻山路，悄悄疾行。
半夜时分，这支威武雄壮的队伍，开到土城子屯前后树岚里隐蔽起来。
总部决定：邱屯娄子敬、小峪沟孙立清、钱屯董桂春、高屯杨宝山等分团，负责主攻寇福昌大院；马道口王典卿、棒捶沟李玉清、长岭子华春盛、张屯魏国礼、何培厚等分团，主攻土城于前后街驻敌。
任务布置完了，总部法师一面命令大家喝符、念咒、大练气功，一边带领大家匍匐前进。
那天晚上有月亮，借着朦陇的月色，盯住了敌人的哨兵。
两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拖着大片刀，迂回到哨兵身后，只听两个敌哨兵一声长叫，脑袋搬了家。
接着总部就发出进攻的枪声，刹时，杀声震天动地，战士们象潮水般地冲向敌人。
敌人在睡梦中惊醒后，来不及迎战，就成了刀下之鬼。
大刀会勇士们正在猛追逃敌时，寇昌福大院的房顶上响起了机枪声，子弹象火舌一样直喷，有几位大刀会战士中弹倒下。
报仇的怒火，越发驱使大刀会战士们英勇杀敌。
鬼子兵支持不住，退进寇昌福大院，把大门关上了，但机枪仍在扫射。
大刀会孟道长（法师）急了，带着一部份武术高强的小伙子，攀墙越壁，在院内与顽抗的敌人展开肉搏，把敌人的机枪射手刺伤了，机枪哑巴了。
在激烈的拼杀中，大刀会战士们将敌人引出大院外。
这时，发现有个又肥又胖，衣领和肩上还戴着梅花章的老鬼子，挥舞着寒光闪闪的战刀，横冲直撞，还有一些小鬼子紧跟在老鬼子的身前身后。
大刀会战士们把这伙鬼子团团围住，百刀齐下，老鬼子招架不住，企图窜回大院，但大门已被关上。
老鬼子急眼了，回头向大刀会战士猛扑，有不少大刀会战士的“苗子”尖被他的战刀削断，有的大刀会战士的大刀虽砍到他的身上，但“当啷”一声又顶了回来，砍不进去。
他挥舞着战刀，冲出重围，窜到大院墙西北角的炮楼处，企图翻进大院。
就在他往墙上爬时，小峪沟分团队长王庆芳带领一部份战士迫了上去，十几支苗子直挺挺地扎进老鬼子屁股里，只听他大叫一声，一头从墙上栽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来，死了。
大刀会战士们除掉了这条恶狗，缴获了他的无鞘战刀，扒下他的衣服一看，上半身穿的是金属叶子做的甲服。
后来才知道，这个老鬼子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他又是侵华日军靖安游击队少将联队长，名叫森秀村。
破晓时分，战斗结束。
日军半个营的骑兵被击溃，杀死日本陆军少将森秀村、日本陆军骑兵上尉木下谦一郎等五人，刺伤日军数十人，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战刀一把，战马三十余匹和一部分弹药粮食等。
（庄河县政协供稿） 俄日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大连港 杜云孝 大连港是大连市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辽东半岛南端，北纬38°55′44″，东经121°39′I7″。
港岸曲折，三面环山，腹地辽阔，港外岛屿棋 -41- 布，港内水深浪静；海运四通八达，数九严寒不冻，是我国东北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交通枢纽，也是驰名中外的一个天然良港。
它始建于近代，历经俄、日帝国主义统治近五十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大连港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获得了新生。
解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大连港已成为我国经济开发，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港口。
沙俄强占大连港的七年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大连地区一度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
由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触犯了其他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沙俄首当其冲，便联合法、德“三国干涉还辽”。
日本政府迫于当时无力与三国作战，只好“容纳三国之策”，退还辽东半岛，废除了《马关条约》。
沙俄借“还辽有功”，乘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之机，于十二月十四日调舰队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终于实现了多年来谋求“远东不冻港”的愿望。
此后，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顺大连湾租地条约》，简称《旅大租地条约》。
从此，沙俄为建立远东都市和军、商两港的“远东计划”，—一得到实施。
沙俄霸占旅顺、大连后，无视中国的领土主权，擅自把旅大租借地改为俄国的“关东省”，并按照俄国的“关东省”计划，加紧扩建以军事入侵为目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的的海上基地旅顺港兴建了以政治和经济为中心的大连市，开发了作为经济掠夺为跳板的大连港。
沙俄兴建大连商港，最初计划在大连湾的北岸柳树屯一带建港。
当时认为这里已有清政府设防建港的基础，便着手收买了沿岸的大片土地，想与建港同时，兴建一个“亚力山大”和“尼古拉斯克”式的城市。
因施工前经中东铁路公司的实地勘察和海底探测，发现沿岸海底泥沙较大，口岸朝南，遭受南风之害，久而久之有被泥沙淤塞的危险。
鉴于上述不利因素，乃改变计划，重新确定了“达里尼”（大连）港的建港方案，这就是今日大连港的所在地。
当时大连港东西一带比较荒凉，周围不见村落，海岸的浅处还在寺儿沟山北麓角下，今日大连传染病院北坡下还是一片汪洋。
由此顺岸往西至今日港湾桥南头一带，涨潮时还受着潮水的洗刷；从桥西至今日东站港界以内还是一片海底淤泥浅滩。
大连港就是在这样一个自然条件下进行兴建的。
按照沙俄当时的建港方案，想在这个港区建筑四个突堤式码头，同时可停泊一百只平均一千吨级的轮船，年吞吐量为二亿二千万普特（约五百万吨）货物的港口。
筑港费用为一千零八十万卢布。
这个筑港方案的实施，就是在市街统一规划下，于一八九九年七月着手动工的。
沙俄建港方案分两期工程进行。
第一期工程是先填海、铺路和兴建第二码头、甲码头和东西防波堤；第二期工程是修筑第一码头以及陆上简易设备。
这个建港方案的第一期工程，自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尼古拉二世宣布大连 -43- 为“自由港”开始至一九O二年底。
一九O三年转入第二期工程。
由于一九O四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致使建港工程中断。
沙俄强占大连港只有七个年头，而实际建港时间不足四年。
四年之间，大连港仅建成栈桥码头（今二码头）东侧和甲码头可以靠船舶的岸壁一千六百八十六米以及大码头（今一码头）南面一部份，其北面还沉没在海水之中，北防波堤只有东端填石露出海面；陆上顺甲码头岸壁一线，东至今一码头南端，西至今乙码头东角背后之地初步填平；在甲码头建简易仓库三处，二码头建木制仓库七栋、铁架仓库一栋、砖造仓库一栋，共十二栋，总面积仅有一万四千六百一十四平方米。
同时修建了从栈桥码头连接大连站的往返铁路两条。
修整了沿着今日港桥一线进入码头的普通市内运输道路，并在现九区离岸约二十米处集中建造俄式木制平房码头办公室（当时称“达里尼”港大栈桥办事处）和临时轮船售票室、海关、检疫等联合办公室。
沙俄霸占大连港期间，就是利用这些仅有的设施，打开了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的海上通道。
据当时资料统计，一九O二年到港船舶，有轮船六百一十七艘，帆船一千四百一十八只。
进口货物有煤炭、建材、面粉和日用品等，共四百三十二万二千一百一十五普特；出口货物主要是大豆、豆饼、大米，仅有二万六千一百九十五普特，总吞吐量为四百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一十普特。
进出港乘客有五万四千一百三十四人次。
大连港在沙俄霸占期间，进出港船舶没有固定航线。
直到一九0三年，才有“蒙古”和“满州里”号两艘轮船，开辟了大连—一上海、大连—一长崎两条固定航线。
其它开往日本、海参崴、朝鲜及欧美诸港的不定期航线，均由俄国义勇舰队独自承担。
沙俄霸占大连港的七年，是中国主权被侵犯，中国劳苦人民，特别是中国筑港工人和码头装卸工人，惨遭奴役迫害的七年。
在建港施工中，筑港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工人和装卸工人每天作业长达十
三、四个小时，一年四季都在俄国监督的皮鞭马靴下，挣扎在风雨泥水之中，露宿在潮湿的海滩之上，而每人每天所得到的还不足二十戈比。
工作稍有怠慢，轻则遭受毒打，重则押送到旅顺大狱，如有反抗则被就地处死。
当年留有这样一首抗俄歌谣：“到了青泥洼，毛子鬼（指沙俄）当家，劈山填大海，命在风中刮，码头高一尺，工人得死仨，若想回老家，得把毛子剐！”。
一九O四年的日俄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是这两个帝国主义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战争以沙俄失败而告终。
沙俄在撤退大连港的前夕（一九0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对大连港进行了一次破坏。
据“满铁”内田技师于一九O八年呈报的《大连筑港计划案》所载：“在俄国撤退前夕，因撤离不及，将挖泥船和残留的其它作业船舶，全部炸沉，爆炸了大栈桥码头（今第二码头）西侧一部份。
对施工机械，有的破坏有的被我（日军）接收。
陆上仅有两台有轨起重机，其它装卸机械一无所存。
”为了炸毁大连港，沙俄曾计划把在旅顺存放的几百吨炸药全部运进大连港。
但由于日军进攻迅速，无法办到，只好把存放在码头军用库内的几吨炸药，全部放在栈桥码头的西北侧，当夜一声轰响，约五十多米的岸壁，倒塌在大海之中。
第二天（二十九日）随着沙俄的撤退，大连港又沦陷到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夺取“满蒙”，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和从事经济掠夺的重要港口。
-45-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大连港的四十年 日俄战争，沙俄以失败告终。
战争结束后，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背着中国人民，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串通下，于一九O五年八月十日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开始了媾和谈判，经过二十五天的争吵，于九月五日签订了《林茨茅斯条约》。
条约第五条规定，俄国承认将从中国攫取到的旅大“租借地”及其附属地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
大连从此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一九O六年在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翌年迁入大连。
之后，大连港的港权、产权、经营权统归“满铁”所管。
该港经营业已成为“满铁”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满铁”于一九O七年四月一日将“达里尼”港改称为“埠头事务所”（“九一八”事变后改称为“大连埠头局”）。
日本统治大连之后，为了全面实施其“大陆政策”，加速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曾多次扩建大连港，并以大连港为中心霸占了营口、安东（丹东）两港（统称为“南满三港”），先后又新建或扩建了上海、青岛、壶芦岛（葫芦岛）以及朝鲜的罗津、雄基、清津等港。
“满铁”在沙俄建港的基础上，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八年先后在大连港的大港区内建起了东、北，西三个防波堤；一九三0年建成甘井子码头防波堤；一九三二年建成了露西亚町（今黑咀子）码头防波堤。
一九一五年完成大连港区内沙俄遗留的第一码头；一九一六年新建了乙码头；一九一O年完成新建的第三码头；一九二三年完成了沙俄遗留的第二码头的扩建工程；一九二五年完成了新建的丙码头；一九二九年完成了沙俄已建的甲码头改建工程。
直到一九三九年最后完成第四码头。
至此，“满铁”在大连港区计划扩建和新建的三个防波堤和四个突堤式码头，全部建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成，使港口年吞吐能力为一千二百万吨。
于一九三O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扩建和新建了甘井子煤炭专用码头，入船埠头（今黑咀子码头）第
二、三、四码头和在香炉礁的一个码头的一部分。
四十年来，在新建和扩建突堤式固定码头外，还先后在寺儿沟、长门町（现四码头南侧）、滨町（现大连造船厂北侧）、甘井子等处，修建了木、铁结构的临时栈桥码头十几处（现已拆除）。
四十年来，‘滿铁”在大连港区域内为了修建码头和扩充堆存场地，东起寺儿沟，西至香炉礁，通过劈山填海，回填垃圾和利用海底疏浚污泥．仅就“筑港事务所”的三十年（1907年～1936年）统计所载，填海平地共三百六十万平方米，其费用高达两千余万日元。
为了适应“满铁”进行经济掠夺需要，在建港的同时扩大了港内库场保管业，在沙俄建立的十二栋简易仓库基础上，加紧兴建保管仓库。
截止一九四二年，先后在港内共建木、铁、钢筋水泥等不同类形结构的仓库八十二栋，总面积达四十余万平方米；扩建露天堆货场四十二处，总面积达九十九万二千平方米（包括黑咀子、香炉礁、甘井子）。
同时在寺儿沟码头自建油罐十四座（不包括美孚等外国公司建造的油罐。
在日寇霸占大连港的四十年中，“满铁”采取“以路养港、以港保路”的经济一体权益方针，为加强和提高大连港的海陆运输、装卸效率和车船周转，确保军、商物资运输，“满铁”不惜血本地加紧了港口的建设。
据埠头事务所的档案资料记载，截止一九三六年，先后从欧美各国购置作业船舶共有八十八只（不包括筑港船舶），其中引水船十三只，港内临时使用船舶六只，挖泥船两只，泥驳船十只，港内装卸用驳船三十二只， -47- 防疫船二只；消防、垃圾、水上救生、供水、供船用煤等船舶二十二只。
与此同时，先后购进岸壁起重机二十台，铁路轨上起重机四台，库内单轨起重机三十二台，以及其他装卸机械设备等。
据<<大连港三十年>>统计，港内运载汽车有八台，搬运电动机车三十七台，装卸搬运电气起重机十三台，搬运拖斗十台。
港内外所属自建铁路线至一九四一年共修建大连埠头（今大连港）、入船驿（北站）、甘井子、香炉礁等路港联运铁路二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八米，其中大连埠头港内铁道为十三万二千二百六十三米（不包括轻便铁道线）。
“满铁”为了发展以大连港为中心的海上客货运输，四十年来，先后开辟了大连至上海、青岛、芝罘（烟台）、大皈、神户、香港以及欧美等港的定期客货船舶运输航线。
按一九0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统计，每年平均到港船舶三千二百艘（不包括黑咀子到港的木帆船和机动船），入港旅客年平均为二十二万人次，一九二七年度最高达六十九万人次。
出港旅客年平均为一十七万人次，一九三二年度最高达到三十二万九千人次。
出入港货物年吞吐量最低为八十三万吨（一九O七年）。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进口货物突增，年吞吐量一跃上升为一千一百四十万吨（一九三九年包括甘井子码头）。
日寇霸占大连的四十年期间，通过“满铁”及其财团对我国经济掠夺，经由大连港输出的主要商品是大豆，豆饼、煤炭。
大豆最高年出口量为二百一十六万吨（一九二九年），豆饼为一百二十六万吨（一九二四年），煤炭为二百八十三万吨（一九二八年）。
码头营业收支：一九0七年收入为五十七万日元，支出为五十六万元；到一九三四年度收入猛增为一千四百万日元，支出为一千零二十万日元。
为适应日本和伪满政府的产业开发，“满铁”当局经过反复考察，于一九四O年制定并实施了大连港扩建方案，后因日寇侵华战败而未完成。
“满铁”为了及时输出其掠夺物资和输入倾销商品，保证港口装卸，加速出入港船舶周转，自一九O九年至一九四三年，先后从山东，河北、上海招骗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来大批华工，统归“福昌公司”（一九0九年成立，一九二六年改为“满铁”所属的福昌华工株式会社）管理，从事码头车、船繁重的装卸作业（日本统治时期对码头华工统称“苦力”）。
当时在码头作业的华工，终日从事着牛马般的劳动，过着非人的生活。
他们身受军、警、宪、特和工头的盘剥和压榨，每日作业长达十二小时，日平均收入除去“满铁”和“福昌”掌柜的层层剥削，所得无几。
无数码头工人乞讨街头，惨死在病残伤亡之中，正象当年流传在工人中的一首歌谣中唱道；“病老残弱赶出门，狗肚子是活棺材。
” 工人们长年累月地受到残暴的统治、压迫和剥削，实在忍无可忍，不断地向埠头当局“福昌”大楼及其封建工头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码头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码头工人给予日寇以无情打击。
工人们团结一致，进行消极怠工，摔毁日货，放火烧毁军需物资数十起，有力地破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商运输，打乱了敌人的运输计划，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港，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获得解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作者单位：大连港装卸联合公司港史办公室） 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殖民地金融业 -49- 孙耀庭 大连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国内各大财团纷纷涌进大连，控制了全市的金融命脉。
我从小生活在大连，自一九三O年起就一直在银行业工作，对大连金融业的情况比较熟悉一些。
（一）金融是经济的血管。
大连金融业对日本财团的物资运转和货币流通起着重要作用。
当时，在大连开设银行的财团很多，其中实力较大的有三菱、三井、住友、三和、安田等几个大财团。
这些日本银行，如安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帝国银行等，在大连设立分行时，都扬言拥有资金几亿元，加上什么“诸积立金”多少万元，其实都是空头广告，实际上他们是凭着在东京、朝鲜、台湾等地的总行、支行为后盾，以所谓“信誉”作保证，搞空头买卖。
凡是日本的有钱人，中国的买办，当地大商号，满清政府的遗老，北洋军阀的余孽，以及大大小小的汉奸走狗等，他们把剥削来的钱财，大都存入这些银行。
银行在吸收大量存款后，一转手以高利率贷给中国的工商户，从中获得暴利。
这就叫“无本生息”，“一本万利”。
大连的外资银行，除了日本的以外，还有美国的“花旗”、英国的“汇丰”、荷兰的“麦加利”、帝俄的“道胜”等。
当时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台湾等地银行在大连也设有分支机构。
这些外资银行除了利用高利率剥削中国人民外，还利用存款，套取廉价原料，在大连设立各种工厂，以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各种工业产品。
日本方面以纺织品为主，英、美等国则制造“三炮台”、“老刀”牌卷烟等。
他们资金雄厚，故意压低成本，使中国厂家无法与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之竞争，从而控制了中国的市场。
所以说在日寇统治时期，日本等国外商皆发大财，而中国的卖买却经常倒闭。
外资银行中经营方式最灵活的是日本正金银行（总行在横滨）。
它的业务范围较广，兼办人寿、水、火、海上安全等保险业务。
日资银行的资金，都以本国的金本位为基准。
中国开办的银行则以银本位为基准。
正金银行为了扩大业务，迎合中国人的习惯，发行了一种名为“牛庄钞票”的货币，以银本位为基准，可以向正金银行兑现。
由于正金银行资金雄厚，加上经营得法，所以在日资银行中信誉较高，至于其他外资银行，更是望尘莫及。
在外资银行中也有信誉较差、经营不得法的，如帝俄“道胜银行”。
在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前，沙皇政府为了弥补财政危机，大量发行千元大票，大连人称它为“羌帖”，与大连的币制兑换比例是一比
五，花二百元钱就可换得“羌帖”一千元。
不少人怀着投机的心理去买“羌帖”，梦想一夜之间变成富翁。
谁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俄政府垮台，千元一张的“羌帖”立刻成为废纸。
外资银行中，发生类似事情是少见的。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道胜银行”改名为“苏联远东银行”，其经营范围远远落在日资银行的后面。
在大连还有以农民为对象的金融机构：第
一、二、三金融组合。
凡加入此组合的必须先购买股票才能取得成员资格；或者以房地产作抵押，才能向组合贷款。
这种金融组合兼办成员的储金业务。
(二) -51- 我工作的银行是“日支”合办的“龙口银行”，地址在现在的天津街。
后来和几家银行合并，成立“正隆银行”。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又与几家银行合并，改称为“满洲兴业银行”。
我从练习生、雇员升到科长、襄理等职务，对日本统治下的大连金融业的变迁，身临其境，记忆犹新。
在日本统治时期，中国人也先后开办了三十多家银行。
其中有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系统在连的分支机构，有伪满洲国在大连设立的各种银行，还有纯粹由中国民间金融业者创办的，但规模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兴业银行、东莱银行、满洲银行、满洲商业银行、辽东银行、南港银行等等，都跳不出日资银行的控制，处于附庸的地位。
当时大连的币制特别复杂、混乱。
日本的金票（帝国银行发行）为主币，其他各国的货币为辅币。
中国人开设的银行一般是不准发行钞票的。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虽有钞票在大连流通，但在大连不等于国币。
中国人开办的银行，经日本当局批准，也有发行钞票的，但只能作为临时辅币券。
当时在大连流通的还有“袁大头”（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孙小头”（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两角钱的小洋银角子和铜板等。
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需发行的奉票（等于奉系军阀的军用票），也曾在大连流通。
在殖民地的大连，金融业畸形发展。
日本财阀是大鱼，大鱼吃小鱼，小鱼就是中国的资本家和商人。
小鱼吃谁呢？那就是一般的中国市民。
中国市民为了求生，只得向中国资本家开设的银行、钱庄乞求贷款。
可是没有相当的保证，就休想借到分文。
这样在银行、钱庄之外，出现了放印子钱的，利率之高，能使你在短时期内倾家荡产。
中国资本家开设的银行，相互之间也都明争暗斗。
在吸收存款方而，以高利率来招引；在贷款方面，以低利率相竞争。
大连既是生产城市，又是消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费城市，社会各方面需要资金很为迫切，均向银行借贷，而一般人向银行借款则不易。
于是钱庄业应时而兴。
到钱庄借款的利率高于银行，一般年利率为七厘
二，有的短期贷款一千元每日利息高达二角。
至于私人放印子钱的利率，更是成倍地增加了。
当时买空卖空的场所—一证券交易所，也异常活跃。
有人投机获利而成为暴发户，但大多数人却因投机失利而倾家荡产，一贫如洗。
许多人明知投机有失败的危险，但仍想侥幸取胜，因此交易所营业兴盛。
交易所成交额越多，双方所需款项越多，于是银行、钱庄、高利贷者的业务，也就相应地得到很大发展。
投机获利者挥金如土，日夜寻欢作乐，于是酒楼、赌场、大烟馆、吗啡馆、妓院等行业，也应运而生。
大量的消费，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这就给银行、钱庄、高利贷者提供盘剥的机会。
如良家妇女为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她们为了妆饰打扮，也需要向高利贷者借钱。
妓院以大烟馆为招牌，搞烟花混合的。
全市就有三十余家。
日本当局按月征税。
他们还纵容朝鲜无业游民贩卖从土耳其进口的红土烟，并向中国内地渗透，以获取暴利。
(三) 日本当局除准许设立证券交易所外，又批准设立了商品、粮谷等交易所。
围绕着这些投机活动，又出现了一些经纪人和证券、商品、粮食字号。
玩 -53- 弄剥削、挣钱的手腕，搞什么“空头”、“多头”、“顺扯”、“逆扯”等等名堂。
所谓“空头”就是先卖出，后买进；“多头”就是先买进，后卖出；“顺扯”就是愈涨价，意买进；“逆扯”就是愈涨价，愈卖出。
由于日本当局控制整个金融市场，对他们怎样有利就怎样干，一会儿银根紧，一会儿银根松。
他们控制宣传工具，制造谣言，布置圈套，煽动金融风潮等。
当时的中文报（滿洲报），每天有金融、物价行市；《泰东日报》也经常报道经济、金融信息。
他们还培养了一批中国人替他们当巡捕、密探、打手。
大连每一次投机风潮，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阴谋造成的，与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所执行的黄金、外汇、公债（包括粮食、棉花的统制在内）的财政金融政策分不开的。
每年秋季当东北的高粱、大豆、玉米等新谷收获时，粮价就会出现波动。
农民收入多少，主要是看粮食交易所的“开盘”。
日本当局直接开办的“粮谷交易所，在开源、四平、公主岭、长春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沟，垄断了全东北的大豆贸易，价格由他们定，农民受着残酷的剥削。
根据日本东亚经济调查局统计，日本在华投资；1914年为45，000万日元；1928年为138，000万日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全境，其投资额猛增到441，000万日元，“关东州”大连占的比例很大。
这些钱并非从日本本土带来的，而是通过被他们控制的金融中心搜括来的。
日本当局对中国人的剥削，有赤裸裸的，也有隐蔽的。
在同一银行里，因日本实行金本位制，日本人付给金票，中国是银本位制，中国人付给银票。
乍一看这似乎“公道”、“合情合理”，其实金银差价很大，一笔可观的差额费又被银行当局侵吞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和银行、钱庄发生信贷关系的社会财团、组织、影响比较大的有粮食代理店（粮栈）和油坊。
如兴记号（经理忻伯芬）、益发合（经理王信斋）等，实力比较雄厚，既是银行、钱庄的信贷大户，必要时还可以支援银行、钱庄的银根周转。
中国人办的银行，资金号称有数千万日元的，实际上远远没有这么多。
至于一般钱庄（银号）的资金只有几十万日元。
他们之所以能开张营业，主要靠平日守信誉，取得存户的大量存款。
存款人一般是不计较银行、钱庄有多少资金的。
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在大连设支店，自称有资金一亿日元，诸积立金七千四百五十万日元。
实际上也没有这么多，主要也是靠“信誉”。
日本的其他银行，如三菱、三井、安田、住友、帝国银行等，实力雄厚，不用广告宣传，存户主动上门。
他们所获得的利润，是中国人办的银行所不可比拟的。
(四)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大连开办的银行之间，也互相竞争，排挤。
如英国的汇丰银行和美国的花旗银行，曾联合对荷兰的麦加利银行施加压力，不让它参加银行公会，限制它吸收存款和发放信贷。
但这些银行对日本则有共同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日本当局对他们采取排挤和限制政策。
如西方银行存放利率的高低，事先必须征得日本当局的默许；日本当局不准西方银行直接向中国居 -55- 民办理存放业务，如要办理，须雇用亲日华人作买办，并由他们负责向中国居民办理存放业务。
诸如此类，西方各国银行对日本当局的限制是不满的。
但由于大连是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所以他们斗不过日本当局。
不过在对待如何剥削中国人民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
日本统治时期，在大连比较大的银行有：
1．日本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安田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三菱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三井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住友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帝国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正金银行大连支店 横滨 朝鲜银行大连出张所 汉城 台湾银行大连出张所 东京
2．西方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买办 汇丰银行 英国伦敦 陈颜泉 麦加利银行荷兰阿姆斯特丹 佟锡候 花旗银行 美国纽约 王桐音 道胜银行 俄国莫斯科 拉廖夫
3．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有联系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经理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上海 张君度 交通银行大连分行上海 窦寰海 金城银行大连分行上海 杨大槐
4．伪满洲国系统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 经理 满洲中央银行大连支店 长春 长谷川次郎 满洲兴业银行 大连大山通支店长春 山成兴正 满洲兴业银行 大连伊势地支店长春 佐藤健
三 满洲兴业银行 大连沙河口出张所长春 谷幸市 满洲兴业银大连西岗支行 长春刘秉恒
5．山东省的： 名称 总行所在地经理 东莱银行大连支行 青岛 孙镜瀚
6．居住在大连的人开办的： 名称 经理 大连商业银行 金津四郎 -57- 满洲银行 石本贯太郎 南满银行（中日合资）卢XX。
在金融界里，比银行低一等的是钱庄（银号）。
他们为了各自的生存 和发展，在吸收存款和贷款取息方面互相竞争，各不相让。
在银根紧张，本身 财力支付不了时，又互相支援，互通有无。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开设钱庄 的中国人当中都以同乡、亲友为纽带，组成各种帮派。
诸如山东帮、上海帮、 河北帮、本地帮等。
山西人开钱庄的历史悠久，不仅在大连，乃至在全国都有名。
加上有 山西“上皇帝”阎锡山为后盾（阎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大连），并与孔祥熙也有 联系，所以山西帮在大连的实力很大。
河北帮中以乐亭派实力最雄厚。
大连最大的粮食代理店“益发合”， 就是他们所控制的。
其它帮派常与它拉关系，争取其支援。
山东帮又分福山、威海、掖县等几派。
还有上海帮、东北帮、本地 帮，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这些帮派的结合也不是绝对以地区为标志的。
如纯粹本地人血缘的从 业者负责人并不太多，他们之间连结的纽带，主要是共同的经济利益，所以随 着彼此之间的交往和利害关系的变化，帮派的组会也会发生变化。
大连的钱庄主要有： 名
称 经理 聚成和钱庄 安鉴之 裕昌恒钱庄元发盛钱庄裕盛富钱庄义聚合钱庄裕记钱庄 孙之正刘XX王汝伯王聚仁XXX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义成信钱庄协昶钱庄盈泰钱庄新业钱庄裕民银号久德钱庄太发袢银号福顺义银号福顺银号德记银号盛立银号储蓄公司天兴福银号慎昌号钱庄义成信钱庄义昌钱庄山左钱庄福和盛银号泰来钱庄太信钱庄东裕针庄裕丰成钱庄同聚福钱庄三友银号 (上海人)XXX金泽南刘XX阎之如俞逢春俞逢春于竹泉庞永微郭学纯周作之赵抡三刘仙洲邵慎亭由圣言张福元丛建山 XXX任昌南野律孝文郎常胜隆二首藤定 XXXXXX张XX -59- 玉升银号 郑玉章 双聚福钱庄泰记钱庄 安承生谷泽 与钱庄（银号）发生信贷关系的主要财团组织，是粮食代理店和油坊。
其 中影响较大的有： 粮食代理店； 益发合东永茂同德俊鼎新昌 恒增利广泰号厚发合裕发祥 天兴福福顺恒 油坊： 天兴福达昌 日清(日资) 福顺厚裕顺祥丰年(日资) 成裕昌振成号义祥(日资) 恰顺成泰来正记 福顺义 怡顺东恒升中和 中日 三泰东和长忠兴福 双聚福 和泰福和盛储蓄 (五) 中国人开办的银行、钱庄，在日本统治当局许可的范围内，也制定了一套经营制度。
在办业宗旨上，他们都声称是为全市工商业、农业等服务的，而实际上都是为了自己多挣钱而已。
但是，他们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作质量，对待客户彬彬有礼，以及维护信誉等方面，确实有可以作为借鉴的。
中国人开办的金融业，虽然在日本的统治下，不得不百般顺从，以求生存。
但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斗争也是很尖锐的。
日本当局要以他们的金本位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又称“金建”）作准则。
中国人方面则主张银本位（又称“银建”）为准则。
日本当局曾三令五申要取缔中国人方面使用的银建制。
中国人为了反取缔，金融界各派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同时粮食代理店和油坊业也派出了代表，一起向“关东州厅”长官伊集院请愿，要求收回取缔“银建制”的法令。
日本当局意识到事关重大，一直拖延，迟迟不给答复。
大连商会派员代表大连中国金融界，于一九XX年去日本东京，直接向大藏省（财政部）请愿。
开始大藏省没有表态，后来考虑到中方的金融业受日本当局管束，可为他们服务，如果急于取缔，恐怕闹出乱子，对日本不利，因此大藏省和关东州厅都表示要从速解决。
就在这时，日本金融界内部又发生了分歧。
正金银行所发行的“牛庄钞票”，因为是以银本位为准则的，所以也反对取缔“银建制”。
而日资朝鲜银行在东北做大豆、高粱的投机买卖，为了增加剥削利润，则极力主张采用金本位制。
这样一来，日本殖民当局左右为难，最后考虑到中国人的金融业实力不大，不但对日本金融事业构不成威胁，而且能为金本位制起辅助作用，因此伊集院亲自宣布“金银并用”，也就是“金建”、“银建”并存。
到后来金本位、银本位都不用了。
通过这次“金、银”斗争，日本当局为了加强控制和监视中国人的金融业，便规定每月要向“关东州厅财务部金融课”呈报一次金融活动情况表，供他们审查。
中国金融界人士也取得了经验教训，认识到有进一步加强团结的必要，于是副行长以上人员，并邀请大连商会派员参加，每周在大和旅馆（现 -61- 大连宾馆）举行一次聚餐会，名曰“水曜会”，以便加强联系，商谈业务，谋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中国人在大连办的金融业多为小家小户。
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想方设法，采取了多种经营的方法。
如开办一种叫“万国储蓄会”的储蓄，每月存款三元，年末揭奖，头奖三万元。
当年《泰东日报》有位印刷工人得了头奖，这消息轰动了全市乃至全东北。
中国人开办的银行，都相继搞过这类有奖储蓄业务，致使存款量激增。
这对当时中国人的金融业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
（本文作者原为大连市政协驻会委员，现已离休。
此文由市民革成员黄本仁记录整理） 日本统治大连时期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的始末 顾明义 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大连地区达四十年之久。
在日本对大连地区进行殖民统治时，推行了日本在台湾所采用的鸦片专卖制度。
这一制度，是日本占领台湾之后，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一手泡制的。
鸦片专卖制度的特点是，从鸦片的原料进口，到烟膏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整个过程，全由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台湾日本殖民当局总督府控制。
甚至派出警察介入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以保证鸦片专卖制度的完成。
日本在台湾“实行专卖制度后的第四年，即1901年，鸦片专卖收入为425万日元，占总督府一般岁收入的42％。
日本占领大连后，对中国推行鸦片专卖政策的罪魁后藤新平，从台湾调到大连，任满铁株式会社第一届总裁兼关东都督府顾问。
这表明，鸦片毒品要在大连地区泛滥起来是必然之事。
1906年9月，日本在大连的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出笼不久，日本浪人、后来曾任过日伪大连市长的石本贯太郎，积极向都督大岛义昌献策：“统一烟馆，既可使支那人麻木不仁，又可为我大日本帝国广致财富，是一举而两得。
”①由于日本以鸦片为媒介，成功地打开了统治台湾的缺口，因此在大连推行鸦片政策，更是信心十足了。
大岛义昌采纳了石本的意见，使大连地区逐渐成为日本向中国推行鸦片政策的基地。
日本当局在大连推行鸦片政策，开始是利用金县汉奸潘干臣出面号召的。
潘干臣这个民族败类，为日本推行鸦片政策，毒害中国人民，效尽犬马之劳。
他到处宣传说：“欲开烟馆者，只须缴纳一元钱， 注：①金纯泰；《旅大历史简编·日寇统治旅大四十年篇。
》 领个许可证就行。
”在他的鼓动下，大烟馆很快就办起了三百余家。
当时，只要办理了许可证，门上贴张绿纸为标记，便是简易大烟馆了。
从此吸毒 -63- 的人，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增加。
有些史书记载日本在关东州推行鸦片政策说：“日本于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月，允许某中国人向辽东半岛输入鸦片，并许其制造，贩卖课以重税。
最初由台湾日本总督府专卖局供给，而后改由山东烟台输入，在大连公然制造烟膏，经烟馆卖给用者。
现在之满铁沿线及关东州等日本势力范围之内，经日本统治者许可以后，可以公然吸食鸦片或是注射吗啡……去年一年输入到大连的金州则达二十亿元之多。
”② 日本学者山田豪一先生对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有一定研究。
在他所著《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形成的对华鸦片、吗啡走私网》一文中作了较深刻的揭露：“都督府伪装在一个所谓宏济善堂的慈善团体中，设立了‘戒烟部’，都督府派遣的职员在大连民政署长的指挥监督下，推行贩卖业务。
建立了把贩卖所获的收益全部作为专利费纳入都督府的制度。
”③这个宏济善堂是个什么样的慈善团体，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的说法是：“清宣统二年前设立以宏济彩票局之盈余款充其经费故名宏济，其目的在恤寡抚孤、育婴养老、戒烟、施棺义葬、济困等。
”“诚大连华人唯一之慈善机关，吾人饮水思源，不能不感谢宏济彩票局及创办诸公之大德也。
”④虽然当时，傅立鱼是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但对宏济善堂的评价，未免大错。
仅从投靠日本当局为其贩卖鸦片一项，危害之大，就可认定它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的汉奸团体。
日本殖民当局，从国外将鸦片成批不断地输入大连地区。
以1914年为例，日本从英国进口吗啡35万盎司，“其中17万盎司吗啡从伦敦经由西伯利亚铁路或以小件包裹的形式寄到日本关东州租借地—一大 注②《昭和五年（1930年）国民外交协会排日运动大要（下）》，关东厅井务局高等警系科编 ③此文是山田豪一于1984年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年会上宣读的论文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④傅立鱼编《大连要览》》233页 连。
再由大连出口到满洲、华北一带。
”从1915年至1918年的四年间，”日本星制药公司制造的精制吗啡，一直向中国走私、贩卖。
到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大连地区就已成为日本向中国鸦片走私的基地和中心。
日本殖民当局关东都督府，从1907年至1920年靠鸦片走私所谋取的专利费收入是十分惊人的。
如： 关东都督府（关东局）地方费会计⑤ 年代 经常收入 其中鸦片收入 1907 428(千元) 31(千元) 1908 745 73 1909 800 83 1910 842 86 1911 854 89 1912 866 102 1913 908 132 1914 970 204 1915 3105 2288 1916 3500 2521 1917 6392 5314 -
65- 1918 6394 4638 1919 4144 1948 1920 6552 2138 注：⑤同③ 日本当局由于宏济善堂“戒烟部”的设立，1915年鸦片专利费一跃为上一年的十一倍。
1917年专利费竟然超过五百万日元以上。
另一书中记载。
“关东厅之决算，1917年度收入鸦片特许金5，510，238元，1918年度收入5，079，646元，1919年度，被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及拓殖局长官古贺廉造等侵吞，关东厅收入数目实减为180万元，即引起国会议员之弹劾矣。
”⑥两份材料记载的数目基本相同。
在关东厅鸦片事件贫污案中，被起诉的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有光、戒烟局理事小田贞次郎等、一致揭发了走私鸦片是根据古贺廉造拓植局长官的指示推行的。
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因为日本政府无论如何也推卸不了责任。
针对向中国国内蔓延的吗啡之祸的惨状，国际舆论强烈地谴责日本政府。
在国际方面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在1919年2月帝国议会上，发表了禁烟的声明。
在关东州地区，为掩人耳目，明禁暗弛。
1920年，成立了所谓“鸦片专卖局”，表面上打出严禁鸦片的幌子，说什么：“吸者一时不能戒除，逐渐减缩。
”又在专卖局指挥下，成立“鸦片组合”，任命福泰楼毒业主李福绵为组合长。
将大烟馆缩减至180余家，大连市内80余家，旅顺10余家，金州、普兰店、皮子窝约90余家。
实际上，暗中在烟馆内大增床位，如“仁义楼”一家烟馆就增加了几十张床位，等于过去的数倍。
“鸦片专卖局”另一项措施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是加强了秘密销售鸦片的体制，在戒烟部内暗中指定50多名的专卖人。
两年后，戒烟部购进的鸦片数量竟比上一年多两成。
“日本统治者从1929年起，就有计划地大量制造、贩运鸦片以充军费。
日军所到之处，烟毒随即泛滥。
1937年5月，国际鸦片贩运委员会指出：全世界90％的非法海洛因是日本在大连、天津等地制造的。
”⑦这就是说，日本政府禁止鸦片的声明是个幌子，而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始终没变。
据《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一书记载：关东州内1912年特许出卖人为97人，吸毒者2，980人；1923年特许出卖人为95 注：⑥陈觉：《日本侵略东北史》273—274页⑦张效林泽《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 人，吸毒者27，156人，1934年特许出卖人为149人，吸毒者43，981人。
实际上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于大正十三年（1924年）编著一本《鸦片的话》。
这是一本专门编写有关鸦片方面问题的书，据这本小册子记载：大正十二年贩卖人1人（宏济善堂），小卖人29人，买受量1231贯（一贯=3．75公斤），小卖量1419贯。
鸦片输入量，从波斯进口27．000斤，从土耳其进口6，193斤。
大正十二年（1923年）大连管辖区内吸毒者有144，748人。
对这些数字，小册子着重说明是当时警务署在册数，还不包括秘密贩卖、秘密吸毒的人数。
⑧ 更不人道的是日本当局为增加财政收入，竟暗许日本烟贩与警察勾结在一起，在大连东寺儿沟、老虎滩等地，秘密开地下工厂，用烟土制造“吗 -67- 啡”。
在旅顺太阳沟地方暗设鸦片加工厂，熬做“福寿膏”，由专卖局分销各地、小卖所每月三次到专卖局批发“福寿膏”，获利最高者，每年可达十万元金票。
专卖局因旅顺加工的膏满足不了需要，又决定在大连秋月町（兴工街），建立规模更大的毒品加工厂，后来因日本垮台而未及施工。
鸦片流毒甚广，特别是日本统治后期，日本为解决太平洋战争军费，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更加拼命推销鸦片，仅大连码头“红房子”内，就有七家大烟馆，而走街串巷，敲竹板卖“白面”的，那就更多了，真是明的暗的大烟馆林立。
许多中国人因吸鸦片倾家荡产，到后来改扎“吗啡”或喝“白面”，衣不蔽体，流落街头，暴尸路旁者不计其数。
据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主任王乃文同志回忆说：“1941年，我在大连一中读书，每天早晨上学时都要从宏济善堂门前路过，特别是一到开春季节，经常可以看到宏济善堂路旁垃圾堆处，因吸鸦片或扎吗啡而死亡的人，情景非常凄惨。
”今年62岁的老工人徐连升师傅，日伪统治时期，他在日本人开的瓜谷油房当工人，据他回忆说：“现在的寺儿沟北面，当时把这个地方叫狼窝，那里就有三家大烟馆。
常常都能看到因抽大烟、扎吗啡而死在道旁的人，并且人还没有完 注：⑧《鸦片的话》7—8页。
54全咽气，身上穿的衣服就被扒光了，周身全是紫黑色，十分吓人。
”他还清楚地记得：“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约了几个工友外出闲逛。
在天黑的时候，去小便，刚走进厕所，就听见里面有哼哼哈哈的声音，划根火柴一看，吓了一跳，在大便池旁，东倒西歪躺着五个人，看样子全是抽大烟的。
” 日本政府在中国推行鸦片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恨。
正如当时《泰东日报》》所评论的那样。
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是“丧人道，坏风纪，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损邦交”的行为。
中国政府早在1906年就同各国签订协定，禁止进出口和制造鸦片。
1932年中国政府将日本贩毒政策向国际联盟组织提出了控诉，国际联盟组织因而组成了包括中国政府顾维钧为副团长的“关东州鸦片视察团”到大连视察。
日本当局唯恐暴露真相，采取各种欺骗的方法，蒙混过去。
当时《泰东日报》对此极为不满，刊出了一张漫画：“一盲人提灯笼视察鸦片小卖所”，来讽刺这个国际视察团。
曾任关东厅事务总长的士歧嘉平，不打自招地说过：“关东厅认为反正那些中国人是外国人，随他们便。
于是便无限制地供给鸦片，这在财政上是增加了收入，但从人道上来说是不合适的……”⑨ 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胜利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地区惨无人道地推行鸦片政策的这段历史时，仍感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日本政府在历史上对中国推行的鸦片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大罪证。
（本文作者为市政协文史委员、大连外国语学院讲师） 注⑨择自《回顾关东州施政三十周年座谈会纪要》 日寇统治时期的大连西山会 安立宾 -69- 我居住在大连西山屯，过去在日本统治时期，归西山会管辖，现将我所知的西山会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村、屯的管理机构与沿革 我国农村，主要是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很自然形成一些村、屯。
它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
它的上一级组织，在日寇统治时期叫“会”，直属民政署管辖。
大连民政署管辖内有十一个会：老虎滩会、岭前会、西山会、栾家屯会、小平岛会、岔鞍会、革镇堡会、周水子会、海猫屯会、南关岭会、大连湾会。
日本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二月，制定了“会”的行政准则，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公布“关东州会制”，正式赋予“会”以法人资格，扩大了“会”的权限，如“会”内可设咨询机构—一协议会，有债权债务权，组织公共合作事业的组合权等。
一九四O年，“会”改为“分区”，至一九四五年解放时为止。
二、“会”的性质和任务 “会”是大连民政署的辅助机关。
它本来是一种自治公益团体，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会长由民政署任命，赋予了一级政府职能，为民政署管理当地一些地方事务，如生产经营，经济活动，管理户籍，征收户别割（户口税），管理学校及分教场（分校），奖励农耕，造林护林，经营苗圃，丈量土地，修路筑桥等等。
三、“会”的经费和税收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会”的经费，来自税务收入。
税有以下三种：l、户别割：对有户籍并能独立谋生者，每年征收一元以内；
2、反别割：土地每亩每年征收四角，其它资产按等级征收，
3．特别税：制盐每石收税六分；船舶按石位，每石年收税二角五分；舢板不满五石位的，每只年收税二角；渔业按前一年卖钱额的百分之六收税；畜、犬每头年收税一元五角；屠宰税（以头计），猪一元五角，山羊一元，牛二元五角，牛犊不足百斤的一元五角，马、骡、驴一元二角。
四、会、屯的行政准则 一九一九年制定，录自筱崎嘉郎著《大连》：第一条：会之名称及区域是根据自然习惯的旧制度为例，对会的废置及名称区域之变更，或在财务上发生重大问题需要处理时，民政署长听取会长的意见，报请关东州厅长官许可才能处理。
第二条：会置会长一人，书记若干人，村、屯设村、屯长一人，必要时得设副会长，村、屯设代理村、屯长。
会长及其他吏员，由民政署长任免，并发给津贴。
第三条：会长承民政署长的指挥监督，办理会务，并执行内部行政事务。
书记承会长之命从事庶务、会计工作。
会长不在时，由第一书记代行其职务。
村、屯长办理村、屯事务，辅佐会长处理有关村、屯事务。
第四条：会置村、屯长会议，会长为议长。
-71- 第五条：会长对下列事项，应咨询村、屯长： l、用会费兴办公益事业。
2、决定岁入岁出预算。
3、征收会费。
4、管理或处理不动产。
5、基本建设与管理。
6、固定资产及储备金管理。
7、其它与“会”有关事项。
第六条：会之经费，由会的财产收入或在属于会的其他收入中筹措。
如有入不敷出时，得增收户别割(按户摊派)。
第七条：增收户别割，制定如下项目：户别割(一户摊派)，在一元以内，若有特别必要时，得设单项以外和科目，作超额户别割征收之。
第八条：征收户割。
会屯内居住户并能独立谋生者，得征其户别割，反别割是按每户的收入或以资产标准设等级交纳，但有特殊者，不在此限。
第九至十七条,(属于预决算条例，略)第十八条：民政暑长对会吏有奖惩、批评、减薪、解雇之权。
第十九条：本准则规定外，有必要追加事项，由关东州厅长官认可，民政署决定之。
五、西山会务所及其管辖范围 西山会成立于一九0七年，会务所设在现兴工街派出所附近(兴工街派出所是当时的沙河口警务署所在地)，一九一二年，迁到西山村庙东厢，即现在的沙河口区西山小学院内东厢。
会务所人员的组成，以第一任期为例：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会长：周元凭(推选任职，马栏村人，稍有文化，家境小康，有办事能力)。
书记：金明玉，安承珍(兼会计)。
庶务：张仁凯，周士顺。
土地丈量：宋有恩。
会丁(联络员)：韩明珠等人。
西山会历任会长 姓名 就职日期 离职日期 备注 周元凭 日本明治四
十 大正九年 年 （1920 （1907年）年） 王文翰 大正九年 大正十三年 （1920年） （1924 年） 周元凭 大正十四年 昭和九年 （1925年） （1934 年） 周德虞 昭和九年 昭和十五年 （1934年） （1940 -73- 周上焕 年） 昭和十五年 昭和二十年 （1940年） （1945 年） 一九四0年西山会改为分区，周士焕任分区区长，会屯制由此解体。
西山会管辖的范围，东至香炉礁一带，现西安路沙河口净水场，南临海，西与岔鞍会为邻，北到辛寨子、周水子前一带。
在此范围内，有大小村、屯二十多个，居民六千余户，人口约三万，主要集中在西山屯、台山屯、香炉礁一带，多在满铁工厂（机车厂）、大连机械厂（起重与工矿车辆厂）、昌光硝子会社（玻璃厂）、中村铁工所（机床厂）、大连窑业株式会社（电瓷厂）等处干活。
其他地方的人口，比较稀少，基本上是农业户。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分化中国人，把户籍分为两种：一是当地人，称为州民籍，二是外地来大连定居的，称为寄留户。
因此，对当地人称为州民、滿人；从山东或关内迁来的叫寄留民。
这两种居民的待遇不同，前者在就业、物资配给、子女入学等方面，都优于后者。
部分生活富裕的寄留民，通过送礼行贿等方法，也有取得州民籍的，但不论是州民还是寄留民，都同受到日本人的欺凌，特别是那些生活贫困的人。
经常被征夫或挑劳工。
六、西山会的教育事业
1、学校的一般情况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先后成立了西山普通学堂、柳树屯分教场岔树沟分教场，学制四年，入学年龄八至十二岁。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西山普通学堂，一九一二年三月成立，当时只有一年级共八个班，十多名教员。
柳树屯分教场，一九二七年成立，四个班级，六名教员，岔树沟分教场。
一九二七年成立，二个班级，三名教员。
当时有不少在私塾就读的学生转入公学堂学习。
1、课堂设置及教学内容 教材由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纂，关东厅学务课审定。
编纂委员会中有旅顺师范学堂及“工大”汉文讲师许学源，他是湖北孝感县人，清末举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孝感县长，是有名的书法家。
课程设置：汉文、习字、修身、算术、珠算、图画、手工、音乐、体操，三年级以上增加日语，子女还增加裁缝课。
由于有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参加教材的编纂，语文课和修身课的内容，除了认字、读书外，也有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和中国的格言谚语，这对提高当时少年的民族自尊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如一年级的语文课文，第一课：人、手、足、刀、尺；第二课：山、水、田、狗、牛、羊，都是以认字为主。
二年级的课文，有司马光击瓮救儿童的故事，教师借题发挥，介绍中国历史。
还有这样一篇课文，内容是两个好友，有天在郊外遇到了一只熊，一人急忙爬上树躲藏，另一人没法便倒在地上装死，熊走在这人的脸上嗅了又嗅，据说熊不吃死物而走开了，树上那人下来后问他：“熊跟你说什么话？”这个人回答：“熊告诉我，‘患难不相助不为友也’。
”修身课文主要是讲如何待人处事，是一门道德修养课，课文内容有：业精于勤荒于嬉；怠惰自甘，家道难成，乖僻自 -75- 是，悔误必多；见富贵而生诌容者最可耻。
遇贫穷而生娇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狎侮恶少年，久必受其累。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
须平心细想。
大致不外乎这些内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殖民教育愈加深化。
再出的教材中，上述内容就见不到了。
3、授课课时每周授课三十至三十四课时，要求严格，质量较高，副科的手工、国画、习字、裁缝等课，每周只一课时。
4、学校经费及教师薪水（工资）学校的全部费用，由教育预算项下支出。
学生每年交两次学杂费，一次五角。
。
教师的工资，如在旅顺师范毕业的教师，第一年二十三元（小银子），以后每年增加一至二元。
最高不超过三十五元（当时一元钱可买苞米三十斤或白面十五斤左右）如不是师范毕业的教师，工资都低于师范毕业的。
5、教员 堂长王蒙之、金士佳都是品学兼优的人、深受学生及家长的尊敬。
教师也是品德好，学有专长的年轻人，他们都二十年代的优秀教师。
如：刘金善、金安国是教汉文的教师．他们对经史、古文、书法都有专长。
许正志教数学、珠算、绘画。
谢兰秀教音乐，能歌善舞，懂京剧，她经常作词谱曲，写小品文，抒发爱国情感，深受学生尊敬，后来得了伤寒病，因当时缺医少药，不治而死。
朱寿春教日语，体育，后考入日本广岛高等师范，“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回国参加抗战，不幸牺牲。
王翠兰，盖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古典文学造诣很深，能写一手精湛秀丽的小楷宇，有强烈的爱国心，她曾对学生讲：中国人决不能叫外国人同化，历史上不少入侵者。
反被我们同化，接收我们的文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化，我们一定要保持中国的国粹，但不幸，她二十七岁时就被肺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6、私塾私塾，又叫私学馆，在一十年代末二十年代初，公学堂出现之前，这种私塾很普遍，大多是由村、屯的人安排房舍，招聘未出仕的举人、秀才当学馆先生。
私塾先生的食宿，事先与学东商定，有的包饭，有的自做。
学生家长为了能使先生把自己的孩子教好，一年之间，也要请先生吃几顿好饭。
一个学馆学生多少，一般是以学馆的房间大小而定，有二十名的，有三十名的。
初入学的儿童，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一年缴学费（名曰束修）十五至二十元。
再学《论语》、《孟子》、《幼学琼林》、每年缴学费二十五元左右。
再学经、史、子、集，就是所谓“大学生”了，每年学费三十元以上。
所以一般人家读不起书。
自有了普通学堂和公学堂后，便纷纷转入普通学堂和公学堂学习，而不上私塾了。
一九二九年，在大连工学会成员梁学发、于永源的帮助下聘安敬之为教师，于西山村95号（现西山医院住院处）办起了西山夜校。
成立那天，西山普通学堂音乐教师谢兰秀奏“卿云歌”，安立肇用古筝演奏“苏武牧羊”，以此表达爱国之忧。
夜校开办不到半年，被日本当局以“结社”为名取缔，教员安敬之被沙河口警察署特高系特务金明珠（朝鲜人）传讯二次，令其听候处理，为此安敬之在谢兰秀的资助下，乘“天津丸”轮船被迫离开了大连。
爱国女青年教员谢兰秀有胆有识，写下了许多爱国诗篇，抄录几首如下： -77-
一、波涛舟前关山起狼烟。
波涛舟前，送君一去天外客，遥望云山。
※※※劝君莫缱綣，重整江山。
挽狂澜枕戈待旦， 手持斧鈛荡仇寇，扬鞭凯旋。
二、长恨难消。
久藏画眉膏，无意粉俏，蓬屋独自空寂寥，志在云霄。
※※※翰鸠吱凄叫，风吹雨啸，几多心曲酒中浇，想起伤别情难解，长恨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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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望风云故国看九州残破，心急似火，援琴重弹大风歌，驰骋千里不停步，气拔山河。
※※※望风云故国，难安坐卧，国仇家恨刺心窝，大义凛然忠胆日，慷慨悲歌。
七、西山会的医药卫生
1、卫生检查会务所根据当局指示，每年春、秋两季，都要组织卫生大检查。
由日本警察或被雇佣的中国人充当的巡捕为主，村、屯长和会丁参加，挨门逐户进行检查。
一进门先摸门、窗上有无灰尘，再翻炕席有无泥土，院里有无草刺．鸡窝、猪圈的粪便是否清除干净。
好的发给合格证，不好的有些被打骂，有些被罚款，每次受刁难。
每次卫生检查，人心惶惶，连陪同检查的村屯长、会丁、心里也惴惴不安.
2、防疫注射 -79- 春季给小儿、学生种牛痘，春秋两季还要打预防针，不接种的要增罚户别割。
3、医药西山会成立初期，这一带一无医院，二无药铺，只有背箱、提包的行医者，串村走巷，诊病售药，施行民间传统医术，如针灸、拔罐、按摩推拿、“放寒”等。
所谓“放寒”，就是用三梭针扎太阳穴静脉放血。
用以上这些方法，对伤寒、中暑、猴疮、腹泻、胃病等症，虽有一定疗效．但技术上是相当落后的。
还有些人穷困潦倒，对患疾害病，总以为是鬼神打灾，于是就有人上庙求神，抽签问卜，又有人求仙丹、神水，总之，迷信之风，盛行一时。
4、巫医 西山会管辖内有男、女巫十几人。
其中比较有点名气的。
在台山屯有女巫张“大神”，在西山屯有安“大神”，在高家屯有高“大神”，在胡家大岭有胡“大神”。
男巫头戴道士帽，上穿马甲，下着五色布格裙，腿着黄腿绷，脚穿双鼻斜鞋，腰系串铃，手持大鼓。
上起“神”来，摇头摆尾，腰铃与大鼓之声齐响，闹了一会以后；又开始替“神”说话，要这要那，归“神”使用。
请巫医的人家，还要按规定付给几元到十几元的费用。
女巫与男巫不同之处，、只是身着红、蓝、黄三色布裙而已。
他们看病，都是说你冲撞了某神、某仙，因而降灾，需要进香还愿。
这种明目张胆的愚弄，真是害人不浅。
以安承绪之妻为例，她年老多病，便借钱买了供馒头，做了碗菜，扯了几尺红兰布，备了香纸，请了台山屯的女“大神”（巫医）来治病。
“大神”一来，没“上神”之前，向她敬烟献茶，她一面抽着喝着，一面观察家里的摆设，预测着经济能力，从唠嗑中察颜观色，了解病情，为“上神”后准备“大仙”要说的话。
这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一切准备得差不多了，她的帮驾（助手）为她穿好神衣，戴好神帽，系上圆鼓，念起咒语来．请“大仙”显灵，只见她边咬牙。
边要黄酒喝，帮驾给她斟上老干陈（老黄酒），她装出打冷战样，说是“黄仙”附体了，于是假托“黄仙”说话：“你这病不是什么病，冲着‘黄仙’大不敬，要想治好病，得修个庙堂来供奉，‘黄仙’在深山要高梁、苞米充饥寒，带色布分红蓝，黄酒两大罐，高香五封，黄表烧纸成趸搬，供馒头一桌，荤素碗菜要新鲜，仙家路远回不去，送神还要押桌钱。
敬神病能好。
不敬神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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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胡说一阵，无非是骗人、骗取财物。
八、居民的习俗
1、崇佛信神大连地区的居民，大多又是明朝以后，从山东等地陆续迁来的。
宗 教信仰，民间风俗习惯，与关里大同小异，有人崇佛，有人信仰神尊道，又有人儒、佛、道不分，可以说普通信奉多神教，什么财神，灶神、河神、山神、土地、火神。
还有黄仙、狐仙，样样都信，而且虔诚备至，以为人是受“神”主宰，命运由“神”安排，诸“仙”能驱邪治病。
愚昧得实在可怜！ 也有许多人不信神，如西山村有个安禄亭。
家境贫寒，每月只有十五元钱收入，却要养活全家大小
六、七口人。
他的妻子右臂风湿痛，动作不便，苦楚难忍，疑惑是神、鬼打灾，邪恶缠身，知丈夫不信神，背着他请来台山屯一个跳大神的，为她驱邪治病。
可正在这位“大仙”念念有词，愚弄家人 -81- 的时候。
安禄亭正巧回家了。
他气愤地说：“我家连苞米面都吃不饱，哪有钱财给你们！熊别人可以，熊我没门。
”于是他夺过“大神”手中的大鼓和其他神道具，扔到院里。
“大神”见事不妙，便拔腿溜跑了。
说到西山居民崇佛信神，便应介绍一下西山村的娘娘庙（此庙在大连解放初期毁掉）。
据说此庙建于清朝，原为草庵。
一九一二年，在原地改建成坐北向南“一”字排的三个殿，南有山门。
砖墙庭院。
正殿供“九宫娘娘”，门左右有“大鲁鬼”守护，猪齿獠牙。
十分凶恶。
西殿为阎王殿，判官手执“生死簿”。
东殿有走金桥、走银桥的塑像、是说生时行善做好事，死后在阴间也享福。
还有割舌头、挖眼睛、下磨推的塑像，意在生时做恶，死后也要受刑罚。
在庙院的西南角，还有一个单间屋，里面有齁病神像。
每年秋冬，一些患有齁病（气管炎）的村民，带着一串咸萝卜，挂在齁神像的脖子上，妄想求神袪病，名曰“挂齁”。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为庙会、这前后几天，赶庙会的，进香还愿的，成千上万，熙熙攘攘；庙里香火不断；庙四周的饭馆、小铺，生意兴隆；沿街搭起的席棚、布棚，也是一个挨着一个。
三天庙会、小商小贩能挣个好钱。
每年庙会都唱大戏（京剧），戏班子大多是从烟台、青岛等地请来的，戏目多为三国故事、包公案、杨家将、汾河湾等传统古典戏。
2、婚姻嫁娶旧社会婚姻，多是父母包办，通过媒人串通，女方向男方要财礼，变相的买卖婚姻很普遍。
结婚那天，新郎在娶亲客（六十来岁的老妇）陪伴下，带上两个或四个吹鼓手，乘坐四辆席棚马车去女方家，有住一宿的，有当天就回的。
回来时，除新娘、伴娘、新娘的哥哥或弟弟等送亲客外，还有女方的七大姑八大姨，车子一般都是满满的，来到新郎家，欢度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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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丧葬土葬是我们民族的世俗，在没有倡导实行火化以前，一直都实行土葬。
死亡者如果是老年人，一般停灵三天。
若在冬季，家中富有者，有停放七天至二十一天不等，还请和尚、道士念经。
父母去世，子女要戴三年孝。
在村子里，不管是谁家办红、白喜事，至亲好友，街坊邻居，都自动来帮忙，并馈赠礼物。
4、过大年（春节）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一个节日，俗称过大年。
农历腊月二十三日是小年，家家买糖瓜祭灶君，傍晚时分，把灶君（画）剪下，在灶门前烧掉，家庭主妇念道：“灶王爷本姓张，骑着马带着枪……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春节前，家家准备年货，有钱人家备的多一些，好一些，钱少的也尽力筹办，求得全家欢乐，讨个吉利。
除了吃、穿、用的外，还要准备一些敬神祭袓的用品，如香、纸、金银箔（叠元宝用）、大腊烛、鞭炮以及门窗上挂的彩纸（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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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做“打年纸”。
除夕（三十晚上）是最忙碌的，也是最热闹的一天，每家每户都在屋里屋外贴对联，挂彩纸，贴在门窗楣棂上，这叫做“封门”。
彩纸上刻着“四季平安”、“五福临门”等带有图案的字，以示吉祥。
正屋靠北墙一边设供桌，墙上挂宗谱；桌上摆放碗菜、馒头。
日落前，各自到祖坟那里烧香烧纸、 -83- 叩头，请死者的“灵魂”回家过年。
傍晚时分，又有人提着灯笼，到十字路口烧纸请财神．渴望新的一年交好运，发财致富。
子夜十二点，正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的时分，家家户户在屋外院内烧香焚纸放鞭炮，这叫做“发纸”。
然后全家人在屋里团团围坐，吃辞旧迎新饺子。
紧接着同宗近族，三五成群，身穿长袍短褂，相互到各同姓人家，向宗谱叩头，向长者辞岁。
小孩们欢天喜地放爆竹，这家出来。
那家进去，一直闹到第二天日临晨。
大人们则在家中团团而坐。
或谈天，或下棋，或看纸牌，彻夜不眠，这叫“守岁”。
第二天一早（大年初一）开始，本家的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串门拜年，见面作揖行礼，互祝“恭喜发财，一直能持续到初
三、四，直到正月十
五。
只要是相识的，新年后第一次见面，都要说“过年好”、“恭喜发财”等吉利话。
春节期间、全家团圆，辛劳一年的积蓄，许多人都用在过年上。
还有些人，兜里有了钱，趁农闲无事，进行赌博。
有的玩麻将、推牌
九，有的看纸牌、掷色子，还有的猜谜、打赌，只要是能耍钱的道道，都应时闹了起来。
有些人设局抽头；旱涝保收，有些人倾家荡产，寻死寻活。
这样从正月持续到三月，等到春耕开始，才算完事．谚语所谓：“耍正月、；闹二月，离离拉拉到三月”，指的就是这个。
每年的旧历正月十五日，热闹非凡。
大村、大屯都组织自己的秧歌队。
高跷队，晚上再加上龙灯、彩灯，串街走巷，集合在会务所附近，届时笙笛齐鸣，锣鼓喧天，所到之处，鞭炮响成一片，特别是那些沿街商号。
向歌舞者献烟上茶，表示欢迎，沿街要道，张灯结彩，彻夜不息。
5、农闲时节听评书：盛夏和秋后，村屯长和乡老们常请说书先生到村、屯来说书或唱大鼓。
费用根据人们的经济状况摊派，实在困难的，也可以分文不出。
说唱的内容，多为说唐、说岳，济公传、包公案、水浒、三侠五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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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立“天足会”一九一七年，西山会的开明乡老、学校教员，以及思想开化的青年妇女，组成了一个“天足会”。
他们深人村、屯，宣传缠足的危害，并且挨门逐户劝说：缠足的要放脚，未缠足的，不要再缠了、经过他们一两年的努力，千年的陋习终于清除了，从此解除了妇女们的一大痛苦。
7、乡老与民事调解村、屯中有一些有知识、懂礼仪、办事公道、素孚众望的人，称之谓“乡老”，如安承绪、张延礼、安立昌、张启思、张启文、还有卖自来水的工人安禄亭等。
村、屯里如有纠纷的事，他们就出面调解，以求息事宁人。
安禄亭，作风正派，为人正直，敢说公道话，不论是本家是邻里，不管有什么难处，只要找到他，他都想方设法帮助解决。
村民之间，有什么矛盾和纠纷，一般都找乡老评理解决，而且一般都听从调解，恪守诺言。
到会务所上告，或到衙门打官司的，都非常少。
九、日本人在西山会经营的农园
1、粟武园，又名成美园日本人粟武前卫，曾在美国从事果树、蔬菜、大田作物栽培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研究二十余年，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于一九二一年来到西山村，把现在辽师大这一带的千余亩土地，以低廉的价格买下，赶走了世代在这里居住的二十四户人家，强行迁出九十九盔中国人的祖墓，在现辽宁师范大学无轨车站 -85- 附近开办了粟武事务所，雇用中国民工
二、三十人，还有季节短工，经营果树、蔬菜和大田作物。
他把马栏河拦腰截断，独霸了南山麓的老鳖湾、吊窝底等几个水塘，又在农园打井开渠，引水灌溉。
果园间作大豆、瓜、蔬菜、棉花，取得丰收。
一九二二年他试种美国棉花获得成功，并在此基础上，改良了棉花品种。
他还在大连机械所的支持下，试制成功了凿土机、犁、耙，提高了农耕效率。
一九二三年，关东都督三县有朋，亲自视察粟武园，并“赐”名为“成美园”。
2、福昌农园一九一二年，相生由太郎在金州南山购置一千二百余亩耕地，栽植苹果、桃子、樱桃等果树，并兼营大田作物。
一九一八年又在西山会买下了马栏村北山下这一带一千多亩地，栽植苹果、洋梨、樱桃树各二千棵，葡萄三千棵，还有日本草毒等；兼营畜牧业，改良畜种，繁殖骡、驴。
他的总投资达十五万元。
由于中国土地、劳力便宜，日本当局还给予支持和保护，于是他所经营的产业，便很快发展成为大连赫赫有名的福昌公司。
3吉田农园一九一九年，吉田在台山屯东南，现在的大连起重机厂西南一带，占地百余亩，雇用杜兆江等三名中国人，专门种植日本蔬菜，如：卡不拉、果宝、花丸黄瓜、西红柿（奶柿、果柿）、小茴香、巴谢里、红丁等。
十、西山会一带的农畜经营业 大连文史资料第二辑 上述日本人办的三个农园，雇用的都是中国人，报酬都很低，有技术的长工，工龄年限长的，最高月工资没有超过二十元的；至于季节临时工。
一天都只能拿到一角五分至二角五分。
而日本人做临时工，月工资竟达五十至七十元。
这种剥削和歧视，使中国人无法在日本人办的农园中长期呆下去，许多人便出来自己经营。
l、菜园、果园西山会地处大连西郊，种植蔬菜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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