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主编：麻晓东 阴吴胜明 编辑：杨新美 校对：么辰 2011年8月24日 星期
三 READING 读书 Tel（押010）82614598E-mail押dxzkzbxx@ 作为“大美阅读·自然与人文系列” 丛书之一的《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见到新书，我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澎湃。
本套丛书主编、原《科技日报》副总编王直华初次找我编写此书时，我没有 答应。
原因一是太累，这种书太费脑力和体力（包括跑野外），没有尝试的人不会体会到；二是稿酬太低。
2009年，王直华再次找到我，希望我写这本书。
此事令我十分为难，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
虽说 签合同前就能预料到要辛辛苦苦写两年，最终出版后也就是我两个月工资的稿酬，平均每天不到30元。
如果按照现在市场经济的价值观，谁愿意干？我们学地理、地质的与我同辈的人，脑海里经常 会响起一首歌———《勘察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袁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袁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上了明灯袁是那林中的鸟为我们报告了黎明袁我们攀过了那层层的山峰袁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袁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噎噎 当我写下这几句歌词时，内心激动无比。
我们应当为理想和信念做人做事。
我们的快乐和享受，就在于一个又一个 理想的实现。
虽说至今我已写作了近30种图书，可每当一本新著出版，拿到样书时仍会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我写这本书用了整整两年，在这730天里，我没有节假日，甚至春节也没休 息，每天天一亮准时开工。
我是一个辛苦的行者，在鸡鸣声和星月中上路，夜深收 工。
粗略统计光用废的签字笔就100多支，因为文稿都是一笔一划写出来的。
《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所描写的风景绝大部分是我近十年来克服天气、交通、财力、身体等各种困难，亲眼所见。
有些景观甚至是用手摸过，用仪器量过的。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水温只有五度的冷矿泉我下去体验过；老黑山我登到了顶峰，俯瞰那现在已是生命勃发的既大又深的火山口；我不仅用长白山下的温泉水洗过脸，还用温度计测量了其水温；福建省白水洋火山浅水广场，我走了一个多小时；浙江省的雁荡山，我用两天的时间把该登的山、该看的瀑、该进的洞、该赏的景都无遗漏地完成了。
江西省的三清山，我从早上天亮就上山，一直到夕阳西下才下山。
中途除去吃饭，不停地随山势的起伏上山下山。
为了考察乐业的天坑和凤山的喀斯特，从北京到南宁整整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其原因就是2009年11月河北、河南大雪把我所乘坐的火车堵在路上（从晚8时到次日早10时）14个小时一动不动；接着从南宁坐汽车到乐业，从晚7点
一 寻找最美的风景 ———写在《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出版之际 直坐到凌晨1点才抵达。
为了攀登浙江省天台山中的赤城山，从早5点空腹出发，从山下一步一步，逐阶登山，到山顶后再下山，吃早饭时已经9点了。
这十年的行程何止万里，有时一次行程就超过万里。
正是这行万里路，加上读万卷书，我才能把各类地质公园的特色和亮点写出来、照下来，让读者认识和了解。
本书写作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要揭示大自然的本来面貌。
地质公园就是大自然，就是山河，就是自然风景。
它有两种面貌：本来的面貌和文学的面貌。
一般人在书中看到的多是后者，如对瀑布的欣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两句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而对这个瀑布发育在什么类型的岩石上，有多大落差、多宽、水量多大及将来如何演化是没有描述的。
而此书就是要讲明大自然中一切代表性的风景还有附着其上的生命动植物的分类、特点、形成、演化，还原其本来面貌。
这样我们在观赏风景时，就会“品”出其中的味道，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不仅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激动，还会提高我们 的科学修养。
其次是分类描述。
以丹霞公园为例。
1993年，我走进武夷山，九曲漂流、茶洞云雾，特别是那“碧水丹山”给我惊喜。
2002年，我开始了中国地质公园之旅，走进了同样是丹霞风景区的江西龙虎山，泸溪河上的漂流少了武夷山的曲折，但多了平坦辽阔，水面波光粼粼，更加诱人；河边锦石岩没有晒布岩的奇特，但多了绚丽，更有那壮观无比的排衙岩，以及那超乎想象的大地之母———仙女岩；船棺岩葬没有武夷出名但却有独出心裁的“升棺”表演等。
与1993年一样，我也考察了三天，对丹霞地貌的了解却更加清晰了。
后来我又走进了福建泰宁的丹霞、广西资源的丹霞。
每走到一个丹霞地质公园，看过后不仅增加了有关丹霞的知识，而且从内心发出欢呼：祖国竟有这么美丽的山水！而这也仅仅是地质公园的一种类型。
假若没有这种按照地质上的类别，把同一种风景集中起来，前后比较观察，那么这几处风景也许就显得七零八落，现在书中把它们串成一串璀璨夺目的“珍珠项链”，又是何等的诱人。
最后是要用生动活泼、有 趣的语言和文字来描述。
每 个地质公园就是一首诗、一幅 画，见到它们时，就像见到我 的亲兄弟、好朋友、最亲的亲 人，我都会怀着浓烈的感情去 歌颂它们。
为了描写大自然中的这 些美景，我时时刻刻向我的两 位“老师”学习。
其一就是明 代的旅游地学家徐霞客先生， 在《徐霞客游记》中对各种风 景的描写贴切生动。
我几乎 每天都要阅读学习他的著作， 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能体会
其中的奥妙。
另一位就是广义上唐诗宋词的作者们，这是 《中国最美的地质公园》，吴胜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一个群体。
他们把描写风景的文学面貌推向一个顶峰。
如唐代王维在《终南山》一诗中写到：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秦岭山中的终南山是这么的高耸，高到接近了天上的都城；它又是这么的绵长，一直绵延到东海。
诗中把山、海、天连在一起，颇有气势。
我在书中揭 示地质公园的本来面貌时，也要写它们的文学面貌，此时唐诗给了我帮助。
作为一位地学的科学作家，应该博采众长，文字生动了，读者才愿意读下去，作品中的内容和感受才能让读者接受并产生共鸣。
阴郑渝川 2009年1月15日，美国全美航空公司1549航班由空客A320-214型客机执飞。
该客机在起飞后约1分钟被一群飞鸟撞击，飞鸟卷入客机两个发动机并造成失灵，引擎动力瞬间消失，客机变成了滑翔机！一场空难似乎难以避免，150名乘客和5名机组成员危在旦夕。
更危险的是，这趟航班是从美国纽约拉瓜迪亚机场起飞的，失去动力的客机很可能坠入纽约曼哈顿等繁华市区，造成不亚于“9·11”的空前劫难。
令人庆幸的是，这趟航班的执飞机长 生还飞行员最后时刻的对话记录。
可以说，追求并确保实现飞行安全，就是切斯利·萨伦伯格心中的“最高职责”。
也正因为此，切斯利·萨伦伯格对近年来因廉价航空公司切入市场而驱动的低价竞争态势感到深切担忧，并指出一些航空公司为此降低招募飞行机组标准、外包飞机维修任务等做法，是埋下客机出故障并增大发生几率的重要来源。
安全，这一最高职责显然不能只是飞行员一个人的事。
说到这里，笔者要推荐大家翻到《最高职责》一书的附录部分，附录C既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对“哈得孙河奇迹”事件的调查报告摘录版本。
这个 尽到安全的最高职责 切斯利·萨伦伯格控制客机，以机上成员最大生存可能的方式迫降到哈得孙河，且有效避免了飞机在与水面接触时解体，机上155人全部奇迹生还，纽约市民也因此逃过一劫。
今年6月万卷出版公司引进出版了切斯利·萨伦伯格本人领衔创作的《最高职责———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书。
这本书不仅介绍了年近60岁的英雄机长创下的史无前例拯救生命的光辉业绩，以及他个人的成长故事，还解析了这背后相关的制度、文化奥秘。
诚如切斯利·萨伦伯格所言，航空飞行要求“有一种对于卓越的不懈追求”，他能够完成“哈得孙河奇迹”，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事“在一个历经数十年发展起来的、健全的安全系统中操作……拥有卓有成效的安全文化……学会了减少驾驶舱层级管理……”，时刻提醒自己听从飞行及其指挥体系团队中不管来自哪一层面的专业意见。
更重要的是，他从已发生过的飞行事故中吸取宝贵的教训。
在“哈得孙河奇迹”之前，就一直注意研究各航空公司发生过的航空事故，认真阅读黑匣子留下的未 《最高职责———什么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美]切斯利·萨伦伯格、杰夫·扎斯洛著，杨元元译，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6月出版 报告列出了44条事故调查认定结论，全面校核了切斯利·萨伦伯格机组资质、当事客机设备设施性能，以及机组从起飞到最后一名乘客脱险全程操作的责任判定；报告的第4部分还向美国联邦航空局等多个政府部门提出了数十条可操作、媒体和专家可监督的安全建议，篇幅长、内容实，完全向社会公开。
在笔者看来，这样一份报告，恰恰是切斯利·萨伦伯格所指“卓有成效的安全文化”的体现。
相比之下，我国民航、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及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在多次死伤事故后，对事故信息讳莫如深、对责任担当惜语如金，自然无从建立让人放心的安全文化。
要怎样才能形成对安全的卓越、不懈追求，从制度层面促使人重视而非忽略安全？笔者在这里摘录《最高职责》所披露的两个小细节，试图对这个问题给出回答。
书中第15章讲到，2009年1月15日，当1549航班客机失去与机场管制员等方面联系（在水面降落）后，那位指挥切斯利·萨伦伯格机组的管制员被要求离开岗位，由他人替代，到别的办公室休息，不能继续指挥天上或待起飞的飞机。
这是一项制度安排，目的是避免管制员因担心会为之前的指挥承担责任，或纯粹的情绪波动影响后续指挥（进而造成更大指挥失误）。
这位管制员去别的办公室休息后，一位工会代表一直陪着他说话，调解管制员的情绪。
书的第19章介绍，在迫降事件发生4个月后，切斯利·萨伦伯格及1549航班同机其他194人都收到了每个人沉降在哈得孙河飞机上的私人物品。
许多旅客行李中的衣物被柔软织物材料分开，并清洗干净、然后干燥。
切斯利·萨伦伯格的飞行箱内物品也已晾干，按照清单用薄纸分门别类包好，鞋子看上去跟新的一样，就连被河水泡变了形的书也被尽力干燥恢复，连书中所夹的纸条也没有被丢掉。
据了解，美国空难等交通事故后，善后部门和运输单位都会设法将遇难者的私人物品还给亲属；实在是无法全部找回的，也要将每个遇难者的结婚戒指等未随大火毁灭的遗留物品，经认真辨别清晰、重新包装还给亲属———对物品的重视来源于，或者说，衍生于对人安全、尊严、权益的敬畏。
《走进绿色照明》，苏更林、苏璐晓、李锐编著，中国电力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阴林士旻 每一部灯的诞生和发展，都有许许多多激动人心的故事。
在低碳生活日渐成为 走进电光文明世界 一种时尚的今天，人类照明开始承载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使命。
那么，未来的照明文化该何去何从？苏更林等人编著的科普读物《走进绿色照明》，从科普的视角回答了这个问题。
《走进绿色照明》以终结白炽灯时代为背景，力求在政府决策和公众需求之间搭建一个桥梁，从而向社会公众普及低碳照明的相关知识。
这不仅有助于节约能源与保护环境目标的实现，而且也有益于全民绿色照明模式的形成。
照明用电作为全球能源消费的重头戏，大约能够占到全球电力消耗的19%左右。
在电气照明中，由电能转换成光能的平均效率大约为10％，而由初级能源转换成光能的总效率大概只有3％……严酷的现实向我们昭示，照明节电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我国2009年全社会用电量为36430亿千瓦时，如果按照明用电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2%来计算的话，那么2009年我国照明用电大约为4372亿千瓦时，这要比5个三峡电站年发电量的总和还要多。
这一年，注定要成为人类绿色照明 史上的一个不平凡的年度。
2009年7月24日，中国和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启动了“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的合作项目。
终结白炽灯时代，推广高效照明光源，是顺应人类低碳文明潮流的重要举措。
人类在极其漫长的岁月中，怀着巨大的热情和渴望投入到征服黑暗和探寻光明的漫漫征程之中。
灯，作为承载人类文明的载体之
一，始终是温暖和光明的象征！有了灯，人类从此不再惧怕黑暗；有了灯，人类从此便不再迷茫…… 《走进绿色照明》以人类电光照明进化史为基本线索，回顾了人类照明文化的演进历史。
该书重点介绍了节能灯、半导体照明的基本原理，以及绿色照明的历史渊源、科学内涵、设计原则和应用要领，昭示了绿色照明对时代文明的引导意义。
作者在介绍人类照明演化史的过程中，力求从人文的视角去诠释灯的科学演化史，突出科学家对照明科技的探索过程，从而彰显了科学思想和方法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透过人类电光文明演进的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人类对生命的热爱， 对光明的追求以及对幸福的向往。
在《走进绿色照明》中，作者撷取北京 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中的绿色照明经典创意和实践，注重用经典案例说话，不仅有利于唱响时代低碳生活主旋律，而且可以让大家在与其亲密接触中感受绿色照明清新健康的气息。
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与我们朝夕相伴，可是生存的危机却无处不在。
人类在反思中发现，在导致地球变暖的诸多因素中，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是一个主要原因。
照明用电在整个电力消费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提高电光转换效率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然而，绿色照明就是等同于节能环保吗？《走进绿色照明》把绿色照明定义为“一种融合了人文关怀和时代特征的照明文化”。
并指出“：这种照明文化作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而且吸收了现代文明的一系列优秀科技元素，因而成为了一种引领时代照明文化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
” 实施绿色照明不仅是一场照明领域的技术革命，而且更是一场社会领域的观念革命。
因此，绿色照明的推广和普及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让公众走进绿色照明，理清绿色照明的历史渊源，把握绿色照明的科学内涵，体验绿色照明的迷人风采，对于构建绿色照明新模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的科普情结———庆祝科学普及出版社建社55周年特约刊登 科学家没有动员起来是科普的失败 阴李大光 从1988年到现在，我从事了接近21年的科普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也经历了我国在科普方面的政策变化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工作的变换，我由原来的单一领域研究转变为对几乎所有科学传播领域的知识进行全面研究，所从事科普研究的模式与对科普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转变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我对科普或者科学传播的认识主要转变在几个方面：
一、科学传播研究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与公众利益、传统文化、公众理解产生冲突和矛盾的必然产物。
科学传播是一个国家政治体制、文化、媒体管理、科学家行为、公众意识等等意识形态和表达方式的集中体现。
因此，科学传播研究是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伦理、社会心理、社会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
在传播模式上，涉及到媒体、社会特定模式与文化形态、科学家与媒体的合作模式等等各个方面。

二、如果仅仅固守一个领域，不仅会限制自己的认识广度和深度，而且会影响你原来固守的领域的研究，而不免走向偏颇。
这种偏颇不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不深入，有时恰恰是相反，你仅仅固守这个领域，而忽略这个领域思想形成过程以及其他领域结果对其影响，那么，走偏路在所难免。

三、中国是一个由部门构成的国家， 每个机构必定有自己的管理文化，甚至是一些难以表述的潜在规则。
这种潜在的东西往往就是一个领导就能决定的。
大学则好得多。
我在大学教学中，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随意进行研究不需要经过谁的同意，尽管去研究好了。
一旦有了结果，就可以将研究结果进行发表。
与国际学者的合作也变得自由和通畅。
国际眼界的开阔，使我的研究兴趣逐步扩大，所有的研究可以尽情地设计入我的教学大纲和内容。
教学或者指导学生的论文中又能获得新的成果，反过来设计进我的研究课题。
这种研究与教学的有机结合使得我获得了更多的成果。
做事情是否有乐趣取决于你的认识。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科普的时候还是很苦的。
现在的人都很难想象，当初我们写东西或者翻译东西的时候都是用铅笔一笔一划写在纸上。
没有地方发表。
在自己单位的刊物发表需要自己校对、编辑，甚至跑到印刷厂，与排版工人一起挑选铅字，核对文字和各种符号。
每篇文章都要校对三次。
尽管苦，但是，我非常喜欢科普研究。
我觉得中国那个时候的科普研究相对还是很落后，研究的人也很少。
国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让我着迷，也深切感受到科普研究是多么重要。
1994年，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得到当时国家科委的重视。
经费也得到相应的增加。
尽管不多，但是，研究可以开展了。
1996年，我将调查数据在美国召开的公 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上发布以后，本来应该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回国后反倒没有经费了。
原来定期的经费支持被停止了，而且一停就是5年。
在这5年里，我非常痛苦。
为了挽救这个研究项目，我开始设计“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想将这个研究变成一个基本可以固定的，国家整体动员的研究项目。
建议写成后，每年寻找有关领导，但是，无人理睬。
直到2000年，这个研究计划才被中国科协普及部采用，最后成为国家重要的定期进行的研究项目。
中国的科学素养调查其实在1990年就开始了。
1992年和1994年以及1996年连续进行了调查。
但是，调查并不等于是研究。
这个研究进路与西方国家不同。
美欧国家的研究是从广泛的讨论开始的，参加研究的人有正规科学教育家、非正规科学教育家、社会学家以及科学家。
但是，中国参与这个研究不是从讨论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指标的，而是拿到调查问卷直接参与调查的。
中国在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致命缺陷从那时就埋下了。
中国的真正研究高潮是在2002年至2003年。
中国科协通过发布课题的方式进行了一次集中的研究。
这是难能可贵的。
尽管号召性的研究难免有急就章所难以避免的缺陷，没有长期积累的讨论在短时期内是很难有真正的成果的，而且这种紧急召集的研究多数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与西方国家的以解决学术问题为主要 目的的研究还是有差距。
但是，毕竟进行了研究。
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在中国已经进行了20年。
现在已经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数据竞赛似的全国大跃进式调查。
所有的投资方仅关注研究科学素养（政府部门愿意叫做“科学素质”）的唯一结果。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忽略结果形成的原因，仅关注单独一个数据，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
我是中国人，当然希望国家富强和受到尊重。
每当我在各种会议上说到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的时候，心里是很难受的。
但是，有些存在的问题确实是根本性的和具有极大制约性的。
这些年的研究越来越让我感到：中国的科普是以部门为单位，首先以自己单位利益为出发点而进行的。
地方政府的政绩驱使和经济利益驱使导致中国的科普官僚化和脸面化。
而美国则是运用大社会信息系统而进行科学文化传播。
美国的电视、网络使得公众获得科学知识变成常态行为。
而不是仅仅依靠所谓什么“节”或者“周”就能推动的。
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别是：中国做科普的大多数是政府行政人员，而美欧国家基本都是科学家。
我认为，科学家没有动员起来是中国科普的失败。
我这里说的科学家参加科普指的是科学家接受科普方法培训的常态化和科学家与媒体合作的常态化。
中国的科普要想真正发展，必须在这方面作出真正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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