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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多个App让司机填得头晕，统一通行证部分地区难“通” 业者建议，应当完善通行证等信息异地互通互认机制，让全国通行证得以真正通全国 本报记者邓华宁、杨绍功、潘晔、朱程 疫情之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交
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印发通知，并公布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式样，聚焦当前货运物流保通保畅难题，推动建立统一规范的通行证制度，保障涉疫地区重点物资运输。
截至4月底，全国24个省份启用了全国统一式样的通行证。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研发现，随着“通行证”启用和通行标准的统
一，全国干线公路大动脉基本打通，运力运量指标持续向好，物流不通不畅的问题总体得到缓解。
但一些地方自制“土政策”，甚至层层加码，导致通而不畅的问题仍存在，给物流和生产企业及其从业者造成较大困惑。
业者建议，应当完善通行证等信息异地互通互认机制，让全国通行证得以真正通全国，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通行有改善畅行仍困难 江苏货车司机张建近期在省内运送农产品和食品。
他说，4月18日以来，路上堵车情况在减少，下卡口速度在加快。
他因去过苏州导致行程码带星，但4月29日晚，在南京马群下卡口时，只做了核酸，留下信息就能直接进城，在卡口耽搁不到15分钟。
记者通过货车司机王汝朋的随车视频看到，4月23日以来，沪蓉高速（南京－苏州段）的车辆逐渐增多。
王汝朋在苏州新区下卡口时，需查验通行证及“两码一酸”，且需要专人接驳，虽然比4月初通行要快，但仍要等待一段时间。
多位物流从业者告诉记者，除上海以外，长三角各城市间路能走了，但仍算不上畅通。
有的城市出疫情后，检查就会突然严格，等待时间会变长。
还有些卡口没把货车与客车分开，一堵就是几个小时。
有的卡口测了核酸就能走，有的仍要求等核酸结果出来才让走。
一家有500多辆货车的民营物流公司，3月底以来，因司乘人员流动受限及下高速难，至 今仍有约1／3的车不能上路。
公司负责人说，各地货车通行管理政策仍不统
一，个别地方对行程码带星的司乘人员直接劝返。
“大型物流公司的车辆进出城明显便捷了，但是小微企业的车仍然被卡。
”5月8日，南京一家物流公司的货车司机赵得成告诉记者，现在多数卡口对大型物流公司的车辆，只检查“两码一酸”，查完核酸留下电话不出结果就可以走，之前还要等待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安徽货车司机曾祥标说，最近一些大城市简化了进城手续，4月之后他跑杭州至重庆线路，这两个城市进城只查健康码和行程码，也不要求闭环管理。
重庆的高速路口不再设检查点，货车司机可以直接把车开到市区卸货点，只要市内收货人提前报备即可。
河北货车司机周生荣反映，曾因行程码带星在某地服务区滞留，现在服务区已撤销防疫检查点，运输效率提高了不少。
一家在江苏从事纺织服装贸易及生产的企业负责人说，物流状况虽然在持续改善，但受近期疫情影响，长三角地区仍然存在物流运输困难及运费较高的情况。
现在部分地区港口只有集装箱整柜可以出运，运量大幅降低，很难满足市场需求。
全国统一通行证部分地区难“通” 　　记者调研发现，在部分疫情形势严重的地方，全国统一通行证不能省际、市际互通。
货车能不能下卡口，主要看能否申请到目的地城市的通行证。
有全国统一通行证，没办目的地城市通行证不行；没有全国统一通行证，只有目的地城市通行证也行。
　　苏州一家化纤生产企业采购部负责人说，公司能从江苏办理全国统一式样通行证，但在上海无法通行。
由于快递暂停提货单不能送到上海，公司数千万元的原材料滞留上海港，每天滞留费就要2万元。
而即便能提货也不知如何办理上海往江苏的通行证。
　　“我没有领全国统一通行证，不知道去哪里领，现在出高速也不看那个证。
”赵得成说，现在 很多地方要求闭环管理，货车到达高速路口，要求有专人接车、专人卸货、专人送车，这些都要提前报备，否则就不能进城。
“每天打电话找人接车报备花掉很多时间，急件快件根本不可能按时送到。
”赵得成显得颇为无奈，“一个个体运输户朋友，最近运了一车苹果到常州凌家塘批发市场，但是在下高速路口的时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车卸货，在高速上停留了3天，苹果都快坏了，后来求助市长热线才解决。
” 常州市某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建国说，有的城市不认其他地区的通行证，必须要有当地的电子通行证。
而在另外一个城市卸货后，打算接新货，被随车网格员拒绝，只好空车返程。
江苏省工商联服装业商会秘书长陆梅说，当前通行证的发放对象都是发货企业，具体要由发货企业申请，实行“一车一证一路线”，每运输一次货物，需要申领一次通行证。
而申请通行证需要填写申请办证单位信息、驾驶员及随车人员信息、车辆信息、发证单位信息（发证单位盖公章）等四类信息共13项内容。
这样就导致通行证只能是纸质版或纸质电子版，并不是电子通行证。
通行证的信息简单、孤立、不可追溯，无法看到司机及随行人员的防疫情况及运行轨迹，被部分货车司机及物流企业吐槽为“鸡肋”通行证。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和部分基层干部、卡口查控人员，他们指出，为推广全国统一式样的通行证，地方花费很多精力：一方面要审核办证，一方面要推动统一通行证电子化。
但由于地方缺少实质的数据直通卡口和社区以供调用，基层只能自建平台收集数据用以核验，造成部分地方各自为阵、企业和司机反复登记申请等问题。
　　 十几个App填到头晕 一方面是全国统一通行证目前做不到
一 证通关，另一方面则是不少城市，甚至一个城市不同的区县都推出了通行证App、通关小程序、现场测核酸等防疫措施，要求物流企业和司机必须在这些平台登记信息获得认可才能通行。
不仅一定程度造成“城市不认全国证，区县不认全城证”的现象，也让物流效率大打折扣。
“全国统一通行证只是增加了一个检查项目，我手机里有10几个App要填写，每天都填到头晕。
”江苏一家物流有限公司货运司机周世斌向记者展示，他的手机里装了大大小小十几个城市的通行证App，“到了一个地方光是找对应的通行证都要找好久。
”而且有的App设计不合理，给司机带来难题，比如某市的App，需要填写目的地详细地址，最近送货去该市一家化工园区，一输入化工园区的名字，App里边跳出来很多街道，司机都是外地人，根本搞不清楚化工园区是哪个街道。
如果这些App都能像百度地图那样使用方便，输入一个地址就自动连线，会减少司机很多麻烦。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通行手续太复杂，很多司机文化程度并不高，使用这些智能设备有困难。
” 多个物流行业从业者表示，大物流公司重视对司机的通关培训，卡口也重点保证大公司的通关效率，但是对小微企业和个体运输户的检查要严格很多，有的直接劝返，有的不让下高速，让下的也要现场查核酸。
山东临沂的水果运输户潘师傅告诉记者，眼下正是水果上市季节，他近期往济南、南京和苏州运过多次水果，总是在高速路口被卡，“每次进城，检查人员一看是个体户，就劝我返回，每次都要做很多解释工作。
”5月初，潘师傅运了一车蓝莓到某市，这次检查人员允许现场测核酸，但是因为车多，从排队到出结果，用了好几个小时。
“我们是连夜开车，上午一大早赶到，结果下午才进城。
”他说，目前行程码带“星”的城市还是进不去。
如果没有冷冻设备，水果和蔬菜由于天气很热很可能坏在路上。
建立全国统一通行证首先要 让数据跑起来 全国统一通行证怎样才能摆脱效果打折扣的尴尬境地，进而实现有效互通？　　建立全国统一货运电子通行证系统。
陆梅等专家建议，充分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在国家层面建立行程轨迹可追溯、信息共享到基层的物流运输动态管理系统。
允许司乘人员以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为核准条件自行申领通行证，并集成司乘人员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报告、流动轨迹等信息。
系统自动赋予并生成通行证绿、黄、红码，对司乘人员实行分级管理。
　　相关人士建议，实施全国统一货运电子通行证后，还要加强货运司机闭环管理和健康日报制度，在重点高速服务区、城市入口处、物流节点区域设立快速核酸检测点或司乘人员专用检测点，让司乘人员凭电子通行证免费检测，从而实现物流闭环的高效安全。
　　基层干部群众认为，疫情防控形势复杂，全国统一货运电子通行证系统将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基础设施。
如能实施，全国数以万计的卡口只需简单查验司乘人员的通行码即可放行，将极大缓解基层疫情防控压力，有望彻底扭转物流行业受疫情制约的被动局面。
不少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全国统一通行证难“通”，主因是“信息孤岛”现象的存在，信息数据等要素无法实现全国流通。
专家认为，全国统一通行证要发挥好作用，必要条件是背后的人、车、企业等防疫信息及时无障碍沟通。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目前的防疫以省划界，以市为单元，地级市市内一码通，跨市可通可不通，跨省肯定行不通。
疫情无情，却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契机，而防疫是最可行、最急需的试验领域。
必须及时完善全国统一平台建设，以顶层设计来打通市场要素流通的壁垒。
对话“弃北大读技校”当事人：职业教育如何“破局”？ 新华社记者舒静 　　5月1日，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施行。
5月8日，以“技能：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22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
　　11年前，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转至技工学校就读，轰动一时，成为职教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11年后，在职业教育的讨论热度仍在持续的时代背景下，当年的“吃螃蟹”者又有着怎样的“职教观”？“新华视点”记者近日直接对话周浩，追问他在职教之路上的思考。
如何看待自己的选择？ 　　2011年，周浩从北京大学退学，选择去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就读。
经媒体报道后，这一选择引发争议。
　　不少人从现实考量，觉得人应往“高处”走：“北大文凭比技校的值钱得多。
”也有另一种声音：应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为了名校文凭，去学习不擅长、无兴趣的东西，不值得。
　　如今的他，对于这一人生转向，究竟是否后悔？　　在周浩看来，这只是更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
　　从幼儿园起，他就喜欢拼玩具，还自学篆刻。
直到现在，一有时间，他就扑在模型上埋头做一天。
偶尔发的朋友圈，晒的也是花几年工夫做的模型。
　　2008年，周浩在高考中取得660多分的佳绩。
他本想去实践课较多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在大家建议下，为了“不浪费分数”，最终报考北大生命科学学院。
　　但其实，他对生命科学并无兴趣。
这段学习经历带给他的更多是痛苦，甚至抑郁。
之后，周浩尝试了各种办法：旁听、休学、南下打工，但都没能解决问题。
　　几经辗转后，他决定退学，学一门自己喜欢、也能养活自己的手艺。
　　　　周浩说，虽然自己“弃北大读技校”的做法有点“惊世骇俗”，但社会上不喜欢自己的专业、盲目报志愿的现象相当普遍———太多孩子直到高三仍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也不了解大学各专业的情况与未来方向。
他很早就提出，应在中小学教育中引入职业启 蒙，让学生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清晰的认知。
　　新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也已回应了这一诉求。
“鼓励和支持普通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进行职业启蒙、职业认知、职业体验，开展职业规划指导、劳动教育……”　　周浩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潜能，理想的教育应因材施教，帮助孩子更早发现和培养属于自己的潜能。
职校生“就业好、地位差”的现象 改变了吗？ 　　“宁愿去最差的普通高中，也不去职业学校。
”有家长担心，一些职业学校招生质量不佳，身处其中，孩子会受影响。
　　教育部2021年数据显示，近5年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
不过不少人认为，职校生就业率虽然很高，但不容易找到“体面”的工作；与普校生相比，未来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瓶颈、更高门槛。
　　从普通教育转至职业教育体系的周浩，对 新华社发徐骏作 此也有切身体会。
　　2014年，从技师学院毕业后，周浩选择留校任教。
站上讲台后，他很快意识到，责任不一样了。
“老师的一句话，很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　　他发现，在传统教育体系和社会观念里，技校生常遭歧视，也易自卑。
教师要做的，首先是帮他们重塑自信。
　　他讲了一个事例：不少学生可能并不在乎一台普通机器能不能修好，但当他们得知自己维修的机床要用于航天事业时，态度就不一样了。
“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　　但与此同时，隐形门槛与“天花板”依然存在。
　　周浩注意到，长期以来，一些用人单位更重视外在学历，而非岗位与能力的匹配度。
为了有更好看的学历，不少中职学生选择继续读高职和硕士。
“用人机构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并提升专业评估能力。
”　　职校学生毕业后，也面临薪资待遇上的落差。
一些学生会直接问他：“数控机床维修这么难、这么苦，我们好不容易学会了，为啥 每个月还是只能挣几千块钱？”“作为高技能人才，为什么收入达不到中层管理人员水平？”……　　甚至他自己，也会遭遇职场“天花板”———随着学校发展壮大，教师中有越来越多硕士、博士，无论是评职称还是晋升，周浩的学历都没有优势。
平等之路还有多远？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　　在周浩看来，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好的开始，但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依然任重道远。
　　职业教育究竟如何“破局”？他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认同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原院长童华强的观点———当务之急，是在工学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和师资培养等“内涵”上发力。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在教师培养方面肯“下血本”：学校会出资十几万元，送教师去一流企业脱产培训几个月；设计“四级梯度”发展体系，从普通教师、一体化教师、课程负责人到专业负责人，老师们有明确的上升路径。
　　2017年，童华强离开技师学院，创办教育咨询公司，希望帮助更多职校提出改革之策。
2019年，周浩也加入该公司，从职校老师转型为“职校老师的老师”。
　　通过研究国内外专业、去企业调研访谈、组织专家访谈会，他们帮助职校老师一步步梳理工作任务关键点和技能提升点，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通常一个专业要做三年，才能形成系统体系。
一套方案数百万字，要反复打磨数易其稿。
”　　开展教育咨询项目后，“一些老师成长很快，学校也快速发展。
大家能看到，这几年有些职校开始‘冒’出来了。
”对此，周浩感到欣慰。
　　而在提升教学质量之外，社会观念的改变则仍需时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低，背后有价值取向、社会机制和教育自身原因。
一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及“轻百工之人”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社会结构存在等级梯度；三是教育目标更多是培养“人上人”，而非培养“人中人”、着眼健全人格与创造幸福。
　　周浩认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社会的观念更新。
只有在社会层面改变 选人用人机制，在教育层面改进内容方式，在个体层面改变认知期待，“厚植尊重实践的工匠精神，鼓励多元发展的文化，整体社会认知改变，职业教育才能更多吸引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 如何让更多人安心实现“职教 自由”？ 　　有专家认为，培养过多学术型人才，会与社会需求脱节，中国更多大学应开展职业教育，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应用型人才。
　　在深圳打工期间，周浩曾遇到一个一起卖软件的女孩。
其他人感觉完全一样的颜色，她一眼就能看出区别。
但可惜的是，她既不知道自己具有超常的艺术感知力，也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周浩觉得，很多孩子都与这个女孩一样，具有不同潜能；但普通教育更多强调语言能力与逻辑思考能力，一旦学不好语文、数学，便被定义为“失败者”，其他潜能也被“封印”起来。
　　“理想的教育，应更多按照孩子的天性与潜能培养人才，而非简单依据成绩分流。
”周浩说，要让学生拥有在不同教育轨道上自由切换的可能性，令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真正融通。
　　童华强常说的一句话，也令周浩印象深刻：教育的精髓是“人的发展”。
　　周浩注意到，职校学生可能在职业发展初期更具技能优势，但越向上走，综合学习能力强的学生越有潜力。
因此在课程设计中，他反复强调，职校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
　　“职校学生也应学习综合知识。
要为充满变数的未来培养技术人才，而非仅仅根据当下需求培训技术工人。
”　　一次，为了给某职校景泰蓝专业增设“初创课”，周浩与老师沟通小半年，甚至多次争吵。
老师起初认为，中级工没有设计基础，无法创作。
而在开设“初创课”后，一些学生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呈现出更广阔的可能。
　　“创意需要被激发，且越早越好，这能让学生对职业产生更多认同感、成就感。
”展示这些设计图时，周浩很兴奋。
这是他最有价值感的时刻。
　　周浩觉得，每个人都有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他也在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上，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