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1日星期二Tel：（010）62580617
主编：赵路编辑：闫洁校对：王心怡E-mail押l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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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海DNA“便宜”了谁 如何共享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引各方关注 ■本报记者卜叶 生物遗传资源被认为是继石油之后又一战略资源。
占世界海洋面积2/3的公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寻找有价值基因的公司。
一家跨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拥有13000个海洋生物DNA序列的近一半专利。
目前，这一数字正在推动联合国展开一项极具争议的谈判：如何公平地管理在公海上收集的基因的开发。
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是制定一项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新协议。
深海生物DNA价值突显 海洋生物DNA的第一个专利于1988年获得。
从那时起，300多家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声称拥有862种海洋物种的序列。
深海区域终年黑暗，压力大，水温低，氧含量低，食物极度贫乏。
为了适应深海极端环境，深海生物往往会将其DNA序列中抗压、耐饥饿、耐低温、特殊求偶信号等基因表达出来，以应对特殊环境。
毫无疑问，业界对DNA序列的追捧源于海洋生物的潜在价值，尤其是这些深海环境中的生物。
“深海生物的这些基因在一般的陆地、浅海生物中不存在或者不表达或者不完全表达。
这些DNA信息是地球生命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生物制药、基因治疗等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新正说。
不仅如此，这些DNA可能有助于创造更好的化学品、化妆品和农作物，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
例如，深海热液喷口中发现的蠕虫基因现在已被用于化妆品。
之前提到的巴斯夫公司还为其他蠕虫DNA申请了专利，该公司认为这些DNA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
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类尚未意识到深海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于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只对矿物资源作出了规定，因为那时人们还认识不到深海生物的巨大价值。
这也为争夺 大家严格遵照执行。
”他说。
那么，制定公海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国际 条约，是应该追求“机会均等”，还是强调“结果公平”？对此，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张磊认为，要求“结果公平”是异常困难的。
比较务实的方法是，在起步阶段将国际条约的主要目标设定为“机会均等”，同时尽力为“结果公平”创造条件。
他同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不应过于理想化。
公海保护区或将影响科研的进行 水母是DNA已被申请专利的上百种海洋生物之
一。
图片来源：PASQUALEVASSALLO/GETTYIMAGES 公海生物资源埋下了伏笔。
DNA专利还将存在一段时期 《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自由包括捕鱼自由、科学研究自由。
在“公海自由”的原则下，所有国家都应保证获得公海生物的基因信息。
李新正表示，单纯将检测出的公海生物DNA序列申请专利，以阻止其他组织和个人研究利用的做法并不合理，研究方有义务将获得的基因序列放进公共数据库中，供全人类研究利用。
目前，他们的团队已经将测出的基因序列放到公共数据库中。
而此次巴斯夫公司表示，其5700个序列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公共数据库中找到的。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林强认为，目前国际上一些专利公司或机构往往是从专利本身的创新层面和技术层面判断专利的价值，很难兼顾人类公共资源的利益和权益，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是毫无裨益的。
以此专利限制其他国家或科研团队进行海洋生物勘探，这一做法的潜在不公平性跃然纸上。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项有影响力的提议认为，应该允许各国寻找公海基因，但要求它们公布所发现的序列。
研究方可以选择暂时将序列保密，以便能够申请专利，前提是它们向一个国际基金捐款，该基金将支持较贫穷国家的海洋研究。
李新正表示，长远看，研究方支付资金给基金或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实现公海生物资源公平共享，需要制定合理的公约、法律，以便 公海是很多生物的最后保护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率先建立了若干个公海保护区，以避免特定生物物种濒危或灭绝。
李新正认为，我国也有必要设立公海保护区，例如针对诸如珊瑚礁这类生物多样性丰富而脆弱的区域。
据悉，联合国下一步将就上述争议问题展开谈判，并着重讨论建立保护区的具体事宜。
例如，一旦建立起保护区，则该区域内的捕捞和开发活动将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
而这必然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一定影响。
林强表示，抛开保护区禁渔等政策方面的规定，单纯的科学研究往往只采集少量样本，不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
此外，业界也表达了担忧，如果不断有像巴斯夫这样的公司声称从公海获得有价值的遗传信息，那么其他没有从公海“获益”的国家就没有动力去保护这些水域。
张磊表示，公海保护区并不是将特定海域的生物资源交给一个国家“所有”，而是交给若干国家共同“维护”，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地悲剧问题，但这些国家必然有认真养护生物多样性的意愿。
林强则认为，在公海设立保护区存在暗示海域专属权益的可能，在人类对公海影响的程度尚无法科学预判的前提下，使公海与人类完全脱节同样存在风险。
未来，在公海设置保护区对海洋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得而知。
益 生 菌﹃ 益 不 益■ ﹄ 本报 记 量 者唐凤 身 定 制 是 关 键 从巧克力、腌菜再到婴儿配方奶粉，益生菌似乎无处不在，甚至有人服用益生菌补充剂，促进消化系统健康。
但新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
通过一系列人体肠道内实验，科学家发现，许多人的消化道阻止了标准益生菌对其进行“殖民”。
此外，服用益生菌平衡抗生素副作用，可能会延缓正常肠道细菌和基因表达回归初始状态。
两篇相关论文9月6日发表在《细胞》杂志上。
“人们十分青睐益生菌，尽管针对益生菌的文献是非常有争议的。
”论文通讯作者、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免疫学家EranElinav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令人惊讶的是，研究显示许多健康志愿者对益生菌有抵抗力，这些细菌不能“占领”他们的胃肠道。
“这表明益生菌不应该被‘一刀切’地补充。
”Elinav说。
虽然过去已有研究调查了该问题，但都用病人粪便作为研究对象。
相反，Elinav及其同事、计算生物学家EranSegal等人，与特拉维夫医疗中心胃肠病学科主任ZamirHalpern合作，直接测量了人体肠道内的细菌“殖民化”。
“这可能是微生物领域迄今为止最具侵入性的研究之
一。
”Elinav说。
在第一项研究中，25名志愿者接受了内窥镜和结肠镜检查，并被提取肠道基线微生物组样本。
其中有15人被分成两组。
第一组使用了一般的益生菌菌株，第二组则服用安慰剂。
随后，两组志愿者进行了第二轮检查，以评估肠道内部反应，然后由研究人员再随访2个月。
科学家发现，益生菌成功占领了一些人的胃肠道，“抵抗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则将益生菌“驱逐出境”。
此外，研究人员强调，在测量的多组参数中，粪便微生物组仅部分代表肠道黏膜和腔内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这表明仅仅依赖 粪便微生物菌群作为肠道微生物菌群的替代 标记，可能导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不准确 的结论。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质疑了患者 是否应服用益生菌对抗抗生素的影响。
在使 用抗生素后，人们认为服用益生菌可以防止 其副作用，但这种效应在医学文献中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此次，21
名志愿者使用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然后被随机分 为3组。
第一组微生物群落自行恢复，第二组使用一般益生菌， 第三组用自体粪便微生物组移植治疗。
在抗生素被清除后，标准益生菌可以很容易地在第二组成 员的肠道中生存，但是这阻止了宿主正常的微生物组和肠道基 因表达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恢复到正常状态。
与此相反，第
三 组的肠道微生物组和基因在几天内恢复正常。
“这些结果揭示了益生菌对抗生素使用者可能存在潜在副 作用，甚至可能长期干扰其肠道微生物组，而后者的更改已经被 认为与肥胖、过敏和炎症性疾病有关。
”Elinav
说，“相比之下，用 自身微生物补充肠道是一种个性化的自然治疗方法，可以彻底 逆转抗生素的影响。
” 不过，Elinav强调，两项研究都不是为了回答“益生菌功效” 的问题，这仍然是一个公开和有争议的问题。
“但这为人类益生 菌摄入从‘一刀切’过渡到‘个性化’铺平了道路。
” Segal补充说，“这为相关诊疗打开了一扇门，在许多情况 下，益生菌应是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医生可以根据个性化的 基线测量预测一个人对特定益生菌的反应，并针对不同个体 开药方”。
相关论文信息： 对抗疟疾的最后一里 科学家尝试在东南亚剿灭抗药恶性疟原虫 4
月，受一种被称为samrong的珍稀热带丰产作物的诱惑，人们成群冒险进入柬埔寨东北部的森林。
在荒野中徒步行走数日后，一些穿行者带着大量的皱巴巴的种子回到家中。
这些种子因可作为特色点心或者传统中药的原料而售价高昂。
但很多人很快生病了。
56岁的水稻种植者KhongChhoem说，回来几天后他便开始发烧，肌肉疼，眼睛也疼，有时还会做难以忍受的噩梦。
一名医务人员告诉Chhoem，他在恶性疟原虫测试中呈阳性。
这是引发疟疾的寄生虫中最致命的一种。
由于疟疾的“浪潮”正在横扫该地区，药物非常短缺。
Chhoem最终发现了一艘携带其所需药物的船只，并且痊愈了。
不过，在此期间，蚊子可能吸走其血液中的寄生虫并将它们扩散到其他人身上。
在经历数年衰退后，疟疾的感染率在柬埔寨东北部似乎有所上升。
在那里，人们正在向蚊子遍野的丛林更深处进军，以寻找木材和诸如samrong等季节性货品。
这为恶性疟原虫的繁盛———同时需要人类和昆虫宿主———提供了机会。
当然，还有其他“贡献者”，比如使寄生虫得以逗留和扩散的治疗上的延迟以及被称为以青蒿素为基础的综合治疗（ACT）的标准疟疾药物效价出现惊人下降。
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
疟疾仍是低收入国家最大的杀手之
一。
据估测，每年的死亡人数为45万~72万人。
尽管东南亚只占全球疟疾病例数的7%，但其作为能抵抗任何“扔向”它们的药物，然后扩散到其他地区的疟原虫品种的滋生地而拥有臭名昭著的历史。
抗药性增加 青蒿素药物是治疗疟疾的黄金标准，但导致该疾病的寄生虫已经进化出能击败这种药物的突变。
大多数疟疾死亡案例发生在非洲。
但东南亚产生了若干种对药物有抗性的疟原虫品种———有时带来灾难性后果。
疟疾死亡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显著上升，部分原因在于一种从柬埔寨扩散的对氯喹产生抗药性的疟原虫品种。
从2005年开始，随着ACT在非洲的广泛使用，死亡人数再次下降。
如今，研究人员正试图密切注意对青蒿素以及一些被用于ACT的合作药物产生抗药性的疟原虫品种的出现。
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的首个迹象出现在柬埔寨的拜林市。
在那里，该药物已被 疟疾隐藏在东南亚偏僻的村庄和森林深处。
用了一段时间。
相关研究将对青蒿素的耐药性归因 于一个被称为Kelch133的基因中的突变，并且在整个地区确认了这种突变体。
ACT的合作药物仍能击败拥有Kelch133突变的感染。
但在2008年，柬埔寨研究人员收集到一种也对标准合作药物———哌喹拥有抗性的疟原虫品种。
这个拥有双重抗性的品种已扩散到泰国、老挝，并在2016年扩散到越南南部。
令人担忧的是，一种拥有三突变体并且也对甲氟喹药物有抗性的疟原虫，在柬埔寨北部得以确认。
隐蔽的微生物 最新发现表明，清除疟疾任务比预想的更加困难。
医务工作者通常利用简单的快速诊断测试（RDT）诊断疟疾：针刺采集的血液被加到试纸上，如果检测到来自恶性疟原虫的蛋白质，试纸便会迅速变红。
这种测试足以将疟疾导致的发烧同其他感染区分开来。
但位于泰国曼谷的玛希敦大学分子生物学家MallikaImwong怀疑，一些人是否可能携带了很少的寄生虫以至于不会因此患病，或者在RDT中表现出来。
为探寻真相，她利用被称为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的敏感方法，分析了从柬埔寨、缅甸和越南船运过来的小瓶血液中的寄生虫DNA。
2015年，Imwong报告称，平均而言，仅有1/4的疟原虫感染被常规RDT检测到。
这种不一致有时非常明显。
“我真的非常震惊。
”Imwong说，“在其中一个村庄，只有4%~5%的人在RDT中呈阳性，但68%的人被感染。
” 研究人员尚未发现这些寄生虫如 何或者为何能在人体血流中以如此低的水平持续存在。
无论原因如何，有迹象表明，当条件合适比如雨季开始时，这些隐蔽的微生物便会繁殖。
知道静悄悄的感染存在是一回事，但真正找到它们又是另外一回事。
卫生官员表示，对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收集的小瓶血液开展PCR分析是不现实的。
相反，医务工作者需要的是这样的快速诊断技术：药剂不用冷藏且无需实验室设备，他们也不用接受特殊培训，同时即便在寄生虫很少时，仍能将其检测出来。
最后一英里挑战 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疟 疾研究人员MyaingNyunt相信，疟疾这 一共同敌人或许有助于将敌对势力团 结起来。
她在践行这一希望。
Nyunt如 今正在同缅甸的政府研究人员合作。
她 挤进一辆吉普车的后座并且坐到缅甸 媒介传播疾病控制部官员ZawLin旁 边，然后解释了为何决定政府研究人员 合作。
因为没有对抗疟疾的速战速决之 计———缺少强大的疫苗，对抗该疾病的 斗争需要可持续的卫生系统。
作为一名 科学家，Nyunt说，尽管她能开发出一流 的消灭疟疾的方法和工具，但如果政府 不将其付诸实践，这些将变得无关紧要。
总是很坦率的Nyunt说，同政府紧 密合作的决定让她的研究变得缓慢而 艰难。
总是有各种会议要参加，要从头 开始建设实验室，学生也需要长期的指 导和经济资助。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自 上世纪60年代起便缺少资助且不健全 的卫生系统。
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变化。
”Nyunt说，“但你必须这样做，因 为改变总是从内部发生。
” 如果Nyunt等人正在缅甸中部实 地试验的新诊断方法奏效，ZawLin将 帮助政府决定是在热点地区未雨绸缪 地分发ACT药物，还是利用新的测试 方法定期对这些地方的人们进行筛查 并且治疗测试呈阳性者。
他并不回避该 国的冲突。
除了政治的不稳定性，Zaw Lin和其他公共卫生官员发现自己正努 力维持对其使命和其他健康问题的热 情。
但ZawLin直接目睹了如果疟疾不 被彻底消灭将如何死灰复燃的过程。
上 世纪90年代，疟疾在缅甸卷土重来，正 如柬埔寨和若干其他国家目前的情形。
失去在湄公河地区同疟疾斗争的 动力会成为一场灾难，因为那里是抗药 性的“大本营”。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最后一英里挑战。
”ZawLin说，“如果我 们不能消灭疟疾，死亡会像隐藏的炸弹 一样爆发。
” （宗华） 科学线人 全球科技政策新闻与解析 开放获取期刊编辑因不堪发表平庸论文辞职 开放获取期刊《营养品》的10名高级编辑在今年8月全部辞职。
他们指称该期刊出版商———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MDPI）向其施压，要求他们接受质量平庸和重要性一般的稿件。
对于许多商业开放获取出版商来说，这种冲突很常见：因为作者每发表一篇文章都要付费（《营养品》期刊约为1800美元），因此出版商有动力发表尽可能多的文章。
另一方面，科学家更喜欢在比较挑剔的、有声誉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学术期刊编辑则希望保持这种品质。
8月15日，《营养品》主编、来自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大学的JonBuckley收到MDPI的一封邮件，宣布他将于今年年底被“带来不同想法”的人接替。
Buckley说，这是他因严格的编辑政策而被推到一边的借口。
他立即辞职，其他9名高级编辑紧随其后。
MDPI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旗下拥有213本开放获取期刊，其中37本期刊具有影响因子。
在2014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管理员JeffreyBeall公布的掠夺性出版商简要名单中，MDPI位列其中，但在该机构起诉后，其名字被删去。
今天，MDPI被包含在开放获取期刊目录中。
Buckley一直致力于提高《营养品》的知名度和声誉，这是一本2009年创办的人类临床营养学杂志。
其影响因子（衡量文章被引用频率的指标）从2011年的1以下上升到2017年的4.2，这使其成为MDPI最著名的期刊之
一。
同时，该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在增加。
从2009年到2017年，其发表论文超过5000篇，仅2017年就发表了1300篇。
但Buckley表示，质量低劣稿件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
Buckley说，要把这些论文剔除出去，《营养品》的退稿率最终必须从55%左右提高到60%至70%。
但MDPI的首席执行官FranckVazquez反对这个决定。
他表示：“我们反对设定人为的拒稿率。
每一篇文章都必须进行质量评估，如果有更多足够好的论文，那么就应该发表更多的论文。
”Vazquez希望MDPI成为科学传播领域的世界领导者，Buckley则过于关注影响因子。
“如果一篇文章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健康和有用的，就应该发表，即使它不是很新颖。
”Vazquez说。
（冯维维） 美科学家帮波多黎各同行重新“上岗” 无家可归的研究生AnaMilenaReyesRamos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作研究。
图片来源：ELIZABETHGAMILLO 尽管教育一个科学家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 力被认为是陈词滥调，但YoanaGuzmanSalgado 和AnaMilenaReyesRamos证明了这样的地球村 确实存在。
在去年秋天的飓风玛丽亚重创波多黎 各后的几天内，它就开始行动了。
当飓风玛丽亚于2017年9月16日到来时， Salgado刚刚开始撰写微生物学硕士论文，Ramos 也在波多黎各大学马亚圭兹校区撰写生物工程 方面的博士论文。
过了40天，学生和教师才被允 许返回校园，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
但水和风带 来的巨大破坏和断电意味着要恢复正常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预估了此次灾难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之后，美 国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大学进化遗传学家
Marta Wayne立即联系了她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 项目经理，获得了一笔追加拨款来帮助5名学生。
2017年9月28日，Wayne在脸书上发布通知，请 岛上的学生申请相关资助。
Salgado是作出回应的8名研究生之
一，此外 还有20多名本科生。
今年1月，她加入了凯文·布 朗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5月，她搬到伊利诺伊州芝 加哥大学。
该校细胞生物学家JeanGreenberg给 了她一个机会，让她继续分析污水处理厂的污泥 成分及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还通 过该校种族、政治和文化研究中心的飓风救助计 划，为另外7名研究生和9名本科生提供了资 助。
） 除了NSF的资助外，佛罗里达大学还设立了 资助，向波多黎各大学马亚圭兹校区和维尔京群 岛大学的9名教员提供了临时避难所。
其中一位 恰好是Ramos的导师、生物工程学教授Maribelle Domenech。
她也是NSF资助的细胞制造技术工 程研究中心（CMaT）的联合首席研究员。
位于亚 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的CMaT从NSF获得了 一笔30万美元的追加拨款，用于开展一系列飓风 恢复工作。
这让Domenech得以将Ramos安排在 SeanPalecek的实验室。
Palecek是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分校化学和生物工程教授，也是CMaT负责 研究的副主任。
（晋楠）
3 公海DNA“便宜”了谁 如何共享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引各方关注 ■本报记者卜叶 生物遗传资源被认为是继石油之后又一战略资源。
占世界海洋面积2/3的公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寻找有价值基因的公司。
一家跨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公司拥有13000个海洋生物DNA序列的近一半专利。
目前，这一数字正在推动联合国展开一项极具争议的谈判：如何公平地管理在公海上收集的基因的开发。
这次谈判的首要目标是制定一项保护公海生物多样性的新协议。
深海生物DNA价值突显 海洋生物DNA的第一个专利于1988年获得。
从那时起，300多家公司、大学和其他机构声称拥有862种海洋物种的序列。
深海区域终年黑暗，压力大，水温低，氧含量低，食物极度贫乏。
为了适应深海极端环境，深海生物往往会将其DNA序列中抗压、耐饥饿、耐低温、特殊求偶信号等基因表达出来，以应对特殊环境。
毫无疑问，业界对DNA序列的追捧源于海洋生物的潜在价值，尤其是这些深海环境中的生物。
“深海生物的这些基因在一般的陆地、浅海生物中不存在或者不表达或者不完全表达。
这些DNA信息是地球生命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为生物制药、基因治疗等提供重要借鉴。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新正说。
不仅如此，这些DNA可能有助于创造更好的化学品、化妆品和农作物，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
例如，深海热液喷口中发现的蠕虫基因现在已被用于化妆品。
之前提到的巴斯夫公司还为其他蠕虫DNA申请了专利，该公司认为这些DNA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
但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类尚未意识到深海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
于是，1982年制定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海洋法公约》）只对矿物资源作出了规定，因为那时人们还认识不到深海生物的巨大价值。
这也为争夺 大家严格遵照执行。
”他说。
那么，制定公海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国际 条约，是应该追求“机会均等”，还是强调“结果公平”？对此，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张磊认为，要求“结果公平”是异常困难的。
比较务实的方法是，在起步阶段将国际条约的主要目标设定为“机会均等”，同时尽力为“结果公平”创造条件。
他同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不应过于理想化。
公海保护区或将影响科研的进行 水母是DNA已被申请专利的上百种海洋生物之
一。
图片来源：PASQUALEVASSALLO/GETTYIMAGES 公海生物资源埋下了伏笔。
DNA专利还将存在一段时期 《海洋法公约》规定，公海自由包括捕鱼自由、科学研究自由。
在“公海自由”的原则下，所有国家都应保证获得公海生物的基因信息。
李新正表示，单纯将检测出的公海生物DNA序列申请专利，以阻止其他组织和个人研究利用的做法并不合理，研究方有义务将获得的基因序列放进公共数据库中，供全人类研究利用。
目前，他们的团队已经将测出的基因序列放到公共数据库中。
而此次巴斯夫公司表示，其5700个序列中的大部分都是在公共数据库中找到的。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林强认为，目前国际上一些专利公司或机构往往是从专利本身的创新层面和技术层面判断专利的价值，很难兼顾人类公共资源的利益和权益，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是毫无裨益的。
以此专利限制其他国家或科研团队进行海洋生物勘探，这一做法的潜在不公平性跃然纸上。
为解决这一问题，一项有影响力的提议认为，应该允许各国寻找公海基因，但要求它们公布所发现的序列。
研究方可以选择暂时将序列保密，以便能够申请专利，前提是它们向一个国际基金捐款，该基金将支持较贫穷国家的海洋研究。
李新正表示，长远看，研究方支付资金给基金或许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实现公海生物资源公平共享，需要制定合理的公约、法律，以便 公海是很多生物的最后保护地，目前已有一些国家率先建立了若干个公海保护区，以避免特定生物物种濒危或灭绝。
李新正认为，我国也有必要设立公海保护区，例如针对诸如珊瑚礁这类生物多样性丰富而脆弱的区域。
据悉，联合国下一步将就上述争议问题展开谈判，并着重讨论建立保护区的具体事宜。
例如，一旦建立起保护区，则该区域内的捕捞和开发活动将受到限制或者被禁止。
而这必然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一定影响。
林强表示，抛开保护区禁渔等政策方面的规定，单纯的科学研究往往只采集少量样本，不会对海洋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
此外，业界也表达了担忧，如果不断有像巴斯夫这样的公司声称从公海获得有价值的遗传信息，那么其他没有从公海“获益”的国家就没有动力去保护这些水域。
张磊表示，公海保护区并不是将特定海域的生物资源交给一个国家“所有”，而是交给若干国家共同“维护”，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地悲剧问题，但这些国家必然有认真养护生物多样性的意愿。
林强则认为，在公海设立保护区存在暗示海域专属权益的可能，在人类对公海影响的程度尚无法科学预判的前提下，使公海与人类完全脱节同样存在风险。
未来，在公海设置保护区对海洋部分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不得而知。
益 生 菌﹃ 益 不 益■ ﹄ 本报 记 量 者唐凤 身 定 制 是 关 键 从巧克力、腌菜再到婴儿配方奶粉，益生菌似乎无处不在，甚至有人服用益生菌补充剂，促进消化系统健康。
但新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
通过一系列人体肠道内实验，科学家发现，许多人的消化道阻止了标准益生菌对其进行“殖民”。
此外，服用益生菌平衡抗生素副作用，可能会延缓正常肠道细菌和基因表达回归初始状态。
两篇相关论文9月6日发表在《细胞》杂志上。
“人们十分青睐益生菌，尽管针对益生菌的文献是非常有争议的。
”论文通讯作者、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免疫学家EranElinav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令人惊讶的是，研究显示许多健康志愿者对益生菌有抵抗力，这些细菌不能“占领”他们的胃肠道。
“这表明益生菌不应该被‘一刀切’地补充。
”Elinav说。
虽然过去已有研究调查了该问题，但都用病人粪便作为研究对象。
相反，Elinav及其同事、计算生物学家EranSegal等人，与特拉维夫医疗中心胃肠病学科主任ZamirHalpern合作，直接测量了人体肠道内的细菌“殖民化”。
“这可能是微生物领域迄今为止最具侵入性的研究之
一。
”Elinav说。
在第一项研究中，25名志愿者接受了内窥镜和结肠镜检查，并被提取肠道基线微生物组样本。
其中有15人被分成两组。
第一组使用了一般的益生菌菌株，第二组则服用安慰剂。
随后，两组志愿者进行了第二轮检查，以评估肠道内部反应，然后由研究人员再随访2个月。
科学家发现，益生菌成功占领了一些人的胃肠道，“抵抗者”的肠道微生物群则将益生菌“驱逐出境”。
此外，研究人员强调，在测量的多组参数中，粪便微生物组仅部分代表肠道黏膜和腔内微生物组的组成和功能，这表明仅仅依赖 粪便微生物菌群作为肠道微生物菌群的替代 标记，可能导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不准确 的结论。
在第二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质疑了患者 是否应服用益生菌对抗抗生素的影响。
在使 用抗生素后，人们认为服用益生菌可以防止 其副作用，但这种效应在医学文献中也是非常有争议的。
此次，21
名志愿者使用了一个疗程的抗生素，然后被随机分 为3组。
第一组微生物群落自行恢复，第二组使用一般益生菌， 第三组用自体粪便微生物组移植治疗。
在抗生素被清除后，标准益生菌可以很容易地在第二组成 员的肠道中生存，但是这阻止了宿主正常的微生物组和肠道基 因表达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恢复到正常状态。
与此相反，第
三 组的肠道微生物组和基因在几天内恢复正常。
“这些结果揭示了益生菌对抗生素使用者可能存在潜在副 作用，甚至可能长期干扰其肠道微生物组，而后者的更改已经被 认为与肥胖、过敏和炎症性疾病有关。
”Elinav
说，“相比之下，用 自身微生物补充肠道是一种个性化的自然治疗方法，可以彻底 逆转抗生素的影响。
” 不过，Elinav强调，两项研究都不是为了回答“益生菌功效” 的问题，这仍然是一个公开和有争议的问题。
“但这为人类益生 菌摄入从‘一刀切’过渡到‘个性化’铺平了道路。
” Segal补充说，“这为相关诊疗打开了一扇门，在许多情况 下，益生菌应是针对个人量身定制的，医生可以根据个性化的 基线测量预测一个人对特定益生菌的反应，并针对不同个体 开药方”。
相关论文信息： 对抗疟疾的最后一里 科学家尝试在东南亚剿灭抗药恶性疟原虫 4
月，受一种被称为samrong的珍稀热带丰产作物的诱惑，人们成群冒险进入柬埔寨东北部的森林。
在荒野中徒步行走数日后，一些穿行者带着大量的皱巴巴的种子回到家中。
这些种子因可作为特色点心或者传统中药的原料而售价高昂。
但很多人很快生病了。
56岁的水稻种植者KhongChhoem说，回来几天后他便开始发烧，肌肉疼，眼睛也疼，有时还会做难以忍受的噩梦。
一名医务人员告诉Chhoem，他在恶性疟原虫测试中呈阳性。
这是引发疟疾的寄生虫中最致命的一种。
由于疟疾的“浪潮”正在横扫该地区，药物非常短缺。
Chhoem最终发现了一艘携带其所需药物的船只，并且痊愈了。
不过，在此期间，蚊子可能吸走其血液中的寄生虫并将它们扩散到其他人身上。
在经历数年衰退后，疟疾的感染率在柬埔寨东北部似乎有所上升。
在那里，人们正在向蚊子遍野的丛林更深处进军，以寻找木材和诸如samrong等季节性货品。
这为恶性疟原虫的繁盛———同时需要人类和昆虫宿主———提供了机会。
当然，还有其他“贡献者”，比如使寄生虫得以逗留和扩散的治疗上的延迟以及被称为以青蒿素为基础的综合治疗（ACT）的标准疟疾药物效价出现惊人下降。
这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对整个世界至关重要。
疟疾仍是低收入国家最大的杀手之
一。
据估测，每年的死亡人数为45万~72万人。
尽管东南亚只占全球疟疾病例数的7%，但其作为能抵抗任何“扔向”它们的药物，然后扩散到其他地区的疟原虫品种的滋生地而拥有臭名昭著的历史。
抗药性增加 青蒿素药物是治疗疟疾的黄金标准，但导致该疾病的寄生虫已经进化出能击败这种药物的突变。
大多数疟疾死亡案例发生在非洲。
但东南亚产生了若干种对药物有抗性的疟原虫品种———有时带来灾难性后果。
疟疾死亡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显著上升，部分原因在于一种从柬埔寨扩散的对氯喹产生抗药性的疟原虫品种。
从2005年开始，随着ACT在非洲的广泛使用，死亡人数再次下降。
如今，研究人员正试图密切注意对青蒿素以及一些被用于ACT的合作药物产生抗药性的疟原虫品种的出现。
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的首个迹象出现在柬埔寨的拜林市。
在那里，该药物已被 疟疾隐藏在东南亚偏僻的村庄和森林深处。
用了一段时间。
相关研究将对青蒿素的耐药性归因 于一个被称为Kelch133的基因中的突变，并且在整个地区确认了这种突变体。
ACT的合作药物仍能击败拥有Kelch133突变的感染。
但在2008年，柬埔寨研究人员收集到一种也对标准合作药物———哌喹拥有抗性的疟原虫品种。
这个拥有双重抗性的品种已扩散到泰国、老挝，并在2016年扩散到越南南部。
令人担忧的是，一种拥有三突变体并且也对甲氟喹药物有抗性的疟原虫，在柬埔寨北部得以确认。
隐蔽的微生物 最新发现表明，清除疟疾任务比预想的更加困难。
医务工作者通常利用简单的快速诊断测试（RDT）诊断疟疾：针刺采集的血液被加到试纸上，如果检测到来自恶性疟原虫的蛋白质，试纸便会迅速变红。
这种测试足以将疟疾导致的发烧同其他感染区分开来。
但位于泰国曼谷的玛希敦大学分子生物学家MallikaImwong怀疑，一些人是否可能携带了很少的寄生虫以至于不会因此患病，或者在RDT中表现出来。
为探寻真相，她利用被称为实时聚合酶链反应（PCR）的敏感方法，分析了从柬埔寨、缅甸和越南船运过来的小瓶血液中的寄生虫DNA。
2015年，Imwong报告称，平均而言，仅有1/4的疟原虫感染被常规RDT检测到。
这种不一致有时非常明显。
“我真的非常震惊。
”Imwong说，“在其中一个村庄，只有4%~5%的人在RDT中呈阳性，但68%的人被感染。
” 研究人员尚未发现这些寄生虫如 何或者为何能在人体血流中以如此低的水平持续存在。
无论原因如何，有迹象表明，当条件合适比如雨季开始时，这些隐蔽的微生物便会繁殖。
知道静悄悄的感染存在是一回事，但真正找到它们又是另外一回事。
卫生官员表示，对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收集的小瓶血液开展PCR分析是不现实的。
相反，医务工作者需要的是这样的快速诊断技术：药剂不用冷藏且无需实验室设备，他们也不用接受特殊培训，同时即便在寄生虫很少时，仍能将其检测出来。
最后一英里挑战 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疟 疾研究人员MyaingNyunt相信，疟疾这 一共同敌人或许有助于将敌对势力团 结起来。
她在践行这一希望。
Nyunt如 今正在同缅甸的政府研究人员合作。
她 挤进一辆吉普车的后座并且坐到缅甸 媒介传播疾病控制部官员ZawLin旁 边，然后解释了为何决定政府研究人员 合作。
因为没有对抗疟疾的速战速决之 计———缺少强大的疫苗，对抗该疾病的 斗争需要可持续的卫生系统。
作为一名 科学家，Nyunt说，尽管她能开发出一流 的消灭疟疾的方法和工具，但如果政府 不将其付诸实践，这些将变得无关紧要。
总是很坦率的Nyunt说，同政府紧 密合作的决定让她的研究变得缓慢而 艰难。
总是有各种会议要参加，要从头 开始建设实验室，学生也需要长期的指 导和经济资助。
“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自 上世纪60年代起便缺少资助且不健全 的卫生系统。
这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 变化。
”Nyunt说，“但你必须这样做，因 为改变总是从内部发生。
” 如果Nyunt等人正在缅甸中部实 地试验的新诊断方法奏效，ZawLin将 帮助政府决定是在热点地区未雨绸缪 地分发ACT药物，还是利用新的测试 方法定期对这些地方的人们进行筛查 并且治疗测试呈阳性者。
他并不回避该 国的冲突。
除了政治的不稳定性，Zaw Lin和其他公共卫生官员发现自己正努 力维持对其使命和其他健康问题的热 情。
但ZawLin直接目睹了如果疟疾不 被彻底消灭将如何死灰复燃的过程。
上 世纪90年代，疟疾在缅甸卷土重来，正 如柬埔寨和若干其他国家目前的情形。
失去在湄公河地区同疟疾斗争的 动力会成为一场灾难，因为那里是抗药 性的“大本营”。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 最后一英里挑战。
”ZawLin说，“如果我 们不能消灭疟疾，死亡会像隐藏的炸弹 一样爆发。
” （宗华） 科学线人 全球科技政策新闻与解析 开放获取期刊编辑因不堪发表平庸论文辞职 开放获取期刊《营养品》的10名高级编辑在今年8月全部辞职。
他们指称该期刊出版商———多学科数字出版机构（MDPI）向其施压，要求他们接受质量平庸和重要性一般的稿件。
对于许多商业开放获取出版商来说，这种冲突很常见：因为作者每发表一篇文章都要付费（《营养品》期刊约为1800美元），因此出版商有动力发表尽可能多的文章。
另一方面，科学家更喜欢在比较挑剔的、有声誉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学术期刊编辑则希望保持这种品质。
8月15日，《营养品》主编、来自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大学的JonBuckley收到MDPI的一封邮件，宣布他将于今年年底被“带来不同想法”的人接替。
Buckley说，这是他因严格的编辑政策而被推到一边的借口。
他立即辞职，其他9名高级编辑紧随其后。
MDPI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旗下拥有213本开放获取期刊，其中37本期刊具有影响因子。
在2014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管理员JeffreyBeall公布的掠夺性出版商简要名单中，MDPI位列其中，但在该机构起诉后，其名字被删去。
今天，MDPI被包含在开放获取期刊目录中。
Buckley一直致力于提高《营养品》的知名度和声誉，这是一本2009年创办的人类临床营养学杂志。
其影响因子（衡量文章被引用频率的指标）从2011年的1以下上升到2017年的4.2，这使其成为MDPI最著名的期刊之
一。
同时，该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也在增加。
从2009年到2017年，其发表论文超过5000篇，仅2017年就发表了1300篇。
但Buckley表示，质量低劣稿件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
Buckley说，要把这些论文剔除出去，《营养品》的退稿率最终必须从55%左右提高到60%至70%。
但MDPI的首席执行官FranckVazquez反对这个决定。
他表示：“我们反对设定人为的拒稿率。
每一篇文章都必须进行质量评估，如果有更多足够好的论文，那么就应该发表更多的论文。
”Vazquez希望MDPI成为科学传播领域的世界领导者，Buckley则过于关注影响因子。
“如果一篇文章对研究人员来说是健康和有用的，就应该发表，即使它不是很新颖。
”Vazquez说。
（冯维维） 美科学家帮波多黎各同行重新“上岗” 无家可归的研究生AnaMilenaReyesRamos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作研究。
图片来源：ELIZABETHGAMILLO 尽管教育一个科学家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 力被认为是陈词滥调，但YoanaGuzmanSalgado 和AnaMilenaReyesRamos证明了这样的地球村 确实存在。
在去年秋天的飓风玛丽亚重创波多黎 各后的几天内，它就开始行动了。
当飓风玛丽亚于2017年9月16日到来时， Salgado刚刚开始撰写微生物学硕士论文，Ramos 也在波多黎各大学马亚圭兹校区撰写生物工程 方面的博士论文。
过了40天，学生和教师才被允 许返回校园，那里还有一所医学院。
但水和风带 来的巨大破坏和断电意味着要恢复正常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预估了此次灾难恢复所需要的时间之后，美 国盖恩斯维尔佛罗里达大学进化遗传学家
Marta Wayne立即联系了她在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 项目经理，获得了一笔追加拨款来帮助5名学生。
2017年9月28日，Wayne在脸书上发布通知，请 岛上的学生申请相关资助。
Salgado是作出回应的8名研究生之
一，此外 还有20多名本科生。
今年1月，她加入了凯文·布 朗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5月，她搬到伊利诺伊州芝 加哥大学。
该校细胞生物学家JeanGreenberg给 了她一个机会，让她继续分析污水处理厂的污泥 成分及其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还通 过该校种族、政治和文化研究中心的飓风救助计 划，为另外7名研究生和9名本科生提供了资 助。
） 除了NSF的资助外，佛罗里达大学还设立了 资助，向波多黎各大学马亚圭兹校区和维尔京群 岛大学的9名教员提供了临时避难所。
其中一位 恰好是Ramos的导师、生物工程学教授Maribelle Domenech。
她也是NSF资助的细胞制造技术工 程研究中心（CMaT）的联合首席研究员。
位于亚 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学院的CMaT从NSF获得了 一笔30万美元的追加拨款，用于开展一系列飓风 恢复工作。
这让Domenech得以将Ramos安排在 SeanPalecek的实验室。
Palecek是威斯康星大学麦 迪逊分校化学和生物工程教授，也是CMaT负责 研究的副主任。
（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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