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执行主编：张思玮编辑：牟一校对：王心怡Tel（:010）62580705E-mail押swzhang＠
“5月1日起二级以上医院，医患双方要签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
”前不久，国家卫计委发布这样一则在业内人 士看来颇有争议性的通知，被认为“很可笑”——— 红包也该有春天吗？ 姻本报见习记者牟
一 “难道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直言，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很可笑，更是对医生的一种污辱。
可在公众看来，医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途径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比如红包、药品回扣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以广州某中等三甲医院为例，中级以上医生2013年账面工资（政府提供）为4万多元，实际收入为19万元。
而多出来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
作为来自患者的一项收入———红包，似乎已经成为众多患者求医问诊过程中的一种潜规则。
患者：该出手时就出手 39健康网曾对2万多网友进行了一项送红包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网友亲自给医生送过红包，求心安的心理成为主因。
调查显示，红包的种类有现金、名贵物品、高级化妆品、家乡特产、宴请吃饭等，而很多患者认为直接送现金更为实际，医生更喜欢。
送红包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希望医生手术认真些，让患者得到最佳疗效；希望医生态度好一些，不要给人脸色；床位紧张时，能够方便收住院；CT、核磁检查可以提前一些；得到医护更多细心的照顾；疾病治愈时，对医生表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多数红包并不是随便就送的，不同科室红包的待遇不同：外科、产科手术以及一些类似的住院治疗科室是患者送红包的密集科室，而中医、康复科等治疗周期长、效果不明显的科室，患者较少送红包；影像科和大多数门诊，几乎没有红包“入账”。
此外，不同级别的医生，红包的价格也相差甚远。
“深谙此道”的患者孙玲告诉记者，如果是要做手术、住院等比较危急的情况，红包自然会多，像一些主刀的医生、主任级别的医生红包的金额也是“全线飘红”，而对于其他低级别的小大夫或者患者本身病情不是很严重的，红包金额自然就会相应减少。
某二线城市会计师张英一直在家附近的A医院进行产检，听说A医院的产科不如市里的一家三甲B医院，所以她想在B医院产科进行生产。
在熟人的“牵线搭桥”下，张英联系到产科 主任，并顺利地入住产科，在生产之前给麻醉师、主刀医生和主任红包以表示感谢。
对于张英的做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医生王丽（化名）很不认可，“通过送红包来买方便、走捷径，其实是对医生、医院的侮辱和不尊重，而且对其他患者也不公平”。
“病人之所以送红包，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送红包必须带来可观的边际效用。
患者只能把红包投到有明确医疗效果，或者能直接提升服务质量的医疗项目上。
”职业投资人李军解释道，公立医院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市场。
政府定的医疗服务价格，在很多医生看来不能体现其真实的医疗服务价值。
如果市场上需大于供，价格又因为管制不能涨，那么“送红包”就是作为需求方的患者主动“加价”，恢复被管制扭曲的市场价格。
医生：治病不看红包 其实，医生不会根据是否有红包、红包的多少来决定如何给患者治病。
“每天要做两三台手术，在手术台上，患者被蒙上手术布以后，谁也不记得他是否给过红包。
”已经年近80岁、至今仍站在手术台上的外科主刀医生李德（化名）告诉记者，“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医生不会因为不给红包、红包少就不好好看病。
不给就留块纱布、不给手术切口就切得大一点的事情不会发生。
” “每位患者都是医生的‘作品’，经过精心的治疗与呵护后，‘雕琢’成精品。
”李德吐露心声，“每个病患都是对医生的挑战，成功地治疗一位患者，那种成就感不是红包所能给予的。
” 今年政协会议记者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患者应该是怀着敬重之心去求医问药，所谓的敬重之心是应该对医生有一个尊重。
而作为医生，对病人要怀有仁爱之情，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救死扶伤。
“穷人拿辛苦挣来、卖房子甚至借来的钱看病，如果医生收了他们的礼物和钱财，就是缺德。
有人在手术前给医生钱，说为了‘买平安’，如果收了就是医生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刘玉村曾拒绝一位病人给的红包，后来这位病人执意要表达感谢，拿自己家红薯做的粉条当礼物送给他，他 医评医论 看病贵不仅是政策问题 姻王树平 “看病贵、看病难”仍然是今年两会大家热议的话题，但除了钟院士的仗义执言外，基本上是老生常谈：通过政策调整，改善“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就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其实不然，我们应该换另一角度看问题：“看病贵”很大程度源于医药科技的发展，“看病难”很大成分源于民众的择医观。
一般来说，通过科技发展，降低成本，产品价格会越来越低，例如手机、电视机等日用产品。
唯独医疗服务产品是随着科技发达而上升的。
首先，这是由于人们对生存的渴望与需求决定的。
以肾衰竭患者为例，30年前，晚期肾衰竭患者的平均存活期不足10天，临床几乎没有治疗手段，可选用的药物寥寥无几，很短时间内患者就会死亡，几乎不用花钱。
而今天，透析技术已非常成熟，肾衰患者每周进行l～3次透析，其存活期可超过5年，有的甚至达到10年以上，但每次透析费用约为300元左右， 加上其他费用一年就需花费近10万元。
的确，现在医学科技的发展为患者提供了更 好的诊治手段。
大量新材料、新技术及高端设备如彩超、CT、ECT、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MRI（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断层扫描）、CT-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等应用到临床，使很多重大疾病得以早期发现和治疗。
另外，由于加强了传染病的防范，医院以前可以重复使用的材料大多改为一次性使用，无形中也增加了诊疗的材料成本。
再加上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方面原因，也使得现在的疾病谱悄然发生变化———SARS、结核、艾滋病等一些新老传染病在蔓延；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病人数不断增加；交通意外、工伤等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威胁健康的主要病种。
而这些疾病治疗难度大、周期长，且大大增加医疗费用支出，所以在挽救病人生命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医疗费用支出———即“看病贵”。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为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为50.2/10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5%~30%（2003年为2.99%）， 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0年的68岁，再到现在的72岁。
由此可见，看病贵还是贵有所值。
其次，医疗服务不是越便宜越好。
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有其内在规律和技术原则。
但目前一些舆论忽视医学内在规律的存在，是对某些表象关注过多。
比如，当一个患有脑瘤的患者（本人并不知情）因头痛求医时，医生会根据情况为其做全身检查，这是因为如果医生没有检查出其脑部的疾病是要对其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
由于很多不同的疾病都会有相似的症状，医生为了正确诊断和防止漏诊的发生，必须通过多项检查来达到确诊的目的。
目前，国内伤医案频发，医生为了自保，用药也小心翼翼，更是要做“多而全”的检查和治疗。
如此一来，看病能不贵吗？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不断地应用于临床医疗，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会随着科技发展而并存，并不是仅仅建立起医疗保障体系就能迎刃而解的。
而“看病难”很大成分源于民众的择医观。
当前，民众对健康的期望值也在提高，一些普通疾病都会往大医院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保健网底”，并没有兜住大多数基础疾病服务，简单地说， 多发病、常见病在社区就诊，疑难病到大医院的“分层医疗”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
其实，这几年，国家对于农村、城镇医保和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还是有 很大投资的。
但这种投资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打个比方，患者到基层就诊，如同政府请客吃 饭———你去这个“餐馆”吃饭，可以全包，但是只能吃“萝卜白菜”，而客人会说：现在还有谁只吃“萝卜白菜”呀，不如拿“萝卜白菜”的补贴，去大餐馆吃饭（因为这是允许的）。
“小餐馆”也乐意，反正工资国家包了，你爱上哪就上哪呗，还省得担风险。
但去了“大餐馆”，吃了“鱼肉”，回头一算账自己掏得多了，如果又不乐意，喊“贵”是肯定的。
而这种观念的改变，是简单的一纸政策能解决的吗？ 才接受。
“拿了这些，我从良心上说得过去，从道德规范上看，也没有问题。
” 但有一个问题，刘玉村十分严肃地说，“收取医药代表的药品回扣，这是违法行为！我们行业不允许，国家法律法规也不允许！”有些医生为了收取药品回扣，想方设法给患者过度用药，使得看病费用成倍增加。
此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自己收过红包，也收过回扣。
“不过，我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卑鄙，有钱人看病，他愿意花钱；穷人看病，我会为他们省钱，我也会给困难的患者捐款。
” 出路在于改“体制” “国内的医生普遍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不 要与美国医生比，甚至连非洲医生都不如。
一个博士毕业的医学生，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在医院也就是普通职员，几十年后也未必有出头之日，2000元的工资和别的专业能比吗？” “中国医生提供的服务是多么地廉价啊！”“如果你觉得医生这行够黑、利润够丰厚那就让你的下一代去学医吧。
”……这些都是国内医生叫苦喊冤的真实写照。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外科大夫做一台手术还不如裁缝、木匠挣得多。
“一台胃癌手术需要3个大夫、2个护士、2个麻醉师，但手术费一共只有几百块钱。
”刘玉村揭秘，“怎么弥补收入不足？用一些耗材把价码加上去。
如果我有良心，‘加码’就会有度；如果我素养不好，就往里面加很多东西。
” 钟南山明确表示，普通门诊十元左右的挂号费，根本体现不出医生诊断的真实价值，势必会衍生出过度检查、药价虚高吃回扣以及红包等问题。
其实，在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也往往是药费、检查费占据很大比例，而医生的诊疗手术费却相当便宜，而这恰恰最能反映医生的专业水平和智慧。
“怎么让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为老百姓服务当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讲到一句话，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健全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刘玉村十分赞成。
血管外科专家张强也提出了建议，假如改变扭曲的医疗价格构成，允许充分的市场竞争，包括商业保险和机构设置，医生是可以凭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口碑，获得职业尊严的。
届时，红包自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一次送红包的经历 姻莫笑鸾 “你赶紧回家一趟吧，妈妈脑袋里好像长个东西，现在正在医院呢。
”接到姐姐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出差，努力地镇定情绪，处理好在西安的事情，火速赶到咸阳机场，改签了飞机票。
候机的时候，我又向姐姐详细地咨询了母亲的基本情况：头晕、颅内压高、恶性、神志清楚、核磁显示头部有边界清晰的占位病变。
“估计是个肿瘤，但愿是良性。
”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考虑到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我和家人决定将母亲安排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毕竟在脑袋上开刀可不是小事儿。
那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仔细查阅了脑部肿瘤的相关文献。
如约，第二天一早，家人开车从老家赶到301医院。
“医生上午有事情，下午2点左右，咱们再去吧！”同事帮忙联系的在医院工作的小罗在电话中告诉我。
整整一上午，家人坐在医院里面的走廊里。
其间爸爸故意把我支到一旁，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并叮嘱我：一定要送给医生！ 下午两点，小罗约我在外科楼前会合，并嘱咐我带齐资料，路上才得知，这次要找的医生叫陈晓雷。
“先坐下，把资料拿出来，别担心。
”陈晓雷大夫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他仔细看着核磁片子，并时不时地询问母亲的基本情况。
“应该是一个良性的脑膜瘤。
”陈晓雷大夫先给我吃了一颗“安心丸”，并让我赶紧去办理住院手续，等待住院通知。
因深知在北京看病住院的困难程度，也真心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实在太辛苦，不忍心再给他们添麻烦，当然更多还是希望母亲早点摆脱病痛折磨，就在转身离开陈晓雷大夫办公室时，我快速地把厚厚的红包塞进了他的口袋。
他虽极力地推搡，但无奈我“跑得太快了”。
“红包终于送出去了，内心都好像有了底。
”但其实我内心很清楚：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病人的时候，他都会尽全力去医治。
不过，遇到自己母亲做手术，我还是不免落入俗套。
母亲住院一周之后，陈晓雷大夫通知我进行术前谈话，并耐心地讲解了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说心里话，当时我听得腿肚子有点哆嗦。
“陈大夫，我和家人都相信你。
任何一种医疗行为，都会有风险。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感谢您！”签字之后，我起身道谢。
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母亲从上午8点半推进手术室，直到晚上10点多才推出来。
那种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心情，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母亲的头部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鼻子、嘴里插着管子。
陈晓雷大夫戴着口罩，推着手术床，略显疲惫。
将母亲安排到神经外科的ICU后，陈晓雷大夫特意出来告诉我：手术一切都顺利，只是出血量有点大，保险起 见，一定要安排家人在病房外面守候。
那个晚上，我最怕的就是电话响起。
因为没 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
而事后我才知道，陈晓雷大夫也没有回家，他一直观察着母亲的情况。
“病人恢复很好，危险期已经度过，上午10点安排家人过来去做核磁。
”第二天一早，陈晓雷大夫给我发来信息。
看到信息那一刻，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母亲顺利从ICU转入普通病房，身体也一天一天地恢复。
而陈晓雷大夫再忙，每天也会过来询问下情况。
有一天，病房里突然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向我核实母亲的姓名后，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你们手术前给陈大夫的红包，他怕你们心里有顾虑，就先收下了，转交到我们政治处。
现在病人也做完手术了，给她买点营养品吧！” 母亲临出院前，家人觉得实在过意不去，说什么也要再去感谢下陈大夫。
父亲特意去外面定做了一面锦旗，但因陈晓雷大夫工作忙，未能亲自送到他的手上，委托护士台转交。
或许，我们只是陈晓雷大夫在临床工作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患者，但是他的行为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家人。
而反思自己这种送红包的行为，无疑亵渎了他的高尚医德。
其实，“陈晓雷们”并不需要红包，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每位患者和家人的信任、理解。
你的一声谢谢，一个微笑，就是对他们的最大鼓励。
悦图 交流 倾听 今年3月13日是第9个“世界肾脏病日”。
国际肾脏病学会和国际肾 脏基金联盟联合提议，今年“世界肾脏病日”的主题是“防治老年慢性肾脏 病”。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特意组织肾内科、中医科、心内科 近20位专家和医务工作者在医院门诊大厅进行咨询义诊活动，免费为患 者科普老年慢性肾脏病防治相关知识，并为需要者免费提供检测服务，还 派发科普宣传册。
（陈亚伟摄影报道）
”前不久，国家卫计委发布这样一则在业内人 士看来颇有争议性的通知，被认为“很可笑”——— 红包也该有春天吗？ 姻本报见习记者牟
一 “难道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直言，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很可笑，更是对医生的一种污辱。
可在公众看来，医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途径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比如红包、药品回扣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以广州某中等三甲医院为例，中级以上医生2013年账面工资（政府提供）为4万多元，实际收入为19万元。
而多出来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
作为来自患者的一项收入———红包，似乎已经成为众多患者求医问诊过程中的一种潜规则。
患者：该出手时就出手 39健康网曾对2万多网友进行了一项送红包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网友亲自给医生送过红包，求心安的心理成为主因。
调查显示，红包的种类有现金、名贵物品、高级化妆品、家乡特产、宴请吃饭等，而很多患者认为直接送现金更为实际，医生更喜欢。
送红包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希望医生手术认真些，让患者得到最佳疗效；希望医生态度好一些，不要给人脸色；床位紧张时，能够方便收住院；CT、核磁检查可以提前一些；得到医护更多细心的照顾；疾病治愈时，对医生表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多数红包并不是随便就送的，不同科室红包的待遇不同：外科、产科手术以及一些类似的住院治疗科室是患者送红包的密集科室，而中医、康复科等治疗周期长、效果不明显的科室，患者较少送红包；影像科和大多数门诊，几乎没有红包“入账”。
此外，不同级别的医生，红包的价格也相差甚远。
“深谙此道”的患者孙玲告诉记者，如果是要做手术、住院等比较危急的情况，红包自然会多，像一些主刀的医生、主任级别的医生红包的金额也是“全线飘红”，而对于其他低级别的小大夫或者患者本身病情不是很严重的，红包金额自然就会相应减少。
某二线城市会计师张英一直在家附近的A医院进行产检，听说A医院的产科不如市里的一家三甲B医院，所以她想在B医院产科进行生产。
在熟人的“牵线搭桥”下，张英联系到产科 主任，并顺利地入住产科，在生产之前给麻醉师、主刀医生和主任红包以表示感谢。
对于张英的做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医生王丽（化名）很不认可，“通过送红包来买方便、走捷径，其实是对医生、医院的侮辱和不尊重，而且对其他患者也不公平”。
“病人之所以送红包，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送红包必须带来可观的边际效用。
患者只能把红包投到有明确医疗效果，或者能直接提升服务质量的医疗项目上。
”职业投资人李军解释道，公立医院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市场。
政府定的医疗服务价格，在很多医生看来不能体现其真实的医疗服务价值。
如果市场上需大于供，价格又因为管制不能涨，那么“送红包”就是作为需求方的患者主动“加价”，恢复被管制扭曲的市场价格。
医生：治病不看红包 其实，医生不会根据是否有红包、红包的多少来决定如何给患者治病。
“每天要做两三台手术，在手术台上，患者被蒙上手术布以后，谁也不记得他是否给过红包。
”已经年近80岁、至今仍站在手术台上的外科主刀医生李德（化名）告诉记者，“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医生不会因为不给红包、红包少就不好好看病。
不给就留块纱布、不给手术切口就切得大一点的事情不会发生。
” “每位患者都是医生的‘作品’，经过精心的治疗与呵护后，‘雕琢’成精品。
”李德吐露心声，“每个病患都是对医生的挑战，成功地治疗一位患者，那种成就感不是红包所能给予的。
” 今年政协会议记者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患者应该是怀着敬重之心去求医问药，所谓的敬重之心是应该对医生有一个尊重。
而作为医生，对病人要怀有仁爱之情，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救死扶伤。
“穷人拿辛苦挣来、卖房子甚至借来的钱看病，如果医生收了他们的礼物和钱财，就是缺德。
有人在手术前给医生钱，说为了‘买平安’，如果收了就是医生对自己人格的侮辱。
”刘玉村曾拒绝一位病人给的红包，后来这位病人执意要表达感谢，拿自己家红薯做的粉条当礼物送给他，他 医评医论 看病贵不仅是政策问题 姻王树平 “看病贵、看病难”仍然是今年两会大家热议的话题，但除了钟院士的仗义执言外，基本上是老生常谈：通过政策调整，改善“政府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就能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其实不然，我们应该换另一角度看问题：“看病贵”很大程度源于医药科技的发展，“看病难”很大成分源于民众的择医观。
一般来说，通过科技发展，降低成本，产品价格会越来越低，例如手机、电视机等日用产品。
唯独医疗服务产品是随着科技发达而上升的。
首先，这是由于人们对生存的渴望与需求决定的。
以肾衰竭患者为例，30年前，晚期肾衰竭患者的平均存活期不足10天，临床几乎没有治疗手段，可选用的药物寥寥无几，很短时间内患者就会死亡，几乎不用花钱。
而今天，透析技术已非常成熟，肾衰患者每周进行l～3次透析，其存活期可超过5年，有的甚至达到10年以上，但每次透析费用约为300元左右， 加上其他费用一年就需花费近10万元。
的确，现在医学科技的发展为患者提供了更 好的诊治手段。
大量新材料、新技术及高端设备如彩超、CT、ECT、DSA（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MRI（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断层扫描）、CT-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等应用到临床，使很多重大疾病得以早期发现和治疗。
另外，由于加强了传染病的防范，医院以前可以重复使用的材料大多改为一次性使用，无形中也增加了诊疗的材料成本。
再加上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方面原因，也使得现在的疾病谱悄然发生变化———SARS、结核、艾滋病等一些新老传染病在蔓延；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病人数不断增加；交通意外、工伤等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已成为威胁健康的主要病种。
而这些疾病治疗难度大、周期长，且大大增加医疗费用支出，所以在挽救病人生命的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医疗费用支出———即“看病贵”。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建国初婴儿死亡率为20%（现在为2.55%），孕产妇死亡率为1500/10万（现在为50.2/10万），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5%~30%（2003年为2.99%）， 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延长到1976年的65岁，1980年的68岁，再到现在的72岁。
由此可见，看病贵还是贵有所值。
其次，医疗服务不是越便宜越好。
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有其内在规律和技术原则。
但目前一些舆论忽视医学内在规律的存在，是对某些表象关注过多。
比如，当一个患有脑瘤的患者（本人并不知情）因头痛求医时，医生会根据情况为其做全身检查，这是因为如果医生没有检查出其脑部的疾病是要对其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明确规定。
由于很多不同的疾病都会有相似的症状，医生为了正确诊断和防止漏诊的发生，必须通过多项检查来达到确诊的目的。
目前，国内伤医案频发，医生为了自保，用药也小心翼翼，更是要做“多而全”的检查和治疗。
如此一来，看病能不贵吗？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不断地应用于临床医疗，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会随着科技发展而并存，并不是仅仅建立起医疗保障体系就能迎刃而解的。
而“看病难”很大成分源于民众的择医观。
当前，民众对健康的期望值也在提高，一些普通疾病都会往大医院跑。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一“保健网底”，并没有兜住大多数基础疾病服务，简单地说， 多发病、常见病在社区就诊，疑难病到大医院的“分层医疗”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
其实，这几年，国家对于农村、城镇医保和基层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还是有 很大投资的。
但这种投资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打个比方，患者到基层就诊，如同政府请客吃 饭———你去这个“餐馆”吃饭，可以全包，但是只能吃“萝卜白菜”，而客人会说：现在还有谁只吃“萝卜白菜”呀，不如拿“萝卜白菜”的补贴，去大餐馆吃饭（因为这是允许的）。
“小餐馆”也乐意，反正工资国家包了，你爱上哪就上哪呗，还省得担风险。
但去了“大餐馆”，吃了“鱼肉”，回头一算账自己掏得多了，如果又不乐意，喊“贵”是肯定的。
而这种观念的改变，是简单的一纸政策能解决的吗？ 才接受。
“拿了这些，我从良心上说得过去，从道德规范上看，也没有问题。
” 但有一个问题，刘玉村十分严肃地说，“收取医药代表的药品回扣，这是违法行为！我们行业不允许，国家法律法规也不允许！”有些医生为了收取药品回扣，想方设法给患者过度用药，使得看病费用成倍增加。
此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自己收过红包，也收过回扣。
“不过，我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卑鄙，有钱人看病，他愿意花钱；穷人看病，我会为他们省钱，我也会给困难的患者捐款。
” 出路在于改“体制” “国内的医生普遍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不 要与美国医生比，甚至连非洲医生都不如。
一个博士毕业的医学生，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在医院也就是普通职员，几十年后也未必有出头之日，2000元的工资和别的专业能比吗？” “中国医生提供的服务是多么地廉价啊！”“如果你觉得医生这行够黑、利润够丰厚那就让你的下一代去学医吧。
”……这些都是国内医生叫苦喊冤的真实写照。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外科大夫做一台手术还不如裁缝、木匠挣得多。
“一台胃癌手术需要3个大夫、2个护士、2个麻醉师，但手术费一共只有几百块钱。
”刘玉村揭秘，“怎么弥补收入不足？用一些耗材把价码加上去。
如果我有良心，‘加码’就会有度；如果我素养不好，就往里面加很多东西。
” 钟南山明确表示，普通门诊十元左右的挂号费，根本体现不出医生诊断的真实价值，势必会衍生出过度检查、药价虚高吃回扣以及红包等问题。
其实，在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也往往是药费、检查费占据很大比例，而医生的诊疗手术费却相当便宜，而这恰恰最能反映医生的专业水平和智慧。
“怎么让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为老百姓服务当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讲到一句话，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健全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刘玉村十分赞成。
血管外科专家张强也提出了建议，假如改变扭曲的医疗价格构成，允许充分的市场竞争，包括商业保险和机构设置，医生是可以凭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口碑，获得职业尊严的。
届时，红包自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一次送红包的经历 姻莫笑鸾 “你赶紧回家一趟吧，妈妈脑袋里好像长个东西，现在正在医院呢。
”接到姐姐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出差，努力地镇定情绪，处理好在西安的事情，火速赶到咸阳机场，改签了飞机票。
候机的时候，我又向姐姐详细地咨询了母亲的基本情况：头晕、颅内压高、恶性、神志清楚、核磁显示头部有边界清晰的占位病变。
“估计是个肿瘤，但愿是良性。
”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考虑到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我和家人决定将母亲安排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毕竟在脑袋上开刀可不是小事儿。
那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仔细查阅了脑部肿瘤的相关文献。
如约，第二天一早，家人开车从老家赶到301医院。
“医生上午有事情，下午2点左右，咱们再去吧！”同事帮忙联系的在医院工作的小罗在电话中告诉我。
整整一上午，家人坐在医院里面的走廊里。
其间爸爸故意把我支到一旁，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并叮嘱我：一定要送给医生！ 下午两点，小罗约我在外科楼前会合，并嘱咐我带齐资料，路上才得知，这次要找的医生叫陈晓雷。
“先坐下，把资料拿出来，别担心。
”陈晓雷大夫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他仔细看着核磁片子，并时不时地询问母亲的基本情况。
“应该是一个良性的脑膜瘤。
”陈晓雷大夫先给我吃了一颗“安心丸”，并让我赶紧去办理住院手续，等待住院通知。
因深知在北京看病住院的困难程度，也真心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实在太辛苦，不忍心再给他们添麻烦，当然更多还是希望母亲早点摆脱病痛折磨，就在转身离开陈晓雷大夫办公室时，我快速地把厚厚的红包塞进了他的口袋。
他虽极力地推搡，但无奈我“跑得太快了”。
“红包终于送出去了，内心都好像有了底。
”但其实我内心很清楚：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病人的时候，他都会尽全力去医治。
不过，遇到自己母亲做手术，我还是不免落入俗套。
母亲住院一周之后，陈晓雷大夫通知我进行术前谈话，并耐心地讲解了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说心里话，当时我听得腿肚子有点哆嗦。
“陈大夫，我和家人都相信你。
任何一种医疗行为，都会有风险。
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感谢您！”签字之后，我起身道谢。
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母亲从上午8点半推进手术室，直到晚上10点多才推出来。
那种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心情，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母亲的头部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鼻子、嘴里插着管子。
陈晓雷大夫戴着口罩，推着手术床，略显疲惫。
将母亲安排到神经外科的ICU后，陈晓雷大夫特意出来告诉我：手术一切都顺利，只是出血量有点大，保险起 见，一定要安排家人在病房外面守候。
那个晚上，我最怕的就是电话响起。
因为没 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
而事后我才知道，陈晓雷大夫也没有回家，他一直观察着母亲的情况。
“病人恢复很好，危险期已经度过，上午10点安排家人过来去做核磁。
”第二天一早，陈晓雷大夫给我发来信息。
看到信息那一刻，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母亲顺利从ICU转入普通病房，身体也一天一天地恢复。
而陈晓雷大夫再忙，每天也会过来询问下情况。
有一天，病房里突然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向我核实母亲的姓名后，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你们手术前给陈大夫的红包，他怕你们心里有顾虑，就先收下了，转交到我们政治处。
现在病人也做完手术了，给她买点营养品吧！” 母亲临出院前，家人觉得实在过意不去，说什么也要再去感谢下陈大夫。
父亲特意去外面定做了一面锦旗，但因陈晓雷大夫工作忙，未能亲自送到他的手上，委托护士台转交。
或许，我们只是陈晓雷大夫在临床工作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患者，但是他的行为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家人。
而反思自己这种送红包的行为，无疑亵渎了他的高尚医德。
其实，“陈晓雷们”并不需要红包，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每位患者和家人的信任、理解。
你的一声谢谢，一个微笑，就是对他们的最大鼓励。
悦图 交流 倾听 今年3月13日是第9个“世界肾脏病日”。
国际肾脏病学会和国际肾 脏基金联盟联合提议，今年“世界肾脏病日”的主题是“防治老年慢性肾脏 病”。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特意组织肾内科、中医科、心内科 近20位专家和医务工作者在医院门诊大厅进行咨询义诊活动，免费为患 者科普老年慢性肾脏病防治相关知识，并为需要者免费提供检测服务，还 派发科普宣传册。
（陈亚伟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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