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帕特
他撒起谎来就像一个目击者。
——俄国俗语 目录 献给帕特第一章他的，他的或她的，他们的第二章借我一英镑第三章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第四章现在第五章一切从这里开始第六章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第七章这事真好笑第八章好，就去布洛涅第九章我不爱你第十章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第十一章爱，以及其他第十二章别提瓦尔，你也别信她第十三章我怎么想第十四章烟灰缸里有一支烟第十五章收拾一下，走人第十六章金钱的慰藉[1]第十七章真是疯了，这些英国人[1] 第一章他的，他的或她的，他们的 斯图尔特： 我叫斯图尔特。
我什么事都记得。
斯图尔特是我的教名。
我的全名是斯图尔特·休斯。
我的全名全在这里了。
没有中间名。
我父母姓休斯，他们已经结婚25年了。
他给我起名斯图尔特。
一开始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名字——在学校里有叫我斯都或斯都泡特[1]——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能忍受他们这叫我。
我拿得起，放得下。
对不起，我这个人不太会开玩笑。
别人当面对我说过，我不擅长事。
但不管怎么样，斯图尔特·休斯——我想这个名字适合我。
我想起圣约翰、圣约翰·德·维尔·纳齐布尔这样的名字。
我父母姓斯。
他们死了，我得到了他们的姓氏。
等我死的时候，我还会被人叫作斯图尔特·休斯。
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有太多的不确定，但这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对不起，你没有理由非明白不可。
我才刚刚开始呢。
你还不了解我。
重新开始吧。
你好，我叫斯图尔特·休斯，很高兴见到你。
握握手吧？好的，好的。
说来说去，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
这个想法了不起，甚至有点诡异呢。
哎，你注意到我刚才的话里“每一个人”后面跟了一个物主代词“他们的”吗？“这里的每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
”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或许就是为了惹恼奥利弗吧。
为了这个，我与奥利弗大吵了一场。
这也可以说是一场争辩吧，或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分歧。
他的学问可大了——这个奥利弗。
他是我结识最久的朋友，所以他允许我称他为大学问家。
吉尔——就是我妻子吉莉安——见了他一面，就对我说：“你的朋友说起话来，活脱脱像一部字典。
” 那个时候，我们在离弗林顿不远的海滩上，奥利弗听到吉尔的这句话，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他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他的长篇大论—— “重奏”。
我不喜欢这个词。
我无法描摹他说话的样子——你必须亲耳听他讲才知道——只听他的话在你耳边呼啸而过。
他那时说了这些话：“我是什么样的字典？我有索引吗？我是双语的吗？”如此这般。
他就这样说了好一会儿。
最后一句是：“你们谁要买我？如果没有人要我，怎么办？被丢弃一边，我的书脊落满灰尘。
哦，不，我要被降价处理了，我看得出来，要被降价处理了。
”他开始猛击沙地，对着海鸥哀号——真像《今日剧》[2]里的场景。
避风板后边一对正在听收音机广播的老年夫妇看到这一幕，不禁大惊失色。
吉莉安大笑起来。
不管怎样，奥利弗是一个大学问家。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每一个人”后面跟了一个物主代词“他们的”。
或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没有理由非理解不可。
我记不得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总之，我们发生了争执。
奥利弗、吉莉安、我，三个人吵了起来。
我们各执一词。
且让我细细道来各方的不同观点。
或许我要做一个会议纪要，就像银行里的那种。
奥利弗说，像“每一个人”“某一个人”“没有人”这样的词都是单数人称代词，因此后面必须跟上单数的物主代词——“他的”。
吉莉安说，你不能这样泛泛而论，这样做你就把一半的人类排除在外了，因为这“某一个人”有50%的可能是女性。
所以，出于逻辑和公平的考虑，你应该使用“他的”或者“她的”。
奥利弗说，我们讨论的是语法，不是性别政治学。
吉莉安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语法是语法学家制定的，而几乎所有的语法学家都是男性，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她说的大体上是常识。
奥利弗翻了一下眼睛，点起一支香烟，说道：“常识”这个词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人类(Man)——说到这里，他假装感到非常难堪，马上纠正为男人或女人(Man-or-Woman)——如果男人或女人在过去几千年里依靠常识生活的话，那么，我们至今还依然住在泥做的小屋里，吃着可怕的食物，听着德尔·香农[3]的唱片。
斯图尔特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的”要么不准确，要么具有侮辱性，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而“他的”或“她的”，则颇具外交辞令的色彩，又显得累赘。
很显然，用“他们的”最合适不过。
斯图尔特很有自信地提出了这个折中方案，却被法定人数中的其他两位拒绝。
奥利弗说，比如这个句子：“某人在门口探出了他们的头。
”听上去这人有两个身体、一个头，就像某一个可怕的俄罗斯科学实验那样。
他还说起以前游乐场展示的怪人，长着胡子的淑女，畸形的绵羊胎儿……他正要说个没完没了，被主席(就是我)阻止了。
吉莉安说，依她看来，“他们的”这个词同样累赘，与“他的”或“她的”同样具有外交辞令色彩。
何必一定要分出是男是女呢？既然多少个世纪以来，女人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要使用男性物主代词来指代整个人类，现在又何必作出这迟到的修正呢？即使这个用法使得有些人(男性)的喉头不快。
斯图尔特继续坚持“他们的”是最合适的用法，认为这是中间道路的代表。
这个讨论会无限期地[4]休会了。
在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这场争论。
我们这三个人，三个相当有知识的人，在为“他的”“她的”“他们的”这三个词的用法争论不休。
对这三个无关紧要的小词，我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而我们还是朋友呢。
我们却这样争论不休。
这使我很担忧。
我怎么说到那上面去了？啊，是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不是吗？比如，吉莉安与我结婚之后就改了姓。
她原来姓怀亚特，现在改姓休斯。
她想改成我的姓的心情是很迫切的，这样说并非是为我脸上贴金。
我想，实际上更为迫切的是，她想摆脱怀亚特这个姓。
因为，你要知道，那是她父亲的姓，而她与她父亲不和。
他抛弃了她母亲，而她母亲这几年依然姓着那个抛弃她的那个人的姓。
别人称她为怀亚特太太或怀亚特夫人，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她原先是个法国人。
我猜想，吉莉安是为了与她父亲断绝关系才想摆脱怀亚特这个姓的(顺便提一句， 他甚至没有前来参加她的婚礼)，还对她母亲说，她早就该这样做了。
怀亚特太太没有接受这个暗示，即使暗示早就在那里了。
奥利弗说，这恰如其性格，结婚之后，吉尔应该称呼自己为吉莉安·怀亚特太太或休斯太太，如果她想显得有逻辑、符合语法、有常识、符合外交习惯和累赘的话。
他就那样说话，这个奥利弗。
奥利弗。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并不叫这个名字。
我们上同一所中学。
在学校里，有人叫他奈杰尔，有时候叫他
N.O.，或者罗斯，但是这个全名叫奈杰尔·奥利弗·拉塞尔的人，从来没有被人叫作奥利弗。
我想我们甚至不知道字母O代表什么，或许这是他胡编的。
不管怎么样，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没有上过大学，而奈杰尔上过。
奈杰尔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回家时，就成了奥利弗。
他把N扔掉了，甚至把印在他的支票本上的姓名N都去掉了。
你要知道，我什么事都记得。
他走进银行，让银行的人印制新的支票本，他的签名不再是
N.O.拉塞尔，而是奥利弗·拉塞尔。
银行的人对改名的事竟放任不管，对此我非常诧异。
我以为，他想改名字得通过单边契约或别的什么方法。
我问他是如何成功改名的，他闭口不答。
他只是说：“我威胁他们，说我要到别的银行去透支。
” 我没有奥利弗聪明。
上中学时，我的成绩常常比他好，但那是因为他不想用功。
我的数学、科学比他好，动手能力比他强——在金属车间，你只要让他看一眼车床，他就会假装突然晕倒——但是，他什么时候想超过我，就一定能超过我。
对了，不仅是我，任何人。
他有办法。
我们玩“学员旅”士兵游戏的时候，奥利弗总是“因腿受伤无法着靴战斗”。
他想变成聪明人的时候，真的很聪明。
他还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
他是我的伴郎，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伴郎，因为我的婚礼是在婚姻登记处举办的，并不需要伴郎。
实际上，为了这件事，我们也愚蠢地吵过一架。
真的是愚蠢。
我以后找时间讲讲这件事。
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是人人都应在这一天举办婚礼的那种日子。
温柔的六月早晨，天空晴朗，微风和煦。
六个人：我、吉尔、奥利弗、怀亚特夫人、我姐姐(已婚，但与丈夫分居，改过姓了——我刚才怎么对你说的？)和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是怀亚特夫人在最后一刻 不知从哪里挖出来的。
我没有记住这位老阿姨的名字，但我敢打赌，她没有改过姓。
婚姻登记官是一个很有尊严的男人，他的形式感拿捏得恰到好处。
我买好的那枚戒指躺在天鹅绒材质的紫红色衬垫上，好像在对着我们眨眼。
戒指戴到了吉尔的手指上。
我大声说出了誓言，声音太大了一点，在淡色的橡木装饰的房间里发出阵阵回声。
吉尔似乎为我的行为作了补偿，但补偿过头了，她的誓言轻声轻气的，只有我和登记官听得见。
我们都很开心。
几位见证人在登记证上签了名。
登记官将婚礼誓章递给吉尔，说：“这是你的，休斯太太，与这个年轻小伙子不相干的。
”市政厅的外面有一只大钟，我们在大钟底下拍了几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在12:13拍的，我们结婚三分钟了。
最后一张是在12:18拍的，我们结婚八分钟了。
有几张照片的角度很不好，因为奥利弗在捣鬼。
然后我们来到一家餐馆，吃了烤三文鱼，喝了香槟，喝了很多香槟。
奥利弗说了一大篇话。
他说他本想给伴娘敬酒，但今天没有伴娘，所以就要给新娘敬酒。
大家都大笑，拍手。
奥利弗使用了一大堆长长的单词，他每用一个长单词，我们就大叫一次。
我们的房间差不多是一间密室。
这时奥利弗用了一个特别长的单词，我们的叫声也就特别响，弄得服务生以为我们在叫他，探头进来问有什么事，见没有事就走开了。
奥利弗讲完话，坐下来，大家都过来拍拍他的背。
我转过身去，对他说：“对了，有一个人刚刚在门口探出他们的头。
” “他们想干什么？” “听我说，”我重复了一遍，“有人在门口探出他们的头。
” “你喝醉了吗？”他问我。
我想他一定忘记了。
但我记得，你知道的。
我什么都记得。
吉莉安： 听好了，我认为我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
我真的这样认为。
我
是一个普通人，我很内向。
我没有什么事要对别人说。
这年头，你一出门，就总有人追着你要把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讲给你听。
打开报纸，就有这样的栏目：《快进入我的生活》。
打开电视，在一半节目里都 有人在谈论他或她的问题，他或她的离婚，他或她的非婚生地位，他或她的疾病，酒精依赖症、毒品成瘾、性侵、破产、癌症、截肢、精神疗法，他的输精管结扎术，她的乳房切除术，他或她的阑尾切除术。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看看我》《听我说》[5]。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随遇而安、好好自处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喋喋不休？ 我天性不爱向人倾诉，但这不是因为我记性不好。
我记得放在深紫红色衬垫上我的那枚结婚戒指，我记得奥利弗翻着电话簿寻找稀奇古怪的名字——我记得我那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但是，这些事情不是供大众消费的。
我记得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奥利弗： 你好!
我是奥利弗·拉塞尔。
来支烟吗？我知道你是不抽烟的。
我抽一支你不介意吧？是的，我当然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但那正是我喜欢抽烟的原因。
上帝啊，我们才刚刚认识，你就像一只松鼠那样咄咄逼人了。
这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50年之后，我就死了，你就成了一只快乐的蜥蜴，用吸管吸着酸奶，啜饮着泥炭沼水，穿着健康拖鞋。
对了，我喜欢这样。
我给你说说我的理论吧？我们到头来都会得病，要么癌症，要么心脏病。
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将感情闷在心里，另一类人将感情发泄于外。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成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类人。
内向型的人，众所周知，往往将自己的各种情绪、愤怒、自我鄙视等内化于心，这种内化，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会导致癌症。
另一方面，外向型的人将快乐、愤怒都发泄给世界，将自我鄙视引导到别人身上，这种情绪的外泄，通过其逻辑过程，导致心脏病的发生。
非此即彼。
我碰巧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所以，我要吸烟，这样就会使我成为一个完全平衡的、健康的人。
这就是我的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有尼古丁瘾，这样我吸起烟来就不怎么难受了。
我叫奥利弗，我记得所有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记忆的意义所在。
我注意到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不断抱怨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以前那么好了，或者不如他们希望的那样好了。
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看看他们脑子里储存了多少垃圾。
想象一下，这个可怕的废料库里塞满了多少无关紧要的东西：无数个有关童年的千篇一律的记忆，20亿 个体育比赛的结果，他们不喜欢的人的面孔，无数电视肥皂剧的情节，如何洗去洒到地毯上的红葡萄酒的各种窍门，国会议员的名字，诸如此类。
这么多空洞的垃圾塞满你脑子，你的记忆力怎么会不堵塞？想象一下，在轰隆隆的终点站的失物招领处工作的保管员，他为你保管着那些不值钱的物品，等待你下次来取。
想一想，你请他保管的是些什么东西？他能得到的保管费这么少!
得到的感谢这么少!
难怪这柜台上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没有人的。
我处理记忆库的方式是：只存放那些在保管过程中会让你感到自豪的东西。
我永远不去记电话号码。
我只记得我自己的号码，这样就不必大费周章地在电话簿上查找奥利弗·拉塞尔了。
有些人——思维领域里的那些冷酷的专家——说什么记忆要靠训练，训练之后记忆力就会变得十分敏捷，像运动员那样身手不凡。
唉，我们都知道运动员是怎么回事。
年轻时训练得厉害的划桨手，一到中年，身体就完蛋。
足球运动员呢，得上了关节炎，走起路来关节吱嘎吱嘎响。
肌肉拉伤，椎间盘粘连。
看看老运动员的聚会场面吧，活脱脱一则养老院的广告。
假如当年他们没有过度损耗肌腱就好了…… 所以，我相信，对记忆要娇惯一点儿才好，让我的脑子里只留人生的精彩片段，比如，婚礼之后的午餐。
我记得，我们喝的是斯图尔 特点的口感极好的无年份香槟(牌子？我不知道。
忘了名字的葡萄酒厂的瓶装酒[6])，吃的是烤野鲑鱼加秘制西红柿酱。
我是不会点这样的菜的，但他们当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菜是极 好的，只是缺少想象……怀亚特夫人，她坐在我旁边，好像吃得很开心，至少很享受这盘鲑鱼。
但是，她将鲑鱼周围的那些粉红色的透明小方块推到一边，转过头，问我： “你说这些可能会是什么呢？” “西红柿。
”这个我知道，“去了皮，带着芯，去了籽，切成丁。
” “真有趣啊，奥利弗，你通过特征认出了这个水果，我却把它扔到一边。
” 你不觉得这了不起吗？我抬起她的手，吻了一下。
而另一方面，我恐怕记不起那天婚礼上斯图尔特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中黑灰的，还是深黑灰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清楚记得那一天天空的样子：白云翻滚，就像大理石般的衬纸。
风有点大，走进结婚登记室的门，大家忙着捋好吹乱的头发。
我们围坐在低低的咖啡桌边，等了10分钟。
咖啡桌上放着三本伦敦电话簿和三本黄页。
奥利弗努力在电话簿里寻找离婚律师和橡胶制品经销商的号码，想以此逗乐大家。
但是没有人发笑。
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到里面，见到了那个坐在昏暗之中，个头矮小、满面油腻的登记官，肩膀上落满了头屑。
一切都按常规进行。
那枚戒指躺在黑紫色衬垫上闪闪发光，犹如一个宫内给药器。
斯图尔特大喊着说出婚誓，好似在军事法庭回答法官审问，好像不最大声回答就会被法官多判几年一样。
可怜的吉尔的声音却很小，几乎听不见。
我猜想她在哭，但是不敢去仔细看，那样做就太俗气了。
后来，我们走到外面，照了几张相。
斯图尔特看起来特别神气，我这样觉得。
他是我认识最早的朋友，这是他的婚礼，但是我看他的神情太镇定，太扬扬自得了，所以就悄悄夺过相机，对大家说，结婚相册需要几张艺术照。
我昂着头走了几步，然后躺到地上，将镜头转了45度，取了一个特写镜头，连毛孔都能照出来。
其实我真想做的，我真想拍到的，是斯图尔特的双下巴。
他可只有32岁。
说双下巴也许有点过头，就说是一块猪腰嫩肉一般的下巴垂肉吧。
但是到了虹膜镜头后面的大师手里，这块肉就能被放大，发光。
斯图尔特……不，等一下。
你刚才一直在与他说话，对吗？你一直在与斯图尔特说话。
我提到他的双下巴的时候，感觉到了你脸上掠过一丝迟疑。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注意到？是的，在他背对光的时候，在阴影中，你是看不到的……他或许故意拉长下颌以消去双下巴。
依我看，如果他的头发再长点，他短矮的脖子也就不会那么明显了，但是他从不给他那灰褐色的粗糙毛发以任何生存空间。
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双圆圆的温和的小眼睛，从那并不时兴的眼镜后面望着你。
我的意思是，他的长相足够温顺，但是他还是需要修整，你说呢？ 什么？他不戴眼镜？他当然戴的。
从他只有小学校长膝盖那么高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对了，有时候他偷偷戴了隐形眼镜，试试你能不能看出来。
好吧，这是有可能的。
一切皆有可能。
或许，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有气势的外形，这样，等他走进城里的肮脏的小屋，盯着他那个神经质地闪烁的小屏幕，对着他的手机大叫着买下新的一单期货(或者别的什么)之后，他出来就变得更有男人气魄了——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不过，自我们一起上学开始，他可是养活了一大拨眼镜商——特别是那些备足了老式镜架的眼镜商。
你为什么偷偷笑？我们一起上学……哦，是这么回事。
斯图尔特一直在说我改名字的事，是吗？你知道的，他对那种事总是不能释怀。
他的名字可真是乏味——斯图尔特·休斯。
我要对你说，布艺装饰业有一个职位可以提供给你，不需要别的要求，只要求你有一个完美的名字，先生，你正好有这样的名字——他一辈子只有一个名字，他为此感到十分满足。
而我，奥利弗，过去叫奈杰尔。
我的过错，我最伤心的过错[7]。
不对——我不叫这个名字。
不对——谢谢，妈妈。
不管怎样，你不能让别人一辈子都叫你奈杰尔，不是吗？你甚至不能在一本书里从头到尾都叫奈杰尔。
过了一段时间，有些名字就显然不合时宜了。
比如，你原来叫罗宾。
这个名字在九岁以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是很快你就得作些改变，对吗？通过将你的名字改为萨姆森，或者哥利亚，或别的什么名字。
而有些名字的情况则相反。
比如瓦尔特这个名字，你坐在婴儿车里就不能叫作瓦尔特。
在我看来，你到75岁才适合叫这个名字。
所以，如果有人为你洗礼，准备给你起瓦尔特这个教名，最好让他们在瓦尔特前面加上几个名字，一个供你坐在婴儿车里使用，另一个在你正式成为瓦尔特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使用。
所以，他们可以给你起这样的名字：罗宾·巴塞罗缪·瓦尔特，我看这个名字是有点笨拙，但是毫无疑问，它适合你人生的各个阶段。
所以，我把奈杰尔换成了奥利弗，自此，奥利弗一直是我的中间名。
奈杰尔·奥利弗·拉塞尔——你看，我不用把脸颊涨得红红的就可以说出这个名字。
我到约克去上大学的时候还叫奈杰尔，上了一学期回来我就成了奥利弗。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像你参军去了，第一次休假回家，人家看你脸上长了胡子。
这只是一个人生过程。
但不知为什么，老斯图尔特就怎么也想不通。
吉莉安是一个很好的名字，这个名字适合她。
这个名字她会一直用下去。
奥利弗这个名字适合我，你没看出来？这个名字与我这一头黑发，与我象牙般的牙齿(吻起嘴来一定很舒服)，与我的纤纤细腰，与我的这个做派，与我这一身亚麻色的西服(上面的黑皮诺酒渍是怎么也洗不掉了)非常相配。
这个名字适合于透支，适合于在普拉多博物馆一带闲逛。
这个名字适合于想让我乖乖就范的那些人。
就像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末去见的那个银行经理，那个深居洞穴的类人猿。
就是那种一听到银行利息上涨了千分之一就会情不自禁勃起的家伙。
不管怎么样，这个类人猿，这个……瓦尔特让我进到他办公室，那个墙上镶着木条的手淫窝。
他认为我的支票本改名请求——从
N.O.拉塞尔改为奥利弗·拉塞尔——不符合本银行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并提醒我，除非我赶紧弄来钱将我的透支黑洞补上，否则，我就得不到新的支票本，即使我改名为圣诞老人都无济于事。
一听这话，我坐在椅子上笑个不停，这笑中带有神奇的奉承假象，然后在这个老迷死人面前来回晃悠，挑逗了他好几分钟。
突然间，瓦尔特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哀 求我给他最后一击。
于是，我给了他一个莫大的荣幸：同意他为 我改名。
以前叫我奈杰尔的所有朋友好像都被我弄蒙了。
当然，斯图尔特
除外。
你应该让斯图尔特讲讲以前我们一起上学的事。
我当然绝不会让我的记忆受辱，让它记住那时的所有破事。
斯图尔特有时候没事找事，会念叨“亚当斯、艾特肯、艾帕特德、贝尔、贝拉米，等等[8]”(这些名字都是我杜撰的，你懂的)。
“你在念叨什么？”我问，“你的新曼特拉[9]？” 他一脸迷茫。
也许他以为曼特拉是一个汽车牌子，奥兹莫比尔的曼特拉。
“不，”他答道，“你还记得吗？5A班。
老比夫·沃金斯是我们的年级主任。
” 我不记得。
我不会去记。
记忆是一个意志的行为，忘却也是。
我想我已经把我人生的头18年的事情都抹去得差不多了，把它们净化为无害的婴儿食品了。
还有什么事比受到这些东西的纠缠更糟糕的？第一辆自行车，第一次啼哭，一只耳朵被咬掉的泰迪熊。
这不仅是一个 美学问题，这也是一个实用性问题。
过去的事你记得太牢，你会因此责怪眼下的生活。
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全是因为这个，那不是我的错。
请允许我纠正你的说法：那或许是你的错。
请原谅，细节我就不说了。
有人说，你年纪越老，过去的事情就记得越清楚。
其实，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衰老的复仇。
我给你说过我的人生理论吗？人生就像一场入侵俄罗斯之战。
闪电般地开战，无数高筒一样的军帽聚在一起，羽毛乱飞，就像身临一个鸡飞狗跳的鸡舍。
敌人溃败，战报飞传我们长驱直入的消息。
接着，开始了艰难跋涉，士气低沉，配给不足，而这时第一片雪花落到了你脸上。
敌人烧掉了莫斯科，你只得屈服于“一月大将”，这位大将的手指甲就是连天的冰柱。
痛苦地撤退。
烧杀抢夺的哥萨克。
在波兰的一条甚至没有标记在你的将军的地图上的河流前，你正欲渡河过江，却终于倒在一个少年枪手的霰弹之下。
我不想变老。
不要让我变老。
你有这样的魔力吗？没有，连你都没有这样的魔力，啊哈。
再来支烟吧。
来吧。
啊，好吧。
随你便。
各有各的喜好。
[1]斯都(Stew)，意为炖汤；斯都泡特(Stew-Pot)，意为炖锅。
[2]《今日剧》(PlayforToday)，为英国BBC一台在1970年至1984年播出的剧集。
[3]德尔·香农(DelShannon，1934—1990)，美国著名的摇滚和乡村音乐家，歌曲作者。
[4]Sinedie，原文为拉丁语。
[5]电视栏目名。
[6]原文为法语，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楷体字皆指原文为法语，不再逐一说明。
[7]Meaculpa，meamaximaculpa，原文为拉丁语。
[8]Adams，Aitken，Apted，Bell，Bellamy... [9]Mantra，来自梵语，指能够“创造变化”的音、音节、词，此处意为咒语。
第二章借我一英镑 斯图尔特： 真是没想到!
《爱德华人》杂志居然活到了今天。
但我很高兴，这份杂志至今犹在。
圣爱德华中学也活到今天，这又是一个惊喜。
他们把英国的所有文法学校都裁掉了，把它们变成了普通中学和高中。
学校合并来合并去，不知怎的，就是没有把圣爱德华中学给合并了。
好像没有人管我们。
所以，这所学校至今还在，靠各地的毕业校友供稿的这份杂志至今还在。
在毕业之后的头几年里，我不怎么关心这些事。
现在毕业差不多15年了，我对母校的事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你在杂志上读到某一个熟悉的人名，记忆的闸门就哗地打开了。
校友们从世界各地寄去文章，讲述各自的近况。
天哪，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贝莱现在竟然负责整个东南亚的生意!
我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问他，泰国的主要农作物是什么？他回答，晶体管收音机。
奥利弗说，学校里的事，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说——他怎么说的来着？——他说，即使把石头扔进他记忆的井里，也不会溅起任何水花了。
每当我把《爱德华人》杂志里写的人和事告诉他的时候，他总是哈欠连连，问，谁啊？语调极其无聊，但我不相信他不感兴趣。
只是他没有主动说起过这个学校的事情罢了。
在别人面前，他或许在吹嘘他上过更牛的学校——伊顿或别的什么学校。
他这样做，我并不奇怪。
我一直以为，你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应该去伪装成别的。
但是，奥利弗以前一直说我的想法不对，还说你假装什么，就是什么。
我与他太不一样了，你也看出来了吧。
有时候别人真的奇怪我们俩怎么成了朋友。
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们觉得我与奥利弗交了朋友，是我的幸运。
奥利弗让人难忘，他能说会道，他去过远方，他会说外语，他熟悉艺术——岂止是熟悉——他即使穿上一件并不合身的衣服，他的朋友们也都会说穿在他身上就是时尚。
这些我都不会。
我总是词不达意，当然在工作场合除外。
我去过欧洲和美国，但我没有去过尼尼微和遥远的奥弗；我没有多少时间去搞什么艺术——确实没有时间——但是，你要知道，我没有任何反对艺术的意思(有时候我也在汽车的收音机里听一场不错的音乐会，与大多数人 一样，假期里也会看上一两本书)；我不太在意穿着，上班的时候只求利索，回家的时候只求舒服。
我以为，奥利弗喜欢我，就是因为喜欢我本来的样子。
我去学奥利弗的样，是毫无意义的。
啊，对了，我们俩还有一大不同：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奥利弗却几乎身无分文——至少没有任何知道钱为何物的人称作钱的那种东西。
“借我一英镑。
”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那时我们的座位挨得很近。
那时我们都是15岁。
我们在同一个年级已经两个学期了，却没有真正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们有各自的朋友。
再说，在圣爱德华学校，座位是按照上一学期的期末成绩排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坐得那么近。
不过，或许是前一个学期我的成绩上去了，或许他的成绩下降了，或许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总之，这次我们总算坐在一起了。
奈杰尔——当时他叫奈杰尔——开口向我借一英镑。
“借钱干啥？” “太无礼了!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不了解贷款的用途，审慎的财务经理是不会批准发放贷款的。
”我答道。
这句在我看来完全在理的话，不知怎的，却引发了奈杰尔的一声大笑。
坐在讲台上的比夫·沃金斯先生抬起头来——这是一节自习课——满心疑问地瞟我们一眼。
说实在的，这眼神不只是带着疑问。
这一看不要紧，却进一步触发了奥利弗的笑神经，笑了好一会儿，他才想到应该给老师一个解释。
“对不起，先生，”他终于对老师说，“我向您道歉。
真没想到维克多·雨果竟然会如此滑稽可笑。
”说完，他又大笑了几声。
我感到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的。
下了课，他对我说，他在商店里看到一件漂亮的衬衣，很想买一件。
我问他这件衬衣二次转让的前景如何——我想着如果他破产了，也好回收我的贷款。
这一问让他更乐了。
我提出了我的贷款条件：四周内还清本金，加上5%的利息；否则，第五周开始利息升至10%。
他说我是一个放高利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叫我。
四星期之后，他还给我1.2英镑。
每到周末他就穿上新衬衣到处显摆。
之后，我们就 成了朋友。
朋友：我们的主意已定，就这样做了朋友。
在那个年纪，你们不用纠结要不要做朋友，自然就做朋友了。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不少人对此很是吃惊，我记得我们就故意做朋友给他们看。
奈杰尔假装是我的老大，我假装很笨，竟然觉察不到他在做我的老大。
他更装出一副爱出风头的样子，而我则装得更为呆板木讷。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朋友。
我们后来一直是朋友，即使他上了大学，我没有上；即使他去过尼尼微和遥远的奥弗，而我没有去过；即使我进银行上班，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他不断跳槽，最后在埃吉维尔大道边上的一个小巷里做了一名英语教师，教外国人学英语。
他教书的这所学校名叫莎士比亚英语学校，校门外，一面霓虹灯做的英国国旗闪烁不停。
他说，他之所以接受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这面霓虹灯国旗总让他热血沸腾。
不过说实在的，真正让他热血沸腾的是钱——他太需要这份工资了。
接着，出现了吉莉安，我们就成了三人了。
吉尔与我说好了，不对任何人说起我们相识的真实经过。
我们对外的一致说法是，我办公室一个叫詹金斯的同事下班后带我去附近的酒吧喝酒，我们巧遇了他的某一个前女友，而吉莉安碰巧与她在一起，其实她们也不甚相熟。
我与吉莉安一见如故，之后很快又约会了一次。
“詹金斯？”奥利弗听完我用不甚肯定的语气讲述的这个故事之后问道。
其实我紧张的是，怕他问及吉莉安。
“他是套利交易员吗？”奥利弗喜欢假装知道我的工作情况，嘴里不时蹦出这个奇怪的词，以显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现在我一般不理他那一套。
“不是，”我说，“他是新来的，不过他年纪很大了。
他没干多久。
干不了。
”这是实话。
我之所以挑选了詹金斯来说事，是因为他刚刚被炒了鱿鱼，以后不会有人碰到他。
“好了，他在那里上班的时候，至少给了你一份幸事。
” “一份什么？”我问道，一脸的愚笨。
他笑了一下，一脸的老练。
说实在的，与人打交道，我从来不在行。
有些人天生善于与人交往，有些人就不行。
我的家庭不像别人家，不是什么大家庭，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表妹堂哥“冒出来”，我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家就一直冷冷清清的，没有多少亲戚来往。
我20岁的时候，父母过世，姐姐搬到兰开夏郡，做了护士，结了婚。
这个家也就散了。
现在我一个人住在斯托克纽因顿的一间小公寓里，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有时也熬个夜，形影相吊，十分孤单。
我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外向型性格的人。
即使我遇到我喜欢的人，我也不会在他们面前多说两句，多问几个问题，以表示我喜欢他们，相反我会闭嘴歇声，好像我不指望他们会喜欢我，好像我不觉得他们认为我很风趣。
结果，他们也就看出我确实不是一个很风趣的人——这倒没冤枉我。
以后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并不下决心加以改正，让自己变得善于交际，相反我还是麻木不仁，一如既往。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总是自信满满，另一半的人则自卑不堪。
我不知道如何从自卑的世界一跃进入自信的世界。
为了做一个自信的人，你首先就得有自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广告不错，标题是：“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士？25～35岁？工作太忙碌，社交无起色？”这个广告，做得真不错。
没有鼓动大家一窝蜂地赶往度假胜地，进行无上装狂欢。
也没有流露这样的信息：缺乏社交，全是你自己的错。
缺乏社交，这甚至也是发生在最优秀的人士身上众多事情中的一个。
一个明智的补救做法是，花上25英镑，坐到伦敦的一家酒店里，喝上一杯雪利酒。
即使事情不见得有起色，但是保证不会让你受到侮辱，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一个姓名牌别在胸前，就是某个大型会议上常见的那种。
但是我又觉得，他们会认为，那样一来就暗示我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说。
有一个人，应该是主办方的人，在分发雪利酒，每见一个新到的人，就领着这个人与大家见面。
因为来的人太多了，他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只好自报家门。
或许他是故意不记我们的名字的。
我正在与一个有口吃的男人说着话，他在接受培训，准备做房地产经理。
这时，主办方的人带着吉莉安进来了。
这个家伙口吃，这个 情况倒让我增添了几分自信。
这话说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以前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你觉得自己口才平平，说出的话平淡无奇，可边上的家伙突然慧根大开，口吐莲花。
是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这差不多成了一个最原始的生存法则：找一个比你差的人在身边，这样你就心花怒放了。
或许，“心花怒放”这词有点儿夸张，但我还是给吉莉安讲了一两个奥利弗给我讲过的笑话，我们两人都说见到这么多人真是不自在。
聊着聊着，我发现吉莉安有一半的法国血统，这下我有话说了，而那个房产经理想说说德国的事，但我们没有任何兴趣。
我还没有太弄清楚这里的情况呢，就把半个肩膀转过去，将房产经理撇到一边，对吉莉安说：“瞧，我知道你刚到这里，但你不想找个地方吃晚饭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晚没空，下次也行。
”不瞒你说，我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都感到不可思议。
“你觉得我们这么快就离开这里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是必须先与所有人见面吗？” “不是必须这样的。
” “那好吧。
” 她对我笑笑，低下了头。
她很羞涩，这我喜欢。
我们出了门，来
到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餐。
三星期之后，奥利弗从某一个充满奇光异彩的地方回来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三人。
整个夏天，我们仨，就像那部法国电影。
电影里的几个人成天在一起，骑着自行车兜风。
吉莉安： 我不羞涩。
我只是紧张，不羞涩。
这不是一回事。
斯图尔特才羞涩呢。
一开始就看得出来，很明显。
他手拿雪利酒杯站在那里，太阳穴都微微沁出了汗，显然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但努力地想克服这种不适，看他那样真是痛苦。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会感到轻松自 在。
那一刻，我觉得，这真有点儿像人口市场，我们没有受过这种培训，我们的社会不提供这样的培训。
斯图尔特一上来就讲了几个笑话，但一点儿也不好笑，因为他太紧张了，而且我觉得这些笑话本来就不好笑。
然后我们说起了法国，但他说的仍是老一套，说什么光闻气味都能分辨这是法国的什么地方，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分辨。
但重点是，他很认真，无论对我，还是对他自己，都很认真。
你知道的，这太感人了。
真的感人。
我在想，那个想聊德国的口吃男人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希望他找到了人。
我在想，詹金斯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奥利弗： 别告诉我，让我猜猜。
让我把我的心灵感应全部集中在我朋友斯图[1]那可爱的、有点儿打皱的肥臀上。
肥臀？我的意思是，他的臀部非常突出：霍屯督人[2]的臀部。
《祖与占》？我记得没错吧？我想没错。
以前他提过一次，但只是向我，从来没向吉莉安提过。
《祖与占》。
奥斯卡·威内尔，那个家伙身材矮小，一头金发，另外——真还说不准——或许也有个肥臀；让娜·莫罗；还有那个个头高大、一头黑发、举止优雅、长相迷人的家伙，满口的牙齿长得真好，直叫人想亲吻(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唉，演员倒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记不住情节了。
他们整天一起骑车，过桥，一起嬉闹，对吗？我想是这样的。
《祖与占》这部电影是不错，但远非二战后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斯图尔特挑选这部电影作为他学习法国文化的参考资料，倒是他的典型做法。
我最好提前给你提个醒，斯图尔特是这样一种人，他竟然把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与《艾尔维拉·麦迪根协奏曲》混为一谈[3]。
说起古典音乐，他最喜欢的就是弦乐队模仿鸟叫或钟鸣，要不就是模仿小火车爬过山岗的轰鸣声。
这难道不是老土得太可爱了吗？ 或许他修过一门法国电影课，目的就是为了钻研泡妞的技法。
你要知道，泡妞可从来不是他的强项。
我经常帮他，为他安排四人约 会，但是到最后往往是这样的局面：两个女孩都为了我而吵起来，斯图尔特则躲在角落里生闷气，展现着一个老顽固的全部魅力。
哎呀，那真是令人伤心的场面。
我担心我的斯图尔特日后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你应该多帮我。
”有一次，他非常难过地向我抱怨。
“帮你？帮你？我找来女孩子，我介绍给你，我还费劲地推动晚上的气氛向上走。
而你呢，枯坐一旁，怒视远方，活像《众神的黄昏》里的哈根[4]——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典故。
” “我有时候觉得你请我来，只是让我来买单。
” “我当年要是在股票牛市里抽了身，”我这样提醒他，“而你，我的好朋友，失了业，带了两个这么棒的女朋友来，我一定会荣幸之至地买单的。
” “对不起，”他说，“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对她们说我在女人面前没有一点儿自信。
” “啊，原来你对这一直耿耿于怀哪。
”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约会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舒心。
” “我觉得你不想让我得到一个女朋友。
”斯图尔特悻悻然，下了这个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他找了吉莉安时感到非常吃惊。
谁会相信这事？还有，谁会相信他是在一个酒吧搭上她的？请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吉莉安，穿着齐臀缎子裙，坐在吧台凳上；斯图尔特，一边用腕上计算器算出当前日元无比坚挺，一边漫不经心地滑动他的领结；一个男招待，不问也知道休斯先生想要一杯刚出窖的1918年的舍西亚尔，必须倒在可以集聚葡萄酒特有气味的特殊杯子中；斯图尔特，悄悄移到吉莉安旁边的凳子上，不经意地散发出带有他男性性感的微妙麝香；吉莉安，向他借火；斯图尔特，从他凌乱的阿玛尼西装口袋里轻轻取出登喜路玳瑁打火机…… 哎呀呀，我的意思是，得了吧。
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形吧。
我已经听人轻声细语地讲过这个令人心跳的故事。
说实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脏。
一个设法使自己在下星期被炒鱿鱼的神经错乱的银行职员(真的，你必须神经错乱了，才会被解雇)，一天晚上与斯图一起去乡绅酒吧喝一杯下班[5]后的饮料。
我让斯图尔特向我数次重复了这个店名：乡绅(Squires)酒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问道，“这家酒吧的拥有者是一个自视为乡绅的人？或者，这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乡绅想要开怀畅饮的地方？” 斯图尔特想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 “这么说吧，撇号放在哪里？” “撇号？” “是e一撇s(Squire’s)，还是s一撇(Squires’)？这可是大有差别的。
” “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这一撇。
” “肯定有这一撇，即使是下意识的。
”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看了几秒钟。
我觉得斯图尔特根本没有弄明白我在说什么，看他那样子，好像他认为我在有意破坏他的现代版《保尔和维吉妮》[6]。
“对不起，你继续讲。
” 就是这样，他们俩，温克尔考夫特和斯图，在这个酒吧——不管是Squire’s酒吧，还是Squires’酒吧——大享其乐之时，进来了
一 位小姐，不是别人，正是温克尔先生的一个老情人，紧随着这位小 姐进来的，竟然是我们亲爱的吉莉安。
这约会四重奏接下来的进程在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预料的了，不可预料的只是：这四人当中的一个人是斯图尔特，而在四人约会中的斯图尔特总是愣头愣脑，就像没有打 开包装纸的面包棍。
他是怎么从这昏暗的地下密牢的默默无闻的 状态中突围的呢？我把这个难题抛给了他，当然用了一种更为得体的方式，你懂的。
“我们差不多谈起来了。
我们差不多相互熟悉起来了。
” 啊，那就是我的斯图尔特。
我听到谁在说话？特里斯坦？唐璜？卡萨诺瓦？淘气到无法形容的侯爵吗？不，我听到的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斯图尔特·休斯。
“我们差不多谈起来了。
我们差不多相互熟悉起来了。
” 哦，亲爱的，你又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不用说，我明白。
你以为我是一个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下半身动物，不是吗？事实并非如此。
或许你没有理解我的语气。
我用这种口气说话，只因为斯图尔特是我的朋友。
我的老朋友。
我爱他，这个斯图尔特。
我们的友谊一直可以追溯——一直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可以买到单声道唱片，奇异果的名字还没有发明，穿着卡其布衣服的汽车协会代表会向经过的每一个汽车驾驶员致敬，一包金薄片香烟只要四个半便士的银币，你的零钱可以买到一大壶蜂蜜酒。
我们就是那样，斯图尔特和我。
铁哥们儿。
我得说一句，你不要低估我的朋友。
有时候他的动作是有点慢，上边的那台老涡轮机不像兰博基尼那么突突地飞转了，但他能成事，能成事。
有时候不见得比我慢。
“我能借一英镑吗？”在学校里(那学校叫什么名字？斯图尔特知道，你问他吧)我们坐在相邻的座位上，我向这个迄今为止智力平平，不过经过艰难跋涉，终于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学业高地的男孩抛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可以打破僵局的开场白。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并没有乖乖递上钱来——任何一个暂时被允许呼吸高层空气的识相知趣的小喽啰都会这样做啊。
相反，他开始背诵各种贷款条件。
利息、百分比、股息、市场运行、市盈率……诸如此类。
我想要的不过是区区一英镑，而他差不多要我在《欧洲货币体系》上签字。
接着还问我拿钱干什么!
好像关他什么事似的!
好像我知道似的!
我不屑地咯地笑了一声，这一声笑就让那个管理教室纪律的老壁虎很不高兴地朝我抖动了一下他的环状领子。
我用一句俏皮话使他平静下来，然后与我这位胖乎乎的、对钱物异常谨慎的新朋友继续谈判。
几个月后，我还了钱，丝毫不理会他嘴里利率什么的那一套，因为，说实话，我也弄不懂。
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伙伴和好朋友。
他有过一个女朋友。
我的意思是，在吉莉安之前。
那是在四个半便士的银币就能买一包金薄片香烟这样的东西的日子里。
你知道吗？ 我给你说说这个，我想他不会介意的——他不愿与她上床。
听清楚了，他们没有干那事。
他不愿对她窄窄的腰胯为所欲为。
这种斯达汉诺夫式[7]的贞洁一连保持了几个月，那个女孩终于忍不住，做出了孤苦的示爱举动，但他正色告诉她，他想更进一步了解她。
我说这女孩一直在暗示他，笨蛋，但是斯图尔特不吃这一套。
是的，没错，他不吃这一套。
当然，我认为他是在说谎，不过他要走到那一步，那将是需要想象力的。
此外，我还有别的证据。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性与食物之间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对性的兴趣，与对食物的兴趣密切相关。
(你不相信？那么请看这一条：人类最重要的费洛蒙[8]，学名异丁醛，在强大的脉冲碳链中，与……豆芽的气味极其相近!
好好琢磨这句话，朋友。
)如果你以前没有发现，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斯图尔特竟然相信食物之所以存在，其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掩盖食物下面的这个碟子上的隐秘图案。
但是，用古老的筷子夹菜，那速度，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我——年轻时的奥利[9]。
这可不是吹牛。
因此，在人类行为的相关方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太多麻烦。
我从来不让家庭来妨碍我。
可能我风流种的名声使斯图尔特男子气概全无。
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这个工作毫不妨碍我往那个方向发展。
课后的单独辅导，即一对一面对面教授。
斯图尔特一定打过我房间的电话，知道了我的电话到目前为止是用差不多15种语言应答的。
他现在万事大吉了。
他得到了吉莉安，不是吗？ 说实话，在他悠然地走进乡绅酒吧，然后与吉莉安一起双双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我的情绪有点儿低落，而这低落的情绪总让我对什么事都看不惯，嘴里总会冷不丁地冒出来古怪的酸话。
不过我为他高兴。
我怎么可能不为他高兴呢？他们俩第一次一块儿到我家里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太可爱，太小狗模样了：摇尾乞怜、叼骨讨好，连我都差一点儿要抚摸他的耳背帮他挠痒了。
我好好布置了一下公寓，否则真会把客人吓跑的。
我拉上摩洛哥窗帘，窗帘下摆不那么规整地盖住了沙发，把《奥菲欧》第三幕的唱片放到唱机的旋转垫上，点上一炷埃及线香——这样就算收拾好了。
颇有一种欢迎来到奥利家的效果，我想。
噢，我本来可以把房 间布置得更好一些——挂上一张斗牛海报，让斯图尔特觉得轻松自在 ——不过我发现，一个人不能完全掩盖其个性，否则他的客人来了之
后，不会留下什么印象。
听到门铃响起，我赶紧点上一支高卢香烟，准备迎接我的末日。
说不定是斯图尔特的末日，且看事态发展。
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大白天还紧闭窗帘。
近来，我对这一怪癖的解释已经变得越发巴洛克化了：从一种罕见的眼疾到对早期的奥登[10]致以永不消退的敬意，我发现现在我可以做到话在嘴边张口就来。
也许，斯图尔特早就对她打过预防针。
“你好，”她说，“斯图尔特老跟我说起你。
” 听了这句话，我做了玛卡洛娃[11]在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个动作，好让大家都放松下来。
“啊，上帝，”我站在摩洛哥窗帘旁边，说道，“他没有泄露我战争受伤的秘密吧？说真的，斯图尔特，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阿尔巴尼亚佐格一世国王的后裔的，但这也用不着到处吹嘘啊。
” 斯图尔特碰了碰她的胳膊——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他表情自然地做过这个动作——然后低声地说道：“我对你说过，他讲什么你都不要信。
”她点点头。
我突然奇怪地感觉到我不在多数人的那一边。
那的确很奇怪，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而通常有需要更多的人，才能让我产生少数派之感。
让我来重构一下她那天的模样。
我没有在记忆的行李寄存员那里存下她的面容和外表的精确模样，但我觉得，她当时穿了一件颜色介于鼠尾草与拉维纪草之间的衬衣，一条灰色的501s[12]水磨石洗牛仔 裤，脚穿一双绿袜子，一双荒唐可笑毫无美感的运动鞋。
栗色的头 发梳向后面，夹于耳际，自由地背在后面；不施粉黛的脸一色白净，突出了她棕色的大眼睛；樱桃般的小嘴和挺括的鼻子处于锥形的椭圆脸庞的较低位置，使她傲慢的额头更加醒目。
我不由自主地发现，她的耳朵几乎没有耳垂，毫无疑问，这种现在越来越多见的遗传特征连达尔文都无法解释。
是的，我想那就是她打动我的地方。
我不是那种在外围费劲地啰唆了一圈之后才最后说到紧要的私人问题的人。
我不会大谈特谈当下的新闻事件来转移鸟巢里的一只凤头麦鸡的注意力：东欧的政治骚乱，非洲的最新政变，鲸鱼的生存概率，当前悬挂在格陵兰岛的衣钩[13]上的令人讨厌的低压涟漪。
我把台湾乌龙茶端给吉莉安和她的“乡绅”之后，马上问她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她的父母是否健在。
斯图尔特看上去就好像兔子抽搐的鼻子，但她心情愉悦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我弄清楚了：她28岁；父母(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分手多年，当年她父亲与一个荡妇私奔了；她自己呢，是一个勤劳的艺术女仆，她的工作内容是让往昔暗淡的颜料重新鲜亮起来。
什么？哦，她是古画修复师。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忍不住将吉莉安拉到一边，凑近脸告诉她我的一个金光闪闪的看法：运动鞋配501s牛仔裤，说实在的，绝对是一场灾难；这大白天的，就她这身打扮，穿街走巷一路走到我的公寓，不招致别人的公开嘲笑才怪呢。
“告诉我，”她问道，“你没有……” “什么？”我催她把话讲完。
“你没有……你没有化过妆吧？” [1]斯图尔特的昵称。
[2]TheHottentot，南部非洲的种族部落，他们自称科伊科伊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
在体形特征上，该种族的妇女大多臀部肥大，为其他人种的三四倍，医学上称之为臀脂过多。
历史上，欧洲猎奇者曾将她们作为“动物”到处展览，牟取暴利。
[3]《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1785年创作的作品。
1967年，大获成功的瑞典电影《艾尔维拉·麦迪根》(ElviraMadigan)使用了该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使得该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也被称为《艾尔维拉·麦迪根协奏曲》 [4]哈根是瓦格纳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四部《众神的黄昏》的主要角色之
一，以邪恶、狡猾著称。
[5]post-Arbeit，原文为德语。
[6]法国作家伯纳丁·德·圣皮埃尔(BernardindeSaint-Pierre，1737—1814)所著的爱情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法属毛里求斯岛上的一段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
[7]指苏联煤矿工人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yStakhanov)，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开展名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8]Pheromone，信息素。
个体分泌到体外，能被同物种的其他个体通过嗅觉器官察觉，并使后者表现出某种行为、情绪、心理或生理机制改变的物质。
[9]奥利弗的昵称。
[10]威斯坦·体·奥登(WystanHughAuden，1907—1973)，诗人，被公认为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11]娜塔莉娅·玛卡洛娃(NataliaMakarova，1940—)，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当代芭蕾史上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音乐剧和戏剧表演艺术家。
[12]美国服装品牌李维斯的一款著名牛仔裤。
[13]从地图上看，格陵兰岛的不少海岸线形状酷似衣钩。
第三章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 斯图尔特： 请不要那样排斥奥利弗。
他做得是有点儿过，但本质上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
很多人不喜欢他，有些还很厌恶他。
但我们也要看他好的一面。
他没有女朋友，几乎身无分文，做着内心非常讨厌的工作。
他常常冷嘲热讽，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
如果我能忍受他的嘲讽，你就不行吗？多往好处想他。
看在我的分上。
我很快乐。
别让我烦心。
16岁那年，我们一道住青年旅舍，一路搭便车去苏格兰。
我对每一辆路过的车子都做出搭车的手势，但是奥利弗只对他真正想搭的那些车子伸手示意，有些他不喜欢的车子停下来了，他还对那些司机怒目相向。
所以我们这一路搭车搭得并不很顺。
但是我们还是到了目的地。
这里老下雨，白天我们不能待在青年旅舍，只好四处瞎逛，坐在巴士候车亭里躲雨。
我们两个都穿着厚夹克，但是奥利弗从来不戴上兜帽。
他说那样使他看起来像个僧侣，而他不想做出任何赞同基督教的举动，所以他总是淋得比我湿。
有一天我们待在一个地方——我想应该是皮特洛赫里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玩儿了一整天的舰队游戏。
这是一种在一张画着格子的纸上跳格子的游戏，每个玩家有一艘战舰(走4个方格)、两艘巡洋舰(走3个方格)、三艘驱逐舰(走2个方格)，以此类推。
你必须击沉对手的舰队。
我们玩儿了一局又一局，一个人只能坐在电话亭的地上，另一个人站着，靠在电话亭里放电话簿的架子上。
我整个早上都坐在地上，下午则靠着架子。
我们在村庄的商店买了受潮的燕麦饼，当中饭吃。
我们玩儿了一天的舰队游戏，正巧也没有人来打电话。
谁赢谁输我都记不得了。
傍晚时分，天放晴了，我们走回青年旅舍。
我戴着兜帽，所以我的头发是干的。
奥利弗的头发则湿透了。
太阳出来了，奥利弗拉着我的手，我们并肩而行。
我们在一位女士面前走过，她正站在自己的门前花园里。
奥利弗对她鞠了一躬，说：“看!
夫人。
一个干僧侣，一个湿罪人。
”她听得莫名其妙。
然后我们继续朝前走，步调一致，手拉着手。
我与吉莉安认识几星期之后，就带她去见奥利弗。
我得向她先说明奥利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认识了我，但不能就此推断我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奥利弗常常让人讨厌，他有各种略显古怪的习惯和爱好，但是如果你见怪不怪的话，你就能很快认识奥利弗的本性。
我对她说，他的房间可能窗帘紧闭，处处弥漫着线香的味道，但是如果她不表现出大惊小怪，那一切就没有问题。
她的确没有感到大惊小怪，而我倒觉得奥利弗可能因此有点儿不高兴。
不管怎么说，奥利弗是一个喜欢搞事的人。
他确实喜欢给别人出其不意的惊喜。
“你的朋友不像你说的那样古怪。
”我们离开的时候，吉莉安说。
“那就好。
” 我没有对她说奥利弗今天的表现一反常态地好。
“我喜欢他。
他很好玩儿。
模样也不错。
他化妆吗？” “不化妆，据我所知。
” “那一定是光线的缘故了。
”她说。
接着，在唐杜里[1]风味的晚餐上，在我喝第二杯啤酒的时候，我
想起了一件事——现在我记不清是什么事了。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想问她，我觉得她不会介意的。
“你化妆吗？”我们一直在谈论别的事情，突然之间我抛出了这个问题。
我脑子里觉得我们一直在谈论奥利弗，而她的回答——好像她也觉得我们一直在谈论奥利弗，尽管那时我们谈到了好几个不同的话题，但整个谈话似乎都在围绕奥利弗转——让我非常开心。
“不化妆。
你难道分辨不出来？” “我不会分辨。
” 她的面前是吃了一半的提卡鸡肉[2]，喝了一半的白葡萄酒。
在我与她的中间，立着一支粗短的红蜡烛和一枝塑料做的非洲紫罗兰，烛 火已经浸到一摊蜡油之中了。
透过烛光，我第一次好好端详了吉莉安的脸庞，她……对了，你亲眼见过她，不是吗？你注意到她左脸颊上的那个小雀斑了吗？你注意到了？那天晚上，她把头发拢过耳后，后面用两个玳瑁发卡夹起。
她的眼睛似夜幕一般漆黑，我的眼光根本离不开她。
我一直盯着她看。
烛与蜡在不断地争斗，在她的脸上投下一片跃动的光影。
我的眼光无法离开她。
“我也不会。
”我最后说。
“也不会什么？”这次她没有自动接上这个话头。
“化妆。
” “很好。
那你介意我穿运动鞋来配501s吗？” “就我而言，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 “这话有点儿轻飘飘的。
” “我真感觉有点儿神魂颠倒了。
” 后来，我送她回到她与人合租的公寓，倚在生锈的栏杆上看她找
钥匙。
她让我吻她，于是我轻柔地吻了她，然后我看着她，又轻柔地吻了她一次。
“如果你不化妆的话，”她耳语道，“脸上这个就盖不住。
” 我将她拥入怀中，双手环绕着她。
我没有再吻她，因为我觉得我几乎想哭。
接着我又拥抱了她一下，把她推进门去。
我觉得如果再多亲热一秒钟，我真的会哭出来。
我独自站在门口，闭上眼睛。
吸气。
呼气。
我们谈到了各自的家庭。
我父亲几年前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我母亲看起来应对自如——说实在的，她似乎有点儿兴奋。
接着，她得了癌症，癌细胞到处都是。
吉莉安的母亲以前是法国人——不，我得纠正，现在是法国人。
她的父亲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
他去里昂接受了一年的培训，回来的 时候带回了怀亚特夫人。
吉莉安13岁的时候，她父亲与一个前一年毕业的学生私奔了。
她父亲42岁，那个学生17岁。
传言说，在他做她老师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暧昧不清，那时她不过15岁。
也有传言说那个女孩怀孕了。
一个人一旦丑闻缠身，这丑闻就会越传越可怕。
他们就这样私奔了，消失了。
怀亚特夫人一定是受不了了，就像这两件事——丈夫死了，丈夫与别的女人私奔——同时发生了一样。
“这对你有多大影响？” 吉莉安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太痛苦了。
但我们挺过来了。
” “但是13岁……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时候被父亲抛弃太不
幸了。
” “2岁被抛弃也很不幸。
”她说，“5岁也很不幸，10岁也是，15岁也是。
” “我只是想说……从我读过的文章来看……” “40岁倒不是很不幸。
”她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响亮的、几乎强硬的声音说，“如果他等到我40岁再和别人私奔，那就好了。
也许他们应该把这定为一项规则。
” 我心里想，我不想再让你碰到这样的事了。
我们紧握着对方的手，不说一句话。
我们的父母四人只剩下一人了。
两个死，一个失踪。
“我希望人生就像银行业务一样就好了，”我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人生直截了当。
有时候人生实在是复杂烦琐，但是如果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你最终还是能够理解它的。
或者说，总会有人，在什么地方，能够理解它的。
即使在后来，即使为时已晚。
生活最大的困惑，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切为时已晚，但你仍无法理解生活。
”我注意到她正认真地看着我，“对不起，有点悲伤了。
” “你可以悲伤一下，只要你大多数时间都是开开心心的就好。
” “好吧。
” 那个夏天我们确实非常开心。
有奥利弗在我们身边，这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确实是这样。
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霓虹灯已经关了几个月了，奥利弗一直无所事事。
他假装很忙，但这瞒不了我，于是我们一起游逛。
我们一起在酒吧喝酒、玩水果机，一起跳舞看电影。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凭一时兴起，一起做出愚蠢的事。
吉莉安和我坠入了爱河。
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只想两人待在一起，看着对方的眼睛，一起拉着手，一起上床。
当然我们做那些事了，但我们也会和奥利弗出去闲逛。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不需要一个见证者，我们并不想炫耀我们处于热恋之中。
与奥利弗在一起就是开心。
我们去了海边。
我们去了弗林顿北边的海滩，吃冰激凌，租了帆布躺椅。
奥利弗让我们在沙滩上用很大的字母写上我们的名字，让我们站在名字旁边，相互拍照。
潮水一来，写在沙地上的名字就被冲刷得无形，看到这里，我们就感到难过，像孩子一样呻吟着呜咽起来。
我们有点装腔作势，但是我们这样装腔作势，只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潮水吞没的时候内心确实感到了悲伤。
过了一会儿，吉莉安说了些“奥利弗说起话来就像字典一样”之类的话，奥利弗便在沙滩上发作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奥利弗也与平时不同。
在通常情况下，他和我一起跟女孩们出去，他在各个方面都比我有优势，即使他不是有意为之。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既不能得到什么，也不能失去什么，这样一切就简单了。
我们三个人都隐约感到，这样的夏天是一次性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夏天。
因为不会再有另一个夏天让吉莉安和我坠入爱河——不是简单的恋爱或别的什么。
那个夏天，是一个独特的夏天。
我们都感觉到了。
吉莉安： 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接受社会工作方面的训练。
这个工作我没干多久。
但是我始终记得一个辅导员在某堂课上讲过的一句话，她说：“你必须谨记，每一种情形都是独特的，每一种情形又都是普通的。
” 以斯图尔特的方式谈论你自己，有这样一个毛病：这会让人匆匆下结论。
比如，当别人知道我的父亲和一个女学生私奔之后，他们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
这意味着以下两点中的一点——如果不是两点都是的话：第一点，如果你父亲跟一个比你大不了几岁的人私奔了，这也许意味着他真正的想法是与你私奔；第二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那些被父亲抛弃的女孩常常恋上年长的男人，以此作为情感补偿。
这就是你现在所处的情形吗？ 对此，我会这样回答：首先，目击者没有出庭，也没有就此事接受过盘问；其次，仅仅是因为某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意味着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与我有关。
每一种情形都是普通的，每一种情形又都是独特的。
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这样倒过来说。
我不知道斯图尔特和奥利弗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谈论他们自己，这一定是他们玩的另一个游戏。
就像斯图尔特假装他从未听说过毕加索，奥利弗假装他完全不懂珍妮纺纱机之后的任何机械发明。
但我不想参与这个游戏。
不想参与，非常感谢。
游戏是为童年准备的。
有时我觉得，我很小就没有了童年。
我想说的，就是我完全不同意斯图尔特对那个夏天，与奥利弗一同度过的那个夏天的描述。
是的，我们两人共处的时间很多，开始上床了，等等，但是我们都是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热恋中，两个人也不应该如胶似漆，天天黏糊在一起。
但在我看来，这也并不意味着非得与奥利弗一起玩不可。
当然我喜欢他——一旦真正了解了他，你很难不喜欢他——但是他有控制欲，喜欢指挥我们干这干那。
我不是真的在抱怨什么，我只是做出一点小小的修正。
这样聊天，往往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被谈及的那个人来说，情况似乎并非那样。
我遇到了斯图尔特，我爱上了他，我嫁给了他，这是什么样的经历？ 奥利弗： 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
为什么我们总用“那个夏天”来指代它呢？——只不过去年夏天而已。
我猜想这就像一个完美保存的记号， 准确无误、色彩透亮。
那就是它在记忆中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那时都 不着痕迹地捕捉到了它，我觉得。
最为关键的是，我光彩照人。
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关门放暑假之前，我的情况有点儿吃紧。
一
种昏暗的情绪弥漫在我心头，一切由一个误解引起，但我没有告诉欢快的乡绅和他高贵的夫人，以免打搅他们的好事。
我想，这样去打搅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不公平的。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外国学生身上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他们的英语说得不太好。
这就是我昏暗情绪的根源。
我的意思是，那个女学生在朝我点头或对我微笑，而奥利，这个可怜的、没脑子的老傻瓜奥利，竟然一下子得出了结论：这种外在的行为性抽搐就是表示我吸引了她这样一个可靠信号。
这就导致了一个误解，在我看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不令人奇怪的，这个误解，虽然其最终结局说来令人遗憾，却完全洗去了这个倒霉老师的罪责。
我坚决不让她从我的公寓神色慌张地跑出去，在她突然泪流满面之时我依然不动声色——这样的说法完全是可笑的无稽之谈。
我，一个狂热的歌剧爱好者，面对这样的催泪大戏怎么会如此无动于衷？我的校长，那一片来自久不喷发的死火山的可怕岩浆，竟然要求我放弃对学生的私下辅导，皮笑肉不笑地让性骚扰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徘徊在我俩之间的空气中。
他又表示，在暑假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雇用我的条件和要求。
我回答说，在我看来，他的雇用条件和要求用于直肠植入手术是最好不过的了，连麻药都不用，这下他暴跳起来，说这件事最好经由警察交付“女王陛下的司法”的充分权威来裁决，或者至少交给某个陈腐的法庭，由它慢条斯理地对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争执做出决断。
我回应说，他当然完全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着我陷入了一种沉思，努力地想回忆上星期罗莎问我的有关英国社交习俗的事。
她问我，定期来检查你的学业成绩的那些年老的先生，用手拍拍沙发垫来指示你接受问询时该坐的位置，而等你坐下来，他们的手却放在原地不动了——这种情况正常吗？我把我对罗莎的艰难答复知会了校长：我解释说，这与其说是个礼仪问题，倒不如说是个生理学问题；身体的极度衰老常常导致二头肌和三头肌的萎缩，结果导致大脑控制手指的理性中枢的指令链崩毁。
罗莎走后，我就向校长汇报了这件事，不知怎的，他竟然浑身颤抖起来。
这个时候，我才想起还有一两个别的女生过去一年中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已经不太记得她们的名字了，但是她们目前尚在校学习，可以将她们在放松的气氛中集合起来——或者，像警察局让嫌犯列队叫人指认那样——我觉得，这 个事件肯定可以作为补充材料，在学校的周课“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上进行讨论。
此时，校长的脸红得像校门口的霓虹灯，而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眼神中毫无友爱之情。
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要丢饭碗了，但是我无法确定。
我的象将住了他的后，他的象将住了我的后。
这一盘棋我们准备握手言和，还是准备两败俱伤？ 要想看我那个夏天如何光彩照人，这些事情都应该被考虑进去。
我说了，工作上的这些小麻烦我自己处理了，没有就此打搅斯图和吉莉[3]：依我的经验来看，分享一个麻烦并不会使麻烦减半，反而会使它在巨大的八卦网里传开。
喂，有谁想要从辉煌的高处跌向悲伤的奥利？ 回想起来，我郁郁寡欢的性格真的帮了我不少忙。
他们在教室里给我留了最好的前排位置，这确实有助于驱散我的忧郁。
确保他们自 己的幸福时光的幼苗有时间生长发芽，扎根抽枝——为报答他 们，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实际的方法吗？有我跳跃的姿态在，害虫就躲得远远的。
我是他们的蚜虫喷雾，他们的猫屁，他们的蛞蝓药。
我应该让你知道，扮演丘比特，并不只是在美丽的乐园飞来飞去，等最后恋人们终于亲吻在一起的时候，感受你的小鸡巴的兴奋跳动。
事情多了去了：日程安排、街道地图、看电影，还有菜单、金钱和活动组织。
你必须既是快活的啦啦队领队，又是温柔的精神医生。
你必须有在场时隐身，缺席时在场的双重本事。
别跟我说，让情侣感到快乐的活儿是不赚钱的。
我得把我的人生小理论告诉你。
你知道，吉莉安的父亲与小美女跑了，那时吉莉安只有10岁——要么10岁，要么15岁，反正差不多那个年纪——那个年纪被错误地定义为“易受影响的年纪”，好像其他年纪就不那么具有可塑性似的。
现在，我听那些信奉弗洛伊德主义的色迷迷的家伙说，被父亲遗弃的女儿，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创伤，等女儿到了谈情说爱的年纪，她往往会去寻找一个遗弃她的父亲的替代品。
换句话说，她们会去搞比她年纪大的男人。
这种行为，实际上我总觉得几近病态。
你看到过这样的老年男人吗？就是那种勾引年轻女人的老年男人：屁股高翘，迈着流里流气的大步，诱人的棕色皮肤，袖口的链扣闪着金光，干洗味十足。
走到哪里，响指打到哪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服务生。
呼来喝去，要这要那……真是恶心。
对 不起，我不得不说。
想起长满老年斑的手掐着少女紧致的奶子——赶紧给我一个呕吐袋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处于我理解的礁石之外：如果你被老爸抛弃了，你为什么做出决定要找老爸的替代品上床呢？把鲜花一样的年纪奉献给老咸猪手？啊哈，教科书给出答案了，你没有弄懂：女孩那样做的目的是，为被粗暴剥夺的安全感寻求一个替代品；她在寻找一个不会抛弃她的父亲。
说得是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被野狗咬伤，伤口感染，你还继续与野狗混在一起，这种行为是理智的吗？我要说，综合来看，这是不理智的。
买一只猫，养一只鹦鹉吧，别再与野狗混在一起了。
女孩会怎么做？她还是与野狗混在一起。
我必须承认，这是女性心智中的一个模糊区域，还没有从理性的烤箱清洁器中获益。
另外，我觉得这还很令人恶心。
你也许会问，我的这个理论如何解释这个吉莉安找斯图尔特这件事呢？当然，我的这位肥臀朋友，还没有到上面讲到的头发花白的好色之徒那般年纪，也没有带着未成年的美丽女孩开车奔向夕阳。
也就是说，他没有成为吉尔的老爸。
但是仔细打量斯图尔特，你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即使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把年纪，其实也差不多到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关他的全部事实。
他拥有两套中度黑灰色的西装和两套深黑灰色的西装。
他受雇于一家银行，且不管他具体干什么工作，这家银行的老板爱穿细条纹内裤，很有体贴之心，一直会关照他，直到他退休为止。
他交了养老金，买了寿险，要分担一半的为期25年的抵押追加贷款。
他的食欲一般，性欲不知怎的也寡淡了(不要脸红)。
他唯一不符合进入“50岁以上俱乐部”的条件是，他只有32岁。
这些都是吉莉安明白的，都是她觉得她想要的。
波希米亚式的烟火不是这桩与斯图的婚姻所能给予的。
吉莉安到头来找了一个她能找到的最年轻的老头子。
他们两人正在英国的某一个海滩相互缠绵，还以为我没有看见，但我却说了上面这些话，合适吗？是朋友就不该那样。
另外，我为斯图尔特感到高兴，他的肉乎乎、耷拉状的臀部，再也不用黄油来体现存在感了。
他带着一种令人震惊的感激之情紧紧抓住吉莉安的手，就好像之前的那些女孩子总要他戴上烤箱手套一样。
在她身边他好像不再那么笨手笨脚。
他的舞跳得都比以前好了。
我的意思是，斯图以前只会稀里糊涂地乱蹦，但那个夏天他竟然能双脚旋转，轻盈自在，活力四射。
而我呢，在我的日程表记载的都是吉莉安的那些日子里，我一再抑制着自己，大大方方地不去引发令人不快的对比。
有时候，在 镶木地板上跳吉格舞的我，甚至显得一反常态地笨拙吗？也许吧。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决定。
我们就是那样，在那个夏天。
我们的日程上没有悲伤两字。
在弗林顿，我们玩吃角子老虎机，咔嗒咔嗒玩儿了两小时，但是从来没有连续得过三个水果——但我们不开心了吗？不过，我确实想到了一个刺心般悲伤的时刻。
那是在海滩上，有人——也许是在啦啦队队长模式下的我——建议把我们的名字用很大的字母写在沙滩上，然后大家分别与自己的名字合影。
我知道这是一种贝奥武夫[4]时代的老套游戏，但是你不能总想出新游戏来。
轮到我与自己的名字拍照的时候，吉莉安走到斯图尔特身边，也许他得有人帮他设置自动对焦。
下午将逝，一阵东风刮向北海，似乎招摇着在自我显摆；太阳正失去热度，大多数人都已回家。
我孤零零地站在花哨的斜体“奥利弗”旁边(当然，名字的其他部分都用了大写)，眼睛朝照相机看去。
斯图尔特大喊：“Cheese[5]!
”吉莉安喊：“onzola[6]!
”然后斯图尔特喊：“Camembert[7]!
”吉莉安又喊道：“Dolcelatte[8]!
”突然，我感觉想哭。
我站在那里，凝视着上方，哭了出来。
阳光照进我的泪眼，我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只有一片炫目的色带。
我感觉我可能要哭个没完。
这时斯图尔特大喊：“Wensleydale[9]!
”我哭号得更厉害了，哭得像一只豺狼，像一条可怜的野狗。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沙滩上，用脚踢着字母“R”，直到他们过来营救了我。
很快我就又开心了。
他们也很开心。
你注意到了吗？当人们坠入爱河的时候，他们会突然产生一种复原力。
这不仅意味着，没有什么能伤害他们(那是古老而世故的幻想)，而且还意味着，没有什么能伤害他们在乎的任何人。
奥利兄弟？突然在海滩上哭泣的人？朋友们为他拍照时情感崩溃？不，这都不算什么。
叫那些穿白大褂的人走开，也不要叫救护车，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包。
这叫爱。
各种各样的小盒子。
这是绷带，这是膏药，这是软纤维布，这是纱布，这是乳霜。
看，甚至还有麻醉喷雾器。
在奥利身上试用一下。
看，他摔倒了，打碎了他的皇冠。
喷，喷，呼，呼，好了。
好多了。
奥利，你起来吧。
我站了起来。
我站起来，又变得快活了。
快活的奥利，我们已经治好他的伤了。
那就是爱的力量。
要再来一针吗，奥利？最后来杯饮料提提神？ 那天晚上，他们开着吉莉安那辆令人讨厌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车把我送回了家。
绝对不是阿斯顿·马丁的“拉贡达”牌[10]。
我下了车，他们也下了车。
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吉莉的脸颊，弄皱了斯图尔特的衣服，而他正以关切的目光看着我。
我迈着努里耶夫[11]般轻盈的舞步走上门前的台阶，一溜烟地穿门而入，然后一头倒在善解我意的床上，大哭起来。
[1]Tandoori，印度最负盛名的美食烹饪方法，也叫泥炉炭火烹饪法。
烤制的原料一般有羊肉、鸡肉、鱼、大虾、鱿鱼等。
[2]Tikka，一道常见的印度菜，用多种香料和酸奶混合在一起作为腌泡汁，用无骨鸡肉腌制而成，吃起来鸡肉味道酸酸辣辣的，还带有酸奶的香味，闻起来又有咖喱味。
[3]吉莉安的昵称。
[4]Beowulf，现存古英语文学中最古老的作品，完成于公元8世纪左右，讲述了斯堪的
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夫的英勇事迹。
[5]英文原意为奶酪。
这是照相时照相师请被拍人张嘴微笑的常用提示语，犹如中文中的茄子。
下面吉莉安和斯图尔特又开玩笑似的喊出了欧洲几种奶酪的名字。
[6]意大利戈根索拉奶酪。
[7]法国卡芒贝尔奶酪。
[8]马德里的一种奶酪。
[9]英国温斯利代干酪。
[10]Lagonda，英国一著名的名贵汽车品牌。
拉贡达公司成立于1906年，1947年至
1976年，在阿斯顿·马丁V8平台上生产了7辆四门轿车。
[11]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Nureyev，1938—1993)，苏联—奥地利芭蕾舞演员，一生跌宕起伏、坎坷传奇，他的悬空跳跃和快速旋转堪称完美。
第四章现在 斯图尔特： 就在现在。
就是今天。
我们上个月结婚了。
我爱吉莉安。
我很幸福，是的，我很幸福。
我终于结婚了。
现在正是好时候。
吉莉安： 我结婚了。
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会结婚的；另一个声音不同意这桩婚事；老实说，又有一个声音对这桩婚事感到一点儿害怕。
但是我坠入爱河了。
斯图尔特是一个好人，他非常爱我。
现在我是有夫之妇了。
奥利弗： 啊，见鬼。
啊，见鬼见鬼见鬼见鬼，见鬼。
我爱上吉莉了，我也刚刚意识到。
我爱上了吉莉。
我太吃惊了，真被吓到了，吓得屁滚尿流了，真他妈的该死。
我吓得都没有小脑了。
从今往后我该怎么办？ 第五章一切从这里开始 斯图尔特： 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对自己不断地念叨着这句话——一切从这里开始。
在学校里我向来成绩平平。
从来没有人鼓励我应该争取上大学。
中学毕业后我进修了一门经济和商业法的函授课程，然后被一家银行录用为一名普通实习生。
我在外汇部上班。
我最好还是不要提这家银行的名字，怕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做。
但你一定听说过这家银行。
他们对我说得很清楚，我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是每一家公司总是需要一些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普通职员，做普通员工我心安理得。
我的父母属于这样类型的家长，他们不管你做什么事，心头总会感到一丝失望，好像在任何细微的地方你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我觉得这就是我姐姐离家搬到北方去住的原因。
在另一方面，我倒看清了我父母的所思所想。
我过去是有点儿令人失望。
我对我自己也有点儿失望。
我以前解释过，我为什么不能与我喜欢的人自在相处，我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优点。
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如此。
我无法让别人理解我的想法。
但是这时吉莉安出现了，一切从这里开始了。
我想奥利弗的话让你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我在结婚的时候是一个童男。
毫无疑问，在提出这个假设的时候他用了很巧妙的言辞。
不过，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事实。
我不会把什么事都告诉奥利弗。
我敢打赌，你也不会把什么事都说给奥利弗听。
他一高兴，就满嘴跑火车，他一不高兴，就恶声恶气，变得非常不友好。
所以，不让他知道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人之常情。
我们经常搞四人约会，但这样的约会无一例外，都统统失败。
奥利弗总能找来女孩子，我总是出钱付账，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提前将他该付的那份钱悄悄塞给他，这样，女孩子就不会知道这账实际上是谁付的。
有一次，他甚至叫我将所有的钱先交给他，这样，看上去好像所有人的钱都是他付的。
我们去一家餐馆吃饭，奥利弗非常霸道，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
“不行，你不能把那个做主菜。
你的开胃菜里已经有蘑菇和奶油了。
”要么小茴香和潘诺酒。
要么这个，要么那个。
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世界是不是对食物的兴趣过多了？我的意思是，毕竟，很快就会在那一头出来的。
你无法储存食物，无法储存很久。
这个不像钱。
“但我喜欢蘑菇和奶油。
” “那么把它做主菜，将茄子做开胃菜。
” “不喜欢茄子。
” “听说过这句话吗，斯图？她看到光溜溜的茄子就退缩了。
好吧，今天我要把你改造一下。
” 如此这般，接着就与服务生讨论葡萄酒。
有时候我在这个点去上洗手间，奥利弗会先对大家说：“今晚我们来一瓶亨特河霞多丽怎么样？” 在理论上征得了大家的同意之后，他就开始折磨这可怜的服务生了：“你要建议我们喝‘珍藏酒’吗？你说这酒瓶装年份足够了吗？我喜欢霞多丽的浓烈和黄油味，但是也不要太浓烈和太有黄油味，你懂的。
这瓶怎么样？我发现殖民地的居民对葡萄酒瓶使用木塞痴迷过头，你没有发现吗？” 大多数情况下，服务生会奉陪，知道他是这样一个顾客：尽管问个不停，实际上不会听取任何建议，就这样慢慢折磨他，就像钓鱼人钓上了一条鱼，不慌不忙收着鱼线。
终于点完餐了，但我的焦虑并不到此结束。
奥利弗还得在大家面前表现出他对自己选择的葡萄酒十分满意的样子。
为此，他咂吧咂吧嘴巴，把酒含在嘴里久久不咽，半闭着眼睛，神秘地沉思半晌。
接着，他说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篇文章，上面说不用倒在酒杯里就能品味出葡萄酒的好坏，要诀就在于，不要去看这是否是你喜欢的酒，但一定要确信这酒瓶没有使用木塞。
如果你不喜欢这酒的味道，那就太糟糕了，因为这是你自己选定的。
你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你是酒场老手，你就把酒杯一晃，鼻子一闻，你马上就知道这酒是否淡而无味。
这就是奥利弗常常做的动作，他将他的表演压缩为这样的连贯动作：喝下去的时候声音弄得很大，紧接 着是敷衍了事地点头。
有时候，如果有一个女孩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长篇大论地解释他为什么实际上没有品尝到这酒的味道。
我必须说，我与奥利弗出去这么多次，他点过不少下等酒。
很多酒瓶是用木塞的，我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认识吉莉安的时候，我是不是童男，又有什么关系？我说过，我不是童男，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欺骗自己，我向奥利弗隐瞒的这一生活细节是我人生的辉煌战果中的一个。
我想，这非常普通——不管这普通两字在这个语境下意味着什么。
有时候，这非常好，有时候这又令人焦虑，有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想中间状态的其他事情。
普通，你懂的。
接着，吉莉安出现了，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了。
是时候了。
我喜欢这个词，是时候了。
现在是时候了。
不再是以前了。
以前已经过去了。
我让父母失望过，这没有关系。
我让自己失望过，这没有关系。
我不能让别人明白我的想法，这没有关系。
那是以前，都过去了。
现在是时候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突然改头换面，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不是那只被哪个童话里的公主轻吻了的青蛙。
我没有突然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聪明和好看——你会注意到的，是吗？——我没有突然变成了一个有宏大抱负的人，我也没有一个可以将吉莉安揽入怀抱的大家庭。
(世上有那样的家庭吗？在电视里你总看到那些令人向往的家庭，有无数的古怪老姨妈，无数可爱的孩子，各色有趣的大人，他们生活沉浮不定，但总是能同舟共济，“站在家族的一边”——不管这个词语意味着什么。
)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那样。
我所认识的人似乎都有一个破碎的小家，导致家庭破碎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亲人去世，有的是父母离婚，有的只不过是家人意见分歧，或家庭生活无聊。
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家庭”的感觉，只是有一个他们喜欢的妈妈、讨厌的爸爸罢了，或者有一个他们喜欢的爸爸、讨厌的妈妈。
我所遇到的古怪的老姨妈之所以古怪，是因为她们是不为人知的酒鬼，身上的味道就像没有洗过澡的狗，或者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或别的什么病。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直过着与以前一样的生活，现在看来，我以前什么样，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公主轻吻了这只青蛙，青蛙也没有变成英俊的王子，这没有关系，因为她喜欢他青蛙的样子。
如果我变 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吉莉安可能会让我——让他——马上离开家。
她，吉莉安，不是奔着王子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我去见她母亲的时候真有点儿紧张。
那天早上，我把皮鞋擦得油光锃亮，将一切安排停当。
岳母(我心里早就把她当成这个角色了)？法国岳母？她被一个英国男人遗弃，今天她女儿带着另一个英国男人来见她，这个英国男人说是想娶她女儿。
我想象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冷若冰霜，坐在一把镀金小椅子上，身后是一面花哨的镀金镜子；或者：身体肥胖，满脸通红，从炉灶边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木勺，浑身散发出大蒜和汤锅的味道，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总的说来，我绝对愿意她是后面那种女人，但是结果她哪种都不是(真是各人有各样的家庭啊)。
怀亚特太太，或怀亚特夫人，穿一双黑漆皮鞋，一套带点棕色的漂亮套装，上面别着一枚金胸针。
她彬彬有礼，但是并不表现出过分友好，她带着不屑的神情看着吉莉安身上穿的牛仔裤，但没有说什么。
我们一道喝茶，一道谈论各种事情，但就是没谈我非常感兴趣的两个话题：我爱上了她女儿，她丈夫跟着一个女学生跑了。
她没有问我的前途如何，没有问我挣多少钱，也没有问我有没有与她女儿上过床——所有这些，我以为，都是可能的谈资。
她是——从前、现在都是——一个人们所说的结实好看的女人。
结实好看，这个说法总让我感觉有点儿自命不凡。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大概如此：有令人惊奇的迷恋价值，如果迷恋那个年纪的女人，是被社会认可的话。
或许有人真的——过去和现在——迷恋着怀亚特夫人。
我倒愿意真有这样的事。
)也就是说，她体格坚实，身材匀称，可能染过的头发显然经常梳理，她的一举一动表明，从前她走在街上是有百分之百回头率的，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
喝茶的过程中我多看了她几眼，不是出于礼貌的注视，而是想借此努力想象吉莉安以后的样子。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关键时刻，对不对？第一次见到你妻子的母亲。
你应该要么去跑上一英里，要么快活地瘫倒在地。
哦，是的，如果她以后变成那样，我就更能处理了。
(这就是这个年轻人脑子里打转的东西，这未来的岳母一定是明白这一点吧？或许她们故意装出非常可怕的样子，好将他吓跑。
)但是在怀亚特夫人身上，这两种反应我都没有看到。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下颌的形状和前额的弧线；我看着这位母亲的嘴巴，这可是这个姑娘的母亲——这个姑娘的嘴巴我是怎么也吻不够的。
我看啊，看，虽然看出了母女相像的地方(前额、眼睛的结构)，但我要说，别人可能自然而然会将她们看作母女，但我不这样看。
我看不出来吉莉安将来会变成怀亚特夫人的样子。
这 是完全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吉莉安不会变成别的任何人的样子。
她当然会变化。
我是爱上了她，但我不会笨到连那个也不知道。
她会变，但不会变成别人，她只会变成另一个版本的自己。
我会看着她变的。
“怎么样？”我们开车离开家的时候，我这样问她，“我通过了吗？” “没人考你啊。
” “哦。
”我有点儿失望。
“她做事不是那样的风格。
” “那她是怎样的风格？” 吉莉安没有马上回答，她换了挡位，咬紧了嘴唇。
这嘴唇真像——又一点儿也不像——她母亲的嘴唇。
过了一会儿，她回答道：“她喜欢等。
” 一开始我不喜欢她的回答。
但是，后来，我想，很好。
我也可以等。
我可以等到怀亚特夫人看清我的为人，等到她明白吉莉安为什么会看上我。
我可以等到她认可我，我可以等到她明白我为什么能给吉莉安幸福。
“开心吗？”我问她。
“嗯。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左手短暂地放开了换挡杆，拍拍我的大腿，然后将手收回，换挡，“开心。
” 我们要生孩子的，你懂的。
不，我的意思不是说她已经怀孕了，当然如果她现在怀孕了，我也不会太在意的。
这是一个长远计划。
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好好讨论过这件事。
有一两次我看到她与小孩子相处，她好像天生喜欢孩子。
他们在一个波段上。
我的意思是，她好像习惯于孩子们的行为方式，对孩子们遇事的反应也不感到惊奇。
她似乎觉得孩子们的行为都是正常的，她可以接受。
我一直认为孩子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
我看不透他们的心思。
他们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小事大惊小怪的，对要紧的大事却不管不问？他们一头撞到电视机的角上，我想这下要撞得头破血流了，但是他们的身子弹回来，啥事儿也没有。
下一刻钟，你看到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屁股鼓鼓的，垫的尿布得有15张吧，突然间他们哭开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丝分寸感？ 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与吉莉安生小孩。
这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我想等时机合适了，她也一定想要小孩的。
等时机合适了——有些事，女人是明白的，不是吗？我早就对他们，就是我们将要生的这些孩子，许下了一个诺言——我不会像我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对待你们。
我要努力去理解你们的意图，不管你们的意图是什么，我会支持你们的。
不管什么事，凡是你们想做的，我都支持。
吉莉安： 有一件事我很为斯图尔特担心。
有时候，我在这里，在工作室里工作很久——这个工作室不大，只有12英尺见方，但工作室这个名字听起来却有点儿大——收音机里飘着音乐，我几乎处在一种自动工作的状态。
我突然想到，我希望他不会感到失望。
你结婚才一个月，就说这样的话，也许有点儿令人怪异。
但情况确实如此，这是我的心里所感。
我一般不向人提起我曾经做过一个社会工作的实习生。
我倒是不在乎有人会说风凉话，或做出粗鲁的推断。
比如，显而易见的是，我想为客户做的事情，就是弥补他们的人生，修复他们的关系，但我却无法为我的父母做这样的事。
对此，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对吗？除了我。
即使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做这样的事，我当然一无所成。
这样的活儿我干了18个月，然后就打包走人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见过太多失落的人。
我几乎天天看到伤害，看到生活出了大问题的人，感情上的，社会关系上的，财务上的——有时是自我造成的，大多数是别人给他们的伤害；家庭带给他们的不幸。
父母，丈夫，她们永远无法释怀的东西。
还有别样的伤心失落的人。
那些伤害真是够大的，无法挽回。
这些人开始对世界抱有很高的期望，然后都把一切交给精神病患者和幻 想家了，都去相信酒鬼和打手了。
他们就这样维持了很多年，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不可思议，在毫无理由可以再相信什么的时候，在只有疯子才可以再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们继续保持着信仰。
直到有一天，他们只得无奈放弃。
有一个名叫吉莉安·怀亚特的22岁的社会工作实习生能为他们做什么？听我的，专业人员加上乐观情绪，对这些客户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人的精神垮了，这就是无法面对的东西。
后来，我开始爱上斯图尔特的时候，我就想：请不要让他失望。
以前我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一点。
从来不担心他们的长远未来，从来不担心他们到头来会变成什么人，从来不担心他们最后回望人生时会怎么想。
听着，我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坐在角落里，嘴巴里塞着手帕，这同样毫无意义。
我想说什么，就去说什么吧，知道什么，就去说什么吧。
在认识斯图尔特之前，我与很多男人约会过。
有好几次几乎可以说爱上人了，但有一年时间，我没有找任何男人，没有性生活——这两种情况都很麻烦。
我找过的不少男人，有人说“年纪大得足以做我的父亲”。
我也找过很多年纪不大的男人。
那又怎么样呢？有人得到一丁点儿消息，就马上去炮制他们的理论了。
我嫁给斯图尔特，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像我父亲那样令我失望？不，我嫁给他是因为我爱他。
因为我爱他，尊重他，迷恋他。
我开始并不迷恋他，不那么迷恋。
迷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除此之外，从我刚才的说法中得不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们曾经手里拿着雪利酒杯，坐在那个酒店里。
那是选美比赛吗？不，这是一群有理智的人迈出了人生中非常有理智的一步。
这样的方式正适合我们两个，我们很幸运，但是我们不“只是”幸运。
自我哀怜地孤坐一旁，并不是交友的好方法。
我认为，人活着必须弄清楚自己擅长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想要什么，然后朝着目标努力，这样就不至于以后后悔。
上帝啊，这说起来很好听。
话语不能总确切表达你的想法，是吗？ 也许那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的一个原因。
不用嘴巴说话。
坐在顶楼的房间里，手拿拭子、溶剂、刷子和颜料。
我的面前只有画，想听 音乐，就打开收音机，这里没有电话机。
我真的不希望斯图尔特有事没事老打电话过来，那会打乱这里的工作气氛。
有时候，你在修补的这幅画会与你交谈。
这个工作最有意思的方面就是这个，你去掉厚厚的颜料，结果发现底下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常有，但是一有这样的情况，一切辛苦都值了。
比如，19世纪的油画画了太多的女人胸脯，有时候，你在修补一个意大利贵妇的画像，慢慢地你却发现有一个婴儿在吃奶。
这个贵妇在你的面前成了圣母。
这么多年来，好像你是第一个揭开这个女人秘密的人。
前几个月，我在修复一幅表现森林的油画，结果发现里面藏着一只野猪，这就完全改变了这幅画。
原来以为这是一个骑马人悠闲地穿行在森林里——应该是在郊游吧——等我发现了这只野猪，一切就完全清楚了：这是一个打猎的场景。
这只野猪竟然在一个很大的但不甚清晰的灌木丛后面隐藏了差不多100年。
在我的工作室里，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一切都摆在你眼前了，好像这画本来就如此。
只要你把厚厚的颜料刮去就是了。
奥利弗： 啊，见鬼。
都是因为她的那张脸。
那时，她站在结婚登记所的外面，身后是市政厅的那个大钟，正嘀嗒嘀嗒地记录着幸福婚姻最初的闪光时刻。
她穿着一件亚麻套装，豆瓣菜汤那样的灰色，一条裙子正好露出膝盖。
亚麻，我们都知道，是很容易起皱的，就如腼腆的爱情，但穿在她身上毫无褶皱。
她的头发往后梳向一边，面露微笑，但这微笑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
她并没有紧紧贴着臀脂肥厚的斯图，但她还是挽着他的胳膊，这是事实。
她站在那里光芒四射，她的身体完全在那里，但是她的心却不在，她的心离开了这热闹的场面，躲进了某一个私密的角落。
只有我看出了这一点，其他人只看到她面露幸福的光芒。
但是我能看出来。
我走上前去，吻了她的脸，对着她那只没有被头发遮住、没有耳垂的耳朵轻轻地送上祝福。
她听到了，但是表现出我并不在她面前的样子，于是我对着她的脸做了几个动作——信号员 对失控的快车使劲挥旗，差不多这一类——这一下，她的注意力暂时放到我身上了，笑了笑，接着又回到了她隐秘的婚事喜悦中了。
“你的样子真像一件珠宝。
”我说。
但她没有反应。
如果她有反应，或许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
因为她没有反应，所以我多看了她几眼。
她的脸整个是绿色加栗色，喉咙闪着翡翠绿的光芒。
我的视线在她的脸部上下漫游，从她突出的额头的曲线，到她的下巴上梅子一样的凹陷；她的脸颊常常是苍白的，今天涂抹成了粉红色，就像提埃坡罗[1]画的黎明，但是我不知道这支化妆笔是外在的，装在她的手提包里的，还是内在的，是由心中的狂喜而形成的，我猜不到，也不愿意去猜；她的嘴巴被一种好像永远不会消退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包围；她的眼睛是她最丰盛的嫁妆。
我在她的脸上漫游，你听到了吗？ 我不能忍受的是她那似在又不在的感觉，我好像在她面前，又好像不在她面前。
记得某些哲学家的理论吗？他们说，我们只有在别物或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存在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存在的。
在新娘子对他摇摆不定的认可中，老奥利感到他的存在是摇摇晃晃的，是充满危险的。
如果她一眨眼，我就可能消失。
也许这就是我将自己变身为抓取快乐瞬间的黛安·阿勃斯[2]，手握照相机，快活地上蹿下跳，为的是找到一个角度，将胎盘时期就甲状腺肿大的斯图尔特的身体变成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T形。
替代性行为。
你看得出来——绝对的失望，对遗忘的恐惧。
当然他们永远猜不到。
这是我的错，但又不是我的错。
你知道，我想要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
我想做伴郎。
我的这个想法，他们当时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我们都没有宗教意识，家里也没有人是正统的基督徒，所以无人能抚慰我们。
但是，没有穿镶褶边的白色神袍的家伙在场，也不至于导致因为继承权的剥夺而切腹自杀。
但是奥利弗一定是有先见之明的。
我说我想做伴郎。
我说我想让他们办一个教堂的婚礼。
我一直在他们耳边唠叨这件事。
我后来还大喊大叫了。
变得有点儿像哈姆雷特了。
那个时候我喝醉了——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话。
“奥利弗，”过了一会儿，斯图对我说，“你是不是疯了？这是我们的婚礼。
我们请你来，是叫你做我们的见证人的。
” 我提醒他们两个人，古老仪式的力量有多大，能带来多少的婚姻幸福，镏金的《圣经》又是多么庄严。
“快点，”我最后请求他们，“快叫牧师来。
” 斯图尔特那肥嘟嘟的小脸一下子紧绷到了极致。
“奥利弗，”他说，在这个神圣的时刻，竟然滑稽地用上了冷冰冰的商业语言，“我们请你来，是来做见证人的，这是我们最终的邀约。
” “你们会后悔的，”我大喊起来——来自中欧的一个工商业大佬就这样被垄断委员会击败了，“你们会后悔的。
” 我所说的先见之明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婚礼，她就要穿白色蕾丝边的新娘服，就会有头披婚纱、婚裙拖地之类的场面。
我或许会在教堂外面看着她，就像看又一个流水线新娘一样。
这样，以后的所有故事就不会发生了。
一切都是因为她的那张脸。
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想那时我也只是兴奋了一点儿，与其他人一样。
但是我就此消沉了。
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像魔鬼那样坠落，像1929年的股市那样坠落(这是说给你听的，斯图)。
就此我也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彻底改变了模样。
你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
我是那个甲壳虫，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有变成人的可能。
不是说，那个时候我的感知器官明白了这一点。
坐在婚宴上的时候，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平常不过的看法：我脚下沙沙作响的废弃物就是一堆包香槟酒瓶的衬纸。
(我必须要求亲自开启这无年份的小小的香槟酒瓶，这样的酒斯图尔特买了一大批。
这年头没有人知道怎么开香槟了，服务生也不会。
服务生都不会。
我一再对他们说，要点不在于将瓶塞噗的一下麻利弹开，于是瓶口猛地喷出香槟泡沫。
不，不要这样。
开瓶要轻，那声音就像修女放一个屁。
按住瓶塞，摇晃瓶子。
这是秘诀，我还要重复多少次？别提白色餐布上的花样，别提按在木塞头上的两个大拇指，别提将瓶口对准天花板凹槽里的顶灯。
只要按住木塞，晃动瓶子就行了。
)那天下午像风滚草一样打到我脚踝的不是无年份的玛姆酒的泡沫，而是我的前身丢弃的皮，我的甲壳虫硬壳，我的蜕去了的棕色外皮。
惊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不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意识 到，我竟然不知道他们将去何处度蜜月，这种惊慌尤其加深了。
[对 了，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保留了这同一个词语“Lune
demiel”，真是太愚笨了。
你可能会想我们当中会有人抓耳挠腮去想出一个新词，而不是接受这个现成的语言学遗产。
或者说，问题出在这里：词语一样，是因为经验一样。
对了，如果你对词源学有强烈兴趣的话，你应该知道英语中的蜜月一词(Honeymoon)只是近期才出现的，用来指代一个主要用来购买免税商品，在同一个地方拍太多彩色照片的婚后假期。
约翰逊博士在他那本不时叫人哭笑不得的《大辞典》中，如此定义蜜月——他可不是想让你发笑的：“结婚后的第一个月，除了柔情和快感，别无其他。
”伏尔泰，这位更具同情心的先哲，一不小心给 自己倒了最好的勃艮第酒，而让客人享用普通的酒。
他在其中的一个哲学故事中写道，紧接着蜜月之后，下一个就是苦艾酒月 了。
] 你明白了吧，我突然感到无法忍受了，因为我不知道接下去的三个半星期里，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哪里。
(不过回头看来，我倒是在想，是不是新郎的下落让我大为恼火？)午宴即将结束之时，斯图尔特歪歪斜斜地站起身，告诉客人们——为什么非得选这个时机来宣布这忏悔性的请求——他接下去“只是想给酒换瓶”(听听他们用了何等可怕的说辞：我的朋友是从哪个携带猎兔犬去打猎的部门经理那里偷来那个说法的)。
听到这里，我一句话没说，就从椅子上起身，一脚踢开我过往生活的废墟，就是现在我脚下的一堆香槟瓶衬纸，跟着他朝男厕所走去。
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与屁股平齐的瓷做的便器前，目光严肃，向前盯着，好像英国人盯着墨西哥行刑队，谁也没有斜眼偷看一下对方的便器。
我们就这样站着，一对情敌，但是心里还不完全明白对方是情敌，各自抓着自己的阴茎——我是不是要向新郎提供如何调度那玩意儿的建议？——将几乎没有变质的可以重新装瓶的无年份的玛姆酒洒进装清香剂的紫罗兰色的小方盒子里。
(如果有很多钱，我的生活将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会不断干这两件奢侈的事：让人每天早上为我洗头，朝碾碎的冰块上撒尿。
) 我们撒的好像比喝下的还要多。
斯图尔特尴尬地咳嗽起来，好像在说：“原来是你啊，我还没有撒到一半呢。
”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问他婚后计划到哪里去撒野的好时机。
但我所得到的回答是，斜眼的傻笑和嘘嘘的撒尿声。
“不要这样，真的，”大约一分钟之后，我一边洗手，一边又问他，他在毫无必要地用一把臭烘烘的塑料梳子刮着他的头盖骨，“你们要去哪里？你要知道，万一有事我要联系你们。
” “国家机密。
甚至连吉莉安都不知道。
我只告诉她带上轻便的衣服。
” 他还在那里傻笑，于是我想需要用上少年时期的猜谜游戏。
我随便抛出斯图尔特可能会去的多个地名，比如佛罗里达、巴厘岛、克里特岛、西土耳其……每个地名都会被他扬扬自得的点头所否定。
我试了世界上所有的迪士尼城，猜了几个以沥青铺路的香料之岛；我猜他会去马贝拉，想他一定会去桑给巴尔岛，最后直接猜到他要去圣托里尼岛。
我什么也没猜着。
“要知道，可能会有什么事要联系你们……”我又开始这样说。
“在怀亚特夫人那里留了一封信口封好的信。
”他回答我，一反常态地用一只手指碰了一下鼻子，好像他在间谍学校学来的就是这些。
“别他妈的这么小资。
”我喊了起来。
但是他就是不告诉我。
回到宴会桌上，我的情绪昏黑了几分钟，然后又强作欢颜，继续履行我逗乐婚礼来宾的任务。
他们去蜜月旅行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怀亚特夫人，你猜怎么 着？那个老浑蛋竟然不告诉我。
声称没有打开过这信封。
我说我想 他们，想打电话给他们。
这是真的。
我的确想他们了。
我差不多要在
电话里哭起来了，但是恶龙夫人就是不从。
到他们该回来的那个时候(是的，是克里特岛，我猜到过，但他未置可否，这个两面三刀的杂种)，我知道我坠入爱河了。
我收到了来自 希拉克里翁的“阳光加性爱”明信片，设法弄清楚了他们的返回日期，我打电话到机场，查询了他们可能乘坐的各个航班，然后到盖特威克机场接他们。
当展示板噼里啪啦打出他们航班的“行李已到大厅”的信息时，在我的肚子里很多敲钟人同时拉动了他们手中的钟绳，我脑子里响起的这可怕的当当声只有靠酒吧里的几杯酒才能平息。
然后，我就等在栏杆外面，周围的各色人等都为马上见到心爱的人而兴奋不已。
我看到他们了，但他们还没有看到我。
斯图尔特推着一辆一个轮子被锁住的小推车——他就是那样，专挑这样的推车——他滑稽地弯 着身子，在海关人员温柔目光的注视下从那里走了过来，他推着 车歪斜地走着，这个样子遭到了吉莉安无所忌惮的大笑声和小推车无休止的吱嘎声的嘲弄。
我理了理这顶借来的司机帽，举出用粗糙的笔画写出的标牌，上面写着“斯图亚特·休斯夫妇”——这故意拼错的名字，我想应该算是我的一个杰作[3]。
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直面我那即将到来的混乱不堪的生活。
在她发现我之前，我就一直在注视着她，我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切从这里开始。
[1]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CiovanniBattistaTiepolo，1696—1770)，巴洛克及洛可可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
[2]黛安·阿勃斯(DianeArbus，1923—1971)，美国知名摄影师。
[3]奥利弗故意将Stuart错拼成Stewart。
第六章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斯图尔特： 你知道，这真是相当叫人不快。
我一直为奥利弗感到难过。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应该——不，现在我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只是，这件事太令我不快了。
我本不应该对他有这种想法的，但是我确实有。
你见过那种布谷鸟钟吗？里面有一个预报天气的小人的那种。
钟敲响时，布谷鸟就叫，接着一个小门打开，出来一个预报天气的小人。
要么出来一个预报好天气的小人，满脸堆笑，穿着晴天的衣服；要么出来一个预报坏天气的小人，带着雨伞，穿着雨衣，一脸的暴躁。
要点是，这个小门每一次只能出来一个小人，不是因为两个小人一起出来就无法预报天气，而是因为这两个小人是用一根金属杆连在一块儿的：一个出来时，另一个只得待在里面。
我与奥利弗也总是这样的情形。
我一直是拿雨伞穿雨衣的那一个，被迫待在漆黑的屋里。
现在，该我出来见太阳了，那样的话，奥利弗就得委屈一下了。
他在机场的样子真是惨，我觉得我们也帮不了他。
我们在克里特岛度过了三星期无比美好的日子——美丽的天气、很好的饭店，还有游泳，真是快活极了——即使航班延误了，我们回到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心情还是奇好无比。
我在旋转传送带那边等行李，吉莉去取小推车，等她回来的时候，行李早就来了。
我把行李装上小推车，她推起小推车，发现有一个轮子在晃，不能走直线，还吱嘎吱嘎响，好像在不停地提醒海关官员:“快来查查这家伙的行李。
”在我们通过绿色通道的时候，我想，手推车这样吱嘎吱嘎响，就是这个目的吧。
所以，我们进入大厅的时候没有看到奥利弗，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没有人知道我们坐的是这个航班。
另外，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人只管相互照应着，没有顾及别的。
所以，在乱哄哄的接机人群中，有一个人拿着名字牌在我们的面前晃，我想也没想就把他推开了。
我真的没有好好看他，但我马上闻到他一身酒气，心想哪一家公司竟派一个醉醺醺的司机来接机？这样的公司肯定长不了。
这个人是奥利弗，戴着司机帽，手里拿着的字牌上写着我们的名字。
我装出很高兴见到他的样子，而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我与吉莉无法静静地坐火车 回维多利亚站了。
奥利弗来了。
是不是太扫兴了？我说我为他感到难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他的样子很糟糕。
他好像瘦了一大圈，他的脸很白，很消瘦，他的头发，一般都是很整齐的，现在也是乱成一团。
他站在那里，等我们看到他之后，一下子扑上来，又是拥抱，又是亲吻。
不是什么正常的举动，因为这种欢迎仪式让人觉得怪怪的。
他满身酒气。
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航班延误了，他就去酒吧待了一会儿，还说——谁信？——有一个女人一定要“请他喝酒”，但是他说话的语气显得很虚空，吉莉和我都不相信他的话。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并没有问我们蜜月过得怎么样，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问。
他一上来就不停地说吉莉安的母亲是如何不愿意告诉他我们去哪里了。
我心里在想，我们能让他开车送我们回家吗？看他这醉醺醺的样子。
后来，我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永远不会猜到吧？他丢了工作。
他终于成功地让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老板炒了他鱿鱼。
凡事都有个开头。
我不知道奥利弗是怎么给你说起这个学校的情况的。
要我说，这个地方烂透了。
这个学校是怎么得到办学许可的？想想都叫人不寒而栗。
我去过一次。
那一带有古老的斜坡大屋，大概是维多利亚早期的，门廊的柱子又大又粗，大街上有栏杆，有台阶通往地下室。
但是整个地区已经变得大为萧条了。
电话亭里贴满了妓女的拉客电话，街道脏得不行，或许从1968年以来就没人打扫过。
在某些阁楼里，还有残余的嬉皮士没日没夜地弹奏着疯狂的音乐。
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地方。
况且，这个学校还是在地下室；况且，校长看上去像一个连环杀手；况且，奥利弗终于成功地让人炒了鱿鱼。
他不想谈这件事，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他辞职不干了，因为他明年另有重要的安排。
他还没说完，我就起了疑心。
不是说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的确，这还很符合奥利弗的做事风格——而是我现在不太相信他说的话了。
这太糟糕了，是不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对他深表同情，但这也于事无补啊。
一两年前，我还会相信他的话，但是几个月后就会有真相。
现在，直觉告诉我：噢，不是的，奥利，你不是辞职的，你是被炒了鱿鱼的。
我想这与我有关——我得到幸福了，我结婚了，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我现在比以前更明白世事了。
所以，等下次我与奥利弗独处的时候，我平静地问他：“你告诉我，你不是辞职的，对吗？”他沉默许久——这不像他的风格——然后承认，他被炒了鱿鱼。
我问他什么原因，他悲哀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苦笑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说：“性骚扰。
”很显然，就是那个女孩，我想要么是西班牙人，要么是葡萄牙人，奥利在他的公寓里单独辅导她，他以为她对他有意思了，他对她动了几次手，以为她只是害羞，然后就想吻她，就是这样老套的、低级的故事，对吗？结果，这个女孩不只是一个想提高英语水平的虔诚天主教徒，她的父亲还是一个工商业大佬，在大使馆有很广的人脉……女孩告诉了父亲，一通电话之后，奥利弗就被赶到了满是聚乙烯泡沫汉堡盒的臭水沟边，连一分离职费都没得到。
他讲着讲着，声音越来越低，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也无法面对我了。
到最后，我意识到他在哭。
他说完，抬头看着我，满脸泪水，对我说：“借我一英镑，斯图。
” 还是像上学的时候那样，可怜的奥利弗。
这一次，我出手大方，给他开了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并告诉他不用想着还的事。
“啊，我会还的，我必须还。
” “呃，这事我们以后再说。
” 他擦了一把脸，然后拿起那张支票，他湿乎乎的大拇指将我的签名都弄脏了。
上帝啊，我真为他感到难过。
你看到了，照看他的生活，成了我的一份职责，就好像我在回报他在学校的生活照顾了我。
多年前，我与他交上朋友好几个月之后(他从我那里借了好几次钱了)，我对他说，有个叫杜德利——杰夫·杜德利的坏蛋一直在欺负我。
我从《爱德华人》杂志上看到，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我国驻中美洲某国的贸易参赞。
这么说，他现在或许成了一个间谍。
为什么不能？在学校时，他最好的功课就是撒谎、偷窃、盘剥、敲竹杠，还是一个黑帮头目。
我们这个学校还算是一个文明的学校，所以杜德利的黑帮成员其实只有两个：他自己，加上“大脚”肖菲尔德。
如果我更擅长于游戏，或者我更聪明一点儿，我就会更安全的。
我没有一个可以保护我的兄长：我家里只有一个小妹妹。
另外，我戴着眼镜，不像会柔道的样子，所以杜德利就盯上了我。
还是老一套： 要钱，为他做事，无缘无故的侮辱。
一开始我没有告诉奥利弗，怕他看不起我。
他没有看不起我。
他只用两星期，就把他们搞定了。
他先是对他们说，不要再碰我。
他们嘲笑他，说碰了又怎么样。
他的回答只是：“那就等着一连串不可解释的不幸吧。
”这不是学生常用的说辞，所以他们嘲笑得更厉害了，等着奥利弗来挑战，好好打一架，但是奥利弗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的确，一连串不可解释的不幸事件发生了，但没有一件能明白无误地证明是奥利弗干的。
一天老师在杜德利的课桌里发现了五包香烟(那时，一包香烟就够打一顿的了)。
在学校的垃圾焚烧炉里，发现了肖菲尔德的运动用品，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
有一天，到了午餐的时候，老欺负我的这两个家伙忽然发现他们的自行车座都不见了，他们这一路骑车回家，照奥利弗的说法，骑得“极其难受，近乎危险”。
不久之后，有一天下课后杜德利拦住奥利弗的去路，或许正要建议各自戴上金属指节套中午到自行车棚后面决一死战吧，奥利弗就一拳打中了他的喉咙。
“又一个不可解释的不幸。
”他说，看着杜德利躺在地上直喘气。
从那之后，那两个家伙再也没有来找过我麻烦。
我向奥利弗表示感谢，作为答谢，我甚至提出来他欠我的有些钱可以另行处理。
但他只是耸耸肩膀走开了。
他就是那样的人。
“大脚”肖菲尔德后来怎么样了？他的绰号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只记得，这个绰号其实与他的脚没有关系。
吉莉安： 你不可能确实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的，是吗？没有这样的事：突然间，音乐停止，你盯着另一个人的眼睛，第一次这样盯着他看，诸如此类。
也许有些人是这样开始恋爱的，但我不是。
我有一个朋友，她告诉我她是这样爱上一个男生的：一天早上醒来，她发现他晚上没有打呼噜。
这没多大意义，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事实罢了。
我认为，人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过去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将它深深刻在脑子里。
妈妈老是说，她看到爸爸装烟管的时候手指特别灵巧轻柔，就一下子爱上了他。
我半信半疑，但是她说起这事时总是信誓旦旦的。
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说法，对吗？我那样就爱上了他，我所以就爱上了他。
这是一种社交需要。
你总不能说，唉，我忘 记了怎么爱上他的。
或者，原因不怎么直截了当。
你不能那样说，对吗？ 我与斯图约会过好几次。
我喜欢他，他与别的男生不同，一点儿也不死心眼，除了一心一意想让我开心，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让我心里美美的。
我老是想说，这挺好的，别忙活了，我的确太开心了，慢慢来。
这慢慢来，不是“身体移动不要太迅速”的意思。
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我还没有吻够呢，他总是先停下来了。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来为我做顿晚饭，我说好啊。
我大约8:30到了他的公寓，闻到了烤肉的香气，这时天还没有黑，他却点上了蜡烛，桌子上还有一碗印度零食，咖啡桌上插着鲜花。
斯图尔特穿着上班时的裤子，但衬衣换过了，上面罩着围裙。
看到我，他的脸似乎一下子分成了两部分：下半部堆满笑容，表示见到我很高兴；上半部却皱着眉头，正为晚餐焦虑不安呢。
“我不太做菜的，”他说，“但我愿意为你做。
” 我们吃了羊肩、冻豌豆、烤土豆加肉。
我说，我很喜欢土豆。
“先把土豆煮个半熟，”他一本正经地说，“然后用叉子刮，刮
成脊形，这样烤起来更脆。
”他肯定看他妈妈这样做过。
我们喝了一瓶美美的葡萄酒，每一次倒酒的时候，他总是有意识地将酒瓶上的价格标签挡住，事先他忘了把它撕下来。
看得出来，他特意用手挡住标签，也许是不好意思吧。
他在想他本来应该把标签撕下来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一直想着撕下标签来着。
吃完饭，他不让我收拾。
他走进厨房，出来的时候端出一盘苹果派。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天夜晚，我们吃的是冬季的食物，这没有关系。
我吃了一块苹果派，他给咖啡壶盖上盖，转身上厕所去了。
我站起来，将布丁盘送回厨房。
我正要放下盘子的时候，看到香料架上斜放着一张纸。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一张时间表。
6:00 刮土豆皮 6:10 做饼 6:20 开烤 6:20 洗澡 后面还有： 8:00 开红酒8:15 看土豆是否变棕色 8:20 泡豌豆 8:25 点上蜡烛8:30 吉莉驾到!
!
我赶紧回到桌边，坐下。
我的身体在颤抖。
看到这张纸条，我心里很不安，因为，我想斯图尔特一定会以为我在偷看。
但这纸条上写的事都与我有关，不只是最后一条。
8:25点上蜡烛。
我心里想，没关系的，斯图尔特，我到了之后再点蜡烛也没有关系。
接着是，8:30吉莉驾到!
!
这两个惊叹号真让我感动。
他从厕所里出来了。
我竭力克制住自己，不告诉他我看到了纸条，也没有对他说，这样做不傻，不神经质，也不无可救药或别的什么，这正好说明做事体贴周到，令人感动。
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的动作肯定不一样了，他也意识到了，因为从这时起他显得更为放松了。
那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厮磨缠绵了很长时间。
如果他提出来要我留下过夜，我会留下的，但他没有提，那也没有关系。
斯图尔特这个人心事很重。
他真的想把事情办好。
不只是为他自己，为我们两人。
现在他特别担心奥利弗，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纠正一下，其实我知道。
他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里想占那个可怜的女孩的便宜，结果被开除了。
这是我从斯图尔特告诉我的那些话里听出来的。
斯图尔特有偏心，总是从奥利弗的角度看问题。
事实上，他偏心过头了，我们还为此发生了可笑的争执。
斯图尔特说一定是那个女孩在引诱他，是她主动的。
我说，她也许很害羞，被老师的动作吓坏了。
最后我们两个都意识到，我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女孩，也不知道到 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只是瞎猜而已。
但是，即使是瞎猜，也让我现在对奥利弗产生了反感。
我真的一点儿也不赞同师生恋，原因我就不说了。
斯图尔特说，他借了一些钱给奥利弗，我想这是没有必要的，但我没有说出口。
毕竟，奥利弗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年，还有一张大学文凭。
他能找到新工作，为什么还要找我们借钱？ 不过，眼下他失魂落魄了，这是真的。
那天在机场真是可怕。
就我们两个人。
站在行李大厅时，我记得当时想，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要对付很多事情，比如跟着路标前进，取回你的行李，然后接受海关的检查，没有人会特别在乎你是谁，你在干什么，所以，你们两个人得相互照应，相互打气……我知道，这也许是有点儿伤感，但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等过了海关，我们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因为终于安全回家了，就在这时，这个戴着司机帽的醉醺醺的人一下子趴到我们的身上，那张纸板牌差一点儿触到我的眼睛，他还踩到了我的脚。
你猜怎么着？是奥利弗。
面如死灰。
他显然觉得这很好玩儿，他的做法很好玩儿，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儿。
我觉得很可怜。
我觉得，这就是奥利弗这一类人的问题所在：当他们不在眼前的时候，还真是好朋友，但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离好朋友可差得远了。
没有中间状态。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回过神来，假装很高兴见到他，然后让他开车送我们回伦敦。
他一路上疯疯癫癫，废话不停，过了一会儿，我就不再听他说话了，头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我只记得车 子猛地停下，我们到家了。
只听奥利弗在说话，语气相当古怪：“顺便问一下，蜜月过得怎样？” 奥利弗： 抽支烟？不抽？我知道你不抽——你以前给我说过。
你反对抽烟的想法依然闪烁在霓虹灯里。
你这紧锁的眉头太像《卡塔·卡班诺娃》[1]中的那个丈母娘了。
我有一条恶作剧般的新闻要告诉你，今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如果你吸烟，那么你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可能比不吸烟的要小。
惊到了吧，真的惊到了吧？来吧，抽一支，熏黑你的肺，保全你的脑。
人生不就充满有趣快活的矛盾吗？你正以为大功告成了，不承想上来一位膀胱大如猪的痴人，一拳打到你的鼻子上。
对了，我绝不是白痴。
我看得出来，吉莉安和斯图尔特在机场见 到我，是极其兴奋的。
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儿的失礼之举， 我都能感觉到。
奥利，老兄，我对自己说，你的青涩幼稚的兄弟情谊
算是白搭了。
赶紧将他们夫妇放下，别舔他们的脸了。
当然，这情谊并非真的幼稚，也算不上兄弟情谊。
我去机场接他们，是因为我爱上了吉莉安。
其他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罢了。
从机场开到伦敦的这一路真是怪异。
怪异？是的，各人怪得各有特色[2]。
吉莉安坐在后座，很快就睡着了。
每一次我从车内后视 镜看过去——我是一个非常小心的驾驶员，如果我想小心驾驶的话——我就能看到这个慵懒的新娘，闭着眼睛，散着头发。
她的脖子靠在后座的上部弧线上，这就使得她的嘴巴上扬，就像在等别人的亲吻。
我不断看着后视镜，当然，你知道，不是在看来往的车辆。
我漫游在她的脸上，她的这张熟睡的脸上。
斯图尔特呢，安静地坐在我旁边，这个胖乎乎的、被房事掏空了身体的斯图尔特，看上去真他妈的……心满意足，在机场看到我假装很高兴的样子。
他这会儿也许正在盘算着如何把那张没有用过的从盖特威克机场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回程票退掉，也好捞回来点钱。
斯图尔特这个人啊，我可要告诉你，在钱的事情上可是门儿清。
每次出国，他总会提前在机场买好返回伦敦的火车票，原因有三：
一、这样就可以在两星期里省下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二、确定他是要回来的；
三、万一在这期间票价涨价呢？谁能预料巴西狂欢节女皇不会偶遇他？谁还在乎在两星期之后的那个可能的星期六在盖特威克机场的小窗口排队买张票？以前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子在地铁站跳车自杀。
审理此案时，他们说也许他本来是不想自杀的，因为他们在他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回程票。
对不起，法官大人，还有别的解释。
他买了一张回程票，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就能消除他身边亲人的疑虑。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可能就是斯图尔特这样的人。
如果斯图尔特决定想给火车司机放六星期的同情假，或者发放其他什么福利，他就会买一张回程票。
因为，他会想，要是我不自杀呢？万一我在最后一刻决定不自杀了呢？想想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自动售票机前的那个可怕的长队吧。
是的，我还是买一张返程票，以防万
一。
你觉得我不够厚道？听着，最近我的脑子在想太多的东西。
我现在急切需要一副退热药。
我的小脑运转过度，都要炸了。
想象一下：开始我是有点儿恼怒，我全部的爱的对象正窝在我的后视镜里，而这胖乎乎的新郎——我最好的朋友，过去三周在希腊的阳光下与她享尽鱼水之欢，此刻正坐在我的身边，小腿间夹的免税货叮当作响。
我丢了工作，路上别的司机加大油门飞奔着，犹如在参加一级方程式的赛车。
你叫我冷静？你叫我厚道？ 在这样的心境下，我做了这样的事：马上启动奥利式的重奏模式，与斯图尔特天南海北地谈，既要逗他开心大笑，但又不想吵醒美丽的吉莉安。
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紧紧抓住方向盘，因为我真正想做的是这样一件事：停止我对斯图尔特的说笑，将车停到硬路肩上，面对着我的乘客，说：“顺便告诉你，斯图尔特，我爱上了你的妻子。
” 这是我想说的话吗？我太害怕了，我太紧张了，我真他妈的胆战心惊。
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我将如何对他说？我将如何对她说？ 你以为你懂得别人的心，不是吗？好吧，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结婚了，就在他结婚的那一天，你爱上了他的妻子。
你的好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会有太好的反应，我想，“啊，我完全理解你的情感”，坦率地说，这样的反应显然是不可能的。
更有可能的是，拿起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一场决斗。
流放，这是法律的最轻判决。
人们将叫我为古拉格·奥利。
但我不会被流放。
你明白了吗？我不会被流放。
必定要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吉莉安必须意识到她爱的人是我。
斯图尔特也必须承认她爱我，斯图尔特必须下台。
奥利弗必须上台。
谁也不能受到伤害。
吉莉安和奥利弗从此结合，幸福到永远。
斯图尔特必须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
这就是必定要发生的事。
你觉得我的胜算有多高？与大象的眼睛一样高？(这个比喻是说给你听的，斯图尔特。
) 啊，求求你，别用这种不满的目光看着我。
你难道不觉得，几星期、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这样的美好生活就会源源不断地向我奔来 吗？让我喘口气。
把你放到我的位置试试。
你会放弃你的爱情，优雅地退身，从此变成一个孤独的牧羊人，终日与箫为伴，以哀怨的乐声来抚慰你痛苦的心灵，任由无头无脑的羊群在丰美的水草中咯咯磨牙？谁也不会那样做。
听我说，如果你愿意走开，甘愿做一个牧羊人，那只能说，你从来没有爱过她。
或者说，你更爱这闹哄哄的装腔作势的场面。
或者更爱山羊。
也许，假装爱上别人，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精明的就业策略，这样就可以让你进入新的放牧领域。
你并没有真的爱过她。
我们陷在这里了。
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我们，我们三个人，都陷在高速公路上的这辆车里了，而一个人(司机!
——我!
)将手肘倚在中央锁定系统的按钮上。
所以，问题不解决，我们三个人就要困在这里。
你也在里面？对不起，我咣的一声关上了门，你出不去了，我们就一起待在这里。
好了，抽支烟吧？我要抽烟。
如果斯图尔特很快也抽上了烟，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来吧，抽一支。
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1]捷克作曲家莱奥什·亚纳切克创作的三幕歌剧，首演于1921年。
[2]原文为意大利语。
第七章这事真好笑 斯图尔特： 这事真好笑。
这是我今天在上班路上碰到的事。
我或许没有跟你说过，我上班时步行去地铁站有两条路可选。
一条沿着圣玛丽住宅区和巴罗克拉夫路，经过市政澡堂，新的DIY和油漆批发中心；另一条穿过伦诺克斯花园，沿那条我记不得名字的大街，进入罗姆赛路，然后经过一排商店，进入商业大街。
这两条路我都计算过时间，相差不了20秒。
所以，早上上班我有时候走这一条，有时候走那一条。
每次出门前，我差不多要靠抛硬币来决定走哪条。
这权当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信息。
今天早上，我穿过伦诺克斯花园，走过无名大街，然后来到罗姆赛路。
我一路走一路看。
你要知道，自从我与吉莉好上之后，我开始在街上看到了以前从来不会看到的东西。
你要知道，你走在伦敦的大街上，你的视线怎么能不越过公共汽车的顶部往上面望一望呢？你一路走来，一路看行人、看商店、看车来车往，但你从来不抬头看风景，真的不往上看。
我知道你会说，如果抬头看风景，就会一脚踩到狗屎，撞到街灯柱，但是我不是开玩笑。
我说这话是认真的。
只要稍微抬起你的眼睛，你就会看到有趣的东西，怪怪的屋顶，花哨的维多利亚装饰。
也可以低下眼睛往下看。
前几天，在午餐时间，我走在法灵登路上，突然我发现了以前走过多少次都没有发现的东西。
墙上嵌着一块牌子，只到我小腿那个位置，漆成奶油色，黑色的字体很是醒目。
牌子上写的是：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他们为什么将牌子放在这么低的地方，我很是纳闷。
也许他们移动过这块牌子。
对了，如果你想亲眼去看的话，就到这条街的61号，你肯定能找到，就在卖望远镜的那家商店的边上。
说来说去，我想说的是，我发现自己现在更注意观察街上的景物了。
我以前多少次走过罗姆赛路上的那家花店？肯定有好几百次了，但从来没有好好从外面观察过它，更不用说进去看看了。
但这一次我想进去看看。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在一个星期二早上的8:25，我得到了什么特别的犒赏？我看到了奥利弗。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是别人，正是奥利弗。
奥利弗到这一带来是非常难得的，他曾开玩笑说，他必须带上一本护照和一个翻译才能到这里来。
但是他就在这里了，正由一个女孩陪着逛花店呢。
那女孩已为他挑好了一大把很好看的鲜花。
我敲敲花店的玻璃窗，但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反应，于是我走进了花店。
他们站在结账台边上，女孩正在算账，奥利弗取出了钱包。
“奥利弗。
”我叫了他一声。
他应声转过头来，脸上露出极为惊奇的神情。
他甚至微微有一点儿脸红了。
这弄得我都有点尴尬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脸红——所以，我决定开个玩笑缓解一下气氛：“你从我这里借去的钱都是这样花掉的啊。
”我说。
你猜怎么着？一听这话，他真的脸红了。
一片通红。
连耳朵都红了。
回想起来，我那样说是不太合适，但他的反应也真是奇怪。
那一刻，他显得非常不自在。
“Pasdevant.”他终于开口说道，指指店里的女孩，“Pasdevantlesenfants.”[1]女孩抬头盯着我们两个人看，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想，要紧的是别让奥利弗脸红了，于是我小声对他说，我这是上班路过。
“噢。
”他说，一只手抓住我的袖子，“噢。
”我看着他，但他没有再说什么。
他用另一只手使劲甩着钱包，直到把钱甩出钱包，落到结账台上为止。
“快，快!
”他对女孩说。
奥利弗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看女孩算好账(我忍不住看了一眼，一共20英镑多一点儿)，拿起他的钱，找了零头，包好花，塞到他胳膊底下。
然后他用另一只手收好钱包，几乎是急乎乎地把我拽到了门口。
“给罗莎买的。
”等我们走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他对我说。
他终于放开我的袖子，好像该坦白的都坦白了一样。
“罗莎？”他点点头，但眼睛不敢看我。
罗莎是莎士比亚学校的一个女生，奥利弗就是因为她被开除的。
“这些花是买给她的？” “她就住在这一带，她被爸爸赶出了家门，都是奥利的错。
” “奥利弗。
”我突然感觉我比他要大多了，成熟多了，“这样做明智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女孩是怎么想的？ “这世上没有明智两字，”他说，依然低着头，避开我的目光，“你要等着去做明智的事，花白的胡子都要长出来了。
给一帮狒狒配上打字机，就算忙活一百万年，它们也写不出任何明智的东西。
” “可是……你怎么大清早就在这里转悠了呢？” 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又低下头去：“昨晚就来了。
” “不过，奥利弗，”我说，努力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
时也想把我的意思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来，“送女孩子鲜花，传统上都是在见面之时，而不是在你离开之后吧？” 不幸的是，这句话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
奥利弗开始使劲地抓着花束，用力之猛，都几乎要把花茎弄断了。
“糟糕透了!
”他终于说，“我把它搞砸了!
昨天晚上。
就像要把牡蛎小心翼翼地塞进泊车咪表的投币槽里。
”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听下去，这时奥利弗又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袖。
“身体真是会无情地将你出卖，”他说，“这么说吧，拉丁族裔的女人不太习惯于男人初夜的紧张，因而没有宽恕别人的心。
” 从六个不同的角度来说，这都是相当令人尴尬的事。
抛开其他事不说，我这是去上班的路上啊。
这是我可以期待从奥利弗那里听到的最后的坦白了。
但是我想，如果你丢了工作，失去了尊严……他或许还纵酒过度——别人都说酒是于事无补的。
啊，天哪，看样子奥利弗眼下的处境真是不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这样，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我想我还是不要出让他去看医生的主意了。
他的手终于放开了我的衣袖。
“祝你上班
——俄国俗语 目录 献给帕特第一章他的，他的或她的，他们的第二章借我一英镑第三章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第四章现在第五章一切从这里开始第六章远离阿尔茨海默病第七章这事真好笑第八章好，就去布洛涅第九章我不爱你第十章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相信第十一章爱，以及其他第十二章别提瓦尔，你也别信她第十三章我怎么想第十四章烟灰缸里有一支烟第十五章收拾一下，走人第十六章金钱的慰藉[1]第十七章真是疯了，这些英国人[1] 第一章他的，他的或她的，他们的 斯图尔特： 我叫斯图尔特。
我什么事都记得。
斯图尔特是我的教名。
我的全名是斯图尔特·休斯。
我的全名全在这里了。
没有中间名。
我父母姓休斯，他们已经结婚25年了。
他给我起名斯图尔特。
一开始我不怎么喜欢这个名字——在学校里有叫我斯都或斯都泡特[1]——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能忍受他们这叫我。
我拿得起，放得下。
对不起，我这个人不太会开玩笑。
别人当面对我说过，我不擅长事。
但不管怎么样，斯图尔特·休斯——我想这个名字适合我。
我想起圣约翰、圣约翰·德·维尔·纳齐布尔这样的名字。
我父母姓斯。
他们死了，我得到了他们的姓氏。
等我死的时候，我还会被人叫作斯图尔特·休斯。
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有太多的不确定，但这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对不起，你没有理由非明白不可。
我才刚刚开始呢。
你还不了解我。
重新开始吧。
你好，我叫斯图尔特·休斯，很高兴见到你。
握握手吧？好的，好的。
说来说去，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
这个想法了不起，甚至有点诡异呢。
哎，你注意到我刚才的话里“每一个人”后面跟了一个物主代词“他们的”吗？“这里的每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
”我是故意这样说的，或许就是为了惹恼奥利弗吧。
为了这个，我与奥利弗大吵了一场。
这也可以说是一场争辩吧，或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分歧。
他的学问可大了——这个奥利弗。
他是我结识最久的朋友，所以他允许我称他为大学问家。
吉尔——就是我妻子吉莉安——见了他一面，就对我说：“你的朋友说起话来，活脱脱像一部字典。
” 那个时候，我们在离弗林顿不远的海滩上，奥利弗听到吉尔的这句话，便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他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他的长篇大论—— “重奏”。
我不喜欢这个词。
我无法描摹他说话的样子——你必须亲耳听他讲才知道——只听他的话在你耳边呼啸而过。
他那时说了这些话：“我是什么样的字典？我有索引吗？我是双语的吗？”如此这般。
他就这样说了好一会儿。
最后一句是：“你们谁要买我？如果没有人要我，怎么办？被丢弃一边，我的书脊落满灰尘。
哦，不，我要被降价处理了，我看得出来，要被降价处理了。
”他开始猛击沙地，对着海鸥哀号——真像《今日剧》[2]里的场景。
避风板后边一对正在听收音机广播的老年夫妇看到这一幕，不禁大惊失色。
吉莉安大笑起来。
不管怎样，奥利弗是一个大学问家。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每一个人”后面跟了一个物主代词“他们的”。
或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没有理由非理解不可。
我记不得事情的起因是什么，总之，我们发生了争执。
奥利弗、吉莉安、我，三个人吵了起来。
我们各执一词。
且让我细细道来各方的不同观点。
或许我要做一个会议纪要，就像银行里的那种。
奥利弗说，像“每一个人”“某一个人”“没有人”这样的词都是单数人称代词，因此后面必须跟上单数的物主代词——“他的”。
吉莉安说，你不能这样泛泛而论，这样做你就把一半的人类排除在外了，因为这“某一个人”有50%的可能是女性。
所以，出于逻辑和公平的考虑，你应该使用“他的”或者“她的”。
奥利弗说，我们讨论的是语法，不是性别政治学。
吉莉安说，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语法是语法学家制定的，而几乎所有的语法学家都是男性，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她说的大体上是常识。
奥利弗翻了一下眼睛，点起一支香烟，说道：“常识”这个词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
如果人类(Man)——说到这里，他假装感到非常难堪，马上纠正为男人或女人(Man-or-Woman)——如果男人或女人在过去几千年里依靠常识生活的话，那么，我们至今还依然住在泥做的小屋里，吃着可怕的食物，听着德尔·香农[3]的唱片。
斯图尔特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他的”要么不准确，要么具有侮辱性，要么两者兼而有之，而“他的”或“她的”，则颇具外交辞令的色彩，又显得累赘。
很显然，用“他们的”最合适不过。
斯图尔特很有自信地提出了这个折中方案，却被法定人数中的其他两位拒绝。
奥利弗说，比如这个句子：“某人在门口探出了他们的头。
”听上去这人有两个身体、一个头，就像某一个可怕的俄罗斯科学实验那样。
他还说起以前游乐场展示的怪人，长着胡子的淑女，畸形的绵羊胎儿……他正要说个没完没了，被主席(就是我)阻止了。
吉莉安说，依她看来，“他们的”这个词同样累赘，与“他的”或“她的”同样具有外交辞令色彩。
何必一定要分出是男是女呢？既然多少个世纪以来，女人一直接受这样的教育：要使用男性物主代词来指代整个人类，现在又何必作出这迟到的修正呢？即使这个用法使得有些人(男性)的喉头不快。
斯图尔特继续坚持“他们的”是最合适的用法，认为这是中间道路的代表。
这个讨论会无限期地[4]休会了。
在此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这场争论。
我们这三个人，三个相当有知识的人，在为“他的”“她的”“他们的”这三个词的用法争论不休。
对这三个无关紧要的小词，我们都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而我们还是朋友呢。
我们却这样争论不休。
这使我很担忧。
我怎么说到那上面去了？啊，是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改了他们的名字。
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不是吗？比如，吉莉安与我结婚之后就改了姓。
她原来姓怀亚特，现在改姓休斯。
她想改成我的姓的心情是很迫切的，这样说并非是为我脸上贴金。
我想，实际上更为迫切的是，她想摆脱怀亚特这个姓。
因为，你要知道，那是她父亲的姓，而她与她父亲不和。
他抛弃了她母亲，而她母亲这几年依然姓着那个抛弃她的那个人的姓。
别人称她为怀亚特太太或怀亚特夫人，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她原先是个法国人。
我猜想，吉莉安是为了与她父亲断绝关系才想摆脱怀亚特这个姓的(顺便提一句， 他甚至没有前来参加她的婚礼)，还对她母亲说，她早就该这样做了。
怀亚特太太没有接受这个暗示，即使暗示早就在那里了。
奥利弗说，这恰如其性格，结婚之后，吉尔应该称呼自己为吉莉安·怀亚特太太或休斯太太，如果她想显得有逻辑、符合语法、有常识、符合外交习惯和累赘的话。
他就那样说话，这个奥利弗。
奥利弗。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并不叫这个名字。
我们上同一所中学。
在学校里，有人叫他奈杰尔，有时候叫他
N.O.，或者罗斯，但是这个全名叫奈杰尔·奥利弗·拉塞尔的人，从来没有被人叫作奥利弗。
我想我们甚至不知道字母O代表什么，或许这是他胡编的。
不管怎么样，问题就出在这里：我没有上过大学，而奈杰尔上过。
奈杰尔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回家时，就成了奥利弗。
他把N扔掉了，甚至把印在他的支票本上的姓名N都去掉了。
你要知道，我什么事都记得。
他走进银行，让银行的人印制新的支票本，他的签名不再是
N.O.拉塞尔，而是奥利弗·拉塞尔。
银行的人对改名的事竟放任不管，对此我非常诧异。
我以为，他想改名字得通过单边契约或别的什么方法。
我问他是如何成功改名的，他闭口不答。
他只是说：“我威胁他们，说我要到别的银行去透支。
” 我没有奥利弗聪明。
上中学时，我的成绩常常比他好，但那是因为他不想用功。
我的数学、科学比他好，动手能力比他强——在金属车间，你只要让他看一眼车床，他就会假装突然晕倒——但是，他什么时候想超过我，就一定能超过我。
对了，不仅是我，任何人。
他有办法。
我们玩“学员旅”士兵游戏的时候，奥利弗总是“因腿受伤无法着靴战斗”。
他想变成聪明人的时候，真的很聪明。
他还是我认识最久的朋友。
他是我的伴郎，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伴郎，因为我的婚礼是在婚姻登记处举办的，并不需要伴郎。
实际上，为了这件事，我们也愚蠢地吵过一架。
真的是愚蠢。
我以后找时间讲讲这件事。
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是人人都应在这一天举办婚礼的那种日子。
温柔的六月早晨，天空晴朗，微风和煦。
六个人：我、吉尔、奥利弗、怀亚特夫人、我姐姐(已婚，但与丈夫分居，改过姓了——我刚才怎么对你说的？)和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是怀亚特夫人在最后一刻 不知从哪里挖出来的。
我没有记住这位老阿姨的名字，但我敢打赌，她没有改过姓。
婚姻登记官是一个很有尊严的男人，他的形式感拿捏得恰到好处。
我买好的那枚戒指躺在天鹅绒材质的紫红色衬垫上，好像在对着我们眨眼。
戒指戴到了吉尔的手指上。
我大声说出了誓言，声音太大了一点，在淡色的橡木装饰的房间里发出阵阵回声。
吉尔似乎为我的行为作了补偿，但补偿过头了，她的誓言轻声轻气的，只有我和登记官听得见。
我们都很开心。
几位见证人在登记证上签了名。
登记官将婚礼誓章递给吉尔，说：“这是你的，休斯太太，与这个年轻小伙子不相干的。
”市政厅的外面有一只大钟，我们在大钟底下拍了几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在12:13拍的，我们结婚三分钟了。
最后一张是在12:18拍的，我们结婚八分钟了。
有几张照片的角度很不好，因为奥利弗在捣鬼。
然后我们来到一家餐馆，吃了烤三文鱼，喝了香槟，喝了很多香槟。
奥利弗说了一大篇话。
他说他本想给伴娘敬酒，但今天没有伴娘，所以就要给新娘敬酒。
大家都大笑，拍手。
奥利弗使用了一大堆长长的单词，他每用一个长单词，我们就大叫一次。
我们的房间差不多是一间密室。
这时奥利弗用了一个特别长的单词，我们的叫声也就特别响，弄得服务生以为我们在叫他，探头进来问有什么事，见没有事就走开了。
奥利弗讲完话，坐下来，大家都过来拍拍他的背。
我转过身去，对他说：“对了，有一个人刚刚在门口探出他们的头。
” “他们想干什么？” “听我说，”我重复了一遍，“有人在门口探出他们的头。
” “你喝醉了吗？”他问我。
我想他一定忘记了。
但我记得，你知道的。
我什么都记得。
吉莉安： 听好了，我认为我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
我真的这样认为。
我
是一个普通人，我很内向。
我没有什么事要对别人说。
这年头，你一出门，就总有人追着你要把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讲给你听。
打开报纸，就有这样的栏目：《快进入我的生活》。
打开电视，在一半节目里都 有人在谈论他或她的问题，他或她的离婚，他或她的非婚生地位，他或她的疾病，酒精依赖症、毒品成瘾、性侵、破产、癌症、截肢、精神疗法，他的输精管结扎术，她的乳房切除术，他或她的阑尾切除术。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看看我》《听我说》[5]。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随遇而安、好好自处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喋喋不休？ 我天性不爱向人倾诉，但这不是因为我记性不好。
我记得放在深紫红色衬垫上我的那枚结婚戒指，我记得奥利弗翻着电话簿寻找稀奇古怪的名字——我记得我那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但是，这些事情不是供大众消费的。
我记得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事情。
奥利弗： 你好!
我是奥利弗·拉塞尔。
来支烟吗？我知道你是不抽烟的。
我抽一支你不介意吧？是的，我当然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但那正是我喜欢抽烟的原因。
上帝啊，我们才刚刚认识，你就像一只松鼠那样咄咄逼人了。
这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50年之后，我就死了，你就成了一只快乐的蜥蜴，用吸管吸着酸奶，啜饮着泥炭沼水，穿着健康拖鞋。
对了，我喜欢这样。
我给你说说我的理论吧？我们到头来都会得病，要么癌症，要么心脏病。
这个世界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将感情闷在心里，另一类人将感情发泄于外。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成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类人。
内向型的人，众所周知，往往将自己的各种情绪、愤怒、自我鄙视等内化于心，这种内化，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会导致癌症。
另一方面，外向型的人将快乐、愤怒都发泄给世界，将自我鄙视引导到别人身上，这种情绪的外泄，通过其逻辑过程，导致心脏病的发生。
非此即彼。
我碰巧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所以，我要吸烟，这样就会使我成为一个完全平衡的、健康的人。
这就是我的理论。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有尼古丁瘾，这样我吸起烟来就不怎么难受了。
我叫奥利弗，我记得所有重要的事情。
这就是记忆的意义所在。
我注意到大多数40岁以上的人不断抱怨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以前那么好了，或者不如他们希望的那样好了。
说实在的，我一点儿也不吃惊：看看他们脑子里储存了多少垃圾。
想象一下，这个可怕的废料库里塞满了多少无关紧要的东西：无数个有关童年的千篇一律的记忆，20亿 个体育比赛的结果，他们不喜欢的人的面孔，无数电视肥皂剧的情节，如何洗去洒到地毯上的红葡萄酒的各种窍门，国会议员的名字，诸如此类。
这么多空洞的垃圾塞满你脑子，你的记忆力怎么会不堵塞？想象一下，在轰隆隆的终点站的失物招领处工作的保管员，他为你保管着那些不值钱的物品，等待你下次来取。
想一想，你请他保管的是些什么东西？他能得到的保管费这么少!
得到的感谢这么少!
难怪这柜台上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没有人的。
我处理记忆库的方式是：只存放那些在保管过程中会让你感到自豪的东西。
我永远不去记电话号码。
我只记得我自己的号码，这样就不必大费周章地在电话簿上查找奥利弗·拉塞尔了。
有些人——思维领域里的那些冷酷的专家——说什么记忆要靠训练，训练之后记忆力就会变得十分敏捷，像运动员那样身手不凡。
唉，我们都知道运动员是怎么回事。
年轻时训练得厉害的划桨手，一到中年，身体就完蛋。
足球运动员呢，得上了关节炎，走起路来关节吱嘎吱嘎响。
肌肉拉伤，椎间盘粘连。
看看老运动员的聚会场面吧，活脱脱一则养老院的广告。
假如当年他们没有过度损耗肌腱就好了…… 所以，我相信，对记忆要娇惯一点儿才好，让我的脑子里只留人生的精彩片段，比如，婚礼之后的午餐。
我记得，我们喝的是斯图尔 特点的口感极好的无年份香槟(牌子？我不知道。
忘了名字的葡萄酒厂的瓶装酒[6])，吃的是烤野鲑鱼加秘制西红柿酱。
我是不会点这样的菜的，但他们当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菜是极 好的，只是缺少想象……怀亚特夫人，她坐在我旁边，好像吃得很开心，至少很享受这盘鲑鱼。
但是，她将鲑鱼周围的那些粉红色的透明小方块推到一边，转过头，问我： “你说这些可能会是什么呢？” “西红柿。
”这个我知道，“去了皮，带着芯，去了籽，切成丁。
” “真有趣啊，奥利弗，你通过特征认出了这个水果，我却把它扔到一边。
” 你不觉得这了不起吗？我抬起她的手，吻了一下。
而另一方面，我恐怕记不起那天婚礼上斯图尔特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是中黑灰的，还是深黑灰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清楚记得那一天天空的样子：白云翻滚，就像大理石般的衬纸。
风有点大，走进结婚登记室的门，大家忙着捋好吹乱的头发。
我们围坐在低低的咖啡桌边，等了10分钟。
咖啡桌上放着三本伦敦电话簿和三本黄页。
奥利弗努力在电话簿里寻找离婚律师和橡胶制品经销商的号码，想以此逗乐大家。
但是没有人发笑。
不一会儿，我们就进到里面，见到了那个坐在昏暗之中，个头矮小、满面油腻的登记官，肩膀上落满了头屑。
一切都按常规进行。
那枚戒指躺在黑紫色衬垫上闪闪发光，犹如一个宫内给药器。
斯图尔特大喊着说出婚誓，好似在军事法庭回答法官审问，好像不最大声回答就会被法官多判几年一样。
可怜的吉尔的声音却很小，几乎听不见。
我猜想她在哭，但是不敢去仔细看，那样做就太俗气了。
后来，我们走到外面，照了几张相。
斯图尔特看起来特别神气，我这样觉得。
他是我认识最早的朋友，这是他的婚礼，但是我看他的神情太镇定，太扬扬自得了，所以就悄悄夺过相机，对大家说，结婚相册需要几张艺术照。
我昂着头走了几步，然后躺到地上，将镜头转了45度，取了一个特写镜头，连毛孔都能照出来。
其实我真想做的，我真想拍到的，是斯图尔特的双下巴。
他可只有32岁。
说双下巴也许有点过头，就说是一块猪腰嫩肉一般的下巴垂肉吧。
但是到了虹膜镜头后面的大师手里，这块肉就能被放大，发光。
斯图尔特……不，等一下。
你刚才一直在与他说话，对吗？你一直在与斯图尔特说话。
我提到他的双下巴的时候，感觉到了你脸上掠过一丝迟疑。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注意到？是的，在他背对光的时候，在阴影中，你是看不到的……他或许故意拉长下颌以消去双下巴。
依我看，如果他的头发再长点，他短矮的脖子也就不会那么明显了，但是他从不给他那灰褐色的粗糙毛发以任何生存空间。
他长着一张圆圆的脸和一双圆圆的温和的小眼睛，从那并不时兴的眼镜后面望着你。
我的意思是，他的长相足够温顺，但是他还是需要修整，你说呢？ 什么？他不戴眼镜？他当然戴的。
从他只有小学校长膝盖那么高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对了，有时候他偷偷戴了隐形眼镜，试试你能不能看出来。
好吧，这是有可能的。
一切皆有可能。
或许，他一直在追求一种更有气势的外形，这样，等他走进城里的肮脏的小屋，盯着他那个神经质地闪烁的小屏幕，对着他的手机大叫着买下新的一单期货(或者别的什么)之后，他出来就变得更有男人气魄了——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不过，自我们一起上学开始，他可是养活了一大拨眼镜商——特别是那些备足了老式镜架的眼镜商。
你为什么偷偷笑？我们一起上学……哦，是这么回事。
斯图尔特一直在说我改名字的事，是吗？你知道的，他对那种事总是不能释怀。
他的名字可真是乏味——斯图尔特·休斯。
我要对你说，布艺装饰业有一个职位可以提供给你，不需要别的要求，只要求你有一个完美的名字，先生，你正好有这样的名字——他一辈子只有一个名字，他为此感到十分满足。
而我，奥利弗，过去叫奈杰尔。
我的过错，我最伤心的过错[7]。
不对——我不叫这个名字。
不对——谢谢，妈妈。
不管怎样，你不能让别人一辈子都叫你奈杰尔，不是吗？你甚至不能在一本书里从头到尾都叫奈杰尔。
过了一段时间，有些名字就显然不合时宜了。
比如，你原来叫罗宾。
这个名字在九岁以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是很快你就得作些改变，对吗？通过将你的名字改为萨姆森，或者哥利亚，或别的什么名字。
而有些名字的情况则相反。
比如瓦尔特这个名字，你坐在婴儿车里就不能叫作瓦尔特。
在我看来，你到75岁才适合叫这个名字。
所以，如果有人为你洗礼，准备给你起瓦尔特这个教名，最好让他们在瓦尔特前面加上几个名字，一个供你坐在婴儿车里使用，另一个在你正式成为瓦尔特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使用。
所以，他们可以给你起这样的名字：罗宾·巴塞罗缪·瓦尔特，我看这个名字是有点笨拙，但是毫无疑问，它适合你人生的各个阶段。
所以，我把奈杰尔换成了奥利弗，自此，奥利弗一直是我的中间名。
奈杰尔·奥利弗·拉塞尔——你看，我不用把脸颊涨得红红的就可以说出这个名字。
我到约克去上大学的时候还叫奈杰尔，上了一学期回来我就成了奥利弗。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就像你参军去了，第一次休假回家，人家看你脸上长了胡子。
这只是一个人生过程。
但不知为什么，老斯图尔特就怎么也想不通。
吉莉安是一个很好的名字，这个名字适合她。
这个名字她会一直用下去。
奥利弗这个名字适合我，你没看出来？这个名字与我这一头黑发，与我象牙般的牙齿(吻起嘴来一定很舒服)，与我的纤纤细腰，与我的这个做派，与我这一身亚麻色的西服(上面的黑皮诺酒渍是怎么也洗不掉了)非常相配。
这个名字适合于透支，适合于在普拉多博物馆一带闲逛。
这个名字适合于想让我乖乖就范的那些人。
就像我在大学第一学期末去见的那个银行经理，那个深居洞穴的类人猿。
就是那种一听到银行利息上涨了千分之一就会情不自禁勃起的家伙。
不管怎么样，这个类人猿，这个……瓦尔特让我进到他办公室，那个墙上镶着木条的手淫窝。
他认为我的支票本改名请求——从
N.O.拉塞尔改为奥利弗·拉塞尔——不符合本银行20世纪80年代的政策，并提醒我，除非我赶紧弄来钱将我的透支黑洞补上，否则，我就得不到新的支票本，即使我改名为圣诞老人都无济于事。
一听这话，我坐在椅子上笑个不停，这笑中带有神奇的奉承假象，然后在这个老迷死人面前来回晃悠，挑逗了他好几分钟。
突然间，瓦尔特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哀 求我给他最后一击。
于是，我给了他一个莫大的荣幸：同意他为 我改名。
以前叫我奈杰尔的所有朋友好像都被我弄蒙了。
当然，斯图尔特
除外。
你应该让斯图尔特讲讲以前我们一起上学的事。
我当然绝不会让我的记忆受辱，让它记住那时的所有破事。
斯图尔特有时候没事找事，会念叨“亚当斯、艾特肯、艾帕特德、贝尔、贝拉米，等等[8]”(这些名字都是我杜撰的，你懂的)。
“你在念叨什么？”我问，“你的新曼特拉[9]？” 他一脸迷茫。
也许他以为曼特拉是一个汽车牌子，奥兹莫比尔的曼特拉。
“不，”他答道，“你还记得吗？5A班。
老比夫·沃金斯是我们的年级主任。
” 我不记得。
我不会去记。
记忆是一个意志的行为，忘却也是。
我想我已经把我人生的头18年的事情都抹去得差不多了，把它们净化为无害的婴儿食品了。
还有什么事比受到这些东西的纠缠更糟糕的？第一辆自行车，第一次啼哭，一只耳朵被咬掉的泰迪熊。
这不仅是一个 美学问题，这也是一个实用性问题。
过去的事你记得太牢，你会因此责怪眼下的生活。
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全是因为这个，那不是我的错。
请允许我纠正你的说法：那或许是你的错。
请原谅，细节我就不说了。
有人说，你年纪越老，过去的事情就记得越清楚。
其实，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衰老的复仇。
我给你说过我的人生理论吗？人生就像一场入侵俄罗斯之战。
闪电般地开战，无数高筒一样的军帽聚在一起，羽毛乱飞，就像身临一个鸡飞狗跳的鸡舍。
敌人溃败，战报飞传我们长驱直入的消息。
接着，开始了艰难跋涉，士气低沉，配给不足，而这时第一片雪花落到了你脸上。
敌人烧掉了莫斯科，你只得屈服于“一月大将”，这位大将的手指甲就是连天的冰柱。
痛苦地撤退。
烧杀抢夺的哥萨克。
在波兰的一条甚至没有标记在你的将军的地图上的河流前，你正欲渡河过江，却终于倒在一个少年枪手的霰弹之下。
我不想变老。
不要让我变老。
你有这样的魔力吗？没有，连你都没有这样的魔力，啊哈。
再来支烟吧。
来吧。
啊，好吧。
随你便。
各有各的喜好。
[1]斯都(Stew)，意为炖汤；斯都泡特(Stew-Pot)，意为炖锅。
[2]《今日剧》(PlayforToday)，为英国BBC一台在1970年至1984年播出的剧集。
[3]德尔·香农(DelShannon，1934—1990)，美国著名的摇滚和乡村音乐家，歌曲作者。
[4]Sinedie，原文为拉丁语。
[5]电视栏目名。
[6]原文为法语，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楷体字皆指原文为法语，不再逐一说明。
[7]Meaculpa，meamaximaculpa，原文为拉丁语。
[8]Adams，Aitken，Apted，Bell，Bellamy... [9]Mantra，来自梵语，指能够“创造变化”的音、音节、词，此处意为咒语。
第二章借我一英镑 斯图尔特： 真是没想到!
《爱德华人》杂志居然活到了今天。
但我很高兴，这份杂志至今犹在。
圣爱德华中学也活到今天，这又是一个惊喜。
他们把英国的所有文法学校都裁掉了，把它们变成了普通中学和高中。
学校合并来合并去，不知怎的，就是没有把圣爱德华中学给合并了。
好像没有人管我们。
所以，这所学校至今还在，靠各地的毕业校友供稿的这份杂志至今还在。
在毕业之后的头几年里，我不怎么关心这些事。
现在毕业差不多15年了，我对母校的事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你在杂志上读到某一个熟悉的人名，记忆的闸门就哗地打开了。
校友们从世界各地寄去文章，讲述各自的近况。
天哪，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贝莱现在竟然负责整个东南亚的生意!
我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问他，泰国的主要农作物是什么？他回答，晶体管收音机。
奥利弗说，学校里的事，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说——他怎么说的来着？——他说，即使把石头扔进他记忆的井里，也不会溅起任何水花了。
每当我把《爱德华人》杂志里写的人和事告诉他的时候，他总是哈欠连连，问，谁啊？语调极其无聊，但我不相信他不感兴趣。
只是他没有主动说起过这个学校的事情罢了。
在别人面前，他或许在吹嘘他上过更牛的学校——伊顿或别的什么学校。
他这样做，我并不奇怪。
我一直以为，你本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应该去伪装成别的。
但是，奥利弗以前一直说我的想法不对，还说你假装什么，就是什么。
我与他太不一样了，你也看出来了吧。
有时候别人真的奇怪我们俩怎么成了朋友。
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们觉得我与奥利弗交了朋友，是我的幸运。
奥利弗让人难忘，他能说会道，他去过远方，他会说外语，他熟悉艺术——岂止是熟悉——他即使穿上一件并不合身的衣服，他的朋友们也都会说穿在他身上就是时尚。
这些我都不会。
我总是词不达意，当然在工作场合除外。
我去过欧洲和美国，但我没有去过尼尼微和遥远的奥弗；我没有多少时间去搞什么艺术——确实没有时间——但是，你要知道，我没有任何反对艺术的意思(有时候我也在汽车的收音机里听一场不错的音乐会，与大多数人 一样，假期里也会看上一两本书)；我不太在意穿着，上班的时候只求利索，回家的时候只求舒服。
我以为，奥利弗喜欢我，就是因为喜欢我本来的样子。
我去学奥利弗的样，是毫无意义的。
啊，对了，我们俩还有一大不同：我有很多很多的钱，奥利弗却几乎身无分文——至少没有任何知道钱为何物的人称作钱的那种东西。
“借我一英镑。
” 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那时我们的座位挨得很近。
那时我们都是15岁。
我们在同一个年级已经两个学期了，却没有真正说过一句话，因为我们有各自的朋友。
再说，在圣爱德华学校，座位是按照上一学期的期末成绩排定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坐得那么近。
不过，或许是前一个学期我的成绩上去了，或许他的成绩下降了，或许两种情况兼而有之——总之，这次我们总算坐在一起了。
奈杰尔——当时他叫奈杰尔——开口向我借一英镑。
“借钱干啥？” “太无礼了!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不了解贷款的用途，审慎的财务经理是不会批准发放贷款的。
”我答道。
这句在我看来完全在理的话，不知怎的，却引发了奈杰尔的一声大笑。
坐在讲台上的比夫·沃金斯先生抬起头来——这是一节自习课——满心疑问地瞟我们一眼。
说实在的，这眼神不只是带着疑问。
这一看不要紧，却进一步触发了奥利弗的笑神经，笑了好一会儿，他才想到应该给老师一个解释。
“对不起，先生，”他终于对老师说，“我向您道歉。
真没想到维克多·雨果竟然会如此滑稽可笑。
”说完，他又大笑了几声。
我感到这一切都是由我而起的。
下了课，他对我说，他在商店里看到一件漂亮的衬衣，很想买一件。
我问他这件衬衣二次转让的前景如何——我想着如果他破产了，也好回收我的贷款。
这一问让他更乐了。
我提出了我的贷款条件：四周内还清本金，加上5%的利息；否则，第五周开始利息升至10%。
他说我是一个放高利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这样叫我。
四星期之后，他还给我1.2英镑。
每到周末他就穿上新衬衣到处显摆。
之后，我们就 成了朋友。
朋友：我们的主意已定，就这样做了朋友。
在那个年纪，你们不用纠结要不要做朋友，自然就做朋友了。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不少人对此很是吃惊，我记得我们就故意做朋友给他们看。
奈杰尔假装是我的老大，我假装很笨，竟然觉察不到他在做我的老大。
他更装出一副爱出风头的样子，而我则装得更为呆板木讷。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朋友。
我们后来一直是朋友，即使他上了大学，我没有上；即使他去过尼尼微和遥远的奥弗，而我没有去过；即使我进银行上班，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他不断跳槽，最后在埃吉维尔大道边上的一个小巷里做了一名英语教师，教外国人学英语。
他教书的这所学校名叫莎士比亚英语学校，校门外，一面霓虹灯做的英国国旗闪烁不停。
他说，他之所以接受这份工作，就是因为这面霓虹灯国旗总让他热血沸腾。
不过说实在的，真正让他热血沸腾的是钱——他太需要这份工资了。
接着，出现了吉莉安，我们就成了三人了。
吉尔与我说好了，不对任何人说起我们相识的真实经过。
我们对外的一致说法是，我办公室一个叫詹金斯的同事下班后带我去附近的酒吧喝酒，我们巧遇了他的某一个前女友，而吉莉安碰巧与她在一起，其实她们也不甚相熟。
我与吉莉安一见如故，之后很快又约会了一次。
“詹金斯？”奥利弗听完我用不甚肯定的语气讲述的这个故事之后问道。
其实我紧张的是，怕他问及吉莉安。
“他是套利交易员吗？”奥利弗喜欢假装知道我的工作情况，嘴里不时蹦出这个奇怪的词，以显示他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现在我一般不理他那一套。
“不是，”我说，“他是新来的，不过他年纪很大了。
他没干多久。
干不了。
”这是实话。
我之所以挑选了詹金斯来说事，是因为他刚刚被炒了鱿鱼，以后不会有人碰到他。
“好了，他在那里上班的时候，至少给了你一份幸事。
” “一份什么？”我问道，一脸的愚笨。
他笑了一下，一脸的老练。
说实在的，与人打交道，我从来不在行。
有些人天生善于与人交往，有些人就不行。
我的家庭不像别人家，不是什么大家庭，没有那么多兄弟姐妹，也不会有各种各样的表妹堂哥“冒出来”，我在家里的时候，这个家就一直冷冷清清的，没有多少亲戚来往。
我20岁的时候，父母过世，姐姐搬到兰开夏郡，做了护士，结了婚。
这个家也就散了。
现在我一个人住在斯托克纽因顿的一间小公寓里，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有时也熬个夜，形影相吊，十分孤单。
我不是别人所说的那种外向型性格的人。
即使我遇到我喜欢的人，我也不会在他们面前多说两句，多问几个问题，以表示我喜欢他们，相反我会闭嘴歇声，好像我不指望他们会喜欢我，好像我不觉得他们认为我很风趣。
结果，他们也就看出我确实不是一个很风趣的人——这倒没冤枉我。
以后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并不下决心加以改正，让自己变得善于交际，相反我还是麻木不仁，一如既往。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总是自信满满，另一半的人则自卑不堪。
我不知道如何从自卑的世界一跃进入自信的世界。
为了做一个自信的人，你首先就得有自信：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广告不错，标题是：“年轻有为的专业人士？25～35岁？工作太忙碌，社交无起色？”这个广告，做得真不错。
没有鼓动大家一窝蜂地赶往度假胜地，进行无上装狂欢。
也没有流露这样的信息：缺乏社交，全是你自己的错。
缺乏社交，这甚至也是发生在最优秀的人士身上众多事情中的一个。
一个明智的补救做法是，花上25英镑，坐到伦敦的一家酒店里，喝上一杯雪利酒。
即使事情不见得有起色，但是保证不会让你受到侮辱，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发一个姓名牌别在胸前，就是某个大型会议上常见的那种。
但是我又觉得，他们会认为，那样一来就暗示我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说。
有一个人，应该是主办方的人，在分发雪利酒，每见一个新到的人，就领着这个人与大家见面。
因为来的人太多了，他记不住所有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只好自报家门。
或许他是故意不记我们的名字的。
我正在与一个有口吃的男人说着话，他在接受培训，准备做房地产经理。
这时，主办方的人带着吉莉安进来了。
这个家伙口吃，这个 情况倒让我增添了几分自信。
这话说起来有点残忍，但是以前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你觉得自己口才平平，说出的话平淡无奇，可边上的家伙突然慧根大开，口吐莲花。
是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这差不多成了一个最原始的生存法则：找一个比你差的人在身边，这样你就心花怒放了。
或许，“心花怒放”这词有点儿夸张，但我还是给吉莉安讲了一两个奥利弗给我讲过的笑话，我们两人都说见到这么多人真是不自在。
聊着聊着，我发现吉莉安有一半的法国血统，这下我有话说了，而那个房产经理想说说德国的事，但我们没有任何兴趣。
我还没有太弄清楚这里的情况呢，就把半个肩膀转过去，将房产经理撇到一边，对吉莉安说：“瞧，我知道你刚到这里，但你不想找个地方吃晚饭吗？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今晚没空，下次也行。
”不瞒你说，我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都感到不可思议。
“你觉得我们这么快就离开这里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是必须先与所有人见面吗？” “不是必须这样的。
” “那好吧。
” 她对我笑笑，低下了头。
她很羞涩，这我喜欢。
我们出了门，来
到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餐。
三星期之后，奥利弗从某一个充满奇光异彩的地方回来了，于是我们就成了三人。
整个夏天，我们仨，就像那部法国电影。
电影里的几个人成天在一起，骑着自行车兜风。
吉莉安： 我不羞涩。
我只是紧张，不羞涩。
这不是一回事。
斯图尔特才羞涩呢。
一开始就看得出来，很明显。
他手拿雪利酒杯站在那里，太阳穴都微微沁出了汗，显然一副无所适从的样子，但努力地想克服这种不适，看他那样真是痛苦。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没有人会感到轻松自 在。
那一刻，我觉得，这真有点儿像人口市场，我们没有受过这种培训，我们的社会不提供这样的培训。
斯图尔特一上来就讲了几个笑话，但一点儿也不好笑，因为他太紧张了，而且我觉得这些笑话本来就不好笑。
然后我们说起了法国，但他说的仍是老一套，说什么光闻气味都能分辨这是法国的什么地方，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分辨。
但重点是，他很认真，无论对我，还是对他自己，都很认真。
你知道的，这太感人了。
真的感人。
我在想，那个想聊德国的口吃男人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希望他找到了人。
我在想，詹金斯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奥利弗： 别告诉我，让我猜猜。
让我把我的心灵感应全部集中在我朋友斯图[1]那可爱的、有点儿打皱的肥臀上。
肥臀？我的意思是，他的臀部非常突出：霍屯督人[2]的臀部。
《祖与占》？我记得没错吧？我想没错。
以前他提过一次，但只是向我，从来没向吉莉安提过。
《祖与占》。
奥斯卡·威内尔，那个家伙身材矮小，一头金发，另外——真还说不准——或许也有个肥臀；让娜·莫罗；还有那个个头高大、一头黑发、举止优雅、长相迷人的家伙，满口的牙齿长得真好，直叫人想亲吻(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唉，演员倒没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记不住情节了。
他们整天一起骑车，过桥，一起嬉闹，对吗？我想是这样的。
《祖与占》这部电影是不错，但远非二战后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斯图尔特挑选这部电影作为他学习法国文化的参考资料，倒是他的典型做法。
我最好提前给你提个醒，斯图尔特是这样一种人，他竟然把莫扎特的《第21钢琴协奏曲》与《艾尔维拉·麦迪根协奏曲》混为一谈[3]。
说起古典音乐，他最喜欢的就是弦乐队模仿鸟叫或钟鸣，要不就是模仿小火车爬过山岗的轰鸣声。
这难道不是老土得太可爱了吗？ 或许他修过一门法国电影课，目的就是为了钻研泡妞的技法。
你要知道，泡妞可从来不是他的强项。
我经常帮他，为他安排四人约 会，但是到最后往往是这样的局面：两个女孩都为了我而吵起来，斯图尔特则躲在角落里生闷气，展现着一个老顽固的全部魅力。
哎呀，那真是令人伤心的场面。
我担心我的斯图尔特日后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你应该多帮我。
”有一次，他非常难过地向我抱怨。
“帮你？帮你？我找来女孩子，我介绍给你，我还费劲地推动晚上的气氛向上走。
而你呢，枯坐一旁，怒视远方，活像《众神的黄昏》里的哈根[4]——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典故。
” “我有时候觉得你请我来，只是让我来买单。
” “我当年要是在股票牛市里抽了身，”我这样提醒他，“而你，我的好朋友，失了业，带了两个这么棒的女朋友来，我一定会荣幸之至地买单的。
” “对不起，”他说，“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对她们说我在女人面前没有一点儿自信。
” “啊，原来你对这一直耿耿于怀哪。
”现在我开始明白了，“约会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人都舒心。
” “我觉得你不想让我得到一个女朋友。
”斯图尔特悻悻然，下了这个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他找了吉莉安时感到非常吃惊。
谁会相信这事？还有，谁会相信他是在一个酒吧搭上她的？请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吉莉安，穿着齐臀缎子裙，坐在吧台凳上；斯图尔特，一边用腕上计算器算出当前日元无比坚挺，一边漫不经心地滑动他的领结；一个男招待，不问也知道休斯先生想要一杯刚出窖的1918年的舍西亚尔，必须倒在可以集聚葡萄酒特有气味的特殊杯子中；斯图尔特，悄悄移到吉莉安旁边的凳子上，不经意地散发出带有他男性性感的微妙麝香；吉莉安，向他借火；斯图尔特，从他凌乱的阿玛尼西装口袋里轻轻取出登喜路玳瑁打火机…… 哎呀呀，我的意思是，得了吧。
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形吧。
我已经听人轻声细语地讲过这个令人心跳的故事。
说实话，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脏。
一个设法使自己在下星期被炒鱿鱼的神经错乱的银行职员(真的，你必须神经错乱了，才会被解雇)，一天晚上与斯图一起去乡绅酒吧喝一杯下班[5]后的饮料。
我让斯图尔特向我数次重复了这个店名：乡绅(Squires)酒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问道，“这家酒吧的拥有者是一个自视为乡绅的人？或者，这是一个像你这样的乡绅想要开怀畅饮的地方？” 斯图尔特想了好一会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 “这么说吧，撇号放在哪里？” “撇号？” “是e一撇s(Squire’s)，还是s一撇(Squires’)？这可是大有差别的。
” “我不知道，我觉得没有这一撇。
” “肯定有这一撇，即使是下意识的。
”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看了几秒钟。
我觉得斯图尔特根本没有弄明白我在说什么，看他那样子，好像他认为我在有意破坏他的现代版《保尔和维吉妮》[6]。
“对不起，你继续讲。
” 就是这样，他们俩，温克尔考夫特和斯图，在这个酒吧——不管是Squire’s酒吧，还是Squires’酒吧——大享其乐之时，进来了
一 位小姐，不是别人，正是温克尔先生的一个老情人，紧随着这位小 姐进来的，竟然是我们亲爱的吉莉安。
这约会四重奏接下来的进程在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预料的了，不可预料的只是：这四人当中的一个人是斯图尔特，而在四人约会中的斯图尔特总是愣头愣脑，就像没有打 开包装纸的面包棍。
他是怎么从这昏暗的地下密牢的默默无闻的 状态中突围的呢？我把这个难题抛给了他，当然用了一种更为得体的方式，你懂的。
“我们差不多谈起来了。
我们差不多相互熟悉起来了。
” 啊，那就是我的斯图尔特。
我听到谁在说话？特里斯坦？唐璜？卡萨诺瓦？淘气到无法形容的侯爵吗？不，我听到的是我的伙伴和朋友，斯图尔特·休斯。
“我们差不多谈起来了。
我们差不多相互熟悉起来了。
” 哦，亲爱的，你又用那种眼神看我。
你不用说，我明白。
你以为我是一个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下半身动物，不是吗？事实并非如此。
或许你没有理解我的语气。
我用这种口气说话，只因为斯图尔特是我的朋友。
我的老朋友。
我爱他，这个斯图尔特。
我们的友谊一直可以追溯——一直可以追溯到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可以买到单声道唱片，奇异果的名字还没有发明，穿着卡其布衣服的汽车协会代表会向经过的每一个汽车驾驶员致敬，一包金薄片香烟只要四个半便士的银币，你的零钱可以买到一大壶蜂蜜酒。
我们就是那样，斯图尔特和我。
铁哥们儿。
我得说一句，你不要低估我的朋友。
有时候他的动作是有点慢，上边的那台老涡轮机不像兰博基尼那么突突地飞转了，但他能成事，能成事。
有时候不见得比我慢。
“我能借一英镑吗？”在学校里(那学校叫什么名字？斯图尔特知道，你问他吧)我们坐在相邻的座位上，我向这个迄今为止智力平平，不过经过艰难跋涉，终于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学业高地的男孩抛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可以打破僵局的开场白。
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并没有乖乖递上钱来——任何一个暂时被允许呼吸高层空气的识相知趣的小喽啰都会这样做啊。
相反，他开始背诵各种贷款条件。
利息、百分比、股息、市场运行、市盈率……诸如此类。
我想要的不过是区区一英镑，而他差不多要我在《欧洲货币体系》上签字。
接着还问我拿钱干什么!
好像关他什么事似的!
好像我知道似的!
我不屑地咯地笑了一声，这一声笑就让那个管理教室纪律的老壁虎很不高兴地朝我抖动了一下他的环状领子。
我用一句俏皮话使他平静下来，然后与我这位胖乎乎的、对钱物异常谨慎的新朋友继续谈判。
几个月后，我还了钱，丝毫不理会他嘴里利率什么的那一套，因为，说实话，我也弄不懂。
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好伙伴和好朋友。
他有过一个女朋友。
我的意思是，在吉莉安之前。
那是在四个半便士的银币就能买一包金薄片香烟这样的东西的日子里。
你知道吗？ 我给你说说这个，我想他不会介意的——他不愿与她上床。
听清楚了，他们没有干那事。
他不愿对她窄窄的腰胯为所欲为。
这种斯达汉诺夫式[7]的贞洁一连保持了几个月，那个女孩终于忍不住，做出了孤苦的示爱举动，但他正色告诉她，他想更进一步了解她。
我说这女孩一直在暗示他，笨蛋，但是斯图尔特不吃这一套。
是的，没错，他不吃这一套。
当然，我认为他是在说谎，不过他要走到那一步，那将是需要想象力的。
此外，我还有别的证据。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性与食物之间确定无疑的对应关系，对性的兴趣，与对食物的兴趣密切相关。
(你不相信？那么请看这一条：人类最重要的费洛蒙[8]，学名异丁醛，在强大的脉冲碳链中，与……豆芽的气味极其相近!
好好琢磨这句话，朋友。
)如果你以前没有发现，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现，斯图尔特竟然相信食物之所以存在，其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掩盖食物下面的这个碟子上的隐秘图案。
但是，用古老的筷子夹菜，那速度，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我——年轻时的奥利[9]。
这可不是吹牛。
因此，在人类行为的相关方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太多麻烦。
我从来不让家庭来妨碍我。
可能我风流种的名声使斯图尔特男子气概全无。
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这个工作毫不妨碍我往那个方向发展。
课后的单独辅导，即一对一面对面教授。
斯图尔特一定打过我房间的电话，知道了我的电话到目前为止是用差不多15种语言应答的。
他现在万事大吉了。
他得到了吉莉安，不是吗？ 说实话，在他悠然地走进乡绅酒吧，然后与吉莉安一起双双出来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
我的情绪有点儿低落，而这低落的情绪总让我对什么事都看不惯，嘴里总会冷不丁地冒出来古怪的酸话。
不过我为他高兴。
我怎么可能不为他高兴呢？他们俩第一次一块儿到我家里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太可爱，太小狗模样了：摇尾乞怜、叼骨讨好，连我都差一点儿要抚摸他的耳背帮他挠痒了。
我好好布置了一下公寓，否则真会把客人吓跑的。
我拉上摩洛哥窗帘，窗帘下摆不那么规整地盖住了沙发，把《奥菲欧》第三幕的唱片放到唱机的旋转垫上，点上一炷埃及线香——这样就算收拾好了。
颇有一种欢迎来到奥利家的效果，我想。
噢，我本来可以把房 间布置得更好一些——挂上一张斗牛海报，让斯图尔特觉得轻松自在 ——不过我发现，一个人不能完全掩盖其个性，否则他的客人来了之
后，不会留下什么印象。
听到门铃响起，我赶紧点上一支高卢香烟，准备迎接我的末日。
说不定是斯图尔特的末日，且看事态发展。
她没有问我为什么大白天还紧闭窗帘。
近来，我对这一怪癖的解释已经变得越发巴洛克化了：从一种罕见的眼疾到对早期的奥登[10]致以永不消退的敬意，我发现现在我可以做到话在嘴边张口就来。
也许，斯图尔特早就对她打过预防针。
“你好，”她说，“斯图尔特老跟我说起你。
” 听了这句话，我做了玛卡洛娃[11]在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个动作，好让大家都放松下来。
“啊，上帝，”我站在摩洛哥窗帘旁边，说道，“他没有泄露我战争受伤的秘密吧？说真的，斯图尔特，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阿尔巴尼亚佐格一世国王的后裔的，但这也用不着到处吹嘘啊。
” 斯图尔特碰了碰她的胳膊——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他表情自然地做过这个动作——然后低声地说道：“我对你说过，他讲什么你都不要信。
”她点点头。
我突然奇怪地感觉到我不在多数人的那一边。
那的确很奇怪，因为他们只有两个人，而通常有需要更多的人，才能让我产生少数派之感。
让我来重构一下她那天的模样。
我没有在记忆的行李寄存员那里存下她的面容和外表的精确模样，但我觉得，她当时穿了一件颜色介于鼠尾草与拉维纪草之间的衬衣，一条灰色的501s[12]水磨石洗牛仔 裤，脚穿一双绿袜子，一双荒唐可笑毫无美感的运动鞋。
栗色的头 发梳向后面，夹于耳际，自由地背在后面；不施粉黛的脸一色白净，突出了她棕色的大眼睛；樱桃般的小嘴和挺括的鼻子处于锥形的椭圆脸庞的较低位置，使她傲慢的额头更加醒目。
我不由自主地发现，她的耳朵几乎没有耳垂，毫无疑问，这种现在越来越多见的遗传特征连达尔文都无法解释。
是的，我想那就是她打动我的地方。
我不是那种在外围费劲地啰唆了一圈之后才最后说到紧要的私人问题的人。
我不会大谈特谈当下的新闻事件来转移鸟巢里的一只凤头麦鸡的注意力：东欧的政治骚乱，非洲的最新政变，鲸鱼的生存概率，当前悬挂在格陵兰岛的衣钩[13]上的令人讨厌的低压涟漪。
我把台湾乌龙茶端给吉莉安和她的“乡绅”之后，马上问她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她的父母是否健在。
斯图尔特看上去就好像兔子抽搐的鼻子，但她心情愉悦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我弄清楚了：她28岁；父母(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分手多年，当年她父亲与一个荡妇私奔了；她自己呢，是一个勤劳的艺术女仆，她的工作内容是让往昔暗淡的颜料重新鲜亮起来。
什么？哦，她是古画修复师。
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忍不住将吉莉安拉到一边，凑近脸告诉她我的一个金光闪闪的看法：运动鞋配501s牛仔裤，说实在的，绝对是一场灾难；这大白天的，就她这身打扮，穿街走巷一路走到我的公寓，不招致别人的公开嘲笑才怪呢。
“告诉我，”她问道，“你没有……” “什么？”我催她把话讲完。
“你没有……你没有化过妆吧？” [1]斯图尔特的昵称。
[2]TheHottentot，南部非洲的种族部落，他们自称科伊科伊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
在体形特征上，该种族的妇女大多臀部肥大，为其他人种的三四倍，医学上称之为臀脂过多。
历史上，欧洲猎奇者曾将她们作为“动物”到处展览，牟取暴利。
[3]《第21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1785年创作的作品。
1967年，大获成功的瑞典电影《艾尔维拉·麦迪根》(ElviraMadigan)使用了该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使得该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也被称为《艾尔维拉·麦迪根协奏曲》 [4]哈根是瓦格纳创作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第四部《众神的黄昏》的主要角色之
一，以邪恶、狡猾著称。
[5]post-Arbeit，原文为德语。
[6]法国作家伯纳丁·德·圣皮埃尔(BernardindeSaint-Pierre，1737—1814)所著的爱情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法属毛里求斯岛上的一段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
[7]指苏联煤矿工人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yStakhanov)，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全国开展名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
[8]Pheromone，信息素。
个体分泌到体外，能被同物种的其他个体通过嗅觉器官察觉，并使后者表现出某种行为、情绪、心理或生理机制改变的物质。
[9]奥利弗的昵称。
[10]威斯坦·体·奥登(WystanHughAuden，1907—1973)，诗人，被公认为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
[11]娜塔莉娅·玛卡洛娃(NataliaMakarova，1940—)，俄罗斯芭蕾舞女演员，当代芭蕾史上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极具天赋的音乐剧和戏剧表演艺术家。
[12]美国服装品牌李维斯的一款著名牛仔裤。
[13]从地图上看，格陵兰岛的不少海岸线形状酷似衣钩。
第三章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 斯图尔特： 请不要那样排斥奥利弗。
他做得是有点儿过，但本质上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
很多人不喜欢他，有些还很厌恶他。
但我们也要看他好的一面。
他没有女朋友，几乎身无分文，做着内心非常讨厌的工作。
他常常冷嘲热讽，其实不过是虚张声势。
如果我能忍受他的嘲讽，你就不行吗？多往好处想他。
看在我的分上。
我很快乐。
别让我烦心。
16岁那年，我们一道住青年旅舍，一路搭便车去苏格兰。
我对每一辆路过的车子都做出搭车的手势，但是奥利弗只对他真正想搭的那些车子伸手示意，有些他不喜欢的车子停下来了，他还对那些司机怒目相向。
所以我们这一路搭车搭得并不很顺。
但是我们还是到了目的地。
这里老下雨，白天我们不能待在青年旅舍，只好四处瞎逛，坐在巴士候车亭里躲雨。
我们两个都穿着厚夹克，但是奥利弗从来不戴上兜帽。
他说那样使他看起来像个僧侣，而他不想做出任何赞同基督教的举动，所以他总是淋得比我湿。
有一天我们待在一个地方——我想应该是皮特洛赫里附近的一个电话亭里，玩儿了一整天的舰队游戏。
这是一种在一张画着格子的纸上跳格子的游戏，每个玩家有一艘战舰(走4个方格)、两艘巡洋舰(走3个方格)、三艘驱逐舰(走2个方格)，以此类推。
你必须击沉对手的舰队。
我们玩儿了一局又一局，一个人只能坐在电话亭的地上，另一个人站着，靠在电话亭里放电话簿的架子上。
我整个早上都坐在地上，下午则靠着架子。
我们在村庄的商店买了受潮的燕麦饼，当中饭吃。
我们玩儿了一天的舰队游戏，正巧也没有人来打电话。
谁赢谁输我都记不得了。
傍晚时分，天放晴了，我们走回青年旅舍。
我戴着兜帽，所以我的头发是干的。
奥利弗的头发则湿透了。
太阳出来了，奥利弗拉着我的手，我们并肩而行。
我们在一位女士面前走过，她正站在自己的门前花园里。
奥利弗对她鞠了一躬，说：“看!
夫人。
一个干僧侣，一个湿罪人。
”她听得莫名其妙。
然后我们继续朝前走，步调一致，手拉着手。
我与吉莉安认识几星期之后，就带她去见奥利弗。
我得向她先说明奥利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你认识了我，但不能就此推断我最好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
奥利弗常常让人讨厌，他有各种略显古怪的习惯和爱好，但是如果你见怪不怪的话，你就能很快认识奥利弗的本性。
我对她说，他的房间可能窗帘紧闭，处处弥漫着线香的味道，但是如果她不表现出大惊小怪，那一切就没有问题。
她的确没有感到大惊小怪，而我倒觉得奥利弗可能因此有点儿不高兴。
不管怎么说，奥利弗是一个喜欢搞事的人。
他确实喜欢给别人出其不意的惊喜。
“你的朋友不像你说的那样古怪。
”我们离开的时候，吉莉安说。
“那就好。
” 我没有对她说奥利弗今天的表现一反常态地好。
“我喜欢他。
他很好玩儿。
模样也不错。
他化妆吗？” “不化妆，据我所知。
” “那一定是光线的缘故了。
”她说。
接着，在唐杜里[1]风味的晚餐上，在我喝第二杯啤酒的时候，我
想起了一件事——现在我记不清是什么事了。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想问她，我觉得她不会介意的。
“你化妆吗？”我们一直在谈论别的事情，突然之间我抛出了这个问题。
我脑子里觉得我们一直在谈论奥利弗，而她的回答——好像她也觉得我们一直在谈论奥利弗，尽管那时我们谈到了好几个不同的话题，但整个谈话似乎都在围绕奥利弗转——让我非常开心。
“不化妆。
你难道分辨不出来？” “我不会分辨。
” 她的面前是吃了一半的提卡鸡肉[2]，喝了一半的白葡萄酒。
在我与她的中间，立着一支粗短的红蜡烛和一枝塑料做的非洲紫罗兰，烛 火已经浸到一摊蜡油之中了。
透过烛光，我第一次好好端详了吉莉安的脸庞，她……对了，你亲眼见过她，不是吗？你注意到她左脸颊上的那个小雀斑了吗？你注意到了？那天晚上，她把头发拢过耳后，后面用两个玳瑁发卡夹起。
她的眼睛似夜幕一般漆黑，我的眼光根本离不开她。
我一直盯着她看。
烛与蜡在不断地争斗，在她的脸上投下一片跃动的光影。
我的眼光无法离开她。
“我也不会。
”我最后说。
“也不会什么？”这次她没有自动接上这个话头。
“化妆。
” “很好。
那你介意我穿运动鞋来配501s吗？” “就我而言，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 “这话有点儿轻飘飘的。
” “我真感觉有点儿神魂颠倒了。
” 后来，我送她回到她与人合租的公寓，倚在生锈的栏杆上看她找
钥匙。
她让我吻她，于是我轻柔地吻了她，然后我看着她，又轻柔地吻了她一次。
“如果你不化妆的话，”她耳语道，“脸上这个就盖不住。
” 我将她拥入怀中，双手环绕着她。
我没有再吻她，因为我觉得我几乎想哭。
接着我又拥抱了她一下，把她推进门去。
我觉得如果再多亲热一秒钟，我真的会哭出来。
我独自站在门口，闭上眼睛。
吸气。
呼气。
我们谈到了各自的家庭。
我父亲几年前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我母亲看起来应对自如——说实在的，她似乎有点儿兴奋。
接着，她得了癌症，癌细胞到处都是。
吉莉安的母亲以前是法国人——不，我得纠正，现在是法国人。
她的父亲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
他去里昂接受了一年的培训，回来的 时候带回了怀亚特夫人。
吉莉安13岁的时候，她父亲与一个前一年毕业的学生私奔了。
她父亲42岁，那个学生17岁。
传言说，在他做她老师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就暧昧不清，那时她不过15岁。
也有传言说那个女孩怀孕了。
一个人一旦丑闻缠身，这丑闻就会越传越可怕。
他们就这样私奔了，消失了。
怀亚特夫人一定是受不了了，就像这两件事——丈夫死了，丈夫与别的女人私奔——同时发生了一样。
“这对你有多大影响？” 吉莉安看着我，好像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太痛苦了。
但我们挺过来了。
” “但是13岁……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时候被父亲抛弃太不
幸了。
” “2岁被抛弃也很不幸。
”她说，“5岁也很不幸，10岁也是，15岁也是。
” “我只是想说……从我读过的文章来看……” “40岁倒不是很不幸。
”她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响亮的、几乎强硬的声音说，“如果他等到我40岁再和别人私奔，那就好了。
也许他们应该把这定为一项规则。
” 我心里想，我不想再让你碰到这样的事了。
我们紧握着对方的手，不说一句话。
我们的父母四人只剩下一人了。
两个死，一个失踪。
“我希望人生就像银行业务一样就好了，”我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人生直截了当。
有时候人生实在是复杂烦琐，但是如果你付出了足够的努力，你最终还是能够理解它的。
或者说，总会有人，在什么地方，能够理解它的。
即使在后来，即使为时已晚。
生活最大的困惑，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切为时已晚，但你仍无法理解生活。
”我注意到她正认真地看着我，“对不起，有点悲伤了。
” “你可以悲伤一下，只要你大多数时间都是开开心心的就好。
” “好吧。
” 那个夏天我们确实非常开心。
有奥利弗在我们身边，这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想确实是这样。
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霓虹灯已经关了几个月了，奥利弗一直无所事事。
他假装很忙，但这瞒不了我，于是我们一起游逛。
我们一起在酒吧喝酒、玩水果机，一起跳舞看电影。
如果我们愿意，可以凭一时兴起，一起做出愚蠢的事。
吉莉安和我坠入了爱河。
你也许会以为，我们只想两人待在一起，看着对方的眼睛，一起拉着手，一起上床。
当然我们做那些事了，但我们也会和奥利弗出去闲逛。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不需要一个见证者，我们并不想炫耀我们处于热恋之中。
与奥利弗在一起就是开心。
我们去了海边。
我们去了弗林顿北边的海滩，吃冰激凌，租了帆布躺椅。
奥利弗让我们在沙滩上用很大的字母写上我们的名字，让我们站在名字旁边，相互拍照。
潮水一来，写在沙地上的名字就被冲刷得无形，看到这里，我们就感到难过，像孩子一样呻吟着呜咽起来。
我们有点装腔作势，但是我们这样装腔作势，只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潮水吞没的时候内心确实感到了悲伤。
过了一会儿，吉莉安说了些“奥利弗说起话来就像字典一样”之类的话，奥利弗便在沙滩上发作了，我们都大笑起来。
奥利弗也与平时不同。
在通常情况下，他和我一起跟女孩们出去，他在各个方面都比我有优势，即使他不是有意为之。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既不能得到什么，也不能失去什么，这样一切就简单了。
我们三个人都隐约感到，这样的夏天是一次性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夏天。
因为不会再有另一个夏天让吉莉安和我坠入爱河——不是简单的恋爱或别的什么。
那个夏天，是一个独特的夏天。
我们都感觉到了。
吉莉安： 大学毕业之后，我开始接受社会工作方面的训练。
这个工作我没干多久。
但是我始终记得一个辅导员在某堂课上讲过的一句话，她说：“你必须谨记，每一种情形都是独特的，每一种情形又都是普通的。
” 以斯图尔特的方式谈论你自己，有这样一个毛病：这会让人匆匆下结论。
比如，当别人知道我的父亲和一个女学生私奔之后，他们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
这意味着以下两点中的一点——如果不是两点都是的话：第一点，如果你父亲跟一个比你大不了几岁的人私奔了，这也许意味着他真正的想法是与你私奔；第二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那些被父亲抛弃的女孩常常恋上年长的男人，以此作为情感补偿。
这就是你现在所处的情形吗？ 对此，我会这样回答：首先，目击者没有出庭，也没有就此事接受过盘问；其次，仅仅是因为某件事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意味着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与我有关。
每一种情形都是普通的，每一种情形又都是独特的。
如果你喜欢，你也可以这样倒过来说。
我不知道斯图尔特和奥利弗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谈论他们自己，这一定是他们玩的另一个游戏。
就像斯图尔特假装他从未听说过毕加索，奥利弗假装他完全不懂珍妮纺纱机之后的任何机械发明。
但我不想参与这个游戏。
不想参与，非常感谢。
游戏是为童年准备的。
有时我觉得，我很小就没有了童年。
我想说的，就是我完全不同意斯图尔特对那个夏天，与奥利弗一同度过的那个夏天的描述。
是的，我们两人共处的时间很多，开始上床了，等等，但是我们都是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热恋中，两个人也不应该如胶似漆，天天黏糊在一起。
但在我看来，这也并不意味着非得与奥利弗一起玩不可。
当然我喜欢他——一旦真正了解了他，你很难不喜欢他——但是他有控制欲，喜欢指挥我们干这干那。
我不是真的在抱怨什么，我只是做出一点小小的修正。
这样聊天，往往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被谈及的那个人来说，情况似乎并非那样。
我遇到了斯图尔特，我爱上了他，我嫁给了他，这是什么样的经历？ 奥利弗： 那个夏天我光彩照人。
为什么我们总用“那个夏天”来指代它呢？——只不过去年夏天而已。
我猜想这就像一个完美保存的记号， 准确无误、色彩透亮。
那就是它在记忆中的样子。
我们每个人那时都 不着痕迹地捕捉到了它，我觉得。
最为关键的是，我光彩照人。
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关门放暑假之前，我的情况有点儿吃紧。
一
种昏暗的情绪弥漫在我心头，一切由一个误解引起，但我没有告诉欢快的乡绅和他高贵的夫人，以免打搅他们的好事。
我想，这样去打搅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不公平的。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外国学生身上存在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他们的英语说得不太好。
这就是我昏暗情绪的根源。
我的意思是，那个女学生在朝我点头或对我微笑，而奥利，这个可怜的、没脑子的老傻瓜奥利，竟然一下子得出了结论：这种外在的行为性抽搐就是表示我吸引了她这样一个可靠信号。
这就导致了一个误解，在我看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不令人奇怪的，这个误解，虽然其最终结局说来令人遗憾，却完全洗去了这个倒霉老师的罪责。
我坚决不让她从我的公寓神色慌张地跑出去，在她突然泪流满面之时我依然不动声色——这样的说法完全是可笑的无稽之谈。
我，一个狂热的歌剧爱好者，面对这样的催泪大戏怎么会如此无动于衷？我的校长，那一片来自久不喷发的死火山的可怕岩浆，竟然要求我放弃对学生的私下辅导，皮笑肉不笑地让性骚扰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徘徊在我俩之间的空气中。
他又表示，在暑假期间，他可能会重新考虑雇用我的条件和要求。
我回答说，在我看来，他的雇用条件和要求用于直肠植入手术是最好不过的了，连麻药都不用，这下他暴跳起来，说这件事最好经由警察交付“女王陛下的司法”的充分权威来裁决，或者至少交给某个陈腐的法庭，由它慢条斯理地对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争执做出决断。
我回应说，他当然完全有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接着我陷入了一种沉思，努力地想回忆上星期罗莎问我的有关英国社交习俗的事。
她问我，定期来检查你的学业成绩的那些年老的先生，用手拍拍沙发垫来指示你接受问询时该坐的位置，而等你坐下来，他们的手却放在原地不动了——这种情况正常吗？我把我对罗莎的艰难答复知会了校长：我解释说，这与其说是个礼仪问题，倒不如说是个生理学问题；身体的极度衰老常常导致二头肌和三头肌的萎缩，结果导致大脑控制手指的理性中枢的指令链崩毁。
罗莎走后，我就向校长汇报了这件事，不知怎的，他竟然浑身颤抖起来。
这个时候，我才想起还有一两个别的女生过去一年中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我已经不太记得她们的名字了，但是她们目前尚在校学习，可以将她们在放松的气氛中集合起来——或者，像警察局让嫌犯列队叫人指认那样——我觉得，这 个事件肯定可以作为补充材料，在学校的周课“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上进行讨论。
此时，校长的脸红得像校门口的霓虹灯，而我们互相盯着对方，眼神中毫无友爱之情。
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要丢饭碗了，但是我无法确定。
我的象将住了他的后，他的象将住了我的后。
这一盘棋我们准备握手言和，还是准备两败俱伤？ 要想看我那个夏天如何光彩照人，这些事情都应该被考虑进去。
我说了，工作上的这些小麻烦我自己处理了，没有就此打搅斯图和吉莉[3]：依我的经验来看，分享一个麻烦并不会使麻烦减半，反而会使它在巨大的八卦网里传开。
喂，有谁想要从辉煌的高处跌向悲伤的奥利？ 回想起来，我郁郁寡欢的性格真的帮了我不少忙。
他们在教室里给我留了最好的前排位置，这确实有助于驱散我的忧郁。
确保他们自 己的幸福时光的幼苗有时间生长发芽，扎根抽枝——为报答他 们，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实际的方法吗？有我跳跃的姿态在，害虫就躲得远远的。
我是他们的蚜虫喷雾，他们的猫屁，他们的蛞蝓药。
我应该让你知道，扮演丘比特，并不只是在美丽的乐园飞来飞去，等最后恋人们终于亲吻在一起的时候，感受你的小鸡巴的兴奋跳动。
事情多了去了：日程安排、街道地图、看电影，还有菜单、金钱和活动组织。
你必须既是快活的啦啦队领队，又是温柔的精神医生。
你必须有在场时隐身，缺席时在场的双重本事。
别跟我说，让情侣感到快乐的活儿是不赚钱的。
我得把我的人生小理论告诉你。
你知道，吉莉安的父亲与小美女跑了，那时吉莉安只有10岁——要么10岁，要么15岁，反正差不多那个年纪——那个年纪被错误地定义为“易受影响的年纪”，好像其他年纪就不那么具有可塑性似的。
现在，我听那些信奉弗洛伊德主义的色迷迷的家伙说，被父亲遗弃的女儿，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创伤，等女儿到了谈情说爱的年纪，她往往会去寻找一个遗弃她的父亲的替代品。
换句话说，她们会去搞比她年纪大的男人。
这种行为，实际上我总觉得几近病态。
你看到过这样的老年男人吗？就是那种勾引年轻女人的老年男人：屁股高翘，迈着流里流气的大步，诱人的棕色皮肤，袖口的链扣闪着金光，干洗味十足。
走到哪里，响指打到哪里，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服务生。
呼来喝去，要这要那……真是恶心。
对 不起，我不得不说。
想起长满老年斑的手掐着少女紧致的奶子——赶紧给我一个呕吐袋吧。
另外还有一件事处于我理解的礁石之外：如果你被老爸抛弃了，你为什么做出决定要找老爸的替代品上床呢？把鲜花一样的年纪奉献给老咸猪手？啊哈，教科书给出答案了，你没有弄懂：女孩那样做的目的是，为被粗暴剥夺的安全感寻求一个替代品；她在寻找一个不会抛弃她的父亲。
说得是有道理，但我的看法是：如果你被野狗咬伤，伤口感染，你还继续与野狗混在一起，这种行为是理智的吗？我要说，综合来看，这是不理智的。
买一只猫，养一只鹦鹉吧，别再与野狗混在一起了。
女孩会怎么做？她还是与野狗混在一起。
我必须承认，这是女性心智中的一个模糊区域，还没有从理性的烤箱清洁器中获益。
另外，我觉得这还很令人恶心。
你也许会问，我的这个理论如何解释这个吉莉安找斯图尔特这件事呢？当然，我的这位肥臀朋友，还没有到上面讲到的头发花白的好色之徒那般年纪，也没有带着未成年的美丽女孩开车奔向夕阳。
也就是说，他没有成为吉尔的老爸。
但是仔细打量斯图尔特，你就不得不得出结论：即使他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把年纪，其实也差不多到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关他的全部事实。
他拥有两套中度黑灰色的西装和两套深黑灰色的西装。
他受雇于一家银行，且不管他具体干什么工作，这家银行的老板爱穿细条纹内裤，很有体贴之心，一直会关照他，直到他退休为止。
他交了养老金，买了寿险，要分担一半的为期25年的抵押追加贷款。
他的食欲一般，性欲不知怎的也寡淡了(不要脸红)。
他唯一不符合进入“50岁以上俱乐部”的条件是，他只有32岁。
这些都是吉莉安明白的，都是她觉得她想要的。
波希米亚式的烟火不是这桩与斯图的婚姻所能给予的。
吉莉安到头来找了一个她能找到的最年轻的老头子。
他们两人正在英国的某一个海滩相互缠绵，还以为我没有看见，但我却说了上面这些话，合适吗？是朋友就不该那样。
另外，我为斯图尔特感到高兴，他的肉乎乎、耷拉状的臀部，再也不用黄油来体现存在感了。
他带着一种令人震惊的感激之情紧紧抓住吉莉安的手，就好像之前的那些女孩子总要他戴上烤箱手套一样。
在她身边他好像不再那么笨手笨脚。
他的舞跳得都比以前好了。
我的意思是，斯图以前只会稀里糊涂地乱蹦，但那个夏天他竟然能双脚旋转，轻盈自在，活力四射。
而我呢，在我的日程表记载的都是吉莉安的那些日子里，我一再抑制着自己，大大方方地不去引发令人不快的对比。
有时候，在 镶木地板上跳吉格舞的我，甚至显得一反常态地笨拙吗？也许吧。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决定。
我们就是那样，在那个夏天。
我们的日程上没有悲伤两字。
在弗林顿，我们玩吃角子老虎机，咔嗒咔嗒玩儿了两小时，但是从来没有连续得过三个水果——但我们不开心了吗？不过，我确实想到了一个刺心般悲伤的时刻。
那是在海滩上，有人——也许是在啦啦队队长模式下的我——建议把我们的名字用很大的字母写在沙滩上，然后大家分别与自己的名字合影。
我知道这是一种贝奥武夫[4]时代的老套游戏，但是你不能总想出新游戏来。
轮到我与自己的名字拍照的时候，吉莉安走到斯图尔特身边，也许他得有人帮他设置自动对焦。
下午将逝，一阵东风刮向北海，似乎招摇着在自我显摆；太阳正失去热度，大多数人都已回家。
我孤零零地站在花哨的斜体“奥利弗”旁边(当然，名字的其他部分都用了大写)，眼睛朝照相机看去。
斯图尔特大喊：“Cheese[5]!
”吉莉安喊：“onzola[6]!
”然后斯图尔特喊：“Camembert[7]!
”吉莉安又喊道：“Dolcelatte[8]!
”突然，我感觉想哭。
我站在那里，凝视着上方，哭了出来。
阳光照进我的泪眼，我什么也看不见，眼前只有一片炫目的色带。
我感觉我可能要哭个没完。
这时斯图尔特大喊：“Wensleydale[9]!
”我哭号得更厉害了，哭得像一只豺狼，像一条可怜的野狗。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沙滩上，用脚踢着字母“R”，直到他们过来营救了我。
很快我就又开心了。
他们也很开心。
你注意到了吗？当人们坠入爱河的时候，他们会突然产生一种复原力。
这不仅意味着，没有什么能伤害他们(那是古老而世故的幻想)，而且还意味着，没有什么能伤害他们在乎的任何人。
奥利兄弟？突然在海滩上哭泣的人？朋友们为他拍照时情感崩溃？不，这都不算什么。
叫那些穿白大褂的人走开，也不要叫救护车，我们有自己的急救包。
这叫爱。
各种各样的小盒子。
这是绷带，这是膏药，这是软纤维布，这是纱布，这是乳霜。
看，甚至还有麻醉喷雾器。
在奥利身上试用一下。
看，他摔倒了，打碎了他的皇冠。
喷，喷，呼，呼，好了。
好多了。
奥利，你起来吧。
我站了起来。
我站起来，又变得快活了。
快活的奥利，我们已经治好他的伤了。
那就是爱的力量。
要再来一针吗，奥利？最后来杯饮料提提神？ 那天晚上，他们开着吉莉安那辆令人讨厌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车把我送回了家。
绝对不是阿斯顿·马丁的“拉贡达”牌[10]。
我下了车，他们也下了车。
我轻轻地吻了一下吉莉的脸颊，弄皱了斯图尔特的衣服，而他正以关切的目光看着我。
我迈着努里耶夫[11]般轻盈的舞步走上门前的台阶，一溜烟地穿门而入，然后一头倒在善解我意的床上，大哭起来。
[1]Tandoori，印度最负盛名的美食烹饪方法，也叫泥炉炭火烹饪法。
烤制的原料一般有羊肉、鸡肉、鱼、大虾、鱿鱼等。
[2]Tikka，一道常见的印度菜，用多种香料和酸奶混合在一起作为腌泡汁，用无骨鸡肉腌制而成，吃起来鸡肉味道酸酸辣辣的，还带有酸奶的香味，闻起来又有咖喱味。
[3]吉莉安的昵称。
[4]Beowulf，现存古英语文学中最古老的作品，完成于公元8世纪左右，讲述了斯堪的
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夫的英勇事迹。
[5]英文原意为奶酪。
这是照相时照相师请被拍人张嘴微笑的常用提示语，犹如中文中的茄子。
下面吉莉安和斯图尔特又开玩笑似的喊出了欧洲几种奶酪的名字。
[6]意大利戈根索拉奶酪。
[7]法国卡芒贝尔奶酪。
[8]马德里的一种奶酪。
[9]英国温斯利代干酪。
[10]Lagonda，英国一著名的名贵汽车品牌。
拉贡达公司成立于1906年，1947年至
1976年，在阿斯顿·马丁V8平台上生产了7辆四门轿车。
[11]鲁道夫·努里耶夫(RudolfNureyev，1938—1993)，苏联—奥地利芭蕾舞演员，一生跌宕起伏、坎坷传奇，他的悬空跳跃和快速旋转堪称完美。
第四章现在 斯图尔特： 就在现在。
就是今天。
我们上个月结婚了。
我爱吉莉安。
我很幸福，是的，我很幸福。
我终于结婚了。
现在正是好时候。
吉莉安： 我结婚了。
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会结婚的；另一个声音不同意这桩婚事；老实说，又有一个声音对这桩婚事感到一点儿害怕。
但是我坠入爱河了。
斯图尔特是一个好人，他非常爱我。
现在我是有夫之妇了。
奥利弗： 啊，见鬼。
啊，见鬼见鬼见鬼见鬼，见鬼。
我爱上吉莉了，我也刚刚意识到。
我爱上了吉莉。
我太吃惊了，真被吓到了，吓得屁滚尿流了，真他妈的该死。
我吓得都没有小脑了。
从今往后我该怎么办？ 第五章一切从这里开始 斯图尔特： 一切从这里开始。
我对自己不断地念叨着这句话——一切从这里开始。
在学校里我向来成绩平平。
从来没有人鼓励我应该争取上大学。
中学毕业后我进修了一门经济和商业法的函授课程，然后被一家银行录用为一名普通实习生。
我在外汇部上班。
我最好还是不要提这家银行的名字，怕他们不喜欢我这样做。
但你一定听说过这家银行。
他们对我说得很清楚，我绝对不会成为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但是每一家公司总是需要一些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普通职员，做普通员工我心安理得。
我的父母属于这样类型的家长，他们不管你做什么事，心头总会感到一丝失望，好像在任何细微的地方你都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我觉得这就是我姐姐离家搬到北方去住的原因。
在另一方面，我倒看清了我父母的所思所想。
我过去是有点儿令人失望。
我对我自己也有点儿失望。
我以前解释过，我为什么不能与我喜欢的人自在相处，我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看到我的优点。
现在我意识到了，我的大部分生活就是如此。
我无法让别人理解我的想法。
但是这时吉莉安出现了，一切从这里开始了。
我想奥利弗的话让你产生了这样的印象：我在结婚的时候是一个童男。
毫无疑问，在提出这个假设的时候他用了很巧妙的言辞。
不过，我想告诉你，这不是事实。
我不会把什么事都告诉奥利弗。
我敢打赌，你也不会把什么事都说给奥利弗听。
他一高兴，就满嘴跑火车，他一不高兴，就恶声恶气，变得非常不友好。
所以，不让他知道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是人之常情。
我们经常搞四人约会，但这样的约会无一例外，都统统失败。
奥利弗总能找来女孩子，我总是出钱付账，一般情况下我总是提前将他该付的那份钱悄悄塞给他，这样，女孩子就不会知道这账实际上是谁付的。
有一次，他甚至叫我将所有的钱先交给他，这样，看上去好像所有人的钱都是他付的。
我们去一家餐馆吃饭，奥利弗非常霸道，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
“不行，你不能把那个做主菜。
你的开胃菜里已经有蘑菇和奶油了。
”要么小茴香和潘诺酒。
要么这个，要么那个。
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世界是不是对食物的兴趣过多了？我的意思是，毕竟，很快就会在那一头出来的。
你无法储存食物，无法储存很久。
这个不像钱。
“但我喜欢蘑菇和奶油。
” “那么把它做主菜，将茄子做开胃菜。
” “不喜欢茄子。
” “听说过这句话吗，斯图？她看到光溜溜的茄子就退缩了。
好吧，今天我要把你改造一下。
” 如此这般，接着就与服务生讨论葡萄酒。
有时候我在这个点去上洗手间，奥利弗会先对大家说：“今晚我们来一瓶亨特河霞多丽怎么样？” 在理论上征得了大家的同意之后，他就开始折磨这可怜的服务生了：“你要建议我们喝‘珍藏酒’吗？你说这酒瓶装年份足够了吗？我喜欢霞多丽的浓烈和黄油味，但是也不要太浓烈和太有黄油味，你懂的。
这瓶怎么样？我发现殖民地的居民对葡萄酒瓶使用木塞痴迷过头，你没有发现吗？” 大多数情况下，服务生会奉陪，知道他是这样一个顾客：尽管问个不停，实际上不会听取任何建议，就这样慢慢折磨他，就像钓鱼人钓上了一条鱼，不慌不忙收着鱼线。
终于点完餐了，但我的焦虑并不到此结束。
奥利弗还得在大家面前表现出他对自己选择的葡萄酒十分满意的样子。
为此，他咂吧咂吧嘴巴，把酒含在嘴里久久不咽，半闭着眼睛，神秘地沉思半晌。
接着，他说他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一篇文章，上面说不用倒在酒杯里就能品味出葡萄酒的好坏，要诀就在于，不要去看这是否是你喜欢的酒，但一定要确信这酒瓶没有使用木塞。
如果你不喜欢这酒的味道，那就太糟糕了，因为这是你自己选定的。
你该怎么办才好？如果你是酒场老手，你就把酒杯一晃，鼻子一闻，你马上就知道这酒是否淡而无味。
这就是奥利弗常常做的动作，他将他的表演压缩为这样的连贯动作：喝下去的时候声音弄得很大，紧接 着是敷衍了事地点头。
有时候，如果有一个女孩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长篇大论地解释他为什么实际上没有品尝到这酒的味道。
我必须说，我与奥利弗出去这么多次，他点过不少下等酒。
很多酒瓶是用木塞的，我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认识吉莉安的时候，我是不是童男，又有什么关系？我说过，我不是童男，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欺骗自己，我向奥利弗隐瞒的这一生活细节是我人生的辉煌战果中的一个。
我想，这非常普通——不管这普通两字在这个语境下意味着什么。
有时候，这非常好，有时候这又令人焦虑，有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想中间状态的其他事情。
普通，你懂的。
接着，吉莉安出现了，一切就从这里开始了。
是时候了。
我喜欢这个词，是时候了。
现在是时候了。
不再是以前了。
以前已经过去了。
我让父母失望过，这没有关系。
我让自己失望过，这没有关系。
我不能让别人明白我的想法，这没有关系。
那是以前，都过去了。
现在是时候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突然改头换面，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不是那只被哪个童话里的公主轻吻了的青蛙。
我没有突然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聪明和好看——你会注意到的，是吗？——我没有突然变成了一个有宏大抱负的人，我也没有一个可以将吉莉安揽入怀抱的大家庭。
(世上有那样的家庭吗？在电视里你总看到那些令人向往的家庭，有无数的古怪老姨妈，无数可爱的孩子，各色有趣的大人，他们生活沉浮不定，但总是能同舟共济，“站在家族的一边”——不管这个词语意味着什么。
)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那样。
我所认识的人似乎都有一个破碎的小家，导致家庭破碎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亲人去世，有的是父母离婚，有的只不过是家人意见分歧，或家庭生活无聊。
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家庭”的感觉，只是有一个他们喜欢的妈妈、讨厌的爸爸罢了，或者有一个他们喜欢的爸爸、讨厌的妈妈。
我所遇到的古怪的老姨妈之所以古怪，是因为她们是不为人知的酒鬼，身上的味道就像没有洗过澡的狗，或者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或别的什么病。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直过着与以前一样的生活，现在看来，我以前什么样，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公主轻吻了这只青蛙，青蛙也没有变成英俊的王子，这没有关系，因为她喜欢他青蛙的样子。
如果我变 成了一个英俊的王子，吉莉安可能会让我——让他——马上离开家。
她，吉莉安，不是奔着王子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我去见她母亲的时候真有点儿紧张。
那天早上，我把皮鞋擦得油光锃亮，将一切安排停当。
岳母(我心里早就把她当成这个角色了)？法国岳母？她被一个英国男人遗弃，今天她女儿带着另一个英国男人来见她，这个英国男人说是想娶她女儿。
我想象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冷若冰霜，坐在一把镀金小椅子上，身后是一面花哨的镀金镜子；或者：身体肥胖，满脸通红，从炉灶边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木勺，浑身散发出大蒜和汤锅的味道，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总的说来，我绝对愿意她是后面那种女人，但是结果她哪种都不是(真是各人有各样的家庭啊)。
怀亚特太太，或怀亚特夫人，穿一双黑漆皮鞋，一套带点棕色的漂亮套装，上面别着一枚金胸针。
她彬彬有礼，但是并不表现出过分友好，她带着不屑的神情看着吉莉安身上穿的牛仔裤，但没有说什么。
我们一道喝茶，一道谈论各种事情，但就是没谈我非常感兴趣的两个话题：我爱上了她女儿，她丈夫跟着一个女学生跑了。
她没有问我的前途如何，没有问我挣多少钱，也没有问我有没有与她女儿上过床——所有这些，我以为，都是可能的谈资。
她是——从前、现在都是——一个人们所说的结实好看的女人。
结实好看，这个说法总让我感觉有点儿自命不凡。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大概如此：有令人惊奇的迷恋价值，如果迷恋那个年纪的女人，是被社会认可的话。
或许有人真的——过去和现在——迷恋着怀亚特夫人。
我倒愿意真有这样的事。
)也就是说，她体格坚实，身材匀称，可能染过的头发显然经常梳理，她的一举一动表明，从前她走在街上是有百分之百回头率的，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
喝茶的过程中我多看了她几眼，不是出于礼貌的注视，而是想借此努力想象吉莉安以后的样子。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关键时刻，对不对？第一次见到你妻子的母亲。
你应该要么去跑上一英里，要么快活地瘫倒在地。
哦，是的，如果她以后变成那样，我就更能处理了。
(这就是这个年轻人脑子里打转的东西，这未来的岳母一定是明白这一点吧？或许她们故意装出非常可怕的样子，好将他吓跑。
)但是在怀亚特夫人身上，这两种反应我都没有看到。
我看着她的脸，看着她下颌的形状和前额的弧线；我看着这位母亲的嘴巴，这可是这个姑娘的母亲——这个姑娘的嘴巴我是怎么也吻不够的。
我看啊，看，虽然看出了母女相像的地方(前额、眼睛的结构)，但我要说，别人可能自然而然会将她们看作母女，但我不这样看。
我看不出来吉莉安将来会变成怀亚特夫人的样子。
这 是完全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吉莉安不会变成别的任何人的样子。
她当然会变化。
我是爱上了她，但我不会笨到连那个也不知道。
她会变，但不会变成别人，她只会变成另一个版本的自己。
我会看着她变的。
“怎么样？”我们开车离开家的时候，我这样问她，“我通过了吗？” “没人考你啊。
” “哦。
”我有点儿失望。
“她做事不是那样的风格。
” “那她是怎样的风格？” 吉莉安没有马上回答，她换了挡位，咬紧了嘴唇。
这嘴唇真像——又一点儿也不像——她母亲的嘴唇。
过了一会儿，她回答道：“她喜欢等。
” 一开始我不喜欢她的回答。
但是，后来，我想，很好。
我也可以等。
我可以等到怀亚特夫人看清我的为人，等到她明白吉莉安为什么会看上我。
我可以等到她认可我，我可以等到她明白我为什么能给吉莉安幸福。
“开心吗？”我问她。
“嗯。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左手短暂地放开了换挡杆，拍拍我的大腿，然后将手收回，换挡，“开心。
” 我们要生孩子的，你懂的。
不，我的意思不是说她已经怀孕了，当然如果她现在怀孕了，我也不会太在意的。
这是一个长远计划。
说实在的，我们还没有好好讨论过这件事。
有一两次我看到她与小孩子相处，她好像天生喜欢孩子。
他们在一个波段上。
我的意思是，她好像习惯于孩子们的行为方式，对孩子们遇事的反应也不感到惊奇。
她似乎觉得孩子们的行为都是正常的，她可以接受。
我一直认为孩子是没问题的，但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们。
我看不透他们的心思。
他们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对小事大惊小怪的，对要紧的大事却不管不问？他们一头撞到电视机的角上，我想这下要撞得头破血流了，但是他们的身子弹回来，啥事儿也没有。
下一刻钟，你看到他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屁股鼓鼓的，垫的尿布得有15张吧，突然间他们哭开了。
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没有一丝分寸感？ 即使这样，我还是想与吉莉安生小孩。
这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我想等时机合适了，她也一定想要小孩的。
等时机合适了——有些事，女人是明白的，不是吗？我早就对他们，就是我们将要生的这些孩子，许下了一个诺言——我不会像我自己的父母那样去对待你们。
我要努力去理解你们的意图，不管你们的意图是什么，我会支持你们的。
不管什么事，凡是你们想做的，我都支持。
吉莉安： 有一件事我很为斯图尔特担心。
有时候，我在这里，在工作室里工作很久——这个工作室不大，只有12英尺见方，但工作室这个名字听起来却有点儿大——收音机里飘着音乐，我几乎处在一种自动工作的状态。
我突然想到，我希望他不会感到失望。
你结婚才一个月，就说这样的话，也许有点儿令人怪异。
但情况确实如此，这是我的心里所感。
我一般不向人提起我曾经做过一个社会工作的实习生。
我倒是不在乎有人会说风凉话，或做出粗鲁的推断。
比如，显而易见的是，我想为客户做的事情，就是弥补他们的人生，修复他们的关系，但我却无法为我的父母做这样的事。
对此，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对吗？除了我。
即使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做这样的事，我当然一无所成。
这样的活儿我干了18个月，然后就打包走人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见过太多失落的人。
我几乎天天看到伤害，看到生活出了大问题的人，感情上的，社会关系上的，财务上的——有时是自我造成的，大多数是别人给他们的伤害；家庭带给他们的不幸。
父母，丈夫，她们永远无法释怀的东西。
还有别样的伤心失落的人。
那些伤害真是够大的，无法挽回。
这些人开始对世界抱有很高的期望，然后都把一切交给精神病患者和幻 想家了，都去相信酒鬼和打手了。
他们就这样维持了很多年，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不可思议，在毫无理由可以再相信什么的时候，在只有疯子才可以再相信什么的时候，他们继续保持着信仰。
直到有一天，他们只得无奈放弃。
有一个名叫吉莉安·怀亚特的22岁的社会工作实习生能为他们做什么？听我的，专业人员加上乐观情绪，对这些客户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人的精神垮了，这就是无法面对的东西。
后来，我开始爱上斯图尔特的时候，我就想：请不要让他失望。
以前我与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这一点。
从来不担心他们的长远未来，从来不担心他们到头来会变成什么人，从来不担心他们最后回望人生时会怎么想。
听着，我不再玩这个……游戏了。
坐在角落里，嘴巴里塞着手帕，这同样毫无意义。
我想说什么，就去说什么吧，知道什么，就去说什么吧。
在认识斯图尔特之前，我与很多男人约会过。
有好几次几乎可以说爱上人了，但有一年时间，我没有找任何男人，没有性生活——这两种情况都很麻烦。
我找过的不少男人，有人说“年纪大得足以做我的父亲”。
我也找过很多年纪不大的男人。
那又怎么样呢？有人得到一丁点儿消息，就马上去炮制他们的理论了。
我嫁给斯图尔特，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不会像我父亲那样令我失望？不，我嫁给他是因为我爱他。
因为我爱他，尊重他，迷恋他。
我开始并不迷恋他，不那么迷恋。
迷恋是一件复杂的事情，除此之外，从我刚才的说法中得不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们曾经手里拿着雪利酒杯，坐在那个酒店里。
那是选美比赛吗？不，这是一群有理智的人迈出了人生中非常有理智的一步。
这样的方式正适合我们两个，我们很幸运，但是我们不“只是”幸运。
自我哀怜地孤坐一旁，并不是交友的好方法。
我认为，人活着必须弄清楚自己擅长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想要什么，然后朝着目标努力，这样就不至于以后后悔。
上帝啊，这说起来很好听。
话语不能总确切表达你的想法，是吗？ 也许那就是我热爱我的工作的一个原因。
不用嘴巴说话。
坐在顶楼的房间里，手拿拭子、溶剂、刷子和颜料。
我的面前只有画，想听 音乐，就打开收音机，这里没有电话机。
我真的不希望斯图尔特有事没事老打电话过来，那会打乱这里的工作气氛。
有时候，你在修补的这幅画会与你交谈。
这个工作最有意思的方面就是这个，你去掉厚厚的颜料，结果发现底下意想不到的东西。
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常有，但是一有这样的情况，一切辛苦都值了。
比如，19世纪的油画画了太多的女人胸脯，有时候，你在修补一个意大利贵妇的画像，慢慢地你却发现有一个婴儿在吃奶。
这个贵妇在你的面前成了圣母。
这么多年来，好像你是第一个揭开这个女人秘密的人。
前几个月，我在修复一幅表现森林的油画，结果发现里面藏着一只野猪，这就完全改变了这幅画。
原来以为这是一个骑马人悠闲地穿行在森林里——应该是在郊游吧——等我发现了这只野猪，一切就完全清楚了：这是一个打猎的场景。
这只野猪竟然在一个很大的但不甚清晰的灌木丛后面隐藏了差不多100年。
在我的工作室里，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一切都摆在你眼前了，好像这画本来就如此。
只要你把厚厚的颜料刮去就是了。
奥利弗： 啊，见鬼。
都是因为她的那张脸。
那时，她站在结婚登记所的外面，身后是市政厅的那个大钟，正嘀嗒嘀嗒地记录着幸福婚姻最初的闪光时刻。
她穿着一件亚麻套装，豆瓣菜汤那样的灰色，一条裙子正好露出膝盖。
亚麻，我们都知道，是很容易起皱的，就如腼腆的爱情，但穿在她身上毫无褶皱。
她的头发往后梳向一边，面露微笑，但这微笑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人。
她并没有紧紧贴着臀脂肥厚的斯图，但她还是挽着他的胳膊，这是事实。
她站在那里光芒四射，她的身体完全在那里，但是她的心却不在，她的心离开了这热闹的场面，躲进了某一个私密的角落。
只有我看出了这一点，其他人只看到她面露幸福的光芒。
但是我能看出来。
我走上前去，吻了她的脸，对着她那只没有被头发遮住、没有耳垂的耳朵轻轻地送上祝福。
她听到了，但是表现出我并不在她面前的样子，于是我对着她的脸做了几个动作——信号员 对失控的快车使劲挥旗，差不多这一类——这一下，她的注意力暂时放到我身上了，笑了笑，接着又回到了她隐秘的婚事喜悦中了。
“你的样子真像一件珠宝。
”我说。
但她没有反应。
如果她有反应，或许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不知道。
因为她没有反应，所以我多看了她几眼。
她的脸整个是绿色加栗色，喉咙闪着翡翠绿的光芒。
我的视线在她的脸部上下漫游，从她突出的额头的曲线，到她的下巴上梅子一样的凹陷；她的脸颊常常是苍白的，今天涂抹成了粉红色，就像提埃坡罗[1]画的黎明，但是我不知道这支化妆笔是外在的，装在她的手提包里的，还是内在的，是由心中的狂喜而形成的，我猜不到，也不愿意去猜；她的嘴巴被一种好像永远不会消退的似笑非笑的神情包围；她的眼睛是她最丰盛的嫁妆。
我在她的脸上漫游，你听到了吗？ 我不能忍受的是她那似在又不在的感觉，我好像在她面前，又好像不在她面前。
记得某些哲学家的理论吗？他们说，我们只有在别物或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存在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存在的。
在新娘子对他摇摆不定的认可中，老奥利感到他的存在是摇摇晃晃的，是充满危险的。
如果她一眨眼，我就可能消失。
也许这就是我将自己变身为抓取快乐瞬间的黛安·阿勃斯[2]，手握照相机，快活地上蹿下跳，为的是找到一个角度，将胎盘时期就甲状腺肿大的斯图尔特的身体变成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T形。
替代性行为。
你看得出来——绝对的失望，对遗忘的恐惧。
当然他们永远猜不到。
这是我的错，但又不是我的错。
你知道，我想要他们在教堂举行婚礼。
我想做伴郎。
我的这个想法，他们当时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我们都没有宗教意识，家里也没有人是正统的基督徒，所以无人能抚慰我们。
但是，没有穿镶褶边的白色神袍的家伙在场，也不至于导致因为继承权的剥夺而切腹自杀。
但是奥利弗一定是有先见之明的。
我说我想做伴郎。
我说我想让他们办一个教堂的婚礼。
我一直在他们耳边唠叨这件事。
我后来还大喊大叫了。
变得有点儿像哈姆雷特了。
那个时候我喝醉了——如果你一定想知道的话。
“奥利弗，”过了一会儿，斯图对我说，“你是不是疯了？这是我们的婚礼。
我们请你来，是叫你做我们的见证人的。
” 我提醒他们两个人，古老仪式的力量有多大，能带来多少的婚姻幸福，镏金的《圣经》又是多么庄严。
“快点，”我最后请求他们，“快叫牧师来。
” 斯图尔特那肥嘟嘟的小脸一下子紧绷到了极致。
“奥利弗，”他说，在这个神圣的时刻，竟然滑稽地用上了冷冰冰的商业语言，“我们请你来，是来做见证人的，这是我们最终的邀约。
” “你们会后悔的，”我大喊起来——来自中欧的一个工商业大佬就这样被垄断委员会击败了，“你们会后悔的。
” 我所说的先见之明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们在教堂举办了婚礼，她就要穿白色蕾丝边的新娘服，就会有头披婚纱、婚裙拖地之类的场面。
我或许会在教堂外面看着她，就像看又一个流水线新娘一样。
这样，以后的所有故事就不会发生了。
一切都是因为她的那张脸。
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
我想那时我也只是兴奋了一点儿，与其他人一样。
但是我就此消沉了。
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像魔鬼那样坠落，像1929年的股市那样坠落(这是说给你听的，斯图)。
就此我也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彻底改变了模样。
你一定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壳虫。
我是那个甲壳虫，早上醒来发现自己有变成人的可能。
不是说，那个时候我的感知器官明白了这一点。
坐在婚宴上的时候，我始终坚持这样一个平常不过的看法：我脚下沙沙作响的废弃物就是一堆包香槟酒瓶的衬纸。
(我必须要求亲自开启这无年份的小小的香槟酒瓶，这样的酒斯图尔特买了一大批。
这年头没有人知道怎么开香槟了，服务生也不会。
服务生都不会。
我一再对他们说，要点不在于将瓶塞噗的一下麻利弹开，于是瓶口猛地喷出香槟泡沫。
不，不要这样。
开瓶要轻，那声音就像修女放一个屁。
按住瓶塞，摇晃瓶子。
这是秘诀，我还要重复多少次？别提白色餐布上的花样，别提按在木塞头上的两个大拇指，别提将瓶口对准天花板凹槽里的顶灯。
只要按住木塞，晃动瓶子就行了。
)那天下午像风滚草一样打到我脚踝的不是无年份的玛姆酒的泡沫，而是我的前身丢弃的皮，我的甲壳虫硬壳，我的蜕去了的棕色外皮。
惊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不管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当我意识 到，我竟然不知道他们将去何处度蜜月，这种惊慌尤其加深了。
[对 了，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保留了这同一个词语“Lune
demiel”，真是太愚笨了。
你可能会想我们当中会有人抓耳挠腮去想出一个新词，而不是接受这个现成的语言学遗产。
或者说，问题出在这里：词语一样，是因为经验一样。
对了，如果你对词源学有强烈兴趣的话，你应该知道英语中的蜜月一词(Honeymoon)只是近期才出现的，用来指代一个主要用来购买免税商品，在同一个地方拍太多彩色照片的婚后假期。
约翰逊博士在他那本不时叫人哭笑不得的《大辞典》中，如此定义蜜月——他可不是想让你发笑的：“结婚后的第一个月，除了柔情和快感，别无其他。
”伏尔泰，这位更具同情心的先哲，一不小心给 自己倒了最好的勃艮第酒，而让客人享用普通的酒。
他在其中的一个哲学故事中写道，紧接着蜜月之后，下一个就是苦艾酒月 了。
] 你明白了吧，我突然感到无法忍受了，因为我不知道接下去的三个半星期里，他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哪里。
(不过回头看来，我倒是在想，是不是新郎的下落让我大为恼火？)午宴即将结束之时，斯图尔特歪歪斜斜地站起身，告诉客人们——为什么非得选这个时机来宣布这忏悔性的请求——他接下去“只是想给酒换瓶”(听听他们用了何等可怕的说辞：我的朋友是从哪个携带猎兔犬去打猎的部门经理那里偷来那个说法的)。
听到这里，我一句话没说，就从椅子上起身，一脚踢开我过往生活的废墟，就是现在我脚下的一堆香槟瓶衬纸，跟着他朝男厕所走去。
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与屁股平齐的瓷做的便器前，目光严肃，向前盯着，好像英国人盯着墨西哥行刑队，谁也没有斜眼偷看一下对方的便器。
我们就这样站着，一对情敌，但是心里还不完全明白对方是情敌，各自抓着自己的阴茎——我是不是要向新郎提供如何调度那玩意儿的建议？——将几乎没有变质的可以重新装瓶的无年份的玛姆酒洒进装清香剂的紫罗兰色的小方盒子里。
(如果有很多钱，我的生活将会有怎样的改变？我会不断干这两件奢侈的事：让人每天早上为我洗头，朝碾碎的冰块上撒尿。
) 我们撒的好像比喝下的还要多。
斯图尔特尴尬地咳嗽起来，好像在说：“原来是你啊，我还没有撒到一半呢。
”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问他婚后计划到哪里去撒野的好时机。
但我所得到的回答是，斜眼的傻笑和嘘嘘的撒尿声。
“不要这样，真的，”大约一分钟之后，我一边洗手，一边又问他，他在毫无必要地用一把臭烘烘的塑料梳子刮着他的头盖骨，“你们要去哪里？你要知道，万一有事我要联系你们。
” “国家机密。
甚至连吉莉安都不知道。
我只告诉她带上轻便的衣服。
” 他还在那里傻笑，于是我想需要用上少年时期的猜谜游戏。
我随便抛出斯图尔特可能会去的多个地名，比如佛罗里达、巴厘岛、克里特岛、西土耳其……每个地名都会被他扬扬自得的点头所否定。
我试了世界上所有的迪士尼城，猜了几个以沥青铺路的香料之岛；我猜他会去马贝拉，想他一定会去桑给巴尔岛，最后直接猜到他要去圣托里尼岛。
我什么也没猜着。
“要知道，可能会有什么事要联系你们……”我又开始这样说。
“在怀亚特夫人那里留了一封信口封好的信。
”他回答我，一反常态地用一只手指碰了一下鼻子，好像他在间谍学校学来的就是这些。
“别他妈的这么小资。
”我喊了起来。
但是他就是不告诉我。
回到宴会桌上，我的情绪昏黑了几分钟，然后又强作欢颜，继续履行我逗乐婚礼来宾的任务。
他们去蜜月旅行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怀亚特夫人，你猜怎么 着？那个老浑蛋竟然不告诉我。
声称没有打开过这信封。
我说我想 他们，想打电话给他们。
这是真的。
我的确想他们了。
我差不多要在
电话里哭起来了，但是恶龙夫人就是不从。
到他们该回来的那个时候(是的，是克里特岛，我猜到过，但他未置可否，这个两面三刀的杂种)，我知道我坠入爱河了。
我收到了来自 希拉克里翁的“阳光加性爱”明信片，设法弄清楚了他们的返回日期，我打电话到机场，查询了他们可能乘坐的各个航班，然后到盖特威克机场接他们。
当展示板噼里啪啦打出他们航班的“行李已到大厅”的信息时，在我的肚子里很多敲钟人同时拉动了他们手中的钟绳，我脑子里响起的这可怕的当当声只有靠酒吧里的几杯酒才能平息。
然后，我就等在栏杆外面，周围的各色人等都为马上见到心爱的人而兴奋不已。
我看到他们了，但他们还没有看到我。
斯图尔特推着一辆一个轮子被锁住的小推车——他就是那样，专挑这样的推车——他滑稽地弯 着身子，在海关人员温柔目光的注视下从那里走了过来，他推着 车歪斜地走着，这个样子遭到了吉莉安无所忌惮的大笑声和小推车无休止的吱嘎声的嘲弄。
我理了理这顶借来的司机帽，举出用粗糙的笔画写出的标牌，上面写着“斯图亚特·休斯夫妇”——这故意拼错的名字，我想应该算是我的一个杰作[3]。
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直面我那即将到来的混乱不堪的生活。
在她发现我之前，我就一直在注视着她，我轻轻地对自己说，一切从这里开始。
[1]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CiovanniBattistaTiepolo，1696—1770)，巴洛克及洛可可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威尼斯画派最后的代表人物。
[2]黛安·阿勃斯(DianeArbus，1923—1971)，美国知名摄影师。
[3]奥利弗故意将Stuart错拼成Stewart。
第六章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斯图尔特： 你知道，这真是相当叫人不快。
我一直为奥利弗感到难过。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应该——不，现在我可以举出很多理由——只是，这件事太令我不快了。
我本不应该对他有这种想法的，但是我确实有。
你见过那种布谷鸟钟吗？里面有一个预报天气的小人的那种。
钟敲响时，布谷鸟就叫，接着一个小门打开，出来一个预报天气的小人。
要么出来一个预报好天气的小人，满脸堆笑，穿着晴天的衣服；要么出来一个预报坏天气的小人，带着雨伞，穿着雨衣，一脸的暴躁。
要点是，这个小门每一次只能出来一个小人，不是因为两个小人一起出来就无法预报天气，而是因为这两个小人是用一根金属杆连在一块儿的：一个出来时，另一个只得待在里面。
我与奥利弗也总是这样的情形。
我一直是拿雨伞穿雨衣的那一个，被迫待在漆黑的屋里。
现在，该我出来见太阳了，那样的话，奥利弗就得委屈一下了。
他在机场的样子真是惨，我觉得我们也帮不了他。
我们在克里特岛度过了三星期无比美好的日子——美丽的天气、很好的饭店，还有游泳，真是快活极了——即使航班延误了，我们回到盖特威克机场的时候，心情还是奇好无比。
我在旋转传送带那边等行李，吉莉去取小推车，等她回来的时候，行李早就来了。
我把行李装上小推车，她推起小推车，发现有一个轮子在晃，不能走直线，还吱嘎吱嘎响，好像在不停地提醒海关官员:“快来查查这家伙的行李。
”在我们通过绿色通道的时候，我想，手推车这样吱嘎吱嘎响，就是这个目的吧。
所以，我们进入大厅的时候没有看到奥利弗，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没有人知道我们坐的是这个航班。
另外，说实在的，我们两个人只管相互照应着，没有顾及别的。
所以，在乱哄哄的接机人群中，有一个人拿着名字牌在我们的面前晃，我想也没想就把他推开了。
我真的没有好好看他，但我马上闻到他一身酒气，心想哪一家公司竟派一个醉醺醺的司机来接机？这样的公司肯定长不了。
这个人是奥利弗，戴着司机帽，手里拿着的字牌上写着我们的名字。
我装出很高兴见到他的样子，而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却是，我与吉莉无法静静地坐火车 回维多利亚站了。
奥利弗来了。
是不是太扫兴了？我说我为他感到难过，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他的样子很糟糕。
他好像瘦了一大圈，他的脸很白，很消瘦，他的头发，一般都是很整齐的，现在也是乱成一团。
他站在那里，等我们看到他之后，一下子扑上来，又是拥抱，又是亲吻。
不是什么正常的举动，因为这种欢迎仪式让人觉得怪怪的。
他满身酒气。
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航班延误了，他就去酒吧待了一会儿，还说——谁信？——有一个女人一定要“请他喝酒”，但是他说话的语气显得很虚空，吉莉和我都不相信他的话。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他并没有问我们蜜月过得怎么样，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问。
他一上来就不停地说吉莉安的母亲是如何不愿意告诉他我们去哪里了。
我心里在想，我们能让他开车送我们回家吗？看他这醉醺醺的样子。
后来，我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你永远不会猜到吧？他丢了工作。
他终于成功地让莎士比亚英语学校的老板炒了他鱿鱼。
凡事都有个开头。
我不知道奥利弗是怎么给你说起这个学校的情况的。
要我说，这个地方烂透了。
这个学校是怎么得到办学许可的？想想都叫人不寒而栗。
我去过一次。
那一带有古老的斜坡大屋，大概是维多利亚早期的，门廊的柱子又大又粗，大街上有栏杆，有台阶通往地下室。
但是整个地区已经变得大为萧条了。
电话亭里贴满了妓女的拉客电话，街道脏得不行，或许从1968年以来就没人打扫过。
在某些阁楼里，还有残余的嬉皮士没日没夜地弹奏着疯狂的音乐。
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地方。
况且，这个学校还是在地下室；况且，校长看上去像一个连环杀手；况且，奥利弗终于成功地让人炒了鱿鱼。
他不想谈这件事，只是吞吞吐吐地说他辞职不干了，因为他明年另有重要的安排。
他还没说完，我就起了疑心。
不是说这样的事不可能发生——的确，这还很符合奥利弗的做事风格——而是我现在不太相信他说的话了。
这太糟糕了，是不是？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对他深表同情，但这也于事无补啊。
一两年前，我还会相信他的话，但是几个月后就会有真相。
现在，直觉告诉我：噢，不是的，奥利，你不是辞职的，你是被炒了鱿鱼的。
我想这与我有关——我得到幸福了，我结婚了，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我现在比以前更明白世事了。
所以，等下次我与奥利弗独处的时候，我平静地问他：“你告诉我，你不是辞职的，对吗？”他沉默许久——这不像他的风格——然后承认，他被炒了鱿鱼。
我问他什么原因，他悲哀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苦笑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说：“性骚扰。
”很显然，就是那个女孩，我想要么是西班牙人，要么是葡萄牙人，奥利在他的公寓里单独辅导她，他以为她对他有意思了，他对她动了几次手，以为她只是害羞，然后就想吻她，就是这样老套的、低级的故事，对吗？结果，这个女孩不只是一个想提高英语水平的虔诚天主教徒，她的父亲还是一个工商业大佬，在大使馆有很广的人脉……女孩告诉了父亲，一通电话之后，奥利弗就被赶到了满是聚乙烯泡沫汉堡盒的臭水沟边，连一分离职费都没得到。
他讲着讲着，声音越来越低，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也无法面对我了。
到最后，我意识到他在哭。
他说完，抬头看着我，满脸泪水，对我说：“借我一英镑，斯图。
” 还是像上学的时候那样，可怜的奥利弗。
这一次，我出手大方，给他开了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并告诉他不用想着还的事。
“啊，我会还的，我必须还。
” “呃，这事我们以后再说。
” 他擦了一把脸，然后拿起那张支票，他湿乎乎的大拇指将我的签名都弄脏了。
上帝啊，我真为他感到难过。
你看到了，照看他的生活，成了我的一份职责，就好像我在回报他在学校的生活照顾了我。
多年前，我与他交上朋友好几个月之后(他从我那里借了好几次钱了)，我对他说，有个叫杜德利——杰夫·杜德利的坏蛋一直在欺负我。
我从《爱德华人》杂志上看到，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我国驻中美洲某国的贸易参赞。
这么说，他现在或许成了一个间谍。
为什么不能？在学校时，他最好的功课就是撒谎、偷窃、盘剥、敲竹杠，还是一个黑帮头目。
我们这个学校还算是一个文明的学校，所以杜德利的黑帮成员其实只有两个：他自己，加上“大脚”肖菲尔德。
如果我更擅长于游戏，或者我更聪明一点儿，我就会更安全的。
我没有一个可以保护我的兄长：我家里只有一个小妹妹。
另外，我戴着眼镜，不像会柔道的样子，所以杜德利就盯上了我。
还是老一套： 要钱，为他做事，无缘无故的侮辱。
一开始我没有告诉奥利弗，怕他看不起我。
他没有看不起我。
他只用两星期，就把他们搞定了。
他先是对他们说，不要再碰我。
他们嘲笑他，说碰了又怎么样。
他的回答只是：“那就等着一连串不可解释的不幸吧。
”这不是学生常用的说辞，所以他们嘲笑得更厉害了，等着奥利弗来挑战，好好打一架，但是奥利弗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的确，一连串不可解释的不幸事件发生了，但没有一件能明白无误地证明是奥利弗干的。
一天老师在杜德利的课桌里发现了五包香烟(那时，一包香烟就够打一顿的了)。
在学校的垃圾焚烧炉里，发现了肖菲尔德的运动用品，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
有一天，到了午餐的时候，老欺负我的这两个家伙忽然发现他们的自行车座都不见了，他们这一路骑车回家，照奥利弗的说法，骑得“极其难受，近乎危险”。
不久之后，有一天下课后杜德利拦住奥利弗的去路，或许正要建议各自戴上金属指节套中午到自行车棚后面决一死战吧，奥利弗就一拳打中了他的喉咙。
“又一个不可解释的不幸。
”他说，看着杜德利躺在地上直喘气。
从那之后，那两个家伙再也没有来找过我麻烦。
我向奥利弗表示感谢，作为答谢，我甚至提出来他欠我的有些钱可以另行处理。
但他只是耸耸肩膀走开了。
他就是那样的人。
“大脚”肖菲尔德后来怎么样了？他的绰号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只记得，这个绰号其实与他的脚没有关系。
吉莉安： 你不可能确实知道你是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的，是吗？没有这样的事：突然间，音乐停止，你盯着另一个人的眼睛，第一次这样盯着他看，诸如此类。
也许有些人是这样开始恋爱的，但我不是。
我有一个朋友，她告诉我她是这样爱上一个男生的：一天早上醒来，她发现他晚上没有打呼噜。
这没多大意义，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事实罢了。
我认为，人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过去的某一个特定时刻，将它深深刻在脑子里。
妈妈老是说，她看到爸爸装烟管的时候手指特别灵巧轻柔，就一下子爱上了他。
我半信半疑，但是她说起这事时总是信誓旦旦的。
每一个人都得有个说法，对吗？我那样就爱上了他，我所以就爱上了他。
这是一种社交需要。
你总不能说，唉，我忘 记了怎么爱上他的。
或者，原因不怎么直截了当。
你不能那样说，对吗？ 我与斯图约会过好几次。
我喜欢他，他与别的男生不同，一点儿也不死心眼，除了一心一意想让我开心，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让我心里美美的。
我老是想说，这挺好的，别忙活了，我的确太开心了，慢慢来。
这慢慢来，不是“身体移动不要太迅速”的意思。
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我还没有吻够呢，他总是先停下来了。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有一次，他主动提出来为我做顿晚饭，我说好啊。
我大约8:30到了他的公寓，闻到了烤肉的香气，这时天还没有黑，他却点上了蜡烛，桌子上还有一碗印度零食，咖啡桌上插着鲜花。
斯图尔特穿着上班时的裤子，但衬衣换过了，上面罩着围裙。
看到我，他的脸似乎一下子分成了两部分：下半部堆满笑容，表示见到我很高兴；上半部却皱着眉头，正为晚餐焦虑不安呢。
“我不太做菜的，”他说，“但我愿意为你做。
” 我们吃了羊肩、冻豌豆、烤土豆加肉。
我说，我很喜欢土豆。
“先把土豆煮个半熟，”他一本正经地说，“然后用叉子刮，刮
成脊形，这样烤起来更脆。
”他肯定看他妈妈这样做过。
我们喝了一瓶美美的葡萄酒，每一次倒酒的时候，他总是有意识地将酒瓶上的价格标签挡住，事先他忘了把它撕下来。
看得出来，他特意用手挡住标签，也许是不好意思吧。
他在想他本来应该把标签撕下来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一直想着撕下标签来着。
吃完饭，他不让我收拾。
他走进厨房，出来的时候端出一盘苹果派。
这是一个温暖的春天夜晚，我们吃的是冬季的食物，这没有关系。
我吃了一块苹果派，他给咖啡壶盖上盖，转身上厕所去了。
我站起来，将布丁盘送回厨房。
我正要放下盘子的时候，看到香料架上斜放着一张纸。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一张时间表。
6:00 刮土豆皮 6:10 做饼 6:20 开烤 6:20 洗澡 后面还有： 8:00 开红酒8:15 看土豆是否变棕色 8:20 泡豌豆 8:25 点上蜡烛8:30 吉莉驾到!
!
我赶紧回到桌边，坐下。
我的身体在颤抖。
看到这张纸条，我心里很不安，因为，我想斯图尔特一定会以为我在偷看。
但这纸条上写的事都与我有关，不只是最后一条。
8:25点上蜡烛。
我心里想，没关系的，斯图尔特，我到了之后再点蜡烛也没有关系。
接着是，8:30吉莉驾到!
!
这两个惊叹号真让我感动。
他从厕所里出来了。
我竭力克制住自己，不告诉他我看到了纸条，也没有对他说，这样做不傻，不神经质，也不无可救药或别的什么，这正好说明做事体贴周到，令人感动。
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我的动作肯定不一样了，他也意识到了，因为从这时起他显得更为放松了。
那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厮磨缠绵了很长时间。
如果他提出来要我留下过夜，我会留下的，但他没有提，那也没有关系。
斯图尔特这个人心事很重。
他真的想把事情办好。
不只是为他自己，为我们两人。
现在他特别担心奥利弗，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纠正一下，其实我知道。
他在莎士比亚英语学校里想占那个可怜的女孩的便宜，结果被开除了。
这是我从斯图尔特告诉我的那些话里听出来的。
斯图尔特有偏心，总是从奥利弗的角度看问题。
事实上，他偏心过头了，我们还为此发生了可笑的争执。
斯图尔特说一定是那个女孩在引诱他，是她主动的。
我说，她也许很害羞，被老师的动作吓坏了。
最后我们两个都意识到，我们谁也没见过这个女孩，也不知道到 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只是瞎猜而已。
但是，即使是瞎猜，也让我现在对奥利弗产生了反感。
我真的一点儿也不赞同师生恋，原因我就不说了。
斯图尔特说，他借了一些钱给奥利弗，我想这是没有必要的，但我没有说出口。
毕竟，奥利弗是一个身体健康的青年，还有一张大学文凭。
他能找到新工作，为什么还要找我们借钱？ 不过，眼下他失魂落魄了，这是真的。
那天在机场真是可怕。
就我们两个人。
站在行李大厅时，我记得当时想，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大堆陌生人中间，要对付很多事情，比如跟着路标前进，取回你的行李，然后接受海关的检查，没有人会特别在乎你是谁，你在干什么，所以，你们两个人得相互照应，相互打气……我知道，这也许是有点儿伤感，但是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等过了海关，我们两个人不禁相视一笑，因为终于安全回家了，就在这时，这个戴着司机帽的醉醺醺的人一下子趴到我们的身上，那张纸板牌差一点儿触到我的眼睛，他还踩到了我的脚。
你猜怎么着？是奥利弗。
面如死灰。
他显然觉得这很好玩儿，他的做法很好玩儿，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好玩儿。
我觉得很可怜。
我觉得，这就是奥利弗这一类人的问题所在：当他们不在眼前的时候，还真是好朋友，但他们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离好朋友可差得远了。
没有中间状态。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回过神来，假装很高兴见到他，然后让他开车送我们回伦敦。
他一路上疯疯癫癫，废话不停，过了一会儿，我就不再听他说话了，头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我只记得车 子猛地停下，我们到家了。
只听奥利弗在说话，语气相当古怪：“顺便问一下，蜜月过得怎样？” 奥利弗： 抽支烟？不抽？我知道你不抽——你以前给我说过。
你反对抽烟的想法依然闪烁在霓虹灯里。
你这紧锁的眉头太像《卡塔·卡班诺娃》[1]中的那个丈母娘了。
我有一条恶作剧般的新闻要告诉你，今天我在报纸上读到，如果你吸烟，那么你得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可能比不吸烟的要小。
惊到了吧，真的惊到了吧？来吧，抽一支，熏黑你的肺，保全你的脑。
人生不就充满有趣快活的矛盾吗？你正以为大功告成了，不承想上来一位膀胱大如猪的痴人，一拳打到你的鼻子上。
对了，我绝不是白痴。
我看得出来，吉莉安和斯图尔特在机场见 到我，是极其兴奋的。
如果我哪怕有一丁点儿的失礼之举， 我都能感觉到。
奥利，老兄，我对自己说，你的青涩幼稚的兄弟情谊
算是白搭了。
赶紧将他们夫妇放下，别舔他们的脸了。
当然，这情谊并非真的幼稚，也算不上兄弟情谊。
我去机场接他们，是因为我爱上了吉莉安。
其他一切都是做做样子罢了。
从机场开到伦敦的这一路真是怪异。
怪异？是的，各人怪得各有特色[2]。
吉莉安坐在后座，很快就睡着了。
每一次我从车内后视 镜看过去——我是一个非常小心的驾驶员，如果我想小心驾驶的话——我就能看到这个慵懒的新娘，闭着眼睛，散着头发。
她的脖子靠在后座的上部弧线上，这就使得她的嘴巴上扬，就像在等别人的亲吻。
我不断看着后视镜，当然，你知道，不是在看来往的车辆。
我漫游在她的脸上，她的这张熟睡的脸上。
斯图尔特呢，安静地坐在我旁边，这个胖乎乎的、被房事掏空了身体的斯图尔特，看上去真他妈的……心满意足，在机场看到我假装很高兴的样子。
他这会儿也许正在盘算着如何把那张没有用过的从盖特威克机场到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回程票退掉，也好捞回来点钱。
斯图尔特这个人啊，我可要告诉你，在钱的事情上可是门儿清。
每次出国，他总会提前在机场买好返回伦敦的火车票，原因有三：
一、这样就可以在两星期里省下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二、确定他是要回来的；
三、万一在这期间票价涨价呢？谁能预料巴西狂欢节女皇不会偶遇他？谁还在乎在两星期之后的那个可能的星期六在盖特威克机场的小窗口排队买张票？以前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样一则新闻：一个男子在地铁站跳车自杀。
审理此案时，他们说也许他本来是不想自杀的，因为他们在他口袋里找到了一张回程票。
对不起，法官大人，还有别的解释。
他买了一张回程票，因为他知道这样做就能消除他身边亲人的疑虑。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可能就是斯图尔特这样的人。
如果斯图尔特决定想给火车司机放六星期的同情假，或者发放其他什么福利，他就会买一张回程票。
因为，他会想，要是我不自杀呢？万一我在最后一刻决定不自杀了呢？想想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自动售票机前的那个可怕的长队吧。
是的，我还是买一张返程票，以防万
一。
你觉得我不够厚道？听着，最近我的脑子在想太多的东西。
我现在急切需要一副退热药。
我的小脑运转过度，都要炸了。
想象一下：开始我是有点儿恼怒，我全部的爱的对象正窝在我的后视镜里，而这胖乎乎的新郎——我最好的朋友，过去三周在希腊的阳光下与她享尽鱼水之欢，此刻正坐在我的身边，小腿间夹的免税货叮当作响。
我丢了工作，路上别的司机加大油门飞奔着，犹如在参加一级方程式的赛车。
你叫我冷静？你叫我厚道？ 在这样的心境下，我做了这样的事：马上启动奥利式的重奏模式，与斯图尔特天南海北地谈，既要逗他开心大笑，但又不想吵醒美丽的吉莉安。
即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紧紧抓住方向盘，因为我真正想做的是这样一件事：停止我对斯图尔特的说笑，将车停到硬路肩上，面对着我的乘客，说：“顺便告诉你，斯图尔特，我爱上了你的妻子。
” 这是我想说的话吗？我太害怕了，我太紧张了，我真他妈的胆战心惊。
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我将如何对他说？我将如何对她说？ 你以为你懂得别人的心，不是吗？好吧，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结婚了，就在他结婚的那一天，你爱上了他的妻子。
你的好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不会有太好的反应，我想，“啊，我完全理解你的情感”，坦率地说，这样的反应显然是不可能的。
更有可能的是，拿起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一场决斗。
流放，这是法律的最轻判决。
人们将叫我为古拉格·奥利。
但我不会被流放。
你明白了吗？我不会被流放。
必定要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吉莉安必须意识到她爱的人是我。
斯图尔特也必须承认她爱我，斯图尔特必须下台。
奥利弗必须上台。
谁也不能受到伤害。
吉莉安和奥利弗从此结合，幸福到永远。
斯图尔特必须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
这就是必定要发生的事。
你觉得我的胜算有多高？与大象的眼睛一样高？(这个比喻是说给你听的，斯图尔特。
) 啊，求求你，别用这种不满的目光看着我。
你难道不觉得，几星期、几个月或几年之后，这样的美好生活就会源源不断地向我奔来 吗？让我喘口气。
把你放到我的位置试试。
你会放弃你的爱情，优雅地退身，从此变成一个孤独的牧羊人，终日与箫为伴，以哀怨的乐声来抚慰你痛苦的心灵，任由无头无脑的羊群在丰美的水草中咯咯磨牙？谁也不会那样做。
听我说，如果你愿意走开，甘愿做一个牧羊人，那只能说，你从来没有爱过她。
或者说，你更爱这闹哄哄的装腔作势的场面。
或者更爱山羊。
也许，假装爱上别人，这只不过是你的一个精明的就业策略，这样就可以让你进入新的放牧领域。
你并没有真的爱过她。
我们陷在这里了。
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我们，我们三个人，都陷在高速公路上的这辆车里了，而一个人(司机!
——我!
)将手肘倚在中央锁定系统的按钮上。
所以，问题不解决，我们三个人就要困在这里。
你也在里面？对不起，我咣的一声关上了门，你出不去了，我们就一起待在这里。
好了，抽支烟吧？我要抽烟。
如果斯图尔特很快也抽上了烟，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来吧，抽一支。
远离阿尔茨海默病。
[1]捷克作曲家莱奥什·亚纳切克创作的三幕歌剧，首演于1921年。
[2]原文为意大利语。
第七章这事真好笑 斯图尔特： 这事真好笑。
这是我今天在上班路上碰到的事。
我或许没有跟你说过，我上班时步行去地铁站有两条路可选。
一条沿着圣玛丽住宅区和巴罗克拉夫路，经过市政澡堂，新的DIY和油漆批发中心；另一条穿过伦诺克斯花园，沿那条我记不得名字的大街，进入罗姆赛路，然后经过一排商店，进入商业大街。
这两条路我都计算过时间，相差不了20秒。
所以，早上上班我有时候走这一条，有时候走那一条。
每次出门前，我差不多要靠抛硬币来决定走哪条。
这权当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信息。
今天早上，我穿过伦诺克斯花园，走过无名大街，然后来到罗姆赛路。
我一路走一路看。
你要知道，自从我与吉莉好上之后，我开始在街上看到了以前从来不会看到的东西。
你要知道，你走在伦敦的大街上，你的视线怎么能不越过公共汽车的顶部往上面望一望呢？你一路走来，一路看行人、看商店、看车来车往，但你从来不抬头看风景，真的不往上看。
我知道你会说，如果抬头看风景，就会一脚踩到狗屎，撞到街灯柱，但是我不是开玩笑。
我说这话是认真的。
只要稍微抬起你的眼睛，你就会看到有趣的东西，怪怪的屋顶，花哨的维多利亚装饰。
也可以低下眼睛往下看。
前几天，在午餐时间，我走在法灵登路上，突然我发现了以前走过多少次都没有发现的东西。
墙上嵌着一块牌子，只到我小腿那个位置，漆成奶油色，黑色的字体很是醒目。
牌子上写的是：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他们为什么将牌子放在这么低的地方，我很是纳闷。
也许他们移动过这块牌子。
对了，如果你想亲眼去看的话，就到这条街的61号，你肯定能找到，就在卖望远镜的那家商店的边上。
说来说去，我想说的是，我发现自己现在更注意观察街上的景物了。
我以前多少次走过罗姆赛路上的那家花店？肯定有好几百次了，但从来没有好好从外面观察过它，更不用说进去看看了。
但这一次我想进去看看。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在一个星期二早上的8:25，我得到了什么特别的犒赏？我看到了奥利弗。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是别人，正是奥利弗。
奥利弗到这一带来是非常难得的，他曾开玩笑说，他必须带上一本护照和一个翻译才能到这里来。
但是他就在这里了，正由一个女孩陪着逛花店呢。
那女孩已为他挑好了一大把很好看的鲜花。
我敲敲花店的玻璃窗，但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反应，于是我走进了花店。
他们站在结账台边上，女孩正在算账，奥利弗取出了钱包。
“奥利弗。
”我叫了他一声。
他应声转过头来，脸上露出极为惊奇的神情。
他甚至微微有一点儿脸红了。
这弄得我都有点尴尬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脸红——所以，我决定开个玩笑缓解一下气氛：“你从我这里借去的钱都是这样花掉的啊。
”我说。
你猜怎么着？一听这话，他真的脸红了。
一片通红。
连耳朵都红了。
回想起来，我那样说是不太合适，但他的反应也真是奇怪。
那一刻，他显得非常不自在。
“Pasdevant.”他终于开口说道，指指店里的女孩，“Pasdevantlesenfants.”[1]女孩抬头盯着我们两个人看，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想，要紧的是别让奥利弗脸红了，于是我小声对他说，我这是上班路过。
“噢。
”他说，一只手抓住我的袖子，“噢。
”我看着他，但他没有再说什么。
他用另一只手使劲甩着钱包，直到把钱甩出钱包，落到结账台上为止。
“快，快!
”他对女孩说。
奥利弗一只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看女孩算好账(我忍不住看了一眼，一共20英镑多一点儿)，拿起他的钱，找了零头，包好花，塞到他胳膊底下。
然后他用另一只手收好钱包，几乎是急乎乎地把我拽到了门口。
“给罗莎买的。
”等我们走到马路边的人行道上，他对我说。
他终于放开我的袖子，好像该坦白的都坦白了一样。
“罗莎？”他点点头，但眼睛不敢看我。
罗莎是莎士比亚学校的一个女生，奥利弗就是因为她被开除的。
“这些花是买给她的？” “她就住在这一带，她被爸爸赶出了家门，都是奥利的错。
” “奥利弗。
”我突然感觉我比他要大多了，成熟多了，“这样做明智吗？”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女孩是怎么想的？ “这世上没有明智两字，”他说，依然低着头，避开我的目光，“你要等着去做明智的事，花白的胡子都要长出来了。
给一帮狒狒配上打字机，就算忙活一百万年，它们也写不出任何明智的东西。
” “可是……你怎么大清早就在这里转悠了呢？” 他看了我一眼，马上又低下头去：“昨晚就来了。
” “不过，奥利弗，”我说，努力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
时也想把我的意思用开玩笑的方式讲出来，“送女孩子鲜花，传统上都是在见面之时，而不是在你离开之后吧？” 不幸的是，这句话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
奥利弗开始使劲地抓着花束，用力之猛，都几乎要把花茎弄断了。
“糟糕透了!
”他终于说，“我把它搞砸了!
昨天晚上。
就像要把牡蛎小心翼翼地塞进泊车咪表的投币槽里。
”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听下去，这时奥利弗又一把抓住了我的衣袖。
“身体真是会无情地将你出卖，”他说，“这么说吧，拉丁族裔的女人不太习惯于男人初夜的紧张，因而没有宽恕别人的心。
” 从六个不同的角度来说，这都是相当令人尴尬的事。
抛开其他事不说，我这是去上班的路上啊。
这是我可以期待从奥利弗那里听到的最后的坦白了。
但是我想，如果你丢了工作，失去了尊严……他或许还纵酒过度——别人都说酒是于事无补的。
啊，天哪，看样子奥利弗眼下的处境真是不妙。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这样，站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我想我还是不要出让他去看医生的主意了。
他的手终于放开了我的衣袖。
“祝你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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