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之伤
版权信息
作者：（法）弗朗索瓦丝·萨冈
译者：朱广赢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版权信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
一 目录 献给夏洛特·阿由 我曾说过灵魂并不优于肉体，我也说过肉体并不优于灵魂，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 比他自己更伟大，无论是谁，无爱地走过咫尺，便是穿着尸衣走向他的灭亡。
——沃尔特·惠特曼
一 一九七一年三月 我原想写：“塞巴斯蒂安[1]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口哨，一边轻轻喘气。
”此刻重拾起十年前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和他妹妹埃莱奥诺[2]，——当然是戏剧人物，不过那是个轻松的剧本，我写的——并且让他们身无分文，但始终快乐，玩世不恭却腼腆羞怯，在一个自恨平庸的巴黎，徒然地想将自己“重塑”成莫里斯·萨克斯[3]式的人物。
不幸的是，巴黎的平庸，或者说我自己的平庸，已甚于我那多少有些疯癫的愿望，于是今天，我正在艰难地回想，“这个”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的。
“这个”是一种否认、一种厌倦和一种存在方式所启发我的迂回外观，直到现在，出于某种强烈的原因，这种存在始终引诱着我。
比原先更甚。
我想那是在六九年，而我并不认为六八年的那些事件，那些冲动和那些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
年龄也不是问题：我三十五岁，身体健康，如果喜欢上某个人，那总的来说还过得去。
只是，我再没有这种渴望了。
我倒希望可以去爱，哪怕受伤，哪怕在电话的一头颤抖。
或者，连续十次播放同一张唱片，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呼吸我所熟悉的、自然赐福的空气。
“我对水的渴望被剥夺，对征服的渴望也随之失落。
”我想这是布雷尔[4]的一张唱片。
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不管用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把这几页纸给我的出版人看。
这并不是文学，不是一种真正的忏悔，这是一个因为害怕自己、害怕打字机以及一个个清晨和夜晚诸如此类而敲着键盘的女子。
也因为害怕其他人。
害怕的情绪并不美好， 这甚至是可耻的，我也不曾了解它。
一切就是这样。
但这个“一切”真是可怖。
在七一年春天的巴黎，我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
我听到、看到的都只是这样一些优柔寡断、惶恐莫名的人。
也许是死亡总在我们周围兜来转去，我们也预感到了它，并没来由地觉得不幸福。
因为说到底，问题不在这里。
死亡——我说的不是病痛，死亡，我看到它披着天鹅绒，戴手套，一身黑色，总之，无可避退、决绝无比。
然而，我怀念那种决绝，就像十五岁时那样。
不幸的是，我已体验过生命中的许多快乐，以至于这种绝对的观念于我只能是一种倒退，一种软弱——这让我避之不及。
或许是因为骄傲，或许又是因为惶恐。
死亡反倒是最微小的痛苦。
但事物的可怕之处在于：那些处处可见的无休止的暴力，那些误解，那些常常被视作正当的愤怒，那孤独，那种加速迎向灾难的印象。
那些已经无法接受——因为人们是如此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灌输着——“青春终有一天会消逝”这一念头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三年前就开始竭尽全力拒绝衰老并且仍然挣扎其中的“成熟”的人。
还有那些想和男人平等的女人，一些人雄辩的理由和虔诚的信仰，另一些人无可避免的怪诞，他们却都还是人类，都臣服于同一个上帝，他们不想再信仰的唯一的上帝：时间。
可是谁还读普鲁斯特？ 还有新的语言，沟通障碍，有时突然再现的人性的温情。
很稀少。
有时又是一张可爱的脸孔。
疯狂的生活。
我一直把这生活认作是一只母性泛滥的凶残牲畜。
它是血腥妈妈[5]、约卡斯塔[6]和蕾雅[7]，当然了，最终都会是：美狄亚[8]。
她将我们一扔，扔在这个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星球上——哦，最后的耻辱——当我说“耻辱”，我想的就真是“耻辱”二字，因为唯一的生命，唯一的思想，唯一的音乐，唯一的故事，终究都是我们的。
而假如还有别的呢？假如我们 的母亲，人生，这个无耻的骗子，在别处还有别的孩子呢？当“人类”，阿波罗的人类，投身到宇宙中，我确信他不是为了去找到他的兄弟。
而是为了确认他没有兄弟，确认他将要度过的这不幸的七十年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段岁月是人生已经应许给他的）。
此外，只消看看“假定”的火星人的脸就够了。
为什么他们就必须又丑又矮呢，那些火星人？因为我们嫉妒。
还有，“月球上没有草，对吧？”没有，“草可是属于我们的。
”于是这个如此民族主义的、如此易受惊吓的可爱地球终于安心了，并立马愉快地自相摧残起来，将草从地表连根拔起，或是用鲜血将之浇灌，用的是一样荒诞的动作。
还有所有这些关心“人民”、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蠢货，他们穿着代表左派的小礼服的笨拙样子简直叫人可怜，这又着实令我们为之操心因而终究很是累人，可得要我们这些憎恨右派的人来维护他们，以防一个狂热的（或是一个冷静的）疯子真就把那可悲的礼服变成无法再穿的破烂布条。
人民。
却不知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侮辱性，不知这个词里有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加一个孩子加一个男人，如此这般，不知道每个人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区分，包括他的深层次的期望，而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其能力所限，这“每个人”听不到、看不见也读不懂自己内心的愿望。
萨特在笨拙却很有诚意地往酒桶上爬时，大概是明白这个的吧。
第欧根尼[9]则在心底和每个人交谈。
正是那些人，内心柔软且觉悟了自己这份柔软的人，被贴上了滑稽可笑的标签。
好在他们才不在乎这些。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个有着犀利思想的人来说，作为笑料存在，“被恶搞”，都是值得骄傲的事。
值得骄傲，却也令人不安——因为太美好了。
这一点无论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应该都无法接受（当然是在他们的作品里）。
对我来说，这方面的唯一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因此就是那样在谈论人生，而不是在谈论很快乐也很绝望的瑞典贵族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
但我哪里知道呢？他可能会回来，那么我就会讲述他的故事。
这是我的职业，我写作，我喜欢，我以此为生且活得很好。
依我看，人生带着点雌性动物的特质，它会像那些温柔而谨慎的母猫那样（这能确保我们过上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揪住几只幼崽的脖子领它们去散步。
或者抓着它们的腰。
并在这种失衡的姿势中故意寻求跌落，权作休憩，如今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这样。
又或者是抓住一只爪子。
让我们忘了那些为爱成痴的人，那些深陷圈套的人，那些病入膏肓者，和某些诗人。
忘了他们。
我却永远都忘不了诗歌，这其实很傻；我从来就只爱诗却从来不会作诗。
然而，我本可以为了求快而去提到青草的气息，并把一篮子芳香的干草扔到这本玩世不恭的小说里，这么添上一章。
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干了：起名字。
因为当我扑入这草香中，将脸凑过去时，我立即就不得不给她一个称谓了：这是草香夫人。
而大海，这疯狂的大海，我也该把它介绍给我的身体：这是你的好朋友，大海。
身体认得她，但并不扑向她。
我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带着一个坏脾气的孩子在维希散步：那孩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
“快跟杜邦夫人问好，她去年（或者十年前）在疗养的时候对你多好啊。
”坏脾气的孩子拒绝了。
有时他甚至拒绝爱情的气息，以及它的诱惑力。
我的眼睛则惊恐地从报纸上那些美丽的彩色广告上移开，广告里头有轻抚着红色岩礁的透明海水，齐整完美的沙滩，往返一千三百五十法郎。
“哦，他们就去那儿好了，”我那法西斯般蛮横的身体叹道，“他们全都一窝蜂去那儿才好，去晒日光浴，去尽情地玩，那些地方曾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的爱，我的猎物。
他们甚至可以一直在那儿待下去。
地中海俱乐部万岁。
打倒那片同名的海！让可怜的小疯子和年轻干部、老干部还有一同露营的人尽情玩耍吧！我呢，则不再赞颂那海了，我会忘了它；而要是我凑巧在某个合适的日子经过那里，比如在四月份，我会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或者一只手伸进水里，微微瑟缩着。
它和我，曾多少 次……”多么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衰老：不再认得亲人了。
而对于那些十五年来一直追随我、不离不弃的个体，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时常回他们那儿去睡觉或是成长，我现在却要逃离他们，就好像我突然又被重新安置到了艾吕雅所说的这个身体上：“瘦削而自负的身体，我童年时的小畜牲，这狂热而娇小的身体”。
二 塞巴斯蒂安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轻轻喘气。
七楼对他来说还是太高了点。
妨碍他的倒不是他的体重，而是近些日子消耗的那万来支烟，万来杯各种不同的酒，酒的种类之多想来都让人发笑。
事实上，他可能还倾向于根据喜欢的那些酒而非他那些女人，来区分出最近这些年的日子。
这么一来，“尼格罗尼”年就可以对应海达；“干马提尼”年虽然持续时间稍长些，但可以对应上玛丽艾拉·德拉。
在巴西度过的“朗姆酒”年则与安娜-玛丽相对应。
天哪，他可真够乐的！其实说到底，他既不是情场高手，也不是酒鬼，只是一个女人对应一种酒的组合让他着迷。
不管怎么说，是他妹妹埃莱奥诺一直主宰着他的人生。
那可是他妹妹，她呢，要不没酒可对，要不就能对应上所有的酒。
无论如何，没有了她的人生，没有了她的酒，就只是一杯白开水。
其实，生活可以这样被一个人限定还真是容易，这个人既是他的奴隶，又是他自己——不管他对此作何评论。
她时不时地会烦躁不安，结婚，消失不见，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混乱，经过一些纠葛——她只会在很久以后才会对他讲述这些，一边还疯狂地大笑——她又会回到他身边。
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筋疲力尽还是神采奕奕，忧伤还是快乐，却总是疯疯癫癫、无与伦比、美丽的埃莱奥诺，他的妹妹，又回到他身边。
那一次，两人刚在斯堪的纳维亚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们在那儿住在埃莱奥诺某个丈夫的家里。
兄妹俩的处境很是糟糕。
塞巴斯蒂安的一个旧友此时借给他们这套位于花园街的两居室，这实在是天降奇迹。
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应该也没什么钱了，口袋里也没有了。
埃莱奥诺很快把两三件华丽的首饰交给他，因为她什么也不看 重，但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此外，对一个女人来说，首饰可是一张王牌。
塞巴斯蒂安按响门铃，她立刻给开了门，穿着睡衣。
“哦，可怜的孩子，”她边说边把他扶到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上，“哦，在楼梯吹口哨的可怜孩子，都这年纪了……我听见你上楼，正担心你会不会摔倒呢。
” 他把手放在心口上，神情沮丧。
“我老了。
”他说。
“我呢（她笑了起来），刚上楼梯时，我是伊莎朵拉·邓肯[10]，轻松得像飞起来一样，到楼上呢，就是法兹·多米诺[11]了。
你找到什么人没有？” “什么人”是指某个天意命定的人，他鉴于他们的魅力、滑稽和幸运而跑来扶助兄妹俩一阵子。
这样的人在他们生活中还从没有短缺过，而且一般是塞巴斯蒂安发现他们的，埃莱奥诺则像她方才说的那样，懒得往外跑。
“一无所获，”塞巴斯蒂安道，“阿尔图罗在阿根廷，维拉威尔一家度假去了；至于尼古拉么，信不信由你，他居然在工作。
” 埃莱奥诺眼里流露出一丝怀疑和略微反感的神情。
（工作可从来不是他们冯·米尔黑家的强项。
） “这是个什么城市啊，”她说，“不过，我倒是有个好消息，我可以随便怎么穿。
让那些时装设计师都见鬼去吧：一块窗帘布，几条裤子，我那些参加晚宴才戴的首饰，全都可以搭在一起。
我上街看过 了。
只要我不忘了自己已经三十九岁就成啦……况且，还不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很好，”塞巴斯蒂安说，“对此我向来没怀疑过。
” 他是对的：修长的腿，苗条而健美的身躯，轮廓分明的脸，高颧骨，清澈的吊梢眼，埃莱奥诺依然很美。
他呢，在那张和他妹妹一样骨感的脸上，总是一副温柔而怀疑的表情。
没事，他们会有办法的。
他伸了个懒腰。
“烦人的是，这里似乎是男人更紧俏。
看来我必须得献身了，甚至可能赶在你之前。
” “不错不错，”她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尼古拉说的。
似乎有很多倦怠厌世的男人彼此做爱，女人们则招摇过市，大肆寻觅猎物。
等她们安静下来，则有大学生们取而代之。
啊，如今当个寄生虫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 “不要讲什么寄生虫。
你瞧，巴黎多美。
” 他把胳膊支在她旁边的窗沿上。
一道玫瑰色的光线投射在对面的墙上，他们周围的所有屋顶都反射出耀眼的光。
从卢森堡公园飘来一股清新泥土的气息，盖过了汽油蒸汽的味道。
他笑了起来： “如果你把窗帘穿在身上，我就可以留长发了吧？” “那你就赶紧吧。
你离脱发可不远啦。
” 他往她腿上轻轻踢了一脚。
他这就再无一点烦恼了。
或许，我终究是该将这两个小朋友的故事写成一出戏。
这些实在
不太像是一个小说的开头。
或许我本该——怎么说来着？——“活灵活现地”描绘我的人物和布景。
尤其是布景，要比较简短。
但布景着实又很让我厌烦，不像有些作家能从中感到一种那么细致而饶有趣味的快乐，我简直会为了他们而幸福微笑。
在这点上，显然我就得复看一遍：七层楼，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一些屋顶（处在七楼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并没有多少。
其实，我的主人公拮据而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在这“七层楼”中就表现得很充分了。
我一直都讨厌楼梯：上楼我会气喘，下楼我会晕眩。
（我曾因为五层楼梯而抛弃某个人。
他对此一直不知情。
）在把我的个人厌恶转嫁给冯·米尔黑兄妹的同时，我又让他们处在一间空公寓里，算他们倒霉。
他们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布景了。
现在我又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养他俩的人，这个人还不能保守得可笑。
我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富人们成天嚷着他们没钱，穷人们没钱却说得更轻些；然后还有税收，等等。
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外国人。
法国在一九七一年时就是这个情况。
考虑到故事的逼真性，我将不得不让一个外国人来支持我那迷人的冯·米尔黑兄妹。
最好是定居在瑞士的。
这对我的民族自尊心是种冒犯。
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让埃莱奥诺到玛丽·玛蒂娜那儿[12]或成衣商店去干活。
这就好比把塞巴斯蒂安投进金融业或证券市场一样。
他们两个都会因此而死去。
和我们认为的正相反，懒惰是一种和工作一样药性强烈的迷药。
如果让一个工作狂停下来，他可能就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
而一个懒人，一个真正的懒人，在几个星期的劳作后，也会陷入某种“缺失”状态。
他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
我可不会让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在工作时死去。
人们对我这无所事事又腻烦一切的小世界已经责备得够多的啦，叽哩呱啦的；但我不能为了这个理由就将这两个疲累的瑞典人牺牲在批评的祭坛上。
也许以后在另一本书里（如果上帝和我的出版人给我机会的话），在另一些人物身上，我会考虑这些。
有一天，我会谈论工资单、按揭买车、电视机和普通人。
如果历经种种遭遇后还有普通人的话。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开着小金属盒一样的车，因交通堵塞而滞留在这长久以来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却暗自窃喜。
他们在办公室和家之间要花上一到一个半小时，却还很高兴。
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在他们的小盒子中，他们是独处的。
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们，和他们说话，或者按心理学家的说法，“侵犯”到他们。
这一点，是可以得到某个上班的男人或女人承认的……小汽车，就是庇护所，是因纽特人的雪屋，是母亲的怀抱，等等。
是的，对我来说，星期天人们拿着专用的小抹布擦拭的不可能是一个攻击性的器具，这是他们的孤独，他们唯一的奢侈。
要当心快乐。
我警惕着这份甜美的欢欣，这种情绪会残忍地离开，又会在两三章之后重新俘获作者，并让他嘀咕着说出这样一些话：“瞧瞧，机器重又恢复运行啦！”或者“瞧瞧，重新上路啦！”诚然，这不过是些技工式的朴实话语，但有时后面还会跟着这样的话：“瞧瞧，我不必自杀咯。
”（更为抒情的句子，但有时是真实的。
）创作者就是这样脱离原本的轨道的，他因为发出了不和谐音而和他的同班同学们，和其他的人类，区别开来了。
这份欢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地基已打好”（总是拿这些具体行当的术语来做参照），于是在这些情况下，在经历过这些巨大的恐惧之后，为什么不去散会儿步呢？尤其要是一个人烟稀少、却充盈着三月里斜斜的温暖阳光的多维尔[13]正近在咫尺。
前天，在看着灿烂星空下的这些黑乎乎的、孤独的房子时，我明白了这片大海为何孤单得如此得体（由于温度的原因，我和拉芒什海峡之间从未有过亲密接触），明白了为何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在冬天把他们的摄像机和演员带来这里。
我同时对自己说，我再也受不了电影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海滩上奔跑的镜头，就像受不了两个人（或十二个人），无论是男是女，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被子多少又拉开着的镜头。
我立即就要提醒那些喜欢放荡情节的人：这部小说里不会有一丁点这类描写。
至多只有这样的：“这天夜里，埃莱奥诺没有回家。
”说到底，这是事实！他们在 那疯狂的夜晚做了什么，在黑暗中小声说了些什么，又有哪些“秘密”，那关于身体之爱的巨大秘密？暴力，美丽，对快乐的敬意，这些都在哪里？我们看见一位夫人，闭着眼睛，头在床上从左扭到右，然后是一个可怜男孩的侧脸和健美的脊背，他在有节奏地摆动着，而我们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等着他们完事。
我们居然还会因此羡慕那些人：这至少让他们得到消遣了。
而现如今，所有这些不由分说就向我们扑面砸来的大堆大堆的肉体，棕黑色的，雪白的，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真是令人厌烦！身体，和它带来的快乐，竟也成了消费的商品。
可怜的人……他们以为摧毁了一些可笑的偏见，实则却损害了一个绝妙的神话。
我时不时地会忘记写“我又跑题了”，这是对读者的古老礼仪，但这里又显得愚蠢，因为我本就是打算跑题的。
此外，这些冒冒失失的情色故事已经使我抓狂。
我还是再去看看我的冯·米尔黑兄妹吧，“他们经常做这种事情，但他们从不谈及”。
三 餐馆非常棒。
埃莱奥诺要了九只还在柠檬水里活蹦乱跳的牡蛎和一条烤鳎鱼，配上普伊芙赛干白。
饿极的塞巴斯蒂安已经开动啦，一份鸡蛋冻和一块黑椒牛排，正宗的那种，就着博若莱红酒。
没有普兹酒，他们为此很是惋惜了片刻。
埃莱奥诺并未如她所预见的那样把窗帘穿在身上。
如同每每只属于她的那根魔术棒又起了作用一样，她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能干、丑陋而贴心的老朋友，那是所有女人梦想中的女友。
她把埃莱奥诺带到自己的一个朋友那里，他开着一家可以“延期”付款的成衣店。
他被埃莱奥诺的美丽迷住，便又额外为她挑选了几件长裙。
对于她给他写支票付账的建议，他还夸张地连连挥着手臂表示拒绝。
就是这样，埃莱奥诺一身盛装地在玛尔博夫街一家餐馆的露天座上挥霍着塞巴斯蒂安仅剩的——也就是她仅剩的——最后九千法郎。
“这顿午餐之后，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还剩下两到三千法郎，”塞巴斯蒂安边说边眯缝起眼睛，因为阳光正迎面照过来，“你吃个甜点？不要？那我们还可以打车回家。
” “这真是愚蠢，”埃莱奥诺说，“因为我要是吃了个奶油千层糕的话，就必须得有一辆出租车来载我回家了。
生活真是不可理喻。
” 他们相视而笑。
在三月肆意的阳光里，一些小细纹此时清楚地显现在他们脸上。
“我的老妹，”塞巴斯蒂安想，“我的老妹，我会让你脱离窘境的。
”一阵突如其来的情绪堵住了他的喉咙，他为此大吃一惊。
“你的牛排上放太多胡椒了吧，”埃莱奥诺漫不经心地说，“看你都流泪了。
” 她垂下了眼睛。
她是不是意识到了他们只是两个完全无用的人，正身处一个突然之间变得陌生、匆忙、对他们冯·米尔黑兄妹的魅力和诱惑力无动于衷的城市？当然了，男人们会看她，但是去普拉扎的马克西姆跳舞狂欢是必须的，他那身行头显然还不够带劲。
他一口喝光了杯里的酒。
“今天晚上，”埃莱奥诺慢悠悠地说，“我们买一盒饺子吧，我可喜欢吃了。
然后呢，如果你不觉得厌烦，并且知道怎么拨弄你朋友的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听香榭丽舍的音乐会，有转播呢。
再把窗户打开，这样就超级完美了。
” “他们演奏什么呀？” “有马勒、舒伯特、斯特劳斯，我刚才看过了。
真是一顿美好的午餐啊，塞巴斯蒂安。
” 她向前伸展着她那长长的手臂，长长的手，一副幸福的神态。
她背后的一个男人正好撞见了这个动作，塞巴斯蒂安便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因欲望而变得脸色发白。
此外从她一进来起，他就以一种直白的、一动不动的眼神一直盯着她看，看得坐在对面的塞巴斯蒂安都不自在起来。
他穿着旧旧的三件套，系着极其难看的领带，边上放一块手帕。
这该是附近街区的一个小职员，稍有些迷恋女性癖。
但是那份直视的天真无邪却让人想到另一种东西，也许是一种疯狂。
甚至，当他俩起身准备离开时，他也站起来了，好像他也坐同一张桌子似的，然后他向着总算能看得到的埃莱奥诺的正脸投去鬼鬼祟祟的、孩子气的一瞥，把她弄得莫名其妙。
“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的后颈，”塞巴斯蒂安看到他妹妹的惊讶眼神后说，“我们稍微走走，还是直接回去？” “我倒想看完这本书呢。
”她说。
有时候，她会连续好多天整个儿消失在书堆中。
那位贴心的女友在同一条花园街上找到了一家租书铺，心醉神迷的书店老板马上就满足了埃莱奥诺如饥似渴的读书欲。
她读书挺随意，躺在沙发上或床上，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塞巴斯蒂安则回来，又出去，和烟铺老板或卢森堡公园的看门人聊天，或练习有条不紊地爬上这七层楼梯。
这种精致的生活会在今晚结束，在饺子和马勒的音乐之后结束。
对此他感到一种平静的绝望。
冯·米尔黑兄妹始终找不到出路。
在巴黎，在这段时间，没办法轻松快乐地就弄到钱，即便是对他们而言。
那个迷恋女性癖的出现并不在我的意料之中，这让我有些惊讶。
我要拿他怎么办？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的话，埃莱奥诺憎恨疯子。
无论如何，我要提醒各位忠实的读者，在我十八年的文学生涯里，这是我第一次给出一份菜单。
一份真正的菜单。
有牡蛎、鱼，等等。
还有酒，甚至还有一个大概的价格。
我最终肯定会写成一部辞藻累赘、没完没了的小说，我知道。
我得去描写一座房子，它的外面和里面，窗帘的颜色，家具的风格（救命[14]！），祖父的脸，年轻女孩的裙子，阁楼的气味，上桌吃饭的命令，餐具、杯子、桌布的样式，然后，作为结束，可以这么写：“人们看到一条死去的鲤鱼上了桌，盘底垫着月桂叶，周围是一圈火红的番茄和甜椒，那灰色的鱼皮有些脱落了，这使那不可思议的雪白愈发凸显出来。
”或许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幸福。
让那些轻柔的音乐都走开吧，听听那些热闹的曲子！既然说到了轻柔的音乐，我就得再次敬告我那群不幸的、却被认作忠实的读者：如同这本书里不会有放荡情节一样，这里面也不会有任何自传元素，没有关于圣特罗佩五十
四 号的任何可笑的记忆，没有任何关于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等等的内容。
出于两个原因。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都只和我个人有关。
其次，即便我把自己投入事实中，我的想象——那可真是逻辑上的疯狂——也会让我的故事转向、改道，最后都不知道会把故事引向哪里，让我自己都会觉得好笑。
避免细节，我就不必冒险撒谎了。
至多我会在引用方面出点错。
阿门。
但这绝对是出于诚意。
此外，这份常常让记者们感到泄气的诚意（我的那份诚意）——而我很是理解他们（达利的那些访谈就让我幸福极了）——这份诚意，这只自我出生之后就被我牢牢牵着的安静的种牛（我指的当然是些大众话题），面临着人们冲它使劲挥舞的各种名为以色列、俄罗斯、波兰、新小说、青春、阿拉伯国家、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美国人、越南等等的红绒布旗[15]时，这可怜的哺乳动物，因为不懂得采摘和消化吸收那对于它自身的培养、对于它理解这个世界——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备受煎熬的这个地方——所必需的青草，而一下子变成这只被激怒的公牛，促使我飞速写下这本奇怪的书的公牛。
这真像一出喜剧。
这只无忧无虑的公牛有一颗“破碎而冷酷的心”。
不是我要大肆诛杀我的斗牛士们——这些人声称掌握着要理，实则并非如此，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还声嘶力竭地声称掌握着它们。
当然，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我的敌人们则长久以来一直在喊狼来了，犹太人来了，黑人来了，诸如此类。
我说的斗牛士是那些仍会提到那只民主白鸽的人，他们热爱那种自由——和我一样——但我已经开始担心，那只白鸽会不会宁愿把自己的羽毛留在一双双热情激昂的手之间，自己则光秃秃地飞往它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停落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
哪怕有一天会因为怀念我们温柔的话语而回来，而被那些模仿我们声音的人用枪打得半死不活。
当我说“我们”，我只是在说那些不会非要把自己当成判官或专家不可的可怜人。
这样的人恐怕不多了。
让我们回到那两个瑞典人的话题上，我们将他们淹没在丝绸、黄金和玛祖 卡舞曲里吧。
我们那善于思维的政治的头脑总爱跳踩不准节奏的抽筋舞（两只脚都是这样），这实在让我恼火。
就把这些都忘了吧。
四 晚上的音乐会非常棒，虽然埃莱奥诺把饺子煮烂了，虽然塞巴斯蒂安不得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平息一阵轻微的饥饿感。
窗子向夜空敞开着，埃莱奥诺斜坐在地上，于是他只看到她的侧影，如此熟悉又如此遥远，安静地朝向外面的夜色。
“只有对这个女人，我有时候会想问一句：你在想什么？”他遐想着。
也只有这个女人永远都不会回答他。
电话铃响了，两人都惊跳起来。
没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在他们七楼的孤岛，塞巴斯蒂安在接电话前犹豫了一下。
然后他缓缓地拿起话筒：他感觉这是生活来呼唤他们回归正轨了，也许对于他们的财政状况而言是恰逢其时，可对于两人此时的心境来说尚嫌太早。
而说到底，在向生命贡献了四十年忠诚而优质的服务之后，他们为什么不杀了自己了事呢？他知道，对自杀并不完全排斥的埃莱奥诺会追随他的。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激动地说，“罗贝尔？是你吗？” “罗贝尔·贝西不在，”塞巴斯蒂安礼貌地说，“他应该这几天就会回来。
” “那么……”那声音说，“您是？……” 这些人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塞巴斯蒂安想。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
“他好心在自己外出的时候把公寓借给我住。
” “这么说，您是塞巴斯蒂安啰，真是好极了！罗贝尔总是说起您……听着，我本来想请他过来的，今晚有一家俱乐部开业，很赞、很有气氛的，杰德尔曼夫妇开的……您认识杰德尔曼夫妇吗？您乐意我带您过去吧？” 塞巴斯蒂安用眼神征询埃莱奥诺的意见。
那个激动的声音就像从一个扬声器里发出来似的在屋子里回响着。
“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塞巴斯蒂安慢悠悠地说。
“吉尔贝。
吉尔贝·伯努瓦。
那么，就这么说定了？地址是……” “我和我妹妹住在花园街，”塞巴斯蒂安打断他，“我想我们半小时后就能准备好，因为我们绝不会在不认识那个什么夫妇的情况下就单独前往……” “杰德尔曼夫妇，”那个声音结结巴巴地解释，“但这是一个俱乐部，而且……” “杰德尔曼，好的。
您愿意半小时后到门口接我们吗，还是说您更想我们晚些时候再见面？” 埃莱奥诺看着他，眼里炯炯地闪着光。
他演得可真是好，因为他们绝对是再没法打车了，在杂货铺买那盒饺子时，一瓶西昂蒂红酒就好像是自动附加上的一样被他们一并买下。
“我会在楼下的，”那声音说，“当然。
我刚才没想到……” “对了，”塞巴斯蒂安说，“我叫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我妹妹叫埃莱奥诺·冯·米尔黑。
我告诉您这些是为了之后作介绍用。
一会儿见。
” 他挂了电话，哈哈大笑。
埃莱奥诺看着他，更安静地笑着。
“杰德尔曼夫妇是什么人？” “天晓得。
那些有钱人现在都喜欢开酒吧。
他说的那家俱乐部就
是他们开的。
你一会儿穿什么？” “那条水绿色长裙吧，我想。
打扮得漂亮点，塞巴斯蒂安，可能你想都没想到就得献身啦。
（他看了看她。
）根据我房间里的那些照片和吉尔贝的声音来看，你那好心的朋友，我们公寓的主人，似乎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同性恋……” “该死！”塞巴斯蒂安面无表情地说，“确实，我完全把这个给忘了。
不过这个开端还不错。
” 两小时后，他们已落座在一张热闹无比的大桌边了，塞巴斯蒂安的膝盖时不时就被那富丽多金的杰德尔曼夫人撩拨一下，她应该有些上了岁数。
但她总还是做了推拿，洗了淋浴，用了定型发胶，还修了指甲的，塞巴斯蒂安很明白事理地心想，他可见识过很多这样的。
埃莱奥诺则似乎已经有点受不了她的邻座了。
在一个不一般的引人注目的到场后（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这两个金发外国人是什么人啊，这么高，又这么冷淡，而且还是兄妹俩？），他们被那个为自己的“发现”洋洋得意的吉尔贝引领着，在主桌坐了下来。
杰德尔曼先生似乎已经对他妻子的那些心血来潮的疯念头见怪不怪，醉得不省人事，到了晚上十一点就不得不被送回去了。
两个电影明星、一个歌手、一个著名专栏作家和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坐满了杰德尔曼夫人这一桌，摄影师们则忙得像一群到处乱飞的蛾子。
吉尔贝尽量回答关于冯·米尔黑兄妹的问题，但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罗贝尔一直 以来都是塞巴斯蒂安的绝对仰慕者，为了掩饰，他只好故作神秘，甚至显出阴险狡诈的样子，把大家都给惹恼了。
“没有啊，先生，”埃莱奥诺的声音骤然响起来，塞巴斯蒂安马上竖起耳朵，“没，我没看过所有这些电影。
”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您难道不知道谁是邦尼和克莱德[16]？” 这位狂热的电影迷引起了整桌人的注意。
“她声称……” “夫人，”埃莱奥诺仿佛漫不经心地打断他，“这位夫人声称。
” “这位夫人声称，”那可怜的人边笑边继续说道，“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邦尼和克莱德。
” “先生，我在瑞典生活了十年，在一个被白雪封锁住的城堡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我丈夫也没有配备如您所说的‘家庭影院’。
而且我们从来没去过斯德哥尔摩。
就是这样。
” 突然之间一片寂静，埃莱奥诺并没有提高嗓门，却变得不同一般的生硬。
“你有些激动了，我的天使。
”塞巴斯蒂安说。
“同样的事重复上千遍，同样的事听上千遍，这实在让人厌烦。
” “对不起，上千个对不起，”电影发烧友不无挖苦地说，“那么，从严寒中归来到底值不值呢？” “城堡给卖了，我前夫进了监狱，”埃莱奥诺说，语调平静，“谋杀罪。
我们演了自己的电影。
塞巴斯蒂安，我累了。
” 塞巴斯蒂安已经站到她身边，微笑着。
两人谢过杰德尔曼夫人——这更增加了她的惊愕，然后在一片全然的寂静里离开。
塞巴斯蒂安在俱乐部的楼梯上笑到不行，几乎爬不动楼。
有人从里面追出来：是那个歌手。
他长着一个圆圆的脑袋，光头。
“我可以送你们一程吗？”他说。
埃莱奥诺表示赞成，看也没看他一眼就坐进了那辆庞大的美国轿车，并给了他们的地址。
随后塞巴斯蒂安的狂笑先是传染给了她，又传染到那个歌手，接着他俩答应了歌手的请求，另找地方玩乐去了。
黎明时，歌手把醉得不省人事的两人送回去： “开慢点。
”埃莱奥诺亲切地关照。
“一定。
多美好的夜晚。
啊，多有趣的玩笑，多动人的玩笑……” “这不是个玩笑，”塞巴斯蒂安恳切地说，“晚安。
” 一九七一年七月 这是个美丽的夏天，七一年的夏天，绝对是。
天气很晴朗，牧草刚刚收割。
某日，在来路上，我在里约来附近停下来。
就在那片胡杨下面。
我仰身躺倒在牧草垛里，树上有无数深绿色的小叶子，它们在太阳光里翻转着，打着旋，我想我找回了某种东西。
车子停放在路 边，就像一头耐心的庞大牲口。
我有时间做一切事情，我不再碌碌无为。
这样真不错。
内心深处，我敬重的唯一偶像，唯一的上帝，就是时间，我所有深切的快乐和痛苦显然都只和它有关。
我知道这杨树将比我存活得更久，这草垛则相反，它将先于我枯萎；我知道有人在家里等我，也知道我本可以轻易地在杨树底下一待就是一个钟头。
我知道此刻过于匆忙和刻意求慢一样愚蠢。
人的一生都是这样。
我知道一切。
同时又知道这样的道理一无所值，不过是一个特许的幸运瞬间而已。
对我而言，这些又是唯一的真实。
当我说“真实”，我想的是“有教益”的，而这同样是愚蠢的。
我始终不够透彻，不够透彻而无法完全幸福，无法拥有一种能让自己一劳永逸的抽象激情，而不被应许任何东西。
但如果我们时常想起这些幸福的时光，这些和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刻，它们最终就会变成一床有着让人舒心的拼缝花纹的被子，盖在我们这份孤独的赤裸、瘦削、微颤着的身体上。
终于说出来了，这个关键词：孤独。
这是一只被我们放养在跑狗场的机械小野兔，那些被我们唤作激情和友谊的大猎兔狗在它身后竞相追逐，气喘吁吁，神色贪婪。
它们其实永远也逮不到这只小野兔，却总以为只要发力便可企及。
直到人们在它们面前砰然关上一道门。
它们在那扇小小的门前急刹住步伐或是一头撞上去，就跟布鲁托[17]一样。
人类身边有多少布鲁托啊…… 可是瞧瞧吧：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去管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了。
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吃了什么，靠什么生活，我亲爱的冯·米尔黑兄妹？我感到了作为监护人的内疚（快乐的内疚）……我需要重新找到他俩曾经突然造访的那家有钱人的名字……杰德尔曼家，我决定在我缺席的日子里，让塞巴斯蒂安和那位女士发生该发生的事，当然，他少不了要抱怨，诸如：“毕竟我不再是小白脸，我老了啊，云 云。
”埃莱奥诺总会笑起来……但是他们住哪儿呢？现在是八月，或者快到八月了。
他们不能再待在花园街了，也不能在蔚蓝海岸——那已成为过去。
也许是在多维尔？无论如何，看看杰德尔曼夫人和塞巴斯蒂安之间相互引诱的情节是相当有趣的。
设想一个背景，真正的路易十五式，但是“豪华”的背景。
一个惠风和畅的泛着青色的傍晚——似乎只有巴黎的夏日才会这样，为显得“过时”再摆上一张芥黄色沙发和一些诺尔[18]家具。
然后，为了给自己鼓劲，和塞巴斯蒂安同时端起一大杯兑了水的威士忌，不，还是不加水吧…… “哦，老天爷！”塞巴斯蒂安在心里默默喊道，他前一天夜里也这么喊过，却是在他妹妹面前大声喊的；他先是对自己的性功能产生痛苦的怀疑，又对杰德尔曼夫人的意图有了同样痛苦的确定。
“哦，老天爷，我要如何脱身呢？她就要整个儿地扑向我了，她将把我带进一个混乱的大漩涡。
”和所有北欧的孩子一样，塞巴斯蒂安害怕漩涡。
他于是迈着那两条大长腿（可惜是穿了裤子的）， ；在位于蒙田大街的杰德尔曼家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里来回晃悠。
杰德尔曼夫人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她对塞巴斯蒂安以及他的金发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在第二天就邀请了他——塞巴斯蒂安的说法是“约见”。
他才不可能回绝，他们可是再没一个子儿了。
埃莱奥诺，半同情半嘲讽地将他一直送至楼梯平台，就好像在送别即将奔赴战场的兄长一样。
而现在，她就在那儿了，是另一个她，杰德尔曼家的那女人——人们在巴黎就这么恶声恶气地叫唤她。
她在那儿，梳过头，修过指甲，搽过粉，衰老，但令人赞赏。
说衰老毕竟是不公正的：她只是不再年轻罢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脖子、腋下、膝盖、大腿上，在所有这些残忍的部位，某时某刻，它们令一个女人的身上浮现出某张太过详尽、太过精确的米其林地图，总之就是：完蛋了。
诺拉·杰德尔曼好奇地看着他前后左右地来回踱步。
很明显，他不是她所习惯的那一类“小白脸”。
塞巴斯蒂安很有些风采，他漂亮的双手、干净的眼神都让她惊讶不已。
她带着一种或许和塞巴斯蒂安相同的好奇，心想着他来她这儿要做的事，先是在她的客厅里，然后是在她的床上。
然而，鉴于他似乎也在想同样的问题，她决定用行动来结束这个哑谜。
她从沙发上起身，很轻盈，带着一种有意识的镇定，又有些柔媚，这让她突然想到她第二天还得去看她的脊柱按摩医生，她就这么扭向塞巴斯蒂安。
他听到她靠近，仍待在窗前一动不动，试着回想起一个他喜欢过的女人，或者一部惊艳的情色作品。
那是徒然。
她已经靠在他身上了，曲着手臂环抱住他，她整个儿悬在他脖子上，纽约最昂贵的牙套已经撞到了他的牙齿上。
令她倍感惊讶的是，他表现得十分得体，她则坚持要送他一对极其别致的袖扣，而他立即便会将它们转卖掉：埃莱奥诺，他的美丽小鸟，他的妹妹，同谋，他生命里的最爱，将可以度过一个奢华的夜晚……
五 一九七二年一月 我抛下这部小说，抛下我理性的思考和不理性的瑞典人已近六个月了。
挫折，狂乱的生活，懒惰……随后，去年十月的秋天，如此美丽、如此金灿灿、光彩而令人心碎，在那满溢的幸福之后，我不知如何将它继续下去。
我独自一人在诺曼底，快乐而疲累，愣愣地看着心口上一条长长的伤痕快速地愈合，看着它变成一个粉红色的伤疤，平整，难以察觉，说不定过后我会想用一根怀疑的手指头去碰触它——记忆的手指——就好像是要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脆弱。
一边也重新嗅到青草的气息、泥土的芬芳，将自己淹没在两者之间，边握着方向盘边声嘶力竭（这个词非常形象）地唱着《茶花女》[19]，一路下到多维尔。
在这个十月的多维尔，荒无人烟、炎热似火，我看着空荡荡的大海、掠过甲板的受惊的海鸥、白色的太阳，还有逆光中几个好似从维斯康蒂的影片《魂断威尼斯》中走出来的人物。
而我，一个人，终又是一个人，任两只手垂下来，像死去的猎物一般悬在长椅的两边。
重又回归孤独，回归爱做梦的青春年代，回归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但别的东西——地狱、天堂——却一直不断强迫你弃绝的地方。
然而此刻，别的东西却不能在我和这绚烂之秋之间做些什么。
是这样，但是我那两个瑞典人，整个夏天，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在蒙马特的作坊广场，八月，我们正在演一出戏时，我开始为他俩操心了。
街道上，一些小个子女士头顶卷发夹子，拎个手袋去购物，一些狗随心所欲地小跑着，还没完全卸妆的戏剧演员们在灼热的阳光下闲逛。
我坐在最喜欢的那家咖啡馆露台上，让冯·米尔黑兄妹和杰德 尔曼一家乘游轮出海，或跟随那个年轻歌手去外省巡演，我为他们构思了曲折的剧情，不过我不会写下来，我知道我会忘记，忘记不过是为了下一次还可以重复。
刻意地，疯狂地，我在那一小片纸上竟没写下一个字。
哦，舒畅，哦，内疚……有时候，人家托我照看一只狗，或者一个小孩，通常是在狗的主人要去超市里像打仗似的握紧了手推车采购的时候……我会和街区里一个幸福的无业游民聊聊天。
我过得很好。
之后，会有黑黑的影映厅和放映员，还有演员之间的琐碎事情，但是那会儿，夏天是温柔的，巴黎的，蓝色的。
对此我毫无招架之力。
结束这道歉的一章、寻找托辞的一章吧。
今天，我又在诺曼底了。
天下着雨，很冷，除非把这本书写完，或者拿刀架在我脖子上，否则我决不出门。
我说到做到。
呜！ “再放那张唱片吧，好不好？”埃莱奥诺问道。
塞巴斯蒂安伸手去动了动脚边那个唱机的唱针。
他没问是哪张唱片。
经过了一段古典时期之后，埃莱奥诺迷恋上了夏尔·特雷内[20]的一张唱片，并且只听这一张： 一颗枯树的枝桠上 落着 最后一只夏天的鸟…… 这是在杰德尔曼家位于卡普戴尔港的别墅天台，两人正躺在一张吊床上。
在最初的别扭阶段过去之后，塞巴斯蒂安开始对诺拉·杰德尔曼怀有某种爱意。
他叫她“小鸟夫人”，而她对这个称呼却是相当不悦。
他称亨利·杰德尔曼“总统先生”，稍一喝高，他就放纵自己模仿一些最没品的政治谋杀动作。
精神上引诱了这对夫妇后，埃莱奥诺又沉浸在她最爱的阅读之中，这一次是在大海之滨。
她有着阳光晒后的健康肤色，很讨人喜欢；她很安静，看着那一个个日子，夏天的 日子，如梦一般在她小说的纸页之间流逝。
也有一些杰德尔曼的朋友追过她，只是徒劳。
倒是塞巴斯蒂安为她制造了几次夜间的约会，是和别墅的园丁，一个很棒的小伙子。
但是此事，他对她只字未提。
私下，他们的“浪漫逸事”越像玩笑，那些激情的地下插曲就越该保持隐秘。
他很清楚这是对各自私生活的绝对尊重（掺杂于一种嘲弄之中，对他们感情生活的嘲弄），这让他们总能和谐共存、相安无事。
他们也讨厌裸露癖，而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习惯，尤其在蔚蓝海岸。
翻领套衫变成了他们唯一的救星。
穿着二十世纪初的泳衣游完泳后，身上的水还没干，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钻进衣服里去了。
大家觉得他俩很奇怪，有种异国情调，因为他们生得很好看，两个人都是。
他们自己呢，只是单纯觉得这样比较得体。
他们明白对肉体的欣赏是一件感性、动人、自然的事，和对水、马、狗、火的喜爱没什么两样，这既不是放荡，也无关美学。
塞巴斯蒂安自己便是证明，每天晚上他抱着诺拉·杰德尔曼，却丝毫不对她的香水、她的皮肤、她索取爱抚的幽怨方式感到恐惧。
一种源自疏离性情的高贵柔情降临于他，温顺的身体便去服从。
另外，由于骨子里终究是北欧人，太阳之于他们并不像之于别人那样，是一个专制甚至暴虐的神。
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又提升了他们的魅力：在这个季节，这个地方，如此心安理得地不追随阳光，不追随美黑大潮，就等于不追随金钱。
杰德尔曼夫妇的朋友中一大半是些富得流油的美国人，尚不具备高雅的品位，尽管他们不停往返于美国与欧陆。
其实他们的聚会通常只在彼此之间进行，巴黎的一些沙龙一直固执地没有向他们敞开大门。
人们为了一些慈善晚会而召唤他们，他们的慷慨有时也能换来一次午餐邀请，但只会在披萨餐厅。
所以他们对明显出身古老家族的冯·米尔黑兄妹的出现就不只是困惑了，困惑的当然还有塞巴斯蒂安和诺拉之间同样明显的关系。
他真的完全不是小白脸类型——（那一类她有过的还少吗？）——然而他和他妹妹却又如此公然又露骨地傍着这家人。
一位诺拉曾经的追求者，借着酒劲，竟然开始在这个话题上 大加发挥，立刻吃了塞巴斯蒂安毫不含糊的一拳，自然，这一拳结束了讨论。
而且，这对兄妹似乎太亲密了一点。
简言之，他们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言之，他们是危险的，所以是诱惑的。
这个夏天，有一些很漂亮同时也和诺拉一样有钱的女人围着塞巴斯蒂安转。
徒劳而已。
一些保养得很好的美国人也在埃莱奥诺彻底的漠不关心里碰了壁。
最后，如果不是可怜的诺拉如此出名的品位正统，估计他们就被怀疑成最不堪的堕落了。
今晚，你的心在这里，我的信徒。
是的，可是明天，海滩上就没有燕子了…… 特雷内在唱，大海变成了灰色。
诺拉穿着淡紫色丝质长裙出现。
长裙的色泽让埃莱奥诺不由地轻轻眨眼。
“鸡尾酒会开始了，”她说，“……我的天，这张唱片……很美但是那么悲伤……尤其这样的日子里……” “把唱机关了。
”埃莱奥诺对塞巴斯蒂安说。
她向诺拉优雅地微笑。
诺拉也回以一笑，却夹杂一丝细微的怀疑。
关于埃莱奥诺，她内心有疑问千千万，但旋即自行打消了去问塞巴斯蒂安的念头，他一听到她发问就总是立马僵起脸。
她只知道，埃莱奥诺在哪儿，塞巴斯蒂安就在哪儿。
如果说这有令人安心的一面，那么也有令人恼火的另一面。
她甚至把戴夫·伯比，一个绝佳的交往对象，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往埃莱奥诺怀里送，没有成功。
那个在瑞典坐牢的雨果到底何许人也？而又是从哪里冲她掉下来这个神秘又殷勤的男人，礼貌而漫不经心地接受她的礼物，四十岁却有着年轻大男孩的肆意笑容，和那一丝无法理解的忧郁？她迷恋他，虽然他的犬儒主义深入骨髓——而她过去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和得到了什么。
这 让她不安。
他回巴黎后打算做什么？打算和他那个终日神游的妹妹住哪里？他是想指望她还是指望运气？他从不和她说起回程，可是三天后他们所有人都要回去。
园丁马里奥从小路走来，手捧浅褐色大丽菊，微笑着把花递给诺拉，埃莱奥诺温情脉脉地看向他。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早上，她打开卧室的窗户就看到了这个古铜色的瘦长背影，长长的手臂正以娴熟的动作修剪树枝，被晒过的后颈是褐色的，他转过身来，先是礼貌地微笑，然后止住，她则在关上窗户之前，向他送去一个微笑。
当整幢房子都睡去，或者在所有人都去蒙特卡洛或戛纳的夜晚，她就下楼去花园深处和他相会，那里有可以闻见新鲜薄荷和冷杉的工具棚，有可以让他偶尔带着她起舞的舞池，有马里奥愉快的笑声，马里奥清新的唇齿，马里奥火热的身体，这个身体可不需要按摩。
他品性纯良、温柔快活，她在他身边备感轻松，远离那幢华丽的豪宅，那群喧闹的人，以及美元丁当作响的声音。
反正，已经有塞巴斯蒂安全权负责了他们的假期。
塞巴斯蒂安真是完美的哥哥。
“把这几支大丽菊给冯·米尔黑夫人吧，”诺拉说，“……多美啊……这种紫色……” 马里奥向埃莱奥诺转过身去，将花束递给她。
他的衬衫领子滑落处，她看见自己的牙齿两天前在他脖子上留下的紫色印记，是和这些盛开的花朵一样的颜色。
她无意间碰到他的手，他便朝她微笑。
塞巴斯蒂安于是不无讶异地看见，他妹妹无神的双眼里有无限忧伤、无限遗憾在闪动，和落日的光辉融混在一起。
是的，我知道：我又一次陷入了浅薄琐碎之中……这著名的萨冈式小世界，没有多少现实的烦恼。
哦，是的，可问题是我也开始烦躁了，即便我有无比的耐心。
举个例子：在公开宣称并真的认为（此外，我始终这么认为）一个高效率的女人应该和一个高效率的男人同 酬之后，在公开宣称应该由女人来自由地选择要不要生孩子，而人工流产也应该合法化——既然它对有钱女人来说只是个小小的不便，而对其他人却是一次凄惨的屠杀——之后，在赌咒发誓说我自己曾经也做过人流之后，在读到周刊上的宣传语“女人，你们的肚子是属于自己的，并且只属于自己”——多么悲哀啊，尤其这算什么说法！——之后，在不知多少份请愿书上签名，在听了破产的银行家、乳品商、出租司机的怨言之后，在我自己也被心狠手辣的税务官强取豪夺一番（本该在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上台时就有所警惕了：他的大翻领已经让我预感不妙……大翻领呢，如今哪儿去了？）之后，在连续看十场奉献给“人民”的表演期间因为恶心而差点摔了一打电视机，因为无聊而差点从扶手椅上跌下来之后，在看透了一些人的麻木不仁，另一些人无力的愤怒，一些良好的愿望，另一些邪恶的信仰，以及路易·菲利普政权模式带来的混乱之后，在看过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拽着“他们的”药费报销蓝票碎步小跑之后，在听过一些专制的、温和的、愚蠢的、智慧的演讲之后，在发现自己重归——尽管有一辆噼噼啪啪响的跑车——无产者的队伍之后，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决定从这一刻起躲进一个想象的、虚幻的世界里，在那里，“金钱并不重要”。
没错，就是这样。
毕竟，这是我的权利，就像不去买我的全集是每个人的权利一样。
这个时代常常让我抓狂，真的。
我不是工作狂，拥有崇高的觉悟也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现在，借着文学，我便要去找我的朋友冯·米尔黑兄妹消遣一下啦！我说到做到。
呜！
六 诺拉·杰德尔曼并不强势，却极爱炫耀自己的力量。
从奥利机场出来，她便坐在自己的凯迪拉克里，等着问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该把他们送到哪里。
“夫人大街，八号，”塞巴斯蒂安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您顺路的话。
” 她碰了一鼻子灰。
她期待的回答是“去您那里”，那是束手就擒的男人的回答，或者“听您的”，那是信任的回答。
她不说话了，像受到了伤害，十天的时间，什么都没换来，她对他的了解依旧一片空白。
“你们在那里有朋友吗？” “我们并不总住朋友家，”塞巴斯蒂安优雅地笑笑，“一个朋友帮我们找了个套间，两居室的。
好像还不错，租金也不贵。
” “只要卖了你的卡地亚手表或烟盒就足够了。
”诺拉生气地想。
本来，她早就安排好了：让埃莱奥诺暂时住在蒙田大街寓所的客房，塞巴斯蒂安则住她自己房间隔壁的小客厅。
她把自己塑造成了热情好客的仙女和救星。
这个在她意料之外的安排不仅剥夺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更导致她再也感受不到塞巴斯蒂安慵懒熟悉的身影。
她即将独自一人回到那空旷无比的家——她丈夫还在纽约——去和两只吉娃娃狗重逢。
一阵恐惧感将她击中。
“真是荒谬，”她说，“我原本可以接待你们的。
” “整个夏天我们已经够打扰您的了，”埃莱奥诺说，“我们不能太得寸进尺。
” “她在嘲讽诺拉，”塞巴斯蒂安心想，心中暗爽，“毕竟，偶尔取笑一次也无妨……怎么能这样让别人再心怀期待？我此刻想的是应该在三天之内将她送的袖扣尽快脱手，是应该寄一份紧急委托书给可怜的罗贝尔……我最怕讨价还价，也不爱跑邮局。
幸亏罗贝尔对这一带街区很熟……希望这可以支撑一阵子……嗯，就三个月……”因为他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汽车在一幢老房子前停下。
这下，诺拉看起来真的要崩溃了…… “我们一会儿给您打电话。
”埃莱奥诺客气地说。
兄妹俩都已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提着行李，自己也不清楚即将走
进何处，但他们纤瘦、金发、淡定。
你可以为他们花钱，却永远收买不了他们，诺拉不无绝望地想。
但无论如何，总是“两个”。
从不落单。
她挺直身子，只做了个手势便向后倒去。
凯迪拉克扬长而去，留下兄妹俩相视而笑。
“让我高兴的是，这是在底楼，”埃莱奥诺说，“门房在哪里？” 他们的套间十分昏暗，面朝一座狭小的花园，其实不过是个花坛。
一个空房间隔开了两个袖珍卧室，小虽小，倒是很安静。
有一张红色沙发，唯一的桌子上，是一瓶威士忌和一张罗贝尔留的纸条，忠实的朋友罗贝尔欢迎他们的到来。
“二位觉得怎样？”门房说，“夏天是这样的，有点暗，但是冬天……” “可是非常棒呢，”埃莱奥诺说，她已经躺在沙发上了，“谢谢您。
我把书放哪儿了？” 在门房惊愕的目光里，她开始翻腾自己的大包。
继续进行始于飞机上的阅读。
行李被随意搁在地上。
塞巴斯蒂安像只猫似的在三个房间里穿梭游荡。
“很好，”他从另外两个房间折返回来时说，“真不错。
对了，夫人（他面向门房），我觉得您的妆化得很好。
” “对的，”埃莱奥诺抬起眼睛，“我也发现了。
这可不多见，让人看着很舒服。
” 门房退出去了，脸上有微笑。
确实，她很注意自己的外表，这个冯·米尔黑先生不一般。
当然，他妹妹也是。
是有身份的人，从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行李）就看得出来。
一点点心不在焉，也许……他们应该待不长吧，隐隐约约地，她已经开始感到惋惜了。
“我应该打个电话给诺拉，”塞巴斯蒂安说，“毕竟，她没有我们的电话号码，就这样把她一个人丢在凯迪拉克里，像遗弃一个行李箱似的，真有点不够意思。
” “哦，一只路易·威登的箱子。
”埃莱奥诺说。
她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小说里。
她在这张磨损的、无名无牌的甚至有点脏的沙发上找到了理想的栖居。
她把烟搁在右手边，靠近火柴，脱了鞋。
这部侦探小说虽然有点俗套，充斥着令人反感的侦探，却并不使她感到无聊。
塞巴斯蒂安又开始来回转悠了，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这个套间就显得可笑又可怜，和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
塞巴斯蒂安开始感到一种人们所谓的焦虑。
他绝少出现这种状况，他妹妹身上散发的恬淡从容竟然引起他莫 名的烦躁，这种神经质更多地源于一种无所事事的萎靡，下一刻他该拿自己去做什么？与什么前途命运倒是无甚关系。
打开行李箱，寻找衣架，再把东西挂起来，他完全没有做这些事的欲望。
他也没有欲望走进任何一家咖啡馆，咖啡馆可是他一向的心灵驿站啊。
事实上，他不想一个人——因为面对埃莱奥诺，身未动、心已徜徉在侦探世界里的埃莱奥诺，他突然感到自己那么孤单。
他想到埃莱奥诺本该做“某件事”，这件事在他脑子里是打引号的，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三个月以来，这“某件事”一直是由受到引诱的诺拉·杰德尔曼和她的金钱代劳的。
他感到自己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因被抛弃而执拗、赌气的孩子，他觉得埃莱奥诺本该——整个夏天她都没有贡献丝毫力量——至少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简言之，他觉得自己是失去了蕾雅的“谢里宝贝[21]”，一个四十岁的“谢里宝贝”，这让他停止了自怨自怜。
“为什么是一只路易·威登？”他咄咄逼人。
“它最坚固。
”埃莱奥诺回答，始终没有看他一眼。
一想到来自杰德尔曼家实实在在的稳固可靠、安逸舒适和井井有条，一种纯粹生理上的怀念向他袭来。
在某种程度上，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就像老卡拉马佐夫[22]。
他在每个女人身上都能找到一样东西。
甚至，他爱某些女人形貌上的缺点远甚于她们的优点。
只要她们不主动跟他提起，无论是以愉快还是幽怨的语调，他从来不会嫌弃太过丰满的臀、太松弛的颈子或者干枯起皱的手。
他认为爱情，纯粹的爱情，和“法国小姐”什么的无关，而和吉尔·德·莱斯、亨利八世、波德莱尔以及他粗壮的黑白混血情人关系重大。
他知道太多并不好看的肥胖女人身后追随着一大帮男人——有些甚至相当有才华，仅仅是由于她们对自己身体的全心接受甚至为之得意，就像对待一个朋友，或者一只为她们自己的快乐和 男人的快乐而无私奉献的宠物，这个身体，是一个爱上爱情的身体。
还是有热情的。
这便是男人期待的一切：挑逗，也隐匿在被挑逗的快感里，同时成为主人和仆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
对于这些，塞巴斯蒂安一直是善感的。
现在他既然和一个比他大、长相也不如他的女人交往，他明白她对他的爱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激情。
他从心底生出一种骄傲，这种感情高贵而潇洒，就像克洛维那样；“低下你的头，骄傲的塞巴斯蒂安，去爱那个爱你的人，可别白费气力，有时这样就够了。
” “你说‘最坚固’，是什么意思？” 埃莱奥诺转过头，把小说放在膝盖上，忍不住大笑。
“别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的小朋友。
我不是说诺拉的钱，当然也不是她的身子骨。
我是说她对你实实在在的情意。
我也觉得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因为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人，并且有点害怕呢。
如果我是你，我就立马跑去她家，明天你回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家，出自梅露西娜小仙女和善良小魔女之手——我是说我自己。
”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怀疑的神态像极了两只形影不离的猫在老鼠的踪影出现的刹那突然产生的犹豫和分歧。
他们之间既没有鄙夷也没有同情，只是这一次，默契不再那么了然。
一小时后，塞巴斯蒂安坐在去往蒙田大街的出租车上，正在那里等他的诺拉高兴坏了。
他对自己说，在他们的二人联盟中，那个无赖，那个不羁之徒，那个梵高，不再是他，而是埃莱奥诺。
她已经在他不知道的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悄悄发射了武器。
七 一九七二年二月 我虽然发誓说我不会走出这里（乡下），除非以刺刀相逼，或者有我的成书在手。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最近一直有诡异的天象围绕着冯·米尔黑兄妹，所以也没有放过我，致使我从几米高的地方坠落，骨折，现在巴黎，不过已经照过X光：没什么大碍。
还是希望我忠实的读者们去摸一摸木头[23]，虽然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引擎可以将我击倒，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型号，什么样的马力，或者什么样的马蹄。
但人们可以击倒我那些合乎道德的理性思考和值得赞赏的决定。
比如：“我前往乡下，我打算工作，这令我相当愉快，是时候写些值得写的东西了。
”把引号关起来吧…… 仔细想想，我生命之中有无数的引号，些许的感叹号（激情），些许的问号（精神抑郁），些许的省略号（无忧无虑），最后，就在飞向那个本当在我手稿的结尾处庄严落位的句点时（我的出版人可是在既不耐烦、又讨好地等着这个句点），我又在岔气中落定，被包扎、被缠绕（在我这个年纪！）在维耳波绷带里，而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遭受这一切。
可是，我真的确定吗？但愿无忧无虑（省略号）别再醒来，但愿享受了这次完美的不在场——意外事故，然后，我别再掉入这种幸福的缺席。
缺席意味着以一种一动不动的姿势和非比寻常的狂野透过窗户看卢森堡公园的树。
现在还意味着拒绝所有的宴会，所有的首映式，所有我作为萨冈被邀请去的地方，就像在意大利时他们说的“那个萨冈”。
这些毫不蓄意的拒绝居然很荒唐地应和了我内心里一阵充满神经质的狂笑，这种狂笑只会使人想起大家对我 的固有印象。
并不是说这个形象对我不利。
我毕竟是躲在法拉利、威士忌、抽烟、结婚、离婚，即大众所谓的“艺术家生活”这种名头之后度过了近十八年，怎么能不对这个可爱的面具心怀感恩，诚然，有一点点肤浅，但它是如此契合我内心的热爱：速度、大海、午夜，一切灿烂的东西，一切黑色的东西，一切使人失去自我也能让人找回自我的东西。
因为我始终不渝的理念是，只有和极端的自我、和自己的矛盾、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厌恶、自己的疯狂亲密接触一番，我们才可能了解那么一丁点，哦，我没有说错，就是那么一丁点生活的样子。
不管怎样，我是这样的。
我要补充一点，不过我首先得戴上一层道德的面纱（真遗憾，现在已经没有面纱了……很多女人都很适合戴面纱），我要说的是，我还是时不时地会被某些道德或审美原则杀死，但我觉得没必要站在顶楼上大喊我所信仰的东西。
只要哪一天一个不尊重它们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一切就自然明了了。
另外，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的签名出现在某个宣言下面时，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人们常常为此指责我，同时又一再向我索要这个签名，而我总是因为一些严肃的理由把名字签上去。
通常，人们却并不真把我当回事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要知道在一九五四年（我的光荣年代），要在大家送我的绯闻作家和资产阶级少女两个角色之间二选一是件多么艰难的事。
因为说到底，我既不是此角色也非彼角色。
其实很简单，我倒很可以成为一个绯闻少女或资产阶级作家。
我不会对着一群我根本不在乎的人在两个谬误之中选择一个。
我唯一的办法，并且为之深感庆幸，那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狂欢。
这也的确是一场美好的狂欢，中间点缀着各色小说和戏剧。
这样也就结束了我的故事。
毕竟，我还能怎样呢？对我拥有永恒吸引力的事，是燃烧生命、开怀畅饮，让自己窒息。
如果说我喜欢这样，喜欢这些可笑然而对这个小气、利欲熏心又残酷无比的社会并无损害的游戏，那是因为它们，通过某种令人庆幸的偶然，给我提供了逃避这样的时代的途径。
啊，啊！ 那么你呢，我亲爱的读者，你过得如何？你的母亲爱你吗？你的父亲呢？他是你的榜样，还是个噩梦？在你的生命和现实狭路相逢之前，你爱过什么人吗？是否有一个人曾告诉你，你眼睛和头发的真实颜色？你害怕夜晚吗？站在高处，你会做梦吗？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悲伤？这样的悲伤似乎总会惹来一些出身不好的女人的反感，她们不明白——甚至为不明白而洋洋得意，这是最过分的——每个女人，在她可以的时候，都应该把一个男人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让他取暖，并且一直这样下去。
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你的老板还是门房，大街上的交通协管员，还是肩负整个民族大计的可怜的
M，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都如害怕死亡般害怕活着吗——其实说穿了，和你也没什么两样？这些陈俗的观点之所以可怕，完全是因为在所谓的人际交往中，我们总是忘记这一切。
我们只想着要赢得人生，或者仅仅是生存下去。
被喂养得很好却未被教养得很好的法国小百姓，你在哪儿都能看见他们的影子：包括做爱的过程中，在伴侣的眼睛里。
随波逐流者、附庸风雅者即使在床中央也不改他们在沙龙里的嚣张气焰。
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表现得“很好”，除非占尽了爱和被爱——两个很难同时实现的条件。
甚至有时候，好像谁也不爱谁……悲剧！好像我们之间进行的或试图进行的生硬、毫无条理、几乎残酷的对话变成了铁铸的帘子。
而我，总是于隐隐约约之中似有一种执念，试图去理解。
我对待人生的态度其实很平和，但有时候我又觉得筋疲力尽，觉得与我对话的人也筋疲力尽。
我渴望抖落凉鞋里的灰尘，然后逃往西印度群岛。
（但恐怕嬉皮士的公路并不适合玛莎拉蒂的车子。
）倒是我的朋友们能跟我说上话，听我回答，彼此可以相互理解。
但是我对我们自己所持有的印象，却终究是一群身披钢铁铠甲的士兵，站在费里尼发明的《萨蒂里孔》[24]中出现的奇怪战船上，战船正在靠近海滩，而提比略[25]会死在那里。
只是，费里尼还跟我说过，这些船是想象的。
要是费里尼没在那儿守着的话，它们可能永远 也漂不起来，第一个失足的战士将会无可挽回地掉入水底。
可是，上帝不是费里尼，某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不明就里地在水底相聚。
但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运气，我们会拥有一只手，戴或不戴铁手套的手，来紧紧握住我们的手。
八 埃莱奥诺看完了侦探小说，这部小说真是结束得要多差有多差，也就是说，罪犯被杀死，无辜者受伤，侦探越来越神乎其神。
她带着某种别样的兴致看了看石榴色的墙壁，路易·菲利普式的桌子，还有三个栖在高处的小摆设，从今往后这一切便构成了她的周遭。
塞巴斯蒂安竟然会溜走，这真是难得一遇。
但她很理解他。
于她，所有的活动、财产、情感联系，都是一种负累：得到，失去，或者像塞巴斯蒂安那样在患得患失中摇摆不定。
她在这间寥落的公寓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终于发现了一面镜子，就停下来看镜子里的自己。
显然，她应该上点粉底，刷点睫毛膏，再涂点口红，以一种造作的方式来振奋她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唯一的真实——她的骨骼。
她再不想要什么。
也再不害怕什么。
“而人生，至于人生”，诚如比利哀·德·利拉丹所言，“用人们会替我们去度过”。
在她刷睫毛、描画嘴唇轮廓的动作里有几分嘲讽，她的双眼已惯看秋月春风，她的双唇已经历太多亲密接触；在她精心梳头的动作里也有几分怪诞，事到如今，她头发的唯一命运，便是被一些迫不及待、雄浑有力，同时又洒脱无比的手揉乱，而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游移到更远处，确切地说是更高处，高于埋在后颈下的颈椎的位置，人说颈椎是所有感觉的中心，是总管家和总经理。
埃莱奥诺没有力气亦没有心绪去整理行李。
她眼中的巴黎是暗淡的，如同一盏旧损的灯，这个惨淡得让人有些消受不了的地方并不使她不快，反而十分契合她的某种心态，可她似乎并未想过要怎么来形容这样一种心态：“对，就是这样，夏天，是一种现成的美好。
”妆后的样子自己也不熟悉，哥哥或任何别的什么人都会觉得陌生，她知 道，出去，到任何具体的地方去都是不可能的，她知道现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再看一部侦探小说——那还得出去把书买回来，但她无法出门去。
她躺下来，带着妆，很美，就这样躺在那张旧沙发上，等着。
首先，她等着让她那颗小心脏平静下来。
因为这个笨蛋，这个傻瓜，这个从来不为任何人跳动的小东西——开始跳动起来，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太规律，太剧烈，太吵，她的太阳穴疼得不行。
埃莱奥诺什么都做不了。
她没办法去和门房说话，虽然觉得她人不错。
她没法向塞巴斯蒂安展现她可笑的举动，毕竟这可是唯她独有的。
她没法去看雨果，因为斯德哥尔摩监狱的墙太厚。
她也不可能再去见马里奥（那个美丽的夏天），他肯定早把她忘记，一如她忘了他。
这是一种致命的忧愁，一种宿命的孤独，它一直在她生命的骨血里。
她还只在十八到二十八岁这十年间与之有过抗争，这份孤独早已根深蒂固，而今她发现它长大了，乘虚而入，盛气凌人，在这间石榴色的可怜公寓里，在这个连她的哥哥、和她一起组成双子星座的另一半也弃她而去的地方。
她在一堆白色的、简洁的药丸前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这其实很容易，但似乎又太俗气，确切地说，是太没有悬念了，她便去床上躺下，他们的两张床都被门房殷勤地收拾过。
如果说她睡着的时候还紧抱着一个枕头，就像抱着一个孩子或者一个男人那样，那实在是由于睡意战胜了自然本能。
这个迷人的职业——使命——需要——精神自杀——安慰——也有恼人的地方，这就是十八年来，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承受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想象得到的评论。
比方说，我总是有幸面对一些兴高采烈的女士，或者一些内敛的年轻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直非常喜欢：a）《你好，忧愁》；b）我戏剧作品中的《瑞典城堡》。
这总让作者感到有些沮丧，即使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体格健康，并且自己闯出了相当成功的人生之路，后面则跟着一群跌跌撞撞的丑小鸭，他们可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了，可怜的孩子……这一类读者是最普遍的。
然后，是一些“观看” 过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我特喜欢《你好，忧愁》，但我必须告诉您，我的大爱是《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哎呀呀，英格丽·褒曼[26]在里面实在是棒极了！”第三类，品位更高雅：“您知道，从技术层面讲，这出戏排演得很糟糕。
”（这时，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就是我排演的这出戏剧。
）“但我认为在您的戏剧中，我最偏爱的是《幸福，单数和大数》。
”第四类，更专业，因此更反主流：“我要跟您说的是，我唯一喜欢的您的书（潜台词是，剩下的我早该自觉自愿地扔进废纸篓里了），唯一一本有点力量、让人记得住的书是《奇妙的云》。
”我于是只好采取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有时是母鸡，当责备太过粗鲁时就时刻准备着保护她的幼雏；有时又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一切就看当天的心情和交谈者的面相了，但一味忍气吞声也有可能导致彻底爆发，让人奋而跳起，去掐不管谁的脖子，一边想着：“可怜的笨蛋，我最好的书可就是它！”其实并不知道是哪一本。
或者，正好相反：“可怜的朋友，你说对了，所有这些都一个子儿不值。
” 这件事其实还真复杂，想想人们跟你谈论你的作品时的样子，汇聚了坦率、粗鲁、殷勤。
同时又很符合逻辑：我们交付他们两三百页文稿——我一般是交两百页，他们付上十五至二十法郎，或者价值二十五法郎的剧院戏票，自觉有权利，简直是有义务，要让你知道他们的反应。
我甚至琢磨着，一些人也许不觉得这么做是在为你服务。
但他们无法附加到书价里的，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增值税，道德的、心理的，近乎病态而让人忍无可忍。
有时这是横亘在热爱写字的人和他铺开的纸页之间的那份沉默，是拴住你的那无数只挂钩，让你看不见应该去入座的那张桌，看不见外面撩人的细雨和丽日。
我一直十分佩服那些人——显然不在少数，那些在咖啡馆写东西的人。
如果是我，在咖啡馆，我只会把时间花在看别人说话的表情、和服务生闲扯、向某个阿根廷靓仔暗送（或仅仅在心里暗送）秋波上。
一旦我不是独自一人，一切都可以使我分心，一切都在我周围萦绕，供我消遣还是令我 困扰，那得视情况而定。
只有让一只永不动摇的手筑成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我围住——这只手，可惜只能是我自己的手，天知道我的两只手最不缺的品性就是动摇——我才能工作。
我也曾几次狠下心来，让那些关心我前途又不相信我意志的好心人把我“隔离”起来，可每每此时，我那本来若有似无的意志却突然如跳蚤般活跃起来，可以翻越阳台、滑下檐沟，可以拼了命嚎叫，直到他们把我放出来为止。
嚎叫的内容自然不外乎文学讲究的是灵感，我不想成天宅在书斋里，我不是计件领酬的女工，我更不是十二岁小孩，云云。
作家的宿命还真是奇异。
他必须自己牵着短短的缰绳，昂首挺胸，迈着和谐的步子，然而理想的状态是他应该策马奔腾，脚不沾地、耳际生风，跨越一个个可笑的藩篱，如语法、句式，或者惰性，最后这个可是巨大的障碍。
每当我想到人们将写作称之为自由职业，想到我们甚至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来时不时训斥一番，想到没有人，事实上的确没有一个人来批阅你的作业，我就想到所谓自由，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件偷来的东西，而所谓自由职业者，唯一可以偷窃的对象便是我们自己。
被窃的小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我们的乌龙命运。
最狠的刁难，从来就只能来自我们自身。
当我想到人生就是在自己有欲望的时候可以行心之所欲，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一点活下去，便觉凄然。
总之，我希望我的读者和出版社能够理解我，并有足够的想象力来同情我。
那么你要问了，为什么写作？首先是为了一些傻得可笑的理由：因为我是一只聒噪的蝉，如果两三年都不写一点东西，我就痴呆了。
唉！其实每次我的书出版，某些批评家就的确是把我当做痴呆的作者看待的。
既然天性易受影响，我就立马不写了，还总会大松一口气……然后呢，两年一过，那些亲爱的声音（批评）已销声匿迹，我又会重拾自己的判断：“可怜的朋友，你不过是个痴呆的人。
”可见这连锁效应是多么令人愉快，在一九七二年的巴黎当一名“成功”作 家又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
啊，可是我还没有抱怨完！这样一种满是鲜花和甜蜜，满是便利和欢乐，当然也少不了穿插其间的愚蠢的生活，是需要一定的承受能力才可以消受的！需要有一条强悍的脊柱来抵御寂寞、义务和习俗，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东西，把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独立的个体连结成了群体。
必须非同一般地持重、有主见，才能在任何地方都似闲庭信步，是真正的散步，不是把散步变成一次惊险的逃学。
九 塞巴斯蒂安躺在诺拉·杰德尔曼舒适柔软的床单上，那是包特豪[27]的产品。
天气仍有点热，朝向蒙田大街的窗户开着，可以听到三两行人悠闲的脚步和谈笑。
起初，一切都让人振奋。
这一次，诺拉的期待终于没有落空，对他的迎接竟因惊喜而显得有些羞涩，还有吉娃娃狗们亲热得让人受不了却令人感动的尖叫，尤其是铺展开的这一大片奢华的原色地毯，像极了他们刚刚离开的那片海，像大海那样让人安心。
然后，是开得有点早的壁炉，一点威士忌，这一次加了冰块，最后，当然是那一个需要他的人。
那个人爱他，并且告诉他，她爱他。
但这一刻，他只想当一个逃兵。
她戴满戒指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似乎越来越重，她略带鼻音的声音，即使是耳语， ；也越来越烦人。
“可怜的埃莱奥诺，”那声音说，“可怜”一词就已经让塞巴斯蒂安不悦了，“你把她一个人丢下了。
” “我妹妹喜欢孤独，”塞巴斯蒂安回答，“这一点您应该是了解的。
” “你妹妹可真奇怪，”那声音说，“我在想……你知道，当我给她介绍那位风度翩翩的戴夫·伯比时，她连看都不看一眼。
她甚至更愿意和他带来的小女儿说话，那个叫坎蒂丝的小姑娘。
” “嗯，是的。
”塞巴斯蒂安明显已经心不在焉。
“那一刻我甚至在想（黑暗中尴尬地轻笑），你妹妹是不是更喜欢女人。
” 塞巴斯蒂安打了个哈欠，翻身侧躺。
“如果她当真喜欢那个坎蒂丝——而且在我看来，她比伯比可爱多了——埃莱奥诺是绝不会犹豫的。
”他说。
“我的上帝[28]。
”诺拉怨道，她身上的清教徒意识有时会苏醒，尤其在做爱后。
“别担心，”塞巴斯蒂安接着说，“埃莱奥诺整个夏天都和那个园丁睡一起。
” “我的上帝，”诺拉又一次惊呼，显然大惊小怪的做作成分要远远多于道德上的成见，“和马里奥？” “对，和马里奥，”塞巴斯蒂安说，“毕竟，除了我，他是你们家里最好看的男人了。
” 接下来是一阵窒息般的沉默，这让塞巴斯蒂安觉得很享受，他已经开始反感这床单，那两只躲在梳妆台下的吉娃娃狗，以及这个问题没完没了的女人。
这阵沉默在诺拉那里就不那么美妙了，像很多出身相对贫寒、之后又发迹——也即他们行话所谓的最终取得某种“地位”[29]的人一样，她把和仆人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最典型的堕落。
虽然所有女人都习惯（甚至是爱好）把她们的情人改造成仆人，相反的步骤却让她们难以接受。
退一万步说，她宁可埃莱奥诺和那个坎蒂丝之间有暧昧，这一位至少是达拉斯赫赫有名的纺织商之女。
她当然不敢在塞巴斯蒂安面前数落埃莱奥诺的不是：她太知道这等于直接让他一去不回。
但是作为女主人，她有责任谴责一下这种不合适的行为，并且让塞巴斯蒂安感受到她的意思，当然只是点到为止。
而且， 她亲爱的小可怜也许也在为自己妹妹下三滥的恋爱癖好苦恼不堪呢。
和所有没什么大见识的人一样，她立刻把一次偶然事件上升到长久积习的高度。
于是她看见塞巴斯蒂安带着他妹妹从一家旅馆辗转到另一家旅馆，只是为了避开漂亮的服务生和可疑的店老板。
对埃莱奥诺的“伤风败俗”绝望的塞巴斯蒂安啊。
他自己张扬的玩世不恭一定只是一个为了掩护他妹妹而设的屏障。
她为自己这样美好的想法而陶醉、而感动，泪水几乎盈满了眼眶，于是把头深深埋进他肩膀，同时动情地握紧了他的手。
这时，塞巴斯蒂安的狂笑终于爆发了。
他曾经因为无聊说过这些事情，那都是当笑话讲的，虽然的确都是真人真事。
但他没想到会因为这个平庸无奇的故事（天知道，这种事他们可经历得多了，他和埃莱奥诺）引起如此纯情的感想。
他更情愿得到一个拉丁女人或北欧女人会有的反应，她会欢快地对他说：“哦，是的，马里奥……我真是个笨蛋，竟然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但是在这里，在他旁边的是个美国女人。
虽然中间隔着一层包特豪床单，还是感觉到了肋骨下正在航行的“五月花”[30]大船，还有贵格会教徒，钱，有形的无形的，还有《圣经》，尤其是还有一些从女朋友口中才有可能听到的评论。
柔软的、久负盛名的欧洲床单上印满了浅淡水彩色调的欧洲花朵，在这床单之下，刮起了一阵来自美国宪法、远西和波士顿银行的飓风。
他感觉到了这个丰腴安逸的小小身体内部的愤怒，这是他情妇的身体，这个身体享用来自波士顿的美元远甚于来自《圣经》的箴言，所以它的愤怒让他欣喜若狂。
突然，正被第一阵狂笑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他想起了被自己遗弃在那间破公寓的埃莱奥诺，他想象她修长瘦削、张开手的样子，想象她灰色的、如他一样灰色的眼睛之上略显太长的眼皮，想象她身上毫无庸俗之气，甚至毫无稳妥保全之心，这种骨血相连，虽非孪生却有着相同反应、相同拒绝的感觉再一次光临他的身体，让他害怕。
“这一次，”他对自己说，坐在床上的他眼里还一直闪着笑出来的泪光（只要一想到“五月花”），“我真的会在这儿堕落。
”他站起来穿衣服，一直在笑，不管可怜的诺拉那 些哀怨的追问和情意绵绵的承诺。
没有办法对她说一个字，甚至没办法告诉她他来的时候带着全世界最美好的心意，告诉她他曾有过的挣扎，一方面可怜她身处巨大公寓的孤独，一方面动身赶过来的决定又让他自己心烦意乱。
所以，没办法安慰她、依然在笑的他飞奔下楼，来到蒙田大街上，再一次呼吸到了早晨清新的空气，然后开始向夫人大街奔跑……其实也没跑多久，他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一进门就喊埃莱奥诺起床，脚下还绊到了杵在门口的行李箱。
她从床上起来，嘀咕着：“啊，原来是你。
”神情愉快却又有些诧异，仿佛她还可以等来另一个人似的。
于是，他躺到床上，跟她讲述这一切，然后他们整整笑了一夜，在各自的标着“马提尼”三个字的烟灰缸里是五十支粉身碎骨的烟，陪伴他们的还有那瓶不停地在两人之间传来递去的酒，他们笑得太欢了，到第二天中午还一直睡着，筋疲力尽，然而却幸福，仿佛重新找回了自己。
十 对于这本日积月累写成的小说，让我感到愉快的，或者说我的愿望，是这一次没有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太不可思议了，您知道，塞巴斯蒂安简直就是我，而埃莱奥诺绝对就是我。
”（对于诺拉·杰德尔曼，我并不怎么担心。
）这种对号入座实在令人厌烦，却偏偏就是造就成功的基础，反正我的成功就是如此。
我见过一些长相可怕的女人跟我解释她们是如何一眼就在《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的宝珥身上认出了自己，我还见过一些奇怪的人，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和我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却都自己那儿对应上了我的主人公。
这一次，我仍旧认为没有人会在这两个疯疯癫癫的瑞典人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
可能一些个猥琐之徒会跑来告诉我“他们也是，乱伦……”但除此之外呢？我似乎很难和这类人有交集。
话虽如此，当那些长相奇怪的女人悄悄告诉我，“您知道，我有过那样的经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大的共性不是常识和理性，而是感情。
当一个丑女人看见自己不得不在一个成熟稳重的丈夫和一个热情似火的情人间作出抉择时，这个丑夫人没有撒谎，她总有过一个这样或那样的时刻让她有机会相信，如果不是机会，至少是强烈的愿望让她去相信；到最后，界限已不再清晰，甚至会把这一切当成自己的过往：其实不过是梦想中的人生。
如果说我们能在一顿美餐中找到的精华是金子、盐，甚至是水，那么我们能在另一顿更奇特的美餐，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交谈中发现的精华便是想象，想象是极为稀罕的，同时也是人们唯一需要、想要的东西，是的，他们有时候可以拥有它，但是他们永远也掌控不了它。
就是这样一种想象，人们非常确切地称之为空想，也只有它有能 力去阻止一个建立在实用却枯燥的基础之上的空间的形成，总之，长话短说，必须要明白的一点是唯有它如此珍贵。
我的意思是，朋友们在一起，如果没有那么一点想象，他们可能会愚蠢地自相残杀，仅仅因为在某个夜晚缺少了一点为对方设想的能力。
也有可能在某个独处的时候，因为某个莫名的原因绝望到寻死觅活，然后从你身上突然升起一股热情，一股求生的力量，很简单，一个偶然的诱因唤醒了那种可怜的小疯狂。
如果你从事的是一项所谓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你可能会整夜整夜地寻觅它的身影，既兴奋又害怕，那感觉就像夏天孩子们在乡下的房子里追逐蝙蝠。
有时候第一次见一个人，你就会感觉到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残疾人，面目可憎到几乎是面部残疾——而这种感觉根本与他如何内秀无关——完全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空想从未光临过他。
有时候你会恋上一个爱说谎的人，因为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卡在两个谎言之间举步维艰（英国人称之为“挤”[31]）时，他竟然通过第三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成功脱身。
天知道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我见过多少现如今被轻蔑地称为说谎成癖的人。
我说的不是那种出于自卫的谎言癖，这种永远显得可悲，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旨在娱乐的那一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是它的一个幸福的受害者。
现在，我讨厌它那些纯粹生理上的信号，关于这个我应该为《她》杂志的读者提供一张体貌特征表，比如：神态镇定，声音沉着，眼睛直视，甚至更加深邃，而且也和南方电影的惯用场景相反，并没有那些做作的动作。
谎言癖者对我有着某种特殊的魅力，大多数时候，他们撒谎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越轨，妙在无目的性。
几乎可以说他们撒谎只为娱己娱人。
有一种受虐性质的谎言癖者（可惜太少了），他讲述的故事总是朝着对他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幽默的最高形式；还有一种妄想谎言癖者（很不幸是最常见的），他笑着对你讲述他的胜利，他的成功，他的光荣。
我不能够也绝对不愿意打断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他们不是实在无聊透顶）。
还有另一种谎言癖者，这真是一场悲剧，这是没有想象力的谎言癖者，连谎言也逃不脱思维定 式，那是所有梦游者一进入黑夜的空间就避之不及的，见到他们就像见到稻草人的鸟一样。
我不愿意打断谎言癖者，原因有二：首先，因为这在他们是一种以重构的方式改造自己人生的努力——说到最后，文学不就是这么回事么？——其次，因为他们是出于好意才把你带进他们的故事。
啊，但愿某些怀疑论者相信一些对他们说的谎言，尤其是故事，那可是一种致敬：别人相信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拥有足够的想象去期待一个结局，拥有足够的童心去相信存在这样一个结局，拥有足够的温柔才不会说“还是给我停止这个游戏吧”。
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因这许许多多古怪、离奇或荒诞的故事而丰富，却还在抱怨这一切，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就是在这里被浇灌然后成长起来的，这是疯狂的空想在伸出一只尊贵、多情、火热的手放在了他们的额头上，却并不带任何可见的目的。
门房端来了特浓黑咖啡让他们醒醒神，并且非常及时地提出要替他们整理行李。
但她免不了觉得不可思议，二十四个小时之后，这个冯·米尔黑夫人所有亮丽的行头竟然还都原封不动地拥挤在行李箱底。
这是个懂得化精致妆容的女人（前面已经说过），因此也就是个崇尚优雅的女人，对着这副田地心里自然生出些许恼怒，却于这份恼怒之中又生出一种担忧之心和一种本能的奉献之心。
冯·米尔黑兄妹在几次偶然的单独旅行中总能引起别人想要对他们奉献的冲动。
门房席勒夫人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暖气、煤炭、电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对这两个突然掉入她怀里的迟来的孩子欣喜不已（席勒先生一直不想要孩子）。
她正以一种漂亮却明白的语言对着电话解释这些问题，而兄妹俩则在一旁若无其事地嚼饼干。
在他们看来，席勒夫人在他们生命以及命运安排中的出现，就和——这么说有些让人不快——诺拉·杰德尔曼的出现一样自然。
他们甚至觉得她的体态较之后者更为轻盈，而埃莱奥诺总也还觉得她的妆容更美。
“可怜的诺拉，”塞巴斯蒂安说，“如果她想打电话就坏了。
我们的房子位于真正的平民区。
” “你送了她一份有毒的礼物，”埃莱奥诺说，“她却在你身上塞满了精致的小玩意。
这真不厚道。
” “什么礼物？”塞巴斯蒂安追问。
“你让她再次有了爱的感觉。
”埃莱奥诺说着便伸了伸懒腰，然后走进了浴室，或者说那个占据了浴室位置的空间，但马上又回来对席勒夫人说里面没有热水。
席勒夫人正好是水管工（这个人肯定很难请得动）妻子最好的朋友，而她当然是颇感自豪地向他俩展示了这一点。
“我还剩下大概四千法郎，”塞巴斯蒂安说，“房租已经付了三个月，但还要吃和穿。
” “哦，穿，”埃莱奥诺说，“我们晒得那么黑……” “这身行头总嫌太轻薄了点吧，”塞巴斯蒂安说，“不行，我得找个工作。
” 埃莱奥诺爆出一阵大笑，这差点中断了席勒夫人和水管工妻子之间并不顺畅的商谈。
埃莱奥诺很少笑，但她一笑起来是那种低沉的、抑制不住的、极富感染力的大笑，按她哥哥的说法，是“嘉宝式”的笑。
塞巴斯蒂安有点窘： “等你什么时候安静下来我就给我朋友罗贝尔打电话，或者，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买三千法郎的威士忌回来喝，速饮速决。
不把钱立马花光才是见了鬼了。
” “考虑到我们的健康，”埃莱奥诺答道，“我看还是不要了吧。
你为什么不问问席勒夫人呢？她说不定能帮你找到一个卢森堡公园看守的工作。
” “也许，但这并非我的意愿。
你能看着我一到五点就驱赶恋人、孩子和狗，并像个傻瓜一样吹哨？哦，不行！” “我倒很想当个缝纫工，”埃莱奥诺突然说，“我就待在这里，一只手缝纫，一只手翻书看。
” “不幸的是，你不会做缝纫，而且据我所知，缝纫是需要两只手的吧。
”塞巴斯蒂安说。
他们沉浸在幻想中，心情却很愉快。
他们很喜欢像这样以一种严肃的口吻探讨一些琐碎却无从实现的计划，或许，如果他们能胜任的话，这类相对自由的职业在精神上会比那些把人盯死看牢的工作更能让他们接受（精神上指的是精神上的疲劳度，而不是纯粹的精神追求）。
“我请到水管工了，”席勒夫人兴奋地喊道，“我把他当空截住了，他今晚就能上咱们这儿来！” 这个“咱们”让他们微笑起来：他们已然寻回了一个母亲。
冲动之下，塞巴斯蒂安摘下电话拨通了罗贝尔·贝西（他正好要出门，所以当然马上就能到）位于花园街寓所的电话。
“在巴黎，人们好像只用副词生活。
他们总是‘正好’马上要做某事，他们‘显然’很高兴前来拜访，然后你看着吧，他将‘责无旁贷’地为我‘积极’奔走，直到帮我谋得一份事做。
” “我得稍微收拾下自己，不管有没有热水，”埃莱奥诺说，“虽然这个罗贝尔貌似对女人并不感冒，我也总不能穿着睡衣见人家。
” 她突然就来了兴致。
塞巴斯蒂安再次成为闲人一个，现在又有席勒夫人照顾他们，而这间公寓真的用起来居然也不乏某种魅力。
“别担心，”浴室那边传来她的声音，“整个夏天都是你在承担一切，现在我会来接手的。
” 塞巴斯蒂安正在石榴色沙发上翻阅从席勒夫人那借来的《自由巴黎人报》[32]，听到这话便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那意思是说“是时候了”。
他也觉得，此刻，要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罗贝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穿着十分年轻，他对塞巴斯蒂安表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热情和仰慕。
他吻过埃莱奥诺的手，为给他俩安排了这么个破住处而抱歉不已——话说至此，他们连忙嚷嚷着反对——然后接过漱口杯，里面装着她从酒瓶里倒出来的最后一点酒。
他大约四十岁，是某家时装店、某个剧院的媒体专员，同时还是巴黎众多晚会的组织者，他似乎认为安排塞巴斯蒂安去给自己帮忙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事，虽然还是少不了一点忐忑。
他试图粗线条地跟塞巴斯蒂安解释一下他即将承担的角色。
“从事这一行最要紧的是会应酬，头脑灵活，有分寸、知轻重，要有人格魅力，总之就是你身上所有的优点，塞巴斯蒂安……” 埃莱奥诺已经把整个脸都涨红了，因为强忍着笑。
塞巴斯蒂安火了。
“我妹妹是个白痴。
在巴黎我确实已经不认识什么大人物了，我有时候也有点不知轻重，但要说魅力和头脑灵活，我亲爱的妹妹，请允许我告诉你，我不见得比你逊色。
” “是的，是的。
”埃莱奥诺终于忍不住笑出来。
“一开始，”罗贝尔·贝西接着说，“会有点不适应，你会被某些事吓到……这个圈子的级别划分也不完全符合你的习惯。
但慢慢你就会适应的，只要有点耐心就可以了……” “……还要头脑灵活。
”一得意就有点忘形的埃莱奥诺欲插嘴。
“那好，就这么定了，”塞巴斯蒂安神色庄重地说，好像是他自己送了份礼物给他的同班同学，“就这么定了。
我从下周就可以开始，需要留点时间给我整顿一下衣橱，它还有待改进。
” 罗贝尔眼中闪过一丝轻微的恐惧。
“你什么都不问我，”他说，“关于钱的问题。
你知道，这一行可是出了名的变化无常……”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塞巴斯蒂安轻快地说，“你从来都不是吝啬鬼，这个我有数。
” 那一丝恐慌的星末子已经变成炽热的炭火。
“我还是应该事先告诉你……” “我从来不在女人面前谈钱。
”塞巴斯蒂安干巴巴地说。
罗贝尔道歉，他败下阵来，转而向埃莱奥诺解释这可怕的塞巴斯
蒂安曾经有过且在二十年后依然不改的奇怪的优越感。
像这样的，以美学为名的小小刁难。
罗贝尔在中学时代，甚至今天，仍然不得不在一只叫做冯·米尔黑的聪明猎兔狗和另一只叫做罗贝尔·贝西的机灵长毛垂耳猎狗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比较。
因为，就像记忆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刻录要比成年后深刻许多，某些精神影响、某种吸引，不论 生理还是精神层面，如果是在年幼无知或年少轻狂的时候遭遇过，那么三十年以后，它们依然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
也许是因为，我们对那段年轻岁月的真正留恋，是那份可望不可及，而尽管时光流逝，对他的朋友而言，塞巴斯蒂安依然是那个可望不可及的塞巴斯蒂安。
给他们安排住处，承担起他们的生计之后，罗贝尔·贝西当然也少不了要请他们吃顿午饭，这正是他此刻在做的事。
这是一顿极其愉快的午餐。
埃莱奥诺情绪相当好，在罗贝尔带他们来的这家豪华餐厅里吸引来众多目光。
罗贝尔注意到了，他虽然一头扎进一种无条件崇拜的狂热里，对这一对宝贝十五年前的生活方式也有所耳闻，却带着某种宽慰感心想，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必再付薪水给塞巴斯蒂安来让他装模作样地工作了。
在脑袋里，他已经预见了那些个可以让他卸下负担的晚餐。
同时，他又不无伤感地想，要是在十年前，他绝对会为了能和塞巴斯蒂安一起工作而高兴得发狂，哪怕只是看着他装模作样地做事，而他若知道，无法预料的事会像这样闯进他的生命……是的，要是在十年前，他三十岁的时候，他会愿意冒一切的险，愿意和自己爱慕的人一起承担。
只是后来，他成功了，有了一些职权，在巴黎这个如此封闭又如此残酷的圈子里他已经能“为自己圈地造势”了。
他一边大嚼着他的挪威海螯虾，一边忧伤地寻思着，这个表达是不是贴切得可怕，这个费尽心机圈得的“地”是否就是自己的坟墓。
十
一 二月红色的太阳在一片黑色的树影背后渐渐下沉。
在她那所诺曼底的房子里，可怜的蹩脚女作家正凭窗看着夜幕慢慢降临。
四十八个小时过去了，她没能写下一个字。
她应该感到难过吧。
想写却写不出来，这就好比做爱却毫无快感，喝酒却始终不醉，旅行却一直到不了目的地。
这是地狱，是失败。
当然，日子还是那样径自流去，而且每个日子都差不多。
而时光，最终会平静下来，沉淀下一些淡淡的温馨，一些出神的陶醉，因为那里的时间已静止不流淌。
但总得好好活下去，继续工作，时不时回一趟巴黎，会会“其他人”。
必须振作起来。
然而，晨曦微露的时光如此美丽，大地散发出寒冷的气息，那条狗玩一根木棒已经玩了几个小时，壁炉里的火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应和着这本开头随意却巨厚无比的英国小说的节奏。
振作起来……仍是一件痛苦的事。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这是一件艰难的事，这一切。
她在十八岁那年写了一篇漂亮的法语习作，它被拿去出版，并让她一举成名。
她曾拒绝把这一切看作悲剧，甚至拒绝看作一件严肃的事：不管怎么说，写作对她首先是一种快乐。
而如今，十八年后，她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自己，如果她不希望她自己的处境、她小小家庭的境遇变成一桩悲剧的话。
可是这会儿，她就完全没有写作的欲望。
而且“这一天”什么也没做的内疚已经沉重地压在她身上了。
纳税、还债，这些可悲的故事早已吞噬了诗意的梦想。
她让事情顺其自然，养成一些简单便捷的习惯，任别人把自己刻画成一张机器人肖像，她让一切成为过往：时间、金钱和激情。
最后她又发现自己坐在一台好似一个筋疲力尽的会计员一般沉默的打字机前。
此刻，作为配合，内心总会对自己发出一声狂野的轻笑。
一种嘲讽。
嗯，没错，她绝不否认自己赤脚开车——其实大家都这样，当人们刚从海滩边回来的时候， 因为灌进鞋的沙子会弄疼脚——嗯，没错，她绝不否认威士忌是她最贴心的副官——因为对人类这种一半麻木一半善感的动物来说，生活并不如此甜美。
嗯，没错！但她从来不为任何事情道歉，因为她觉得没有任何人值得她道歉。
最多，对一些私人生活或感情纠葛，她会在如水凉夜的黑暗里发自内心地对那个受了伤的人说声对不起。
对这个被认为是大众偶像（也许她真的是也说不定，只是有时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她本人，不，绝不！应该尊重自己的偶像，如果人们真的接纳他的话，甚至要比内心尊重自己更甚，要花更多的心思。
这是一种骄傲。
也是一种幽默。
“我，我，我……”护工一边快乐地吹口哨，一边从另一扇窗瞧了一眼外面：母牛还在咀嚼冬季里枯黄的残草，那只狗依旧像个痴呆儿一样继续玩它的木棒，一棵棵树木把枝桠伸向天空，时光宁静。
没有思想，也没有鸟鸣啁啾。
总的来说，第二天早上，她还是更可能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而不是心里翻腾的思绪唤醒。
在这里她睡得很安静很老实，受伤的手臂斜斜地在一边伸展着，好像另外一个人睡在那里。
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那条手臂完全麻木了——因为这个小可怜昨晚的确是跟整个身体分离着的，她很想安慰它，甚至跟它握握手。
女作家对身体之痛不留余地的冷漠和对自己内心同样不留余地的体贴有时让她自己感到不安。
精神分裂这只蝙蝠这一年可是飞得很低。
她所念想的也就是这些了。
医生给她缝合伤口的时候没有打麻醉，她也就带着一种毫不做作的心不在焉度过了这个过程。
接着她又不停地为自己构筑起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枕头、香烟、纸巾，可惜这个小空间在她那双挑剔的漂亮眼睛里始终不够完美。
那位护工深深叹了口气：第一只夜莺张开嗓子，呜哩呜哩地唱起小调。
太阳已经消失了。
她感到口渴。
她没能动笔。
“又是荒废掉的一天。
”她高声说，可是她身上响起另一个声音，对着那一片已经暗淡下去的草地窃窃私语：“又是挽救回来的一天。
”有时候，生命中 总有这样一些驿站，在夜莺唱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停下来，带着一半居高临下、一半感同身受的微笑看看镜子中的自己，只要简简单单地活着，别无所求。
但这样的驿站毕竟少之又少：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猛虎很快就会醒过来，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厮杀。
十
二 “电话铃已经三分钟没有响了，”塞巴斯蒂安说，“这感觉真好。
您不觉得吗，小姐？” 秘书看了看他，欲言又止。
所有和罗贝尔·贝西共事的人都是一副大忙人的架势，电话铃停了他们就自己打回去，并且叫她“小姑娘”或“艾丽莎”。
这个高个子男人从容得有点散漫，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媒体专员。
甚至他的绅士风度也颇让她为难：他帮她穿大衣，起身为她点烟，似乎全然无视公司里显而易见的“雷厉风行”。
他到这里三天，整个办公室已经变了样。
人们不再大声嚷嚷，不再奔跑着进进出出，在几道门之间相互擦身而过时也会轻声说“借过”。
不知道贝西先生从纽约回来会说什么？而且，这个冯·米尔黑先生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电话也很奇怪：一些是他妹妹打来的，他对她讲话时就像是在对情人讲话，一些来自他的情人杰德尔曼夫人，他对她讲话却是一副大哥哥的口吻。
“冯·米尔黑先生，”她羞怯地说，“您别忘了，六点，布鲁诺·拉费。
” “布鲁诺·拉费？” 她叹了口气。
布鲁诺·拉费是一匹黑马，是贝西公司的种子选手。
他二十五岁，漂亮得像魔鬼，而且很有天赋，电影杂志铺天盖地报道他。
她站起来，拿了拉费的资料本放在塞巴斯蒂安面前。
“或许您该事先看一看，”她说，“他很红，架子也不小。
” 塞巴斯蒂安笑了，打开材料，欣赏面前这只懒洋洋的漂亮动物。
“他应该很受女粉丝追捧，是吧？”他说。
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声长叹。
他端详着这张标志的脸庞，带蒙古褶
的眼睛，闪亮的牙齿，在砑光纸上依然显得细皮嫩肉却藏不住一股狼的气质。
还是一匹贪婪的狼。
可惜，他没看过他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应该和他谈些什么？”他问道。
她摊摊手。
“我不知道……是贝西先生把他，呃……发掘的，他经常来这里，为了，呃……询问他有什么建议。
” 她的脸有点红。
塞巴斯蒂安想起了他朋友贝西的嗜好，心想这只小狼应该也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偏好。
“您觉得我还能给他什么建议呢？”他神情愉快，“除了继续一天两次地好好清洁他那漂亮的牙齿……” “我不知道去哪儿找到他跟他取消约会。
” “这倒会很有趣。
”塞巴斯蒂安说。
事实上的确很有趣。
因为埃莱奥诺正路过这里，就顺便过来看他，然后他们一起等那小明星的到来；埃莱奥诺心情不错，可怜的艾丽莎却被她惊艳得有点失态，塞巴斯蒂安的“同事们”一个接一个过来要和埃莱奥诺认识——她坐在塞巴斯蒂安的办公桌上，一条长腿着地，淡定地接受他们的瞻仰。
某种“名士淑女之风”，一种殷勤体贴、“路易十四宫廷”式的气氛开始笼罩办公室的上空，在此之前，这些涂日珀琳瓷漆的办公室里唯一的重点就是效率，对尊重的唯一表达方式是在你背后拍打两下。
这些并没有阻止那只小狼仔到来，他在 门口停下，诧异、迟疑，在进门前用鼻子深吸一口气。
塞巴斯蒂安一看见他就推断出这是个有悟性之人，他的外表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一点。
不过布鲁诺·拉费确实很英俊：如磨砂般深暗的肤色下可以看见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脸上才清晰显现的静脉，头发是很正的金黄色——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说纯金的毛发，一双大手稍显厚实，但人们却会奇怪地预料到，它们在他四十岁时应该变得纤细修长了，因为职业的关系。
另外，在他左眼的眼白里有一个蓝色小点，某些时刻，这会给他一种正在逐猎的动物的表情，仿佛因为长久的专注、潜伏、窥伺，一根血管在眼睛里崩裂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于是成了一只真正的肉食动物。
他礼貌地询问罗贝尔·贝西的消息，和塞巴斯蒂安握手，颇有困惑之色。
但只有到了埃莱奥诺跟前，他才更显迟疑。
她不是那些把贝西门槛都挤破了的梦想当大明星的女演员，也不是当下所谓的上流社会女人（也就是非常有钱的女人，人们也乐得接受她们的钱财），更不是女编剧。
她还能是什么人呢？而她的哥哥，这个神色游离的高个傻瓜，他和这个地方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布鲁诺突然怀疑是不是亲爱的罗贝尔爱上了他——显然她哥哥也不能让他弄明白更多。
布鲁诺·拉费和罗贝尔·贝西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同性恋，正是在他万分饥渴的时候开始的，饥渴是对荣誉和物质的双重饥渴。
但是对他而言，同性恋的概念只和安逸舒适联系在一起。
当他在一个男人家里睡醒过来，他肯定能找到一把电动剃须刀，一件合身的睡衣，某种始终一贯的或豪放或细腻的自我表达方式。
相反，在一个女人家里，他醒来的时候，膝盖上会放着盛放早餐的托盘，脖子上系着餐巾，身边是一群崇拜他的女服务员，事实上，他从那儿离开的时候也是同样满意的，只是胡子刮得比较糟糕。
所以，在此之前，性对于布鲁诺·拉费有着纯粹“家政艺术”的一面。
而且他天生性情温和，自己又容易满足，保持了孩子般的睡眠，醒来也总是愉快。
他是那一类人的典范，直到三十岁依然是混合气质，既可以在咖啡馆里为 一个有理有据的讽刺而把别人打个半死，也可能为博得一个红头发老先生或老太太的开心而让自己被打个半死。
作为不稳定时代的不稳定产物，只有一样是牢靠的：那就是他放进口袋里的钱，是他渴望的，是他偷来的，但终归是属于他的。
于是乎当他迎面撞上了这堵无邪的墙壁——埃莱奥诺的眼睛、埃莱奥诺的举止时，他的惊讶应该不亚于一下子闯进了北美蛮荒世界的哥伦布。
他还年轻，还很脆弱敏感，所以还会惊奇，也就是这一点让塞巴斯蒂安知道他有得痛苦了。
没有比一只年轻小狼遇上一只多情却不可及的山羊更可怕的事了，那只塞甘先生的山羊[33]——却是塞甘先生养在一九七二年的一只山羊。
塞巴斯蒂安当然能料到，埃莱奥诺这只山羊，就算被他咬到也不会叫一声的，而他从她身上带走的这块肉（如果他能咬到的话），就会在他嘴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味道，说不定永远难以被替代。
他们之间的一切在他向她致意时就已注定，但这一切只被塞巴斯蒂安看在眼里。
对于埃莱奥诺，这不过是又一只小猎物，但首先引起她注意，将她卷入这个故事的是他眼睛里那个迷你蓝色小点，那个淡淡的角膜翳。
她因此就赋予了他一种多情而笨拙的性格，那是她童年时养的一只狗的性格。
现在的埃莱奥诺，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出于各种经历，喜欢狗远甚于狼。
正是在这种动物——情感与心智的双重误会之下，他们的故事开始了。
作为这篇动物志的终结，塞巴斯蒂安栖息在办公桌后，俨然一只大猫头鹰，开始不动声色地监护他们的黑夜和白天。
我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吸毒的。
所以我真是太落伍啦！但我每次想到这些，就觉得是个彻头彻尾的闹剧，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禁忌，大的禁忌，都被推倒，性——及其后续结果——提供了可申报的收入，走私、偷窃和坑蒙拐骗几乎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只为一件事情被斥责：毒品。
他们当然可以大肆宣传，说酒精和香烟也是一样的，甚至更恶劣。
这一次，我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只要我们跟这个圈子沾上一点关系，那么明显我们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逃脱毒品的魔爪，而且是以怎样的代价和损失！厄比纳尔彩版画展示得很清楚 ——厄比纳尔彩版画，因为它的天真和老实，总是比抽象的推理包含更多的真实。
一个是酒馆里快乐的醉鬼，固然是油腻肥胖，摇摇晃晃，令人反感，但那是一张通红透亮的脸——另一幅彩版画——房间里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孤单一人伴着颤抖不止的手和插入崩断静脉的注射器，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世界，就是缺席的其他人：酒鬼公开喝醉，吸毒者却是藏起来的。
然而我无意为酒精唱赞歌，更无心以道德的名义抨击毒品，我只关心事物的光明面和黑暗面。
并且重点不在这两者的区别，而在于一个残酷却显然的事实，即一个人，无论聪明或愚笨，敏感或麻木，活跃或鲁钝，如今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以下三个暴君的受害者：酒精、毒品或药物（镇定类药）。
仿佛人生是一条滑腻腻的长道，在这条路上我们以飞快的速度不受控制地滑向一个未知的黑暗隧道，绝望中人们试图在路上插入一个个障碍以便能不时地减减速，并发出一点声响，它们的名字是威士忌，或利眠宁，或海洛因。
心里清楚，这最后一个将更快地被替代，它最不牢靠。
上帝之死、环境污染、理想缺失、忙忙碌碌、男女关系、虚假的舒适，云云……这类陈词滥调听来天真可爱，甚至在它单调的重复里也可以找到一种安心。
但是为什么您，我，我们，他们——这么一系列可怕的人称，不论我们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不论我们是富裕还是贫穷（但愿不要有人跑来跟我讨论农民的情况：近两年来外省镇定类药物销售量增加了十倍，这还是在那些最安定的省份），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在某个时刻，伸出去的手不是伸向自己的子孙，而是一根管子、一个广口瓶或细颈瓶？让我担心的并不是焦虑感的增加：我觉得它自古就一直存在，最俊美、最幸福、最博学的古希腊人住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大海边，生活在他们美丽国家最辉煌的时代，就是他们也免不了有时会抓狂地扯自己的头发，去沙地里打滚，或愤怒地咬自己的指甲。
让我担心的是，如今，他们只需要一个善解人意的医生，一纸处方，成千上万瓶镇定药中的一瓶，就可以在十分钟内平静下来。
尤其，尤其让我 害怕的是，他们甚至再也不跑到沙滩上打滚了：安宁[34]将被记入他们的史册。
十
三 埃莱奥诺和这个年轻男人在一个酒吧跳舞…… 完了！刚才我说什么来着？看，我又一次掉进了那个萨冈的小世界，萨冈的酒吧……这会儿我能在报纸里读到，一个叫特鲁瓦亚或加尔当或随便什么名字的作者，在他让自己的人物走进一家酒吧的瞬间是如何使批评家眼中立马条件反射一般闪现我那漂亮的名字的，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似乎我应该成为文学中的埃莱娜·马提尼[35]。
至于哪个倒霉的作者敢胆大包天地晒晒跑车的巨大魅力，我只能祝福他了……四分之三的批评家都虚伪得无可救药。
因为，还有什么能比在阳光里开着漂亮的敞篷跑车，听脚底踩出轰隆的声音仿佛听一只被驯服的老虎更带劲呢？还有什么比知道在高尔夫球场的尽头，在那些和你一样快活，和你一样物质无忧的人家中有一杯冰镇威士忌在等你更兴奋呢？说到底，在眼前没有阻碍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寻找和发现一个令人快乐的去处更加理所当然呢？是的，多么虚伪啊，这些人！当我们在花钱或拿钱打水漂（最好是正有人从水里经过）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将之变为一种华丽、古怪、可笑但还可以流通的东西时，钱从来不会发出铜臭。
铜臭与否和赚钱的方式相关，尤其与存钱方式密不可分。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居心叵测的煽动家总喜欢跑来侮辱知道真相者的智商：那些乘坐二等车厢或组织车队旅行的人难道不是做梦都想下榻到我所说的别墅，去享受冰饮和茶点吗？只是，他们并未受到邀请，原因无关社会公平，但他们永远受不了有人欢呼雀跃地对他们说，他们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一群。
于是乎，在那间酒吧里，埃莱奥诺正和年轻的金发男子跳舞，男人与众不同的命运已经注定，光荣、疲倦、衰老、被遗忘。
在这样光环围绕的命运里，人们总能在无关紧要的小报上见到他的脸——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打死也不愿再出现在上面。
演员还稍微好点，通常是作家、画家、导演，所有那些被称为“海报脑袋”的人。
要说“海报脑袋”，其实是有海报而不见得有什么头脑。
埃莱奥诺和布鲁诺跳舞，他们追随自己的舞步穿越了整个舞池，音乐在他们身上流淌，将他们带往更远的地方，布鲁诺露骨的欲望，混合着埃莱奥诺表面的冷淡，共同引领着他们的舞步、动作和姿势，这样的共舞只应此时此地才有。
她喜欢在他的攻势下后退，她喜欢自己僵硬的长腿碰到他的腿，她喜欢他微微昏沉的脸，上书三个字：“我要你”。
比这更近一步——她对“这”习以为常，她听到一个可怕的句子：“我什么也不会回答。
”他问要不要下去喝一杯，远离吵闹，远离不知道正在和谁侃侃而谈的塞巴斯蒂安，她微笑答应。
衣帽间的女士是布鲁诺的朋友，他下来时对她做了个手势，然后他带埃莱奥诺进了电话间，抱住她，一手环肩，一手绕腰。
他有点喝高了，已经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自己想从她身上索要什么，尤其是在这顿对他而言太优雅、太清淡、太愉快的晚餐后，而对于一起用餐的那些人，生活和生活的快乐是一种早已深谙的习惯。
这个女人，他要引起她注意，并且让她记住他。
但是当他将她拉向自己时，反而是她浅笑着吻他微湿的脖子，并且与他同时，将手滑向了他的皮带。
埃莱奥诺的眼睛在黑暗中灼灼闪光，然后她闭上了自己长长的眼皮，之后他们任自己滑向、坠入那个衣衫凌乱、指间温柔、动作缱绻的世界。
这一切以一种惊人的熟练完成，这种熟练毫无犬儒的成分，且是他此前从未体验过的。
不久之后他醒过来，眼睛仍然闭着，或者不如说是眼睛被快乐钉牢了（就像猫头鹰被钉牢在木桩上那样），他惊讶于她的嘴唇竟然如此盈润新鲜。
埃莱奥诺看着这只冲动的小羊羔，心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冒险了。
她不知道有衣帽间的女士暗中相助，而她 向来最怕丑闻。
但是她又必须抚慰这个男孩子，她知道，安慰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分享快乐。
缠绵后的两个人，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黑暗中，一只手搭在一条手臂或腰上，睡梦中的人伸个懒腰，叹口气，复又睡去。
不应该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生活，迫不得已时，可以，但是不要一个人睡觉。
她知道，真正的危险，并不是真实的生活，生涩、不加修饰的惨淡生活，诚然，生活可以非常艰难，有时是无趣——但是至少这种生活不会逼迫我们去做梦，除非是在激情岁月里（这就是一场战役了，常常很残酷却非常具体，至少有具体的规则可遵循）。
相反，那些狂乱的梦，那些午夜里惊恐的梦回，和之后的心有余悸，更让她害怕。
就是兰波说的那些令人心碎的黎明，她在塞巴斯蒂安的影响下读兰波，她对这个诗人理解得最深。
她不怕死，因为死不算什么，不过是人生最后长出的一颗智齿。
但是对死亡本身，她不敢大意。
在埃莱奥诺的梦里，更可怕的，在她自导自演的画面中，她看见死神无可退避地靠近，身着灰色蕾丝衣服，头戴帽子，高傲的倩影对着一切的愚蠢礼貌微笑，就像餐桌上的一位贵妇，涵养一流，最后优雅地离开，但会把你一起带走。
她的终极反抗就由此而来：她觉得死亡真正是一个卑鄙老妇，她专程来侵犯我们，若是疾病就慢慢渗透，若是事故就突如其来，但总归是带着侵犯的企图。
她认为没有英雄主义的死亡。
没有人可以死得很好，亦不可能解脱。
我们死死抓牢一切，包括痛苦，甚至那些得了报纸所谓“痛苦长久之病”的人也如此。
（奇怪，媒体总是很容易就说“勃起、骨盆、肝炎、膀胱”，却从不说“癌症”。
）这种虚伪的避讳让人觉得恶心。
啊，对不起，我错了，我们是可以说肺癌的：吸烟等于肺癌。
说到底，不得不承认，埃莱奥诺，美丽的埃莱奥诺，冷漠的埃莱奥诺，和那个叫埃莱奥诺的阿基坦公主一样遥不可及的埃莱奥诺，在这个陌生的年轻男人身上，在这个起初她看不起，连带他的职业、他的照片、他的快乐和忧愁一同看不起的男人身上重新发现了一种如此强烈、如此狂乱、如此骇人的东西，使她心绪纷乱。
有些人是这样的，在还没有使出一招
一 式之前就已受伤，然而她手上是握有全副王牌的——这种情况，我想应该要追溯到弗洛伊德，追溯到他们年轻的妈妈，她们没有给予足够的母爱，追溯到他们可恶的爸爸，爸爸夺走了他们与母亲同眠的权利，追溯到他们自己，在黑夜中睁大双眼倾听双人床上的动静，总之，要追溯到所有这些有时合理，更多时候却让人厌烦，总之令人羞耻的习俗。
如果，在十五岁的时候，我还不承认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肉体之爱上是如此和谐，我不仅是个先天白痴，还是一个后天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之徒。
我开始把一切都混一块儿了，埃莱奥诺和我，她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不过这很正常，因为这正是我的意图，如果忠实的读者能坚持把这篇奇怪的文字看完就会明白。
我就这样把埃莱奥诺留在电话间里，膝盖微微颤抖，双臂缠绕在男孩的脖子上，这个孩子她还不甚了解，但她爱他的冲动。
她很快就会和他共眠，既然她现在了解了他的重量、他的气味、他的呼吸。
埃莱奥诺绝不是那种潮女郎——所谓的潮女郎，男人对她们而言是笨拙、诱人、见异思迁、愣头愣脑、令人怜悯的。
她嘲笑妇女解放运动。
同工同酬，当然可以啊，反正她也不工作。
只是这些让她厌烦，所有这些。
另外，男人总是睡得很好，他们睡着时像狗（蜷着腿），或像刺猬，稍微有点紧张，或像强悍的狮子，威武而招摇，但是如果你喜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永远带着所有者的从容姿态把手肘搁在你的胃上让你睡不着觉。
我们呢，可怜的女人，夜色中睁着清醒的眼睛，隐忍着这个如此靠近如此霸道的重量。
啊，是的，那条腿在你大腿上一搁就是几个钟头，都快跑出蚂蚁来了！想到这里，不禁要说妇女解放运动万岁！只是有时候，那一只迷途的手，或者按照阿拉贡的说法，一只一丝不挂的赤手会靠过来，或稚气或温柔，紧拽住我们的那一只。
不管是天真烂漫，还是性感温柔，是色情暴力，还是缠绵悱恻，爱情的游戏总是大同小异，需要的不外乎“理解”二字，相互理解是第一要务：在私下抑或大庭广众之前，热恋中或冷静时，荫蔽下或阳光里，伤心绝望时或寻常日子里， 都一样。
否则，就完蛋了。
对每一个完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愚蠢的、如无边的蛙鸣般聒噪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无法接受、无力判断，也无处遁形，然而生命中尚存值得经历的东西，尚存快乐，尚存需要去思考（假装需要思考）的东西，这些尚存就是需要我们去分享的。
有时候，我甚至期待，是真的期待一架灰色钢铁飞机的到来，期待它突如其来的巨大轰鸣，期待那些望向轰鸣的惊恐的脸，和从飞机降落下来的看不分明的黑暗物。
我渴望天空爆炸、撕裂，我们的眼睛和耳膜爆炸、撕裂，甚至渴望那种难忍的燃烧和灼痛，渴望那一声在这个标榜科技进步的时代略显滑稽的原始呼唤，那一声无法取代的“妈妈！”。
如果这场灾难降临，我唯一害怕的是那时自己是一个人待在一间大房子里，空谷回音一般。
死，可以，可是当地动山摇、世界就此灰飞烟灭的那一刻，我想要有个人可以让我把脸埋在他颈窝，仿佛如此我便可以满怀骄傲、激情和诗意地走向死亡……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让我知道自己内心曾有过的一股勇气、一种反抗、一份爱情或别的感情，而这些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改变。
我爱做梦，我做梦然后胡说八道，过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从巴黎回来后的一个夜晚让我觉得很有诗意。
在巴黎的那两日，身边接触的人永远理智、现实，他们的人生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更可怕的是，对于未来的一切他们也都了然于心，对于他们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玩笑了，余下的便只有一心等死，死亡于是也正在高速运行中，一路畅通无阻。
所有的诗人都是夜猫子，热爱夜晚和酒精，并且有点疯疯癫癫。
我们真的有必要去买一些壳牌股票和一台洗衣机来使自己显得更有身份，或者让自己老无所依时有所保障，让自己在风烛残年享受安逸的生活吗？啊，不！夜夜笙歌的生活万岁！醉生梦死的快乐或悲伤的孤独万岁！亦真亦假的友情中的亦真亦假的热情万岁！邂逅时的逢场作戏万岁！最后，所有人都喜欢循序渐进、细水长流，而我们这些夜游者却爱疾风骤雨狂飙突进——一张面孔的遇见、疯狂的恋爱、罗曼蒂克的情谊、将歃血为盟取而代之的饮酒之盟，这一切万 岁！我们不是虔诚的印第安人。
那又怎样？我们是疲倦的欧洲人。
言归正传，让我们完全、直接回到我的绵羊[36]，我的小羊羔，我的老虎，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母老虎那里。
以上种种，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夜晚，在这个童年没有茁壮成长、却在二十八岁时成为法国电影头号新星的孩子布鲁诺·拉费的慌乱和急欲掩饰慌乱的意图面前，埃莱奥诺有一瞬的心醉神迷的原因。
十
四 一九七二年三月 在多维尔和巴黎之间的火车上，我看见窗外一只安详的山羊，坐在一条波光粼粼的溪边，形单影只。
稍远的地方，三个光着上半身的男人，其中两个是瓷白肤色，另一个是非常漂亮的古铜色，他们正在放火烧杂草（火光在明晃晃的白日下黯淡，却燃烧得更明亮了，像一堆患了血友病的火……）看，一篇多么美的法语作文！我情愿我的人生是一篇悠长、古典的法语文章：通篇引用普鲁斯特，假期是夏多布里昂，十八岁是兰波，二十五岁是萨特，三十岁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当然，我早已经过、并且是毫不犹豫地经过了那些阶段。
我的人生已经是一篇紧追急赶的草率之作，一个坏学生的作业，她压根不懂引用那些名人大师，只知偶尔写写自己的幸福、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快乐满足。
事实上，我活得如此匆忙，以至于年年岁岁都如此相似，以至于这些割草农人缓慢的动作、香烟悠然的明灭在我眼里简直奢侈到了极点。
而在这一刻，我同样也活得很舒缓。
我相信，他们记得每一个瞬间，而我呢，在乡下写作的过去六个月已经变成一支由众多瞬间组成的华尔兹，那里有黑色的树，慢慢变成深绿，再变成苹果绿，那里鸟儿最初在米色的天空里羞涩内敛，尔后在春天的第一抹红色晴空下变得活泼而张扬。
人们一定认为我对季节相当敏感（参照本书：“哦，多美的秋天，哦，多美的春天”），其实是因为在时间的冰场上，在秋天和春天之间，一九七一年没有冬天。
趴在这张陌生的床上，埃莱奥诺知道自己的背部线条优美，泛着金黄色，并且手感光滑。
她看着这一个个散落在房间地板上的奇怪物 件。
有一些木头人偶，或多或少带着非洲元素（确切地说是“或少”而非“或多”），有几个陶器，还有一些小玩意让她可以从中窥探他的审美观——这个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审美观。
他只有本能，却无品位。
他是那一类男人，永远直奔他所需要或需要他的人，或单纯只是吸引他的人。
他们会在一件物品前晃着手臂询问日期、细节和一些参考数据，可是对任何一个活人，他们永远不会问这些，因为早已（本能地）了然他们的整个履历。
外界盛传布鲁诺·拉费拥有同性恋者的唯美主义和不俗品位，这让埃莱奥诺很觉厌烦——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年轻男人有收藏癖更让她绝望的了，这一系列毫无鉴别但肯定耗费巨大的购置奇异地装饰了她新情人的生活。
在这间故作怪诞的公寓里，埃莱奥诺看得很明白，这不是一个品位高尚的老收藏家海纳百川式的包容，而是这个没有品位的年轻人为了迎合一群或恶毒或无知的大众的崇拜而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打包的结果。
这让她觉得可笑，却是一种温和怜悯的、几乎是柔软的笑。
他在她身边熟睡，脑袋夹在两肩之间，连在睡梦中也像生活中一样无法肆意伸展，有那么一瞬，她从心底同情他有这样一个食肉动物的残酷命运。
也许有一天，他会在酒精、毒品或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中沉沦，也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那些被教化的哈巴狗中之一员，对着莱卡的镜头，对着电视台摄像机的嘴脸雀跃，也会像他的同行一样，四仰八叉，张牙舞爪，只为了照片能上头版。
在这一切之前，他是那么美，在早晨的光线里，在那一堆来自缅甸的古董吉祥物中间；他显得尤其美，因为这些衰老的木头是假的，而他青春的皮肤是真的；他显得更美，因为他不曾为购得真品木头而大费可笑又肤浅的脑力。
十年后，他或将成为一个可怜之人，一败涂地，或混得不错，一个上等人。
而事实上他所能依靠的无非是自己身上最不可靠的东西——他的皮肤、光洁的牙齿、恋爱的天分，以及自己身上的劣根性——他的勃勃野心、他的无所顾忌、他的商业头脑，假如一切顺利，他就可以依靠这些从一个台阶跳到另一个台阶——这最后一级台阶便拥有了特权资格。
埃莱奥诺自然在心底嘲 笑这一切，因为她在一开始就已经得到了一切，文化、修养、高贵气质，尤其是不逐名利的淡泊心境，她知道所有这一切只可能属于一类人——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高贵之人，更多的是指这样一些人，与阶层无关，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那些随时准备把钱花光的人；她感到自己对这个实在太不幸的陌生孩子生出一股莫名的温柔。
她从来没有哪一分钟想过有一天他会让她受伤。
他有太多的王牌，而她已所剩寥寥，他太依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她则早已不再眷恋手上残存的东西。
要知道，在爱情里，唯一坚不可摧的“装甲车”，唯一具有长距离射程的大炮，唯一躲避不了的炮眼，更可怕的，唯一不能直接往别人头上扔、同时又会延长战斗的炸弹，就是淡漠。
她身后拥有足够的储备可以夷平这个移动的战场，也就是男孩的胸膛，他的肋部，上面布满金色的汗毛，如地上成熟待收的庄稼；她拥有足够多倦怠的大炮可以直击这颗离她咫尺的在黑暗中跳动的心脏。
至于那个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去使用的、投向自己情感的广岛的炸弹，就是那句很简单、如今却被用滥了的“您让我厌烦”。
而这个被俘获的征服者，此刻正在其婴儿般的睡眠深处，拥有金黄色的头发，双手以一种本能的保护姿势覆在脸颊上，也许因为她，也许因为她所不知道的他过往的生活，他让她感受到一种由自己内心生发的温柔的伤感。
是时候回到塞巴斯蒂安身边去了，她那随心所愿可聚可离的哥哥，一个无所不能的无用之人，一个如此智慧的可爱傻瓜，如此温柔的冷漠之人，如此可靠的善变者，一个活着的矛盾体，唯一一个她并非爱，而是为之惊奇的男人。
她把熟睡的人留在了那些静默的非洲雕像中间，它们可能因为在太新的地毯上显得太古老而看起来面目狰狞；她留下这个睡梦中的漂亮年轻人离开了，尽管知道他很快就会醒来。
像科克托的女主角那样，她用沙哑的嗓音打电话叫车，就是那种人们在危急时刻呼唤神甫或一个爱自己的小混混的嗓音。
接着，在电话答录机里留下她浪漫多情的声音之后，她哼着奥芬巴赫的一支古老曲子下了楼——曲子并不符合她此刻的心境，却突然萦绕在她心间，因为它正应和她在楼梯间 的脚步声。
就像两个月前的塞巴斯蒂安一样，她走在清晨醉人的蓝色巴黎，也如他一样，心想自己是完好无损的，却忘了告诉自己，一旦她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她就再也不是完好无损的了。
十
五 于是在这个清晨（这个清晨一点也不苍白，因为秋天已然繁盛），这一次，轮到塞巴斯蒂安等待埃莱奥诺归来。
他清楚地看着埃莱奥诺任由自己被征服，准确地说是征服了那个年轻人。
起初这让他觉得好笑，然后他开始思考，最后，一个人在这间公寓里形影相吊，如无依的孤儿，他不禁悲从中来，这种冷彻心扉的感觉从未有过。
他没有意识到，这六个月，他已经习惯成为那个出门的人，现在成为那个留守的人，或者不如说是那个等待的人，这对他是一种极端的痛苦，因为反常。
为了打发时间，他拿起一支笔，开始写起自己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缺席。
（当情况太糟糕或有一点糟糕时，他有个好习惯，他会给自己找原因并写在一张小纸条上。
）他给所谓的缺席列了详细的清单，如下： 1）我不爱
X，而X也没有来的情况（参照普鲁斯特）。
具体原因就任凭你天马行空发挥想象了，由此引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从急风骤雨的激情到完全的云淡风轻，皆有可能。
2）我爱X并且知道X也爱我，可是X没有来的情况。
这下子逻辑的疯狂是名副其实的了：“他是死了？进了监狱？还是发生了意外，在哪里？”这是真正的感情煎熬。
3）我知道自己爱X却不确定X对自己的感情。
这就不是煎熬了，简直是悲剧：“他在哪里？他是故意的吗？他在耍我吗，耍我什么？” 这一番他自认为合情合理的列举让他情绪略有好转，然后他和衣躺在那张乱糟糟的床上，因为一些莫名的原因，他不喜欢他妹妹回来 时自己衣衫不整。
（一直沉浸在自己扮演的角色里，或许吧）他身体里的寂寞在唱歌，且越吼越大声，他努力让自己听不见，他想着组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主体：诺拉·杰德尔曼，现在他只是怀着同情和体恤才偶尔去看看她；这份他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当真的工作；还有此刻身体缺席的他的另一个自我，埃莱奥诺。
他并不排斥埃莱奥诺此刻正在享受的快乐，对此他甚至没有花一秒钟去想象过——他太明白，快乐，有价值的快乐，只存在于爱情中，而他也太明白目前她不可能已经爱上这个小朋友——但是他希望她在这里，他们一起谈论这个夜晚，一句话，他不想一个人。
寂寞的吼声，确切地说是轰鸣，已经不只是扰人，简直是阴魂不散。
似乎上帝自己也把耳朵堵起来了，但是如果他有耳朵的话应该也早就被堵住了。
不管是在本世纪或另外哪一个世纪，身陷于孩子和大人因战火和饥饿而发出的哭喊之中，这个不幸而暴虐的老头早已抽搐不止了吧。
我讨厌上帝这个说法，无论哪个上帝——我为此向那些信仰他的人道歉，但是到底为什么要信仰呢？他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或者，为什么他仅仅因为承诺要回报世人就令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但我发誓我曾是天主教徒，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在一座修道院里，我也收集宗教画，甚至也唱“更靠近你，我的上帝”，同时还唱“元帅啊，我们在这里”。
想起来，我在四到十岁时是个乖巧、纯洁、虔诚的模范小孩，一边和所有人一样嚼着芜菁甘蓝，一边和同龄孩子一起快活地唱祷歌。
（后来，我显然不再那么纯真、无瑕，这是拜生活所赐，而芜菁甘蓝也再找不到了。
）然而那是小时候有一次在乡下，我被带去看电影，影片里有非常暴力血腥的镜头，那真是个错误，从此以后另外一个人在我身上诞生了……我这就说一下里头有些什么：是达豪集中营，和它的推土机，和它的尸横遍野，所有这些保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让我每次一听到反犹言论就马上起身离桌，我受不了某些聊天形式，甚至某些犬儒言论——可是天知道，时间、我的生活和我认识的那些人已经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坚定的犬儒主义者。
显而易见的是——我真的不齿于说这些，尤其在这个 时代，无论是高尚的情操还是恶俗的思想都被挂在身上当作炫耀和炒作的时代——我很高兴（高兴，我言过其实了，但总归是坚定不移地）让自己淡出大家的视线，为了可以不说、不做，或者不用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做一些事。
当然我没有因此而自视多高，既然我在自己身上只培养了取悦别人的要命嗜好，而从来不是渴望被尊敬的嗜好。
我对受人尊敬这件事完全无感，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如果沉醉于赤脚驾驶的法拉利、畅饮的杯盏和放浪不羁的生活之中的我被哪个人看作是德高望重之人，那才是荒谬之至——除非有时候，我书中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人家，他想起来了，并且告诉了我。
可是对于这种情况，我总觉得这句话，这颗煽情的子弹是我无意中发射出去的，就好像手枪走了火，我并不比当时的空气负有更大的责任。
我不认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看得多重要或把自己看成一个有着精确体貌特征的单一实体。
我只是认为不应该令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蔑视的地位（“令人蔑视”，我想说的是一种人们会妄自菲薄的地位）。
当然，我并不想说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意见就是一种泡沫，如同岩石边上拍打嬉戏的泡沫一般虚幻，而侵蚀你的并不是它们。
侵蚀你的是波涛：这个波涛，就是无数次突然在某个镜子里遭遇的自己的反影，这个反影要比别人眼中那个多数情况下被柔化的形象纯粹千万倍，也严酷千万倍。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以一种利他主义的方式（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憎恨我自己，通常是因为我对某个人造成了伤害。
当然，有时候我会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既没有对某个人、也没有对自己做有益的事。
当然，有时候我会躺在沙滩上，呼吸急促地寻找幸福的空气，或是英国人所谓的“自我满足”[37]，就仿佛一条觅水的鱼。
然后呢？事实是，永远就只是我自己。
有时候，太阳升起、一天刚开始的那一刻，我就憎恨自己的存在，可是下一个黎明，我又平静而安心地感受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呼吸、床单上远远伸着的自己的手。
但无论如何，总是一个人。
这似乎太时髦了，却是一个十分迷人的话题，那就是抑郁。
我就是由此开始这部小说兼随笔的，以对这种精神状态进行描述。
之后我又遇到了十余次类似的状况，我只有通过一个接一个地罗列单词，那些如眼前落英、脑中回声般突然出现的单词，只有通过这种疯癫的怪癖让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每次我在某个人家里遭遇它，这抑郁，这灾难——因为这实在不是开玩笑的，也绝不可以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每次，这病都让我饱受温情的煎熬。
而且，每每想起，我就自问，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如果不是为了告诉“别人”，他们可以逃脱它的魔掌或者说这病总是可以康复的？不管这是小说还是随笔抑或是论文，所有这些文字存在的荒诞天真的理由，便是这只伸向半空的手，这个疯狂无度的愿望，想要傻傻地证明有些东西是可以被论证的。
这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去展示一些力量，一些有力的激流、脆弱的激流，但这些都是在可以表述的范
一 目录 献给夏洛特·阿由 我曾说过灵魂并不优于肉体，我也说过肉体并不优于灵魂，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上帝在内， 比他自己更伟大，无论是谁，无爱地走过咫尺，便是穿着尸衣走向他的灭亡。
——沃尔特·惠特曼
一 一九七一年三月 我原想写：“塞巴斯蒂安[1]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口哨，一边轻轻喘气。
”此刻重拾起十年前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和他妹妹埃莱奥诺[2]，——当然是戏剧人物，不过那是个轻松的剧本，我写的——并且让他们身无分文，但始终快乐，玩世不恭却腼腆羞怯，在一个自恨平庸的巴黎，徒然地想将自己“重塑”成莫里斯·萨克斯[3]式的人物。
不幸的是，巴黎的平庸，或者说我自己的平庸，已甚于我那多少有些疯癫的愿望，于是今天，我正在艰难地回想，“这个”是何时、又是怎样开始的。
“这个”是一种否认、一种厌倦和一种存在方式所启发我的迂回外观，直到现在，出于某种强烈的原因，这种存在始终引诱着我。
比原先更甚。
我想那是在六九年，而我并不认为六八年的那些事件，那些冲动和那些失败，有什么大不了的。
年龄也不是问题：我三十五岁，身体健康，如果喜欢上某个人，那总的来说还过得去。
只是，我再没有这种渴望了。
我倒希望可以去爱，哪怕受伤，哪怕在电话的一头颤抖。
或者，连续十次播放同一张唱片，在早晨醒来的时候，呼吸我所熟悉的、自然赐福的空气。
“我对水的渴望被剥夺，对征服的渴望也随之失落。
”我想这是布雷尔[4]的一张唱片。
但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不管用了。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把这几页纸给我的出版人看。
这并不是文学，不是一种真正的忏悔，这是一个因为害怕自己、害怕打字机以及一个个清晨和夜晚诸如此类而敲着键盘的女子。
也因为害怕其他人。
害怕的情绪并不美好， 这甚至是可耻的，我也不曾了解它。
一切就是这样。
但这个“一切”真是可怖。
在七一年春天的巴黎，我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
我听到、看到的都只是这样一些优柔寡断、惶恐莫名的人。
也许是死亡总在我们周围兜来转去，我们也预感到了它，并没来由地觉得不幸福。
因为说到底，问题不在这里。
死亡——我说的不是病痛，死亡，我看到它披着天鹅绒，戴手套，一身黑色，总之，无可避退、决绝无比。
然而，我怀念那种决绝，就像十五岁时那样。
不幸的是，我已体验过生命中的许多快乐，以至于这种绝对的观念于我只能是一种倒退，一种软弱——这让我避之不及。
或许是因为骄傲，或许又是因为惶恐。
死亡反倒是最微小的痛苦。
但事物的可怕之处在于：那些处处可见的无休止的暴力，那些误解，那些常常被视作正当的愤怒，那孤独，那种加速迎向灾难的印象。
那些已经无法接受——因为人们是如此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灌输着——“青春终有一天会消逝”这一念头的年轻人，以及那些三年前就开始竭尽全力拒绝衰老并且仍然挣扎其中的“成熟”的人。
还有那些想和男人平等的女人，一些人雄辩的理由和虔诚的信仰，另一些人无可避免的怪诞，他们却都还是人类，都臣服于同一个上帝，他们不想再信仰的唯一的上帝：时间。
可是谁还读普鲁斯特？ 还有新的语言，沟通障碍，有时突然再现的人性的温情。
很稀少。
有时又是一张可爱的脸孔。
疯狂的生活。
我一直把这生活认作是一只母性泛滥的凶残牲畜。
它是血腥妈妈[5]、约卡斯塔[6]和蕾雅[7]，当然了，最终都会是：美狄亚[8]。
她将我们一扔，扔在这个似乎不再是唯一的星球上——哦，最后的耻辱——当我说“耻辱”，我想的就真是“耻辱”二字，因为唯一的生命，唯一的思想，唯一的音乐，唯一的故事，终究都是我们的。
而假如还有别的呢？假如我们 的母亲，人生，这个无耻的骗子，在别处还有别的孩子呢？当“人类”，阿波罗的人类，投身到宇宙中，我确信他不是为了去找到他的兄弟。
而是为了确认他没有兄弟，确认他将要度过的这不幸的七十年只属于他一个人（这段岁月是人生已经应许给他的）。
此外，只消看看“假定”的火星人的脸就够了。
为什么他们就必须又丑又矮呢，那些火星人？因为我们嫉妒。
还有，“月球上没有草，对吧？”没有，“草可是属于我们的。
”于是这个如此民族主义的、如此易受惊吓的可爱地球终于安心了，并立马愉快地自相摧残起来，将草从地表连根拔起，或是用鲜血将之浇灌，用的是一样荒诞的动作。
还有所有这些关心“人民”、把“人民”挂在嘴边的蠢货，他们穿着代表左派的小礼服的笨拙样子简直叫人可怜，这又着实令我们为之操心因而终究很是累人，可得要我们这些憎恨右派的人来维护他们，以防一个狂热的（或是一个冷静的）疯子真就把那可悲的礼服变成无法再穿的破烂布条。
人民。
却不知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侮辱性，不知这个词里有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加一个孩子加一个男人，如此这般，不知道每个人在方方面面都有所区分，包括他的深层次的期望，而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其能力所限，这“每个人”听不到、看不见也读不懂自己内心的愿望。
萨特在笨拙却很有诚意地往酒桶上爬时，大概是明白这个的吧。
第欧根尼[9]则在心底和每个人交谈。
正是那些人，内心柔软且觉悟了自己这份柔软的人，被贴上了滑稽可笑的标签。
好在他们才不在乎这些。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一个有着犀利思想的人来说，作为笑料存在，“被恶搞”，都是值得骄傲的事。
值得骄傲，却也令人不安——因为太美好了。
这一点无论司汤达还是巴尔扎克应该都无法接受（当然是在他们的作品里）。
对我来说，这方面的唯一先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因此就是那样在谈论人生，而不是在谈论很快乐也很绝望的瑞典贵族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
但我哪里知道呢？他可能会回来，那么我就会讲述他的故事。
这是我的职业，我写作，我喜欢，我以此为生且活得很好。
依我看，人生带着点雌性动物的特质，它会像那些温柔而谨慎的母猫那样（这能确保我们过上一种相当舒适的生活），揪住几只幼崽的脖子领它们去散步。
或者抓着它们的腰。
并在这种失衡的姿势中故意寻求跌落，权作休憩，如今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这样。
又或者是抓住一只爪子。
让我们忘了那些为爱成痴的人，那些深陷圈套的人，那些病入膏肓者，和某些诗人。
忘了他们。
我却永远都忘不了诗歌，这其实很傻；我从来就只爱诗却从来不会作诗。
然而，我本可以为了求快而去提到青草的气息，并把一篮子芳香的干草扔到这本玩世不恭的小说里，这么添上一章。
现在我只剩下一件事可干了：起名字。
因为当我扑入这草香中，将脸凑过去时，我立即就不得不给她一个称谓了：这是草香夫人。
而大海，这疯狂的大海，我也该把它介绍给我的身体：这是你的好朋友，大海。
身体认得她，但并不扑向她。
我是一个温柔的母亲，带着一个坏脾气的孩子在维希散步：那孩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
“快跟杜邦夫人问好，她去年（或者十年前）在疗养的时候对你多好啊。
”坏脾气的孩子拒绝了。
有时他甚至拒绝爱情的气息，以及它的诱惑力。
我的眼睛则惊恐地从报纸上那些美丽的彩色广告上移开，广告里头有轻抚着红色岩礁的透明海水，齐整完美的沙滩，往返一千三百五十法郎。
“哦，他们就去那儿好了，”我那法西斯般蛮横的身体叹道，“他们全都一窝蜂去那儿才好，去晒日光浴，去尽情地玩，那些地方曾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我的爱，我的猎物。
他们甚至可以一直在那儿待下去。
地中海俱乐部万岁。
打倒那片同名的海！让可怜的小疯子和年轻干部、老干部还有一同露营的人尽情玩耍吧！我呢，则不再赞颂那海了，我会忘了它；而要是我凑巧在某个合适的日子经过那里，比如在四月份，我会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脚或者一只手伸进水里，微微瑟缩着。
它和我，曾多少 次……”多么可悲啊，也许这就是衰老：不再认得亲人了。
而对于那些十五年来一直追随我、不离不弃的个体，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时常回他们那儿去睡觉或是成长，我现在却要逃离他们，就好像我突然又被重新安置到了艾吕雅所说的这个身体上：“瘦削而自负的身体，我童年时的小畜牲，这狂热而娇小的身体”。
二 塞巴斯蒂安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轻轻喘气。
七楼对他来说还是太高了点。
妨碍他的倒不是他的体重，而是近些日子消耗的那万来支烟，万来杯各种不同的酒，酒的种类之多想来都让人发笑。
事实上，他可能还倾向于根据喜欢的那些酒而非他那些女人，来区分出最近这些年的日子。
这么一来，“尼格罗尼”年就可以对应海达；“干马提尼”年虽然持续时间稍长些，但可以对应上玛丽艾拉·德拉。
在巴西度过的“朗姆酒”年则与安娜-玛丽相对应。
天哪，他可真够乐的！其实说到底，他既不是情场高手，也不是酒鬼，只是一个女人对应一种酒的组合让他着迷。
不管怎么说，是他妹妹埃莱奥诺一直主宰着他的人生。
那可是他妹妹，她呢，要不没酒可对，要不就能对应上所有的酒。
无论如何，没有了她的人生，没有了她的酒，就只是一杯白开水。
其实，生活可以这样被一个人限定还真是容易，这个人既是他的奴隶，又是他自己——不管他对此作何评论。
她时不时地会烦躁不安，结婚，消失不见，然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混乱，经过一些纠葛——她只会在很久以后才会对他讲述这些，一边还疯狂地大笑——她又会回到他身边。
无论富贵还是贫穷，筋疲力尽还是神采奕奕，忧伤还是快乐，却总是疯疯癫癫、无与伦比、美丽的埃莱奥诺，他的妹妹，又回到他身边。
那一次，两人刚在斯堪的纳维亚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回来，他们在那儿住在埃莱奥诺某个丈夫的家里。
兄妹俩的处境很是糟糕。
塞巴斯蒂安的一个旧友此时借给他们这套位于花园街的两居室，这实在是天降奇迹。
他们的银行账户上应该也没什么钱了，口袋里也没有了。
埃莱奥诺很快把两三件华丽的首饰交给他，因为她什么也不看 重，但该拿它们怎么办呢？此外，对一个女人来说，首饰可是一张王牌。
塞巴斯蒂安按响门铃，她立刻给开了门，穿着睡衣。
“哦，可怜的孩子，”她边说边把他扶到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上，“哦，在楼梯吹口哨的可怜孩子，都这年纪了……我听见你上楼，正担心你会不会摔倒呢。
” 他把手放在心口上，神情沮丧。
“我老了。
”他说。
“我呢（她笑了起来），刚上楼梯时，我是伊莎朵拉·邓肯[10]，轻松得像飞起来一样，到楼上呢，就是法兹·多米诺[11]了。
你找到什么人没有？” “什么人”是指某个天意命定的人，他鉴于他们的魅力、滑稽和幸运而跑来扶助兄妹俩一阵子。
这样的人在他们生活中还从没有短缺过，而且一般是塞巴斯蒂安发现他们的，埃莱奥诺则像她方才说的那样，懒得往外跑。
“一无所获，”塞巴斯蒂安道，“阿尔图罗在阿根廷，维拉威尔一家度假去了；至于尼古拉么，信不信由你，他居然在工作。
” 埃莱奥诺眼里流露出一丝怀疑和略微反感的神情。
（工作可从来不是他们冯·米尔黑家的强项。
） “这是个什么城市啊，”她说，“不过，我倒是有个好消息，我可以随便怎么穿。
让那些时装设计师都见鬼去吧：一块窗帘布，几条裤子，我那些参加晚宴才戴的首饰，全都可以搭在一起。
我上街看过 了。
只要我不忘了自己已经三十九岁就成啦……况且，还不就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很好，”塞巴斯蒂安说，“对此我向来没怀疑过。
” 他是对的：修长的腿，苗条而健美的身躯，轮廓分明的脸，高颧骨，清澈的吊梢眼，埃莱奥诺依然很美。
他呢，在那张和他妹妹一样骨感的脸上，总是一副温柔而怀疑的表情。
没事，他们会有办法的。
他伸了个懒腰。
“烦人的是，这里似乎是男人更紧俏。
看来我必须得献身了，甚至可能赶在你之前。
” “不错不错，”她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尼古拉说的。
似乎有很多倦怠厌世的男人彼此做爱，女人们则招摇过市，大肆寻觅猎物。
等她们安静下来，则有大学生们取而代之。
啊，如今当个寄生虫也跟从前不一样了。
” “不要讲什么寄生虫。
你瞧，巴黎多美。
” 他把胳膊支在她旁边的窗沿上。
一道玫瑰色的光线投射在对面的墙上，他们周围的所有屋顶都反射出耀眼的光。
从卢森堡公园飘来一股清新泥土的气息，盖过了汽油蒸汽的味道。
他笑了起来： “如果你把窗帘穿在身上，我就可以留长发了吧？” “那你就赶紧吧。
你离脱发可不远啦。
” 他往她腿上轻轻踢了一脚。
他这就再无一点烦恼了。
或许，我终究是该将这两个小朋友的故事写成一出戏。
这些实在
不太像是一个小说的开头。
或许我本该——怎么说来着？——“活灵活现地”描绘我的人物和布景。
尤其是布景，要比较简短。
但布景着实又很让我厌烦，不像有些作家能从中感到一种那么细致而饶有趣味的快乐，我简直会为了他们而幸福微笑。
在这点上，显然我就得复看一遍：七层楼，一张摇晃着的扶手椅，一些屋顶（处在七楼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并没有多少。
其实，我的主人公拮据而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在这“七层楼”中就表现得很充分了。
我一直都讨厌楼梯：上楼我会气喘，下楼我会晕眩。
（我曾因为五层楼梯而抛弃某个人。
他对此一直不知情。
）在把我的个人厌恶转嫁给冯·米尔黑兄妹的同时，我又让他们处在一间空公寓里，算他们倒霉。
他们很开心，这就是最好的布景了。
现在我又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供养他俩的人，这个人还不能保守得可笑。
我不知道上哪儿能找到：富人们成天嚷着他们没钱，穷人们没钱却说得更轻些；然后还有税收，等等。
我得给他们找一个外国人。
法国在一九七一年时就是这个情况。
考虑到故事的逼真性，我将不得不让一个外国人来支持我那迷人的冯·米尔黑兄妹。
最好是定居在瑞士的。
这对我的民族自尊心是种冒犯。
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让埃莱奥诺到玛丽·玛蒂娜那儿[12]或成衣商店去干活。
这就好比把塞巴斯蒂安投进金融业或证券市场一样。
他们两个都会因此而死去。
和我们认为的正相反，懒惰是一种和工作一样药性强烈的迷药。
如果让一个工作狂停下来，他可能就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
而一个懒人，一个真正的懒人，在几个星期的劳作后，也会陷入某种“缺失”状态。
他会变得虚弱、消沉、瘦削，等等。
我可不会让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在工作时死去。
人们对我这无所事事又腻烦一切的小世界已经责备得够多的啦，叽哩呱啦的；但我不能为了这个理由就将这两个疲累的瑞典人牺牲在批评的祭坛上。
也许以后在另一本书里（如果上帝和我的出版人给我机会的话），在另一些人物身上，我会考虑这些。
有一天，我会谈论工资单、按揭买车、电视机和普通人。
如果历经种种遭遇后还有普通人的话。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开着小金属盒一样的车，因交通堵塞而滞留在这长久以来严重污染的空气中却暗自窃喜。
他们在办公室和家之间要花上一到一个半小时，却还很高兴。
因为，在这一个小时里，在他们的小盒子中，他们是独处的。
没有人可以接近他们，和他们说话，或者按心理学家的说法，“侵犯”到他们。
这一点，是可以得到某个上班的男人或女人承认的……小汽车，就是庇护所，是因纽特人的雪屋，是母亲的怀抱，等等。
是的，对我来说，星期天人们拿着专用的小抹布擦拭的不可能是一个攻击性的器具，这是他们的孤独，他们唯一的奢侈。
要当心快乐。
我警惕着这份甜美的欢欣，这种情绪会残忍地离开，又会在两三章之后重新俘获作者，并让他嘀咕着说出这样一些话：“瞧瞧，机器重又恢复运行啦！”或者“瞧瞧，重新上路啦！”诚然，这不过是些技工式的朴实话语，但有时后面还会跟着这样的话：“瞧瞧，我不必自杀咯。
”（更为抒情的句子，但有时是真实的。
）创作者就是这样脱离原本的轨道的，他因为发出了不和谐音而和他的同班同学们，和其他的人类，区别开来了。
这份欢欣是危险的，因为我们会认为“地基已打好”（总是拿这些具体行当的术语来做参照），于是在这些情况下，在经历过这些巨大的恐惧之后，为什么不去散会儿步呢？尤其要是一个人烟稀少、却充盈着三月里斜斜的温暖阳光的多维尔[13]正近在咫尺。
前天，在看着灿烂星空下的这些黑乎乎的、孤独的房子时，我明白了这片大海为何孤单得如此得体（由于温度的原因，我和拉芒什海峡之间从未有过亲密接触），明白了为何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在冬天把他们的摄像机和演员带来这里。
我同时对自己说，我再也受不了电影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海滩上奔跑的镜头，就像受不了两个人（或十二个人），无论是男是女，裸着上半身躺在床上、被子多少又拉开着的镜头。
我立即就要提醒那些喜欢放荡情节的人：这部小说里不会有一丁点这类描写。
至多只有这样的：“这天夜里，埃莱奥诺没有回家。
”说到底，这是事实！他们在 那疯狂的夜晚做了什么，在黑暗中小声说了些什么，又有哪些“秘密”，那关于身体之爱的巨大秘密？暴力，美丽，对快乐的敬意，这些都在哪里？我们看见一位夫人，闭着眼睛，头在床上从左扭到右，然后是一个可怜男孩的侧脸和健美的脊背，他在有节奏地摆动着，而我们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平静地等着他们完事。
我们居然还会因此羡慕那些人：这至少让他们得到消遣了。
而现如今，所有这些不由分说就向我们扑面砸来的大堆大堆的肉体，棕黑色的，雪白的，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真是令人厌烦！身体，和它带来的快乐，竟也成了消费的商品。
可怜的人……他们以为摧毁了一些可笑的偏见，实则却损害了一个绝妙的神话。
我时不时地会忘记写“我又跑题了”，这是对读者的古老礼仪，但这里又显得愚蠢，因为我本就是打算跑题的。
此外，这些冒冒失失的情色故事已经使我抓狂。
我还是再去看看我的冯·米尔黑兄妹吧，“他们经常做这种事情，但他们从不谈及”。
三 餐馆非常棒。
埃莱奥诺要了九只还在柠檬水里活蹦乱跳的牡蛎和一条烤鳎鱼，配上普伊芙赛干白。
饿极的塞巴斯蒂安已经开动啦，一份鸡蛋冻和一块黑椒牛排，正宗的那种，就着博若莱红酒。
没有普兹酒，他们为此很是惋惜了片刻。
埃莱奥诺并未如她所预见的那样把窗帘穿在身上。
如同每每只属于她的那根魔术棒又起了作用一样，她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能干、丑陋而贴心的老朋友，那是所有女人梦想中的女友。
她把埃莱奥诺带到自己的一个朋友那里，他开着一家可以“延期”付款的成衣店。
他被埃莱奥诺的美丽迷住，便又额外为她挑选了几件长裙。
对于她给他写支票付账的建议，他还夸张地连连挥着手臂表示拒绝。
就是这样，埃莱奥诺一身盛装地在玛尔博夫街一家餐馆的露天座上挥霍着塞巴斯蒂安仅剩的——也就是她仅剩的——最后九千法郎。
“这顿午餐之后，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还剩下两到三千法郎，”塞巴斯蒂安边说边眯缝起眼睛，因为阳光正迎面照过来，“你吃个甜点？不要？那我们还可以打车回家。
” “这真是愚蠢，”埃莱奥诺说，“因为我要是吃了个奶油千层糕的话，就必须得有一辆出租车来载我回家了。
生活真是不可理喻。
” 他们相视而笑。
在三月肆意的阳光里，一些小细纹此时清楚地显现在他们脸上。
“我的老妹，”塞巴斯蒂安想，“我的老妹，我会让你脱离窘境的。
”一阵突如其来的情绪堵住了他的喉咙，他为此大吃一惊。
“你的牛排上放太多胡椒了吧，”埃莱奥诺漫不经心地说，“看你都流泪了。
” 她垂下了眼睛。
她是不是意识到了他们只是两个完全无用的人，正身处一个突然之间变得陌生、匆忙、对他们冯·米尔黑兄妹的魅力和诱惑力无动于衷的城市？当然了，男人们会看她，但是去普拉扎的马克西姆跳舞狂欢是必须的，他那身行头显然还不够带劲。
他一口喝光了杯里的酒。
“今天晚上，”埃莱奥诺慢悠悠地说，“我们买一盒饺子吧，我可喜欢吃了。
然后呢，如果你不觉得厌烦，并且知道怎么拨弄你朋友的收音机，我们就可以听听香榭丽舍的音乐会，有转播呢。
再把窗户打开，这样就超级完美了。
” “他们演奏什么呀？” “有马勒、舒伯特、斯特劳斯，我刚才看过了。
真是一顿美好的午餐啊，塞巴斯蒂安。
” 她向前伸展着她那长长的手臂，长长的手，一副幸福的神态。
她背后的一个男人正好撞见了这个动作，塞巴斯蒂安便幸灾乐祸地看着他因欲望而变得脸色发白。
此外从她一进来起，他就以一种直白的、一动不动的眼神一直盯着她看，看得坐在对面的塞巴斯蒂安都不自在起来。
他穿着旧旧的三件套，系着极其难看的领带，边上放一块手帕。
这该是附近街区的一个小职员，稍有些迷恋女性癖。
但是那份直视的天真无邪却让人想到另一种东西，也许是一种疯狂。
甚至，当他俩起身准备离开时，他也站起来了，好像他也坐同一张桌子似的，然后他向着总算能看得到的埃莱奥诺的正脸投去鬼鬼祟祟的、孩子气的一瞥，把她弄得莫名其妙。
“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你的后颈，”塞巴斯蒂安看到他妹妹的惊讶眼神后说，“我们稍微走走，还是直接回去？” “我倒想看完这本书呢。
”她说。
有时候，她会连续好多天整个儿消失在书堆中。
那位贴心的女友在同一条花园街上找到了一家租书铺，心醉神迷的书店老板马上就满足了埃莱奥诺如饥似渴的读书欲。
她读书挺随意，躺在沙发上或床上，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塞巴斯蒂安则回来，又出去，和烟铺老板或卢森堡公园的看门人聊天，或练习有条不紊地爬上这七层楼梯。
这种精致的生活会在今晚结束，在饺子和马勒的音乐之后结束。
对此他感到一种平静的绝望。
冯·米尔黑兄妹始终找不到出路。
在巴黎，在这段时间，没办法轻松快乐地就弄到钱，即便是对他们而言。
那个迷恋女性癖的出现并不在我的意料之中，这让我有些惊讶。
我要拿他怎么办？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的话，埃莱奥诺憎恨疯子。
无论如何，我要提醒各位忠实的读者，在我十八年的文学生涯里，这是我第一次给出一份菜单。
一份真正的菜单。
有牡蛎、鱼，等等。
还有酒，甚至还有一个大概的价格。
我最终肯定会写成一部辞藻累赘、没完没了的小说，我知道。
我得去描写一座房子，它的外面和里面，窗帘的颜色，家具的风格（救命[14]！），祖父的脸，年轻女孩的裙子，阁楼的气味，上桌吃饭的命令，餐具、杯子、桌布的样式，然后，作为结束，可以这么写：“人们看到一条死去的鲤鱼上了桌，盘底垫着月桂叶，周围是一圈火红的番茄和甜椒，那灰色的鱼皮有些脱落了，这使那不可思议的雪白愈发凸显出来。
”或许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幸福。
让那些轻柔的音乐都走开吧，听听那些热闹的曲子！既然说到了轻柔的音乐，我就得再次敬告我那群不幸的、却被认作忠实的读者：如同这本书里不会有放荡情节一样，这里面也不会有任何自传元素，没有关于圣特罗佩五十
四 号的任何可笑的记忆，没有任何关于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等等的内容。
出于两个原因。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都只和我个人有关。
其次，即便我把自己投入事实中，我的想象——那可真是逻辑上的疯狂——也会让我的故事转向、改道，最后都不知道会把故事引向哪里，让我自己都会觉得好笑。
避免细节，我就不必冒险撒谎了。
至多我会在引用方面出点错。
阿门。
但这绝对是出于诚意。
此外，这份常常让记者们感到泄气的诚意（我的那份诚意）——而我很是理解他们（达利的那些访谈就让我幸福极了）——这份诚意，这只自我出生之后就被我牢牢牵着的安静的种牛（我指的当然是些大众话题），面临着人们冲它使劲挥舞的各种名为以色列、俄罗斯、波兰、新小说、青春、阿拉伯国家、共产主义、索尔仁尼琴、美国人、越南等等的红绒布旗[15]时，这可怜的哺乳动物，因为不懂得采摘和消化吸收那对于它自身的培养、对于它理解这个世界——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备受煎熬的这个地方——所必需的青草，而一下子变成这只被激怒的公牛，促使我飞速写下这本奇怪的书的公牛。
这真像一出喜剧。
这只无忧无虑的公牛有一颗“破碎而冷酷的心”。
不是我要大肆诛杀我的斗牛士们——这些人声称掌握着要理，实则并非如此，这些可怜的人，他们还声嘶力竭地声称掌握着它们。
当然，这些人都是我的朋友。
我的敌人们则长久以来一直在喊狼来了，犹太人来了，黑人来了，诸如此类。
我说的斗牛士是那些仍会提到那只民主白鸽的人，他们热爱那种自由——和我一样——但我已经开始担心，那只白鸽会不会宁愿把自己的羽毛留在一双双热情激昂的手之间，自己则光秃秃地飞往它想去的地方，而不是停落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
哪怕有一天会因为怀念我们温柔的话语而回来，而被那些模仿我们声音的人用枪打得半死不活。
当我说“我们”，我只是在说那些不会非要把自己当成判官或专家不可的可怜人。
这样的人恐怕不多了。
让我们回到那两个瑞典人的话题上，我们将他们淹没在丝绸、黄金和玛祖 卡舞曲里吧。
我们那善于思维的政治的头脑总爱跳踩不准节奏的抽筋舞（两只脚都是这样），这实在让我恼火。
就把这些都忘了吧。
四 晚上的音乐会非常棒，虽然埃莱奥诺把饺子煮烂了，虽然塞巴斯蒂安不得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平息一阵轻微的饥饿感。
窗子向夜空敞开着，埃莱奥诺斜坐在地上，于是他只看到她的侧影，如此熟悉又如此遥远，安静地朝向外面的夜色。
“只有对这个女人，我有时候会想问一句：你在想什么？”他遐想着。
也只有这个女人永远都不会回答他。
电话铃响了，两人都惊跳起来。
没人知道他们在这里，在他们七楼的孤岛，塞巴斯蒂安在接电话前犹豫了一下。
然后他缓缓地拿起话筒：他感觉这是生活来呼唤他们回归正轨了，也许对于他们的财政状况而言是恰逢其时，可对于两人此时的心境来说尚嫌太早。
而说到底，在向生命贡献了四十年忠诚而优质的服务之后，他们为什么不杀了自己了事呢？他知道，对自杀并不完全排斥的埃莱奥诺会追随他的。
“喂，”一个男人的声音激动地说，“罗贝尔？是你吗？” “罗贝尔·贝西不在，”塞巴斯蒂安礼貌地说，“他应该这几天就会回来。
” “那么……”那声音说，“您是？……” 这些人真是越来越没教养了，塞巴斯蒂安想。
他努力克制着自己。
“他好心在自己外出的时候把公寓借给我住。
” “这么说，您是塞巴斯蒂安啰，真是好极了！罗贝尔总是说起您……听着，我本来想请他过来的，今晚有一家俱乐部开业，很赞、很有气氛的，杰德尔曼夫妇开的……您认识杰德尔曼夫妇吗？您乐意我带您过去吧？” 塞巴斯蒂安用眼神征询埃莱奥诺的意见。
那个激动的声音就像从一个扬声器里发出来似的在屋子里回响着。
“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
”塞巴斯蒂安慢悠悠地说。
“吉尔贝。
吉尔贝·伯努瓦。
那么，就这么说定了？地址是……” “我和我妹妹住在花园街，”塞巴斯蒂安打断他，“我想我们半小时后就能准备好，因为我们绝不会在不认识那个什么夫妇的情况下就单独前往……” “杰德尔曼夫妇，”那个声音结结巴巴地解释，“但这是一个俱乐部，而且……” “杰德尔曼，好的。
您愿意半小时后到门口接我们吗，还是说您更想我们晚些时候再见面？” 埃莱奥诺看着他，眼里炯炯地闪着光。
他演得可真是好，因为他们绝对是再没法打车了，在杂货铺买那盒饺子时，一瓶西昂蒂红酒就好像是自动附加上的一样被他们一并买下。
“我会在楼下的，”那声音说，“当然。
我刚才没想到……” “对了，”塞巴斯蒂安说，“我叫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我妹妹叫埃莱奥诺·冯·米尔黑。
我告诉您这些是为了之后作介绍用。
一会儿见。
” 他挂了电话，哈哈大笑。
埃莱奥诺看着他，更安静地笑着。
“杰德尔曼夫妇是什么人？” “天晓得。
那些有钱人现在都喜欢开酒吧。
他说的那家俱乐部就
是他们开的。
你一会儿穿什么？” “那条水绿色长裙吧，我想。
打扮得漂亮点，塞巴斯蒂安，可能你想都没想到就得献身啦。
（他看了看她。
）根据我房间里的那些照片和吉尔贝的声音来看，你那好心的朋友，我们公寓的主人，似乎是个不折不扣的男同性恋……” “该死！”塞巴斯蒂安面无表情地说，“确实，我完全把这个给忘了。
不过这个开端还不错。
” 两小时后，他们已落座在一张热闹无比的大桌边了，塞巴斯蒂安的膝盖时不时就被那富丽多金的杰德尔曼夫人撩拨一下，她应该有些上了岁数。
但她总还是做了推拿，洗了淋浴，用了定型发胶，还修了指甲的，塞巴斯蒂安很明白事理地心想，他可见识过很多这样的。
埃莱奥诺则似乎已经有点受不了她的邻座了。
在一个不一般的引人注目的到场后（他们在这里做什么，这两个金发外国人是什么人啊，这么高，又这么冷淡，而且还是兄妹俩？），他们被那个为自己的“发现”洋洋得意的吉尔贝引领着，在主桌坐了下来。
杰德尔曼先生似乎已经对他妻子的那些心血来潮的疯念头见怪不怪，醉得不省人事，到了晚上十一点就不得不被送回去了。
两个电影明星、一个歌手、一个著名专栏作家和一个彻底的无名之辈坐满了杰德尔曼夫人这一桌，摄影师们则忙得像一群到处乱飞的蛾子。
吉尔贝尽量回答关于冯·米尔黑兄妹的问题，但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无所知，只知道罗贝尔一直 以来都是塞巴斯蒂安的绝对仰慕者，为了掩饰，他只好故作神秘，甚至显出阴险狡诈的样子，把大家都给惹恼了。
“没有啊，先生，”埃莱奥诺的声音骤然响起来，塞巴斯蒂安马上竖起耳朵，“没，我没看过所有这些电影。
”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您难道不知道谁是邦尼和克莱德[16]？” 这位狂热的电影迷引起了整桌人的注意。
“她声称……” “夫人，”埃莱奥诺仿佛漫不经心地打断他，“这位夫人声称。
” “这位夫人声称，”那可怜的人边笑边继续说道，“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邦尼和克莱德。
” “先生，我在瑞典生活了十年，在一个被白雪封锁住的城堡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
我丈夫也没有配备如您所说的‘家庭影院’。
而且我们从来没去过斯德哥尔摩。
就是这样。
” 突然之间一片寂静，埃莱奥诺并没有提高嗓门，却变得不同一般的生硬。
“你有些激动了，我的天使。
”塞巴斯蒂安说。
“同样的事重复上千遍，同样的事听上千遍，这实在让人厌烦。
” “对不起，上千个对不起，”电影发烧友不无挖苦地说，“那么，从严寒中归来到底值不值呢？” “城堡给卖了，我前夫进了监狱，”埃莱奥诺说，语调平静，“谋杀罪。
我们演了自己的电影。
塞巴斯蒂安，我累了。
” 塞巴斯蒂安已经站到她身边，微笑着。
两人谢过杰德尔曼夫人——这更增加了她的惊愕，然后在一片全然的寂静里离开。
塞巴斯蒂安在俱乐部的楼梯上笑到不行，几乎爬不动楼。
有人从里面追出来：是那个歌手。
他长着一个圆圆的脑袋，光头。
“我可以送你们一程吗？”他说。
埃莱奥诺表示赞成，看也没看他一眼就坐进了那辆庞大的美国轿车，并给了他们的地址。
随后塞巴斯蒂安的狂笑先是传染给了她，又传染到那个歌手，接着他俩答应了歌手的请求，另找地方玩乐去了。
黎明时，歌手把醉得不省人事的两人送回去： “开慢点。
”埃莱奥诺亲切地关照。
“一定。
多美好的夜晚。
啊，多有趣的玩笑，多动人的玩笑……” “这不是个玩笑，”塞巴斯蒂安恳切地说，“晚安。
” 一九七一年七月 这是个美丽的夏天，七一年的夏天，绝对是。
天气很晴朗，牧草刚刚收割。
某日，在来路上，我在里约来附近停下来。
就在那片胡杨下面。
我仰身躺倒在牧草垛里，树上有无数深绿色的小叶子，它们在太阳光里翻转着，打着旋，我想我找回了某种东西。
车子停放在路 边，就像一头耐心的庞大牲口。
我有时间做一切事情，我不再碌碌无为。
这样真不错。
内心深处，我敬重的唯一偶像，唯一的上帝，就是时间，我所有深切的快乐和痛苦显然都只和它有关。
我知道这杨树将比我存活得更久，这草垛则相反，它将先于我枯萎；我知道有人在家里等我，也知道我本可以轻易地在杨树底下一待就是一个钟头。
我知道此刻过于匆忙和刻意求慢一样愚蠢。
人的一生都是这样。
我知道一切。
同时又知道这样的道理一无所值，不过是一个特许的幸运瞬间而已。
对我而言，这些又是唯一的真实。
当我说“真实”，我想的是“有教益”的，而这同样是愚蠢的。
我始终不够透彻，不够透彻而无法完全幸福，无法拥有一种能让自己一劳永逸的抽象激情，而不被应许任何东西。
但如果我们时常想起这些幸福的时光，这些和生命融为一体的时刻，它们最终就会变成一床有着让人舒心的拼缝花纹的被子，盖在我们这份孤独的赤裸、瘦削、微颤着的身体上。
终于说出来了，这个关键词：孤独。
这是一只被我们放养在跑狗场的机械小野兔，那些被我们唤作激情和友谊的大猎兔狗在它身后竞相追逐，气喘吁吁，神色贪婪。
它们其实永远也逮不到这只小野兔，却总以为只要发力便可企及。
直到人们在它们面前砰然关上一道门。
它们在那扇小小的门前急刹住步伐或是一头撞上去，就跟布鲁托[17]一样。
人类身边有多少布鲁托啊…… 可是瞧瞧吧：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去管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了。
我不在的时候，他们都吃了什么，靠什么生活，我亲爱的冯·米尔黑兄妹？我感到了作为监护人的内疚（快乐的内疚）……我需要重新找到他俩曾经突然造访的那家有钱人的名字……杰德尔曼家，我决定在我缺席的日子里，让塞巴斯蒂安和那位女士发生该发生的事，当然，他少不了要抱怨，诸如：“毕竟我不再是小白脸，我老了啊，云 云。
”埃莱奥诺总会笑起来……但是他们住哪儿呢？现在是八月，或者快到八月了。
他们不能再待在花园街了，也不能在蔚蓝海岸——那已成为过去。
也许是在多维尔？无论如何，看看杰德尔曼夫人和塞巴斯蒂安之间相互引诱的情节是相当有趣的。
设想一个背景，真正的路易十五式，但是“豪华”的背景。
一个惠风和畅的泛着青色的傍晚——似乎只有巴黎的夏日才会这样，为显得“过时”再摆上一张芥黄色沙发和一些诺尔[18]家具。
然后，为了给自己鼓劲，和塞巴斯蒂安同时端起一大杯兑了水的威士忌，不，还是不加水吧…… “哦，老天爷！”塞巴斯蒂安在心里默默喊道，他前一天夜里也这么喊过，却是在他妹妹面前大声喊的；他先是对自己的性功能产生痛苦的怀疑，又对杰德尔曼夫人的意图有了同样痛苦的确定。
“哦，老天爷，我要如何脱身呢？她就要整个儿地扑向我了，她将把我带进一个混乱的大漩涡。
”和所有北欧的孩子一样，塞巴斯蒂安害怕漩涡。
他于是迈着那两条大长腿（可惜是穿了裤子的）， ；在位于蒙田大街的杰德尔曼家富丽堂皇的大客厅里来回晃悠。
杰德尔曼夫人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她对塞巴斯蒂安以及他的金发留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在第二天就邀请了他——塞巴斯蒂安的说法是“约见”。
他才不可能回绝，他们可是再没一个子儿了。
埃莱奥诺，半同情半嘲讽地将他一直送至楼梯平台，就好像在送别即将奔赴战场的兄长一样。
而现在，她就在那儿了，是另一个她，杰德尔曼家的那女人——人们在巴黎就这么恶声恶气地叫唤她。
她在那儿，梳过头，修过指甲，搽过粉，衰老，但令人赞赏。
说衰老毕竟是不公正的：她只是不再年轻罢了。
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脖子、腋下、膝盖、大腿上，在所有这些残忍的部位，某时某刻，它们令一个女人的身上浮现出某张太过详尽、太过精确的米其林地图，总之就是：完蛋了。
诺拉·杰德尔曼好奇地看着他前后左右地来回踱步。
很明显，他不是她所习惯的那一类“小白脸”。
塞巴斯蒂安很有些风采，他漂亮的双手、干净的眼神都让她惊讶不已。
她带着一种或许和塞巴斯蒂安相同的好奇，心想着他来她这儿要做的事，先是在她的客厅里，然后是在她的床上。
然而，鉴于他似乎也在想同样的问题，她决定用行动来结束这个哑谜。
她从沙发上起身，很轻盈，带着一种有意识的镇定，又有些柔媚，这让她突然想到她第二天还得去看她的脊柱按摩医生，她就这么扭向塞巴斯蒂安。
他听到她靠近，仍待在窗前一动不动，试着回想起一个他喜欢过的女人，或者一部惊艳的情色作品。
那是徒然。
她已经靠在他身上了，曲着手臂环抱住他，她整个儿悬在他脖子上，纽约最昂贵的牙套已经撞到了他的牙齿上。
令她倍感惊讶的是，他表现得十分得体，她则坚持要送他一对极其别致的袖扣，而他立即便会将它们转卖掉：埃莱奥诺，他的美丽小鸟，他的妹妹，同谋，他生命里的最爱，将可以度过一个奢华的夜晚……
五 一九七二年一月 我抛下这部小说，抛下我理性的思考和不理性的瑞典人已近六个月了。
挫折，狂乱的生活，懒惰……随后，去年十月的秋天，如此美丽、如此金灿灿、光彩而令人心碎，在那满溢的幸福之后，我不知如何将它继续下去。
我独自一人在诺曼底，快乐而疲累，愣愣地看着心口上一条长长的伤痕快速地愈合，看着它变成一个粉红色的伤疤，平整，难以察觉，说不定过后我会想用一根怀疑的手指头去碰触它——记忆的手指——就好像是要让自己相信自己的脆弱。
一边也重新嗅到青草的气息、泥土的芬芳，将自己淹没在两者之间，边握着方向盘边声嘶力竭（这个词非常形象）地唱着《茶花女》[19]，一路下到多维尔。
在这个十月的多维尔，荒无人烟、炎热似火，我看着空荡荡的大海、掠过甲板的受惊的海鸥、白色的太阳，还有逆光中几个好似从维斯康蒂的影片《魂断威尼斯》中走出来的人物。
而我，一个人，终又是一个人，任两只手垂下来，像死去的猎物一般悬在长椅的两边。
重又回归孤独，回归爱做梦的青春年代，回归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但别的东西——地狱、天堂——却一直不断强迫你弃绝的地方。
然而此刻，别的东西却不能在我和这绚烂之秋之间做些什么。
是这样，但是我那两个瑞典人，整个夏天，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在蒙马特的作坊广场，八月，我们正在演一出戏时，我开始为他俩操心了。
街道上，一些小个子女士头顶卷发夹子，拎个手袋去购物，一些狗随心所欲地小跑着，还没完全卸妆的戏剧演员们在灼热的阳光下闲逛。
我坐在最喜欢的那家咖啡馆露台上，让冯·米尔黑兄妹和杰德 尔曼一家乘游轮出海，或跟随那个年轻歌手去外省巡演，我为他们构思了曲折的剧情，不过我不会写下来，我知道我会忘记，忘记不过是为了下一次还可以重复。
刻意地，疯狂地，我在那一小片纸上竟没写下一个字。
哦，舒畅，哦，内疚……有时候，人家托我照看一只狗，或者一个小孩，通常是在狗的主人要去超市里像打仗似的握紧了手推车采购的时候……我会和街区里一个幸福的无业游民聊聊天。
我过得很好。
之后，会有黑黑的影映厅和放映员，还有演员之间的琐碎事情，但是那会儿，夏天是温柔的，巴黎的，蓝色的。
对此我毫无招架之力。
结束这道歉的一章、寻找托辞的一章吧。
今天，我又在诺曼底了。
天下着雨，很冷，除非把这本书写完，或者拿刀架在我脖子上，否则我决不出门。
我说到做到。
呜！ “再放那张唱片吧，好不好？”埃莱奥诺问道。
塞巴斯蒂安伸手去动了动脚边那个唱机的唱针。
他没问是哪张唱片。
经过了一段古典时期之后，埃莱奥诺迷恋上了夏尔·特雷内[20]的一张唱片，并且只听这一张： 一颗枯树的枝桠上 落着 最后一只夏天的鸟…… 这是在杰德尔曼家位于卡普戴尔港的别墅天台，两人正躺在一张吊床上。
在最初的别扭阶段过去之后，塞巴斯蒂安开始对诺拉·杰德尔曼怀有某种爱意。
他叫她“小鸟夫人”，而她对这个称呼却是相当不悦。
他称亨利·杰德尔曼“总统先生”，稍一喝高，他就放纵自己模仿一些最没品的政治谋杀动作。
精神上引诱了这对夫妇后，埃莱奥诺又沉浸在她最爱的阅读之中，这一次是在大海之滨。
她有着阳光晒后的健康肤色，很讨人喜欢；她很安静，看着那一个个日子，夏天的 日子，如梦一般在她小说的纸页之间流逝。
也有一些杰德尔曼的朋友追过她，只是徒劳。
倒是塞巴斯蒂安为她制造了几次夜间的约会，是和别墅的园丁，一个很棒的小伙子。
但是此事，他对她只字未提。
私下，他们的“浪漫逸事”越像玩笑，那些激情的地下插曲就越该保持隐秘。
他很清楚这是对各自私生活的绝对尊重（掺杂于一种嘲弄之中，对他们感情生活的嘲弄），这让他们总能和谐共存、相安无事。
他们也讨厌裸露癖，而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习惯，尤其在蔚蓝海岸。
翻领套衫变成了他们唯一的救星。
穿着二十世纪初的泳衣游完泳后，身上的水还没干，他们就迫不及待地钻进衣服里去了。
大家觉得他俩很奇怪，有种异国情调，因为他们生得很好看，两个人都是。
他们自己呢，只是单纯觉得这样比较得体。
他们明白对肉体的欣赏是一件感性、动人、自然的事，和对水、马、狗、火的喜爱没什么两样，这既不是放荡，也无关美学。
塞巴斯蒂安自己便是证明，每天晚上他抱着诺拉·杰德尔曼，却丝毫不对她的香水、她的皮肤、她索取爱抚的幽怨方式感到恐惧。
一种源自疏离性情的高贵柔情降临于他，温顺的身体便去服从。
另外，由于骨子里终究是北欧人，太阳之于他们并不像之于别人那样，是一个专制甚至暴虐的神。
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又提升了他们的魅力：在这个季节，这个地方，如此心安理得地不追随阳光，不追随美黑大潮，就等于不追随金钱。
杰德尔曼夫妇的朋友中一大半是些富得流油的美国人，尚不具备高雅的品位，尽管他们不停往返于美国与欧陆。
其实他们的聚会通常只在彼此之间进行，巴黎的一些沙龙一直固执地没有向他们敞开大门。
人们为了一些慈善晚会而召唤他们，他们的慷慨有时也能换来一次午餐邀请，但只会在披萨餐厅。
所以他们对明显出身古老家族的冯·米尔黑兄妹的出现就不只是困惑了，困惑的当然还有塞巴斯蒂安和诺拉之间同样明显的关系。
他真的完全不是小白脸类型——（那一类她有过的还少吗？）——然而他和他妹妹却又如此公然又露骨地傍着这家人。
一位诺拉曾经的追求者，借着酒劲，竟然开始在这个话题上 大加发挥，立刻吃了塞巴斯蒂安毫不含糊的一拳，自然，这一拳结束了讨论。
而且，这对兄妹似乎太亲密了一点。
简言之，他们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简言之，他们是危险的，所以是诱惑的。
这个夏天，有一些很漂亮同时也和诺拉一样有钱的女人围着塞巴斯蒂安转。
徒劳而已。
一些保养得很好的美国人也在埃莱奥诺彻底的漠不关心里碰了壁。
最后，如果不是可怜的诺拉如此出名的品位正统，估计他们就被怀疑成最不堪的堕落了。
今晚，你的心在这里，我的信徒。
是的，可是明天，海滩上就没有燕子了…… 特雷内在唱，大海变成了灰色。
诺拉穿着淡紫色丝质长裙出现。
长裙的色泽让埃莱奥诺不由地轻轻眨眼。
“鸡尾酒会开始了，”她说，“……我的天，这张唱片……很美但是那么悲伤……尤其这样的日子里……” “把唱机关了。
”埃莱奥诺对塞巴斯蒂安说。
她向诺拉优雅地微笑。
诺拉也回以一笑，却夹杂一丝细微的怀疑。
关于埃莱奥诺，她内心有疑问千千万，但旋即自行打消了去问塞巴斯蒂安的念头，他一听到她发问就总是立马僵起脸。
她只知道，埃莱奥诺在哪儿，塞巴斯蒂安就在哪儿。
如果说这有令人安心的一面，那么也有令人恼火的另一面。
她甚至把戴夫·伯比，一个绝佳的交往对象，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往埃莱奥诺怀里送，没有成功。
那个在瑞典坐牢的雨果到底何许人也？而又是从哪里冲她掉下来这个神秘又殷勤的男人，礼貌而漫不经心地接受她的礼物，四十岁却有着年轻大男孩的肆意笑容，和那一丝无法理解的忧郁？她迷恋他，虽然他的犬儒主义深入骨髓——而她过去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和得到了什么。
这 让她不安。
他回巴黎后打算做什么？打算和他那个终日神游的妹妹住哪里？他是想指望她还是指望运气？他从不和她说起回程，可是三天后他们所有人都要回去。
园丁马里奥从小路走来，手捧浅褐色大丽菊，微笑着把花递给诺拉，埃莱奥诺温情脉脉地看向他。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早上，她打开卧室的窗户就看到了这个古铜色的瘦长背影，长长的手臂正以娴熟的动作修剪树枝，被晒过的后颈是褐色的，他转过身来，先是礼貌地微笑，然后止住，她则在关上窗户之前，向他送去一个微笑。
当整幢房子都睡去，或者在所有人都去蒙特卡洛或戛纳的夜晚，她就下楼去花园深处和他相会，那里有可以闻见新鲜薄荷和冷杉的工具棚，有可以让他偶尔带着她起舞的舞池，有马里奥愉快的笑声，马里奥清新的唇齿，马里奥火热的身体，这个身体可不需要按摩。
他品性纯良、温柔快活，她在他身边备感轻松，远离那幢华丽的豪宅，那群喧闹的人，以及美元丁当作响的声音。
反正，已经有塞巴斯蒂安全权负责了他们的假期。
塞巴斯蒂安真是完美的哥哥。
“把这几支大丽菊给冯·米尔黑夫人吧，”诺拉说，“……多美啊……这种紫色……” 马里奥向埃莱奥诺转过身去，将花束递给她。
他的衬衫领子滑落处，她看见自己的牙齿两天前在他脖子上留下的紫色印记，是和这些盛开的花朵一样的颜色。
她无意间碰到他的手，他便朝她微笑。
塞巴斯蒂安于是不无讶异地看见，他妹妹无神的双眼里有无限忧伤、无限遗憾在闪动，和落日的光辉融混在一起。
是的，我知道：我又一次陷入了浅薄琐碎之中……这著名的萨冈式小世界，没有多少现实的烦恼。
哦，是的，可问题是我也开始烦躁了，即便我有无比的耐心。
举个例子：在公开宣称并真的认为（此外，我始终这么认为）一个高效率的女人应该和一个高效率的男人同 酬之后，在公开宣称应该由女人来自由地选择要不要生孩子，而人工流产也应该合法化——既然它对有钱女人来说只是个小小的不便，而对其他人却是一次凄惨的屠杀——之后，在赌咒发誓说我自己曾经也做过人流之后，在读到周刊上的宣传语“女人，你们的肚子是属于自己的，并且只属于自己”——多么悲哀啊，尤其这算什么说法！——之后，在不知多少份请愿书上签名，在听了破产的银行家、乳品商、出租司机的怨言之后，在我自己也被心狠手辣的税务官强取豪夺一番（本该在吉斯卡尔·德斯坦一上台时就有所警惕了：他的大翻领已经让我预感不妙……大翻领呢，如今哪儿去了？）之后，在连续看十场奉献给“人民”的表演期间因为恶心而差点摔了一打电视机，因为无聊而差点从扶手椅上跌下来之后，在看透了一些人的麻木不仁，另一些人无力的愤怒，一些良好的愿望，另一些邪恶的信仰，以及路易·菲利普政权模式带来的混乱之后，在看过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人拽着“他们的”药费报销蓝票碎步小跑之后，在听过一些专制的、温和的、愚蠢的、智慧的演讲之后，在发现自己重归——尽管有一辆噼噼啪啪响的跑车——无产者的队伍之后，在经过了这一切之后，我决定从这一刻起躲进一个想象的、虚幻的世界里，在那里，“金钱并不重要”。
没错，就是这样。
毕竟，这是我的权利，就像不去买我的全集是每个人的权利一样。
这个时代常常让我抓狂，真的。
我不是工作狂，拥有崇高的觉悟也不是我的强项。
但是现在，借着文学，我便要去找我的朋友冯·米尔黑兄妹消遣一下啦！我说到做到。
呜！
六 诺拉·杰德尔曼并不强势，却极爱炫耀自己的力量。
从奥利机场出来，她便坐在自己的凯迪拉克里，等着问塞巴斯蒂安和埃莱奥诺该把他们送到哪里。
“夫人大街，八号，”塞巴斯蒂安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您顺路的话。
” 她碰了一鼻子灰。
她期待的回答是“去您那里”，那是束手就擒的男人的回答，或者“听您的”，那是信任的回答。
她不说话了，像受到了伤害，十天的时间，什么都没换来，她对他的了解依旧一片空白。
“你们在那里有朋友吗？” “我们并不总住朋友家，”塞巴斯蒂安优雅地笑笑，“一个朋友帮我们找了个套间，两居室的。
好像还不错，租金也不贵。
” “只要卖了你的卡地亚手表或烟盒就足够了。
”诺拉生气地想。
本来，她早就安排好了：让埃莱奥诺暂时住在蒙田大街寓所的客房，塞巴斯蒂安则住她自己房间隔壁的小客厅。
她把自己塑造成了热情好客的仙女和救星。
这个在她意料之外的安排不仅剥夺了她为自己设定的角色，更导致她再也感受不到塞巴斯蒂安慵懒熟悉的身影。
她即将独自一人回到那空旷无比的家——她丈夫还在纽约——去和两只吉娃娃狗重逢。
一阵恐惧感将她击中。
“真是荒谬，”她说，“我原本可以接待你们的。
” “整个夏天我们已经够打扰您的了，”埃莱奥诺说，“我们不能太得寸进尺。
” “她在嘲讽诺拉，”塞巴斯蒂安心想，心中暗爽，“毕竟，偶尔取笑一次也无妨……怎么能这样让别人再心怀期待？我此刻想的是应该在三天之内将她送的袖扣尽快脱手，是应该寄一份紧急委托书给可怜的罗贝尔……我最怕讨价还价，也不爱跑邮局。
幸亏罗贝尔对这一带街区很熟……希望这可以支撑一阵子……嗯，就三个月……”因为他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汽车在一幢老房子前停下。
这下，诺拉看起来真的要崩溃了…… “我们一会儿给您打电话。
”埃莱奥诺客气地说。
兄妹俩都已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提着行李，自己也不清楚即将走
进何处，但他们纤瘦、金发、淡定。
你可以为他们花钱，却永远收买不了他们，诺拉不无绝望地想。
但无论如何，总是“两个”。
从不落单。
她挺直身子，只做了个手势便向后倒去。
凯迪拉克扬长而去，留下兄妹俩相视而笑。
“让我高兴的是，这是在底楼，”埃莱奥诺说，“门房在哪里？” 他们的套间十分昏暗，面朝一座狭小的花园，其实不过是个花坛。
一个空房间隔开了两个袖珍卧室，小虽小，倒是很安静。
有一张红色沙发，唯一的桌子上，是一瓶威士忌和一张罗贝尔留的纸条，忠实的朋友罗贝尔欢迎他们的到来。
“二位觉得怎样？”门房说，“夏天是这样的，有点暗，但是冬天……” “可是非常棒呢，”埃莱奥诺说，她已经躺在沙发上了，“谢谢您。
我把书放哪儿了？” 在门房惊愕的目光里，她开始翻腾自己的大包。
继续进行始于飞机上的阅读。
行李被随意搁在地上。
塞巴斯蒂安像只猫似的在三个房间里穿梭游荡。
“很好，”他从另外两个房间折返回来时说，“真不错。
对了，夫人（他面向门房），我觉得您的妆化得很好。
” “对的，”埃莱奥诺抬起眼睛，“我也发现了。
这可不多见，让人看着很舒服。
” 门房退出去了，脸上有微笑。
确实，她很注意自己的外表，这个冯·米尔黑先生不一般。
当然，他妹妹也是。
是有身份的人，从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行李）就看得出来。
一点点心不在焉，也许……他们应该待不长吧，隐隐约约地，她已经开始感到惋惜了。
“我应该打个电话给诺拉，”塞巴斯蒂安说，“毕竟，她没有我们的电话号码，就这样把她一个人丢在凯迪拉克里，像遗弃一个行李箱似的，真有点不够意思。
” “哦，一只路易·威登的箱子。
”埃莱奥诺说。
她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小说里。
她在这张磨损的、无名无牌的甚至有点脏的沙发上找到了理想的栖居。
她把烟搁在右手边，靠近火柴，脱了鞋。
这部侦探小说虽然有点俗套，充斥着令人反感的侦探，却并不使她感到无聊。
塞巴斯蒂安又开始来回转悠了，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这个套间就显得可笑又可怜，和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
塞巴斯蒂安开始感到一种人们所谓的焦虑。
他绝少出现这种状况，他妹妹身上散发的恬淡从容竟然引起他莫 名的烦躁，这种神经质更多地源于一种无所事事的萎靡，下一刻他该拿自己去做什么？与什么前途命运倒是无甚关系。
打开行李箱，寻找衣架，再把东西挂起来，他完全没有做这些事的欲望。
他也没有欲望走进任何一家咖啡馆，咖啡馆可是他一向的心灵驿站啊。
事实上，他不想一个人——因为面对埃莱奥诺，身未动、心已徜徉在侦探世界里的埃莱奥诺，他突然感到自己那么孤单。
他想到埃莱奥诺本该做“某件事”，这件事在他脑子里是打引号的，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三个月以来，这“某件事”一直是由受到引诱的诺拉·杰德尔曼和她的金钱代劳的。
他感到自己是个青春期的孩子，因被抛弃而执拗、赌气的孩子，他觉得埃莱奥诺本该——整个夏天她都没有贡献丝毫力量——至少她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简言之，他觉得自己是失去了蕾雅的“谢里宝贝[21]”，一个四十岁的“谢里宝贝”，这让他停止了自怨自怜。
“为什么是一只路易·威登？”他咄咄逼人。
“它最坚固。
”埃莱奥诺回答，始终没有看他一眼。
一想到来自杰德尔曼家实实在在的稳固可靠、安逸舒适和井井有条，一种纯粹生理上的怀念向他袭来。
在某种程度上，塞巴斯蒂安·冯·米尔黑就像老卡拉马佐夫[22]。
他在每个女人身上都能找到一样东西。
甚至，他爱某些女人形貌上的缺点远甚于她们的优点。
只要她们不主动跟他提起，无论是以愉快还是幽怨的语调，他从来不会嫌弃太过丰满的臀、太松弛的颈子或者干枯起皱的手。
他认为爱情，纯粹的爱情，和“法国小姐”什么的无关，而和吉尔·德·莱斯、亨利八世、波德莱尔以及他粗壮的黑白混血情人关系重大。
他知道太多并不好看的肥胖女人身后追随着一大帮男人——有些甚至相当有才华，仅仅是由于她们对自己身体的全心接受甚至为之得意，就像对待一个朋友，或者一只为她们自己的快乐和 男人的快乐而无私奉献的宠物，这个身体，是一个爱上爱情的身体。
还是有热情的。
这便是男人期待的一切：挑逗，也隐匿在被挑逗的快感里，同时成为主人和仆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
对于这些，塞巴斯蒂安一直是善感的。
现在他既然和一个比他大、长相也不如他的女人交往，他明白她对他的爱慕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生理激情。
他从心底生出一种骄傲，这种感情高贵而潇洒，就像克洛维那样；“低下你的头，骄傲的塞巴斯蒂安，去爱那个爱你的人，可别白费气力，有时这样就够了。
” “你说‘最坚固’，是什么意思？” 埃莱奥诺转过头，把小说放在膝盖上，忍不住大笑。
“别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的小朋友。
我不是说诺拉的钱，当然也不是她的身子骨。
我是说她对你实实在在的情意。
我也觉得你应该给她打个电话，因为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人，并且有点害怕呢。
如果我是你，我就立马跑去她家，明天你回来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焕然一新的家，出自梅露西娜小仙女和善良小魔女之手——我是说我自己。
”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会儿，怀疑的神态像极了两只形影不离的猫在老鼠的踪影出现的刹那突然产生的犹豫和分歧。
他们之间既没有鄙夷也没有同情，只是这一次，默契不再那么了然。
一小时后，塞巴斯蒂安坐在去往蒙田大街的出租车上，正在那里等他的诺拉高兴坏了。
他对自己说，在他们的二人联盟中，那个无赖，那个不羁之徒，那个梵高，不再是他，而是埃莱奥诺。
她已经在他不知道的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悄悄发射了武器。
七 一九七二年二月 我虽然发誓说我不会走出这里（乡下），除非以刺刀相逼，或者有我的成书在手。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最近一直有诡异的天象围绕着冯·米尔黑兄妹，所以也没有放过我，致使我从几米高的地方坠落，骨折，现在巴黎，不过已经照过X光：没什么大碍。
还是希望我忠实的读者们去摸一摸木头[23]，虽然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引擎可以将我击倒，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型号，什么样的马力，或者什么样的马蹄。
但人们可以击倒我那些合乎道德的理性思考和值得赞赏的决定。
比如：“我前往乡下，我打算工作，这令我相当愉快，是时候写些值得写的东西了。
”把引号关起来吧…… 仔细想想，我生命之中有无数的引号，些许的感叹号（激情），些许的问号（精神抑郁），些许的省略号（无忧无虑），最后，就在飞向那个本当在我手稿的结尾处庄严落位的句点时（我的出版人可是在既不耐烦、又讨好地等着这个句点），我又在岔气中落定，被包扎、被缠绕（在我这个年纪！）在维耳波绷带里，而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遭受这一切。
可是，我真的确定吗？但愿无忧无虑（省略号）别再醒来，但愿享受了这次完美的不在场——意外事故，然后，我别再掉入这种幸福的缺席。
缺席意味着以一种一动不动的姿势和非比寻常的狂野透过窗户看卢森堡公园的树。
现在还意味着拒绝所有的宴会，所有的首映式，所有我作为萨冈被邀请去的地方，就像在意大利时他们说的“那个萨冈”。
这些毫不蓄意的拒绝居然很荒唐地应和了我内心里一阵充满神经质的狂笑，这种狂笑只会使人想起大家对我 的固有印象。
并不是说这个形象对我不利。
我毕竟是躲在法拉利、威士忌、抽烟、结婚、离婚，即大众所谓的“艺术家生活”这种名头之后度过了近十八年，怎么能不对这个可爱的面具心怀感恩，诚然，有一点点肤浅，但它是如此契合我内心的热爱：速度、大海、午夜，一切灿烂的东西，一切黑色的东西，一切使人失去自我也能让人找回自我的东西。
因为我始终不渝的理念是，只有和极端的自我、和自己的矛盾、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厌恶、自己的疯狂亲密接触一番，我们才可能了解那么一丁点，哦，我没有说错，就是那么一丁点生活的样子。
不管怎样，我是这样的。
我要补充一点，不过我首先得戴上一层道德的面纱（真遗憾，现在已经没有面纱了……很多女人都很适合戴面纱），我要说的是，我还是时不时地会被某些道德或审美原则杀死，但我觉得没必要站在顶楼上大喊我所信仰的东西。
只要哪一天一个不尊重它们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一切就自然明了了。
另外，这是众所周知的：我的签名出现在某个宣言下面时，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人们常常为此指责我，同时又一再向我索要这个签名，而我总是因为一些严肃的理由把名字签上去。
通常，人们却并不真把我当回事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要知道在一九五四年（我的光荣年代），要在大家送我的绯闻作家和资产阶级少女两个角色之间二选一是件多么艰难的事。
因为说到底，我既不是此角色也非彼角色。
其实很简单，我倒很可以成为一个绯闻少女或资产阶级作家。
我不会对着一群我根本不在乎的人在两个谬误之中选择一个。
我唯一的办法，并且为之深感庆幸，那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狂欢。
这也的确是一场美好的狂欢，中间点缀着各色小说和戏剧。
这样也就结束了我的故事。
毕竟，我还能怎样呢？对我拥有永恒吸引力的事，是燃烧生命、开怀畅饮，让自己窒息。
如果说我喜欢这样，喜欢这些可笑然而对这个小气、利欲熏心又残酷无比的社会并无损害的游戏，那是因为它们，通过某种令人庆幸的偶然，给我提供了逃避这样的时代的途径。
啊，啊！ 那么你呢，我亲爱的读者，你过得如何？你的母亲爱你吗？你的父亲呢？他是你的榜样，还是个噩梦？在你的生命和现实狭路相逢之前，你爱过什么人吗？是否有一个人曾告诉你，你眼睛和头发的真实颜色？你害怕夜晚吗？站在高处，你会做梦吗？如果你是一个男人，你是否有不为人知的悲伤？这样的悲伤似乎总会惹来一些出身不好的女人的反感，她们不明白——甚至为不明白而洋洋得意，这是最过分的——每个女人，在她可以的时候，都应该把一个男人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让他取暖，并且一直这样下去。
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你的老板还是门房，大街上的交通协管员，还是肩负整个民族大计的可怜的
M，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都如害怕死亡般害怕活着吗——其实说穿了，和你也没什么两样？这些陈俗的观点之所以可怕，完全是因为在所谓的人际交往中，我们总是忘记这一切。
我们只想着要赢得人生，或者仅仅是生存下去。
被喂养得很好却未被教养得很好的法国小百姓，你在哪儿都能看见他们的影子：包括做爱的过程中，在伴侣的眼睛里。
随波逐流者、附庸风雅者即使在床中央也不改他们在沙龙里的嚣张气焰。
没有人，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在床上表现得“很好”，除非占尽了爱和被爱——两个很难同时实现的条件。
甚至有时候，好像谁也不爱谁……悲剧！好像我们之间进行的或试图进行的生硬、毫无条理、几乎残酷的对话变成了铁铸的帘子。
而我，总是于隐隐约约之中似有一种执念，试图去理解。
我对待人生的态度其实很平和，但有时候我又觉得筋疲力尽，觉得与我对话的人也筋疲力尽。
我渴望抖落凉鞋里的灰尘，然后逃往西印度群岛。
（但恐怕嬉皮士的公路并不适合玛莎拉蒂的车子。
）倒是我的朋友们能跟我说上话，听我回答，彼此可以相互理解。
但是我对我们自己所持有的印象，却终究是一群身披钢铁铠甲的士兵，站在费里尼发明的《萨蒂里孔》[24]中出现的奇怪战船上，战船正在靠近海滩，而提比略[25]会死在那里。
只是，费里尼还跟我说过，这些船是想象的。
要是费里尼没在那儿守着的话，它们可能永远 也漂不起来，第一个失足的战士将会无可挽回地掉入水底。
可是，上帝不是费里尼，某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不明就里地在水底相聚。
但只要有那么一点点运气，我们会拥有一只手，戴或不戴铁手套的手，来紧紧握住我们的手。
八 埃莱奥诺看完了侦探小说，这部小说真是结束得要多差有多差，也就是说，罪犯被杀死，无辜者受伤，侦探越来越神乎其神。
她带着某种别样的兴致看了看石榴色的墙壁，路易·菲利普式的桌子，还有三个栖在高处的小摆设，从今往后这一切便构成了她的周遭。
塞巴斯蒂安竟然会溜走，这真是难得一遇。
但她很理解他。
于她，所有的活动、财产、情感联系，都是一种负累：得到，失去，或者像塞巴斯蒂安那样在患得患失中摇摆不定。
她在这间寥落的公寓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终于发现了一面镜子，就停下来看镜子里的自己。
显然，她应该上点粉底，刷点睫毛膏，再涂点口红，以一种造作的方式来振奋她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唯一的真实——她的骨骼。
她再不想要什么。
也再不害怕什么。
“而人生，至于人生”，诚如比利哀·德·利拉丹所言，“用人们会替我们去度过”。
在她刷睫毛、描画嘴唇轮廓的动作里有几分嘲讽，她的双眼已惯看秋月春风，她的双唇已经历太多亲密接触；在她精心梳头的动作里也有几分怪诞，事到如今，她头发的唯一命运，便是被一些迫不及待、雄浑有力，同时又洒脱无比的手揉乱，而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游移到更远处，确切地说是更高处，高于埋在后颈下的颈椎的位置，人说颈椎是所有感觉的中心，是总管家和总经理。
埃莱奥诺没有力气亦没有心绪去整理行李。
她眼中的巴黎是暗淡的，如同一盏旧损的灯，这个惨淡得让人有些消受不了的地方并不使她不快，反而十分契合她的某种心态，可她似乎并未想过要怎么来形容这样一种心态：“对，就是这样，夏天，是一种现成的美好。
”妆后的样子自己也不熟悉，哥哥或任何别的什么人都会觉得陌生，她知 道，出去，到任何具体的地方去都是不可能的，她知道现在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再看一部侦探小说——那还得出去把书买回来，但她无法出门去。
她躺下来，带着妆，很美，就这样躺在那张旧沙发上，等着。
首先，她等着让她那颗小心脏平静下来。
因为这个笨蛋，这个傻瓜，这个从来不为任何人跳动的小东西——开始跳动起来，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钟，太规律，太剧烈，太吵，她的太阳穴疼得不行。
埃莱奥诺什么都做不了。
她没办法去和门房说话，虽然觉得她人不错。
她没法向塞巴斯蒂安展现她可笑的举动，毕竟这可是唯她独有的。
她没法去看雨果，因为斯德哥尔摩监狱的墙太厚。
她也不可能再去见马里奥（那个美丽的夏天），他肯定早把她忘记，一如她忘了他。
这是一种致命的忧愁，一种宿命的孤独，它一直在她生命的骨血里。
她还只在十八到二十八岁这十年间与之有过抗争，这份孤独早已根深蒂固，而今她发现它长大了，乘虚而入，盛气凌人，在这间石榴色的可怜公寓里，在这个连她的哥哥、和她一起组成双子星座的另一半也弃她而去的地方。
她在一堆白色的、简洁的药丸前犹豫了一下，她知道这其实很容易，但似乎又太俗气，确切地说，是太没有悬念了，她便去床上躺下，他们的两张床都被门房殷勤地收拾过。
如果说她睡着的时候还紧抱着一个枕头，就像抱着一个孩子或者一个男人那样，那实在是由于睡意战胜了自然本能。
这个迷人的职业——使命——需要——精神自杀——安慰——也有恼人的地方，这就是十八年来，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承受了几乎所有可能的、想象得到的评论。
比方说，我总是有幸面对一些兴高采烈的女士，或者一些内敛的年轻人，他们告诉我，他们一直非常喜欢：a）《你好，忧愁》；b）我戏剧作品中的《瑞典城堡》。
这总让作者感到有些沮丧，即使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因为这种感觉就好像有两个漂亮的孩子，体格健康，并且自己闯出了相当成功的人生之路，后面则跟着一群跌跌撞撞的丑小鸭，他们可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了，可怜的孩子……这一类读者是最普遍的。
然后，是一些“观看” 过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我特喜欢《你好，忧愁》，但我必须告诉您，我的大爱是《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哎呀呀，英格丽·褒曼[26]在里面实在是棒极了！”第三类，品位更高雅：“您知道，从技术层面讲，这出戏排演得很糟糕。
”（这时，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就是我排演的这出戏剧。
）“但我认为在您的戏剧中，我最偏爱的是《幸福，单数和大数》。
”第四类，更专业，因此更反主流：“我要跟您说的是，我唯一喜欢的您的书（潜台词是，剩下的我早该自觉自愿地扔进废纸篓里了），唯一一本有点力量、让人记得住的书是《奇妙的云》。
”我于是只好采取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有时是母鸡，当责备太过粗鲁时就时刻准备着保护她的幼雏；有时又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一切就看当天的心情和交谈者的面相了，但一味忍气吞声也有可能导致彻底爆发，让人奋而跳起，去掐不管谁的脖子，一边想着：“可怜的笨蛋，我最好的书可就是它！”其实并不知道是哪一本。
或者，正好相反：“可怜的朋友，你说对了，所有这些都一个子儿不值。
” 这件事其实还真复杂，想想人们跟你谈论你的作品时的样子，汇聚了坦率、粗鲁、殷勤。
同时又很符合逻辑：我们交付他们两三百页文稿——我一般是交两百页，他们付上十五至二十法郎，或者价值二十五法郎的剧院戏票，自觉有权利，简直是有义务，要让你知道他们的反应。
我甚至琢磨着，一些人也许不觉得这么做是在为你服务。
但他们无法附加到书价里的，是一笔数额巨大的增值税，道德的、心理的，近乎病态而让人忍无可忍。
有时这是横亘在热爱写字的人和他铺开的纸页之间的那份沉默，是拴住你的那无数只挂钩，让你看不见应该去入座的那张桌，看不见外面撩人的细雨和丽日。
我一直十分佩服那些人——显然不在少数，那些在咖啡馆写东西的人。
如果是我，在咖啡馆，我只会把时间花在看别人说话的表情、和服务生闲扯、向某个阿根廷靓仔暗送（或仅仅在心里暗送）秋波上。
一旦我不是独自一人，一切都可以使我分心，一切都在我周围萦绕，供我消遣还是令我 困扰，那得视情况而定。
只有让一只永不动摇的手筑成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我围住——这只手，可惜只能是我自己的手，天知道我的两只手最不缺的品性就是动摇——我才能工作。
我也曾几次狠下心来，让那些关心我前途又不相信我意志的好心人把我“隔离”起来，可每每此时，我那本来若有似无的意志却突然如跳蚤般活跃起来，可以翻越阳台、滑下檐沟，可以拼了命嚎叫，直到他们把我放出来为止。
嚎叫的内容自然不外乎文学讲究的是灵感，我不想成天宅在书斋里，我不是计件领酬的女工，我更不是十二岁小孩，云云。
作家的宿命还真是奇异。
他必须自己牵着短短的缰绳，昂首挺胸，迈着和谐的步子，然而理想的状态是他应该策马奔腾，脚不沾地、耳际生风，跨越一个个可笑的藩篱，如语法、句式，或者惰性，最后这个可是巨大的障碍。
每当我想到人们将写作称之为自由职业，想到我们甚至没有一个顶头上司来时不时训斥一番，想到没有人，事实上的确没有一个人来批阅你的作业，我就想到所谓自由，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件偷来的东西，而所谓自由职业者，唯一可以偷窃的对象便是我们自己。
被窃的小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我们的乌龙命运。
最狠的刁难，从来就只能来自我们自身。
当我想到人生就是在自己有欲望的时候可以行心之所欲，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一点活下去，便觉凄然。
总之，我希望我的读者和出版社能够理解我，并有足够的想象力来同情我。
那么你要问了，为什么写作？首先是为了一些傻得可笑的理由：因为我是一只聒噪的蝉，如果两三年都不写一点东西，我就痴呆了。
唉！其实每次我的书出版，某些批评家就的确是把我当做痴呆的作者看待的。
既然天性易受影响，我就立马不写了，还总会大松一口气……然后呢，两年一过，那些亲爱的声音（批评）已销声匿迹，我又会重拾自己的判断：“可怜的朋友，你不过是个痴呆的人。
”可见这连锁效应是多么令人愉快，在一九七二年的巴黎当一名“成功”作 家又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
啊，可是我还没有抱怨完！这样一种满是鲜花和甜蜜，满是便利和欢乐，当然也少不了穿插其间的愚蠢的生活，是需要一定的承受能力才可以消受的！需要有一条强悍的脊柱来抵御寂寞、义务和习俗，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东西，把无论是哪个社会阶层的独立的个体连结成了群体。
必须非同一般地持重、有主见，才能在任何地方都似闲庭信步，是真正的散步，不是把散步变成一次惊险的逃学。
九 塞巴斯蒂安躺在诺拉·杰德尔曼舒适柔软的床单上，那是包特豪[27]的产品。
天气仍有点热，朝向蒙田大街的窗户开着，可以听到三两行人悠闲的脚步和谈笑。
起初，一切都让人振奋。
这一次，诺拉的期待终于没有落空，对他的迎接竟因惊喜而显得有些羞涩，还有吉娃娃狗们亲热得让人受不了却令人感动的尖叫，尤其是铺展开的这一大片奢华的原色地毯，像极了他们刚刚离开的那片海，像大海那样让人安心。
然后，是开得有点早的壁炉，一点威士忌，这一次加了冰块，最后，当然是那一个需要他的人。
那个人爱他，并且告诉他，她爱他。
但这一刻，他只想当一个逃兵。
她戴满戒指的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似乎越来越重，她略带鼻音的声音，即使是耳语， ；也越来越烦人。
“可怜的埃莱奥诺，”那声音说，“可怜”一词就已经让塞巴斯蒂安不悦了，“你把她一个人丢下了。
” “我妹妹喜欢孤独，”塞巴斯蒂安回答，“这一点您应该是了解的。
” “你妹妹可真奇怪，”那声音说，“我在想……你知道，当我给她介绍那位风度翩翩的戴夫·伯比时，她连看都不看一眼。
她甚至更愿意和他带来的小女儿说话，那个叫坎蒂丝的小姑娘。
” “嗯，是的。
”塞巴斯蒂安明显已经心不在焉。
“那一刻我甚至在想（黑暗中尴尬地轻笑），你妹妹是不是更喜欢女人。
” 塞巴斯蒂安打了个哈欠，翻身侧躺。
“如果她当真喜欢那个坎蒂丝——而且在我看来，她比伯比可爱多了——埃莱奥诺是绝不会犹豫的。
”他说。
“我的上帝[28]。
”诺拉怨道，她身上的清教徒意识有时会苏醒，尤其在做爱后。
“别担心，”塞巴斯蒂安接着说，“埃莱奥诺整个夏天都和那个园丁睡一起。
” “我的上帝，”诺拉又一次惊呼，显然大惊小怪的做作成分要远远多于道德上的成见，“和马里奥？” “对，和马里奥，”塞巴斯蒂安说，“毕竟，除了我，他是你们家里最好看的男人了。
” 接下来是一阵窒息般的沉默，这让塞巴斯蒂安觉得很享受，他已经开始反感这床单，那两只躲在梳妆台下的吉娃娃狗，以及这个问题没完没了的女人。
这阵沉默在诺拉那里就不那么美妙了，像很多出身相对贫寒、之后又发迹——也即他们行话所谓的最终取得某种“地位”[29]的人一样，她把和仆人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最典型的堕落。
虽然所有女人都习惯（甚至是爱好）把她们的情人改造成仆人，相反的步骤却让她们难以接受。
退一万步说，她宁可埃莱奥诺和那个坎蒂丝之间有暧昧，这一位至少是达拉斯赫赫有名的纺织商之女。
她当然不敢在塞巴斯蒂安面前数落埃莱奥诺的不是：她太知道这等于直接让他一去不回。
但是作为女主人，她有责任谴责一下这种不合适的行为，并且让塞巴斯蒂安感受到她的意思，当然只是点到为止。
而且， 她亲爱的小可怜也许也在为自己妹妹下三滥的恋爱癖好苦恼不堪呢。
和所有没什么大见识的人一样，她立刻把一次偶然事件上升到长久积习的高度。
于是她看见塞巴斯蒂安带着他妹妹从一家旅馆辗转到另一家旅馆，只是为了避开漂亮的服务生和可疑的店老板。
对埃莱奥诺的“伤风败俗”绝望的塞巴斯蒂安啊。
他自己张扬的玩世不恭一定只是一个为了掩护他妹妹而设的屏障。
她为自己这样美好的想法而陶醉、而感动，泪水几乎盈满了眼眶，于是把头深深埋进他肩膀，同时动情地握紧了他的手。
这时，塞巴斯蒂安的狂笑终于爆发了。
他曾经因为无聊说过这些事情，那都是当笑话讲的，虽然的确都是真人真事。
但他没想到会因为这个平庸无奇的故事（天知道，这种事他们可经历得多了，他和埃莱奥诺）引起如此纯情的感想。
他更情愿得到一个拉丁女人或北欧女人会有的反应，她会欢快地对他说：“哦，是的，马里奥……我真是个笨蛋，竟然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但是在这里，在他旁边的是个美国女人。
虽然中间隔着一层包特豪床单，还是感觉到了肋骨下正在航行的“五月花”[30]大船，还有贵格会教徒，钱，有形的无形的，还有《圣经》，尤其是还有一些从女朋友口中才有可能听到的评论。
柔软的、久负盛名的欧洲床单上印满了浅淡水彩色调的欧洲花朵，在这床单之下，刮起了一阵来自美国宪法、远西和波士顿银行的飓风。
他感觉到了这个丰腴安逸的小小身体内部的愤怒，这是他情妇的身体，这个身体享用来自波士顿的美元远甚于来自《圣经》的箴言，所以它的愤怒让他欣喜若狂。
突然，正被第一阵狂笑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他想起了被自己遗弃在那间破公寓的埃莱奥诺，他想象她修长瘦削、张开手的样子，想象她灰色的、如他一样灰色的眼睛之上略显太长的眼皮，想象她身上毫无庸俗之气，甚至毫无稳妥保全之心，这种骨血相连，虽非孪生却有着相同反应、相同拒绝的感觉再一次光临他的身体，让他害怕。
“这一次，”他对自己说，坐在床上的他眼里还一直闪着笑出来的泪光（只要一想到“五月花”），“我真的会在这儿堕落。
”他站起来穿衣服，一直在笑，不管可怜的诺拉那 些哀怨的追问和情意绵绵的承诺。
没有办法对她说一个字，甚至没办法告诉她他来的时候带着全世界最美好的心意，告诉她他曾有过的挣扎，一方面可怜她身处巨大公寓的孤独，一方面动身赶过来的决定又让他自己心烦意乱。
所以，没办法安慰她、依然在笑的他飞奔下楼，来到蒙田大街上，再一次呼吸到了早晨清新的空气，然后开始向夫人大街奔跑……其实也没跑多久，他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
一进门就喊埃莱奥诺起床，脚下还绊到了杵在门口的行李箱。
她从床上起来，嘀咕着：“啊，原来是你。
”神情愉快却又有些诧异，仿佛她还可以等来另一个人似的。
于是，他躺到床上，跟她讲述这一切，然后他们整整笑了一夜，在各自的标着“马提尼”三个字的烟灰缸里是五十支粉身碎骨的烟，陪伴他们的还有那瓶不停地在两人之间传来递去的酒，他们笑得太欢了，到第二天中午还一直睡着，筋疲力尽，然而却幸福，仿佛重新找回了自己。
十 对于这本日积月累写成的小说，让我感到愉快的，或者说我的愿望，是这一次没有人（真的没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我：“太不可思议了，您知道，塞巴斯蒂安简直就是我，而埃莱奥诺绝对就是我。
”（对于诺拉·杰德尔曼，我并不怎么担心。
）这种对号入座实在令人厌烦，却偏偏就是造就成功的基础，反正我的成功就是如此。
我见过一些长相可怕的女人跟我解释她们是如何一眼就在《你喜欢勃拉姆斯吗……》的宝珥身上认出了自己，我还见过一些奇怪的人，天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和我的想法相差十万八千里，却都自己那儿对应上了我的主人公。
这一次，我仍旧认为没有人会在这两个疯疯癫癫的瑞典人身上看到另一个自己。
可能一些个猥琐之徒会跑来告诉我“他们也是，乱伦……”但除此之外呢？我似乎很难和这类人有交集。
话虽如此，当那些长相奇怪的女人悄悄告诉我，“您知道，我有过那样的经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最大的共性不是常识和理性，而是感情。
当一个丑女人看见自己不得不在一个成熟稳重的丈夫和一个热情似火的情人间作出抉择时，这个丑夫人没有撒谎，她总有过一个这样或那样的时刻让她有机会相信，如果不是机会，至少是强烈的愿望让她去相信；到最后，界限已不再清晰，甚至会把这一切当成自己的过往：其实不过是梦想中的人生。
如果说我们能在一顿美餐中找到的精华是金子、盐，甚至是水，那么我们能在另一顿更奇特的美餐，也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交谈中发现的精华便是想象，想象是极为稀罕的，同时也是人们唯一需要、想要的东西，是的，他们有时候可以拥有它，但是他们永远也掌控不了它。
就是这样一种想象，人们非常确切地称之为空想，也只有它有能 力去阻止一个建立在实用却枯燥的基础之上的空间的形成，总之，长话短说，必须要明白的一点是唯有它如此珍贵。
我的意思是，朋友们在一起，如果没有那么一点想象，他们可能会愚蠢地自相残杀，仅仅因为在某个夜晚缺少了一点为对方设想的能力。
也有可能在某个独处的时候，因为某个莫名的原因绝望到寻死觅活，然后从你身上突然升起一股热情，一股求生的力量，很简单，一个偶然的诱因唤醒了那种可怜的小疯狂。
如果你从事的是一项所谓的创造性工作，有时候你可能会整夜整夜地寻觅它的身影，既兴奋又害怕，那感觉就像夏天孩子们在乡下的房子里追逐蝙蝠。
有时候第一次见一个人，你就会感觉到坐在你对面的是一个残疾人，面目可憎到几乎是面部残疾——而这种感觉根本与他如何内秀无关——完全只是因为这种疯狂的空想从未光临过他。
有时候你会恋上一个爱说谎的人，因为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卡在两个谎言之间举步维艰（英国人称之为“挤”[31]）时，他竟然通过第三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成功脱身。
天知道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我见过多少现如今被轻蔑地称为说谎成癖的人。
我说的不是那种出于自卫的谎言癖，这种永远显得可悲，我要说的是另一种，旨在娱乐的那一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曾经是它的一个幸福的受害者。
现在，我讨厌它那些纯粹生理上的信号，关于这个我应该为《她》杂志的读者提供一张体貌特征表，比如：神态镇定，声音沉着，眼睛直视，甚至更加深邃，而且也和南方电影的惯用场景相反，并没有那些做作的动作。
谎言癖者对我有着某种特殊的魅力，大多数时候，他们撒谎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越轨，妙在无目的性。
几乎可以说他们撒谎只为娱己娱人。
有一种受虐性质的谎言癖者（可惜太少了），他讲述的故事总是朝着对他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幽默的最高形式；还有一种妄想谎言癖者（很不幸是最常见的），他笑着对你讲述他的胜利，他的成功，他的光荣。
我不能够也绝对不愿意打断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只要他们不是实在无聊透顶）。
还有另一种谎言癖者，这真是一场悲剧，这是没有想象力的谎言癖者，连谎言也逃不脱思维定 式，那是所有梦游者一进入黑夜的空间就避之不及的，见到他们就像见到稻草人的鸟一样。
我不愿意打断谎言癖者，原因有二：首先，因为这在他们是一种以重构的方式改造自己人生的努力——说到最后，文学不就是这么回事么？——其次，因为他们是出于好意才把你带进他们的故事。
啊，但愿某些怀疑论者相信一些对他们说的谎言，尤其是故事，那可是一种致敬：别人相信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去抓住问题的关键，拥有足够的想象去期待一个结局，拥有足够的童心去相信存在这样一个结局，拥有足够的温柔才不会说“还是给我停止这个游戏吧”。
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因这许许多多古怪、离奇或荒诞的故事而丰富，却还在抱怨这一切，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就是在这里被浇灌然后成长起来的，这是疯狂的空想在伸出一只尊贵、多情、火热的手放在了他们的额头上，却并不带任何可见的目的。
门房端来了特浓黑咖啡让他们醒醒神，并且非常及时地提出要替他们整理行李。
但她免不了觉得不可思议，二十四个小时之后，这个冯·米尔黑夫人所有亮丽的行头竟然还都原封不动地拥挤在行李箱底。
这是个懂得化精致妆容的女人（前面已经说过），因此也就是个崇尚优雅的女人，对着这副田地心里自然生出些许恼怒，却于这份恼怒之中又生出一种担忧之心和一种本能的奉献之心。
冯·米尔黑兄妹在几次偶然的单独旅行中总能引起别人想要对他们奉献的冲动。
门房席勒夫人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暖气、煤炭、电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对这两个突然掉入她怀里的迟来的孩子欣喜不已（席勒先生一直不想要孩子）。
她正以一种漂亮却明白的语言对着电话解释这些问题，而兄妹俩则在一旁若无其事地嚼饼干。
在他们看来，席勒夫人在他们生命以及命运安排中的出现，就和——这么说有些让人不快——诺拉·杰德尔曼的出现一样自然。
他们甚至觉得她的体态较之后者更为轻盈，而埃莱奥诺总也还觉得她的妆容更美。
“可怜的诺拉，”塞巴斯蒂安说，“如果她想打电话就坏了。
我们的房子位于真正的平民区。
” “你送了她一份有毒的礼物，”埃莱奥诺说，“她却在你身上塞满了精致的小玩意。
这真不厚道。
” “什么礼物？”塞巴斯蒂安追问。
“你让她再次有了爱的感觉。
”埃莱奥诺说着便伸了伸懒腰，然后走进了浴室，或者说那个占据了浴室位置的空间，但马上又回来对席勒夫人说里面没有热水。
席勒夫人正好是水管工（这个人肯定很难请得动）妻子最好的朋友，而她当然是颇感自豪地向他俩展示了这一点。
“我还剩下大概四千法郎，”塞巴斯蒂安说，“房租已经付了三个月，但还要吃和穿。
” “哦，穿，”埃莱奥诺说，“我们晒得那么黑……” “这身行头总嫌太轻薄了点吧，”塞巴斯蒂安说，“不行，我得找个工作。
” 埃莱奥诺爆出一阵大笑，这差点中断了席勒夫人和水管工妻子之间并不顺畅的商谈。
埃莱奥诺很少笑，但她一笑起来是那种低沉的、抑制不住的、极富感染力的大笑，按她哥哥的说法，是“嘉宝式”的笑。
塞巴斯蒂安有点窘： “等你什么时候安静下来我就给我朋友罗贝尔打电话，或者，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买三千法郎的威士忌回来喝，速饮速决。
不把钱立马花光才是见了鬼了。
” “考虑到我们的健康，”埃莱奥诺答道，“我看还是不要了吧。
你为什么不问问席勒夫人呢？她说不定能帮你找到一个卢森堡公园看守的工作。
” “也许，但这并非我的意愿。
你能看着我一到五点就驱赶恋人、孩子和狗，并像个傻瓜一样吹哨？哦，不行！” “我倒很想当个缝纫工，”埃莱奥诺突然说，“我就待在这里，一只手缝纫，一只手翻书看。
” “不幸的是，你不会做缝纫，而且据我所知，缝纫是需要两只手的吧。
”塞巴斯蒂安说。
他们沉浸在幻想中，心情却很愉快。
他们很喜欢像这样以一种严肃的口吻探讨一些琐碎却无从实现的计划，或许，如果他们能胜任的话，这类相对自由的职业在精神上会比那些把人盯死看牢的工作更能让他们接受（精神上指的是精神上的疲劳度，而不是纯粹的精神追求）。
“我请到水管工了，”席勒夫人兴奋地喊道，“我把他当空截住了，他今晚就能上咱们这儿来！” 这个“咱们”让他们微笑起来：他们已然寻回了一个母亲。
冲动之下，塞巴斯蒂安摘下电话拨通了罗贝尔·贝西（他正好要出门，所以当然马上就能到）位于花园街寓所的电话。
“在巴黎，人们好像只用副词生活。
他们总是‘正好’马上要做某事，他们‘显然’很高兴前来拜访，然后你看着吧，他将‘责无旁贷’地为我‘积极’奔走，直到帮我谋得一份事做。
” “我得稍微收拾下自己，不管有没有热水，”埃莱奥诺说，“虽然这个罗贝尔貌似对女人并不感冒，我也总不能穿着睡衣见人家。
” 她突然就来了兴致。
塞巴斯蒂安再次成为闲人一个，现在又有席勒夫人照顾他们，而这间公寓真的用起来居然也不乏某种魅力。
“别担心，”浴室那边传来她的声音，“整个夏天都是你在承担一切，现在我会来接手的。
” 塞巴斯蒂安正在石榴色沙发上翻阅从席勒夫人那借来的《自由巴黎人报》[32]，听到这话便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那意思是说“是时候了”。
他也觉得，此刻，要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
罗贝尔中等身材，微微发福，穿着十分年轻，他对塞巴斯蒂安表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热情和仰慕。
他吻过埃莱奥诺的手，为给他俩安排了这么个破住处而抱歉不已——话说至此，他们连忙嚷嚷着反对——然后接过漱口杯，里面装着她从酒瓶里倒出来的最后一点酒。
他大约四十岁，是某家时装店、某个剧院的媒体专员，同时还是巴黎众多晚会的组织者，他似乎认为安排塞巴斯蒂安去给自己帮忙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事，虽然还是少不了一点忐忑。
他试图粗线条地跟塞巴斯蒂安解释一下他即将承担的角色。
“从事这一行最要紧的是会应酬，头脑灵活，有分寸、知轻重，要有人格魅力，总之就是你身上所有的优点，塞巴斯蒂安……” 埃莱奥诺已经把整个脸都涨红了，因为强忍着笑。
塞巴斯蒂安火了。
“我妹妹是个白痴。
在巴黎我确实已经不认识什么大人物了，我有时候也有点不知轻重，但要说魅力和头脑灵活，我亲爱的妹妹，请允许我告诉你，我不见得比你逊色。
” “是的，是的。
”埃莱奥诺终于忍不住笑出来。
“一开始，”罗贝尔·贝西接着说，“会有点不适应，你会被某些事吓到……这个圈子的级别划分也不完全符合你的习惯。
但慢慢你就会适应的，只要有点耐心就可以了……” “……还要头脑灵活。
”一得意就有点忘形的埃莱奥诺欲插嘴。
“那好，就这么定了，”塞巴斯蒂安神色庄重地说，好像是他自己送了份礼物给他的同班同学，“就这么定了。
我从下周就可以开始，需要留点时间给我整顿一下衣橱，它还有待改进。
” 罗贝尔眼中闪过一丝轻微的恐惧。
“你什么都不问我，”他说，“关于钱的问题。
你知道，这一行可是出了名的变化无常……”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塞巴斯蒂安轻快地说，“你从来都不是吝啬鬼，这个我有数。
” 那一丝恐慌的星末子已经变成炽热的炭火。
“我还是应该事先告诉你……” “我从来不在女人面前谈钱。
”塞巴斯蒂安干巴巴地说。
罗贝尔道歉，他败下阵来，转而向埃莱奥诺解释这可怕的塞巴斯
蒂安曾经有过且在二十年后依然不改的奇怪的优越感。
像这样的，以美学为名的小小刁难。
罗贝尔在中学时代，甚至今天，仍然不得不在一只叫做冯·米尔黑的聪明猎兔狗和另一只叫做罗贝尔·贝西的机灵长毛垂耳猎狗之间进行持续不断的比较。
因为，就像记忆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刻录要比成年后深刻许多，某些精神影响、某种吸引，不论 生理还是精神层面，如果是在年幼无知或年少轻狂的时候遭遇过，那么三十年以后，它们依然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
也许是因为，我们对那段年轻岁月的真正留恋，是那份可望不可及，而尽管时光流逝，对他的朋友而言，塞巴斯蒂安依然是那个可望不可及的塞巴斯蒂安。
给他们安排住处，承担起他们的生计之后，罗贝尔·贝西当然也少不了要请他们吃顿午饭，这正是他此刻在做的事。
这是一顿极其愉快的午餐。
埃莱奥诺情绪相当好，在罗贝尔带他们来的这家豪华餐厅里吸引来众多目光。
罗贝尔注意到了，他虽然一头扎进一种无条件崇拜的狂热里，对这一对宝贝十五年前的生活方式也有所耳闻，却带着某种宽慰感心想，也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不必再付薪水给塞巴斯蒂安来让他装模作样地工作了。
在脑袋里，他已经预见了那些个可以让他卸下负担的晚餐。
同时，他又不无伤感地想，要是在十年前，他绝对会为了能和塞巴斯蒂安一起工作而高兴得发狂，哪怕只是看着他装模作样地做事，而他若知道，无法预料的事会像这样闯进他的生命……是的，要是在十年前，他三十岁的时候，他会愿意冒一切的险，愿意和自己爱慕的人一起承担。
只是后来，他成功了，有了一些职权，在巴黎这个如此封闭又如此残酷的圈子里他已经能“为自己圈地造势”了。
他一边大嚼着他的挪威海螯虾，一边忧伤地寻思着，这个表达是不是贴切得可怕，这个费尽心机圈得的“地”是否就是自己的坟墓。
十
一 二月红色的太阳在一片黑色的树影背后渐渐下沉。
在她那所诺曼底的房子里，可怜的蹩脚女作家正凭窗看着夜幕慢慢降临。
四十八个小时过去了，她没能写下一个字。
她应该感到难过吧。
想写却写不出来，这就好比做爱却毫无快感，喝酒却始终不醉，旅行却一直到不了目的地。
这是地狱，是失败。
当然，日子还是那样径自流去，而且每个日子都差不多。
而时光，最终会平静下来，沉淀下一些淡淡的温馨，一些出神的陶醉，因为那里的时间已静止不流淌。
但总得好好活下去，继续工作，时不时回一趟巴黎，会会“其他人”。
必须振作起来。
然而，晨曦微露的时光如此美丽，大地散发出寒冷的气息，那条狗玩一根木棒已经玩了几个小时，壁炉里的火发出哔哔啵啵的声音，应和着这本开头随意却巨厚无比的英国小说的节奏。
振作起来……仍是一件痛苦的事。
这是真的，千真万确：这是一件艰难的事，这一切。
她在十八岁那年写了一篇漂亮的法语习作，它被拿去出版，并让她一举成名。
她曾拒绝把这一切看作悲剧，甚至拒绝看作一件严肃的事：不管怎么说，写作对她首先是一种快乐。
而如今，十八年后，她不得不严肃地对待自己，如果她不希望她自己的处境、她小小家庭的境遇变成一桩悲剧的话。
可是这会儿，她就完全没有写作的欲望。
而且“这一天”什么也没做的内疚已经沉重地压在她身上了。
纳税、还债，这些可悲的故事早已吞噬了诗意的梦想。
她让事情顺其自然，养成一些简单便捷的习惯，任别人把自己刻画成一张机器人肖像，她让一切成为过往：时间、金钱和激情。
最后她又发现自己坐在一台好似一个筋疲力尽的会计员一般沉默的打字机前。
此刻，作为配合，内心总会对自己发出一声狂野的轻笑。
一种嘲讽。
嗯，没错，她绝不否认自己赤脚开车——其实大家都这样，当人们刚从海滩边回来的时候， 因为灌进鞋的沙子会弄疼脚——嗯，没错，她绝不否认威士忌是她最贴心的副官——因为对人类这种一半麻木一半善感的动物来说，生活并不如此甜美。
嗯，没错！但她从来不为任何事情道歉，因为她觉得没有任何人值得她道歉。
最多，对一些私人生活或感情纠葛，她会在如水凉夜的黑暗里发自内心地对那个受了伤的人说声对不起。
对这个被认为是大众偶像（也许她真的是也说不定，只是有时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她本人，不，绝不！应该尊重自己的偶像，如果人们真的接纳他的话，甚至要比内心尊重自己更甚，要花更多的心思。
这是一种骄傲。
也是一种幽默。
“我，我，我……”护工一边快乐地吹口哨，一边从另一扇窗瞧了一眼外面：母牛还在咀嚼冬季里枯黄的残草，那只狗依旧像个痴呆儿一样继续玩它的木棒，一棵棵树木把枝桠伸向天空，时光宁静。
没有思想，也没有鸟鸣啁啾。
总的来说，第二天早上，她还是更可能被叽叽喳喳的鸟叫声，而不是心里翻腾的思绪唤醒。
在这里她睡得很安静很老实，受伤的手臂斜斜地在一边伸展着，好像另外一个人睡在那里。
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那条手臂完全麻木了——因为这个小可怜昨晚的确是跟整个身体分离着的，她很想安慰它，甚至跟它握握手。
女作家对身体之痛不留余地的冷漠和对自己内心同样不留余地的体贴有时让她自己感到不安。
精神分裂这只蝙蝠这一年可是飞得很低。
她所念想的也就是这些了。
医生给她缝合伤口的时候没有打麻醉，她也就带着一种毫不做作的心不在焉度过了这个过程。
接着她又不停地为自己构筑起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枕头、香烟、纸巾，可惜这个小空间在她那双挑剔的漂亮眼睛里始终不够完美。
那位护工深深叹了口气：第一只夜莺张开嗓子，呜哩呜哩地唱起小调。
太阳已经消失了。
她感到口渴。
她没能动笔。
“又是荒废掉的一天。
”她高声说，可是她身上响起另一个声音，对着那一片已经暗淡下去的草地窃窃私语：“又是挽救回来的一天。
”有时候，生命中 总有这样一些驿站，在夜莺唱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那里停下来，带着一半居高临下、一半感同身受的微笑看看镜子中的自己，只要简简单单地活着，别无所求。
但这样的驿站毕竟少之又少：潜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猛虎很快就会醒过来，然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厮杀。
十
二 “电话铃已经三分钟没有响了，”塞巴斯蒂安说，“这感觉真好。
您不觉得吗，小姐？” 秘书看了看他，欲言又止。
所有和罗贝尔·贝西共事的人都是一副大忙人的架势，电话铃停了他们就自己打回去，并且叫她“小姑娘”或“艾丽莎”。
这个高个子男人从容得有点散漫，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媒体专员。
甚至他的绅士风度也颇让她为难：他帮她穿大衣，起身为她点烟，似乎全然无视公司里显而易见的“雷厉风行”。
他到这里三天，整个办公室已经变了样。
人们不再大声嚷嚷，不再奔跑着进进出出，在几道门之间相互擦身而过时也会轻声说“借过”。
不知道贝西先生从纽约回来会说什么？而且，这个冯·米尔黑先生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电话也很奇怪：一些是他妹妹打来的，他对她讲话时就像是在对情人讲话，一些来自他的情人杰德尔曼夫人，他对她讲话却是一副大哥哥的口吻。
“冯·米尔黑先生，”她羞怯地说，“您别忘了，六点，布鲁诺·拉费。
” “布鲁诺·拉费？” 她叹了口气。
布鲁诺·拉费是一匹黑马，是贝西公司的种子选手。
他二十五岁，漂亮得像魔鬼，而且很有天赋，电影杂志铺天盖地报道他。
她站起来，拿了拉费的资料本放在塞巴斯蒂安面前。
“或许您该事先看一看，”她说，“他很红，架子也不小。
” 塞巴斯蒂安笑了，打开材料，欣赏面前这只懒洋洋的漂亮动物。
“他应该很受女粉丝追捧，是吧？”他说。
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声长叹。
他端详着这张标志的脸庞，带蒙古褶
的眼睛，闪亮的牙齿，在砑光纸上依然显得细皮嫩肉却藏不住一股狼的气质。
还是一匹贪婪的狼。
可惜，他没看过他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应该和他谈些什么？”他问道。
她摊摊手。
“我不知道……是贝西先生把他，呃……发掘的，他经常来这里，为了，呃……询问他有什么建议。
” 她的脸有点红。
塞巴斯蒂安想起了他朋友贝西的嗜好，心想这只小狼应该也向他展示了自己的偏好。
“您觉得我还能给他什么建议呢？”他神情愉快，“除了继续一天两次地好好清洁他那漂亮的牙齿……” “我不知道去哪儿找到他跟他取消约会。
” “这倒会很有趣。
”塞巴斯蒂安说。
事实上的确很有趣。
因为埃莱奥诺正路过这里，就顺便过来看他，然后他们一起等那小明星的到来；埃莱奥诺心情不错，可怜的艾丽莎却被她惊艳得有点失态，塞巴斯蒂安的“同事们”一个接一个过来要和埃莱奥诺认识——她坐在塞巴斯蒂安的办公桌上，一条长腿着地，淡定地接受他们的瞻仰。
某种“名士淑女之风”，一种殷勤体贴、“路易十四宫廷”式的气氛开始笼罩办公室的上空，在此之前，这些涂日珀琳瓷漆的办公室里唯一的重点就是效率，对尊重的唯一表达方式是在你背后拍打两下。
这些并没有阻止那只小狼仔到来，他在 门口停下，诧异、迟疑，在进门前用鼻子深吸一口气。
塞巴斯蒂安一看见他就推断出这是个有悟性之人，他的外表并不能完全掩盖这一点。
不过布鲁诺·拉费确实很英俊：如磨砂般深暗的肤色下可以看见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脸上才清晰显现的静脉，头发是很正的金黄色——人们可能更倾向于说纯金的毛发，一双大手稍显厚实，但人们却会奇怪地预料到，它们在他四十岁时应该变得纤细修长了，因为职业的关系。
另外，在他左眼的眼白里有一个蓝色小点，某些时刻，这会给他一种正在逐猎的动物的表情，仿佛因为长久的专注、潜伏、窥伺，一根血管在眼睛里崩裂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于是成了一只真正的肉食动物。
他礼貌地询问罗贝尔·贝西的消息，和塞巴斯蒂安握手，颇有困惑之色。
但只有到了埃莱奥诺跟前，他才更显迟疑。
她不是那些把贝西门槛都挤破了的梦想当大明星的女演员，也不是当下所谓的上流社会女人（也就是非常有钱的女人，人们也乐得接受她们的钱财），更不是女编剧。
她还能是什么人呢？而她的哥哥，这个神色游离的高个傻瓜，他和这个地方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布鲁诺突然怀疑是不是亲爱的罗贝尔爱上了他——显然她哥哥也不能让他弄明白更多。
布鲁诺·拉费和罗贝尔·贝西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同性恋，正是在他万分饥渴的时候开始的，饥渴是对荣誉和物质的双重饥渴。
但是对他而言，同性恋的概念只和安逸舒适联系在一起。
当他在一个男人家里睡醒过来，他肯定能找到一把电动剃须刀，一件合身的睡衣，某种始终一贯的或豪放或细腻的自我表达方式。
相反，在一个女人家里，他醒来的时候，膝盖上会放着盛放早餐的托盘，脖子上系着餐巾，身边是一群崇拜他的女服务员，事实上，他从那儿离开的时候也是同样满意的，只是胡子刮得比较糟糕。
所以，在此之前，性对于布鲁诺·拉费有着纯粹“家政艺术”的一面。
而且他天生性情温和，自己又容易满足，保持了孩子般的睡眠，醒来也总是愉快。
他是那一类人的典范，直到三十岁依然是混合气质，既可以在咖啡馆里为 一个有理有据的讽刺而把别人打个半死，也可能为博得一个红头发老先生或老太太的开心而让自己被打个半死。
作为不稳定时代的不稳定产物，只有一样是牢靠的：那就是他放进口袋里的钱，是他渴望的，是他偷来的，但终归是属于他的。
于是乎当他迎面撞上了这堵无邪的墙壁——埃莱奥诺的眼睛、埃莱奥诺的举止时，他的惊讶应该不亚于一下子闯进了北美蛮荒世界的哥伦布。
他还年轻，还很脆弱敏感，所以还会惊奇，也就是这一点让塞巴斯蒂安知道他有得痛苦了。
没有比一只年轻小狼遇上一只多情却不可及的山羊更可怕的事了，那只塞甘先生的山羊[33]——却是塞甘先生养在一九七二年的一只山羊。
塞巴斯蒂安当然能料到，埃莱奥诺这只山羊，就算被他咬到也不会叫一声的，而他从她身上带走的这块肉（如果他能咬到的话），就会在他嘴里留下刻骨铭心的味道，说不定永远难以被替代。
他们之间的一切在他向她致意时就已注定，但这一切只被塞巴斯蒂安看在眼里。
对于埃莱奥诺，这不过是又一只小猎物，但首先引起她注意，将她卷入这个故事的是他眼睛里那个迷你蓝色小点，那个淡淡的角膜翳。
她因此就赋予了他一种多情而笨拙的性格，那是她童年时养的一只狗的性格。
现在的埃莱奥诺，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出于各种经历，喜欢狗远甚于狼。
正是在这种动物——情感与心智的双重误会之下，他们的故事开始了。
作为这篇动物志的终结，塞巴斯蒂安栖息在办公桌后，俨然一只大猫头鹰，开始不动声色地监护他们的黑夜和白天。
我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吸毒的。
所以我真是太落伍啦！但我每次想到这些，就觉得是个彻头彻尾的闹剧，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禁忌，大的禁忌，都被推倒，性——及其后续结果——提供了可申报的收入，走私、偷窃和坑蒙拐骗几乎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只为一件事情被斥责：毒品。
他们当然可以大肆宣传，说酒精和香烟也是一样的，甚至更恶劣。
这一次，我站在政府这一边，因为只要我们跟这个圈子沾上一点关系，那么明显我们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逃脱毒品的魔爪，而且是以怎样的代价和损失！厄比纳尔彩版画展示得很清楚 ——厄比纳尔彩版画，因为它的天真和老实，总是比抽象的推理包含更多的真实。
一个是酒馆里快乐的醉鬼，固然是油腻肥胖，摇摇晃晃，令人反感，但那是一张通红透亮的脸——另一幅彩版画——房间里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孤单一人伴着颤抖不止的手和插入崩断静脉的注射器，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世界，就是缺席的其他人：酒鬼公开喝醉，吸毒者却是藏起来的。
然而我无意为酒精唱赞歌，更无心以道德的名义抨击毒品，我只关心事物的光明面和黑暗面。
并且重点不在这两者的区别，而在于一个残酷却显然的事实，即一个人，无论聪明或愚笨，敏感或麻木，活跃或鲁钝，如今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以下三个暴君的受害者：酒精、毒品或药物（镇定类药）。
仿佛人生是一条滑腻腻的长道，在这条路上我们以飞快的速度不受控制地滑向一个未知的黑暗隧道，绝望中人们试图在路上插入一个个障碍以便能不时地减减速，并发出一点声响，它们的名字是威士忌，或利眠宁，或海洛因。
心里清楚，这最后一个将更快地被替代，它最不牢靠。
上帝之死、环境污染、理想缺失、忙忙碌碌、男女关系、虚假的舒适，云云……这类陈词滥调听来天真可爱，甚至在它单调的重复里也可以找到一种安心。
但是为什么您，我，我们，他们——这么一系列可怕的人称，不论我们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不论我们是富裕还是贫穷（但愿不要有人跑来跟我讨论农民的情况：近两年来外省镇定类药物销售量增加了十倍，这还是在那些最安定的省份），为什么我们总是这样，在某个时刻，伸出去的手不是伸向自己的子孙，而是一根管子、一个广口瓶或细颈瓶？让我担心的并不是焦虑感的增加：我觉得它自古就一直存在，最俊美、最幸福、最博学的古希腊人住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大海边，生活在他们美丽国家最辉煌的时代，就是他们也免不了有时会抓狂地扯自己的头发，去沙地里打滚，或愤怒地咬自己的指甲。
让我担心的是，如今，他们只需要一个善解人意的医生，一纸处方，成千上万瓶镇定药中的一瓶，就可以在十分钟内平静下来。
尤其，尤其让我 害怕的是，他们甚至再也不跑到沙滩上打滚了：安宁[34]将被记入他们的史册。
十
三 埃莱奥诺和这个年轻男人在一个酒吧跳舞…… 完了！刚才我说什么来着？看，我又一次掉进了那个萨冈的小世界，萨冈的酒吧……这会儿我能在报纸里读到，一个叫特鲁瓦亚或加尔当或随便什么名字的作者，在他让自己的人物走进一家酒吧的瞬间是如何使批评家眼中立马条件反射一般闪现我那漂亮的名字的，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
似乎我应该成为文学中的埃莱娜·马提尼[35]。
至于哪个倒霉的作者敢胆大包天地晒晒跑车的巨大魅力，我只能祝福他了……四分之三的批评家都虚伪得无可救药。
因为，还有什么能比在阳光里开着漂亮的敞篷跑车，听脚底踩出轰隆的声音仿佛听一只被驯服的老虎更带劲呢？还有什么比知道在高尔夫球场的尽头，在那些和你一样快活，和你一样物质无忧的人家中有一杯冰镇威士忌在等你更兴奋呢？说到底，在眼前没有阻碍的情况下，还有什么比寻找和发现一个令人快乐的去处更加理所当然呢？是的，多么虚伪啊，这些人！当我们在花钱或拿钱打水漂（最好是正有人从水里经过）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将之变为一种华丽、古怪、可笑但还可以流通的东西时，钱从来不会发出铜臭。
铜臭与否和赚钱的方式相关，尤其与存钱方式密不可分。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居心叵测的煽动家总喜欢跑来侮辱知道真相者的智商：那些乘坐二等车厢或组织车队旅行的人难道不是做梦都想下榻到我所说的别墅，去享受冰饮和茶点吗？只是，他们并未受到邀请，原因无关社会公平，但他们永远受不了有人欢呼雀跃地对他们说，他们的方式才是最合理的，他们才是最幸福的一群。
于是乎，在那间酒吧里，埃莱奥诺正和年轻的金发男子跳舞，男人与众不同的命运已经注定，光荣、疲倦、衰老、被遗忘。
在这样光环围绕的命运里，人们总能在无关紧要的小报上见到他的脸——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但是不久之后他们打死也不愿再出现在上面。
演员还稍微好点，通常是作家、画家、导演，所有那些被称为“海报脑袋”的人。
要说“海报脑袋”，其实是有海报而不见得有什么头脑。
埃莱奥诺和布鲁诺跳舞，他们追随自己的舞步穿越了整个舞池，音乐在他们身上流淌，将他们带往更远的地方，布鲁诺露骨的欲望，混合着埃莱奥诺表面的冷淡，共同引领着他们的舞步、动作和姿势，这样的共舞只应此时此地才有。
她喜欢在他的攻势下后退，她喜欢自己僵硬的长腿碰到他的腿，她喜欢他微微昏沉的脸，上书三个字：“我要你”。
比这更近一步——她对“这”习以为常，她听到一个可怕的句子：“我什么也不会回答。
”他问要不要下去喝一杯，远离吵闹，远离不知道正在和谁侃侃而谈的塞巴斯蒂安，她微笑答应。
衣帽间的女士是布鲁诺的朋友，他下来时对她做了个手势，然后他带埃莱奥诺进了电话间，抱住她，一手环肩，一手绕腰。
他有点喝高了，已经不知道她是谁，不知道自己想从她身上索要什么，尤其是在这顿对他而言太优雅、太清淡、太愉快的晚餐后，而对于一起用餐的那些人，生活和生活的快乐是一种早已深谙的习惯。
这个女人，他要引起她注意，并且让她记住他。
但是当他将她拉向自己时，反而是她浅笑着吻他微湿的脖子，并且与他同时，将手滑向了他的皮带。
埃莱奥诺的眼睛在黑暗中灼灼闪光，然后她闭上了自己长长的眼皮，之后他们任自己滑向、坠入那个衣衫凌乱、指间温柔、动作缱绻的世界。
这一切以一种惊人的熟练完成，这种熟练毫无犬儒的成分，且是他此前从未体验过的。
不久之后他醒过来，眼睛仍然闭着，或者不如说是眼睛被快乐钉牢了（就像猫头鹰被钉牢在木桩上那样），他惊讶于她的嘴唇竟然如此盈润新鲜。
埃莱奥诺看着这只冲动的小羊羔，心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冒险了。
她不知道有衣帽间的女士暗中相助，而她 向来最怕丑闻。
但是她又必须抚慰这个男孩子，她知道，安慰一个人的唯一方式是分享快乐。
缠绵后的两个人，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黑暗中，一只手搭在一条手臂或腰上，睡梦中的人伸个懒腰，叹口气，复又睡去。
不应该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生活，迫不得已时，可以，但是不要一个人睡觉。
她知道，真正的危险，并不是真实的生活，生涩、不加修饰的惨淡生活，诚然，生活可以非常艰难，有时是无趣——但是至少这种生活不会逼迫我们去做梦，除非是在激情岁月里（这就是一场战役了，常常很残酷却非常具体，至少有具体的规则可遵循）。
相反，那些狂乱的梦，那些午夜里惊恐的梦回，和之后的心有余悸，更让她害怕。
就是兰波说的那些令人心碎的黎明，她在塞巴斯蒂安的影响下读兰波，她对这个诗人理解得最深。
她不怕死，因为死不算什么，不过是人生最后长出的一颗智齿。
但是对死亡本身，她不敢大意。
在埃莱奥诺的梦里，更可怕的，在她自导自演的画面中，她看见死神无可退避地靠近，身着灰色蕾丝衣服，头戴帽子，高傲的倩影对着一切的愚蠢礼貌微笑，就像餐桌上的一位贵妇，涵养一流，最后优雅地离开，但会把你一起带走。
她的终极反抗就由此而来：她觉得死亡真正是一个卑鄙老妇，她专程来侵犯我们，若是疾病就慢慢渗透，若是事故就突如其来，但总归是带着侵犯的企图。
她认为没有英雄主义的死亡。
没有人可以死得很好，亦不可能解脱。
我们死死抓牢一切，包括痛苦，甚至那些得了报纸所谓“痛苦长久之病”的人也如此。
（奇怪，媒体总是很容易就说“勃起、骨盆、肝炎、膀胱”，却从不说“癌症”。
）这种虚伪的避讳让人觉得恶心。
啊，对不起，我错了，我们是可以说肺癌的：吸烟等于肺癌。
说到底，不得不承认，埃莱奥诺，美丽的埃莱奥诺，冷漠的埃莱奥诺，和那个叫埃莱奥诺的阿基坦公主一样遥不可及的埃莱奥诺，在这个陌生的年轻男人身上，在这个起初她看不起，连带他的职业、他的照片、他的快乐和忧愁一同看不起的男人身上重新发现了一种如此强烈、如此狂乱、如此骇人的东西，使她心绪纷乱。
有些人是这样的，在还没有使出一招
一 式之前就已受伤，然而她手上是握有全副王牌的——这种情况，我想应该要追溯到弗洛伊德，追溯到他们年轻的妈妈，她们没有给予足够的母爱，追溯到他们可恶的爸爸，爸爸夺走了他们与母亲同眠的权利，追溯到他们自己，在黑夜中睁大双眼倾听双人床上的动静，总之，要追溯到所有这些有时合理，更多时候却让人厌烦，总之令人羞耻的习俗。
如果，在十五岁的时候，我还不承认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肉体之爱上是如此和谐，我不仅是个先天白痴，还是一个后天不折不扣的忘恩负义之徒。
我开始把一切都混一块儿了，埃莱奥诺和我，她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不过这很正常，因为这正是我的意图，如果忠实的读者能坚持把这篇奇怪的文字看完就会明白。
我就这样把埃莱奥诺留在电话间里，膝盖微微颤抖，双臂缠绕在男孩的脖子上，这个孩子她还不甚了解，但她爱他的冲动。
她很快就会和他共眠，既然她现在了解了他的重量、他的气味、他的呼吸。
埃莱奥诺绝不是那种潮女郎——所谓的潮女郎，男人对她们而言是笨拙、诱人、见异思迁、愣头愣脑、令人怜悯的。
她嘲笑妇女解放运动。
同工同酬，当然可以啊，反正她也不工作。
只是这些让她厌烦，所有这些。
另外，男人总是睡得很好，他们睡着时像狗（蜷着腿），或像刺猬，稍微有点紧张，或像强悍的狮子，威武而招摇，但是如果你喜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永远带着所有者的从容姿态把手肘搁在你的胃上让你睡不着觉。
我们呢，可怜的女人，夜色中睁着清醒的眼睛，隐忍着这个如此靠近如此霸道的重量。
啊，是的，那条腿在你大腿上一搁就是几个钟头，都快跑出蚂蚁来了！想到这里，不禁要说妇女解放运动万岁！只是有时候，那一只迷途的手，或者按照阿拉贡的说法，一只一丝不挂的赤手会靠过来，或稚气或温柔，紧拽住我们的那一只。
不管是天真烂漫，还是性感温柔，是色情暴力，还是缠绵悱恻，爱情的游戏总是大同小异，需要的不外乎“理解”二字，相互理解是第一要务：在私下抑或大庭广众之前，热恋中或冷静时，荫蔽下或阳光里，伤心绝望时或寻常日子里， 都一样。
否则，就完蛋了。
对每一个完好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这愚蠢的、如无边的蛙鸣般聒噪的日常生活让他们无法接受、无力判断，也无处遁形，然而生命中尚存值得经历的东西，尚存快乐，尚存需要去思考（假装需要思考）的东西，这些尚存就是需要我们去分享的。
有时候，我甚至期待，是真的期待一架灰色钢铁飞机的到来，期待它突如其来的巨大轰鸣，期待那些望向轰鸣的惊恐的脸，和从飞机降落下来的看不分明的黑暗物。
我渴望天空爆炸、撕裂，我们的眼睛和耳膜爆炸、撕裂，甚至渴望那种难忍的燃烧和灼痛，渴望那一声在这个标榜科技进步的时代略显滑稽的原始呼唤，那一声无法取代的“妈妈！”。
如果这场灾难降临，我唯一害怕的是那时自己是一个人待在一间大房子里，空谷回音一般。
死，可以，可是当地动山摇、世界就此灰飞烟灭的那一刻，我想要有个人可以让我把脸埋在他颈窝，仿佛如此我便可以满怀骄傲、激情和诗意地走向死亡……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让我知道自己内心曾有过的一股勇气、一种反抗、一份爱情或别的感情，而这些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改变。
我爱做梦，我做梦然后胡说八道，过后就什么也不剩了！从巴黎回来后的一个夜晚让我觉得很有诗意。
在巴黎的那两日，身边接触的人永远理智、现实，他们的人生已经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更可怕的是，对于未来的一切他们也都了然于心，对于他们已经不可能有真正的玩笑了，余下的便只有一心等死，死亡于是也正在高速运行中，一路畅通无阻。
所有的诗人都是夜猫子，热爱夜晚和酒精，并且有点疯疯癫癫。
我们真的有必要去买一些壳牌股票和一台洗衣机来使自己显得更有身份，或者让自己老无所依时有所保障，让自己在风烛残年享受安逸的生活吗？啊，不！夜夜笙歌的生活万岁！醉生梦死的快乐或悲伤的孤独万岁！亦真亦假的友情中的亦真亦假的热情万岁！邂逅时的逢场作戏万岁！最后，所有人都喜欢循序渐进、细水长流，而我们这些夜游者却爱疾风骤雨狂飙突进——一张面孔的遇见、疯狂的恋爱、罗曼蒂克的情谊、将歃血为盟取而代之的饮酒之盟，这一切万 岁！我们不是虔诚的印第安人。
那又怎样？我们是疲倦的欧洲人。
言归正传，让我们完全、直接回到我的绵羊[36]，我的小羊羔，我的老虎，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母老虎那里。
以上种种，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夜晚，在这个童年没有茁壮成长、却在二十八岁时成为法国电影头号新星的孩子布鲁诺·拉费的慌乱和急欲掩饰慌乱的意图面前，埃莱奥诺有一瞬的心醉神迷的原因。
十
四 一九七二年三月 在多维尔和巴黎之间的火车上，我看见窗外一只安详的山羊，坐在一条波光粼粼的溪边，形单影只。
稍远的地方，三个光着上半身的男人，其中两个是瓷白肤色，另一个是非常漂亮的古铜色，他们正在放火烧杂草（火光在明晃晃的白日下黯淡，却燃烧得更明亮了，像一堆患了血友病的火……）看，一篇多么美的法语作文！我情愿我的人生是一篇悠长、古典的法语文章：通篇引用普鲁斯特，假期是夏多布里昂，十八岁是兰波，二十五岁是萨特，三十岁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当然，我早已经过、并且是毫不犹豫地经过了那些阶段。
我的人生已经是一篇紧追急赶的草率之作，一个坏学生的作业，她压根不懂引用那些名人大师，只知偶尔写写自己的幸福、自己的骄傲、自己的快乐满足。
事实上，我活得如此匆忙，以至于年年岁岁都如此相似，以至于这些割草农人缓慢的动作、香烟悠然的明灭在我眼里简直奢侈到了极点。
而在这一刻，我同样也活得很舒缓。
我相信，他们记得每一个瞬间，而我呢，在乡下写作的过去六个月已经变成一支由众多瞬间组成的华尔兹，那里有黑色的树，慢慢变成深绿，再变成苹果绿，那里鸟儿最初在米色的天空里羞涩内敛，尔后在春天的第一抹红色晴空下变得活泼而张扬。
人们一定认为我对季节相当敏感（参照本书：“哦，多美的秋天，哦，多美的春天”），其实是因为在时间的冰场上，在秋天和春天之间，一九七一年没有冬天。
趴在这张陌生的床上，埃莱奥诺知道自己的背部线条优美，泛着金黄色，并且手感光滑。
她看着这一个个散落在房间地板上的奇怪物 件。
有一些木头人偶，或多或少带着非洲元素（确切地说是“或少”而非“或多”），有几个陶器，还有一些小玩意让她可以从中窥探他的审美观——这个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审美观。
他只有本能，却无品位。
他是那一类男人，永远直奔他所需要或需要他的人，或单纯只是吸引他的人。
他们会在一件物品前晃着手臂询问日期、细节和一些参考数据，可是对任何一个活人，他们永远不会问这些，因为早已（本能地）了然他们的整个履历。
外界盛传布鲁诺·拉费拥有同性恋者的唯美主义和不俗品位，这让埃莱奥诺很觉厌烦——因为没有什么比一个年轻男人有收藏癖更让她绝望的了，这一系列毫无鉴别但肯定耗费巨大的购置奇异地装饰了她新情人的生活。
在这间故作怪诞的公寓里，埃莱奥诺看得很明白，这不是一个品位高尚的老收藏家海纳百川式的包容，而是这个没有品位的年轻人为了迎合一群或恶毒或无知的大众的崇拜而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打包的结果。
这让她觉得可笑，却是一种温和怜悯的、几乎是柔软的笑。
他在她身边熟睡，脑袋夹在两肩之间，连在睡梦中也像生活中一样无法肆意伸展，有那么一瞬，她从心底同情他有这样一个食肉动物的残酷命运。
也许有一天，他会在酒精、毒品或天知道别的什么东西中沉沦，也许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那些被教化的哈巴狗中之一员，对着莱卡的镜头，对着电视台摄像机的嘴脸雀跃，也会像他的同行一样，四仰八叉，张牙舞爪，只为了照片能上头版。
在这一切之前，他是那么美，在早晨的光线里，在那一堆来自缅甸的古董吉祥物中间；他显得尤其美，因为这些衰老的木头是假的，而他青春的皮肤是真的；他显得更美，因为他不曾为购得真品木头而大费可笑又肤浅的脑力。
十年后，他或将成为一个可怜之人，一败涂地，或混得不错，一个上等人。
而事实上他所能依靠的无非是自己身上最不可靠的东西——他的皮肤、光洁的牙齿、恋爱的天分，以及自己身上的劣根性——他的勃勃野心、他的无所顾忌、他的商业头脑，假如一切顺利，他就可以依靠这些从一个台阶跳到另一个台阶——这最后一级台阶便拥有了特权资格。
埃莱奥诺自然在心底嘲 笑这一切，因为她在一开始就已经得到了一切，文化、修养、高贵气质，尤其是不逐名利的淡泊心境，她知道所有这一切只可能属于一类人——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高贵之人，更多的是指这样一些人，与阶层无关，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那些随时准备把钱花光的人；她感到自己对这个实在太不幸的陌生孩子生出一股莫名的温柔。
她从来没有哪一分钟想过有一天他会让她受伤。
他有太多的王牌，而她已所剩寥寥，他太依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她则早已不再眷恋手上残存的东西。
要知道，在爱情里，唯一坚不可摧的“装甲车”，唯一具有长距离射程的大炮，唯一躲避不了的炮眼，更可怕的，唯一不能直接往别人头上扔、同时又会延长战斗的炸弹，就是淡漠。
她身后拥有足够的储备可以夷平这个移动的战场，也就是男孩的胸膛，他的肋部，上面布满金色的汗毛，如地上成熟待收的庄稼；她拥有足够多倦怠的大炮可以直击这颗离她咫尺的在黑暗中跳动的心脏。
至于那个她希望自己永远不会去使用的、投向自己情感的广岛的炸弹，就是那句很简单、如今却被用滥了的“您让我厌烦”。
而这个被俘获的征服者，此刻正在其婴儿般的睡眠深处，拥有金黄色的头发，双手以一种本能的保护姿势覆在脸颊上，也许因为她，也许因为她所不知道的他过往的生活，他让她感受到一种由自己内心生发的温柔的伤感。
是时候回到塞巴斯蒂安身边去了，她那随心所愿可聚可离的哥哥，一个无所不能的无用之人，一个如此智慧的可爱傻瓜，如此温柔的冷漠之人，如此可靠的善变者，一个活着的矛盾体，唯一一个她并非爱，而是为之惊奇的男人。
她把熟睡的人留在了那些静默的非洲雕像中间，它们可能因为在太新的地毯上显得太古老而看起来面目狰狞；她留下这个睡梦中的漂亮年轻人离开了，尽管知道他很快就会醒来。
像科克托的女主角那样，她用沙哑的嗓音打电话叫车，就是那种人们在危急时刻呼唤神甫或一个爱自己的小混混的嗓音。
接着，在电话答录机里留下她浪漫多情的声音之后，她哼着奥芬巴赫的一支古老曲子下了楼——曲子并不符合她此刻的心境，却突然萦绕在她心间，因为它正应和她在楼梯间 的脚步声。
就像两个月前的塞巴斯蒂安一样，她走在清晨醉人的蓝色巴黎，也如他一样，心想自己是完好无损的，却忘了告诉自己，一旦她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她就再也不是完好无损的了。
十
五 于是在这个清晨（这个清晨一点也不苍白，因为秋天已然繁盛），这一次，轮到塞巴斯蒂安等待埃莱奥诺归来。
他清楚地看着埃莱奥诺任由自己被征服，准确地说是征服了那个年轻人。
起初这让他觉得好笑，然后他开始思考，最后，一个人在这间公寓里形影相吊，如无依的孤儿，他不禁悲从中来，这种冷彻心扉的感觉从未有过。
他没有意识到，这六个月，他已经习惯成为那个出门的人，现在成为那个留守的人，或者不如说是那个等待的人，这对他是一种极端的痛苦，因为反常。
为了打发时间，他拿起一支笔，开始写起自己遇到过的各种各样的缺席。
（当情况太糟糕或有一点糟糕时，他有个好习惯，他会给自己找原因并写在一张小纸条上。
）他给所谓的缺席列了详细的清单，如下： 1）我不爱
X，而X也没有来的情况（参照普鲁斯特）。
具体原因就任凭你天马行空发挥想象了，由此引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从急风骤雨的激情到完全的云淡风轻，皆有可能。
2）我爱X并且知道X也爱我，可是X没有来的情况。
这下子逻辑的疯狂是名副其实的了：“他是死了？进了监狱？还是发生了意外，在哪里？”这是真正的感情煎熬。
3）我知道自己爱X却不确定X对自己的感情。
这就不是煎熬了，简直是悲剧：“他在哪里？他是故意的吗？他在耍我吗，耍我什么？” 这一番他自认为合情合理的列举让他情绪略有好转，然后他和衣躺在那张乱糟糟的床上，因为一些莫名的原因，他不喜欢他妹妹回来 时自己衣衫不整。
（一直沉浸在自己扮演的角色里，或许吧）他身体里的寂寞在唱歌，且越吼越大声，他努力让自己听不见，他想着组成自己日常生活的主体：诺拉·杰德尔曼，现在他只是怀着同情和体恤才偶尔去看看她；这份他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当真的工作；还有此刻身体缺席的他的另一个自我，埃莱奥诺。
他并不排斥埃莱奥诺此刻正在享受的快乐，对此他甚至没有花一秒钟去想象过——他太明白，快乐，有价值的快乐，只存在于爱情中，而他也太明白目前她不可能已经爱上这个小朋友——但是他希望她在这里，他们一起谈论这个夜晚，一句话，他不想一个人。
寂寞的吼声，确切地说是轰鸣，已经不只是扰人，简直是阴魂不散。
似乎上帝自己也把耳朵堵起来了，但是如果他有耳朵的话应该也早就被堵住了。
不管是在本世纪或另外哪一个世纪，身陷于孩子和大人因战火和饥饿而发出的哭喊之中，这个不幸而暴虐的老头早已抽搐不止了吧。
我讨厌上帝这个说法，无论哪个上帝——我为此向那些信仰他的人道歉，但是到底为什么要信仰呢？他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或者，为什么他仅仅因为承诺要回报世人就令自己变得不可或缺？但我发誓我曾是天主教徒，一九四三年的时候，在一座修道院里，我也收集宗教画，甚至也唱“更靠近你，我的上帝”，同时还唱“元帅啊，我们在这里”。
想起来，我在四到十岁时是个乖巧、纯洁、虔诚的模范小孩，一边和所有人一样嚼着芜菁甘蓝，一边和同龄孩子一起快活地唱祷歌。
（后来，我显然不再那么纯真、无瑕，这是拜生活所赐，而芜菁甘蓝也再找不到了。
）然而那是小时候有一次在乡下，我被带去看电影，影片里有非常暴力血腥的镜头，那真是个错误，从此以后另外一个人在我身上诞生了……我这就说一下里头有些什么：是达豪集中营，和它的推土机，和它的尸横遍野，所有这些保留在我脑子里的印象，让我每次一听到反犹言论就马上起身离桌，我受不了某些聊天形式，甚至某些犬儒言论——可是天知道，时间、我的生活和我认识的那些人已经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坚定的犬儒主义者。
显而易见的是——我真的不齿于说这些，尤其在这个 时代，无论是高尚的情操还是恶俗的思想都被挂在身上当作炫耀和炒作的时代——我很高兴（高兴，我言过其实了，但总归是坚定不移地）让自己淡出大家的视线，为了可以不说、不做，或者不用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做一些事。
当然我没有因此而自视多高，既然我在自己身上只培养了取悦别人的要命嗜好，而从来不是渴望被尊敬的嗜好。
我对受人尊敬这件事完全无感，这其实也无可厚非，如果沉醉于赤脚驾驶的法拉利、畅饮的杯盏和放浪不羁的生活之中的我被哪个人看作是德高望重之人，那才是荒谬之至——除非有时候，我书中有那么一句话打动了人家，他想起来了，并且告诉了我。
可是对于这种情况，我总觉得这句话，这颗煽情的子弹是我无意中发射出去的，就好像手枪走了火，我并不比当时的空气负有更大的责任。
我不认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看得多重要或把自己看成一个有着精确体貌特征的单一实体。
我只是认为不应该令自己处于一个令人蔑视的地位（“令人蔑视”，我想说的是一种人们会妄自菲薄的地位）。
当然，我并不想说别人。
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意见就是一种泡沫，如同岩石边上拍打嬉戏的泡沫一般虚幻，而侵蚀你的并不是它们。
侵蚀你的是波涛：这个波涛，就是无数次突然在某个镜子里遭遇的自己的反影，这个反影要比别人眼中那个多数情况下被柔化的形象纯粹千万倍，也严酷千万倍。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以一种利他主义的方式（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憎恨我自己，通常是因为我对某个人造成了伤害。
当然，有时候我会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既没有对某个人、也没有对自己做有益的事。
当然，有时候我会躺在沙滩上，呼吸急促地寻找幸福的空气，或是英国人所谓的“自我满足”[37]，就仿佛一条觅水的鱼。
然后呢？事实是，永远就只是我自己。
有时候，太阳升起、一天刚开始的那一刻，我就憎恨自己的存在，可是下一个黎明，我又平静而安心地感受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呼吸、床单上远远伸着的自己的手。
但无论如何，总是一个人。
这似乎太时髦了，却是一个十分迷人的话题，那就是抑郁。
我就是由此开始这部小说兼随笔的，以对这种精神状态进行描述。
之后我又遇到了十余次类似的状况，我只有通过一个接一个地罗列单词，那些如眼前落英、脑中回声般突然出现的单词，只有通过这种疯癫的怪癖让自己从中摆脱出来。
每次我在某个人家里遭遇它，这抑郁，这灾难——因为这实在不是开玩笑的，也绝不可以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每次，这病都让我饱受温情的煎熬。
而且，每每想起，我就自问，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如果不是为了告诉“别人”，他们可以逃脱它的魔掌或者说这病总是可以康复的？不管这是小说还是随笔抑或是论文，所有这些文字存在的荒诞天真的理由，便是这只伸向半空的手，这个疯狂无度的愿望，想要傻傻地证明有些东西是可以被论证的。
这是一种有趣的方式，去展示一些力量，一些有力的激流、脆弱的激流，但这些都是在可以表述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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