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这本书介绍同一名字的两个人的故事。
一个是以色列神话中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
另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活生生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按照以色列官方看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暗杀者的辛迪加”，其领袖是一个“心怀无穷仇恨”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试图来完成阿道夫·希特勒所开始的事业。
这就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及其辩护士们告诉以色列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故事。
上述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描述，出自以色列政府官方发言人之口，当时梅纳赫姆·贝京任政府总理。
对阿拉法特的描述则出自贝京先生的继任者伊扎克·沙米尔之口。
本书试图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一史实。
同时提出三个论断。
这些论断必然会引起许多尖锐的争论。
第一个论断是，在政治解决的可能范围内，没有一位阿拉伯或犹太领导人，像阿拉法特那样做了那么多事情，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准备基础。
第二个论断是，阿拉法特曾表示，他要劝说他的同事和人民， 为取得同以色列的和平相处，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具体的实际利益，而作出一些非同寻常的让步。
如果当时以色列有一位老练的、有胆识的领袖能作出相应的反应，那么，１９８０年就会得致全面解决，甚至更快些。
第三个论断是，尽管阿拉法特已难以向其日益失望的人民证实政治解决和妥协能够取得成果，但阿拉法特仍不失为阿拉伯方面掌握和平钥匙的人。
在最近的将来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华盛顿政府，能否明智地帮助阿拉法特使用这把钥匙而不是迫使他扔掉钥匙。
我希望支持这三个结论的根据，将有助于推动寻求中东和平途径的更有知识和更为诚实的讨论，而不要等到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为时太晚的时候。
显然，阿拉法特仍然是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敌人的主要暗杀目标，因而有些读者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出版者就曾问过，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甚至密切到让我了解他过去的秘密以及他的组织的内幕？ 回答是很直率的，但要书写成文字却非易事。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创议写这本书的是我，别无他人。
我花了两年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请他腾出足够的时间并给予我信任，使我能写成这本书。
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三位最高级的同事——阿布·杰哈德、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的协助，我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
我努力说服他们，早就应该有一本既有情况而又真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书，正是他们使我能接近阿拉法特。
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
第一方面是，在我和他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变化。
真正的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热情、富有感情的人，这同对他的宣传形象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我为他的许多突出的富有人性的品德所吸引。
我感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德，使他变得脆弱。
我倒不是说他容易受骗，而是说他容易被伤害。
阿拉法特发现我愿以虚心的态度来研究他及他的事业。
我认为，他一开始就被我的真诚所感动。
我曾告诉他，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不只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有两位是国防部长。
我还告诉他，我和果尔达·梅厄之间有过很好的关系，当时她是以色列总理。
为此，我得了一个绰号——“果尔达的男朋友”。
这是因为每当我会见她之前，我总要 先送她一束红玫瑰。
关于答案的第二方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主要事实如下。
１９７９年底， 在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我曾专心致力于一项非正式的、但是最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计划。
我的使命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方和以色列的某些领导人一方之间，开辟并在随后保持一条秘密联系渠道。
在以色列这方密谋和平的关键人物，是贝京先生所控制的联合政府的主要对手——工党的领导人。
我的用意是利用这一秘密渠道，向那些一旦执政即有可能积极响应的以色列人，转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政治和解的意向。
我的计划得到一位最开明的散居在外的犹太领导人及其友人的资助。
当时离以色列下届大选还有１２～１８个月，但没有想到贝京会竞选连任。
他一上任，我的计划就告吹了。
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就连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和解的念头，也被看成是叛逆。
尽管在我原先为独立电视新闻社和随后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写报道的日子里，曾有多次机会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但只是由于和平计划才使我对他有更好的了解，而他也决心给我以一定信任。
当和平计划夭折后，我才研究井决定写这本书。
这一计划流产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确已取得一些坚实进展。
在我第二次穿梭会见阿拉法特后，一位以色列人士对我说，“我们正使生米成为熟饭。
”假如贝京不连任，那么以色列工党政府有很大可能授权和阿拉法特进行秘密的、直接的谈话。
如果那样，历史的进程将会改变。
我把写作此书看成是我本人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微薄贡献的继续。
我要表明，我是作为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的真诚朋友而写这本书的。
我对这两个民族都怀有深厚的爱。
一般说来，犹太人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明中的知识精华。
同样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华。
这两个来自各种族融合地区的人民，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使这一地区得到更好的变化和发展，并且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希望和鼓舞。
要取得和平，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公正的待遇——历史的、合法的和道义的权利。
这种公正待遇至少应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家园的权利。
必须指出，按照这一方案，在协商进程结束时，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承认以色列，其代价是取得原曾属于他们的全部土地的不到３０％。
同意这一方案，以色列应放弃它在国际关系中信奉的首要准则：强权即公理，而正义只是强仅者空口说说的抽象概念。
正是由于一些强国的须导人和政府，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致使我们这些２０世纪后期的人类，行走在灾难的旅程中。
这就是我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和鼓舞的含义。
当公理战胜强权得以证实的时候，那么最棘手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以色列首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说，犹太人“只有保持他们的道德、精神和知识水平”才能得以生存。
今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本·古里安所描绘的他们的生存途径，已被近几届政府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行动是对全体犹太人的道德准则和价值的一种讽刺。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以色列愿意放弃信奉强权即公理，那么它必将得益甚多，同时也有益于世界各地 的犹太人。
１９７４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被击溃，此后它使用了恐怖武器以表 明巴勒斯坦事业继续存在。
阿拉法特发出许多信号中的第一个信号，即表明他决心劝说解放运动面对现实（即以色列得以在１９６７年前的边界内生存）作出让步。
从那时起，在巴勒斯坦方面，阿拉法特即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
阿拉法特需要以色列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相应的反响，至少在原则上应接受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
每当阿拉法特朝着和解方向采取政治行动时，以色列却报以枪弹和炮轰。
阿拉法特表明他希望政治和解的意愿越多，以色列就越加变得决心摧毁巴勒斯坦政治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顺便还要说说，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袖们从未真正把巴解组织视为严重的军事威胁。
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有资格作权威性发言的人就是布赖恩·厄克特。
多年前他曾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不久就退休了。
在其任职时，他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四位秘书长。
他主要在幕后活动，是联合国主管处理危机的负责人，擅长于中东事务。
在外交界，他被称为“中东先生”。
很难想象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能成为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卓著专家。
作为外交家，厄克特坦率得令人惊讶，并使人耳目一新。
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不为梅纳赫姆·贝京威胁所吓倒的非犹太人。
在一次庆典场合，他刚刚从贝鲁特全见阿拉法特后来到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贝京指责厄克特，并告诉他以后不许再与阿拉法特谈话。
厄克特答道：“总理先生，我是国际社会的公仆。
你竟然教训我能同谁和不能同谁谈后，难道不感到太过分了吗？”当然，贝京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的说法，厄克特说：“以色列有制造神话的才能，并使世人当成真理来接受。
他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大神话。
事实不是这样。
他们可以像对待双手被缚在背后的人那样来对待作为军事力量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色列真正害怕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１９７４年以来，以色列拒不采用外交办法来考察和对待现实及阿拉法特的政治和解主张。
这是实现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也是继续进行屠杀使这一地区长期浸于血泊之中的主要原因。
１９７４年阿拉法特开始进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即说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认识实行和解的需要，自此以来，历届以色列政府都拒绝考虑即使是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微型国家的想法。
它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将对以色列的安全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
以色列的这种奇特断言，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亨利·基辛格却成了其学舌者。
在我执行我的中东和平计划期间，我发现，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部门有数量惊人的并在日益增长的最高级领导人，私下都表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难以对付的威胁。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举出他们中的一位，即陆军少将施罗莫·盖西特。
我之选中他，可以这么说：他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对以色列形成军事威胁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最知情的以色列人。
盖西特任军事情报署研究室主任多年。
在这个岗位上，加上他能从莫萨德——以色列中央情报安全局那里获得有关的情报和消息，他可能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更了解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他曾短期担任１９６７年以色列所占领土军事长官。
１９７３年“赎罪日战争”后，事与愿违，他被委任为 军事情报局局长。
他接受的任务是不仅要管理这个机构，而且要改组它，以便这类失误不再发生，即对以色列未能预料到１９７３年战争的部分指责。
对盖西特来说，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机构需要帮助时，显现出此人的素质、能力及判断力。
以自己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轻易排斥一个人的深思熟虑的意见，是愚蠢的。
在我同盖西特的一次谈后中，他的一段评论对这本书很有启示。
他说：“我们以色列人的困难是，我们已成为自己宣传的牺牲品。
”盖西特的评论的含义是指责历届以色列政府，在关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对犹太国家军事威胁的实质问题上，欺骗了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很多的人们。
我相信，同熟谙内情的一些以色列人一起，通过对全部有关情报进行诚实、客观的研究，盖西特的指控即可得到证实。
除了１９４８年的几个星期，当时新生的犹太国正为其生存而战斗，以色列从未有过被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联合军事力量在战争中被击败的危险。
１９６７年的“六天战争”，是对历届以色列政府如何掩盖事实真象以便煽起大规模的、言过其实的对阿拉伯军事力量恐惧的最好证明。
１９６７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我在以色列，我可以证实当时以色列人完全地、真正地相信他们将受到阿拉伯人的进攻。
他们所能获悉的所有消息和证据，证明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阿拉伯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的军队已经动员起来；阿拉伯世界官方电台接二连三地渲染犹太国很快要被“毁灭”。
但是以色列军方及政界领导人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无意进攻，而是在玩弄唬人的化招。
事实上是以色列人帮助设计了这一圈套，使纳赛尔陷进去了。
这次战争对所有阿拉伯人是不堪设想的耻辱，也给阿拉法特一个机会，得以在被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带有一定勉强的支持下，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
战后不久，一位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告诉我，如果不是纳赛尔给以色列进攻阿拉伯以借口，那么以色列将会另找理由制造“６至１０个月之内”的战争。
因为其军事策划者们认定，袭击苏联装备的大量阿拉伯装甲部队的时机已经到来。
数月之后，事情就表达得更明白了，一位身份不亚于伊扎克·拉宾的人公开确认，以色列知道纳赛尔是在唬人。
拉宾作为参谋长为以色列策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他接替果尔达·梅厄担任总理。
１９６８年２月，拉宾在致《世界报》的一份声明中也十分坦率地承认：“我们知道纳赛尔不想进攻。
” 作为以色列人受自己政府洗脑的结果，包括经常放映大屠杀的影片，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怀有恐惧。
鉴于犹太人的历史，也鉴于以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们的恐惧缺乏真实基础，当冲突的客观事实经过理智思考检验后，就会显示出这点。
看来明显的结论是：唯有以色列人民不再做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时，和平才有可能。
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打开某些以色列人的眼界，我的劳动将是值得的。
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没有给我的工作以捷径。
他们不曾说过：“来，请坐下，我们已准备好向你披露我们的秘密。
”从开始起我能获得多少内幕情况，依靠的是两件东西。
一是我同他们交谈的能力，二是我询问的质量。
当我得到线索时，常常比我得到对在某一危机特定时刻真实发生的一切详细介绍更为满意。
此时，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以得出２加２等于４的正确结论。
这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阿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以如实介绍作为当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传略开始。
随后简要叙述为什么会出现巴勒斯坦问题。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真实性质，我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几乎从未被入问及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建立以色列国？正如巴勒斯坦人所说，这是一个奇妙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
第二部分，“地下年代”，叙述阿拉法特的早年生活，他与阿拉伯前线国家情报机构的冲突，他和其他人一起着手建立地下基层组织网，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解放组织。
阿拉伯前线国家方面不希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
通常并不明言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无意同以色列战斗以解放巴勒斯坦，无论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讲得如何与此不同。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在地下年代，另一个矛盾是发生在阿拉法特和法塔赫集体领导中不同意其军事战略的多数同事之间。
阿拉法特是真正相信巴勒斯坦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得到解放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他坚持采取军事行动，又怎么能在将其意志影响他人方面取得成功？ 第三部分，“斗争”，这是一部英雄史诗。
叙述阿拉法特如何没有用许多场战斗去解放巴勒斯坦，而是更多地用于保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存在。
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然后是以色列，都力图取消巴勒斯坦事业。
在这些年头里，阿拉法特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判断什么时候超级大国是他的敌人，什么时候又成了朋友。
这里也有关于阿拉法特领导能力的传奇故事，即他如何说服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和人民，为了同以色列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和为巴勒斯坦人民取得某些实际利益而作出难以想象的让步。
我所要研究和写作的是一部阿拉法特的传记。
在这里，可以这么说，我是想以人的故事来统率政治上的戏剧性事件和行动。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失败了。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不时常停下来解释阿拉伯国家内部和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情况——面这些情况又是他必须掌握的——那么就完全不可能弄懂阿拉法特的用意。
我认为就是这些必须的注意力的转移，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实质内容。
我希望他们将能使本书读者不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实质，而且理解为什么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象征，至少是衡量正义的尺度，仅仅他的存在，迄今为止就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惊人的成就。
有一次在白宫的草坪上，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在政治上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从这点来看，并且考虑到不利形势，可以这样说，阿拉法特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幸存者。
如果他不是巴勒斯坦人，我想犹太人将第一个向他致敬。
为了方便不熟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及巴勒斯坦各组织名称的读者，我在书后附了一份主要人物及组织的名单。
在寻求中东和平道路上，此书如能有助于促进进一步了解情况和更为真诚的讨论，那要充分感谢所有那些给了我时间、信任和友谊的巴勒斯坦朋友们。
我还必需感谢两个人，没有他们，我就不能完成此书的写作。
第一个是我的银行经理，他允许我为了旅行、工作和生活得以大量透支。
第二个人是我的妻子尼科尔，她支持甚至鼓励我决定以我们的住房作为透支的抵押。
她是我调研的助手和图书管理员。
她将谈话录音复写成文字，这些谈话录音带提供了主要资料来源。
她为我最后的手稿打字。
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将此书 首先奉献给她。
但我们同意根据需要作了另外一条献辞。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编辑詹恩·海勒。
显然，这是一本最易引起争论的 书。
可以这样说，本书故事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一片布雷区，詹恩帮助我跨越过去而未触雷。
第
四 版 序 言 对过去４０年中绝大多数时日来说，关于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知情的和理智的公开讨论及研究如何结束这场冲突，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问题，总起来说，是北美和西欧的主要宣传媒介和大的出版社封锁这类情况，以色列的绝对支持者认为这种情况给予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和要求以合法性。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我要扼要说明，为什么这种保持缄默的密约必须被打破。
在缺乏通过谈判结束阿—以冲突的情况下——条件是将满足以色列的真正安全需要和巴勒斯坦人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实现自决的合法要求——中东是一个正在俟机发生爆炸的地区。
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地区的末日是可预见的，但仍可防止，其情景的轮廓如下： 以色列拒绝从它在１９６７年战争中占领的几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这种撤出是联合国安理会２４２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所要求的。
而在阿拉伯方面，对于以色列能被说服同意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信念彻底消失。
在阿拉伯世界的一场剧变，表现为现存阿拉伯制度（它曾长期准备谋求一项同以色列的体面的和解）的推翻和它由革命的政权所取代，这些革命的政权将准备采用一切手段和不惜任何代价对抗这个犹太国。
１９７１年，果尔达·梅厄在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准备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这个题目，即以色列如果在战场上面临某种失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她说的话促使我提出下面补充的问题：“总理，你是在说，以色列将准备把这个地区甚至把整个世界同它一起砸得粉碎吗？”她毫无迟疑地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正在说的确切的意思。
”在这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社论力劝它的读者们赞同梅厄夫人所陈述的任何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在一个末日到来的情况下会怎样作出反应……报以一个核的玛萨达１。
地区大战的前景，正在成为在北美、西欧（无疑的也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苏联）的讨论会上进行议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真正的专家们似乎同意，如果以色列使用它的核武器，大概将会有不下于４０００万阿拉伯人被杀害。
但是，这个状况和犹太国的消失很可能仅仅是全球性灾难的开始。
即使两个超级大国能够避免陷入最后一轮冲突，在中东的这样一场爆炸的后果不会局限于这一地区。
随着失去阿拉伯的石油、贸易和金融，全球的经济将会遭受一种打击，各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将会瘫痪。
在一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当领导人力图维持一个表面的秩序时，在西方被认为的民主将被独裁主义所代替。
在某种情况下，世界会需要一个替罪羊，会出现反对各地犹太人的另一个巨大的转折。
我试图在这一序言中提出一个非常简明的论点，这就是，在地球行星上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与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利害攸关。
冒着作为一个危言耸听者被打发的危险，我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一地区一场爆炸可能产生的后果，目的是强调对通向和平之路——在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迟之前——进行理智的讨论的紧迫需要。
而要举行这样一种讨论，除非公众舆论， 特别是在美国的公众舆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有较好的了解：…… 1①玛萨达（Masada），希伯莱语，地名。
它以巴勒斯坦靠近死海的一片岩石各字命名，犹太一教派的信 徒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最后的抵抗。
——译注 他是谁，他真正地代表着什么；他曾经如何冒着他的信誉和生命危险使他的
人民准备接受这不可思议的事——同以色列和解；还有，最为重要的，只要犹太国和它的美国盟友会允许他这样去做，他会以和平的名义提供些什么。
校 译 者 的 话 深受沉重民族灾难的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进行长期正义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史诗，产生了众多民族英雄和杰出人民领袖，构成了当代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一幅特别感人的画卷。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巴勒斯坦朋友从５０年代起有过多年接触。
１９８７年５月，阿拉法特主席在和我作过一次较长时间交谈以后，嘱其办公室主任赠送了我一些关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书籍。
其中，英国作家阿兰·哈特所著《阿拉法特》一书深深吸引了我。
我感到促成此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对从较多方面和较深层次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形势发展，进一步加深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和中巴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会是有益的。
值得高兴的是，阿兰·哈特先生也通过我们的朋友尤素夫·拉吉布大使告诉我们他希望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殷切意愿，并热心地在１９８９年给我们及时寄来了当年在美国首次出版的这本书的最新版本。
经过译者的辛勤工作，出版社同志的积极努力，巴勒斯坦朋友、作者和尤素夫·拉吉布大使的鼓励和协助，这本最新版本传记及时在１９９０年纪念巴勒斯坦革命２５周年的日子里问世了。
这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表达我们共同对正在继续奋力进行的受到世界人民瞩目的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一种关切、一份奉献。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阿拉法特的一生，是巴勒斯坦人民在遭遇近代史上罕见的苦难、艰危和复杂处境下，为了争取民族生存、恢复合法权利，进行长期英勇卓绝斗争，经历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伟大历程的一个缩影。
巴勒斯坦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公正、合理解决，根源在于以色列坚持对巴勒斯坦的侵略、扩张政策。
巴勒斯坦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斗争历史，包括近三年的被占领土的人民起义，揭示了一个真理：受侵略、压迫的民族是不可能用武力征服的，最终必将获得独立和解放。
而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受以色列侵略、扩张之害的固然是但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而且也有以色列人民。
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标志着巴勒斯坦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阿拉法特为主席的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和领导核心，在总结几十年斗争历史经验基础上，近几年来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灵活的政策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实际步骤，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崇高赞誉，取得许多突破性的成就。
以色列空前孤立。
以色列越来越多的人民也日益觉醒，反对当局侵略、扩张政策。
“多行不义必自毙。
”以色列现在是必须改弦易辙、正视历史现实、对巴解组织的一系列和平建议作出积极响应的时候了。
以色列必须撤出１９６７年以来侵占的阿拉伯领土。
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必须恢复，包括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
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国应互相承认，通过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进行谈判，以实现中东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
中东各国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
中东曾是人类古文明摇篮之
一。
困扰中东几十年的问题一旦得以公正、合理解决，将对这一地区和世界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团结奋斗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必胜。
尽管道路漫长、崎岖，中国和世界人民深信这一天必将来到。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交。
中国人民一贯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
中巴人民之间有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友谊。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亲切会见巴勒斯坦朋友。
邓小平主席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５日会 见阿拉法特总统时说：“我们是几十年如一日，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典范。
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
”“你们争取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斗争将近４０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间相当。
应该说我们是４０年如一日的友谊。
再过４０年，我们就是８０年如一日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这既总结了历史，又深情地阐明了未来，反映了中巴关系的实质和两国人民的心愿。
本书以巴勒斯坦主要领导人、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为主轴，介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发展；巴勒斯坦革命事业艰辛、曲折、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东问题诸多错综复杂矛盾的侧面；以色列决策者的图谋及得手和失败的经历；美以关系及超级大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幕后交易；阿拉法特及其主要同事的生平、业绩和在争取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全面、公正、和平解决斗争中的历史作用。
立论较为客观、公正。
内容丰富翔实。
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问题较为关键。
作者亲身接触人物较多，事件叙述深入具体。
尽管也有一定局限，个别方面也有不尽确切之处，但基调是严肃的，公正的，符合和反映当今历史潮流发展趋向的。
这是一本严肃的具有一定深度和较多第一手材料的关于当代中东著名人物和国际政治关系的著作。
相信会对我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许多历史事实、阿拉法特生平及其主张，探索、研究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关心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
谢邦定１９９０年６月３０日 中 译 本 序 言 曾记得１９８８年在阿尔及利亚首都与阿兰·哈特先生邂逅相遇，他问起我能否把他撰写的阿拉法特传记译成中文。
特别要说的是此书被看作是歌颂在被占领巴勒斯坦国土上展开英勇绝伦的人民起义诗篇的外一章。
聆听此言，我颇觉欣喜。
尤其是我的朋友谢邦定大使也在较早时候有意促成此书泽成中文出版，表示乐意为此尽力相助。
担负主要翻译工作的吕乃君女士和其他朋友为这本传记及时出版，作出了辛勤努力和可贵贡献。
飨读此书是颇为有益的。
因为此书出自一位持中立立场作家之手，他既广交巴勒斯坦朋友，又有以色列朋友。
很自然，我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既有同感，又有异议，诚如通常在诸如此类情况下发生的事一样。
总而言之，这也是一本用中文出版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通过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这位巴勒斯坦革命领袖和斗争象征的传记，以作者之所见所闻涉及革命的若干方面。
须知，要笔吟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丰功伟绩绝非一件容易之事。
我曾亲眼目睹作者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时间会晤这位巴勒斯坦领袖，又是如何饕餮有关阿拉法特总统的资料和文献。
阿拉法特是一位革命领袖和象征，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开拓者。
他是一位献身于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事业的伟大革命者，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老练的政治家，熟稔什么时候、怎么样和为什么去接受或反对某一件事物。
他又是一位具有睿智和深邃远见的军事家，他对他战士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并同他们朝夕相处。
这种异乎寻常的鱼水之情亦曾数十次地使他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我知道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下为狂风恶浪所动摇。
他把梦想变为现实，化不能为能，化能为现实，化现实为真实。
终于在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日，他被巴解组织中央委贝会一致选举为巴勒斯坦国总统。
巴勒斯坦国业已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世界政治地图上，余下的只是在地理版图上略作一点勾勒而已。
此时此刻出版此书中译本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正值巴勒斯坦光荣革命经历了２５个春秋；正值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国土上英勇的人民起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正值在我国人民斗争史上翻开了崭新的光荣篇章。
我国人民的斗争充满了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前后长达７０余年。
也就是从１９１７年颁布贝尔福宣言起，当时英国政府用它外交大臣贝尔福爵士的喉舌许下了一个凶多吉少和子虚乌有的诺言。
它毫无法律依据，却又具有险恶用心。
它违背了道德行为和国际准则，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从而损害了代表那里占９２％人口的人民利益。
当我国人民开始发动这场光荣革命之时就迈上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腹背受敌，险象丛生。
同时又要对付清剿、迫迁、斩草除根和折人意愿的种种阴谋。
困难是如此之大，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然而我们终于取得了许多成就。
我们的革命斗争摆脱了清剿和灭绝人寰的魔爪，使巴勒斯坦复生，同时又使一度在被占领土上和国外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几乎令人遗忘和成为十足难民的巴勒斯坦人民奋发起来，在爱国的旗帜下重新携手团结，万众一心。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革命领导人能够发动人民、武装人民，使之众志成城，在人民心中播下了自尊、自信的种子。
同时，又重新确定巴勒斯坦事业作为一个民族解放事业，不再把它看作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斗而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组织；从而巴勒斯 坦事业已成为一国人民坚持行使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事业。
我们的斗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内部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势力。
此外，我们的革命还担负起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世界解放运动的重任。
而在这革命征途中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则莫过于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宣告独立、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了。
迄今为止，已得到了１００多个国家的承认。
我们的人民群众砸碎了令人憎恶的占领者的锁链，高举起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大旗。
近日来，我国人民欢庆英勇的人民起义二周年。
在那里，我国人民开始谱写他们气吞山河、不屈不挠的斗争新篇章，重申他们决心赢取合法的民族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并且在他们的首都、不朽的那路撒冷城建立起巴勒斯坦国。
自从宣布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和采取政治上的主动之后的一年间，在国际上致力于维护巴勒斯坦权利的领域内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突破。
同时，能够集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取得的一切成果，继续领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展开争取合法的民族权利斗争。
巴勒斯坦人民可歌可泣的起义是当代不可多见的一场人民革命。
他们是那样的坚贞不屈，以致于在世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这场气壮山河、前仆后继的起义，在现时候就是要争取独立，就是要在嗜血成性、十恶不赦的占领当局的废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
这场起义，凭借它的的广泛性，依靠它那巧妙的组织和自信心，必将持续下去。
人民的意志日益坚强，坚持斗争，岿然不动，直至自由和独立。
英勇顽强的人民起义已经使敌人的阴谋政策和计划——破产：首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沙米尔的计划、美国的迂回欺骗战术。
敌人施展野蛮的伎俩，反对我国人民，采用恐怖手段，诸如使用毒气、实弹射击。
它使尽一切手段：诸如蹂躏、骚扰、集体惩罚、驱逐出境、威逼利诱、亵渎圣地、恣意屠杀、恐吓祈祷者，甚至在神圣殿堂内任意杀人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如此，我们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奇迹，他们面对这种种清剿、扼杀人民意志的阴谋，承受起这一切野蛮的行径。
以色列政府又已把恐怖升级，甚至没收私人财产。
同时又大搞抢劫、围困以及狂轰滥炸城市、乡村和难民营。
我国人民遭受到重大损失，蒙受的牺牲也是惨重的，可是革命仍将继续，势不可挡的人民起义促使人民更加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这是英勇和鲜血、希望和不屈意志所谱写成的一首悲壮史诗。
以色列政府依仗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撑腰，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对我国人民倒行逆施，日复一日，变本加厉。
美国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庇护者、资助者、武器供应者和狼狈为奸者。
现在全世界都站在我们一边，支持阿拉法特总统于１９８８年在日内瓦宣布的和平倡议。
只有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抱有故意。
美国为以色列总理伊扎克。
沙米尔的计划喝彩，完全无视巴勒斯坦的倡议，也就是说要我们向以色列屈膝投降。
那个经常喋喋不休高喊人权的美国却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无动于衷，哪怕是片刻的丝毫同情也没有。
在今日，能与以色列罪犯狼狈为奸者、能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法西斯行径沆瀣一气者，也只有美国。
美国大耍欺骗术，要求我们接受投降计划，费尽心机要制止起义。
至今已有１００多个国家承认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要比承认以色列实体的国家数目多得多。
美国对我们仍怀有故意，这是我们人民天天感受到的。
我们人民遭到外来殖民主义移民入侵，这些人只要那里的土地，而不要那里的人民，奉行的是一项种族主义政策，完全是依仗美国的撑腰。
至今美国尚未改变它的立场。
我们要求美国正视巴解组织是一个捍卫正义事业的政治实 体。
我们是为了保卫我们人民的权利．至于美国和以色列则竭力扼杀这些权利。
甚至美国的最新建议也不过是企图把它的建议强加给巴勒斯坦代表、否认我们人民的权利、否认巴解组织的作用，却以沙米尔的计划作为解决办法的基础。
我们认为，保证我们的会谈和建议走向公正解决的基础，只有以巴解组织的和平倡议为依据，它有权在国内外组成巴勒斯坦代表团。
会晤的日程表是公开的，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
同时，这种会晤应被看作是为召开国际会议的预备性会谈。
这样的国际会议应该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
阿拉法特总统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对中国这个友好国家进行了第七次访问。
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访问从未间断过，打从革命开始之前早已开始了。
１９６４年亚西尔·阿拉法特由阿市·杰哈德兄弟陪同对中国作首次访问，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巴勒斯坦领导决定开始武装斗争。
所以，中国是第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知晓这项决定的国家。
已故的首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曾于１９６５年８月访问过中国，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２日签订了一项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外交使团的协议。
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最近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却具有特殊意义。
这是他被一致地拥戴为巴勒斯坦国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
他同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会晤正如以往一样是一次亲切的会晤。
通常我们在友好的中国都能感受到友人的温馨、盛情的款待以及对于我们正义斗争的原则性的和热诚的支持。
巴中友谊从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是一种客观的和历史的必然。
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为实现两国友好人民的目标而斗争的真理所赋予的。
也可以说，这种友谊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我们两国都把支持世界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垄断势力在昔日和今日所奉行的掠夺政策和霸权主义的解放斗争作为两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是巴勒斯坦国天经地义的盟友。
同样，巴勒斯坦国也是中国天经地义的盟友。
而我们两国又都是世界各国解放运动的夭经地义的盟友。
巴中关系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大国与一个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小国之间关系，而且也是恪守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争取社会进步，积极支持世界人民进行斗争、争取解放、自主、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两个友好国家的莫逆之交。
中国支持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立即承认巴勒斯坦国等确是生动地体现了友好的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有着坚如磐石般的战斗团结和以沫相濡的互助。
我再一次申明，我们特别珍惜我们两国友好人民之间、我们巴勒斯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团结和战斗合作的关系。
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曾经重申过并一如既往地强调，决心巩固、加强和维护这种历史性的关系，旨在为我们两国友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利益作出贡献。
尤其是中国正值进行改革和开放，我们正处于英勇起义之际。
在这里，我愿意奉告诸位，在所有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巴勒斯坦国和人民中国之间进行的协调是高水平的。
我们高度评价最近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就解决中东问题所持的立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在我们多事之秋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核心。
确实如此，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民武装斗争中打了五场正规战争，最长的一次阿以战争是在１９８２年打响的。
人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经受了最残酷的折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终于把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列入解决的议程，终于迫使大同进行对话并予以重视。
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历程真是巴勒斯坦革命的斗争史，真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史，真是 巴勒斯坦事业的斗争史。
但是它的主题应该是“法塔赫”运动的斗争。
“法塔赫”从诞生起就历经艰难，征途坎坷，破不尽敌人的阴谋暗算，但终于赢得了成功，迎来了胜利。
在这漫长的斗争岁月里，亚西尔·阿拉法特兄弟展示了他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
他那超凡的才能深深地烙印在全体人民和民族的心灵里。
一当他向敌手挑战，就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事实，像一场政治抗衡赛中不可轻视或难以打破的纪录。
尽管他身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身为巴勒斯坦革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尽管他的政治地位变了，但是他仍然平易近人，胜似士兵中的一员。
一旦同以色列人或别的敌人打响战斗，他总是身先土卒，第一个站出来率领他的战士们上阵。
随着时光流逝，他同各级组织的战友们结下了深情厚谊。
早在组织决定宣布他新职之前好几年，在众战士心目中他早已是巴勒斯坦革命部队当之无愧的总司令了。
自从走上领导岗位之日起，他的一言一行无处不是对巴勒斯坦人民负责，而不仅是对他的组织负责，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从一个思想传播者变为他的人民和民族的象征，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变为声威显赫、名震寰字的领袖，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伟大的胜利。
１９４９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辉煌胜利，友好的中国人民实现了独立和自由的宏图，这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气贯长虹的中国人民已经摧垮了所有的反革命势力的阴谋，并坚强有力地抵御一切帝国主义干涉内政的企图，为加强世界的安全和和平、为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
我衷心祝愿中国在各方面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同时，我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发展和在为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建设中成功、进步和繁荣。
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 尤素夫·拉吉布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 献给我众多的以色列朋友和其他犹太朋友……希望此书所讲事实能鼓励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给和平以机会。
阿拉法特传 第一编阿 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 第一章阿拉法特其人 “当你不了解阿拉法特的时候，你是不会喜欢他的。
”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出生在突尼斯的作家和外交家，名叫哈玛迪·艾四德。
他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中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
他认为，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民，他们只能依靠一掠而过的、表面的宣传形象来了解阿拉法特，因而对他产生一个不良的印象。
这是可以原谅的。
他们此外能更多了解些什么呢？在他凸起的、转动的眼睛下，有一个高鼻子。
这在他略嫌小的面孔上，显得太大一些。
他的孩子般的耳朵，在脸颊两旁也只有很小一点。
他想拉拉它们吗？是的。
而他那两层厚厚的、几乎是畸形的下嘴唇，毫无疑问是阿拉法特身上最不令人喜欢的地方。
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下嘴唇翘起来，整个脸形成了一幅难看的漫画。
总起来看，他的相貌同样是不讨人喜欢的。
脸上的络腮胡子，经常好多天不刮。
他看上去好像该洗澡了，衣服脏乱。
而他的神情是挑战性的。
他的姿势是戏剧性的、夸张并富有进攻性。
他的声调经常是好战的。
总之，他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平淡的、不讨人喜欢的小个子，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阿拉法特是矮个子，只有５．４英尺高，可能还更矮些。
同前几年相比，现在关于阿拉法特形象的突出的特写少多了。
这倒不是因为他大腹便便。
看来他的体重同他的身高和年龄还是大致相称的。
他现年５９岁。
只要时间和环境许可，出于自择，阿拉法特的衣着外表是无懈可击的。
他的许多制服熨得笔挺——我在三个阿拉伯国家首都碰见过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到旅馆的洗衣间送取主席先生的衣服。
他的靴子和鞋能经得起最严格的英国或印度的军士长的检查。
他也非常注意他的手和指甲。
他用阿拉伯传统的花格子头巾作头饰。
头巾上红色表示沙漠，黑色表示国家，白色表示城市。
阿拉法特的头顶已近全秃，只剩一圈正在变灰的黑发。
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要是不戴头巾或军帽，看上去就像一个和尚。
事实上，假如阿拉法特被禁闭在修道院里，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能比现在更简朴了。
阿拉法特最令人吃惊之处，正如所有巴勒斯坦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他的“善动特性”。
无论他在那儿，不管做什么事情或者跟谁在一起，阿拉法特总是不安静。
他的眼睛不停地巡视。
这种经常的搜索是他得以幸存的重要因素。
他的手常在忙碌。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似乎总在不停地弯曲和摆动他的膝盖，用脚打出密码的信号。
巴解组织对外政策负责人哈拉德·哈桑说：“他没有一分钟是安静的。
”“他不能安静。
”他有一双深沉的、棕色的眼睛。
这是侦察者的眼睛，对那些有机会接近他的人，给以密切的注意和巨大的威慑力量。
和他的鼻子或对危险的警觉一起，阿拉法特的眼睛是他的头号情报和安全系统，阿拉法特的首席顾问哈尼·哈桑说：“阿拉法特从不坐着，除非他已估计他是在潜伏的暗杀者的火力很难或根本无法达到的地方。
”哈尼说：“他总是不满意他第一次坐下的地方。
”“有时我们都已坐定，谈得正起劲……突然，阿拉法特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要求换一个座位。
我们从不问为什么，也不需要问。
我们知道，他已断定他坐的地方很容易成为一个目标。
”涉及他人身安全的问题，阿拉法特坚持他本能的感觉是他唯一最可靠的 参谋。
哈尼说：“有时我们告诉他信任某某人是不明智的。
他总是这佯回答，‘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
没问题。
’” 阿拉法特至今还活着，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他的本能的感觉使他很少倒下。
阿布·伊亚德为此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
我和他讨论了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５０多次未遂行动的详细情况。
阿布·伊亚德是萨拉赫·哈拉夫的化名，是巴勒斯坦安全和反谍报机构的执行官员。
我对他说：“请告诉我，为什么阿拉法特迄今还活着？他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阿布·伊亚德笑道：“我把实情和秘密告诉你。
”他对我说。
“６０％是靠阿拉法特自己——他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
３０％是运气好，１０％可以算在我们自己情报机构的有效作用上。
” 人类的一种侦察眼力，赋予了动物被猎杀时新的自卫本能。
莫萨德至今从未利用过以色列自己的情报人员，来具体执行暗杀阿拉法特的阴谋。
据阿布·伊亚德说，莫萨德通常采用恐吓的手段驱使巴勒斯坦人来干这种事。
莫萨德擅长的是搞毒杀。
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构也物色一些巴勒斯坦人来干同样的勾当。
这就不足奇怪，阿拉法特不能轻易信赖别人。
“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哈尼·哈桑说。
“当一个可信赖的同伴被杀害后，他痛哭。
当阿拉法特认为你可信时，他也报以忠诚。
他不是那种随便调换身边工作人员的人。
当你忠于他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牺牲你。
”哈尼·哈桑接着说，阿拉法特非常珍惜忠诚。
对那些为事业而奋斗的人，即使犯了错误和遭到失败，也倾向给予宽容和谅解——只要他们忠实于他。
为什么阿拉法特能够避过许多杀害他的企图和阴谋而得以幸存，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行动保密。
阿布·伊亚德说：“当主席乘汽车或飞机要从甲地到乙地时，就连我们这些最接近他的人也不知道他何时动身。
”有一回，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有幸和阿拉法特一起乘飞机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他是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萨那，参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会议。
安排我和阿拉法待一起旅行的是哈拉德·哈桑。
哈拉德花了很大力气勉强说服了阿拉法特，同意我和他一起旅行。
哈拉德让我做好出发的准备。
晚上６点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现在你必须耐心。
”“也许１２分钟以后会来电话，但也可能１２小时以后。
”午夜１２时２５分电话来了。
由于从住处到机场的距离阿拉法特两倍于我，我想他已经走在路上。
很明显这意味着如果我这方面迟到将造成麻烦。
至于我，我不必担心。
有人为我计划并计算行程时间以便最后一秒钟准时到达机场。
我乘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轿车在贵宾室门口停下时，阿拉法特在６名保镖护卫下正从一辆黑色的装甲奔驰车里走出来。
在不到３０米远处，一架中型的沙特阿拉伯喷气客机的发动机已起动，准备起飞。
不到两分钟，我们全部登上飞机，而这架沙特阿拉伯飞机也完成滑行起飞了。
我的印象是，在机舱门完全关闭以前，我们已开始滑行。
在有关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许许多多神话中，有一则是说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可能拥有一个包括５～７架客机的机队。
事实并非如此。
阿拉法特旅行是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好意借用飞机而成行的。
当他提出要求时，这些国家政府就将自己飞机提供使用。
在这方面他的两个主要的资助者是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
当他计划空中旅行时，他遵循两个原则：有些地区他只在夜间飞越：他从不飞入贝鲁特，也不从那里起飞。
事实上，自从１９８２年以来，他 也没有利用贝鲁特机场的可能性。
即使在贝鲁特曾是他进出最方便之地的那些年头，为了怕被绑架或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他也从不利用那里提供的方便条件。
１９７３年２月，以色列确曾击中一架利比亚客机，机上１００人全部罹难。
阿拉法特对我说：“我没有证据，但我对以色列人以为我或我们的其他领导人在飞机上这一点，并不感到惊讶。
” 阿拉法特多少次濒临被绑架或击中的危险，这是一件值的思索的事情。
但是，我从阿拉法特本人和阿布·伊亚德那儿确曾发现，这是真实事情，以色列战斗机的驾驶员总是尽量飞得贴近他们企图攻击的客机机身，以便用视觉直接侦察机上是否坐有被认为正在旅行的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其他高级领导人。
阿布·伊业德说：“我只能断定以色列人从不相信阿拉法特或者我是在飞机上。
很多次我们确在飞机上。
但是以色列人自从击落了利比亚客机后，再担负不起犯另一同样错误了。
如果他们确信我们是在机上，他们肯定会对我们进行迫降。
”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拉法特身边一名最接近的工作人员确实死了。
但这不是无数次中任何一次企图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结果。
这是在１９６９年１月，他从安曼到巴格达的公路上，不控制自己，高速驾驶而出事的。
他走在准备去会见伊拉克总统的途中。
在高功率的奔驰车里坐了３个人。
正式司机在后座上睡觉，阿拉法特在开丰。
在他旁边是阿布·达乌德，当时达乌德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的司令。
那是早上６时３０分，光线不好，雨下得很大，前窗的雨刷几乎不起作用了。
可是阿拉法特感到时间晚了，他加速行驶。
在他们前面，向同一方向行进的是一辆大货车。
阿拉法特转动方向盘准备超车。
一辆小汽车迎面快速驶来，他退到货车后面，急刹车。
这时这辆奔驰车猛撞在大货车后部，车顶从车身上被掀开了。
阿布·达乌德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身材最高大的一个，他继续叙述这个故事。
“在撞击前的一刹那，我们被甩到车座下边。
我的鼻子流血，但我能够活动，舒展自己。
阿拉法特则躺着，像睡在子宫里的胎儿，双手放在头上。
他不动，也没有声音。
我想他是死了。
” 大约２０分钟以后，阿拉法特的警卫车赶到现场。
这是一辆大众小面包车，车上载有警卫人员。
他们为阿拉法特和达乌德腾出一点地方，安顿好，开车送到２００公里外的最近的一所医院。
阿拉法特唯一的伤处是手骨折了。
他被迫留在医院两天进行手术治疗。
在住院期间，伊拉克总统和其他人员都到医院亲临探视。
绝大多数阿拉法特的同事们都可以叙述
一、两个关于他们乘坐阿拉法特驾驶的汽车的亲身经历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哈米德·阿布·西塔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之
一，他不愿意和主席一起旅行，除非阿拉法特答应他以安全的速度行驶。
有一次在同一条从安曼去巴格达的公路上，阿布·西塔强迫阿拉法特停车。
“我说：‘当心，阿布·阿玛尔，如果你继续以这么高的速度开车，我们就到不了巴俗达了。
我们两人都会死去。
我要回安曼去跟你换乘另一辆车。
’用这种办法，我才迫使他缓行。
”我问阿布·西塔，阿拉法特是否经历过许多公路交通事故。
他说：“是的，很多。
” 我要求阿拉法特自己来解释，为什么他得以避过许多致命的交通事故和暗杀阴谋而幸存下来。
他同意那种说法，即他的鼻子和对危险的警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加上好运气。
然而，还有比这更多的。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一本正经他说，“我相信还有某些未被察党的东西。
” 阿拉法特的“好动特性”，他的不得安静的天性以及他总想做点事情的需求，是他的伟大财富之一——惊人的、非常充沛的精力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
为此，他被他的朋友和敌人描绘得犹如一个“非凡的人”。
阿拉法特一天工作１８至１９小时，已成习惯。
在过去十几年中，一周工作７天，一年工作３６５天。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阿位法特对我说，“我连想都没想过要休
一、两天假。
”他每天睡眠时间平均不超过５小时，有时还要少。
当条件许可时，他宁肯分两段时间睡觉：一段是在早上大约４时至７时之间；另一段在下午４时至６时之间。
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会议经常在晚上９时或１０时开始，几乎总要到拂晓才结束。
下午这一觉可以说明，为什么阿拉法特经常在午夜显得特别精神。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他思维和反应最好的时候。
当我为写此书完成初步调查时，显然，有关阿拉法特个人及其私生活的有用的资料，只需一张邮票的背面就够写了。
出于好玩，我真的写在邮票反面。
我写的是：“阿拉法恃：不吸烟，不喝酒，单身汉。
非常富有感情。
惊人的坚韧性。
”就是这些。
他把自己包在秘密之中，甚至他的出生地究竟在哪个国家（更不用说哪个城市或村镇），也成为需要考察的事。
我从阿拉法特本人身上发现，把他描绘成不吸烟者，并不完全确切。
“我从来没有为消遣而抽过一支纸烟或一斗烟丝，”他告诉我，“但在过去，作为我的伪装的一个部分，我曾吸过纸烟和烟斗。
现在我把自己看成半吸烟者因为当我们开会时，我被不断吸烟的同志们所包围。
”当阿布·伊亚德告诉我他每天要抽五六包纸烟的时候，我对阿拉法特所讲的就更能理解了。
在所有曾一度统治中东舞台的领导人中，果尔达·梅厄是最著名的不喝酒的人。
当她问“你要喝点什么”时，她就给你送上了茶、咖啡或水，如果你运气好，水里还加上苏打。
阿拉法特本人选择的饮料甚至比梅厄更局限。
他只喝茶和水。
据他的朋友们说，阿拉法特只在他心须时才喝水，经常是在有助于食物消化时喝水；而他饮茶则是在他高兴的时候。
哈拉德·哈桑说：“我们的主席不是一位社交的喝茶者！”可是，茶，确切他说，他在茶里加的东西，是阿拉法特生活中一件小小的奢侈品。
他喝茶时要加蜂蜜，当我们一起在萨那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时，他书桌上唯一的东西是一瓶蜂蜜。
我得到一个印象，即蜂蜜对阿拉法特就像豆形胶质软糖对罗纳德·里根一样重要。
正如其他报告人和作者所发现的那样，阿拉法特极不情愿谈他的私生活。
我决定利用我们单独在萨那的好机会——只有一只蜂蜜瓶在我们之间，跟他谈谈。
“有一次在科威特你将要举行婚礼了，真有其事吗？”我问他。
“有过这事。
”“你那时真的想要结婚吗？”“是的。
”“你曾热恋过？”略等片刻，我以为他会突然发作，以他的方式要我走开。
可是没有爆发。
他非常安静，说了一句“你是在逼我。
”“我知道，”我说，“如果我要像我需要的那样来了解你，那么，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拉法特目光凝视着遥远的过去，然后终于转向了我。
脸上的表情变了。
眼里含着泪水。
“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曾爱过。
对我来说，决定不结 婚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痛苦。
”“你的同事告诉我，你决定独身，不要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你为事业作 出的最大的牺牲。
”“是这样。
”“你为什么作出这么巨大的个人牺牲？”“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
但是，我知道， 我将面临长期的斗争。
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跟我长期共处患准之中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我认为，我是为我所有的人民，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而作出自我牺牲的。
” “请你谈谈那位曾经要跟你结婚的妇女的情况——她真的理解吗？”“是的，她十分理解。
”阿拉法特出乎意料地改变了语调。
伤感的表情变成了调皮的微笑。
“你知道我曾有过一次婚姻吗？”他说。
“那是在１９６７年战争之后，我正在约旦河西岸战斗。
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我和我们的人被包围了。
他们给我设了圈套，许多圈套。
那些日子，我们的保卫工作还不太好。
怎么办呢？怎么逃出去？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妻子。
她扮作我的夫人。
我们的另一位朋友有一个婴儿，于是我们又带上孩子。
我抱着孩子，伪装成一个幸福家庭中的丈夫，带着妻儿，通过了以色列的封锁线。
我们是多么愉快啊——拉着手，欢笑着。
当然，我的外貌也乔装打扮了一番。
或许这也是我过去曾经抽过烟的日子中的一次。
”大约就在那时，阿拉法特曾经再次闪现过结婚的念头。
根据大家所说，他同情一个名叫纳蒂娅的妇女。
事情是这样的，纳蒂娅的好朋友曾问她，亚西尔是否提出过。
她答称没有，她也不希望这样做。
由于纳蒂娅已结婚，关系就变得很复杂。
虽然，她的婚姻并不如意，她和丈夫分居。
然而仍然存在问题。
她丈夫死了。
当时他正从一个建筑工地走过，一袋水泥掉在他头上。
多数人说，这是一次事故。
也有些人猜测不是。
阿拉法特总是否认，他力图掩蔽的内心巨大痛苦是由于他没有妻子和自己的家庭所引起。
可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认为，他身处孩子们中的欢乐心情，告诉人们另一层含义。
最了解阿拉法特的妇女大概要算乌姆·杰哈德了。
她是阿拉法特的副司令阿布·杰哈德漂亮而富有活力的妻子。
乌姆·杰哈德跟大家说，阿拉法特特别喜欢儿童，“孩子们对阿拉法特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世界各地的代表与阿拉法特会见时，议程中的第一项常常总是关于他们的孩子。
查希迪·泰尔齐是巴解组织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代表，他代表他的大多数同事们就这个问题谈了这样的看法。
“事情几乎就像审问一样。
阿拉法特要知道有关我孩子的所有情况。
他们在哪儿？在哪个学校上学？几年级？他们取得哪些进步？等等。
有一次，我从纽约到贝鲁特，当时我们正处于很大的危机当中。
阿拉法特跟往常一样，先询问我孩子的情况。
我说：‘真主啊，阿布·阿玛尔，我是来到这儿商讨重要政治问题的，而你所要知道的是我的孩子们在做做什么！’阿拉法持回答：‘不，不，你错了。
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生命。
他们的重要性并不次于我们的政治。
’”从乌姆·杰哈德讲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可以表明，阿拉法特要求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注意遵守严格纪律。
１９６６年，在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杀害阿拉法特和控制法塔赫前夕，他和杰哈德一家在大马士革住在一起。
住宅的
三 楼当时几乎就是法塔赫的行动总部。
乌姆·杰哈德说：“一天，我们的儿子杰哈德不见了。
他一直没有回家， 我们都震惊了。
有些人担心他被以色列特务绑架了。
阿布·阿玛尔跑下楼，带了几个人跟他一起。
他们坐上汽车去寻找杰哈德。
阿布·阿蚂尔终于找到了他。
他非常生杰哈德的气，对他说：‘你父亲不会打你——可是，我要处罚你。
我要打你。
’接着他就这样做了。
” 阿拉法特的一些终生挚友仍然强烈要求他结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他需要有妻于的照顾。
我们知道这点，他也懂得……可是，他说，现在太迟了。
”趋势是阿拉法特将长期是个单身汉。
但是，如果他能把斗争限于政治范畴，并幸存下来，他也许还会娶一位夫人。
或者他的少数朋友是这样想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当然，阿拉法特是一位穆斯林。
但他不是狂热者。
关于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虚构故事之
一，是他曾经是狂热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成员。
穆斯林兄弟会２０年代源于埃及。
它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第一次在当代的表现形式。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１９７９年在伊朗推翻了国王统治，取得了政权。
以色列国１９４８年建立后，有些后来成为阿拉法特高级同事的人确曾在一个时候参加过兄弟会。
阿拉法特没有参加，虽然他曾利用过它。
那是在萨那，我亲眼看到在宗教事务方面阿拉法特实用主义的一次有趣的体现。
在离开这个古老国家首都大约１５英里的地方，有法塔赫的基地，阿拉法特打算在那儿向他的战士们介绍一下他跟阿萨德摊牌的最新发展。
阿拉法特原打算在中午时分在战士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但是，就在他将要发表演说之前，营地遭到雷电和骤雨袭击。
集会推迟了。
大约４小时后，在天气变好的时候，阿拉法特下令集合部队。
他开始讲话不到儿秒钟，穆斯林下午祈祷的时间就开始了。
清真寺里毛拉呼唤的录音通过扩音器向外传播，震耳欲聋。
起初，阿拉法特还试图同他竞赛。
当毛拉暂停讲话呼吸时，阿拉法特开了一个玩笑，说真主同他达成协议了。
但是，双方的竞赛太激烈了。
集合的军队对两者的声音都听不清，不知哪个是阿拉法特的，哪个是毛拉的。
阿拉法特跟一位高级官员耳语了几句。
此人匆匆离去。
几秒钞后，毛拉的呼唤声中途被切断了。
阿拉法特继续他的演说。
穆斯林被要求每日进行５次祈祷，对于阿拉法特以及其他许多繁忙的、现代化的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一义务十分不便。
他对这一问题同样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
乌姆·杰哈德说：“他总是在早上祈祷，而且常常把一天５次祈祷集中在１次进行。
” 一些比较生疏和偶尔接触阿拉法特的观察家们，认为阿拉法特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
他们这样看是可以原谅的。
其实并非如此。
阿拉法特对什么是玩笑的理解很单纯，几乎像孩子一样。
他也会大笑。
在私下交谈中，他喜欢的玩笑诸如把利比亚的卡扎菲中校描绘成蠢人。
近几年来，只要时间允许，阿拉法特成了一个醉心于观看电视卡通片的人，如《疯狂的曲调》之类。
他的一位受过学院教育最多的同事，有一次在突尼斯跟他开玩笑说，看卡通片是孩子的事，对巴解组织的主席来说是不太合适的，阿拉法特半开玩笑地回答，他喋喋不休地举出了世界上六七个知名的精神病学者的姓名。
他说：“你应该读读他们的著作。
他们都说，看卡通片是生活在紧张状态中的人们可能的最好休息方式。
他们说的是对的。
你应该试试！” 阿拉法特的领导作风清新、率直，其特征是诚实而又十分富有人性。
他 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如同是多情的父辈和亲爱的兄弟。
他是在这一基础上，来表现他自己作为领袖的为人和领导及处理巴解组织的内部事务。
正因在这一基础上，他的领导作风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所接受。
他和其他许多以封建领主方式统治阿拉伯国家的国王和总统不一样，阿拉法特既不拥有宫廷，也不喜欢头衔。
人们称呼他阿拉法特主席，他并不反对，但他更喜欢叫他的化名阿布·阿玛尔（阿玛尔的阿文意思是“建设”）。
在阿拉法特的同事们当中，不论是比他年长的还是年幼的，经常称他为“老人”。
不言而喻，阿拉法特受到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机构中许多同事们的爱戴。
我必须强调，我说的是阿拉法特这个人，而不是政治家阿拉法特。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阿拉法特也受到许多其他知道他的巴勒斯坦人的爱戴。
阿布·杰哈德同阿拉法特一起，是后来变成法塔赫组织的地下运动的共同创建人。
对了解真正的阿拉法特来说，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
他说：“阿拉法特的奥秘就在于他和我们的情感融化在一起，阿拉法特不只是一个政治象征。
我们知道并感觉到，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的恐惧、梦境和苦难之中。
当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遭受苦难时，阿拉法特也感到痛苦。
当我们之中的一位战士被杀害，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被凌割。
当我们的一个孩子死去，即使是自然死亡，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死去。
这是真正的阿拉法特。
他不仅是我们的领袖。
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大家，我们感情的全部，我们力量的全部，我们弱点的全部，我们矛盾的全部。
……你理解吗？” 查希迪·泰尔齐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巴勒斯坦人为阿拉法特的高尚入品所倾倒。
“１９８２年夏天，我的妻子在纽约住院。
她得了癌症，接受放射治疗。
那时以色列把贝鲁特变成了人间地狱并企图杀害阿拉法特，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向领导谈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我在纽约的一个同事向领导反映了。
接着发生的事是，我接到了阿拉法特的电话。
他对我没有把个人的困难告诉他很生气。
他这样说：‘我的真主，你不认为你应该把你和你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吗？’我说，‘啊，阿布·阿玛尔，我在这儿，你在那儿……。
’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见你。
’我再次跟他说，这是我的个人问题，当你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权利打扰你。
他不再生气了。
可是他说：‘你错了。
你的妻子是我们的姐妹，你应该告诉我。
’然后，他让我把所有的详情都告诉他。
并且问我他能帮我做点什么。
随后，他坚持要我把妻子的病情经常告诉他。
阿拉法特的和蔼、仁慈，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 对阿拉法特的一个批评是“他要包揽一切”。
这一批评得到他所有同事的赞同。
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的这些做法会被看成干预，令人不满。
可是在阿拉法特，情况不是这样。
哈拉德·哈桑说：“阿拉法特的问题——或者我应该说我们和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事业的人。
阿拉法特和我们一样是一位普通的人。
这意味着什么？他有身体、头脑、心脏和灵魂；他有活力、情感和巨大的爱。
他把所有这些东西百分之百地都献给了事业。
也许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汉。
但是，这是现实。
你可以说，事业是他的妻子和情人。
他全身心地献身于这位妻子和这位情人。
他这种献身精神感染着你去跟随他。
在这方面，我们没 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
我们赶不上他。
我相信，如果阿拉法特不是自己包揽一切，那么生活对他和对我们都会更轻松些。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人，你就会理解这个问题。
” 对阿拉法特高尚人品的承认，不只来自他天然的政治盟友。
１９６７年以来，有影响的人物乔治·哈巴什曾是阿拉法特内部最坚决、最激进的政敌。
今天哈巴什被广泛地认为是巴勒斯坦左翼政治力量中有知识的人才，正如哈拉德·哈桑被认为是右翼力量中的能人一样。
然而谈到阿拉法特本人的时候，哈巴什讲的跟哈拉德·哈桑一样。
“在某些方面，阿拉法特像孩子一般纯真。
他哭泣，而我们真实感到他是如此动情，如此关切和如此忠诚。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我们一方，我们同他有许多政见分歧。
我们常常认为他是一个讲究策略而不讲究战略的人——而这正是他的最大弱点之
一。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热爱他呢？” 哈巴什也同意哈拉德·哈桑的看法，即阿拉法特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献身于事业的人”。
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他将永远不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傀儡。
关于阿拉法特决心维护巴勒斯坦自己决定问题的独立性，哈拉德曾这样说：“１９７５年萨达特对我讲，他担心阿拉法特会把自己出卖给叙利亚。
这时我跟萨达特关系很密切，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你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记得我还对萨达特讲了这样一段话：‘阿拉法特本性是一位不可能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的人，如果他照镜子，如果他认为镜子里的人将控制他，他会把镜子打碎。
此人是不会受任何人控制的。
’” 现在暂且把他著名的、令人敬畏的性格搁置一边。
阿拉法特人品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待人总是那么谦恭有礼。
当你在阿拉法特也在场的任何一个地方作客时，即使他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他也从不如此忙碌或如此介入之深以致他找不到时间来确使你的需要得到注意。
如果你跟他的工作人员发生了问题，他会来解决。
在餐桌上，阿拉法特亲自张岁。
他本人关心你的盘子里和酒杯里总要是丰盛的和满满的。
当他跟自己人在一起时，阿拉法特最不讲究形式和礼仪。
但是，当他和他的同事一起会晤国家元首和政府及国际机构代表时，情况就迥然不同。
在这些场合，无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阿拉法特是一个热衷于遵循礼仪和外交礼节的人。
在萨那的一个晚上，我同巴解组织主席及巴解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聊天。
多数人穿着宽松的敞领衬衫。
只有阿拉法特穿着橄榄绿的军服，看着大家。
他的军帽放在书桌上蜂蜜瓶的旁边。
这时有敲门声，门从外面打开，主席通讯官的头和双肩探进屋来，他报告说，同沙特阿拉伯的无线电联络业已接通，请求阿位法特准备与法赫德国王通话。
阿拉法特点点头，然后按照一套详尽程序检查自己的仪容。
他起立并整理自己军服。
我印象里，他把两条裤缝叠得笔直。
他的上衣袖口一定要恰到好处，然后戴上他的军帽，并用了一点时间整理它。
我和他的一些同事跟他开玩笑，他毫不在意，专心整装。
可是，他仍不满意，继续用他的手掸去他肩上假想的落发。
所有这些，就是为了同法赫德国王通过无线电进行一次谈话。
除了阿拉法特，任何人也不在意这位主席在无线电话器前穿的衣服和裤子。
可是，阿拉法特就很认真。
沙特阿拉伯国王应该按照扎宾要求受到尊重——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阿拉法特仍然在科威特当建筑和承包工程师的话，他现在将成为一个大富翁。
哈拉德·哈桑说：“也许是一个拥有数百万家产的富翁。
”但是，阿拉法特除了花点钱买他喜欢的快车外，他把在科威特挣得的钱全部花在创建解放运动上。
在地下年代，他的多数同事的收入不是维持家用，阿拉法特承担了诸如印刷、出版、出国旅行等项开支费用。
哈拉德·哈桑说：“最后，他把他拥有的每一便士都用于革命事业。
当要求他把全部时间用于革命斗争时，他没有同他的伙伴清算帐目就离开了他的企业，为此他损失了一大笔钱。
” 有一种意见说阿拉法特是腐败的，因而引起巴解组织内部左右两派的蔑视。
哈拉德·哈桑的看法是：“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清白的人。
当你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对此你不会有一秒钟的怀疑。
”乔治·哈巴什很坚定地说：“关于我们正谈论的话题，依我看，阿拉法特是廉洁的。
” 由于他完全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和他清白的声誉，自从１９６９年他担任巴解组织主席以来，他的绝大多数同事要求阿拉法特来负责巴解组织的财政。
虽然只有少数人在公开场合随便议论，把他们知道的看作真的。
而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国家的多数阿拉伯记者，则是被他们目睹的到处贪污、腐化所强烈吸引。
在私人谈话中，最了解情况、最坦率批评阿拉伯国家腐败的是埃及的洛特费克·胡利。
他７次被纳赛尔政权监禁，但仍然赞佩纳赛尔。
我问胡利，他如何比较阿拉法特和纳赛尔？他回答说： “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考虑，纳赛尔有一个家，有家庭，他享受作为总统的物质上的特权，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清白的人。
要是仅指这些的话，他在阿拉伯领导人中是罕有的。
但是，即使跟纳赛尔相比，阿拉法特也称得上是一位圣人。
阿拉法特一无所有，只有他的事业。
我认为，阿拉法特有一种我们当代阿拉伯人从未见过的生理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勇气。
我深信，阿拉伯世界，甚至你们的世界，将会及时承认这一真理。
……但是，也许直到太迟的时候才能这样。
” 在阿拉法特的许多显明的品格中成为话柄的是他可怕的脾气。
当他真正欢乐时，他的面孔似乎缩短了。
他半眯着眼睛，皱起鼻子，咧着嘴放声大笑。
当他发怒的时候，他的脸鼓得像一只充了气的气球。
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警告，是他的许多同事所形容的在他那凸起的双眼里出现“闪光”。
据泰尔齐说：“这就像暴风前的闪电一样。
”那些最了解阿拉法特的人可以较早地察觉他即将发怒的征兆。
乌姆·杰哈德说：“你可以从他的所有活动中确定地说出来。
他的发怒是一种能量的散发，支配他的全身——他的双手，他的双腿，每一件东西。
” 就我听到的关于阿拉法特的性情，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的脾气发作时，足以使一个陌生人相信巴解组织主席是一位暴君。
他叫喊，他咒骂，用他的食指在空中挥舞。
他的一位同事说：“这不是歇斯底里。
阿拉法特从不歇斯底里。
当他发怒时，从他身上发出的是单纯的、赤裸裸的怒气。
这些怒气来自心底深处，就像钻井钻头第一下打在油和煤气的混合物上。
” 在一次庆典场合，阿拉法特办公室主任以辞职来抗议这位上司发脾气。
朋友们引用他的话说：“我不能再忍受这种呼喊了。
仅仅为必须听取这种呼喊，我已经被搞得精疲力竭。
两个星期后，主席要我回来。
他向我允诺将努力不这么大声叫嚷。
我知道他会努力去做——但是，我也知道，他会失败。
我回来了，我在这儿……仍旧对这种叫喊厌倦。
我认为它并非必要。
” 也许由于他们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听得见阿拉法特声音的地方度过，他的许多高级同事们比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更宽厚些。
哈拉德·哈桑说：“首先，人都有他自己的秉性。
他的脾气暴躁是他性格的另一方面，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
他能够改变它，或者说，他应该改变。
可是，我们不能。
况且，这也非易事。
当你像阿拉法特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事业，你需要有发泄感情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个安全阀，我很少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我毕竟有我的家庭，我的书籍，我的著作。
阿布·杰哈德、阿布·伊亚德及其他人——他们也有妻子儿女。
对我们来说，家庭是安慰的源泉。
必要时我可以把自己遇到的挫折向妻儿倾诉。
这很正常。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发生的情况，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为了我们事业的原因，他放弃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不要低估他所作出的牺牲。
作为一个人，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 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阿拉法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哈拉德思考着。
他说：“我看是，作为局外人可能这样看。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告诉你，实情是阿拉法特有时表现出极大的自我控制能力。
这种能力，超过我们其余的人控制力的总和。
正是在这些场合，我对他更加钦佩。
” 显然，不管怎么样，阿拉法特发怒决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当时他认为是挑衅而引起。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塔赫人士说，阿拉法特有时把发脾气作为威胁别人的武器。
我不如道阿拉法特的暴躁脾气是不是一条关于他性格中阴暗面的线索。
我告诉自己，假如阿拉法特品格中有邪恶、报复的一面，我需要取得一些真正的确实存在的线索。
而这可以通过了解当巴勒斯坦叛徒的叛变行为被发现时，他是如何对这些人执行纪律和进行惩罚的。
在过去的年代里，以色列、阿拉伯、西方和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了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为他们服务，充当他们的情报员和间谍。
在以色列情报机构中的还搞暗杀。
这些人渗透和潜伏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机构的各个层次中，已不是什么秘密。
由莫萨德控制的巴勒斯坦叛徒、特务的最成功之处是，他们的职务使他们得以容易地杀害阿拉法特及其他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只要他们不在最后时刻被破获或自首。
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宪章，没有主席签署的书面命令，不得处决巴勒斯坦人。
阿布·伊亚德是负责同巴解组织法律部门磋商、准备判决命令并呈交阿拉法特批准的人。
我请他告诉我， 自从１９６７年以来，他向阿拉法特报送了多少这类要求签署的命令。
阿布·伊亚德是１９６７年被委任为法塔赫安全事务负责人的。
阿布·伊亚德的回答是：“准确数字我无可奉告，因为我确实忘了。
如果我按记载来回答你的问题，可以说，很多。
” 我的下一个问题很明确，“阿拉法特实际签署过多少判决的命令？”阿布·伊亚德毫不迟疑地回答，“３个或４个。
”“３个或４个？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阿布·伊亚德是这样解释“或”这个字的。
直至１９８３年年底这段期间，阿拉法特签署过４个死刑判决书，但只处决了３个巴勒斯坦人。
被判处死刑的一个突出人物是阿布·尼达尔。
他的法塔赫分裂集团，暗杀了３０名或者更多的支持或参与同犹太人对话的阿拉法特的同事。
尼达尔受到缺席审判并被判死刑。
但是，由于他至少受到两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和情报机构的保护，阿布·伊亚德的人迄今尚未把他列为执行枪决的目标。
在同一次谈话中，阿布·伊亚德主动提供了以下情况。
“如果你想知道 我真实的想法，……阿拉法特的弱点是他拒绝处决叛逆者。
而这正是我们内部出现这么多麻烦的主要原因。
”主席的许多法塔赫的亲密同事都有相同的看法。
为了强调他对此事的看法和他受到的挫折，阿布·伊亚德告诉我，１９８２年轰炸贝鲁特时，沙龙将军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干掉阿拉法特。
大约７０个以色列特务，其中很多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装备着最新式的跟香烟盒差不多大小的发报讥。
他们的任务是监视、跟踪并报告阿拉法特的行动。
然后，以色列空军配合他们出击。
幸亏阿布·伊亚德的情报人员发现了以色列的间谍网。
在１名特务自首后，另外２７名特务被捕获。
阿布·伊亚德最可信赖的助手之一结束了这个故事：“阿布·伊亚德对阿拉法特反对处决叛徒极其厌烦，以致这次他没有寻求阿拉法特的批准。
我们获得了供词。
阿布·伊亚德指示我们把这些人带走并枪决。
我们执行了。
” 阿布·伊亚德补充说：“我并不是抱怨，因为阿拉法特是一位善良的人。
这也是他伟大力量之所在。
我只是怪他在某些情况下，好得过分了。
” 在领导层中有一位居稍次要地位的人，名叫哈米德·呵布·西塔，阿拉法特称他为“我的老师”。
阿布·西塔是巴解组织执委会中的独立人士。
他住在约旦首都安曼；在执委会中他负责处理被占领土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日常政治事务。
在我同他谈话中，我提到了阿拉法特不愿处决叛徒的事。
阿布·西塔证实，他及巴解组织的地区官员曾多次要求对叛徒实施处决。
“但是，阿拉法特从未签字，”他说。
“主席经常提出一些其他解决办法。
有时他要求我们把这人关起来。
有时他把这人调到很远的地方，使他无法捣乱。
阿拉法特从未允许我们开执行处决的先例。
告诉你实情吧，阿拉法特憎恨流血。
” “有一次我真的跟阿拉法特生气了。
我说，‘你看，在我们的队伍里有许多以色列特务，我们应该抓几个典型事例，把罪大恶极的人处决。
阿拉法特对我说了以下一段话：‘真的，你应该懂得，这不是我处理事情的方法，我已经多次向你阐述过我的理由。
再说，这个人有儿子和亲戚。
他的三位亲属跟我一起工作。
如果我们杀了他，他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儿子将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不能签署这个文件。
’” 在阿拉法特签署过的４个人的处决命令中，除其中一个搁置未办的处决阿布·尼达尔的命令以外，两个是涉及向以色列特务提供地图和情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出卖行为使以色列军队得以找到并袭击了巴解组织的基地，杀害了大量平民。
另一个是以色列的最有成绩的特务，一名巴勒斯坦花花公子。
他用一个伪装成发刷的无线电发报机汇报阿拉法特的行动，并险些用有毒的大米杀害了主席。
一位上了年纪的天主教神父伊卜拉欣·伊亚德，是主席在个人危难时给予信任的人。
据他说，当这个几乎要暗杀掉阿拉法特的特务被处决时，阿拉法特“像孩子般哭了”。
“就在这一天，阿拉法特指示要确使此人家庭得到照顾。
” 可以这样说，如果阿拉法特利用法塔赫的军事力量，对巴解组织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集团以及法塔赫组织内部的激进分子，强制执行纪律，那么，巴勒斯坦人民可以少受许多灾难。
阿拉法特的许多同事支持这一论点，包括哈拉德·哈桑，他们曾对主席向巴勒斯坦人民提出妥协主张这一危险行为给予全力支持。
但是，正如阿拉法特后来所阐明的，他有充分理由坚持不用武力解决巴解内部问题。
阿拉法特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干预并挽救了一些政敌的生命，否则他们将被他的支持者处死。
有一个人多亏阿拉法特救了他的命，此人即艾哈迈德·贾布利勒。
他是巴解组织内部一个很小派别的领导人，多年来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公众支持。
当叙利亚和利比亚１９８３年指示他参与叛乱行动以反对阿拉法特时，贾布利勒成了国际宣传工具注意的中心。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当贾布利勒参加巴勒斯坦地下组织时，他就是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的代理人。
从那时以来，他就忠实效命，干了许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的事。
在１９６６年，他是为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攫取对法塔赫控制权的头面人物。
贾布利勒的打算是想在阿拉法特被暗害后，由他掌握领导权。
从首次反阿拉法特的政变失败时起，叙利亚决心要阿拉法特屈从于他们的意志；而贾布利勒，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他总是愿意为他们效劳去干这肮脏勾当。
１９７４年以后，贾布利勒依然充当叙利亚的代理人。
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巴解组织内部破坏阿拉法特的政治行动。
当他的政治图谋失败后，他就组织袭击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目的是给阿拉法特以及正在与以色列进行政治协商解决阿以问题的同事们找麻烦，并使他们失去信誉。
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导人完全了解这一计划，但是，这正适应他们把巴解组织看作并描绘成一个僵硬、顽固组织的需要。
从而他们可以借此指责阿拉法特，并且证明，他们拒绝通过外交途径来研究阿拉法特协商解决的主张是有理的。
１９７６年贾布利勒被法塔赫军事机构捕获，他们要杀掉他。
阿拉法特派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去营救他，并护送他到大马士革以保证安全。
第二次是贾布利勒遭到他自己组织内部的一个阴谋集团谋害。
在他的同伙们的围困和陷井中，他的生命两次处于危险之中。
这次仍然是阿拉法特派他自己的警卫营救了贾布利勒。
他们还给他一些钱，以使他逃离黎巴嫩。
哈尼·哈桑是法塔赫的执委之
一。
他引用阿拉法特对待贾布利勒的故事，来证明阿拉法特不是一个志在报复的人。
哈尼补充说：“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如果亲兄弟是个叛徒，就可以杀掉他。
可这不是阿拉法特的作法。
他甚至不会花几秒钟的时间想象把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杀掉。
他的性格不允许他这样做。
” 哈马蒂·埃希德向我评介说，“巴勒斯坦事业总是需要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作领袖。
毫无疑问，巴解组织主席就是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可以转而为微笑或流泪。
一些十分了解他的观察家们根据他这种天才的表演，把他称之为“计算机”。
哈马蒂·埃希德越说越远，他说：“阿拉法特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方便的计算机，任何东西都不如他的反应更为真实。
他自编程序。
只要他一触按钮就立即对任何事件和情况作出反应。
”阿拉法特肯定要以一个计算机的速度和准确性进行他的选择，但是机器不能接替人。
１９８３年２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贾布利勒发言把阿拉法特及其政策骂得一钱不值。
就在这个会上， 阿拉法特作了一次最生动的表演。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是巴勒斯坦的流亡议会。
它是巴勒斯坦最高决策讥构，巴解组织是向其负责的。
出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了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公众。
阿拉法特的目的，是劝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把里根计划拒之门外，寄希望这一计划能有所改进。
至少他要求最后决议不要全部拒绝里根计划。
大家知道，全部拒绝里根计划将带来困难，或者会使阿拉法特继续寻求政治协商解决成为不可能。
真有一触即发之势。
贾布利勒正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工作着。
按照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情报机构中上级的手谕，并受到卡扎菲３４００万美元的资助，贾布利勒力图分裂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巴解组织。
那时除阿拉法特及其少数最亲密的同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在会场中心贾布利勒的私人房间里，有一位十分特殊的客人——利比亚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官员。
他每天，有时是每时，同卡扎菲保持着联系。
贾布利勒在会上发言，粗暴地攻击阿拉法特及其政治主张和协商政策。
在其他方面，他要求彻底拒绝里根计划；结束同候赛因国王的对话，影射打倒候赛因；永久停止同犹太人的一切接触。
贾布利勒继续发表他冗长的攻击，在大庭广众和辩论激烈的会议厅里，许多人都在想阿拉法特将作何反应。
每当一个发言者离开讲坛时，阿拉法特总要半跨台阶去拥抱他或她，阿拉法特将如何对待贾布利勒呢？ 阿拉法特采取各种姿态来表达他对别人的尊敬和赞赏。
通常他采用阿拉伯传统方式表示他的欢迎和尊重——粗略地吻一下面颊和紧紧拥抱。
假如你是一位好朋友，或者他要使你感到他把你当作好朋友，他会拉住你伸出来的手，轻微地扭转，使握手的两个姆指形成一个象征胜利的“Ｖ”字。
要是你真正是他所钦佩和敬重的朋友，或者是他所需要的朋友，他会让他的手和你的手一起。
举过他的头。
在确切判断贾布利勒已经结束他的讲话后，阿拉法特从他的座椅上站起来，急忙跨上台阶去迎接刚从讲坛上下来的贾布利勒。
当他们互相贴近时，阿拉法特拥抱贾布利勒，在他面颊上亲吻三次，然后转过身来，把他们握成“ｖ”字形的手展示给大家。
当他意识到观众是在同情他时，阿拉法特举起他双手和贾布利勒的一只手。
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
无庸置言，这位“老兄”显示了他是首领。
贾布利勒将不会受到更多羞辱，他只好强作微笑。
阿拉法特的伟大力量之
一，在于他在被压倒和被排斥之后，奋起斗争的才能和意志。
这种伟大力量，显然是他永不减退的乐观主义的产物。
同这种力量同出一源的是，阿拉法特有把别人从沮丧和失望中解脱出来的才能。
伊卜拉欣·伊亚德神父过去在危机时刻曾给阿拉法特以安慰和精神鼓舞。
他在主席被叙利亚驱逐后几天来到突尼斯。
当时即使是他，也为对前途失去信心所困扰。
伊亚德神父对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并且是一位神父，但是，即使是我，在情况变得十分清楚，即阿萨德显然已下决心只要他可能，就要毁灭我们时，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失去了希望。
后来我和阿拉法特相处了一些时间。
说真的，安慰他应是我的工作，但是给我以新的希望的却是阿拉法特。
那是令人惊奇的，阿拉法特如何以简朴的事物本质鼓舞起你自己的信心。
” 很多巴勒斯坦人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
哈拉德·哈桑有时是对作为政治家的阿拉法特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他曾这样说：“有时当我远离阿拉法特，而他又犯了一些我认为是愚蠢的错误时，我非常生气。
有时我对自己说，‘以这样一个人当我们的领袖，我们将能作些什么呢？’然后，当我同阿拉法特在一起的时候，我惊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阿拉法特的秘密，就在于当你同他单独在一起或者同他共在一个小集体里时，感受到的他的人品的影响。
这是不可思议的。
” 西方人仅仅从宣传形象上来了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常常说他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领袖人物的超人的魅力。
虽然他能在巴勒斯坦的讲台上发表感人的演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利用宣传工具来介绍他自己及其事业。
但是，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他有自己非凡的领袖人物的特色，以及在个人基础上通过同人民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工作的魔力。
当他私下和个别人或少数人进行谈话时，当不需要他在许多不同观众前亮相的时候，当在闭门交谈的情况下，阿拉法特是处于最佳状态，最能打动人。
事实是，每当阿拉法特在公开场合开口讲话时，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观点在２２个阿拉伯国家的每个首都，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及东、西欧国家的首都，在巴解组织的竞争各方，在以色列，会被怎样解释。
这就使阿拉法特不能在充分活动范围内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公开的演说者。
他的成就是秘密的。
顺便讲讲另一个故事。
这可最好他说明阿拉法特惊人的规劝和领导能力。
他曾劝说巴勒斯坦的决策者们准备同以色列和解以换取建立巴勒斯坦小型国家，这意味着巴勒斯坦将以有效的和平来换取少于原有家园３０％的土地。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级领导人中，对阿拉法特个人的伟大品质和力量是没有异议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人们对这位主席的突出缺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这就是他所有的同事们都公认的他的“个人独断”——当他看到事态有进展可能性时，他坚持自由行动，作出个人创议。
这似乎不是出自为了贪权的原因。
正如哈尼·哈桑所说：“阿拉法特是有首创精神的人。
这是他的工作习惯和作风。
任何一个黑暗的隧道，只要他还能看到一点点光亮，他就会一直走到尽头。
当他决心要干一件事的时候，你通常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他的主意。
” 事实上，阿拉法特的个人独断问题，正是由于他的同事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建立集体领导而存在的。
如果阿拉法特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集体领导的禁锢，是否会更有利于巴勒斯坦事业，我想未来的史学家们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约２１岁时即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
这个事业，要求巴勒斯坦人改变世界对待他们的方式，即使是他们得到较小程度的公正对待。
这个事业，有它的悠久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３０００多年以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真实生活。
第二章事业 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谁是巴勒期坦人？他们原先的家园在哪里，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作为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国建立所引起的后果，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当时几乎占９０％——感到自己要从家园出走，流落到新犹大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成为不讨人喜欢的难民？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毫不困难地从历史事实中找到。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阿拉伯这个字是一个总称，它包括所有居住在中东，以阿拉伯语为祖国语言的人民，而不分宗教信仰。
在公元７世纪，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先知弟子影响下皈依伊斯兰教。
但是，阿拉伯人是先于伊斯兰教的人民，他们原本是异教徒，住在中东，包括巴勒斯但，为此，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的黎明。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是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原始居民。
这块土地今日称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作为这块土地上最早的、真正的主人，比第一个到达这里的古代希们莱人早２０００年，甚至更早。
在犹太神话和某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中，确实给人以这样的概念，即阿拉伯人最早在７世纪，我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时来到巴勒斯坦。
这不是事实。
正如卡唐所说：“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不包括从阿拉伯半岛进入巴勒斯坦的大批阿拉伯移民，或对那个国家的任何殖民化，其实入侵者人数很少，而且都被本地居民所同化。
由于许多本地人民皈依信奉伊斯兰教，致使、（阿拉伯）基督徒的优势转化为（阿拉伯）穆斯林的优势。
”①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当犹太人开始流入巴勒斯坦时，当地犹太人的后裔总数为１２０００人。
这些当地犹太人约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首次渗入巴勒斯但，以后继续留在那里，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外，在许多世纪的历程中又陆续返回的约有１２０００人。
这样，到１８８０年，在巴勒斯坦约有２４０００人。
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未又离开了。
当时，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则有近５０万。
世界历史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曾经在这个或那个时候，统治过阿拉们国家，犹太人第一次占领巴勒斯但也只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正如卡唐所说：“远古以来，巴勒斯坦人就是巴勒斯坦（现在称为以色列）的原始的、延续的居民。
”②１９１９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指派金·克兰委员会调查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声称的，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占领给予了犹太人以这块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是这样说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经常提出，基于２０００年前的一次占领，他们对巴勒斯坦拥有‘所有权’，这种自称的最初所有权简直无法给以严肃的考虑。
”③事实上，２４０００名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强烈反对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
①《巴勒斯坦和国际法：问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法律方面》第2版（朗曼集团，伦敦，1976年），第10页。
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已勒斯坦问题的法律方面，我最近的论述是引自《巴勒斯坦和国际法》。
亨利·卡 唐是巴勒斯坦人，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法理学家。
他的书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73
年第一次出版时，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②《巴勒斯坦和国际法，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法律方面》，第48页。
③《中近东的外交》，第2卷（范·诺斯特朗德，纽约，1956年），第70页。
一年后，在英国上议院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次辩论中，西登汉勋爵对以前和以后的许多观点作出反应说：“我完全同情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的愿望，但是，如果为此要使另一个民族承受巨大的非正义的对待，那么我认为这样的民族之家就不应该建立。
巴勒斯坦井非犹大人固有的家园。
它是在他们征服后占有的，而且从未没有全部人领过。
现在他们则公开索要这些。
他们对巴勒斯坦提不出比古罗马后裔对这个国家拥有的更为正当的要求。
”① 巴勒斯坦人是今天称之为以色列的国土上的最早的、合法的主人，我提出这一观点，并非建议历史的时钟能够或者应该倒退，我也不想否认２０世纪的犹太人以人类社会的名义，有要求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权利，对这个国家和环境与犹太文化进行历史的联系，欧洲的犹大人得以在这里存在是几个世纪迫害的结果，而纳粹大屠杀使这种迫害达到了顶点，我的目的仅仅是提供历史的纪实。
犹太复国主义原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运动。
它的创始者们在１９世纪末期开始争取大国的支持。
他们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它宣称。
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但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
英国政府愿意“尽其最大努力来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不做任阿事情来损害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社会所享有的公民权和宗教权利：”② 贝尔福宣言似乎包含两个承诺。
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对巴勒斯坦人民，多年来对这些问题有过生动的辩论。
难道对犹太复同主义者的许诺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许诺不相抵触吗？这个问题有点书生气，其实，当宣言出台时，英国就不想尊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许诺。
英国政策的真正目的从不公开说明或向公众宣布。
但是，了解它的最好的线索，除了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在巴勒斯坦实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拒绝控制犹太人移民之外，是贝尔福于ｉ９１９年８月１１日写的备忘录中所包含的内容。
他说：“在巴勒斯坦，我们并不建议去对这个国家现有居民的愿望进行任何形式的磋商……四大强国都互利于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不论其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它根源在于久远的传统，当前的需要和将来的希望。
它比现在居住在那古老土地上的７０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有着更加深远的含意。
”① 这里，或者说巴勒斯坦人也这样认为，是了解以色列国为什么要建立的一把钥匙。
当贝尔福讲到“将来的希望”远比巴勒斯坦人的意愿和权利更重要时，他不是就谈到了那个不好开口的政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吗？ 哈拉德·哈桑对这个问题的部分回答如下：“英国人及其他一些人认为世界是他们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统治和剥削。
他门对作为人民的阿拉伯人或犹太人根本个在乎。
英国人把建立犹太国的计划——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鼓劝下——看作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培植一个欧洲殖民地的机会。
这样一个欧洲犹太人的殖民地，将为英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服务。
①《汉萨德的报告》，英国上议院，1922年6月21日，第121页。
②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17年11月2日。
①《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年》，第1辑，第4卷（英国文书局，伦敦）。
“英国以及其他外国战略家们，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时候杭明显地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即使在初期，也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和因素。
可以打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星星之火，到时候就会引起阿拉伯革命；一旦革命获得成功，将会诞生一些政府；这些政府将不允许英国及其他大国，为其自己利益而统治这一地区。
因而，假如阿拉伯革命成功，英国及其他大国就不能再控制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资源和战略财富。
我讲到的这些内容，你只要想想石油，很快就会懂得我的意思，正如你讲英文，可以证实布丁是食品一样。
许多许多年以来，你们西方人掠夺阿拉伯的石油。
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而偿还极少，你们自以为很聪明，其实十分愚蠢。
如果你们按照阿拉伯人的需要允许石油价格逐步提高，那么，世界油价的暴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不可收拾。
等等。
“英国人及其他欧洲人，后来还有美国人，需要有一个机构来破坏阿拉伯革命，这个机构就是犹太国。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英国及其他国家如何深信这。
一机构将为他们服务，事实上这一机构确实在为他们服务。
“仅只犹太国的存在及其所表现的非正义性，对阿拉伯国家就是一个极大的骚扰，在如何对待犹太国以及它给所有阿拉伯人带来羞辱这个问题上，造成了这些国家及人民长期分裂。
……当这些国家被分裂后，他们就可以操纵并使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争斗，这是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手法，这就是那些支持建立犹太国的人如意算盘。
“他们的另一个打算是，在如何对待犹太国及因此而产生的阿拉伯国家内部仆裂问题上，将大量消耗掉阿拉伯世界的智力、政治和经济能力。
由此引起的后果是，阿拉伯国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实现他们的发展潜力。
阿拉伯国家停留在落后和不发达的时间越长，外国列强耍弄分而治之的诡计就越容易，在如何对待以色列问题上造成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太大，以致不能形成侄何具有重要意义的阿拉伯团结。
如果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能够被阻止，那么，大国对中东政治、经济的控制就不会受到实质性挑战。
阿拉伯国家不是肉由地作出自己决定，而是发现自己变成越米越多地要依附大国的亲善意图。
因为大国能够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因而他们也就能够决定在其需要时把它变为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
……你开始看到问题的整个轮廓了吗？ “如果你从客观的立场来审视一下全部有效的证据，你会发现这一阴谋不仅是针对巴勒斯坦的——虽然我们巴勒斯坦人成了牺牲品。
这一阴谋是反对整个地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的斗争不应在巴勒斯坦开始——巴勒斯坦则是斗争必须在那儿结束的唯一地方，我们的斗争应该在西方世界各国的首都开始，在莫斯科开始，……在那些帮助建立犹太国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牺牲阿拉伯人民的国家的首都开始。
” 就实质和事态细节而言，已勒斯坦人分析以色列国被建立起来的原因是正确的，在正式文件以及公开发表的一些在巴勒斯人问题上起主要角色作用的人的日记和传记中，证据纷陈，其所有论点都是为了得出同样的结论。
巴斯坦人试图发动一场全面反抗英国的起义，主要是恩使英国停止犹太移民。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期间举行的巴勒斯但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到１９３８年秋，英国约有２万军队驻扎在这个国家。
英国实际上是要重新征服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不仅在战斗中失刊，也损失了他们的领导人，有两三百人被监禁。
许多人被放逐，另一些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杀害。
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巴 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对立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作为他们的掩护。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已中止存在，二次大战后，英国确曾允许巴勒斯坦一些政治流亡者回到他们的家园，但很清楚，他们中的多数仍然受到监视，不能自由组织起来。
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以前，大概有２万已勒斯坦上层人士，尽可能多地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财富和资产，离开了他们的故乡。
这些巴勒斯坦人为什么要逃离，按照以色列权威的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他们仅仅是效法他们那些对斗争厌倦而离去的领袖，另一个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是接到流亡异邦的在大马士革的领导人的命令而离开的。
虽然也曾有过国外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劝告特定的巴勒斯坦公众离开家园，但是，已勒斯坦人外逃的主要原因还是对犹太恐怖主义的恐慌和惧怕。
这种恐怖活动的规模是巴勒斯坦人无法相比的。
犹太恐怖活动采取两种方式：对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暴力行动；有组织的私下散布关于巴勒斯坦人的谣言、诽谤和威胁运动，犹太人称之为“心理战”。
两者的目的都十分清楚，就是要把巴勒斯坦人逐出他们的家园。
犹太恐怖主义最可怕的暴行是在名叫代尔亚辛的巴勒斯坦人的村庄犯下的，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０日，约有２６０多名巴勒斯坦男子、妇女和儿童左那里波屠杀。
有些人是被砍死的。
一位孕妇被屠刀剖开了肚子。
犹太军队采取如此野蛮的进攻，部分地是由于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而他们自制的斯坦枪卡壳，弹药供应不上。
这次特别的攻击，是由两个主要的犹太恐怖集团联合进行的。
一个是伊尔贡，它的总司令是梅纳赫姆·贝京。
一个是斯特恩帮，亡的领导人之一是伊扎克·沙米尔。
此人正巧后来接替贝京成为以色列总理。
客观他说，这两个人是比任何巴勒斯坦人都更有权威、更加残酷、更为成功的恐怖主义的领导人。
正在创建中的犹太国的正式地下武装叫哈加纳，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这个组织的官员描述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行动是：“纯粹以屠杀和暗害为目的的预谋”①。
哈加纳的另一官员跟斯特恩帮的司令说：“你是一头蠢猪。
”② 英国驻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名高级专员为代尔亚辛所发生的事件所激怒，他主张动用英国的武装来惩罚这一事件的责任人。
当他得知没有英国地面部队可动用时——自２月以来英国正从巴勒斯但分阶段撤军——他考虑对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基地发动空袭的可能性。
可是当时没有照明弹可用。
而且，无论如何，伦敦没有授仅进行这一攻击。
应该指出，坎宁安的发怒不只在于代尔亚辛事件的后果，在英国占领巴勒斯坦的最后几年，坎宁安和许多英国官员及人士对伦敦不允许他们强硬反对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强烈不满。
然而，英国也确曾出价悬赏过贝京的头。
在伊尔贡领导人的相片下，通缉告示上有这样的描述：“身高：１７３厘米。
体型：瘦弱，肤色：灰黄。
头发：黑色。
眼睛，棕色。
鼻子：长钩鼻，特证：带眼镜；平足：牙齿不好。
匡藉：波兰。
”有意思的是，许多犹太官方领导人希望贝京死去，因为他太极端了。
而阿拉 ①柯林·利冈在载于1977年11月13日《观察家》上《贝京传略》中的引语。
②在阿里·柯林斯和多米足克·拉皮埃尔《啊，耶路撒冷》（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伦敦，1972年）中 的引语，第280页。
法特的情况则是，少数他昔日的同事曾盼他死，因为他太温和了。
１９３９年伦敦方面宣布，允许把巴勒斯坦变成犹太国并不是英国的政策。
在这之后，犹太恐怖分子转而采取了反对英国的报复行动。
英国这一表现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一种打算完全是玩世不恭的。
英国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与阿拉伯人为敌。
另一个因素是，某些英国的大臣们开始领略到，１９１７年贝尔福宣言中提出的关于巴勒斯但政策的提议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性的后果。
但为时已晚。
１９８３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当时正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前高级官员。
他以不引用他的姓名为条件，对我谈了以下内容：“你从不会知道，我们对不允许我们与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作斗争是多么气愤。
我们几乎要反抗了。
这是有关巴勒斯坦真相的一部分，它将永远破封禁，但是我要把这些都告诉你，当我的人员波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杀害后，我们经常到身着我们的便服的人群中去搜捕谋害者。
我们常常可以了解到谁是作恶者，一旦发现，就把他们枪毙。
” 关于代尔亚辛事件及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深刻含意，没有比梅纳赫姆·贝京自己听说的能够被引用来作为更好的证据了，他在后来以自豪的心情写道，“这一残酷暴行取得了好结果。
”这就是“阿拉伯的宣传工具在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军队中散布恐怖的传奇故事。
只要提到伊尔贡的士兵，他们就惊慌失措。
这一传说故事相当千６个营的以色列兵力……惊慌笼罩着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
柯罗尼亚村原先曾击退哈加纳的每一次进攻，后未，这里没有继续进行战斗，一夜之间就撤空并陷落了。
贝蒂一依卡沙也撤离了……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阿拉伯人甚至还没有和犹太军队接火就逃跑了。
所有犹太军队经过海法向前进军，就像刀切黄油一样。
阿拉伯人在惊恐中呼喊‘代尔亚辛’，开始逃命。
”① 回顾以往，每个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都不难指出，广播代尔业辛大屠杀的全部真相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种宣传，势必庄巴勒斯但人中引起更大惊慌并加速人员外流。
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广播这个消息呢？可悲的实情是，那些决策者们担心阿拉伯军队不来援救巴勒斯但。
他们有充分理由担心，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过许诺和自夸，但当危境出现时会寻找借口袖乎旁观。
在极度痛苦之后，对于广播内容负有责任的巴勒斯坦人决定公布亚尔代辛的全部真相，希望以此震动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迫使这些同家采取行动。
一些以色列的宣传家们，为了缩小甚至消除代尔亚辛的重大影啊，曾经强调在大屠杀前有约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逃离。
这话多半是真的，因为老百姓通常在战斗中都有人要逃离的。
代尔亚辛千不是巴勒斯坦人唯一遭受大屠杀的地方。
在纳斯尔·艾尔一丁，安·艾尔一宰通赫，艾尔一比纳，艾尔一巴萨和萨夫萨大，都发生了巴勒斯坦公众遭受犹太恐怖分子制造的浩劫。
以色列另一位领导人伊格尔·阿隆后来也揭露了很多关于巴勒斯坦人大批外流的主要原因。
阿隆去世时是副总理。
１９４８年他是哈加纳进攻部队帕尔马契的司令。
在他写的帕尔马契的历史著作中，包含有他如何在上加利勒进行他称之为心理战的实战内容。
他说，他急于要“净化”阿拉伯地区而又不 ①《反抗者》（纳什出版社，洛杉矾，1972年），第345～347页。
动用他自己的已经精疲力竭的军队。
“我召集了所有的犹太莫克塔尔（地方宗教首领）。
他们同各个村庄的阿拉伯人有接触。
我要求他们到处向阿拉伯人耳朵里放风，进行恐吓，说大批犹太军队已经到达，将要烧毁胡利赫地区所有村庄。
他们应当向阿拉伯人建议趁时间还来得及赶紧逃走。
”② 这一计划随即执行。
上加利勒的阿拉伯人真的逃离了。
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开展了同样的造谣恐吓活动，井取得了同佯的效果。
事实上，从联合国分治决议时起，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军事政策的一个特点。
因为阿拉伯人不仅在分治计划规定的阿抗怕国家领土上占绝大多数，在划归犹太人的领土上阿拉伯人也接近多数。
因而，在要建立的犹大人国家的区域内，首先必须优先考虑的就是“清除”在该地的阿拉伯人。
还有有力的证据证明，有些巴勒斯坦人是受恐吓电话和炸惮威胁而逃离自己的家庭和国土的。
这种恐吓是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拿手戏。
值得指出的是，在冲突中首先使用信件炸弹的是犹太人。
在１９４７年，英国失去对犹太人向巴勒斯但移民的控制，它不愿意，或者当时也许已不可能解决它自己造就的这一问题。
英国放弃了调停冲突的企图，它对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了远不平等的要求。
总之，英国对巴勒斯坦问题撒手不管了，请求联合国过问。
１１月２９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尽管犹太人原来只占不到１／３的人口和少于６％的土地，它却不顾事实，把这个国家５７％的土地划归犹太人。
联合国决议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我最好还是引用卡唐的话： “合法的立场在这方面是十分清楚的。
联合国是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组织。
它是为实现宪章所规定的特定目的而成立的。
这个组织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巴勒斯坦拥有主权或任何其他权利。
因此，联合国无权决定巴勒斯坦分治，或者把它领土的任何一个部分划归一个外国移民的宗教的少数派，以便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联合国不能把不是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
联合国的成员，不论是个别的还是集体的，都不能分离、削弱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主权，不能任意处置他们的领土，或者以分治来破坏他们国家的领土完整。
”① 如果联合同会员中的许多较小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投票，那么分治计划就不会通过。
它之所以能得到通过，仅仅是由于美国得到苏联的默认，并威胁一批小国参加投票，以取得必须的多数。
而美国又受到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詹姆斯曾写道：“我认为最令人难受的、遗憾的事实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制于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特别集团对政党基金的捐献。
”① 当巴勒斯坦人及其阿拉伯兄弟拒绝分治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地降临巴勒斯但。
投身这场斗争的有一名巴勒斯但学生，他就是阿拉法特。
当时他１９岁。
在英国将于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午夜结束其对巴勒斯坦统治之前８小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宣布独立，第二天宣布以色列国建立。
以色列人在大卫·本·古里安领导下，对阿拉伯人拒绝分治并准备战斗暗自高兴。
如果分治计划实现，犹太人至少在开始时遵照规定，只能得到巴勒斯但的５７％。
正 ②《哈·斯费尔·哈·帕尔马契》第2卷，第286页。
①《福莱斯特日记》（维京出版社，纽约，1951年〕，第345—347页。
如本·古里安自己所说，在战争中，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
自此，以色列国的边界将由武力来决定，而用不着考虑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或国际社会的意愿。
分治计划刚刚通过，巴勒斯坦人不顾武器不足，加紧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阿拉伯国家——除了有争论的埃及腐败的法鲁克国王之外，没有一个是真正想参加战斗的——直至以色列国实际建立，他们才把自己的部分兵力投入战斗。
“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正式宣称是从５月１５日开始，当时来自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部队对新以色列国发起了攻击。
直至６月１１日在联合国安排下实现第一次停战，以色列人是处在真正困难中。
尽管阿拉伯部队战斗不力，以及像阿拉法特所形容的阿拉伯国家“背信弃义”，如果埃及人向特拉维夫长驱直入，以色列人就有可能被打败。
但是，持续了３０天的第一次停战，却成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决定性转折点。
停战条款规定，不能向作战部队提供弹药或武器。
在这期间，阿拉伯国家没有从西方供应者得到一粒子弹，而以色列利用休战则获得了所有类型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代克。
其后果是，当战火再度燃起，以色列就处于主宰战争过程和结果的地位。
第一次停战后，战争成了在装备精良的６万以色列军队和装备不足的２．１５万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单方面的争夺，以色列国防军是在停战中建设起来的。
１９４９年，由于一系列停战协议而使战争最后停止时，以色列占据了分治计划所划归它的全部领土和划归巴勒斯坦的领土的一半。
另一半被约已和埃及拿去了。
巴勒斯坦不复存在了。
这是战争的一个后果。
另一后果是制造了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到１９４９年年中，约有１００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园，流浪到新以色列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下降到１３．９万人。
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希望成为长久的难民。
他们天真无知，以为当阿拉伯军队击败犹太人时，即可重返他们自己的家园。
埃及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海达尔在开罗夸口说，同犹太人之间没有战争。
“这将是一次不冒任何风险的检阅。
两个星期之内军队就可开进特拉维大。
”①人们说，海达尔取得他的地位归功于这一事实：他是一个能使法鲁克国王开心的蠢人。
埃及总理马哈茂德·诺克拉西不相信海达尔，诺克拉西了解埃及军队的真实情况。
那些应该用于重新装备军队的钱，被法鲁克及其亲属、朋友享乐耗尽了。
起初诺克拉西曾劝说法鲁克不要介入这场战争。
可是到最后，为保住职务，他遵循他腐败的国王的意愿于下去了。
犹太人将在两周之内被击败，这一信念在阿拉伯其他国家首都也曾表达过，巴勒斯坦人听任愚弄。
问题不在于巴勒斯坦人过分天真。
真正的悲剧是他们没有领袖。
１９４８年５月，联合国委派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
他于９月１６日在那路撒冷完成了第一个进展情况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建议联合国必须确认，“阿拉伯难民有权在尽早的时间内，返回他们被犹太人占领领土上的家园。
”①第二天，贝纳多特就被犹太恐怖主义分子暗害 ①在柯林斯和拉皮埃尔《啊，耶路撒冷》一书中的引语，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在同我谈话中曾强调过 这点。
①联合国文件A/648。
了。
在以色列，人们普遍认为，沙米尔先生的斯特恩帮应对此事负责。
１２月，联合国１９４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返口自己家园和得到赔偿的权利。
杜鲁门总统后来要求以色列放弃在战争中强夺的领上，回到分治计划所规定的边界。
事实上，杜鲁门非正式地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在边界和难民问题上作出让步。
以色列不仅拒绝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并通过非正式渠道警告他，如果他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能够而旦将促使美国犹太人集团反对他。
这是历届以色列政府相继对每一任每一位美国总统惯用的讹诈牌。
既然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以色列耍弄这种花招也就不会遭到谴责。
真正的悲剧在于历届美国总统总是对以色列的恐吓让步。
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只好允许３００万犹太人选出的代表来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
１９８４年，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的真实性质引起了警觉，这是因为以色列的高做和政治上的不妥协已形成对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利益的主要威胁。
还没有足够的美国人看到这一点，但这却是中东日益恶化的形势及目前发展的现实。
自从１９４８年以来，巴勒斯坦斗争的实质、巴勒斯坦人真正奋起反对的东西是：当作为以色列人第二次进入的后果、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在１９４９年成为无国无家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出于不同的目的却怀有同样不明言的希望·即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消失。
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因为英国及当时的一些大国认识到，以色列的存在是使阿拉伯国家处于衰弱和分裂，井无法对大国控制和剥削这一地区的资源和战略物资，进行成功的挑战的最可靠的保证，巴勒斯但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被用来作为牺牲品。
他们的真正罪过忧在于他们拒绝从地球上消失。
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需要强调。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天真或愚蠢。
他们晓得是英国和其他大国利用了他们。
实际上他们愿意被利用。
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总有一天以色列会成为受害者而不是政治权术的得益者。
机会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利益而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政府。
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那些曾经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外国政府，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有一天会转而改变立场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犹太人将成为牺牲品。
以色列的许多领导人曾在私下告诉我，他们确信这一天会来到的，果尔达。
梅厄和摩西·达扬只是其中的两位。
犹太国为什么会成为中东军事超级大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这样的。
它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它的领导人曾经真正害怕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准备着有朝一日那些大国将会使以色列成为他们政治权术祭坛上被宰割的羔羊。
应该观察多少年来以色列防务政策发展的来龙去脉。
历届以色列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积聚足够的军事力量和必需的政治力量，以威胁他的朋友，特别是美国，放弃其即使是想出卖以色列国的念头。
这也是以色列历届政府为什么要在阿拉伯和巴勒斯但军事威胁问题上，故意欺骗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的真实原因。
显然，以色列历届政府知道，总有一天，正是那些背叛巴勒斯坦的友好大国会同样地背叛以色列。
当然他们不能公开地说他们预想到的事一定会成为事实。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事件中的真正的首恶者并不是犹太人。
以色列仅仅是根据规则玩弄国家之间的赌博游戏，真正的首恶者是那些领导人，他们多年来刨建了一个这样的世界秩序或制度，在这里强权即真 理，而正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没有地位的。
这一结论，得到阿拉法特以及我向他们谈及这一观点的每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赞同。
１９４３年以后，阿位伯国家确曾宣布过，全部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责任和目标。
对此，他们承担着义务。
这也是真的，阿拉拍国家如果能够做到，他们就将击毁以色列。
但是，这也是真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与以色列战斗的企图，以便解放即使是巴勒斯但的某一部分。
阿拉伯国家明白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
这一事实将在以后的篇章中清楚地显现出来。
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多数阿拉伯领导人知道，真正的战斗不是同以色列的二三百万犹太人的战斗．如果巴勒斯但的任何一部分得到解放，真正的战斗是同那些为了自己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大国的策斗。
只要犹帮国的存在是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全而政策目标服务，他们就要保护和捍卫阿位伯国家当其在内部考虑他们真正的选择时，必须估计到另一个现实，这就是苏联同西方大国一样对以色列的存在承担若义务。
这一事实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曾经支持犹太国的建立。
他们预计，以色列的存在必然激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应。
多少年后，莫斯科可为自己利益加以利用。
但是，紧接着１９１８年后苏联对犹太国承诺义务这一事实，远比其所提出的理由更为重要。
１９４８年后，阿拉伯领导人私下得出的唯一可能的结论是：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手中的军事、经济、政治手段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并在实际上击败它，因此，只要大国南要以色列国生存下去，解放巴勒斯但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对阿拉伯国家政权来说，汇如对以色列领导人一样，实质问题是他们不能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的人民群众。
阿拉伯政权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感到软弱无能，他们就越要高喊抗击和打败以色列。
是阿拉伯人的语言而不是阿泣伯人的行动给以色列的宣传以可信凭证，他们呼喊他们的国家面临毁灭的前景。
从至少作为对正义衡量标准的巴勒斯坦斗争的来龙去脉来看，正如上面概括叙述的，对阿拉伯国家在这场斗争中的软弱无能不能夸大。
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完全是在孤军奋战。
因为他们处于软弱状态，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已更多地成为西方大国和以色列的盟友，而更少地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可靠支持者。
我们将会看到，正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的军队，首先阴谋消灭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领袖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许许多多巴勒斯但人相信，从１９１３年以前至今的历届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一贯背叛巴勒斯坦事业。
但是一般说来，哈拉德·哈桑拒绝谴责这些政府是叛徒。
他就这个问题说的一些话，代表了巴解组织领导人中一些同他持有相同见解的同事。
有些爱挖苦人的人会说，哈拉德·哈桑及其同事们不能指责这些政府是叛徒，那是由于他们需要而且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
但是，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哈拉德·哈桑是这样概括他自己的看法的： “关于阿拉伯政权，你几乎可以说你想说的一切，而且都是对的。
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腐败的。
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缺乏才能的。
他们不懂得怎么打他们的牌。
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须导人都是他们情报机构的俘虏。
结果是他们不接触、不理解他们人民的感情。
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靠压制手段进行统治。
阿拉伯国家政权本质上是不合理的。
还有其他，但是，你不能说这些政权是叛徒。
你要成为一个叛徒就必须有具体行动。
你必须要去出 卖。
然而，从未出现这些政权要去出卖我们的情况。
他们是以我们知道的方式行动的。
因为他们自己察觉在大国统治和控制中东战略物资和资源的阴谋面前无能为力。
对大国阴谋，他们和我们都注意到，要是你想知道真情，阿拉伯政权的真正问题，是他们有一种失败和防守心理。
这是他们感到无能无力的产物和结果。
” 正如哈拉德·哈桑及其他同代人所设想的，他们终于走到一起，形成了怯塔赫的领导核心。
巴勒斯坦斗争的目标之一是打破阿拉伯的失败和防守心理。
以色列的战略是强化这一心理。
但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法塔赫的这些领导人只是刚刚２０岁左右。
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他们中的多数是理想主义者，对置于他们面前的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还天真无知。
起初他们并未意识到有阿拉伯失败和防守心理这种事情，而且这些将被证实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最人障碍。
他们有很多东西必须学习。
第二编地下年代 第三章“为背叛所触痛” 穆罕默德·亚西尔·阿拉法特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４日生于开罗。
他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生了七个孩子，他排行第
六，正西尔的大姐名叫伊娜姆，还有两个姐姐是第三和第
五，名叫约斯拉和哈迪加。
第二和第四个孩于是男孩，名叫加麦尔和穆斯塔法。
最小的是亚西尔的弟弟法萨。
虽然他出生证上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叮是据伊娜姆说，他弟第一开始就叫亚西尔，亚西尔的意思是“容易”，更通常的说法是“没问题”。
业西尔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有一张圆圆的愉快的笑脸，她的名字叫扎哈瓦，意即“骄做”和“美丽”。
她出身于那路撤冷阿布·沙德家族。
这是圣城最有名望和受人尊敬的家族，自称是先知穆罕黩德的直系。
亚西尔的父亲阿布德·拉乌人·阿拉法特出身于加沙和汗尤尼斯的古德瓦家族。
这个家族就是哈拉德·哈桑所描述的侯赛尼家族的“贫困家系”，这意味着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哈吉·阿明·侯赛尼的亲属。
在犹太人眼里，哈吉·阿明·侯赛尼是巴勒斯但方面罪恶的化身。
尽管他在巴勒斯但有教养的上流人士中并不受到很大尊重，但他在１９２２年被英国指派为耶路撇冷的穆夫蒂①之后，却曾是巴勒斯但的一位有影响的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占领了巴勒斯但，英国人违背巴勒斯但穆斯林知名人士自己的意愿，委派哈吉·阿明·侯赛尼为穆夫蒂，是想以此使他成为他们的人。
有一个时候，他真的跟英国合作，并试图限制那些主张只有运用暴力才能挫败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夺取巴勒斯坦的图谋的人。
但是，当绝大多数的普通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但人选择了暴力手段时，哈吉·阿明·侯赛尼及其他领导人就必须作出抉择，站在前面来领导，否则枕会失去人民的信任。
３０年代后半期，当巴勒斯但反叛者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哈吉·阿明·侯赛尼是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号敌人。
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５年，他逃亡到纳粹德国，在那儿他受到希特勒的重视。
当这些情况被披露后，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家们就很容易地任意散布巴勒斯坦领导人是大屠杀的实际上的同谋者。
这种指责是荒唐可笑的，但在那种环境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是事实，哈吉·阿明·侯赛尼是许多希望纳粹取胜的阿拉伯领导人之
一，他们想以此阻止英国人以牺牲阿拉伯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控制中东。
１９２７年，在亚西尔出生前两年，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全家迁往开罗。
他为什么离开巴勒斯坦，至今还是个谜。
有些人认为，他是被英国暗地驱逐出境的许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巴勒斯坦人之
一。
那些认为他是被驱逐的人说，这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变卖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
据哈米德·阿布·西塔说，有一次亚西尔·阿拉法特带着失望和激动的感情说： “我父亲连两米巴勒斯坦土地也没有留给我，”很可能阿布德·拉乌大·阿拉法特决定住在开罗，为的是有利于发展他的企业。
很多其他人也这样做。
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主要靠食品批发生意谋生。
他赢利最多的一个工厂生产罐头奶酪，产品销售到阿拉伯世界。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体格健壮、意志坚强的人，伊娜姆说， 他一天要走１５至２０英里路。
“从家到他的办公室有８英里，每天来回，其余路程是会 ①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一泽注 见他的顾客。
”在伊娜姆记忆中，她父亲是一个容易激动和性情暴躁的人，“常常大声叫嚷”’。
但是，他又是一个慈祥的人。
伊娜姆说：“我知道他做生意赚很多钱，可是我们家，从未见到。
经常有在巴勒斯但的贫苦人民请求他的帮助，他从不拒绝。
他不是一个只为自己而生活的人。
”伊娜姆补充说：“真正说来，我们在物质上是相对贫困的，但精神上我们是很富有的。
” 阿拉法特本人不愿意谈他的家庭生活，我想这是因为他不想再去触痛以往家庭的创伤。
关于这一主题，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资料，只有两个片断。
第一个是他勉强证实了他幼年时期的生活是很不幸的。
“是这样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全部。
要是伊娜姆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那么阿拉法特的早年生活仍将是个谜。
１９３３年阿拉法特的母亲去世。
这件事对阿拉法特早年的痛苦生活具有决定意义，伊娜姆说：“她患肾脏病，当疾病发作后一周，她便去世了。
那时医生的医术还不高明。
” 那时亚西尔４岁，他的弟弟法萨１８个月。
“我母亲去世后，法萨和我被送到在那路撒冷的叔叔萨利姆·阿布·沙德家，”这就是阿拉法特亲自告诉我的有关他幼年生活的第二个片断，也是最后一段情况。
亚西尔和法萨在那路撒冷生活的四年是段空白，唯一的纪念品是阿拉法特５岁时的一张照片。
阿拉法特的一位同事说，显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孩。
我从伊娜姆处得知，萨利姆叔叔并不富裕，我从这里得出的判断是，他很穷。
当阿布德，拉乌夫娶第二位人人时，亚西尔和法萨回到阿拉法特在开罗的家，接着陷入了苦难。
继母对阿布德·拉乌夫的孩子们非常冷酷，家庭简直成了战场。
家庭妇女间的吵闹和谩骂，伤害和刺痛着亚西尔。
从那时起，几乎２０年，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厌恶妇女的人。
１５年后，他跟一位大学时的同学说，他很少跟妇女握手。
作为对孩子们抗议的反应，阿布德·拉乌夫在结婚后几个月。
与Ｌ呐下二个妻子离异。
不久，他再次结婚，并在家里采取了新伯措施，以缩小内部冲突的规模，他的第三个妻子有她自己的住所，而要求伊榔姆担起抚养弟妹的责任，这是伊仰姆对所发生事情的说法。
但当阿拉法特偶尔对他的亲密战友谈论他的家庭生活时，他总是否认他大姐抚养了他。
这·一矛盾也许ｑ以用这个事实解释清楚，即年青的阿拉法特对伊娜姆企图控制他的生活感到不泌相反抗，一方面，因为她是个妇女；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强调的狄人精神，坚持池自己的权利，前面我曾引用过哈拉德·哈桑对萨达特总统说的话，阿拉法特是一Ｊ个不受任何人控制的人。
我认为，大约白１９３９年，当巴勒斯但解放组织未来的主席１０岁的时仅，情况就是这样。
在亚西尔９岁或１０岁时，伊娜姆就很清楚地感到，他的弟～“小论在玩的方面，还是在感情方面，都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调＼大战爆发后不久，亚西尔就把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孩子组织起来，分组进行操练。
他手执棍棒，敲打那些不服从他命令的人。
他匕喜欢在我们家的庭院里野营。
他经常参加埃及的游行示威。
好几次我去追他，把他拖回家……免得他卷入纠纷。
” 从１０岁起，阿拉认特似乎既是～位自然的Ｊ钠，又是一个“强欺弱的学生。
然而，在他身上又体现了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善良和勇气。
伊娜姆说：“亚西尔总是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
就连一·块小小的巧克力也要跟大家分享。
他从不关心自己。
有一夭，我为正西尔和队萨买了新的衣服。
亚西尔很生气，拒绝穿池的新衣，除非这一地区的
一个是以色列神话中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
另一个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活生生的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
按照以色列官方看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暗杀者的辛迪加”，其领袖是一个“心怀无穷仇恨”的人，如果给他机会，他会试图来完成阿道夫·希特勒所开始的事业。
这就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及其辩护士们告诉以色列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故事。
上述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描述，出自以色列政府官方发言人之口，当时梅纳赫姆·贝京任政府总理。
对阿拉法特的描述则出自贝京先生的继任者伊扎克·沙米尔之口。
本书试图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一史实。
同时提出三个论断。
这些论断必然会引起许多尖锐的争论。
第一个论断是，在政治解决的可能范围内，没有一位阿拉伯或犹太领导人，像阿拉法特那样做了那么多事情，为全面解决阿以冲突准备基础。
第二个论断是，阿拉法特曾表示，他要劝说他的同事和人民， 为取得同以色列的和平相处，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获得具体的实际利益，而作出一些非同寻常的让步。
如果当时以色列有一位老练的、有胆识的领袖能作出相应的反应，那么，１９８０年就会得致全面解决，甚至更快些。
第三个论断是，尽管阿拉法特已难以向其日益失望的人民证实政治解决和妥协能够取得成果，但阿拉法特仍不失为阿拉伯方面掌握和平钥匙的人。
在最近的将来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的政府，特别是华盛顿政府，能否明智地帮助阿拉法特使用这把钥匙而不是迫使他扔掉钥匙。
我希望支持这三个结论的根据，将有助于推动寻求中东和平途径的更有知识和更为诚实的讨论，而不要等到对我们大家来说都为时太晚的时候。
显然，阿拉法特仍然是那些自称是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敌人的主要暗杀目标，因而有些读者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出版者就曾问过，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甚至密切到让我了解他过去的秘密以及他的组织的内幕？ 回答是很直率的，但要书写成文字却非易事。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创议写这本书的是我，别无他人。
我花了两年时间来说服阿拉法特，请他腾出足够的时间并给予我信任，使我能写成这本书。
即使这样，如果没有他的三位最高级的同事——阿布·杰哈德、哈拉德·哈桑和阿布·伊亚德的协助，我也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
我努力说服他们，早就应该有一本既有情况而又真实的关于阿拉法特的书，正是他们使我能接近阿拉法特。
为什么阿拉法特允许我这么接近他，对这一特殊问题的答案有两个方面，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
第一方面是，在我和他身上所发生的神奇的变化。
真正的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热情、富有感情的人，这同对他的宣传形象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我为他的许多突出的富有人性的品德所吸引。
我感到正是由于他的这些品德，使他变得脆弱。
我倒不是说他容易受骗，而是说他容易被伤害。
阿拉法特发现我愿以虚心的态度来研究他及他的事业。
我认为，他一开始就被我的真诚所感动。
我曾告诉他，我有一些好朋友，他们不只是犹太人，还是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有两位是国防部长。
我还告诉他，我和果尔达·梅厄之间有过很好的关系，当时她是以色列总理。
为此，我得了一个绰号——“果尔达的男朋友”。
这是因为每当我会见她之前，我总要 先送她一束红玫瑰。
关于答案的第二方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主要事实如下。
１９７９年底， 在我产生写这本书的念头之前，我曾专心致力于一项非正式的、但是最高级别的中东和平计划。
我的使命是在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一方和以色列的某些领导人一方之间，开辟并在随后保持一条秘密联系渠道。
在以色列这方密谋和平的关键人物，是贝京先生所控制的联合政府的主要对手——工党的领导人。
我的用意是利用这一秘密渠道，向那些一旦执政即有可能积极响应的以色列人，转达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政治和解的意向。
我的计划得到一位最开明的散居在外的犹太领导人及其友人的资助。
当时离以色列下届大选还有１２～１８个月，但没有想到贝京会竞选连任。
他一上任，我的计划就告吹了。
在贝京统治下的以色列，就连想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和解的念头，也被看成是叛逆。
尽管在我原先为独立电视新闻社和随后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写报道的日子里，曾有多次机会见过亚西尔·阿拉法特，但只是由于和平计划才使我对他有更好的了解，而他也决心给我以一定信任。
当和平计划夭折后，我才研究井决定写这本书。
这一计划流产是个悲剧，因为我们确已取得一些坚实进展。
在我第二次穿梭会见阿拉法特后，一位以色列人士对我说，“我们正使生米成为熟饭。
”假如贝京不连任，那么以色列工党政府有很大可能授权和阿拉法特进行秘密的、直接的谈话。
如果那样，历史的进程将会改变。
我把写作此书看成是我本人对和平进程所作的微薄贡献的继续。
我要表明，我是作为巴勒斯坦和犹太人的真诚朋友而写这本书的。
我对这两个民族都怀有深厚的爱。
一般说来，犹太人可以被看作是西方文明中的知识精华。
同样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精华。
这两个来自各种族融合地区的人民，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使这一地区得到更好的变化和发展，并且也将给全世界带来希望和鼓舞。
要取得和平，以色列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应该得到最基本的公正的待遇——历史的、合法的和道义的权利。
这种公正待遇至少应该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家园的权利。
必须指出，按照这一方案，在协商进程结束时，巴勒斯坦人民应该承认以色列，其代价是取得原曾属于他们的全部土地的不到３０％。
同意这一方案，以色列应放弃它在国际关系中信奉的首要准则：强权即公理，而正义只是强仅者空口说说的抽象概念。
正是由于一些强国的须导人和政府，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中制造了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致使我们这些２０世纪后期的人类，行走在灾难的旅程中。
这就是我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和平和相互协调之中，将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和鼓舞的含义。
当公理战胜强权得以证实的时候，那么最棘手的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以色列首届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说，犹太人“只有保持他们的道德、精神和知识水平”才能得以生存。
今天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认为本·古里安所描绘的他们的生存途径，已被近几届政府置于危险的境地，他们的行动是对全体犹太人的道德准则和价值的一种讽刺。
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以色列愿意放弃信奉强权即公理，那么它必将得益甚多，同时也有益于世界各地 的犹太人。
１９７４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被击溃，此后它使用了恐怖武器以表 明巴勒斯坦事业继续存在。
阿拉法特发出许多信号中的第一个信号，即表明他决心劝说解放运动面对现实（即以色列得以在１９６７年前的边界内生存）作出让步。
从那时起，在巴勒斯坦方面，阿拉法特即以和平缔造者的姿态出现。
阿拉法特需要以色列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相应的反响，至少在原则上应接受巴勒斯坦人民自决的权利。
每当阿拉法特朝着和解方向采取政治行动时，以色列却报以枪弹和炮轰。
阿拉法特表明他希望政治和解的意愿越多，以色列就越加变得决心摧毁巴勒斯坦政治力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顺便还要说说，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袖们从未真正把巴解组织视为严重的军事威胁。
在这一敏感问题上，有资格作权威性发言的人就是布赖恩·厄克特。
多年前他曾是联合国副秘书长，不久就退休了。
在其任职时，他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四位秘书长。
他主要在幕后活动，是联合国主管处理危机的负责人，擅长于中东事务。
在外交界，他被称为“中东先生”。
很难想象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能成为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卓著专家。
作为外交家，厄克特坦率得令人惊讶，并使人耳目一新。
据我所知，他是唯一不为梅纳赫姆·贝京威胁所吓倒的非犹太人。
在一次庆典场合，他刚刚从贝鲁特全见阿拉法特后来到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贝京指责厄克特，并告诉他以后不许再与阿拉法特谈话。
厄克特答道：“总理先生，我是国际社会的公仆。
你竟然教训我能同谁和不能同谁谈后，难道不感到太过分了吗？”当然，贝京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的说法，厄克特说：“以色列有制造神话的才能，并使世人当成真理来接受。
他们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一种军事力量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是一个大神话。
事实不是这样。
他们可以像对待双手被缚在背后的人那样来对待作为军事力量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色列真正害怕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 １９７４年以来，以色列拒不采用外交办法来考察和对待现实及阿拉法特的政治和解主张。
这是实现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也是继续进行屠杀使这一地区长期浸于血泊之中的主要原因。
１９７４年阿拉法特开始进行一项危险的任务，即说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面对以色列存在的现实并认识实行和解的需要，自此以来，历届以色列政府都拒绝考虑即使是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微型国家的想法。
它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将对以色列的安全和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构成威胁。
以色列的这种奇特断言，过去和现在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亨利·基辛格却成了其学舌者。
在我执行我的中东和平计划期间，我发现，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部门有数量惊人的并在日益增长的最高级领导人，私下都表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小型国家不会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难以对付的威胁。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将举出他们中的一位，即陆军少将施罗莫·盖西特。
我之选中他，可以这么说：他大概是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对以色列形成军事威胁这一问题上的唯一最知情的以色列人。
盖西特任军事情报署研究室主任多年。
在这个岗位上，加上他能从莫萨德——以色列中央情报安全局那里获得有关的情报和消息，他可能比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更了解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情。
他曾短期担任１９６７年以色列所占领土军事长官。
１９７３年“赎罪日战争”后，事与愿违，他被委任为 军事情报局局长。
他接受的任务是不仅要管理这个机构，而且要改组它，以便这类失误不再发生，即对以色列未能预料到１９７３年战争的部分指责。
对盖西特来说，在以色列政治、军事、情报机构需要帮助时，显现出此人的素质、能力及判断力。
以自己不了解情况为理由，轻易排斥一个人的深思熟虑的意见，是愚蠢的。
在我同盖西特的一次谈后中，他的一段评论对这本书很有启示。
他说：“我们以色列人的困难是，我们已成为自己宣传的牺牲品。
”盖西特的评论的含义是指责历届以色列政府，在关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对犹太国家军事威胁的实质问题上，欺骗了自己的人民和世界上很多的人们。
我相信，同熟谙内情的一些以色列人一起，通过对全部有关情报进行诚实、客观的研究，盖西特的指控即可得到证实。
除了１９４８年的几个星期，当时新生的犹太国正为其生存而战斗，以色列从未有过被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联合军事力量在战争中被击败的危险。
１９６７年的“六天战争”，是对历届以色列政府如何掩盖事实真象以便煽起大规模的、言过其实的对阿拉伯军事力量恐惧的最好证明。
１９６７年战争前和战争期间我在以色列，我可以证实当时以色列人完全地、真正地相信他们将受到阿拉伯人的进攻。
他们所能获悉的所有消息和证据，证明他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
阿拉伯前线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的军队已经动员起来；阿拉伯世界官方电台接二连三地渲染犹太国很快要被“毁灭”。
但是以色列军方及政界领导人知道埃及总统纳赛尔无意进攻，而是在玩弄唬人的化招。
事实上是以色列人帮助设计了这一圈套，使纳赛尔陷进去了。
这次战争对所有阿拉伯人是不堪设想的耻辱，也给阿拉法特一个机会，得以在被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带有一定勉强的支持下，发动反对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军事行动。
战后不久，一位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告诉我，如果不是纳赛尔给以色列进攻阿拉伯以借口，那么以色列将会另找理由制造“６至１０个月之内”的战争。
因为其军事策划者们认定，袭击苏联装备的大量阿拉伯装甲部队的时机已经到来。
数月之后，事情就表达得更明白了，一位身份不亚于伊扎克·拉宾的人公开确认，以色列知道纳赛尔是在唬人。
拉宾作为参谋长为以色列策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之后，他接替果尔达·梅厄担任总理。
１９６８年２月，拉宾在致《世界报》的一份声明中也十分坦率地承认：“我们知道纳赛尔不想进攻。
” 作为以色列人受自己政府洗脑的结果，包括经常放映大屠杀的影片，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对阿拉伯人怀有恐惧。
鉴于犹太人的历史，也鉴于以前阿拉伯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威胁，这种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但他们的恐惧缺乏真实基础，当冲突的客观事实经过理智思考检验后，就会显示出这点。
看来明显的结论是：唯有以色列人民不再做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时，和平才有可能。
如果这本书有助于打开某些以色列人的眼界，我的劳动将是值得的。
阿拉法特及其同事们没有给我的工作以捷径。
他们不曾说过：“来，请坐下，我们已准备好向你披露我们的秘密。
”从开始起我能获得多少内幕情况，依靠的是两件东西。
一是我同他们交谈的能力，二是我询问的质量。
当我得到线索时，常常比我得到对在某一危机特定时刻真实发生的一切详细介绍更为满意。
此时，我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以得出２加２等于４的正确结论。
这本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阿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以如实介绍作为当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传略开始。
随后简要叙述为什么会出现巴勒斯坦问题。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真实性质，我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几乎从未被入问及的问题上——为什么要建立以色列国？正如巴勒斯坦人所说，这是一个奇妙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
第二部分，“地下年代”，叙述阿拉法特的早年生活，他与阿拉伯前线国家情报机构的冲突，他和其他人一起着手建立地下基层组织网，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立的解放组织。
阿拉伯前线国家方面不希望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复兴。
通常并不明言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无意同以色列战斗以解放巴勒斯坦，无论他们在公开场合下，讲得如何与此不同。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在地下年代，另一个矛盾是发生在阿拉法特和法塔赫集体领导中不同意其军事战略的多数同事之间。
阿拉法特是真正相信巴勒斯坦可以通过武装斗争得到解放吗？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他坚持采取军事行动，又怎么能在将其意志影响他人方面取得成功？ 第三部分，“斗争”，这是一部英雄史诗。
叙述阿拉法特如何没有用许多场战斗去解放巴勒斯坦，而是更多地用于保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存在。
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然后是以色列，都力图取消巴勒斯坦事业。
在这些年头里，阿拉法特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要判断什么时候超级大国是他的敌人，什么时候又成了朋友。
这里也有关于阿拉法特领导能力的传奇故事，即他如何说服他的绝大多数同事和人民，为了同以色列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和为巴勒斯坦人民取得某些实际利益而作出难以想象的让步。
我所要研究和写作的是一部阿拉法特的传记。
在这里，可以这么说，我是想以人的故事来统率政治上的戏剧性事件和行动。
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失败了。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不时常停下来解释阿拉伯国家内部和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情况——面这些情况又是他必须掌握的——那么就完全不可能弄懂阿拉法特的用意。
我认为就是这些必须的注意力的转移，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实质内容。
我希望他们将能使本书读者不仅理解阿拉法特斗争的实质，而且理解为什么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象征，至少是衡量正义的尺度，仅仅他的存在，迄今为止就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惊人的成就。
有一次在白宫的草坪上，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对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在政治上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从这点来看，并且考虑到不利形势，可以这样说，阿拉法特是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幸存者。
如果他不是巴勒斯坦人，我想犹太人将第一个向他致敬。
为了方便不熟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及巴勒斯坦各组织名称的读者，我在书后附了一份主要人物及组织的名单。
在寻求中东和平道路上，此书如能有助于促进进一步了解情况和更为真诚的讨论，那要充分感谢所有那些给了我时间、信任和友谊的巴勒斯坦朋友们。
我还必需感谢两个人，没有他们，我就不能完成此书的写作。
第一个是我的银行经理，他允许我为了旅行、工作和生活得以大量透支。
第二个人是我的妻子尼科尔，她支持甚至鼓励我决定以我们的住房作为透支的抵押。
她是我调研的助手和图书管理员。
她将谈话录音复写成文字，这些谈话录音带提供了主要资料来源。
她为我最后的手稿打字。
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将此书 首先奉献给她。
但我们同意根据需要作了另外一条献辞。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编辑詹恩·海勒。
显然，这是一本最易引起争论的 书。
可以这样说，本书故事对一位作家来说是一片布雷区，詹恩帮助我跨越过去而未触雷。
第
四 版 序 言 对过去４０年中绝大多数时日来说，关于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知情的和理智的公开讨论及研究如何结束这场冲突，是不可能的。
这里的问题，总起来说，是北美和西欧的主要宣传媒介和大的出版社封锁这类情况，以色列的绝对支持者认为这种情况给予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和要求以合法性。
在这篇简短的序言里，我要扼要说明，为什么这种保持缄默的密约必须被打破。
在缺乏通过谈判结束阿—以冲突的情况下——条件是将满足以色列的真正安全需要和巴勒斯坦人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实现自决的合法要求——中东是一个正在俟机发生爆炸的地区。
一些专家认为这一地区的末日是可预见的，但仍可防止，其情景的轮廓如下： 以色列拒绝从它在１９６７年战争中占领的几乎所有阿拉伯领土上撤出。
这种撤出是联合国安理会２４２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所要求的。
而在阿拉伯方面，对于以色列能被说服同意以土地换取和平的信念彻底消失。
在阿拉伯世界的一场剧变，表现为现存阿拉伯制度（它曾长期准备谋求一项同以色列的体面的和解）的推翻和它由革命的政权所取代，这些革命的政权将准备采用一切手段和不惜任何代价对抗这个犹太国。
１９７１年，果尔达·梅厄在我为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准备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谈到这个题目，即以色列如果在战场上面临某种失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她说的话促使我提出下面补充的问题：“总理，你是在说，以色列将准备把这个地区甚至把整个世界同它一起砸得粉碎吗？”她毫无迟疑地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正在说的确切的意思。
”在这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伦敦《泰晤士报》社论力劝它的读者们赞同梅厄夫人所陈述的任何未来的以色列政府在一个末日到来的情况下会怎样作出反应……报以一个核的玛萨达１。
地区大战的前景，正在成为在北美、西欧（无疑的也在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苏联）的讨论会上进行议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真正的专家们似乎同意，如果以色列使用它的核武器，大概将会有不下于４０００万阿拉伯人被杀害。
但是，这个状况和犹太国的消失很可能仅仅是全球性灾难的开始。
即使两个超级大国能够避免陷入最后一轮冲突，在中东的这样一场爆炸的后果不会局限于这一地区。
随着失去阿拉伯的石油、贸易和金融，全球的经济将会遭受一种打击，各地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将会瘫痪。
在一种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当领导人力图维持一个表面的秩序时，在西方被认为的民主将被独裁主义所代替。
在某种情况下，世界会需要一个替罪羊，会出现反对各地犹太人的另一个巨大的转折。
我试图在这一序言中提出一个非常简明的论点，这就是，在地球行星上的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与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利害攸关。
冒着作为一个危言耸听者被打发的危险，我已经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一地区一场爆炸可能产生的后果，目的是强调对通向和平之路——在它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迟之前——进行理智的讨论的紧迫需要。
而要举行这样一种讨论，除非公众舆论， 特别是在美国的公众舆论，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有较好的了解：…… 1①玛萨达（Masada），希伯莱语，地名。
它以巴勒斯坦靠近死海的一片岩石各字命名，犹太一教派的信 徒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最后的抵抗。
——译注 他是谁，他真正地代表着什么；他曾经如何冒着他的信誉和生命危险使他的
人民准备接受这不可思议的事——同以色列和解；还有，最为重要的，只要犹太国和它的美国盟友会允许他这样去做，他会以和平的名义提供些什么。
校 译 者 的 话 深受沉重民族灾难的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进行长期正义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史诗，产生了众多民族英雄和杰出人民领袖，构成了当代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一幅特别感人的画卷。
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巴勒斯坦朋友从５０年代起有过多年接触。
１９８７年５月，阿拉法特主席在和我作过一次较长时间交谈以后，嘱其办公室主任赠送了我一些关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书籍。
其中，英国作家阿兰·哈特所著《阿拉法特》一书深深吸引了我。
我感到促成此书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对从较多方面和较深层次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东形势发展，进一步加深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和中巴人民之间的了解、友谊和团结会是有益的。
值得高兴的是，阿兰·哈特先生也通过我们的朋友尤素夫·拉吉布大使告诉我们他希望此书译成中文出版的殷切意愿，并热心地在１９８９年给我们及时寄来了当年在美国首次出版的这本书的最新版本。
经过译者的辛勤工作，出版社同志的积极努力，巴勒斯坦朋友、作者和尤素夫·拉吉布大使的鼓励和协助，这本最新版本传记及时在１９９０年纪念巴勒斯坦革命２５周年的日子里问世了。
这是多方面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表达我们共同对正在继续奋力进行的受到世界人民瞩目的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一种关切、一份奉献。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阿拉法特的一生，是巴勒斯坦人民在遭遇近代史上罕见的苦难、艰危和复杂处境下，为了争取民族生存、恢复合法权利，进行长期英勇卓绝斗争，经历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的伟大历程的一个缩影。
巴勒斯坦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公正、合理解决，根源在于以色列坚持对巴勒斯坦的侵略、扩张政策。
巴勒斯坦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斗争历史，包括近三年的被占领土的人民起义，揭示了一个真理：受侵略、压迫的民族是不可能用武力征服的，最终必将获得独立和解放。
而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也是不自由的。
受以色列侵略、扩张之害的固然是但不仅是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而且也有以色列人民。
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标志着巴勒斯坦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阿拉法特为主席的巴解组织，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和领导核心，在总结几十年斗争历史经验基础上，近几年来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灵活的政策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实际步骤，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崇高赞誉，取得许多突破性的成就。
以色列空前孤立。
以色列越来越多的人民也日益觉醒，反对当局侵略、扩张政策。
“多行不义必自毙。
”以色列现在是必须改弦易辙、正视历史现实、对巴解组织的一系列和平建议作出积极响应的时候了。
以色列必须撤出１９６７年以来侵占的阿拉伯领土。
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必须恢复，包括返回家园、民族自决和建立国家的权利。
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国应互相承认，通过召开中东和平会议进行谈判，以实现中东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
中东各国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利。
中东曾是人类古文明摇篮之
一。
困扰中东几十年的问题一旦得以公正、合理解决，将对这一地区和世界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团结奋斗的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必胜。
尽管道路漫长、崎岖，中国和世界人民深信这一天必将来到。
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交。
中国人民一贯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
中巴人民之间有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友谊。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亲切会见巴勒斯坦朋友。
邓小平主席在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５日会 见阿拉法特总统时说：“我们是几十年如一日，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典范。
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
”“你们争取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斗争将近４０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间相当。
应该说我们是４０年如一日的友谊。
再过４０年，我们就是８０年如一日的友谊。
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这既总结了历史，又深情地阐明了未来，反映了中巴关系的实质和两国人民的心愿。
本书以巴勒斯坦主要领导人、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为主轴，介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历史发展；巴勒斯坦革命事业艰辛、曲折、发展、壮大的进程；中东问题诸多错综复杂矛盾的侧面；以色列决策者的图谋及得手和失败的经历；美以关系及超级大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幕后交易；阿拉法特及其主要同事的生平、业绩和在争取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全面、公正、和平解决斗争中的历史作用。
立论较为客观、公正。
内容丰富翔实。
时间跨度较长，涉及问题较为关键。
作者亲身接触人物较多，事件叙述深入具体。
尽管也有一定局限，个别方面也有不尽确切之处，但基调是严肃的，公正的，符合和反映当今历史潮流发展趋向的。
这是一本严肃的具有一定深度和较多第一手材料的关于当代中东著名人物和国际政治关系的著作。
相信会对我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许多历史事实、阿拉法特生平及其主张，探索、研究和促进中东和平进程，关心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起到有益的参考作用。
谢邦定１９９０年６月３０日 中 译 本 序 言 曾记得１９８８年在阿尔及利亚首都与阿兰·哈特先生邂逅相遇，他问起我能否把他撰写的阿拉法特传记译成中文。
特别要说的是此书被看作是歌颂在被占领巴勒斯坦国土上展开英勇绝伦的人民起义诗篇的外一章。
聆听此言，我颇觉欣喜。
尤其是我的朋友谢邦定大使也在较早时候有意促成此书泽成中文出版，表示乐意为此尽力相助。
担负主要翻译工作的吕乃君女士和其他朋友为这本传记及时出版，作出了辛勤努力和可贵贡献。
飨读此书是颇为有益的。
因为此书出自一位持中立立场作家之手，他既广交巴勒斯坦朋友，又有以色列朋友。
很自然，我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既有同感，又有异议，诚如通常在诸如此类情况下发生的事一样。
总而言之，这也是一本用中文出版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通过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这位巴勒斯坦革命领袖和斗争象征的传记，以作者之所见所闻涉及革命的若干方面。
须知，要笔吟亚西尔·阿拉法特的丰功伟绩绝非一件容易之事。
我曾亲眼目睹作者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时间会晤这位巴勒斯坦领袖，又是如何饕餮有关阿拉法特总统的资料和文献。
阿拉法特是一位革命领袖和象征，是一位战无不胜的开拓者。
他是一位献身于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事业的伟大革命者，是一位足智多谋的老练的政治家，熟稔什么时候、怎么样和为什么去接受或反对某一件事物。
他又是一位具有睿智和深邃远见的军事家，他对他战士的生活状况了如指掌，并同他们朝夕相处。
这种异乎寻常的鱼水之情亦曾数十次地使他死里逃生，化险为夷。
我知道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下为狂风恶浪所动摇。
他把梦想变为现实，化不能为能，化能为现实，化现实为真实。
终于在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日，他被巴解组织中央委贝会一致选举为巴勒斯坦国总统。
巴勒斯坦国业已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世界政治地图上，余下的只是在地理版图上略作一点勾勒而已。
此时此刻出版此书中译本具有特殊的意义。
它正值巴勒斯坦光荣革命经历了２５个春秋；正值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国土上英勇的人民起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正值在我国人民斗争史上翻开了崭新的光荣篇章。
我国人民的斗争充满了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英勇事迹，前后长达７０余年。
也就是从１９１７年颁布贝尔福宣言起，当时英国政府用它外交大臣贝尔福爵士的喉舌许下了一个凶多吉少和子虚乌有的诺言。
它毫无法律依据，却又具有险恶用心。
它违背了道德行为和国际准则，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国家，从而损害了代表那里占９２％人口的人民利益。
当我国人民开始发动这场光荣革命之时就迈上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腹背受敌，险象丛生。
同时又要对付清剿、迫迁、斩草除根和折人意愿的种种阴谋。
困难是如此之大，为人类历史所罕见。
然而我们终于取得了许多成就。
我们的革命斗争摆脱了清剿和灭绝人寰的魔爪，使巴勒斯坦复生，同时又使一度在被占领土上和国外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几乎令人遗忘和成为十足难民的巴勒斯坦人民奋发起来，在爱国的旗帜下重新携手团结，万众一心。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革命领导人能够发动人民、武装人民，使之众志成城，在人民心中播下了自尊、自信的种子。
同时，又重新确定巴勒斯坦事业作为一个民族解放事业，不再把它看作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斗而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的组织；从而巴勒斯 坦事业已成为一国人民坚持行使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和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事业。
我们的斗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内部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势力。
此外，我们的革命还担负起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世界解放运动的重任。
而在这革命征途中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则莫过于在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十九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决定宣告独立、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了。
迄今为止，已得到了１００多个国家的承认。
我们的人民群众砸碎了令人憎恶的占领者的锁链，高举起革命和民族解放的大旗。
近日来，我国人民欢庆英勇的人民起义二周年。
在那里，我国人民开始谱写他们气吞山河、不屈不挠的斗争新篇章，重申他们决心赢取合法的民族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并且在他们的首都、不朽的那路撒冷城建立起巴勒斯坦国。
自从宣布独立、建立巴勒斯坦国和采取政治上的主动之后的一年间，在国际上致力于维护巴勒斯坦权利的领域内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政治突破。
同时，能够集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取得的一切成果，继续领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展开争取合法的民族权利斗争。
巴勒斯坦人民可歌可泣的起义是当代不可多见的一场人民革命。
他们是那样的坚贞不屈，以致于在世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这场气壮山河、前仆后继的起义，在现时候就是要争取独立，就是要在嗜血成性、十恶不赦的占领当局的废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
这场起义，凭借它的的广泛性，依靠它那巧妙的组织和自信心，必将持续下去。
人民的意志日益坚强，坚持斗争，岿然不动，直至自由和独立。
英勇顽强的人民起义已经使敌人的阴谋政策和计划——破产：首先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沙米尔的计划、美国的迂回欺骗战术。
敌人施展野蛮的伎俩，反对我国人民，采用恐怖手段，诸如使用毒气、实弹射击。
它使尽一切手段：诸如蹂躏、骚扰、集体惩罚、驱逐出境、威逼利诱、亵渎圣地、恣意屠杀、恐吓祈祷者，甚至在神圣殿堂内任意杀人等等，不一而足。
尽管如此，我们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奇迹，他们面对这种种清剿、扼杀人民意志的阴谋，承受起这一切野蛮的行径。
以色列政府又已把恐怖升级，甚至没收私人财产。
同时又大搞抢劫、围困以及狂轰滥炸城市、乡村和难民营。
我国人民遭受到重大损失，蒙受的牺牲也是惨重的，可是革命仍将继续，势不可挡的人民起义促使人民更加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这是英勇和鲜血、希望和不屈意志所谱写成的一首悲壮史诗。
以色列政府依仗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撑腰，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对我国人民倒行逆施，日复一日，变本加厉。
美国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庇护者、资助者、武器供应者和狼狈为奸者。
现在全世界都站在我们一边，支持阿拉法特总统于１９８８年在日内瓦宣布的和平倡议。
只有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抱有故意。
美国为以色列总理伊扎克。
沙米尔的计划喝彩，完全无视巴勒斯坦的倡议，也就是说要我们向以色列屈膝投降。
那个经常喋喋不休高喊人权的美国却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无动于衷，哪怕是片刻的丝毫同情也没有。
在今日，能与以色列罪犯狼狈为奸者、能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法西斯行径沆瀣一气者，也只有美国。
美国大耍欺骗术，要求我们接受投降计划，费尽心机要制止起义。
至今已有１００多个国家承认了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要比承认以色列实体的国家数目多得多。
美国对我们仍怀有故意，这是我们人民天天感受到的。
我们人民遭到外来殖民主义移民入侵，这些人只要那里的土地，而不要那里的人民，奉行的是一项种族主义政策，完全是依仗美国的撑腰。
至今美国尚未改变它的立场。
我们要求美国正视巴解组织是一个捍卫正义事业的政治实 体。
我们是为了保卫我们人民的权利．至于美国和以色列则竭力扼杀这些权利。
甚至美国的最新建议也不过是企图把它的建议强加给巴勒斯坦代表、否认我们人民的权利、否认巴解组织的作用，却以沙米尔的计划作为解决办法的基础。
我们认为，保证我们的会谈和建议走向公正解决的基础，只有以巴解组织的和平倡议为依据，它有权在国内外组成巴勒斯坦代表团。
会晤的日程表是公开的，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
同时，这种会晤应被看作是为召开国际会议的预备性会谈。
这样的国际会议应该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参加。
阿拉法特总统于１９８９年１０月对中国这个友好国家进行了第七次访问。
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访问从未间断过，打从革命开始之前早已开始了。
１９６４年亚西尔·阿拉法特由阿市·杰哈德兄弟陪同对中国作首次访问，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巴勒斯坦领导决定开始武装斗争。
所以，中国是第一个非阿拉伯国家知晓这项决定的国家。
已故的首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曾于１９６５年８月访问过中国，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２２日签订了一项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外交使团的协议。
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最近一次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却具有特殊意义。
这是他被一致地拥戴为巴勒斯坦国总统之后的首次访华。
他同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会晤正如以往一样是一次亲切的会晤。
通常我们在友好的中国都能感受到友人的温馨、盛情的款待以及对于我们正义斗争的原则性的和热诚的支持。
巴中友谊从其深度和广度来说，是一种客观的和历史的必然。
这是时代所赋予的，也是为实现两国友好人民的目标而斗争的真理所赋予的。
也可以说，这种友谊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我们两国都把支持世界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和帝国主义垄断势力在昔日和今日所奉行的掠夺政策和霸权主义的解放斗争作为两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是巴勒斯坦国天经地义的盟友。
同样，巴勒斯坦国也是中国天经地义的盟友。
而我们两国又都是世界各国解放运动的夭经地义的盟友。
巴中关系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大国与一个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小国之间关系，而且也是恪守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争取社会进步，积极支持世界人民进行斗争、争取解放、自主、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两个友好国家的莫逆之交。
中国支持我们全国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和平倡议，立即承认巴勒斯坦国等确是生动地体现了友好的中国和巴勒斯坦之间有着坚如磐石般的战斗团结和以沫相濡的互助。
我再一次申明，我们特别珍惜我们两国友好人民之间、我们巴勒斯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团结和战斗合作的关系。
亚西尔·阿拉法特总统曾经重申过并一如既往地强调，决心巩固、加强和维护这种历史性的关系，旨在为我们两国友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利益作出贡献。
尤其是中国正值进行改革和开放，我们正处于英勇起义之际。
在这里，我愿意奉告诸位，在所有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巴勒斯坦国和人民中国之间进行的协调是高水平的。
我们高度评价最近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就解决中东问题所持的立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在我们多事之秋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核心。
确实如此，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民武装斗争中打了五场正规战争，最长的一次阿以战争是在１９８２年打响的。
人民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经受了最残酷的折磨，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然而终于把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事业列入解决的议程，终于迫使大同进行对话并予以重视。
四分之一世纪的斗争历程真是巴勒斯坦革命的斗争史，真是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史，真是 巴勒斯坦事业的斗争史。
但是它的主题应该是“法塔赫”运动的斗争。
“法塔赫”从诞生起就历经艰难，征途坎坷，破不尽敌人的阴谋暗算，但终于赢得了成功，迎来了胜利。
在这漫长的斗争岁月里，亚西尔·阿拉法特兄弟展示了他那“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雄才大略。
他那超凡的才能深深地烙印在全体人民和民族的心灵里。
一当他向敌手挑战，就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事实，像一场政治抗衡赛中不可轻视或难以打破的纪录。
尽管他身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身为巴勒斯坦革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尽管他的政治地位变了，但是他仍然平易近人，胜似士兵中的一员。
一旦同以色列人或别的敌人打响战斗，他总是身先土卒，第一个站出来率领他的战士们上阵。
随着时光流逝，他同各级组织的战友们结下了深情厚谊。
早在组织决定宣布他新职之前好几年，在众战士心目中他早已是巴勒斯坦革命部队当之无愧的总司令了。
自从走上领导岗位之日起，他的一言一行无处不是对巴勒斯坦人民负责，而不仅是对他的组织负责，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从一个思想传播者变为他的人民和民族的象征，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变为声威显赫、名震寰字的领袖，成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楷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领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伟大的胜利。
１９４９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辉煌胜利，友好的中国人民实现了独立和自由的宏图，这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个重大事件。
气贯长虹的中国人民已经摧垮了所有的反革命势力的阴谋，并坚强有力地抵御一切帝国主义干涉内政的企图，为加强世界的安全和和平、为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
我衷心祝愿中国在各方面取得更伟大的成就。
同时，我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发展和在为日益巩固社会主义大厦的经济建设中成功、进步和繁荣。
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 尤素夫·拉吉布 １９９９年１月１日 献给我众多的以色列朋友和其他犹太朋友……希望此书所讲事实能鼓励他们和他们的朋友给和平以机会。
阿拉法特传 第一编阿 拉法特其人及其事业 第一章阿拉法特其人 “当你不了解阿拉法特的时候，你是不会喜欢他的。
”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出生在突尼斯的作家和外交家，名叫哈玛迪·艾四德。
他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中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
他认为，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民，他们只能依靠一掠而过的、表面的宣传形象来了解阿拉法特，因而对他产生一个不良的印象。
这是可以原谅的。
他们此外能更多了解些什么呢？在他凸起的、转动的眼睛下，有一个高鼻子。
这在他略嫌小的面孔上，显得太大一些。
他的孩子般的耳朵，在脸颊两旁也只有很小一点。
他想拉拉它们吗？是的。
而他那两层厚厚的、几乎是畸形的下嘴唇，毫无疑问是阿拉法特身上最不令人喜欢的地方。
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下嘴唇翘起来，整个脸形成了一幅难看的漫画。
总起来看，他的相貌同样是不讨人喜欢的。
脸上的络腮胡子，经常好多天不刮。
他看上去好像该洗澡了，衣服脏乱。
而他的神情是挑战性的。
他的姿势是戏剧性的、夸张并富有进攻性。
他的声调经常是好战的。
总之，他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平淡的、不讨人喜欢的小个子，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阿拉法特是矮个子，只有５．４英尺高，可能还更矮些。
同前几年相比，现在关于阿拉法特形象的突出的特写少多了。
这倒不是因为他大腹便便。
看来他的体重同他的身高和年龄还是大致相称的。
他现年５９岁。
只要时间和环境许可，出于自择，阿拉法特的衣着外表是无懈可击的。
他的许多制服熨得笔挺——我在三个阿拉伯国家首都碰见过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到旅馆的洗衣间送取主席先生的衣服。
他的靴子和鞋能经得起最严格的英国或印度的军士长的检查。
他也非常注意他的手和指甲。
他用阿拉伯传统的花格子头巾作头饰。
头巾上红色表示沙漠，黑色表示国家，白色表示城市。
阿拉法特的头顶已近全秃，只剩一圈正在变灰的黑发。
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要是不戴头巾或军帽，看上去就像一个和尚。
事实上，假如阿拉法特被禁闭在修道院里，他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能比现在更简朴了。
阿拉法特最令人吃惊之处，正如所有巴勒斯坦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他的“善动特性”。
无论他在那儿，不管做什么事情或者跟谁在一起，阿拉法特总是不安静。
他的眼睛不停地巡视。
这种经常的搜索是他得以幸存的重要因素。
他的手常在忙碌。
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他似乎总在不停地弯曲和摆动他的膝盖，用脚打出密码的信号。
巴解组织对外政策负责人哈拉德·哈桑说：“他没有一分钟是安静的。
”“他不能安静。
”他有一双深沉的、棕色的眼睛。
这是侦察者的眼睛，对那些有机会接近他的人，给以密切的注意和巨大的威慑力量。
和他的鼻子或对危险的警觉一起，阿拉法特的眼睛是他的头号情报和安全系统，阿拉法特的首席顾问哈尼·哈桑说：“阿拉法特从不坐着，除非他已估计他是在潜伏的暗杀者的火力很难或根本无法达到的地方。
”哈尼说：“他总是不满意他第一次坐下的地方。
”“有时我们都已坐定，谈得正起劲……突然，阿拉法特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要求换一个座位。
我们从不问为什么，也不需要问。
我们知道，他已断定他坐的地方很容易成为一个目标。
”涉及他人身安全的问题，阿拉法特坚持他本能的感觉是他唯一最可靠的 参谋。
哈尼说：“有时我们告诉他信任某某人是不明智的。
他总是这佯回答，‘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
没问题。
’” 阿拉法特至今还活着，这一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他的本能的感觉使他很少倒下。
阿布·伊亚德为此提供了支持性的论据。
我和他讨论了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５０多次未遂行动的详细情况。
阿布·伊亚德是萨拉赫·哈拉夫的化名，是巴勒斯坦安全和反谍报机构的执行官员。
我对他说：“请告诉我，为什么阿拉法特迄今还活着？他是怎样幸存下来的？” 阿布·伊亚德笑道：“我把实情和秘密告诉你。
”他对我说。
“６０％是靠阿拉法特自己——他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
３０％是运气好，１０％可以算在我们自己情报机构的有效作用上。
” 人类的一种侦察眼力，赋予了动物被猎杀时新的自卫本能。
莫萨德至今从未利用过以色列自己的情报人员，来具体执行暗杀阿拉法特的阴谋。
据阿布·伊亚德说，莫萨德通常采用恐吓的手段驱使巴勒斯坦人来干这种事。
莫萨德擅长的是搞毒杀。
某些阿拉伯国家的情报机构也物色一些巴勒斯坦人来干同样的勾当。
这就不足奇怪，阿拉法特不能轻易信赖别人。
“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哈尼·哈桑说。
“当一个可信赖的同伴被杀害后，他痛哭。
当阿拉法特认为你可信时，他也报以忠诚。
他不是那种随便调换身边工作人员的人。
当你忠于他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牺牲你。
”哈尼·哈桑接着说，阿拉法特非常珍惜忠诚。
对那些为事业而奋斗的人，即使犯了错误和遭到失败，也倾向给予宽容和谅解——只要他们忠实于他。
为什么阿拉法特能够避过许多杀害他的企图和阴谋而得以幸存，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行动保密。
阿布·伊亚德说：“当主席乘汽车或飞机要从甲地到乙地时，就连我们这些最接近他的人也不知道他何时动身。
”有一回，我为了写这本书进行采访和收集资料，有幸和阿拉法特一起乘飞机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他是去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都萨那，参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会议。
安排我和阿拉法待一起旅行的是哈拉德·哈桑。
哈拉德花了很大力气勉强说服了阿拉法特，同意我和他一起旅行。
哈拉德让我做好出发的准备。
晚上６点我和他见面，他对我说：“现在你必须耐心。
”“也许１２分钟以后会来电话，但也可能１２小时以后。
”午夜１２时２５分电话来了。
由于从住处到机场的距离阿拉法特两倍于我，我想他已经走在路上。
很明显这意味着如果我这方面迟到将造成麻烦。
至于我，我不必担心。
有人为我计划并计算行程时间以便最后一秒钟准时到达机场。
我乘坐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轿车在贵宾室门口停下时，阿拉法特在６名保镖护卫下正从一辆黑色的装甲奔驰车里走出来。
在不到３０米远处，一架中型的沙特阿拉伯喷气客机的发动机已起动，准备起飞。
不到两分钟，我们全部登上飞机，而这架沙特阿拉伯飞机也完成滑行起飞了。
我的印象是，在机舱门完全关闭以前，我们已开始滑行。
在有关阿拉法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许许多多神话中，有一则是说阿拉法特及巴解组织可能拥有一个包括５～７架客机的机队。
事实并非如此。
阿拉法特旅行是得到一些阿拉伯国家政府好意借用飞机而成行的。
当他提出要求时，这些国家政府就将自己飞机提供使用。
在这方面他的两个主要的资助者是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
当他计划空中旅行时，他遵循两个原则：有些地区他只在夜间飞越：他从不飞入贝鲁特，也不从那里起飞。
事实上，自从１９８２年以来，他 也没有利用贝鲁特机场的可能性。
即使在贝鲁特曾是他进出最方便之地的那些年头，为了怕被绑架或被以色列战斗机击落，他也从不利用那里提供的方便条件。
１９７３年２月，以色列确曾击中一架利比亚客机，机上１００人全部罹难。
阿拉法特对我说：“我没有证据，但我对以色列人以为我或我们的其他领导人在飞机上这一点，并不感到惊讶。
” 阿拉法特多少次濒临被绑架或击中的危险，这是一件值的思索的事情。
但是，我从阿拉法特本人和阿布·伊亚德那儿确曾发现，这是真实事情，以色列战斗机的驾驶员总是尽量飞得贴近他们企图攻击的客机机身，以便用视觉直接侦察机上是否坐有被认为正在旅行的阿拉法特或巴解组织其他高级领导人。
阿布·伊业德说：“我只能断定以色列人从不相信阿拉法特或者我是在飞机上。
很多次我们确在飞机上。
但是以色列人自从击落了利比亚客机后，再担负不起犯另一同样错误了。
如果他们确信我们是在机上，他们肯定会对我们进行迫降。
”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拉法特身边一名最接近的工作人员确实死了。
但这不是无数次中任何一次企图谋杀阿拉法特生命的结果。
这是在１９６９年１月，他从安曼到巴格达的公路上，不控制自己，高速驾驶而出事的。
他走在准备去会见伊拉克总统的途中。
在高功率的奔驰车里坐了３个人。
正式司机在后座上睡觉，阿拉法特在开丰。
在他旁边是阿布·达乌德，当时达乌德是在约旦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的司令。
那是早上６时３０分，光线不好，雨下得很大，前窗的雨刷几乎不起作用了。
可是阿拉法特感到时间晚了，他加速行驶。
在他们前面，向同一方向行进的是一辆大货车。
阿拉法特转动方向盘准备超车。
一辆小汽车迎面快速驶来，他退到货车后面，急刹车。
这时这辆奔驰车猛撞在大货车后部，车顶从车身上被掀开了。
阿布·达乌德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身材最高大的一个，他继续叙述这个故事。
“在撞击前的一刹那，我们被甩到车座下边。
我的鼻子流血，但我能够活动，舒展自己。
阿拉法特则躺着，像睡在子宫里的胎儿，双手放在头上。
他不动，也没有声音。
我想他是死了。
” 大约２０分钟以后，阿拉法特的警卫车赶到现场。
这是一辆大众小面包车，车上载有警卫人员。
他们为阿拉法特和达乌德腾出一点地方，安顿好，开车送到２００公里外的最近的一所医院。
阿拉法特唯一的伤处是手骨折了。
他被迫留在医院两天进行手术治疗。
在住院期间，伊拉克总统和其他人员都到医院亲临探视。
绝大多数阿拉法特的同事们都可以叙述
一、两个关于他们乘坐阿拉法特驾驶的汽车的亲身经历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哈米德·阿布·西塔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之
一，他不愿意和主席一起旅行，除非阿拉法特答应他以安全的速度行驶。
有一次在同一条从安曼去巴格达的公路上，阿布·西塔强迫阿拉法特停车。
“我说：‘当心，阿布·阿玛尔，如果你继续以这么高的速度开车，我们就到不了巴俗达了。
我们两人都会死去。
我要回安曼去跟你换乘另一辆车。
’用这种办法，我才迫使他缓行。
”我问阿布·西塔，阿拉法特是否经历过许多公路交通事故。
他说：“是的，很多。
” 我要求阿拉法特自己来解释，为什么他得以避过许多致命的交通事故和暗杀阴谋而幸存下来。
他同意那种说法，即他的鼻子和对危险的警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加上好运气。
然而，还有比这更多的。
“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一本正经他说，“我相信还有某些未被察党的东西。
” 阿拉法特的“好动特性”，他的不得安静的天性以及他总想做点事情的需求，是他的伟大财富之一——惊人的、非常充沛的精力的最明显的表现形式。
为此，他被他的朋友和敌人描绘得犹如一个“非凡的人”。
阿拉法特一天工作１８至１９小时，已成习惯。
在过去十几年中，一周工作７天，一年工作３６５天。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阿位法特对我说，“我连想都没想过要休
一、两天假。
”他每天睡眠时间平均不超过５小时，有时还要少。
当条件许可时，他宁肯分两段时间睡觉：一段是在早上大约４时至７时之间；另一段在下午４时至６时之间。
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会议经常在晚上９时或１０时开始，几乎总要到拂晓才结束。
下午这一觉可以说明，为什么阿拉法特经常在午夜显得特别精神。
在我的印象中，那是他思维和反应最好的时候。
当我为写此书完成初步调查时，显然，有关阿拉法特个人及其私生活的有用的资料，只需一张邮票的背面就够写了。
出于好玩，我真的写在邮票反面。
我写的是：“阿拉法恃：不吸烟，不喝酒，单身汉。
非常富有感情。
惊人的坚韧性。
”就是这些。
他把自己包在秘密之中，甚至他的出生地究竟在哪个国家（更不用说哪个城市或村镇），也成为需要考察的事。
我从阿拉法特本人身上发现，把他描绘成不吸烟者，并不完全确切。
“我从来没有为消遣而抽过一支纸烟或一斗烟丝，”他告诉我，“但在过去，作为我的伪装的一个部分，我曾吸过纸烟和烟斗。
现在我把自己看成半吸烟者因为当我们开会时，我被不断吸烟的同志们所包围。
”当阿布·伊亚德告诉我他每天要抽五六包纸烟的时候，我对阿拉法特所讲的就更能理解了。
在所有曾一度统治中东舞台的领导人中，果尔达·梅厄是最著名的不喝酒的人。
当她问“你要喝点什么”时，她就给你送上了茶、咖啡或水，如果你运气好，水里还加上苏打。
阿拉法特本人选择的饮料甚至比梅厄更局限。
他只喝茶和水。
据他的朋友们说，阿拉法特只在他心须时才喝水，经常是在有助于食物消化时喝水；而他饮茶则是在他高兴的时候。
哈拉德·哈桑说：“我们的主席不是一位社交的喝茶者！”可是，茶，确切他说，他在茶里加的东西，是阿拉法特生活中一件小小的奢侈品。
他喝茶时要加蜂蜜，当我们一起在萨那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时，他书桌上唯一的东西是一瓶蜂蜜。
我得到一个印象，即蜂蜜对阿拉法特就像豆形胶质软糖对罗纳德·里根一样重要。
正如其他报告人和作者所发现的那样，阿拉法特极不情愿谈他的私生活。
我决定利用我们单独在萨那的好机会——只有一只蜂蜜瓶在我们之间，跟他谈谈。
“有一次在科威特你将要举行婚礼了，真有其事吗？”我问他。
“有过这事。
”“你那时真的想要结婚吗？”“是的。
”“你曾热恋过？”略等片刻，我以为他会突然发作，以他的方式要我走开。
可是没有爆发。
他非常安静，说了一句“你是在逼我。
”“我知道，”我说，“如果我要像我需要的那样来了解你，那么，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
”阿拉法特目光凝视着遥远的过去，然后终于转向了我。
脸上的表情变了。
眼里含着泪水。
“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曾爱过。
对我来说，决定不结 婚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痛苦。
”“你的同事告诉我，你决定独身，不要有自己的孩子，这是你为事业作 出的最大的牺牲。
”“是这样。
”“你为什么作出这么巨大的个人牺牲？”“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也非常想有一位妻子和孩子。
但是，我知道， 我将面临长期的斗争。
我认为，要求任何一位妇女跟我长期共处患准之中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我认为，我是为我所有的人民，为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而作出自我牺牲的。
” “请你谈谈那位曾经要跟你结婚的妇女的情况——她真的理解吗？”“是的，她十分理解。
”阿拉法特出乎意料地改变了语调。
伤感的表情变成了调皮的微笑。
“你知道我曾有过一次婚姻吗？”他说。
“那是在１９６７年战争之后，我正在约旦河西岸战斗。
以色列人来到这里，我和我们的人被包围了。
他们给我设了圈套，许多圈套。
那些日子，我们的保卫工作还不太好。
怎么办呢？怎么逃出去？跟我在一起的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妻子。
她扮作我的夫人。
我们的另一位朋友有一个婴儿，于是我们又带上孩子。
我抱着孩子，伪装成一个幸福家庭中的丈夫，带着妻儿，通过了以色列的封锁线。
我们是多么愉快啊——拉着手，欢笑着。
当然，我的外貌也乔装打扮了一番。
或许这也是我过去曾经抽过烟的日子中的一次。
”大约就在那时，阿拉法特曾经再次闪现过结婚的念头。
根据大家所说，他同情一个名叫纳蒂娅的妇女。
事情是这样的，纳蒂娅的好朋友曾问她，亚西尔是否提出过。
她答称没有，她也不希望这样做。
由于纳蒂娅已结婚，关系就变得很复杂。
虽然，她的婚姻并不如意，她和丈夫分居。
然而仍然存在问题。
她丈夫死了。
当时他正从一个建筑工地走过，一袋水泥掉在他头上。
多数人说，这是一次事故。
也有些人猜测不是。
阿拉法特总是否认，他力图掩蔽的内心巨大痛苦是由于他没有妻子和自己的家庭所引起。
可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们认为，他身处孩子们中的欢乐心情，告诉人们另一层含义。
最了解阿拉法特的妇女大概要算乌姆·杰哈德了。
她是阿拉法特的副司令阿布·杰哈德漂亮而富有活力的妻子。
乌姆·杰哈德跟大家说，阿拉法特特别喜欢儿童，“孩子们对阿拉法特有磁铁一般的吸引力。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世界各地的代表与阿拉法特会见时，议程中的第一项常常总是关于他们的孩子。
查希迪·泰尔齐是巴解组织驻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代表，他代表他的大多数同事们就这个问题谈了这样的看法。
“事情几乎就像审问一样。
阿拉法特要知道有关我孩子的所有情况。
他们在哪儿？在哪个学校上学？几年级？他们取得哪些进步？等等。
有一次，我从纽约到贝鲁特，当时我们正处于很大的危机当中。
阿拉法特跟往常一样，先询问我孩子的情况。
我说：‘真主啊，阿布·阿玛尔，我是来到这儿商讨重要政治问题的，而你所要知道的是我的孩子们在做做什么！’阿拉法持回答：‘不，不，你错了。
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生命。
他们的重要性并不次于我们的政治。
’”从乌姆·杰哈德讲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故事可以表明，阿拉法特要求自己的孩子从小就能注意遵守严格纪律。
１９６６年，在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杀害阿拉法特和控制法塔赫前夕，他和杰哈德一家在大马士革住在一起。
住宅的
三 楼当时几乎就是法塔赫的行动总部。
乌姆·杰哈德说：“一天，我们的儿子杰哈德不见了。
他一直没有回家， 我们都震惊了。
有些人担心他被以色列特务绑架了。
阿布·阿玛尔跑下楼，带了几个人跟他一起。
他们坐上汽车去寻找杰哈德。
阿布·阿蚂尔终于找到了他。
他非常生杰哈德的气，对他说：‘你父亲不会打你——可是，我要处罚你。
我要打你。
’接着他就这样做了。
” 阿拉法特的一些终生挚友仍然强烈要求他结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说：“他需要有妻于的照顾。
我们知道这点，他也懂得……可是，他说，现在太迟了。
”趋势是阿拉法特将长期是个单身汉。
但是，如果他能把斗争限于政治范畴，并幸存下来，他也许还会娶一位夫人。
或者他的少数朋友是这样想的。
在宗教信仰方面，当然，阿拉法特是一位穆斯林。
但他不是狂热者。
关于这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虚构故事之
一，是他曾经是狂热的穆斯林兄弟会的一名成员。
穆斯林兄弟会２０年代源于埃及。
它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第一次在当代的表现形式。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１９７９年在伊朗推翻了国王统治，取得了政权。
以色列国１９４８年建立后，有些后来成为阿拉法特高级同事的人确曾在一个时候参加过兄弟会。
阿拉法特没有参加，虽然他曾利用过它。
那是在萨那，我亲眼看到在宗教事务方面阿拉法特实用主义的一次有趣的体现。
在离开这个古老国家首都大约１５英里的地方，有法塔赫的基地，阿拉法特打算在那儿向他的战士们介绍一下他跟阿萨德摊牌的最新发展。
阿拉法特原打算在中午时分在战士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但是，就在他将要发表演说之前，营地遭到雷电和骤雨袭击。
集会推迟了。
大约４小时后，在天气变好的时候，阿拉法特下令集合部队。
他开始讲话不到儿秒钟，穆斯林下午祈祷的时间就开始了。
清真寺里毛拉呼唤的录音通过扩音器向外传播，震耳欲聋。
起初，阿拉法特还试图同他竞赛。
当毛拉暂停讲话呼吸时，阿拉法特开了一个玩笑，说真主同他达成协议了。
但是，双方的竞赛太激烈了。
集合的军队对两者的声音都听不清，不知哪个是阿拉法特的，哪个是毛拉的。
阿拉法特跟一位高级官员耳语了几句。
此人匆匆离去。
几秒钞后，毛拉的呼唤声中途被切断了。
阿拉法特继续他的演说。
穆斯林被要求每日进行５次祈祷，对于阿拉法特以及其他许多繁忙的、现代化的具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这一义务十分不便。
他对这一问题同样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
乌姆·杰哈德说：“他总是在早上祈祷，而且常常把一天５次祈祷集中在１次进行。
” 一些比较生疏和偶尔接触阿拉法特的观察家们，认为阿拉法特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
他们这样看是可以原谅的。
其实并非如此。
阿拉法特对什么是玩笑的理解很单纯，几乎像孩子一样。
他也会大笑。
在私下交谈中，他喜欢的玩笑诸如把利比亚的卡扎菲中校描绘成蠢人。
近几年来，只要时间允许，阿拉法特成了一个醉心于观看电视卡通片的人，如《疯狂的曲调》之类。
他的一位受过学院教育最多的同事，有一次在突尼斯跟他开玩笑说，看卡通片是孩子的事，对巴解组织的主席来说是不太合适的，阿拉法特半开玩笑地回答，他喋喋不休地举出了世界上六七个知名的精神病学者的姓名。
他说：“你应该读读他们的著作。
他们都说，看卡通片是生活在紧张状态中的人们可能的最好休息方式。
他们说的是对的。
你应该试试！” 阿拉法特的领导作风清新、率直，其特征是诚实而又十分富有人性。
他 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如同是多情的父辈和亲爱的兄弟。
他是在这一基础上，来表现他自己作为领袖的为人和领导及处理巴解组织的内部事务。
正因在这一基础上，他的领导作风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所接受。
他和其他许多以封建领主方式统治阿拉伯国家的国王和总统不一样，阿拉法特既不拥有宫廷，也不喜欢头衔。
人们称呼他阿拉法特主席，他并不反对，但他更喜欢叫他的化名阿布·阿玛尔（阿玛尔的阿文意思是“建设”）。
在阿拉法特的同事们当中，不论是比他年长的还是年幼的，经常称他为“老人”。
不言而喻，阿拉法特受到法塔赫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机构中许多同事们的爱戴。
我必须强调，我说的是阿拉法特这个人，而不是政治家阿拉法特。
我的另一个印象是，阿拉法特也受到许多其他知道他的巴勒斯坦人的爱戴。
阿布·杰哈德同阿拉法特一起，是后来变成法塔赫组织的地下运动的共同创建人。
对了解真正的阿拉法特来说，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
他说：“阿拉法特的奥秘就在于他和我们的情感融化在一起，阿拉法特不只是一个政治象征。
我们知道并感觉到，他跟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的恐惧、梦境和苦难之中。
当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遭受苦难时，阿拉法特也感到痛苦。
当我们之中的一位战士被杀害，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被凌割。
当我们的一个孩子死去，即使是自然死亡，就像阿拉法特的一小部分死去。
这是真正的阿拉法特。
他不仅是我们的领袖。
作为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大家，我们感情的全部，我们力量的全部，我们弱点的全部，我们矛盾的全部。
……你理解吗？” 查希迪·泰尔齐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巴勒斯坦人为阿拉法特的高尚入品所倾倒。
“１９８２年夏天，我的妻子在纽约住院。
她得了癌症，接受放射治疗。
那时以色列把贝鲁特变成了人间地狱并企图杀害阿拉法特，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会向领导谈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我在纽约的一个同事向领导反映了。
接着发生的事是，我接到了阿拉法特的电话。
他对我没有把个人的困难告诉他很生气。
他这样说：‘我的真主，你不认为你应该把你和你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吗？’我说，‘啊，阿布·阿玛尔，我在这儿，你在那儿……。
’他打断了我的话。
‘你必须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我任何时候都可以见你。
’我再次跟他说，这是我的个人问题，当你有那么多问题需要处理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权利打扰你。
他不再生气了。
可是他说：‘你错了。
你的妻子是我们的姐妹，你应该告诉我。
’然后，他让我把所有的详情都告诉他。
并且问我他能帮我做点什么。
随后，他坚持要我把妻子的病情经常告诉他。
阿拉法特的和蔼、仁慈，简直使人难以置信。
” 对阿拉法特的一个批评是“他要包揽一切”。
这一批评得到他所有同事的赞同。
如果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的这些做法会被看成干预，令人不满。
可是在阿拉法特，情况不是这样。
哈拉德·哈桑说：“阿拉法特的问题——或者我应该说我们和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事业的人。
阿拉法特和我们一样是一位普通的人。
这意味着什么？他有身体、头脑、心脏和灵魂；他有活力、情感和巨大的爱。
他把所有这些东西百分之百地都献给了事业。
也许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因为他是一个单身汉。
但是，这是现实。
你可以说，事业是他的妻子和情人。
他全身心地献身于这位妻子和这位情人。
他这种献身精神感染着你去跟随他。
在这方面，我们没 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
我们赶不上他。
我相信，如果阿拉法特不是自己包揽一切，那么生活对他和对我们都会更轻松些。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人，你就会理解这个问题。
” 对阿拉法特高尚人品的承认，不只来自他天然的政治盟友。
１９６７年以来，有影响的人物乔治·哈巴什曾是阿拉法特内部最坚决、最激进的政敌。
今天哈巴什被广泛地认为是巴勒斯坦左翼政治力量中有知识的人才，正如哈拉德·哈桑被认为是右翼力量中的能人一样。
然而谈到阿拉法特本人的时候，哈巴什讲的跟哈拉德·哈桑一样。
“在某些方面，阿拉法特像孩子一般纯真。
他哭泣，而我们真实感到他是如此动情，如此关切和如此忠诚。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我们一方，我们同他有许多政见分歧。
我们常常认为他是一个讲究策略而不讲究战略的人——而这正是他的最大弱点之
一。
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热爱他呢？” 哈巴什也同意哈拉德·哈桑的看法，即阿拉法特最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献身于事业的人”。
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他将永远不会允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傀儡。
关于阿拉法特决心维护巴勒斯坦自己决定问题的独立性，哈拉德曾这样说：“１９７５年萨达特对我讲，他担心阿拉法特会把自己出卖给叙利亚。
这时我跟萨达特关系很密切，我对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你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我记得我还对萨达特讲了这样一段话：‘阿拉法特本性是一位不可能把自己出卖给任何人的人，如果他照镜子，如果他认为镜子里的人将控制他，他会把镜子打碎。
此人是不会受任何人控制的。
’” 现在暂且把他著名的、令人敬畏的性格搁置一边。
阿拉法特人品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待人总是那么谦恭有礼。
当你在阿拉法特也在场的任何一个地方作客时，即使他当时处境极其艰难，他也从不如此忙碌或如此介入之深以致他找不到时间来确使你的需要得到注意。
如果你跟他的工作人员发生了问题，他会来解决。
在餐桌上，阿拉法特亲自张岁。
他本人关心你的盘子里和酒杯里总要是丰盛的和满满的。
当他跟自己人在一起时，阿拉法特最不讲究形式和礼仪。
但是，当他和他的同事一起会晤国家元首和政府及国际机构代表时，情况就迥然不同。
在这些场合，无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阿拉法特是一个热衷于遵循礼仪和外交礼节的人。
在萨那的一个晚上，我同巴解组织主席及巴解组织军事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聊天。
多数人穿着宽松的敞领衬衫。
只有阿拉法特穿着橄榄绿的军服，看着大家。
他的军帽放在书桌上蜂蜜瓶的旁边。
这时有敲门声，门从外面打开，主席通讯官的头和双肩探进屋来，他报告说，同沙特阿拉伯的无线电联络业已接通，请求阿位法特准备与法赫德国王通话。
阿拉法特点点头，然后按照一套详尽程序检查自己的仪容。
他起立并整理自己军服。
我印象里，他把两条裤缝叠得笔直。
他的上衣袖口一定要恰到好处，然后戴上他的军帽，并用了一点时间整理它。
我和他的一些同事跟他开玩笑，他毫不在意，专心整装。
可是，他仍不满意，继续用他的手掸去他肩上假想的落发。
所有这些，就是为了同法赫德国王通过无线电进行一次谈话。
除了阿拉法特，任何人也不在意这位主席在无线电话器前穿的衣服和裤子。
可是，阿拉法特就很认真。
沙特阿拉伯国王应该按照扎宾要求受到尊重——不论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阿拉法特仍然在科威特当建筑和承包工程师的话，他现在将成为一个大富翁。
哈拉德·哈桑说：“也许是一个拥有数百万家产的富翁。
”但是，阿拉法特除了花点钱买他喜欢的快车外，他把在科威特挣得的钱全部花在创建解放运动上。
在地下年代，他的多数同事的收入不是维持家用，阿拉法特承担了诸如印刷、出版、出国旅行等项开支费用。
哈拉德·哈桑说：“最后，他把他拥有的每一便士都用于革命事业。
当要求他把全部时间用于革命斗争时，他没有同他的伙伴清算帐目就离开了他的企业，为此他损失了一大笔钱。
” 有一种意见说阿拉法特是腐败的，因而引起巴解组织内部左右两派的蔑视。
哈拉德·哈桑的看法是：“阿拉法特是一个非常清白的人。
当你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对此你不会有一秒钟的怀疑。
”乔治·哈巴什很坚定地说：“关于我们正谈论的话题，依我看，阿拉法特是廉洁的。
” 由于他完全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和他清白的声誉，自从１９６９年他担任巴解组织主席以来，他的绝大多数同事要求阿拉法特来负责巴解组织的财政。
虽然只有少数人在公开场合随便议论，把他们知道的看作真的。
而生活和工作在自己国家的多数阿拉伯记者，则是被他们目睹的到处贪污、腐化所强烈吸引。
在私人谈话中，最了解情况、最坦率批评阿拉伯国家腐败的是埃及的洛特费克·胡利。
他７次被纳赛尔政权监禁，但仍然赞佩纳赛尔。
我问胡利，他如何比较阿拉法特和纳赛尔？他回答说： “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考虑，纳赛尔有一个家，有家庭，他享受作为总统的物质上的特权，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清白的人。
要是仅指这些的话，他在阿拉伯领导人中是罕有的。
但是，即使跟纳赛尔相比，阿拉法特也称得上是一位圣人。
阿拉法特一无所有，只有他的事业。
我认为，阿拉法特有一种我们当代阿拉伯人从未见过的生理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勇气。
我深信，阿拉伯世界，甚至你们的世界，将会及时承认这一真理。
……但是，也许直到太迟的时候才能这样。
” 在阿拉法特的许多显明的品格中成为话柄的是他可怕的脾气。
当他真正欢乐时，他的面孔似乎缩短了。
他半眯着眼睛，皱起鼻子，咧着嘴放声大笑。
当他发怒的时候，他的脸鼓得像一只充了气的气球。
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警告，是他的许多同事所形容的在他那凸起的双眼里出现“闪光”。
据泰尔齐说：“这就像暴风前的闪电一样。
”那些最了解阿拉法特的人可以较早地察觉他即将发怒的征兆。
乌姆·杰哈德说：“你可以从他的所有活动中确定地说出来。
他的发怒是一种能量的散发，支配他的全身——他的双手，他的双腿，每一件东西。
” 就我听到的关于阿拉法特的性情，我得到的印象是，他的脾气发作时，足以使一个陌生人相信巴解组织主席是一位暴君。
他叫喊，他咒骂，用他的食指在空中挥舞。
他的一位同事说：“这不是歇斯底里。
阿拉法特从不歇斯底里。
当他发怒时，从他身上发出的是单纯的、赤裸裸的怒气。
这些怒气来自心底深处，就像钻井钻头第一下打在油和煤气的混合物上。
” 在一次庆典场合，阿拉法特办公室主任以辞职来抗议这位上司发脾气。
朋友们引用他的话说：“我不能再忍受这种呼喊了。
仅仅为必须听取这种呼喊，我已经被搞得精疲力竭。
两个星期后，主席要我回来。
他向我允诺将努力不这么大声叫嚷。
我知道他会努力去做——但是，我也知道，他会失败。
我回来了，我在这儿……仍旧对这种叫喊厌倦。
我认为它并非必要。
” 也许由于他们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听得见阿拉法特声音的地方度过，他的许多高级同事们比他的高级工作人员更宽厚些。
哈拉德·哈桑说：“首先，人都有他自己的秉性。
他的脾气暴躁是他性格的另一方面，不是我们所能改变的。
他能够改变它，或者说，他应该改变。
可是，我们不能。
况且，这也非易事。
当你像阿拉法特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事业，你需要有发泄感情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个安全阀，我很少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但是，我毕竟有我的家庭，我的书籍，我的著作。
阿布·杰哈德、阿布·伊亚德及其他人——他们也有妻子儿女。
对我们来说，家庭是安慰的源泉。
必要时我可以把自己遇到的挫折向妻儿倾诉。
这很正常。
这就是生活。
这就是发生的情况，阿拉法特的问题是，为了我们事业的原因，他放弃了自己的正常生活。
不要低估他所作出的牺牲。
作为一个人，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 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阿拉法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哈拉德思考着。
他说：“我看是，作为局外人可能这样看。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告诉你，实情是阿拉法特有时表现出极大的自我控制能力。
这种能力，超过我们其余的人控制力的总和。
正是在这些场合，我对他更加钦佩。
” 显然，不管怎么样，阿拉法特发怒决不是一时冲动，或者当时他认为是挑衅而引起。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塔赫人士说，阿拉法特有时把发脾气作为威胁别人的武器。
我不如道阿拉法特的暴躁脾气是不是一条关于他性格中阴暗面的线索。
我告诉自己，假如阿拉法特品格中有邪恶、报复的一面，我需要取得一些真正的确实存在的线索。
而这可以通过了解当巴勒斯坦叛徒的叛变行为被发现时，他是如何对这些人执行纪律和进行惩罚的。
在过去的年代里，以色列、阿拉伯、西方和苏联情报机构招募了几百名巴勒斯坦人为他们服务，充当他们的情报员和间谍。
在以色列情报机构中的还搞暗杀。
这些人渗透和潜伏在法塔赫和巴解组织机构的各个层次中，已不是什么秘密。
由莫萨德控制的巴勒斯坦叛徒、特务的最成功之处是，他们的职务使他们得以容易地杀害阿拉法特及其他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只要他们不在最后时刻被破获或自首。
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宪章，没有主席签署的书面命令，不得处决巴勒斯坦人。
阿布·伊亚德是负责同巴解组织法律部门磋商、准备判决命令并呈交阿拉法特批准的人。
我请他告诉我， 自从１９６７年以来，他向阿拉法特报送了多少这类要求签署的命令。
阿布·伊亚德是１９６７年被委任为法塔赫安全事务负责人的。
阿布·伊亚德的回答是：“准确数字我无可奉告，因为我确实忘了。
如果我按记载来回答你的问题，可以说，很多。
” 我的下一个问题很明确，“阿拉法特实际签署过多少判决的命令？”阿布·伊亚德毫不迟疑地回答，“３个或４个。
”“３个或４个？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阿布·伊亚德是这样解释“或”这个字的。
直至１９８３年年底这段期间，阿拉法特签署过４个死刑判决书，但只处决了３个巴勒斯坦人。
被判处死刑的一个突出人物是阿布·尼达尔。
他的法塔赫分裂集团，暗杀了３０名或者更多的支持或参与同犹太人对话的阿拉法特的同事。
尼达尔受到缺席审判并被判死刑。
但是，由于他至少受到两个阿拉伯国家外交和情报机构的保护，阿布·伊亚德的人迄今尚未把他列为执行枪决的目标。
在同一次谈话中，阿布·伊亚德主动提供了以下情况。
“如果你想知道 我真实的想法，……阿拉法特的弱点是他拒绝处决叛逆者。
而这正是我们内部出现这么多麻烦的主要原因。
”主席的许多法塔赫的亲密同事都有相同的看法。
为了强调他对此事的看法和他受到的挫折，阿布·伊亚德告诉我，１９８２年轰炸贝鲁特时，沙龙将军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干掉阿拉法特。
大约７０个以色列特务，其中很多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装备着最新式的跟香烟盒差不多大小的发报讥。
他们的任务是监视、跟踪并报告阿拉法特的行动。
然后，以色列空军配合他们出击。
幸亏阿布·伊亚德的情报人员发现了以色列的间谍网。
在１名特务自首后，另外２７名特务被捕获。
阿布·伊亚德最可信赖的助手之一结束了这个故事：“阿布·伊亚德对阿拉法特反对处决叛徒极其厌烦，以致这次他没有寻求阿拉法特的批准。
我们获得了供词。
阿布·伊亚德指示我们把这些人带走并枪决。
我们执行了。
” 阿布·伊亚德补充说：“我并不是抱怨，因为阿拉法特是一位善良的人。
这也是他伟大力量之所在。
我只是怪他在某些情况下，好得过分了。
” 在领导层中有一位居稍次要地位的人，名叫哈米德·呵布·西塔，阿拉法特称他为“我的老师”。
阿布·西塔是巴解组织执委会中的独立人士。
他住在约旦首都安曼；在执委会中他负责处理被占领土西岸和加沙巴勒斯坦人的日常政治事务。
在我同他谈话中，我提到了阿拉法特不愿处决叛徒的事。
阿布·西塔证实，他及巴解组织的地区官员曾多次要求对叛徒实施处决。
“但是，阿拉法特从未签字，”他说。
“主席经常提出一些其他解决办法。
有时他要求我们把这人关起来。
有时他把这人调到很远的地方，使他无法捣乱。
阿拉法特从未允许我们开执行处决的先例。
告诉你实情吧，阿拉法特憎恨流血。
” “有一次我真的跟阿拉法特生气了。
我说，‘你看，在我们的队伍里有许多以色列特务，我们应该抓几个典型事例，把罪大恶极的人处决。
阿拉法特对我说了以下一段话：‘真的，你应该懂得，这不是我处理事情的方法，我已经多次向你阐述过我的理由。
再说，这个人有儿子和亲戚。
他的三位亲属跟我一起工作。
如果我们杀了他，他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儿子将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不能签署这个文件。
’” 在阿拉法特签署过的４个人的处决命令中，除其中一个搁置未办的处决阿布·尼达尔的命令以外，两个是涉及向以色列特务提供地图和情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出卖行为使以色列军队得以找到并袭击了巴解组织的基地，杀害了大量平民。
另一个是以色列的最有成绩的特务，一名巴勒斯坦花花公子。
他用一个伪装成发刷的无线电发报机汇报阿拉法特的行动，并险些用有毒的大米杀害了主席。
一位上了年纪的天主教神父伊卜拉欣·伊亚德，是主席在个人危难时给予信任的人。
据他说，当这个几乎要暗杀掉阿拉法特的特务被处决时，阿拉法特“像孩子般哭了”。
“就在这一天，阿拉法特指示要确使此人家庭得到照顾。
” 可以这样说，如果阿拉法特利用法塔赫的军事力量，对巴解组织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集团以及法塔赫组织内部的激进分子，强制执行纪律，那么，巴勒斯坦人民可以少受许多灾难。
阿拉法特的许多同事支持这一论点，包括哈拉德·哈桑，他们曾对主席向巴勒斯坦人民提出妥协主张这一危险行为给予全力支持。
但是，正如阿拉法特后来所阐明的，他有充分理由坚持不用武力解决巴解内部问题。
阿拉法特曾经不止一次地进行干预并挽救了一些政敌的生命，否则他们将被他的支持者处死。
有一个人多亏阿拉法特救了他的命，此人即艾哈迈德·贾布利勒。
他是巴解组织内部一个很小派别的领导人，多年来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公众支持。
当叙利亚和利比亚１９８３年指示他参与叛乱行动以反对阿拉法特时，贾布利勒成了国际宣传工具注意的中心。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当贾布利勒参加巴勒斯坦地下组织时，他就是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的代理人。
从那时以来，他就忠实效命，干了许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的事。
在１９６６年，他是为叙利亚第一次企图攫取对法塔赫控制权的头面人物。
贾布利勒的打算是想在阿拉法特被暗害后，由他掌握领导权。
从首次反阿拉法特的政变失败时起，叙利亚决心要阿拉法特屈从于他们的意志；而贾布利勒，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他总是愿意为他们效劳去干这肮脏勾当。
１９７４年以后，贾布利勒依然充当叙利亚的代理人。
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巴解组织内部破坏阿拉法特的政治行动。
当他的政治图谋失败后，他就组织袭击以色列的恐怖活动。
目的是给阿拉法特以及正在与以色列进行政治协商解决阿以问题的同事们找麻烦，并使他们失去信誉。
以色列的政界和军界领导人完全了解这一计划，但是，这正适应他们把巴解组织看作并描绘成一个僵硬、顽固组织的需要。
从而他们可以借此指责阿拉法特，并且证明，他们拒绝通过外交途径来研究阿拉法特协商解决的主张是有理的。
１９７６年贾布利勒被法塔赫军事机构捕获，他们要杀掉他。
阿拉法特派他的几个贴身警卫去营救他，并护送他到大马士革以保证安全。
第二次是贾布利勒遭到他自己组织内部的一个阴谋集团谋害。
在他的同伙们的围困和陷井中，他的生命两次处于危险之中。
这次仍然是阿拉法特派他自己的警卫营救了贾布利勒。
他们还给他一些钱，以使他逃离黎巴嫩。
哈尼·哈桑是法塔赫的执委之
一。
他引用阿拉法特对待贾布利勒的故事，来证明阿拉法特不是一个志在报复的人。
哈尼补充说：“按照阿拉伯的传统，如果亲兄弟是个叛徒，就可以杀掉他。
可这不是阿拉法特的作法。
他甚至不会花几秒钟的时间想象把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杀掉。
他的性格不允许他这样做。
” 哈马蒂·埃希德向我评介说，“巴勒斯坦事业总是需要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作领袖。
毫无疑问，巴解组织主席就是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
当他发怒的时候，他可以转而为微笑或流泪。
一些十分了解他的观察家们根据他这种天才的表演，把他称之为“计算机”。
哈马蒂·埃希德越说越远，他说：“阿拉法特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方便的计算机，任何东西都不如他的反应更为真实。
他自编程序。
只要他一触按钮就立即对任何事件和情况作出反应。
”阿拉法特肯定要以一个计算机的速度和准确性进行他的选择，但是机器不能接替人。
１９８３年２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贾布利勒发言把阿拉法特及其政策骂得一钱不值。
就在这个会上， 阿拉法特作了一次最生动的表演。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是巴勒斯坦的流亡议会。
它是巴勒斯坦最高决策讥构，巴解组织是向其负责的。
出席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代表了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公众。
阿拉法特的目的，是劝说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不把里根计划拒之门外，寄希望这一计划能有所改进。
至少他要求最后决议不要全部拒绝里根计划。
大家知道，全部拒绝里根计划将带来困难，或者会使阿拉法特继续寻求政治协商解决成为不可能。
真有一触即发之势。
贾布利勒正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工作着。
按照在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情报机构中上级的手谕，并受到卡扎菲３４００万美元的资助，贾布利勒力图分裂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和巴解组织。
那时除阿拉法特及其少数最亲密的同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在会场中心贾布利勒的私人房间里，有一位十分特殊的客人——利比亚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官员。
他每天，有时是每时，同卡扎菲保持着联系。
贾布利勒在会上发言，粗暴地攻击阿拉法特及其政治主张和协商政策。
在其他方面，他要求彻底拒绝里根计划；结束同候赛因国王的对话，影射打倒候赛因；永久停止同犹太人的一切接触。
贾布利勒继续发表他冗长的攻击，在大庭广众和辩论激烈的会议厅里，许多人都在想阿拉法特将作何反应。
每当一个发言者离开讲坛时，阿拉法特总要半跨台阶去拥抱他或她，阿拉法特将如何对待贾布利勒呢？ 阿拉法特采取各种姿态来表达他对别人的尊敬和赞赏。
通常他采用阿拉伯传统方式表示他的欢迎和尊重——粗略地吻一下面颊和紧紧拥抱。
假如你是一位好朋友，或者他要使你感到他把你当作好朋友，他会拉住你伸出来的手，轻微地扭转，使握手的两个姆指形成一个象征胜利的“Ｖ”字。
要是你真正是他所钦佩和敬重的朋友，或者是他所需要的朋友，他会让他的手和你的手一起。
举过他的头。
在确切判断贾布利勒已经结束他的讲话后，阿拉法特从他的座椅上站起来，急忙跨上台阶去迎接刚从讲坛上下来的贾布利勒。
当他们互相贴近时，阿拉法特拥抱贾布利勒，在他面颊上亲吻三次，然后转过身来，把他们握成“ｖ”字形的手展示给大家。
当他意识到观众是在同情他时，阿拉法特举起他双手和贾布利勒的一只手。
会场上爆发出一阵掌声。
无庸置言，这位“老兄”显示了他是首领。
贾布利勒将不会受到更多羞辱，他只好强作微笑。
阿拉法特的伟大力量之
一，在于他在被压倒和被排斥之后，奋起斗争的才能和意志。
这种伟大力量，显然是他永不减退的乐观主义的产物。
同这种力量同出一源的是，阿拉法特有把别人从沮丧和失望中解脱出来的才能。
伊卜拉欣·伊亚德神父过去在危机时刻曾给阿拉法特以安慰和精神鼓舞。
他在主席被叙利亚驱逐后几天来到突尼斯。
当时即使是他，也为对前途失去信心所困扰。
伊亚德神父对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并且是一位神父，但是，即使是我，在情况变得十分清楚，即阿萨德显然已下决心只要他可能，就要毁灭我们时，在那些日子里，我也失去了希望。
后来我和阿拉法特相处了一些时间。
说真的，安慰他应是我的工作，但是给我以新的希望的却是阿拉法特。
那是令人惊奇的，阿拉法特如何以简朴的事物本质鼓舞起你自己的信心。
” 很多巴勒斯坦人都能讲述类似的故事。
哈拉德·哈桑有时是对作为政治家的阿拉法特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他曾这样说：“有时当我远离阿拉法特，而他又犯了一些我认为是愚蠢的错误时，我非常生气。
有时我对自己说，‘以这样一个人当我们的领袖，我们将能作些什么呢？’然后，当我同阿拉法特在一起的时候，我惊异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阿拉法特的秘密，就在于当你同他单独在一起或者同他共在一个小集体里时，感受到的他的人品的影响。
这是不可思议的。
” 西方人仅仅从宣传形象上来了解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常常说他的最大的问题是缺乏领袖人物的超人的魅力。
虽然他能在巴勒斯坦的讲台上发表感人的演说，他还没有学会如何利用宣传工具来介绍他自己及其事业。
但是，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他有自己非凡的领袖人物的特色，以及在个人基础上通过同人民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工作的魔力。
当他私下和个别人或少数人进行谈话时，当不需要他在许多不同观众前亮相的时候，当在闭门交谈的情况下，阿拉法特是处于最佳状态，最能打动人。
事实是，每当阿拉法特在公开场合开口讲话时，他不得不考虑到他的观点在２２个阿拉伯国家的每个首都，在华盛顿、莫斯科、北京以及东、西欧国家的首都，在巴解组织的竞争各方，在以色列，会被怎样解释。
这就使阿拉法特不能在充分活动范围内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公开的演说者。
他的成就是秘密的。
顺便讲讲另一个故事。
这可最好他说明阿拉法特惊人的规劝和领导能力。
他曾劝说巴勒斯坦的决策者们准备同以色列和解以换取建立巴勒斯坦小型国家，这意味着巴勒斯坦将以有效的和平来换取少于原有家园３０％的土地。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级领导人中，对阿拉法特个人的伟大品质和力量是没有异议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人们对这位主席的突出缺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这就是他所有的同事们都公认的他的“个人独断”——当他看到事态有进展可能性时，他坚持自由行动，作出个人创议。
这似乎不是出自为了贪权的原因。
正如哈尼·哈桑所说：“阿拉法特是有首创精神的人。
这是他的工作习惯和作风。
任何一个黑暗的隧道，只要他还能看到一点点光亮，他就会一直走到尽头。
当他决心要干一件事的时候，你通常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他的主意。
” 事实上，阿拉法特的个人独断问题，正是由于他的同事们从一开始就强调建立集体领导而存在的。
如果阿拉法特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集体领导的禁锢，是否会更有利于巴勒斯坦事业，我想未来的史学家们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亚西尔·阿拉法特在约２１岁时即献身于巴勒斯坦事业。
这个事业，要求巴勒斯坦人改变世界对待他们的方式，即使是他们得到较小程度的公正对待。
这个事业，有它的悠久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３０００多年以前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真实生活。
第二章事业 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可以归结为三个根本问题，谁是巴勒期坦人？他们原先的家园在哪里，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作为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国建立所引起的后果，绝大部分巴勒斯坦人——当时几乎占９０％——感到自己要从家园出走，流落到新犹大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成为不讨人喜欢的难民？ 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毫不困难地从历史事实中找到。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阿拉伯这个字是一个总称，它包括所有居住在中东，以阿拉伯语为祖国语言的人民，而不分宗教信仰。
在公元７世纪，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先知弟子影响下皈依伊斯兰教。
但是，阿拉伯人是先于伊斯兰教的人民，他们原本是异教徒，住在中东，包括巴勒斯但，为此，我们称之为人类历史的黎明。
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他们是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原始居民。
这块土地今日称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祖先，作为这块土地上最早的、真正的主人，比第一个到达这里的古代希们莱人早２０００年，甚至更早。
在犹太神话和某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中，确实给人以这样的概念，即阿拉伯人最早在７世纪，我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时来到巴勒斯坦。
这不是事实。
正如卡唐所说：“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不包括从阿拉伯半岛进入巴勒斯坦的大批阿拉伯移民，或对那个国家的任何殖民化，其实入侵者人数很少，而且都被本地居民所同化。
由于许多本地人民皈依信奉伊斯兰教，致使、（阿拉伯）基督徒的优势转化为（阿拉伯）穆斯林的优势。
”①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当犹太人开始流入巴勒斯坦时，当地犹太人的后裔总数为１２０００人。
这些当地犹太人约在公元前１２００年或者更早一些时候首次渗入巴勒斯但，以后继续留在那里，具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此外，在许多世纪的历程中又陆续返回的约有１２０００人。
这样，到１８８０年，在巴勒斯坦约有２４０００人。
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未又离开了。
当时，阿拉伯巴勒斯坦人则有近５０万。
世界历史上一些最强大的国家曾经在这个或那个时候，统治过阿拉们国家，犹太人第一次占领巴勒斯但也只是阿拉伯历史上的一段插曲，正如卡唐所说：“远古以来，巴勒斯坦人就是巴勒斯坦（现在称为以色列）的原始的、延续的居民。
”②１９１９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指派金·克兰委员会调查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声称的，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占领给予了犹太人以这块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调查是这样说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代表经常提出，基于２０００年前的一次占领，他们对巴勒斯坦拥有‘所有权’，这种自称的最初所有权简直无法给以严肃的考虑。
”③事实上，２４０００名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强烈反对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
①《巴勒斯坦和国际法：问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法律方面》第2版（朗曼集团，伦敦，1976年），第10页。
在承认以色列问题上已勒斯坦问题的法律方面，我最近的论述是引自《巴勒斯坦和国际法》。
亨利·卡 唐是巴勒斯坦人，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法理学家。
他的书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973
年第一次出版时，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②《巴勒斯坦和国际法，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法律方面》，第48页。
③《中近东的外交》，第2卷（范·诺斯特朗德，纽约，1956年），第70页。
一年后，在英国上议院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次辩论中，西登汉勋爵对以前和以后的许多观点作出反应说：“我完全同情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的愿望，但是，如果为此要使另一个民族承受巨大的非正义的对待，那么我认为这样的民族之家就不应该建立。
巴勒斯坦井非犹大人固有的家园。
它是在他们征服后占有的，而且从未没有全部人领过。
现在他们则公开索要这些。
他们对巴勒斯坦提不出比古罗马后裔对这个国家拥有的更为正当的要求。
”① 巴勒斯坦人是今天称之为以色列的国土上的最早的、合法的主人，我提出这一观点，并非建议历史的时钟能够或者应该倒退，我也不想否认２０世纪的犹太人以人类社会的名义，有要求在巴勒斯坦出现的权利，对这个国家和环境与犹太文化进行历史的联系，欧洲的犹大人得以在这里存在是几个世纪迫害的结果，而纳粹大屠杀使这种迫害达到了顶点，我的目的仅仅是提供历史的纪实。
犹太复国主义原为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运动。
它的创始者们在１９世纪末期开始争取大国的支持。
他们在１９１７年１１月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当时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
它宣称。
英国政府赞同在巴勒斯但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
英国政府愿意“尽其最大努力来协助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不言而喻的，即不做任阿事情来损害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社会所享有的公民权和宗教权利：”② 贝尔福宣言似乎包含两个承诺。
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个对巴勒斯坦人民，多年来对这些问题有过生动的辩论。
难道对犹太复同主义者的许诺与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许诺不相抵触吗？这个问题有点书生气，其实，当宣言出台时，英国就不想尊重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许诺。
英国政策的真正目的从不公开说明或向公众宣布。
但是，了解它的最好的线索，除了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在巴勒斯坦实际发生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拒绝控制犹太人移民之外，是贝尔福于ｉ９１９年８月１１日写的备忘录中所包含的内容。
他说：“在巴勒斯坦，我们并不建议去对这个国家现有居民的愿望进行任何形式的磋商……四大强国都互利于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不论其是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它根源在于久远的传统，当前的需要和将来的希望。
它比现在居住在那古老土地上的７０万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有着更加深远的含意。
”① 这里，或者说巴勒斯坦人也这样认为，是了解以色列国为什么要建立的一把钥匙。
当贝尔福讲到“将来的希望”远比巴勒斯坦人的意愿和权利更重要时，他不是就谈到了那个不好开口的政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了吗？ 哈拉德·哈桑对这个问题的部分回答如下：“英国人及其他一些人认为世界是他们的，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统治和剥削。
他门对作为人民的阿拉伯人或犹太人根本个在乎。
英国人把建立犹太国的计划——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鼓劝下——看作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心脏培植一个欧洲殖民地的机会。
这样一个欧洲犹太人的殖民地，将为英国及其盟友的利益服务。
①《汉萨德的报告》，英国上议院，1922年6月21日，第121页。
②写这封信的日期是1917年11月2日。
①《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年》，第1辑，第4卷（英国文书局，伦敦）。
“英国以及其他外国战略家们，在贝尔福宣言发表的时候杭明显地看到，阿拉伯民族主义，即使在初期，也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和因素。
可以打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星星之火，到时候就会引起阿拉伯革命；一旦革命获得成功，将会诞生一些政府；这些政府将不允许英国及其他大国，为其自己利益而统治这一地区。
因而，假如阿拉伯革命成功，英国及其他大国就不能再控制阿拉伯世界的经济资源和战略财富。
我讲到的这些内容，你只要想想石油，很快就会懂得我的意思，正如你讲英文，可以证实布丁是食品一样。
许多许多年以来，你们西方人掠夺阿拉伯的石油。
你们要什么就拿什么，而偿还极少，你们自以为很聪明，其实十分愚蠢。
如果你们按照阿拉伯人的需要允许石油价格逐步提高，那么，世界油价的暴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不可收拾。
等等。
“英国人及其他欧洲人，后来还有美国人，需要有一个机构来破坏阿拉伯革命，这个机构就是犹太国。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英国及其他国家如何深信这。
一机构将为他们服务，事实上这一机构确实在为他们服务。
“仅只犹太国的存在及其所表现的非正义性，对阿拉伯国家就是一个极大的骚扰，在如何对待犹太国以及它给所有阿拉伯人带来羞辱这个问题上，造成了这些国家及人民长期分裂。
……当这些国家被分裂后，他们就可以操纵并使阿拉伯国家之间相互争斗，这是传统的分而治之的手法，这就是那些支持建立犹太国的人如意算盘。
“他们的另一个打算是，在如何对待犹太国及因此而产生的阿拉伯国家内部仆裂问题上，将大量消耗掉阿拉伯世界的智力、政治和经济能力。
由此引起的后果是，阿拉伯国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实现他们的发展潜力。
阿拉伯国家停留在落后和不发达的时间越长，外国列强耍弄分而治之的诡计就越容易，在如何对待以色列问题上造成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太大，以致不能形成侄何具有重要意义的阿拉伯团结。
如果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能够被阻止，那么，大国对中东政治、经济的控制就不会受到实质性挑战。
阿拉伯国家不是肉由地作出自己决定，而是发现自己变成越米越多地要依附大国的亲善意图。
因为大国能够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发展，因而他们也就能够决定在其需要时把它变为他们的商品和服务市场。
……你开始看到问题的整个轮廓了吗？ “如果你从客观的立场来审视一下全部有效的证据，你会发现这一阴谋不仅是针对巴勒斯坦的——虽然我们巴勒斯坦人成了牺牲品。
这一阴谋是反对整个地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说我们的斗争不应在巴勒斯坦开始——巴勒斯坦则是斗争必须在那儿结束的唯一地方，我们的斗争应该在西方世界各国的首都开始，在莫斯科开始，……在那些帮助建立犹太国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而牺牲阿拉伯人民的国家的首都开始。
” 就实质和事态细节而言，已勒斯坦人分析以色列国被建立起来的原因是正确的，在正式文件以及公开发表的一些在巴勒斯人问题上起主要角色作用的人的日记和传记中，证据纷陈，其所有论点都是为了得出同样的结论。
巴斯坦人试图发动一场全面反抗英国的起义，主要是恩使英国停止犹太移民。
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期间举行的巴勒斯但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到１９３８年秋，英国约有２万军队驻扎在这个国家。
英国实际上是要重新征服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不仅在战斗中失刊，也损失了他们的领导人，有两三百人被监禁。
许多人被放逐，另一些人被英国情报机构杀害。
英国情报机构利用巴 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对立各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作为他们的掩护。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已中止存在，二次大战后，英国确曾允许巴勒斯坦一些政治流亡者回到他们的家园，但很清楚，他们中的多数仍然受到监视，不能自由组织起来。
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以前，大概有２万已勒斯坦上层人士，尽可能多地携带着他们能带走的财富和资产，离开了他们的故乡。
这些巴勒斯坦人为什么要逃离，按照以色列权威的对这一事件的说法，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他们仅仅是效法他们那些对斗争厌倦而离去的领袖，另一个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是接到流亡异邦的在大马士革的领导人的命令而离开的。
虽然也曾有过国外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劝告特定的巴勒斯坦公众离开家园，但是，已勒斯坦人外逃的主要原因还是对犹太恐怖主义的恐慌和惧怕。
这种恐怖活动的规模是巴勒斯坦人无法相比的。
犹太恐怖活动采取两种方式：对巴勒斯坦人的实际暴力行动；有组织的私下散布关于巴勒斯坦人的谣言、诽谤和威胁运动，犹太人称之为“心理战”。
两者的目的都十分清楚，就是要把巴勒斯坦人逐出他们的家园。
犹太恐怖主义最可怕的暴行是在名叫代尔亚辛的巴勒斯坦人的村庄犯下的，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０日，约有２６０多名巴勒斯坦男子、妇女和儿童左那里波屠杀。
有些人是被砍死的。
一位孕妇被屠刀剖开了肚子。
犹太军队采取如此野蛮的进攻，部分地是由于他们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而他们自制的斯坦枪卡壳，弹药供应不上。
这次特别的攻击，是由两个主要的犹太恐怖集团联合进行的。
一个是伊尔贡，它的总司令是梅纳赫姆·贝京。
一个是斯特恩帮，亡的领导人之一是伊扎克·沙米尔。
此人正巧后来接替贝京成为以色列总理。
客观他说，这两个人是比任何巴勒斯坦人都更有权威、更加残酷、更为成功的恐怖主义的领导人。
正在创建中的犹太国的正式地下武装叫哈加纳，代尔亚辛大屠杀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这个组织的官员描述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行动是：“纯粹以屠杀和暗害为目的的预谋”①。
哈加纳的另一官员跟斯特恩帮的司令说：“你是一头蠢猪。
”② 英国驻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名高级专员为代尔亚辛所发生的事件所激怒，他主张动用英国的武装来惩罚这一事件的责任人。
当他得知没有英国地面部队可动用时——自２月以来英国正从巴勒斯但分阶段撤军——他考虑对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基地发动空袭的可能性。
可是当时没有照明弹可用。
而且，无论如何，伦敦没有授仅进行这一攻击。
应该指出，坎宁安的发怒不只在于代尔亚辛事件的后果，在英国占领巴勒斯坦的最后几年，坎宁安和许多英国官员及人士对伦敦不允许他们强硬反对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强烈不满。
然而，英国也确曾出价悬赏过贝京的头。
在伊尔贡领导人的相片下，通缉告示上有这样的描述：“身高：１７３厘米。
体型：瘦弱，肤色：灰黄。
头发：黑色。
眼睛，棕色。
鼻子：长钩鼻，特证：带眼镜；平足：牙齿不好。
匡藉：波兰。
”有意思的是，许多犹太官方领导人希望贝京死去，因为他太极端了。
而阿拉 ①柯林·利冈在载于1977年11月13日《观察家》上《贝京传略》中的引语。
②在阿里·柯林斯和多米足克·拉皮埃尔《啊，耶路撒冷》（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伦敦，1972年）中 的引语，第280页。
法特的情况则是，少数他昔日的同事曾盼他死，因为他太温和了。
１９３９年伦敦方面宣布，允许把巴勒斯坦变成犹太国并不是英国的政策。
在这之后，犹太恐怖分子转而采取了反对英国的报复行动。
英国这一表现的动机是多方面的。
一种打算完全是玩世不恭的。
英国不能在即将到来的与纳粹德国的战争中与阿拉伯人为敌。
另一个因素是，某些英国的大臣们开始领略到，１９１７年贝尔福宣言中提出的关于巴勒斯但政策的提议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灾难性的后果。
但为时已晚。
１９８３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位当时正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前高级官员。
他以不引用他的姓名为条件，对我谈了以下内容：“你从不会知道，我们对不允许我们与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作斗争是多么气愤。
我们几乎要反抗了。
这是有关巴勒斯坦真相的一部分，它将永远破封禁，但是我要把这些都告诉你，当我的人员波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杀害后，我们经常到身着我们的便服的人群中去搜捕谋害者。
我们常常可以了解到谁是作恶者，一旦发现，就把他们枪毙。
” 关于代尔亚辛事件及其对巴勒斯坦人的深刻含意，没有比梅纳赫姆·贝京自己听说的能够被引用来作为更好的证据了，他在后来以自豪的心情写道，“这一残酷暴行取得了好结果。
”这就是“阿拉伯的宣传工具在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军队中散布恐怖的传奇故事。
只要提到伊尔贡的士兵，他们就惊慌失措。
这一传说故事相当千６个营的以色列兵力……惊慌笼罩着以色列国的阿拉伯人。
柯罗尼亚村原先曾击退哈加纳的每一次进攻，后未，这里没有继续进行战斗，一夜之间就撤空并陷落了。
贝蒂一依卡沙也撤离了……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阿拉伯人甚至还没有和犹太军队接火就逃跑了。
所有犹太军队经过海法向前进军，就像刀切黄油一样。
阿拉伯人在惊恐中呼喊‘代尔亚辛’，开始逃命。
”① 回顾以往，每个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都不难指出，广播代尔业辛大屠杀的全部真相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这种宣传，势必庄巴勒斯但人中引起更大惊慌并加速人员外流。
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广播这个消息呢？可悲的实情是，那些决策者们担心阿拉伯军队不来援救巴勒斯但。
他们有充分理由担心，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尽管有过许诺和自夸，但当危境出现时会寻找借口袖乎旁观。
在极度痛苦之后，对于广播内容负有责任的巴勒斯坦人决定公布亚尔代辛的全部真相，希望以此震动阿拉伯世界的公众舆论，迫使这些同家采取行动。
一些以色列的宣传家们，为了缩小甚至消除代尔亚辛的重大影啊，曾经强调在大屠杀前有约三分之一的巴勒斯坦人逃离。
这话多半是真的，因为老百姓通常在战斗中都有人要逃离的。
代尔亚辛千不是巴勒斯坦人唯一遭受大屠杀的地方。
在纳斯尔·艾尔一丁，安·艾尔一宰通赫，艾尔一比纳，艾尔一巴萨和萨夫萨大，都发生了巴勒斯坦公众遭受犹太恐怖分子制造的浩劫。
以色列另一位领导人伊格尔·阿隆后来也揭露了很多关于巴勒斯坦人大批外流的主要原因。
阿隆去世时是副总理。
１９４８年他是哈加纳进攻部队帕尔马契的司令。
在他写的帕尔马契的历史著作中，包含有他如何在上加利勒进行他称之为心理战的实战内容。
他说，他急于要“净化”阿拉伯地区而又不 ①《反抗者》（纳什出版社，洛杉矾，1972年），第345～347页。
动用他自己的已经精疲力竭的军队。
“我召集了所有的犹太莫克塔尔（地方宗教首领）。
他们同各个村庄的阿拉伯人有接触。
我要求他们到处向阿拉伯人耳朵里放风，进行恐吓，说大批犹太军队已经到达，将要烧毁胡利赫地区所有村庄。
他们应当向阿拉伯人建议趁时间还来得及赶紧逃走。
”② 这一计划随即执行。
上加利勒的阿拉伯人真的逃离了。
在巴勒斯坦的其他地区，开展了同样的造谣恐吓活动，井取得了同佯的效果。
事实上，从联合国分治决议时起，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军事政策的一个特点。
因为阿拉伯人不仅在分治计划规定的阿抗怕国家领土上占绝大多数，在划归犹太人的领土上阿拉伯人也接近多数。
因而，在要建立的犹大人国家的区域内，首先必须优先考虑的就是“清除”在该地的阿拉伯人。
还有有力的证据证明，有些巴勒斯坦人是受恐吓电话和炸惮威胁而逃离自己的家庭和国土的。
这种恐吓是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拿手戏。
值得指出的是，在冲突中首先使用信件炸弹的是犹太人。
在１９４７年，英国失去对犹太人向巴勒斯但移民的控制，它不愿意，或者当时也许已不可能解决它自己造就的这一问题。
英国放弃了调停冲突的企图，它对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了远不平等的要求。
总之，英国对巴勒斯坦问题撒手不管了，请求联合国过问。
１１月２９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计划。
尽管犹太人原来只占不到１／３的人口和少于６％的土地，它却不顾事实，把这个国家５７％的土地划归犹太人。
联合国决议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我最好还是引用卡唐的话： “合法的立场在这方面是十分清楚的。
联合国是一个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组织。
它是为实现宪章所规定的特定目的而成立的。
这个组织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巴勒斯坦拥有主权或任何其他权利。
因此，联合国无权决定巴勒斯坦分治，或者把它领土的任何一个部分划归一个外国移民的宗教的少数派，以便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联合国不能把不是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
联合国的成员，不论是个别的还是集体的，都不能分离、削弱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的主权，不能任意处置他们的领土，或者以分治来破坏他们国家的领土完整。
”① 如果联合同会员中的许多较小国家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投票，那么分治计划就不会通过。
它之所以能得到通过，仅仅是由于美国得到苏联的默认，并威胁一批小国参加投票，以取得必须的多数。
而美国又受到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
对此，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詹姆斯曾写道：“我认为最令人难受的、遗憾的事实是，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制于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特别集团对政党基金的捐献。
”① 当巴勒斯坦人及其阿拉伯兄弟拒绝分治时，战争已不可避免地降临巴勒斯但。
投身这场斗争的有一名巴勒斯但学生，他就是阿拉法特。
当时他１９岁。
在英国将于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４日午夜结束其对巴勒斯坦统治之前８小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宣布独立，第二天宣布以色列国建立。
以色列人在大卫·本·古里安领导下，对阿拉伯人拒绝分治并准备战斗暗自高兴。
如果分治计划实现，犹太人至少在开始时遵照规定，只能得到巴勒斯但的５７％。
正 ②《哈·斯费尔·哈·帕尔马契》第2卷，第286页。
①《福莱斯特日记》（维京出版社，纽约，1951年〕，第345—347页。
如本·古里安自己所说，在战争中，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
自此，以色列国的边界将由武力来决定，而用不着考虑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或国际社会的意愿。
分治计划刚刚通过，巴勒斯坦人不顾武器不足，加紧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阿拉伯国家——除了有争论的埃及腐败的法鲁克国王之外，没有一个是真正想参加战斗的——直至以色列国实际建立，他们才把自己的部分兵力投入战斗。
“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正式宣称是从５月１５日开始，当时来自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部队对新以色列国发起了攻击。
直至６月１１日在联合国安排下实现第一次停战，以色列人是处在真正困难中。
尽管阿拉伯部队战斗不力，以及像阿拉法特所形容的阿拉伯国家“背信弃义”，如果埃及人向特拉维夫长驱直入，以色列人就有可能被打败。
但是，持续了３０天的第一次停战，却成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决定性转折点。
停战条款规定，不能向作战部队提供弹药或武器。
在这期间，阿拉伯国家没有从西方供应者得到一粒子弹，而以色列利用休战则获得了所有类型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代克。
其后果是，当战火再度燃起，以色列就处于主宰战争过程和结果的地位。
第一次停战后，战争成了在装备精良的６万以色列军队和装备不足的２．１５万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单方面的争夺，以色列国防军是在停战中建设起来的。
１９４９年，由于一系列停战协议而使战争最后停止时，以色列占据了分治计划所划归它的全部领土和划归巴勒斯坦的领土的一半。
另一半被约已和埃及拿去了。
巴勒斯坦不复存在了。
这是战争的一个后果。
另一后果是制造了所谓的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到１９４９年年中，约有１００万巴勒斯坦人离开了他们自己的家园，流浪到新以色列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下降到１３．９万人。
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不希望成为长久的难民。
他们天真无知，以为当阿拉伯军队击败犹太人时，即可重返他们自己的家园。
埃及军队总司令穆罕默德·海达尔在开罗夸口说，同犹太人之间没有战争。
“这将是一次不冒任何风险的检阅。
两个星期之内军队就可开进特拉维大。
”①人们说，海达尔取得他的地位归功于这一事实：他是一个能使法鲁克国王开心的蠢人。
埃及总理马哈茂德·诺克拉西不相信海达尔，诺克拉西了解埃及军队的真实情况。
那些应该用于重新装备军队的钱，被法鲁克及其亲属、朋友享乐耗尽了。
起初诺克拉西曾劝说法鲁克不要介入这场战争。
可是到最后，为保住职务，他遵循他腐败的国王的意愿于下去了。
犹太人将在两周之内被击败，这一信念在阿拉伯其他国家首都也曾表达过，巴勒斯坦人听任愚弄。
问题不在于巴勒斯坦人过分天真。
真正的悲剧是他们没有领袖。
１９４８年５月，联合国委派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在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进行调解。
他于９月１６日在那路撒冷完成了第一个进展情况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建议联合国必须确认，“阿拉伯难民有权在尽早的时间内，返回他们被犹太人占领领土上的家园。
”①第二天，贝纳多特就被犹太恐怖主义分子暗害 ①在柯林斯和拉皮埃尔《啊，耶路撒冷》一书中的引语，阿拉法特和阿布·杰哈德在同我谈话中曾强调过 这点。
①联合国文件A/648。
了。
在以色列，人们普遍认为，沙米尔先生的斯特恩帮应对此事负责。
１２月，联合国１９４决议确认巴勒斯坦人返口自己家园和得到赔偿的权利。
杜鲁门总统后来要求以色列放弃在战争中强夺的领上，回到分治计划所规定的边界。
事实上，杜鲁门非正式地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在边界和难民问题上作出让步。
以色列不仅拒绝了杜鲁门总统的要求，并通过非正式渠道警告他，如果他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们能够而旦将促使美国犹太人集团反对他。
这是历届以色列政府相继对每一任每一位美国总统惯用的讹诈牌。
既然政治就是这么回事，以色列耍弄这种花招也就不会遭到谴责。
真正的悲剧在于历届美国总统总是对以色列的恐吓让步。
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只好允许３００万犹太人选出的代表来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面。
１９８４年，对以色列和美国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的真实性质引起了警觉，这是因为以色列的高做和政治上的不妥协已形成对美国和西方在中东利益的主要威胁。
还没有足够的美国人看到这一点，但这却是中东日益恶化的形势及目前发展的现实。
自从１９４８年以来，巴勒斯坦斗争的实质、巴勒斯坦人真正奋起反对的东西是：当作为以色列人第二次进入的后果、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民在１９４９年成为无国无家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权，出于不同的目的却怀有同样不明言的希望·即巴勒斯坦问题应该消失。
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因为英国及当时的一些大国认识到，以色列的存在是使阿拉伯国家处于衰弱和分裂，井无法对大国控制和剥削这一地区的资源和战略物资，进行成功的挑战的最可靠的保证，巴勒斯但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被用来作为牺牲品。
他们的真正罪过忧在于他们拒绝从地球上消失。
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需要强调。
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不天真或愚蠢。
他们晓得是英国和其他大国利用了他们。
实际上他们愿意被利用。
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总有一天以色列会成为受害者而不是政治权术的得益者。
机会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利益而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政府。
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那些曾经支持建立以色列国的外国政府，为了他们的最大利益，有一天会转而改变立场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犹太人将成为牺牲品。
以色列的许多领导人曾在私下告诉我，他们确信这一天会来到的，果尔达。
梅厄和摩西·达扬只是其中的两位。
犹太国为什么会成为中东军事超级大国？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这样的。
它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它的领导人曾经真正害怕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准备着有朝一日那些大国将会使以色列成为他们政治权术祭坛上被宰割的羔羊。
应该观察多少年来以色列防务政策发展的来龙去脉。
历届以色列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积聚足够的军事力量和必需的政治力量，以威胁他的朋友，特别是美国，放弃其即使是想出卖以色列国的念头。
这也是以色列历届政府为什么要在阿拉伯和巴勒斯但军事威胁问题上，故意欺骗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的真实原因。
显然，以色列历届政府知道，总有一天，正是那些背叛巴勒斯坦的友好大国会同样地背叛以色列。
当然他们不能公开地说他们预想到的事一定会成为事实。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事件中的真正的首恶者并不是犹太人。
以色列仅仅是根据规则玩弄国家之间的赌博游戏，真正的首恶者是那些领导人，他们多年来刨建了一个这样的世界秩序或制度，在这里强权即真 理，而正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没有地位的。
这一结论，得到阿拉法特以及我向他们谈及这一观点的每一个巴勒斯坦领导人的赞同。
１９４３年以后，阿位伯国家确曾宣布过，全部解放巴勒斯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责任和目标。
对此，他们承担着义务。
这也是真的，阿拉拍国家如果能够做到，他们就将击毁以色列。
但是，这也是真的，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做到。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与以色列战斗的企图，以便解放即使是巴勒斯但的某一部分。
阿拉伯国家明白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打败以色列。
这一事实将在以后的篇章中清楚地显现出来。
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多数阿拉伯领导人知道，真正的战斗不是同以色列的二三百万犹太人的战斗．如果巴勒斯但的任何一部分得到解放，真正的战斗是同那些为了自己利益而制造犹太国的大国的策斗。
只要犹帮国的存在是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全而政策目标服务，他们就要保护和捍卫阿位伯国家当其在内部考虑他们真正的选择时，必须估计到另一个现实，这就是苏联同西方大国一样对以色列的存在承担若义务。
这一事实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曾经支持犹太国的建立。
他们预计，以色列的存在必然激起阿拉伯国家的反应。
多少年后，莫斯科可为自己利益加以利用。
但是，紧接着１９１８年后苏联对犹太国承诺义务这一事实，远比其所提出的理由更为重要。
１９４８年后，阿拉伯领导人私下得出的唯一可能的结论是：解放巴勒斯坦，实质上意味着要同那些凭借手中的军事、经济、政治手段控制世界的大国进行对抗，并在实际上击败它，因此，只要大国南要以色列国生存下去，解放巴勒斯但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使命，对阿拉伯国家政权来说，汇如对以色列领导人一样，实质问题是他们不能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的人民群众。
阿拉伯政权在以色列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面前越感到软弱无能，他们就越要高喊抗击和打败以色列。
是阿拉伯人的语言而不是阿泣伯人的行动给以色列的宣传以可信凭证，他们呼喊他们的国家面临毁灭的前景。
从至少作为对正义衡量标准的巴勒斯坦斗争的来龙去脉来看，正如上面概括叙述的，对阿拉伯国家在这场斗争中的软弱无能不能夸大。
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完全是在孤军奋战。
因为他们处于软弱状态，阿拉伯国家实际上已更多地成为西方大国和以色列的盟友，而更少地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可靠支持者。
我们将会看到，正是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的军队，首先阴谋消灭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领袖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
许许多多巴勒斯但人相信，从１９１３年以前至今的历届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一贯背叛巴勒斯坦事业。
但是一般说来，哈拉德·哈桑拒绝谴责这些政府是叛徒。
他就这个问题说的一些话，代表了巴解组织领导人中一些同他持有相同见解的同事。
有些爱挖苦人的人会说，哈拉德·哈桑及其同事们不能指责这些政府是叛徒，那是由于他们需要而且必须同他们一起工作。
但是，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哈拉德·哈桑是这样概括他自己的看法的： “关于阿拉伯政权，你几乎可以说你想说的一切，而且都是对的。
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腐败的。
他们过去是，现在也是缺乏才能的。
他们不懂得怎么打他们的牌。
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的须导人都是他们情报机构的俘虏。
结果是他们不接触、不理解他们人民的感情。
多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靠压制手段进行统治。
阿拉伯国家政权本质上是不合理的。
还有其他，但是，你不能说这些政权是叛徒。
你要成为一个叛徒就必须有具体行动。
你必须要去出 卖。
然而，从未出现这些政权要去出卖我们的情况。
他们是以我们知道的方式行动的。
因为他们自己察觉在大国统治和控制中东战略物资和资源的阴谋面前无能为力。
对大国阴谋，他们和我们都注意到，要是你想知道真情，阿拉伯政权的真正问题，是他们有一种失败和防守心理。
这是他们感到无能无力的产物和结果。
” 正如哈拉德·哈桑及其他同代人所设想的，他们终于走到一起，形成了怯塔赫的领导核心。
巴勒斯坦斗争的目标之一是打破阿拉伯的失败和防守心理。
以色列的战略是强化这一心理。
但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法塔赫的这些领导人只是刚刚２０岁左右。
正如哈拉德·哈桑所说，他们中的多数是理想主义者，对置于他们面前的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还天真无知。
起初他们并未意识到有阿拉伯失败和防守心理这种事情，而且这些将被证实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最人障碍。
他们有很多东西必须学习。
第二编地下年代 第三章“为背叛所触痛” 穆罕默德·亚西尔·阿拉法特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４日生于开罗。
他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生了七个孩子，他排行第
六，正西尔的大姐名叫伊娜姆，还有两个姐姐是第三和第
五，名叫约斯拉和哈迪加。
第二和第四个孩于是男孩，名叫加麦尔和穆斯塔法。
最小的是亚西尔的弟弟法萨。
虽然他出生证上的名字是穆罕默德，叮是据伊娜姆说，他弟第一开始就叫亚西尔，亚西尔的意思是“容易”，更通常的说法是“没问题”。
业西尔的母亲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有一张圆圆的愉快的笑脸，她的名字叫扎哈瓦，意即“骄做”和“美丽”。
她出身于那路撤冷阿布·沙德家族。
这是圣城最有名望和受人尊敬的家族，自称是先知穆罕黩德的直系。
亚西尔的父亲阿布德·拉乌人·阿拉法特出身于加沙和汗尤尼斯的古德瓦家族。
这个家族就是哈拉德·哈桑所描述的侯赛尼家族的“贫困家系”，这意味着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哈吉·阿明·侯赛尼的亲属。
在犹太人眼里，哈吉·阿明·侯赛尼是巴勒斯但方面罪恶的化身。
尽管他在巴勒斯但有教养的上流人士中并不受到很大尊重，但他在１９２２年被英国指派为耶路撇冷的穆夫蒂①之后，却曾是巴勒斯但的一位有影响的领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占领了巴勒斯但，英国人违背巴勒斯但穆斯林知名人士自己的意愿，委派哈吉·阿明·侯赛尼为穆夫蒂，是想以此使他成为他们的人。
有一个时候，他真的跟英国合作，并试图限制那些主张只有运用暴力才能挫败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夺取巴勒斯坦的图谋的人。
但是，当绝大多数的普通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但人选择了暴力手段时，哈吉·阿明·侯赛尼及其他领导人就必须作出抉择，站在前面来领导，否则枕会失去人民的信任。
３０年代后半期，当巴勒斯但反叛者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哈吉·阿明·侯赛尼是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号敌人。
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５年，他逃亡到纳粹德国，在那儿他受到希特勒的重视。
当这些情况被披露后，犹太复国主义宣传家们就很容易地任意散布巴勒斯坦领导人是大屠杀的实际上的同谋者。
这种指责是荒唐可笑的，但在那种环境下又是不可避免的。
这也是事实，哈吉·阿明·侯赛尼是许多希望纳粹取胜的阿拉伯领导人之
一，他们想以此阻止英国人以牺牲阿拉伯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控制中东。
１９２７年，在亚西尔出生前两年，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全家迁往开罗。
他为什么离开巴勒斯坦，至今还是个谜。
有些人认为，他是被英国暗地驱逐出境的许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巴勒斯坦人之
一。
那些认为他是被驱逐的人说，这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变卖了他在巴勒斯坦的全部土地。
据哈米德·阿布·西塔说，有一次亚西尔·阿拉法特带着失望和激动的感情说： “我父亲连两米巴勒斯坦土地也没有留给我，”很可能阿布德·拉乌大·阿拉法特决定住在开罗，为的是有利于发展他的企业。
很多其他人也这样做。
阿布德·拉乌夫·阿拉法特主要靠食品批发生意谋生。
他赢利最多的一个工厂生产罐头奶酪，产品销售到阿拉伯世界。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体格健壮、意志坚强的人，伊娜姆说， 他一天要走１５至２０英里路。
“从家到他的办公室有８英里，每天来回，其余路程是会 ①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
一泽注 见他的顾客。
”在伊娜姆记忆中，她父亲是一个容易激动和性情暴躁的人，“常常大声叫嚷”’。
但是，他又是一个慈祥的人。
伊娜姆说：“我知道他做生意赚很多钱，可是我们家，从未见到。
经常有在巴勒斯但的贫苦人民请求他的帮助，他从不拒绝。
他不是一个只为自己而生活的人。
”伊娜姆补充说：“真正说来，我们在物质上是相对贫困的，但精神上我们是很富有的。
” 阿拉法特本人不愿意谈他的家庭生活，我想这是因为他不想再去触痛以往家庭的创伤。
关于这一主题，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全部资料，只有两个片断。
第一个是他勉强证实了他幼年时期的生活是很不幸的。
“是这样的”，这就是他所说的全部。
要是伊娜姆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那么阿拉法特的早年生活仍将是个谜。
１９３３年阿拉法特的母亲去世。
这件事对阿拉法特早年的痛苦生活具有决定意义，伊娜姆说：“她患肾脏病，当疾病发作后一周，她便去世了。
那时医生的医术还不高明。
” 那时亚西尔４岁，他的弟弟法萨１８个月。
“我母亲去世后，法萨和我被送到在那路撒冷的叔叔萨利姆·阿布·沙德家，”这就是阿拉法特亲自告诉我的有关他幼年生活的第二个片断，也是最后一段情况。
亚西尔和法萨在那路撒冷生活的四年是段空白，唯一的纪念品是阿拉法特５岁时的一张照片。
阿拉法特的一位同事说，显然这是一个可怜的小孩。
我从伊娜姆处得知，萨利姆叔叔并不富裕，我从这里得出的判断是，他很穷。
当阿布德，拉乌夫娶第二位人人时，亚西尔和法萨回到阿拉法特在开罗的家，接着陷入了苦难。
继母对阿布德·拉乌夫的孩子们非常冷酷，家庭简直成了战场。
家庭妇女间的吵闹和谩骂，伤害和刺痛着亚西尔。
从那时起，几乎２０年，他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厌恶妇女的人。
１５年后，他跟一位大学时的同学说，他很少跟妇女握手。
作为对孩子们抗议的反应，阿布德·拉乌夫在结婚后几个月。
与Ｌ呐下二个妻子离异。
不久，他再次结婚，并在家里采取了新伯措施，以缩小内部冲突的规模，他的第三个妻子有她自己的住所，而要求伊榔姆担起抚养弟妹的责任，这是伊仰姆对所发生事情的说法。
但当阿拉法特偶尔对他的亲密战友谈论他的家庭生活时，他总是否认他大姐抚养了他。
这·一矛盾也许ｑ以用这个事实解释清楚，即年青的阿拉法特对伊娜姆企图控制他的生活感到不泌相反抗，一方面，因为她是个妇女；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强调的狄人精神，坚持池自己的权利，前面我曾引用过哈拉德·哈桑对萨达特总统说的话，阿拉法特是一Ｊ个不受任何人控制的人。
我认为，大约白１９３９年，当巴勒斯但解放组织未来的主席１０岁的时仅，情况就是这样。
在亚西尔９岁或１０岁时，伊娜姆就很清楚地感到，他的弟～“小论在玩的方面，还是在感情方面，都跟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调＼大战爆发后不久，亚西尔就把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孩子组织起来，分组进行操练。
他手执棍棒，敲打那些不服从他命令的人。
他匕喜欢在我们家的庭院里野营。
他经常参加埃及的游行示威。
好几次我去追他，把他拖回家……免得他卷入纠纷。
” 从１０岁起，阿拉认特似乎既是～位自然的Ｊ钠，又是一个“强欺弱的学生。
然而，在他身上又体现了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善良和勇气。
伊娜姆说：“亚西尔总是愿意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别人。
就连一·块小小的巧克力也要跟大家分享。
他从不关心自己。
有一夭，我为正西尔和队萨买了新的衣服。
亚西尔很生气，拒绝穿池的新衣，除非这一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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