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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天气是难得地好，陶姮女士的心情却烂透了——丈夫因“流氓行为”被镇派出所拘押了两个多小时，最终在她的“强力交涉”下，交了一千元罚款才解除拘押。
“你怎么可以给钱？！”丈夫沃克·奥尼尔一获得自由便对她大光其火；而她一言没发，甩了丈夫一记耳光。
丈夫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呆呆地瞪着她，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几乎要哭了。
尽管他外国人特征鲜明，一只手却还是被铐在了派出所的护窗铁条上——南方的派出所通常是将待审的人铐那儿的。
幸而陶姮交涉得及时，否则“待”多久是难说的。
两千多户人家的小镇，传达暗号似的，迅速就将她丈夫那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传播了开来。
自然，使她也成了一个狼狈的女人。
从派出所往旅店走的路上，他俩身后始终跟着些看热闹的人，像走在荒野的两口子后边紧跟一群狼，一直跟到旅店门口。
等他俩出来，他们仍守候未去。
又跟着，直跟到他俩上了一辆小面包车为止……只能坐六个人的小面包车已然超载，他俩在门口是犹豫了一下的。
“上啊上啊，下辆车也会这么挤的！今天是集日，哪有不挤的车？”招揽乘客并且卖票的人，一边说一边将他俩推上了车。
之后，自己便上了车，理所当然地坐在司机旁的空座上。
陶姮的老外丈夫，立刻聚焦了全车人的目光，包括一个抱在母亲怀中的两三岁孩子的目光。
她先被推上车的，吸入一口污浊的空气，本能地朝车门转过身，双手撑于门上方。
尚在车下的沃克，见状更加犹豫。
他张张嘴，分明想要说句什么，大概想说“那你下来吧”；不待他那话说出口，也被卖票的推上了车。
车门一关，车内的空气更加污浊。
没在集上卖掉鸡的一个农妇，将两只双爪捆在一起的公鸡带上了车；而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瘦黢黑的小个汉子，膝上则横着扎口的麻袋，听里边发出的声音，显然是一头小猪。
沃克不得不弯曲他那一米八的身体，即使那 样，后脑脖子以及双肩，还是与车顶紧贴着了。
他用屁股顶着车门，双脚蹬着车门口那一级台阶，为了保持平衡，搂住陶姮的腰。
陶姮不太情愿，却无可奈何，因为再没有一点儿空间能将丈夫推开一些。
丈夫的长下巴抵在她的肩部，而她倒宁愿和他脸对脸。
不论对于她还是丈夫，脸对脸的别扭也强过那么样。
车一开，空气总算不那么窒人了。
沃克的唇触着了她的耳郭，他小声说：“我没做那种事。
”“别说了！”——陶姮心里的火气腾地又蹿上脑门儿，语调听来就挺严厉。
沃克执拗地说：“我明明是上了一个圈套，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而非相信他们不可呢？”听来，沃克也有点儿火了。
“我非相信他们了吗？你暂时闭上嘴行不行啊？！”陶姮嚷嚷了起来。
一时间，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俩了，连卖票的人也回过头来，司机也说“不许再吵啊，看吓着孩子”，就连麻袋里那只猪崽也停止了哼哼。
沃克叨咕了一句：“真讨厌！”之后，小面包车劣质的收音机里传出嘶嘶啦啦的歌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再之后，不知是开车的还是卖票的换了频道，收音机里又传出了相声。
于是，车厢里有人笑了。
相声延续了几分钟，车厢里也就笑声不断。
至于那段相声究竟说了些什么，陶姮的耳朵是一句也没听进去的。
她只听到了笑声，别人的笑声，对于她不啻火上浇油……陶姮当然是一位中国女性，不，应该说曾是一位中国女性；自从二十几年前嫁给沃克，便是一位美国公民了。
目前，她是美国某州立大学的教授，教中国古典诗词。
同时，还是那一州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周两节课。
第一节课用英语讲，第二节课用汉语讲。
沃克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教比较文学，热爱摄影，摄影作品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算得上是一位业余摄影家了。
以前，只要陶姮想回中国，沃克总是表示乐于伴她同行。
他不但爱他的中国妻子，渐渐地也开始爱中国了。
每一次准备陪妻子回中国，都显得有些兴奋。
六年前，陶姮的父亲去世了。
四年前，她母亲去世了。
陶姮的父亲曾是一位大学校长，而母亲曾是省城的中学校长。
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先后去世，她在国内便没亲人了，故而回国的动念起得不怎么热切了。
一种现象相当普遍，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即使早已成了外国人，对于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这一件事，习惯上往往还是要说成“回国”的。
仿佛对于他或她，原属国才更是自己的“国”。
这与是否喜欢或热爱后来加入国籍的那一国其实没什么必然关系，与是否融入了那一国家的主流社会也没什么必然关系。
必然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人性更倾向于维系住对自己来说最具有母体意味的原属对象。
这乃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也差不多是普遍之动物性的自然表现。
所以，举凡一切拥有第二国籍的人，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说法上总是那么的相同。
“回国”——说汉语的这么说，说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语言的也这么说；全世界差不多都这么说，发音不同而已。
陶姮是很喜欢美国的，甚至也可以说，她已经恋上了美国这个国家。
在她所居住的那一个州那一座城市里，她和丈夫拥有一幢别墅式住宅，是他们婚后贷款买的。
今年，也就是2010年，还清了贷款。
在中国，宣传给许多中国人这么一种印象，仿佛金融海啸使美国变成了一只烂苹果，大多数美国人都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而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觉得金融海啸一下子使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正如许多中国人也并没这么觉得。
单论房价的话，虽然她才回国一个星期左右，耳濡目染的，使她感到中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
这使她很替中国忧虑。
然而以上一切，都不影响她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
在已经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日子里，她每每被人问道：“你觉得美国好还是中国好？”——这么问她的，主要是她当年的同学或老师。
而她每次总是这么回答：“都好。
”一种有所准备的变聪明了的回答。
以前她可不够聪明。
有次她回国后，几名大学同学聚在一起，交谈甚欢的情况下，也有人问了如上这么一句话，而她当时的回答却是：“我觉得还是美国好一些。
否则我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嫁给一个美国男人，在美国长久定居下去啊！”她那些同学，皆非庸常之辈。
有的做了教授、院长；有的仕途得意，当上了副局长、局长；差点儿的一个，也当上了“建委”的处长。
还有的经商了，开上了宝马、奔驰、奥迪什么的好车。
总而言之，当年大学中文系那几位关系良好的同学，都已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了，而且一个个踌躇满志，仿佛前途光明远大。
当时她认为，既然都是关系良好的大学同学，没有必要不实话实说。
然而她想错了，在她回美国之前，打电话逐个联系大家，提出想再聚一次时，他们一个个皆找借口回绝，有人回绝的态度还特冷淡。
这使她好生纳闷，心想自己肯定是将大家都得罪了。
可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着就得罪的，她却反省不出个所以然来。
直至回到美国一个多月以后，才从
一 位已经退休的老师的信中嗅出了点儿味。
那老师在信中提醒她——某些不该那么说的话如果那么说了，有可能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
陶姮立刻明白，原来是自己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自然也就联想到了和同学们的那一次聚会。
可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不该“那么”说的话，却还是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
不久，参加了那次聚会的乔雅娟给她打了一次越洋电话，指名道姓地告诉她，在那次聚会后，是李辰刚出卖了她。
他是一名“信息联络员”，他把她在聚会场合说的“美国当然比中国好”那一番话，当成具有呈报价值的“信息”向有关方面呈报了；同时还加上了表示气愤的评论语——“冷嘲热讽抑中扬美的言论，竟无一人予以反驳，有人还居然表示了赞同……”这么一来，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批示曰：“查一查，有人是哪些人。
”于是，等于所有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人都受牵连了，结果人人撇清，人人自保。
毕竟，皆是有强烈上进心的人，做不到满不在乎。
“可我并没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没人问我根本不会说那些话是不是？当时我的话说得很诚恳！起码你是可以做证的吧雅娟？他为什么要把‘冷嘲热讽’四个字加在我头上呢？” 那一天是周
六，陶姮做完家务，正和丈夫在花园里闲悦地饮着上午茶。
一个国际长途听下来，使她的情绪大为激动。
大学时期曾经要好得如同死党的乔雅娟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劝她：“陶姮啊，你也不要太生气，而且你还要理解他一点儿。
我想，他那么做，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我实难理解！迫不得已？总不会是因为有人持刀逼着他那么做的吧？” 陶姮起身离开小桌，绕到了房舍后边，她不愿丈夫听到她的话。
“当然绝不会有什么人逼他那么做。
我猜他是这么想的，自己如果不那么做，万一有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么做了，倘若自己被追问到头上，不是会很被动嘛！他也不过就是出于防一手的心理，变被动为主动。
他那人你也是了解的，一向谨小慎微。
怎么说他呢，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何况，你上次回国，不是正赶上中美关系闹得挺紧张的嘛！非常时期，他的做法确实过分了，但怎么说也是你应该予以原谅的。
啊对了，我还得提醒你一下，以后要在中美关系好了的时候回国来，别偏偏赶上中美关系挺紧张的时候……”她没耐性听下去，找个借口，说声“拜拜”，啪地合上了手机。
回到前院，立刻冲丈夫发起火来：“你们美国政府为什么总和中国政府过不去？！……” 坐在椅子上的丈夫放下报纸，定睛看了她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姮，别忘了你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你和我一样，都是美国公民。
” 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噎得陶姮一愣一愣的。
丈夫又表情严肃地说：“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懂政治。
而且也不喜欢和自己的妻子讨论政治。
尤其不喜欢和妻子讨论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他一说完，起身进到屋里去了。
陶姮被晾在那儿，久久发呆。
其实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
她一向认为政治完全是政治家们的事。
而即使对于老牌政治家们，政治有时也难免会是一种非凡的痛苦。
因为如果缺乏谋略，几乎就没有什么所谓政治的能力可言。
但却进一步认为，深谙谋略肯定会使人变得不怎么可爱。
尽管如此，她仍特别关注中美关系今天怎样了明天怎样了，还一向要求自己充当促进中美关系健康有益地发展的民间使者。
凡是这类民间活动，她都积极参与。
至于丈夫对中国的良好态度，那更是不容怀疑。
当初他们准备结婚时，她就有言在先：“你如果真爱我，那也必须做一个始终对中国态度友善的人。
”——沃克当时说：“在认识你以前，我就是一个对中国态度友善的美国人。
我从不与对中国态度不友善的美国人深交。
”……当天晚上，夫妻二人躺在床上以后，她将自己心中的烦恼告诉了丈夫。
丈夫反而这么劝她：“想开点儿，不要太在意。
我们结婚以前，我还受到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呢，他们曾怀疑你是‘中国克格勃’派到美国来的。
有些人的职业本能使别人不愉快，理解万岁吧！”偏偏那时候，电话响了。
她抓起电话一听，恰是李辰刚打来的。
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开始向她咨询他儿子如果到美国留学，怎么样才能顺利些。
她呢，则有问必答，告知周详。
最后他语调温柔地问：“陶姮啊，你任教那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对吧？”她说：“是的。
”立刻就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话了。
果然，他紧接着说：“那，如果我儿子想进那所大学，你能帮上些忙吗？”“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回答得有些迟疑。
对方却步步紧逼：“有你这句话太好了！那我就决定了，干脆让我儿子进你们那所大学！他到了那儿，你还会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关心他，对不对陶姮？”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顺口说出了一个“对”字。
“陶姮，你回答得这么痛快，真让我感动！那，咱们一言为定啰？喂，喂，能听清楚吗？”“能。
”“一言为定？”“可是我只承诺尽力而为，至于结果如何……”“你尽力而为还不就等于板上钉钉了嘛！你在你们那所大学当了十几年教授，你先生当教授的时间比你还长，有你们两位教授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事再难那还能难到哪儿去呀？我放心了，一百个放心啦！人情后补，等你什么时候再回国时补……”放下电话后，陶姮骂了一句：“浑蛋！”丈夫问：“你为什么骂人家？”她说：“我才不愿帮他！”“那你还说尽力而为？”“我不得不那么说！大学时期他追求过我，我俩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不那么说你让我怎么说？”“就是那个出卖了你的人？”“不错。
是他！”“你本来完全可以拒绝的。
”“我不愿让他猜到他的所作所为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不是……使自己陷入了虚伪的境地？”“那又怎么样？说了尽力而为我也可以不为！”“可虚伪，总是不好的吧？”“人有时候那就不能不虚伪一下！”“你们中国人不是主张‘君子坦荡荡’吗？”“可我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听你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使你变得虚伪啰？”“美国就是专使人变成君子的君子国了吗？你们美国人就没有虚伪的时候了吗？”“咱们美国！”——沃克有点儿生气了。
“那你也应该说咱们中国！”——陶姮提高了嗓门儿。
因为丈夫比自己大八岁，因为他看去比实际年龄老；也因为自己虽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但形象好，皮肤好，脸上几乎仍没皱纹，所 以在他们夫妻之间，在她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往往会显得有那么点儿霸气。
当然，说到底，是他将她惯的。
自从结为夫妻以后，大她八岁的美国佬是那么地乐于处处让着她。
自从他开始秃顶了，则不但处处让着她，而且更加惯着她那种特权性质的霸气了。
丈夫那一天晚上似乎要认认真真地和她抬一次杠，他故意板着脸说：“我不能那么说。
我那么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从来不曾是过中国人。
” “但你是中国的女婿！”丈夫也被噎得直眨巴眼睛说不出话来。
“你说你说！你已经是中国的女婿了，中国还不是咱们的中国吗？”——陶姮得理不让人，不躺着了，在床上盘腿一坐，一副不争出个谁是谁非绝不罢休的样子。
丈夫只得耸耸肩，苦笑着嘟囔：“我从来也没敢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姑爷，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你爸妈的姑爷。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可以得寸进尺。
”“姑爷”二字，使陶姮扑哧笑了。
她一笑，丈夫便将她拖倒，拽入被窝，搂在了怀里。
他又说：“我们好久没抬杠了。
”她说：“是啊。
”他接着说：“其实两口子之间抬杠玩儿，挺来劲儿的，也挺过瘾的是不是？”她就什么也不再说，吻了他一下，背过身去。
沃克喜欢从她身后搂着她睡。
她也早已习惯了被丈夫那么搂着睡，觉得很舒服。
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虽然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谓老夫老妻也，但那份相互间的恩爱却一如当年。
性生活也一如当年那么有质量，仍能令彼此获得心满意足的享受。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在三岁时患病夭折，都不觉得生活有什么遗憾。
经那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决定不再要孩子了。
可是近来，丈夫却时而谈起有一个孩子的好处……陶姮叹了口气。
丈夫便开始爱抚她，他以为她又想起他们的女儿了。
她心里想的竟不是女儿，低声问：“亲爱的，你觉得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他困惑地反问：“什么事？”她寻思着说：“就是我被出卖了那一件事。
”他不得不又问：“哪一种情况？”“如果出卖我的不是李辰刚呢？恰恰相反，是当年在大学时期和我最要好的乔雅娟呢？比如她自己出于往上爬的目的，于是抓住一个 机会想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结果就做了那种可恶的事。
明明是她干的，却又怕别人猜到了是她，先告诉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把她自己干的卑鄙勾当说成是别人干的？……” 丈夫沉默片刻，在她肩头轻轻吻了一下，之后温柔地说：“睡吧，别想那件破事了。
” 一个外国男人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且与之恩恩爱爱地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话，附带的好处是，他说起中国话来和一个中国人那就毫无区别了，甚至连语调也会变得有地地道道的中国味儿了——起码有地地道道的中国老婆味儿。
她却又向丈夫转过身去，固执地说：“不，我要听听你的看法。
否则我心里会总寻思那件事，想睡也睡不着。
” “非要听听我的看法不可？”“对。
非要听。
”“可你刚才还说，在大学时期乔雅娟和你最要好。
我记得你对我提起过她多次，曾经形容她是你大学时期的死党。
”“事实正是那样。
”“后来她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没有。
”“别人对她的人品有什么负面评价吗？”“也没有。
”“那么，你根据什么把她想得很复杂呢？”“因为人有时候就是那么的复杂。
”“是啊，亲爱的，人有时候的确是复杂的。
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使自己也变得复杂起来。
你看你，你明明并不打算帮李辰刚什么忙，却要在电话里对他承诺尽力而为，结果使自己显得挺虚伪。
这会儿，你又无端地把乔雅娟猜测得很卑鄙，结果不是又使自己显得不够厚道了吗？对于她告知你的事，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不信。
信不信都没什么，但你把她想得很卑鄙，那就连我，你的丈夫，也要替她鸣不平了。
这就是我的看法……”电话忽然又响了。
陶姮犹豫一下，第二次抓起电话，这一次却是乔雅娟打来的，使她大出所料。
“嗨，陶姮，没睡吧？”乔雅娟的话听来急急切切的。
“已经躺下了。
”陶姮的话回答得淡淡的。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声音蔫蔫的。
”“感冒了，还发着烧呢。
”“那我不跟你多聊了，简单地说，李辰刚那家伙给你打电话了？”“你怎么知道？”“他刚刚也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对我说了一大堆感谢你的话。
我猜，是希望通过我的嘴把他那一大堆话转告给你。
凭咱俩的关系，傻瓜也会估计到这一点的！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明明告诉你了，他对你，对我们几个当年的同学做了什么勾当，你干吗还大包大揽地答应帮助他儿子的事？”陶姮一时嘴对着话筒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
“不信我的话是吧？”分明，乔雅娟的情绪甚为不快。
陶姮愣了愣，慢悠悠地说：“雅娟呀，我不是感冒着嘛，困死了，美国的一种感冒药有安眠的作用……”乔雅娟沉默了。
陶姮补充道：“真的。
”乔雅娟终于又开口了：“你认为我骗你？”陶姮便也沉默了，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那，你睡吧，算我自讨没趣！”乔雅娟将电话挂了，陶姮握着话筒发愣。
不知何时，丈夫已下了床。
他站在床边，一手持杯，一手伸向她，掌心托着小小的一片安眠药。
他经常失眠，安眠药是家中的必备药。
她疑问地看着丈夫。
他不无同情地说：“要不你更睡不着了。
”她默默放下电话，接过水杯和药片，乖孩子似的服了下去。
丈夫替她将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立刻仰躺下去，闭上了眼睛。
丈夫随之也上了床，关了灯。
她一翻身，又背对着丈夫，并且主动向丈夫偎靠过去。
丈夫也就又从她身后搂着她，爱抚着她。
黑暗中，陶姮说：“乔雅娟不信我感冒了。
”丈夫说：“你本来就是在撒谎。
”也许是为了抵消掉一部分自己的话的批评意味，他又吻了她的肩头一下。
她温柔地问：“你还想吗？”丈夫不明白地反问：“想什么？” 她扑哧笑出了声，莫测高深地说：“真不明白就当我没问好了，睡吧。
” 不料丈夫将她的身子一扳，使她脸朝着他了，追问：“不行，你得把话说明白，要不我也肯定失眠了！” 她就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语调中满是歉意地说：“都是电话给搅的，算我欠你一次，啊？下次加倍偿还。
” 一向，在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总是要好好做一次爱的。
他们将做爱说成是“充电”。
对于他们，做爱也确乎类似充电。
星期日睡一上午懒觉，星期一夫妻俩都会精神焕发地去工作。
但那一个夜晚，陶姮实在是没有良好的情绪和丈夫全心全意地做爱了。
丈夫这才明白她的话。
他也又吻了她一次，照例吻在肩头，理解地说：“算我欠你一次，下次应该加倍偿还的是我。
” 陶姮就又背贴着丈夫宽阔的胸膛了。
虽然服了安眠药，她还是毫无睡意，小声说：“我们好久没去教堂了，明天咱们去教堂吧。
” 丈夫说：“好啊，我也早想去了。
可你，为什么忽然想去教堂呢？” 陶姮认真地说：“我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女人啊，又虚伪，又多疑，又想不开事，这真惭愧。
明天我要去告解……” 药效终于发挥，她的话声越来越小了……沃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不过，目前他的家族成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如果以至亲关系而论的话，那么仅有一人了，便是他的弟弟。
他弟弟是加州大学的哲学教授。
他的家族成员中学者教授出了不少，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族，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族。
对于他和陶姮的婚事，他父母当年是持反对意见的。
理由只有一条——陶姮不是基督教徒。
沃克当年为了爱情据理力争。
他说：“在美国，甚至在整个欧洲，年轻的女孩子中，又能有多少虔诚的基督徒呢？”父亲说：“正因为少了，我们希望你能与一位笃信基督的女孩子结为夫妇。
”母亲说：“那样，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族为延续基督教的神圣影响做出了一份贡献。
只有你的妻子也是基督教信徒，将来你们的孩子才能也是。
”他父亲还郑重声明：如果陶姮不打算皈依基督教的话，做父母的也就绝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
而且在他们婚后，父母不便和他们来往。
于是双方陷入了僵持。
为了爱情，陶姮表示，她完全可以对基督教采取一种信奉的态度，但请求允许她暂不施洗，姑且先做一名教外信徒。
实际上，她当年所言的“一种信奉的态度”，指的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而已。
她不仅对基督教文化有兴趣，对佛教文化也有兴趣。
当年她曾对沃克说：“你干脆这么对你父亲讲，我来到美国之前，在中国已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了。
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有许多方面是相一致的。
既然如此，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和是一名基督徒不也没什么两样嘛！” “你……真是佛教徒？你可从没对我说起过……”沃克当时呆呆地瞪着她，仿佛忽然不认识她了。
她调皮地一笑，说别当真，我不是佛教徒，不就是为了咱俩能顺利地结成婚嘛，你就那么骗骗你父母不行吗？沃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当然不行。
说他宁愿父母不参加他们的婚礼，也不愿用她的话骗自己的父母。
后来，多亏沃克的弟弟从中调和，沃克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陶姮那种“姑且”的请求。
沃克那位是哲学教授的弟弟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尤其善于做“活的思想工作”。
他说：“耶稣不但爱他的信徒，肯定也爱一切爱他的信徒的女人。
如果因为她们暂且还不是他的信徒就拆散一对恋人，肯定是有悖基督思想的。
”就这么两句话，矛盾迎刃而解。
他们婚后，沃克的父母不但与他们来往频频，而且很快就开始喜欢起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来。
在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沃克的父亲还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智趣善贤”四个大大的汉字，镶在美观的框子里送给他们。
美国老公公用磕磕绊绊的中国话说，那四个汉字代表他们老两口对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的评价。
他们还感谢她使他们学会说许多中国话了。
而陶姮，对待他们也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向发乎真心地孝敬着。
沃克的父母是在同一天去世的，一个逝于上午，一个逝于下午，都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逝于医院的同一间病房的。
在他们的葬礼上，陶姮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有次陶姮以一种讨教的口吻问丈夫：“亲爱的，你既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那么真能做到别人打了你的右脸，而你会心甘情愿地将左脸也伸过去吗？”丈夫不假思索地说：“只有傻瓜才会那样，你的丈夫肯定不是傻瓜。
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也许会那样，因为他们是教众的榜样。
而我既不是傻瓜，也不愿做任何榜样，我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基督徒。
如果打我右脸的是老人、孩子或妇女，我想我会微笑着把左脸也伸过去的。
而我认为，通常情况之下，即使他们还想打你，往往也就不忍 再打了。
但如果是年龄比我小的男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他明摆着是在欺负我，我会反过来把他的牙打掉的。
你丈夫有时候可不是好惹的，我是个自卫意识和自卫能力都挺强的人。
” 陶姮咯咯笑了，她说亲爱的，你的话证明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不虔诚嘛。
丈夫却庄重地说：“按中国的哲学，法乎其上，才能取乎其中啊。
这是符合一般逻辑的。
我对我的宗教信仰的态度就是这样。
” 而陶姮，她对于基督教当然并无抵触。
她只不过难以信服天堂和地狱之说罢了。
但是却有些相信因果报应。
因为前者是无法证实的，而在现实社会中，后一种现象却是不少的，知道得多了，往往令人不由得一信…… 第二天，在教堂里，陶姮真的向神父忏悔了一通。
忏悔自己不应以虚伪的态度对待别人相求的事，也忏悔自己不应以复杂的心理猜度一位好朋友的品格…… 出了教堂以后，丈夫问：“心情好些了？”她由衷地说：“好多了。
”同时却暗想，既然国内已经没有亲人了，那么以后少回国几次吧。
少回国，少惹是非。
忏悔之后，她即着手办理李辰刚委托于她的那一件事。
正如丈夫说的，因为李辰刚儿子的英语水平与留学所要求达到的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语文、数学两科都有不及格的记录，操作起来颇费周折。
美国虽然也讲关系、讲情面、讲通融，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只要关系硬便一路绿灯。
何况陶姮只不过是那所大学里五六百位教授中平平常常的一位。
她恳求丈夫出面协助一下，丈夫拒绝了。
他说学习那么差的一个孩子，还非出国留学干吗呢？陶姮说，正因为学习那么差，在中国也许连所普通的大学都考不上，所以只有曲线获得大学文凭啊。
丈夫说，如果他真来了，学习跟不上，毕不了业，甚至被取消学籍，别人一打听原来我也是推荐人，那就连我的脸也丢尽了。
咱们两个人，应该确保一人不因这件事而丢脸。
究竟确保你还是确保我，这倒可以由你来决定。
陶姮苦笑了，说那就还是确保你吧。
如果确保我的话，对你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于是她一边继续尽力而为地进行，一边不时向李辰刚“汇报”情况，提醒他不到最后办成，都要做好她办不成的思想准备。
而李辰刚每次与她通话之后都会这么说：“陶姮，你办事，我放心。
我对你的办事能力充满信心，你也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嘛！”——口吻听来亦庄亦谐，却令陶姮分不太清究竟是庄的成分为主，还是谐的成分为主。
又像是一位大大的首长，在和蔼可亲地勉励小小的下属，为的是使下属能够心怀感激，诚惶诚恐地明白——这件 事交给你办，那可是对你的倚重，否则这份“工作”早分配给别人了…… 丈夫虽然拒绝参与那件事，但暗中还是给予了不少协助的。
几度山穷水尽，几回柳暗花明，当终于对最后一位关键人物也游说成功之后，陶姮一回到家里就让丈夫看她嘴唇。
丈夫奇怪得直眨巴眼睛，她说的话却是：“我觉得我嘴唇磨薄了。
”尽管办成的是别人委托的一件事而已，夫妻二人还是觉得有必要庆贺一番，于是他们到一家消费价格最高的饭店去美美地撮了一顿。
在餐桌旁，她打李辰刚的手机，想将好消息及时告诉他。
李辰刚的手机响了近一分钟他也没接。
无奈，她只得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第二天中午，也就是中国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李辰刚回了一条短信是——我们又决定让儿子到英国去留学了，一切谢谢！ 陶姮的索然无法形容，却没对丈夫说。
有次丈夫问起，她编了一番谎话，说那孩子想通了，认为自己还是有必要在中国提高。
提高英语，明年再议。
丈夫反倒释然了，说这才是好孩子…… 第二章 两个月后的这一次回国，却是陶姮首先向丈夫提出的。
丈夫惊讶得瞠目结舌，她就娓娓道来地向丈夫讲了一件事情。
丈夫听罢，当即表态：“是应该回去。
早就应该专为那件事回去一次了！” 于是第二天，夫妻双双向大学请假。
丈夫预料，批假不会那么顺利，她也想到了这一点，将请假事由写在了纸上，结果顺利得不能再顺利。
正如中国话所说——一路绿灯。
陶姮的请假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请假书。
三千余字，亲笔用秀丽清新的英文写的…… 那是一件三十五年前的事。
确切地说，是1975年的一件事。
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而陶姮才十三岁。
那一年她的父母已从中国的“教育战线”被“扫地出门”八年多了。
“文革”伊始，她的父母就因为是“黑线人物”被打入了“另册”，八年中不断转移劳改地，最终被遣送回了她母亲的原籍。
一般来说，对于是夫妻的“黑线人物”，往原籍遣送那也首先考虑往男方的原籍遣送。
但她父亲出生在香港，便只有将他们夫妻往女方的原籍遣送。
父母往哪儿去，自己跟向哪儿，对于十三岁的陶姮，没有另外任何一种选择。
起先是父母轮番抱着她背着她转移劳改地，年复一年，后来自己渐渐就能跟着父母走了。
当年她父亲的罪名是“特嫌”，在所谓“黑帮”分子中，尤其是万劫不复的罪名，甚至在“另册”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走资派”是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还有经过批斗和改造，重新站回到“红线”的可能；“右派分子”还有熬到“摘帽”那一天的盼头；曾经的地主富农，只要不乱说乱动，也只不过就是被视为“死老虎”；而坏分子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特嫌”却是和“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性质同属一类的。
“现行”就是现在还有行动，“嫌”在当年差不多就等于“是”。
陶姮就是伴随着这样的父母，在经常转移劳改地的过程中，从五六岁一晃成长到十三岁的。
她的眼，从小见惯了父母所受的种种凌辱，也见惯了人间种种悲惨又冷酷无情的事情…… 母亲的原籍是南方某省一个有八九百户人家的农村。
在当年的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大的农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小学还有中学。
那小学中学，都是新中国成立前陶姮的外祖父发起集资创办的，她外祖父是科举终年的举人，那以后科举制度就废除了。
为了创建村里的小学和中学，她外公将家产折卖了十之七
八。
她外公家确实曾是村里的首富，他虽然被拥戴为中学校长并兼着小学校长，家境却随之降低得几近于清贫。
陶姮跟随父母在村里落户不久，某日村里同时进行了两件事：一是庆祝“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九周年；二是把她外祖父的坟墓给掘了，并当场将骨骸用锄头砸碎，搅拌进粪堆里了。
接着开了一通批判会。
在批判会上，她的外公被众口一词说成是“假善人”。
更有甚者，一个既是中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又是语文老师的男人，瞪着她的父母严厉地问：“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动‘假善人’的坟墓吗？”——站在台下第一排的她的父母，此时才敢于抬起头来，都默默地摇头。
那男人大声说：“因为早料到了你们总有一天会被遣送回来，就是要当众掘给你们这些孝子贤孙看的！”——他的左脸有一大片紫痣。
陶姮一下子便记清了他的样子。
正如常言所说的，“扒了皮也认得出骨头”。
那天，陶姮的母亲一回到腾给他们一家三口住的小破屋里，对她父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么活着，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父亲便长叹一口气说：“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但如果我们真死了，女儿更可怜了。
” 于是母亲一下子紧紧搂抱住她悲哭起来，不敢哭出声，怕被人听到。
陶姮却没哭，也没流泪。
她暗想——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件事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
自己才十三岁，熬得到那一天的。
熬到了那一天，她就会看到一些自己所憎恨的家伙反过来低头认罪了……令她的父母和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村里掌权的一些造反派们，居然命令式地要求她去上学。
他们的说法是：“你们的女儿必须接受学校里的红色影响。
那她的一生还有救，也许还可以争取成为无产阶级的人！”于是陶姮得以入学。
虽然自幼失去正常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她那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充当起了有水平的老师，使她开智甚早，才十三岁，却将初三各科都已学通。
学校起初是不了解这一点 的，让她插在初一的一个班。
那个班的班主任，正是左脸有一大片紫痣的语文老师，竟然也姓陶。
陶姮很快便成为那个初一班级里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又很快成为全体初一年级学习成绩各科第一的学生。
起先第一过的一些孩子，嫉妒了一阵子，对她同仇敌忾了一阵子，后来见她并不因此而傲视他们，不知怎么一来，又暗中成了她的朋友。
孩子之间互相放弃嫌恶，成为朋友，比大人之间容易多了，也自然多了。
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中的几名男生，甚至以保护她不受欺辱和伤害为己任了。
他们对她的同情和保护，像阳光照耀进她的心田。
也使她更加坚信，一切恶事都将结束的那一天肯定是会到来的。
陶老师认为她不应该再是初一的学生了，建议学校让她跳级到初三去。
学校还为此开了一次会，会上有别的几位老师对陶老师的建议大加批判，他们说：“你别忘了陶姮她是什么阶级的后代！她外公早年间是典型的封建地主阶级人物，她父母都是留过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是双料的反动阶级的后代，让她跳级，等于是对全校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的精神打击！那是绝对不行的……” 陶老师反驳道：让她继续留在初
一，一直成为全体初一年级各科第一的学生，难道就不是对出身好的学生们的精神打击了？ 分数是老师判的，你为什么总给她判那么高的分？！她题题都对，不给她判100分，那你让我怎么给她判？还有卷面分！还有格式分！难道哪方面都不能扣去几分吗？她卷面清洁！她格式规范！反正我是找不出理由扣分的！陶老师就出示她的卷子给对方看，以证明自己判得公正。
孰料一位老师还真的从她的卷子上看出问题来了，指点着质问：“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三道代数题，全都少一个解题步骤，冲这点就该扣分！一道扣五分，那100分也变成85分了！”陶老师急赤白脸地说：“我认为对她这样一名学生，那个步骤是完全可以省略的！”一位老师强词夺理：“省略？还完全？谁知道她那结果是不是抄别的同学的呢？有她的解题草稿证明肯定是她自己解出来的吗？”陶老师自然拿不出陶姮的解题草稿，他不禁拍了一下桌子：“抄别的同学的？她在全年级甚至可以说在全校学习最好，能抄谁？只有别的同学抄她的份儿！”主持会议的女老师终于开口了，板着一副正义化身似的面孔，语气极为严肃地指斥：“陶老师，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你不但是一位老师，还是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你的做法当然那就等于——长资产阶级后代的威风，灭贫下中农后代的志气！怎么，同志们批评得不 对啊？姑且不论数学了，再说作文吧。
作文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吧？连没有标准答案的作文，你都要次次给她优上，你究竟怎么想的？我看同志们不但批评得对，还不够刺刀见红呢，还没挖到你的思想根源！依我看，是你头脑中那一条阶级的红线画歪了，体现在给分情况上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一个人头脑之中的阶级红线画歪了，那他对人对事的一切立场也就全是错误的！他的每一言每一行也都必然大成问题！” 陶老师张张嘴，分明欲分辩，致使对方又拍了下桌子。
“你不要再辩解了！我还要提醒你一句，别忘了你自己又是什么出身！”陶老师的父亲1949年以前在省城教育厅当过科长，这是他的软肋，别人无意间触碰到了都会令他全身的神经顿时紧绷起来，何况是在开会之时被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拍着桌子大加训斥！如果不是由于他在“文革”中与父亲划清了阶级界线，脱离了关系；如果不是由于他毕业于师范学院；如果不是由于他写批判文章的能力强（每可达到挥笔成章的水平），按他的出身，连分到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的中学当老师的资格那也是不具备的，更不要说当上一名“革委会”委员了。
尽管他一向言行谨束，其实还是有不少人背地里议论他是混入“革委会”的，应该及时将他清除出去……那次因陶姮开的会，最终以责令陶老师写一份深刻的检讨而结束。
陶老师们集中在教研室开会之时，一个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班级获得了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于是使这个班级的几名学生有机会偷听到了教研室里的会议内容。
那几名学生传播给另外几名学生，另外几名学生传播给更多的学生，最终由那些暗中与陶姮结下了友好关系的学生告诉了她。
但他们告诉她的情况，已经与教研室里那次会议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了。
即使你今后的作业尤其是考试没有错误，那陶老师也不会再给你满分了！他一定会鸡蛋里挑骨头地硬找出毛病扣你分的！特别是作文，他再也不会给你优上了！——陶姮听到的是诸如此类的话。
自然，那几名同学是同情又愤愤不平地说的。
在当年，女人一旦掌权并且“左”起来，往往“左”得比同样的男人可怕多了。
而大人们，本应是比孩子们更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在当年却又完全不是那样。
在当年，许多许多大人像是邪教徒了。
也不过只有少数的孩子，表现出人所本能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对于陶姮，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陶姮听了几名和她暗中友好的同学的话，愣了一会儿，仿佛不在乎地说：“随便他怎么样。
” 其实她不是对分数一点儿都不在乎，而是很在乎。
因为分数，只有分数，某些情况之下，对她的尊严能起到微小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维护作用。
期末考试后，放暑假前的一天，她在她家住的那间东倒西歪的小破泥草房附近看见了陶老师。
她猜不到陶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在她家附近。
其实陶老师已经在那儿转悠好一会儿了，为的是也看见她。
她刚从屋后的山上下来，背着一小捆在山上捡的干树枝，用野蒿拧成的草绳捆着，双手攥着草绳的末端。
她一看见陶老师，暗吃一惊，手一松，干树枝散落于背后。
如果有人呵斥她“盗窃集体之物”，那罪名尽管小题大做，对于她却也是能够成立的。
在当年，山是集体的山，地上长的一草一木，理论上全都归集体所有。
村中有个老地主，只因为在河里发现了一条被水禽啄伤、半死不活地漂在河面的巴掌那么大的鱼，捞起捡回家，偷偷炖了锅汤，还被召集百多人的大会批了一通呢！ 陶老师四下望望，确定周围没人，快步走到她跟前，替她归拢了干树枝。
接着，他捡起了草绳…… 她看出他是想替她扎捆，夺下草绳说：“不用您，我自己来。
”她并没说出谢意。
事实上，她的话明显有种排斥的意味。
弯下腰自己扎捆时，听到陶老师结结巴巴地说：“陶姮啊……我……那个……就……就是你这次考试的作……文……其、其实呢……”她又将树枝背起，瞪着陶老师的脸问：“老师，您到底想说什么？”她看出陶老师脸上那片紫痣，分明是更加紫了。
陶老师越发结巴地说，他希望她知道，他觉得她这次的作文那也还是写得不错的。
写一些孩子爱护一窝小鸟的事，起码他是喜欢的。
分数嘛，只不过是分数，希望她不必太计较，他有他的难处，更希望她能理解……陶老师是能说会道之人，从没结巴过的。
她低声说：“我能正确对待。
我早就能正确对待好多事了。
”说完就走。
她忽然想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那一个暑假，确切地说，是1976年的暑假，她和那几名暗中与她友好着的同学经常偷偷在一起玩。
尽管得避开某些“特革命”的大人 们的眼才能聚在一起，却终究还是玩得较为开心的。
酒能使男人和男人间更讲义气；儿女能使女人和女人之间更快地找到共同话题；而玩能使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友谊巩固。
9月份开学后，村路上出现了一种当年司空见惯的情形——从小学生到初中生，成群结队地拖着竹子或扛着竹子或抬着一根竹子去往学校。
那是南方生长得最多的青竹，也是用途最广的竹。
在一个普通的农民手中一年到头没点数过几次钱的时代，上学了的孩子们，只得用自家房前屋后的竹所卖的钱来交学费。
一根成竹也就是杯口般粗的竹，可以卖五角钱。
细一些的卖三角钱。
再细的卖两角钱。
每到要交学费的月份，村路上一向会出现以上那一种情形。
在学校附近，专为卖竹的学生们设立了收购点儿。
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还是要由家长代他们去将竹卖了的。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竹粗人瘦的话，便只有将竹拴根绳在地上拖。
五、六年级的学生却宁愿两个人抬一根，那样走得快。
而初中生们，则差不多都是一人扛一根，并尽量装出轻松的模样，以显示自己是有把子力气的；连女生也不例外。
当年小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三元，中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五元。
许多农村里不正规的学校，学费会低些。
而那村是个大村，学校上了规模，定为正规学校，学费按县城里学校的标准收。
陶姮的父母都已经没有了工资。
起先在不同的地方劳改时，每月各自还有十来元生活费的。
自从被遣送到风雷村，连那十来元也取消了，得靠挣工分才能吃上饭。
父母的身体都不太好。
尤其母亲，被押送到风雷村后，连精神有时候也似乎不怎么正常了。
何况，他们从没干过农活，干农活时的笨拙劲儿，比半大的农村孩子还不如。
靠他们挣那点儿可怜的工分，一家三口是会饿死的。
幸亏父亲对一家的苦难处境是有长期思想准备的，在还有点儿生活费的那几年，硬是口挪肚攒地存下了七八十元钱，缝在一件衣服的兜里。
一说又要转移劳改地，别的什么东西都顾不上，首先找出来紧紧抓在手里的便是那件衣服。
实际上，一家三口来到风雷村以后，主要是靠那点儿钱才得以继续活着。
陶姮心中有数，那点儿钱肯定所剩无几了。
开学前，她接连做了几次梦。
梦到陶老师冷着面孔伸手向她要学费，而她没钱交，低着头手足无措。
她不忍心向父母伸手要学费，有时甚至不想上学了。
还有时，甚至想一了百了，干脆死了算了。
她预料得到，如果自己真的死了，父母紧跟着就会双双自杀的。
她明白父母其实是为了她才屈辱地活着。
而自己也是为了父母还能活着，才同样忍受屈辱地活着。
开学前那几天，她还在梦里偷偷砍过别人家的竹，结果被发现。
在现场开起了她的批斗会，父母也被拖来陪斗…… 然而苦难之境中，居然会有救星。
救星是那几名暗中与她友好往来的同学。
他们劝她不必因学费而发愁，各自早已为她多砍了一根或两根自家的竹。
甚至，也不用她自己一根一根地往学校扛，他们代劳了。
她心里既感动又充满温暖，她想自己总得也为他们做些什么，于是就在一本作业本的背面负责记录。
谁又卖了第几根竹，卖了多少钱，一笔笔记得一目了然。
他们就索性将卖竹所得的钱交由她保管，并委托她一并交给陶老师。
不消说，其中包括她的学费。
村路上学生“竹子搬运工”的身影日渐少了，终于有一天，竹与孩子并不形影相随了。
新学期开始，各班级各年级正式上课。
一天课间，陶姮像往常一样，独自坐在篮球架下的石条上，望着满操场的学生跑跑跳跳，喊喊叫叫，或仨一堆俩一伙地说话。
在学校里她仍很孤独。
那是明智的孤独。
用现在的说法，是“自行边缘化”。
为了不使那几名暗中与自己友好的同学受什么“政治牵连”，也为了不给自己和父母惹什么麻烦。
那位校“革委会”主任的女人，即使在中小学生之间，往往也会发现“政治新动向”。
十四岁的陶姮对她和唯其马首是瞻的几个老师，不得不防。
在她看来，陶老师当然是他们一伙的。
正望得发呆，陶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她身旁，向她伸出一只手，好像被别人逼着似的说：“陶姮，你的学费也得交了……我知道……但今天，已经是学校限定的最后一天。
另外八名同学，他们说……他们的学费也在你这儿……由你一总来交……” 最后的话，他说得不太确定，似有求证的意思。
陶姮愣了愣，反应迅速而强烈地回答：“我交了呀！”与陶老师那种不太能确定的话相比，她的话说得极为肯定。
陶老师诧异了：“交了？交给谁了？”陶姮不高兴了，往起一站，抗议般地说：“交给你了啊！”“交给我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昨天早上！在校门口！我碰到了你，就把我们几个的学费交给了你。
用手绢包着，有几名同学是可以做证的……”陶老师眯起眼，呆望远处。
望了半分来钟，犹犹豫豫地说：“那……既然是你说的这样……我……我再对对钱数和人数……”他说罢转身就走。
走得急匆匆的，边走还径自嘟囔了句什么。
而陶姮，一时气得浑身发抖。
怎么能不气呢？连自己在内九名同学的学费加上课本费杂费什么的，五十多元啊！卖了一百多根竹的钱啊！五十多元在当年的农村，可是不少的一笔钱！没有壮劳力的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也不过仅能挣五十多元！那么大的人了，才昨天的事，怎么可以说忘就忘呢？真忘了还是假忘了啊！ 然而下一堂的化学课，陶姮倒也没太由于陶老师问她学费的事分心。
她明明将学费交给他了，那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有三名同学看见了。
他们都是和她友好的同学，她相信他们肯定会做证的。
再说他们也不太喜欢陶老师，因为他平时对学生的要求太严格。
但她也没怎么用心听课，在别人家孩子才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父亲就已经将初一至初三的化学常识基本上对她讲过了。
父亲曾是大学里的化学教授，比这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讲得有趣多了。
她只不过背着手端端正正地坐着，想自己一家以后的命运可能还会糟到什么地步。
想到伤心处，眼眶一湿，伏在了桌上。
不料下课后，守在教室门边的陶老师叫住了她，阴沉着脸让她跟他到教研室去一下。
师生二人进入教研室，已有四位下课了的老师也回到教研室了。
有的在喝茶，有的在看报。
陶老师坐下后，对肃立在自己跟前的陶姮说：“我又对着登记册统计了一下钱数，还是少你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和书杂费。
不错，昨天上午我是在校门口碰到了你，但你只问我如果你不买课本行不行。
我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课本你怎么能在学校里学习呢？’是这样吧？但是之后你绝对没给我什么用手绢包着的钱……” “我绝对给了！”——陶姮大叫起来。
陶老师愣了愣，也提高了声音：“老师是不会记错的！”“我也是不会记错的！有同学可以为我做证！”陶姮的声音都发尖了。
先进入教研室的，刚进入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的目光都望向了她和陶老师。
陶老师就愣得发呆，良久说不出话来。
陶姮哭了。
不但觉得委屈，而且认为清白无端地受到了怀疑，人格也受到了严重侮辱。
“凭什么你说你是不会记错的，我就非得承认是我记错了！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我当时把钱交给了你，你有证人证明我当时没把钱交给你吗？我明明把钱交给你了，你当老师的还朝我要，你就是成心欺负学生！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把我逼得没法儿了，我就死在你家门口给全校的学生和老师看！给全村人看！我如果被你逼死了，即使我父母无法替我申冤，老天爷有眼，他也饶不了你的！”陶姮宣泄着大喊大叫，愤怒地挥动手臂，轮番跺着双脚。
长期的屈辱，长期的压抑，不，是长期的被压迫感，在那一时刻，全面地、总体地、骤然地爆发了！就像通常所形容的：“火山喷发了！”——也可以这么说，十四岁的少女，当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了！她叫喊。
后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蹬踹双脚号啕大哭。
那意味着是她对自己和父母以往所遭受的一切一切迫害的表现猛烈的总抗议。
当然，也是第一次抗议。
十四岁之前，她连那样的意识那样的勇气也丝毫没有。
陶老师半张着嘴，双眼瞪得大大地看着她，惊骇的表情僵在脸上，身子也仿佛被浇铸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了似的。
他脸上那一大片紫痣，紫得发黑了，如同老茄子的颜色了。
一位女老师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到陶姮跟前，将她拽起，拉扯到了门外。
门关上后，她小声对陶姮说：“别哭了，回家去。
起码我听明白了，没你什么责任。
有些公道，到时候还是会有些人愿意出面主持一下的……” 女老师的话，使陶姮内心里那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宣泄情绪，总算平缓了一下。
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用各种解恨的话语，在心里将陶老师诅咒了一遍又一遍。
进了家门，父母还没回家。
据父母说，他们这几天跟村里的些个“专政对象”在砍茶秧。
当然，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之下。
村里的干部们一时觉悟不高，允许村民偷偷将几亩农田栽上了茶秧，为的是可以用卖茶叶的钱解决一下缺少办公费的问题。
而所谓办公费，又只不过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支出。
此事被革命群众向县“革委会”揭发了，于是引起县里干部们的高度重视，予以严厉批评，勒令限期将茶秧砍光。
怕父母一回来看出她哭过，她赶紧洗了脸。
擦脸时，目光不禁落在床头唯一的一只旧柳条箱上。
柳条箱的四角全被老鼠啃破了，却挂着把小锁。
一家三口每人有一把钥匙，全都将自己认为还有点儿保存价值或重要的东西放在里边。
陶姮那一把钥匙总是挂在颈上，她俯身开了锁，从中取出了一个小木匣子。
包括自己在内的九名同学的学费和书杂费，在没交给陶老师之前，便放在小木匣子里。
她那么做，可以说是条件反射的促使。
就好比大人怀疑孩子刚偷了什么东西，而孩子将所有的兜都弄了个兜里外翻，然后大声说：看，我就这几个兜，有吗？！ 但是当她打开小木匣时，傻眼了——手绢包着的钱竟还在里边！怎么会这样！她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仿佛都不流动了，觉得连心跳也停止了。
如果……如果这时候陶老师出现在面前，那自己就是全身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即使出现在面前的不是陶老师，是在教研室里亲眼看到自己号啕大哭起来的任何一位老师，自己也完了！就算出现在面前的不是那几位老师中的一位，而是几名与自己暗中友好的同学中的一名，自 己的下场也肯定会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他们是出于同情和正义才暗中维护她的，他们是认为她品行好才不顾她的家庭问题暗中和她成为朋友的——而现在事情变成了这样，谁还能认为她品行好呢？ 怎么会这样啊？！但事情又确确实实变成了这样！不管是谁看到了此刻那些用手绢包着的钱居然在她手上，她也肯定将被视为一个极其卑鄙的人无疑！尽管她才十四岁！而且还会视她为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在教研室里她的号啕大哭，尽管事实上是真哭，在别人看来那也肯定是逼真的表演了！那自己还有脸活吗？只有自杀！那父母还活个什么劲儿呢？也只有自杀！想到以上一环套一环的可怕结果……不，那简直可以说是可怕的下场啊！不但可怕，而且死了也没人同情，只会被说成是可耻的下场……她腾地从床边站起，目光迅速巡视一番，拿起了窗台上的一只空饭盒，将手绢包慌张地塞入饭盒，盖好之后，夹着就往外跑。
跑出家门，考虑到了什么，返身又跑回屋，再抓起了一把镰刀……她一口气跑到屋后山上，选择了一棵最粗的树，蹲下飞快地用镰刀掘个坑，将饭盒埋入了坑里。
直起身后，再将浮土踩平，收集了些落叶盖在上边……之后，这十四岁的少女在一块山石上坐了下去，开始寻思事情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
渐渐地，她理清了头绪。
原来，和同学们一起卖竹子那几天夜里，她接连做过情形相似的梦，梦见在校门口或教室门外碰到了陶老师，主动地甚至有些高傲地将包括自己在内总共九名同学的学费交给了陶老师……你不是几次在课堂上强调——非贫下中农子女是没资格申请免费的吗？我陶姮绝不会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免费的。
你看，我交得起学费！这样的梦做了几次之后，在她头脑中，梦境于是“变成”了事实。
或者这么说，当陶老师伸手向她要学费时，深深印在她头脑之中的那深刻的梦境，条件反射地促使她立刻就这么回答了一句：“我交了呀！”这十四岁的少女，当时自然是并没想到“条件反射”四个字的。
但一点儿也不影响她终于寻思明白了这么一点——原来是自己将梦里的情形和事实搞混了…… 接下来她不得不苦苦寻思的是——事情已然变成了这样，那我究竟该怎么办？寻思了半天，却并没寻思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办法。
而她比较满意的办法那就是，既足以保护了自己的品行不受怀疑，又不至于昧着良心使陶老师替自己背上黑锅。
主动承认自己记错了，当然也就全没陶老师什么事了。
但谁又能相信自己确实是记错了，而不是原本打算贪污了同学们辛辛苦苦卖竹子所得的学费，只不过在陶老师的“审问”之下才不得不放弃卑鄙可耻的企图呢？那是一个全社会都相当一致地习惯于有罪推断的年代。
不论什么人，如果不幸和“坏”字、“罪”字或“卑鄙”之类的字词发生了干系，只要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带头坚持认为他或她肯定是有罪的，起码是企图犯罪的，那么许许多多的人都会将那不幸之人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陶老师肯定是一个坚持认为她罪名成立的人无疑了，估计那八名和自己暗中成为好朋友的同学，也会认为她玷污了他们对她的友情，而他们看错了人。
她转而又这么想——陶姮，你为什么坐在这儿苦苦寻思，寻思来寻思去的，非寻思出一个对陶老师也有利的办法不可似的呢？事情明摆着，如果对他有利了，对你自己肯定就是一场灾难了啊！他如果是个还不错地对待过你的人，你倒也值得替他考虑。
可他对你是多么的不公正啊！作为老师，他甚至非昧着良心鸡蛋里挑骨头，硬是从你的作业和考试卷上挑出根本不是错误的错误，于是仿佛理所当然地降低给你的分数。
他那么做之前替你考虑过吗？在乎过你的感受吗？他那么做就不“坏”就不“卑鄙”就不“可耻”了吗？进而，她又联想到了陶老师在批斗大会上当着自己一家三口所说的那些恶狠狠的话。
他当时的样子，以及他当时所说的某些话，直到那一天，仍像一根根钉子钉在十四岁的少女心上。
当这少女下山时，她已经决定了坚持将那些学费交给了陶老师的说法。
哪怕刀架在脖梗上也不改口。
劝她离开教研室的那位女老师不是显然地相信了她的话吗？这对她有利。
只要采取一种宁死不屈的坚持态度，事情的结果将肯定对自己更有利。
至于陶老师，见他妈的鬼去！谁叫他是一个坏人呢！十四岁的少女经由自己一家的命运，总结出了一条区别好人和坏人的经验——凡是对命运被踢入悲惨之境的人麻木不仁、毫无同情心者，都只不过勉强算个人，却绝非好人。
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为了争取到什么利益而不惜加重别人悲惨命运的人，当然是从里坏到外的百分之百的坏人！对坏人怎么样那是谈不上昧良心不昧良心的！她要替许许多多她这样命运的孩子，她父母那般命运的父母惩罚惩罚坏人。
有机会能够惩罚一个，为什么不惩罚？ 当她二次进入家门时，父母已经回到了家里，都背靠一面墙肃立着。
除了父母，还有两个男人。
一个是学校负责保卫工作的副校长，也是“革委会”成员。
另一个是县教育局的什么人物，在开学典礼上，代表县教育局“革命委员会”到学校来讲过话的。
破家里虽然东西少得可怜，但还是被翻得乱七八糟。
连枕头和被褥也被拆开了。
她明白，那两个男人对她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
十四岁的少女丝毫也没表现出忐忑不安的样子。
一则那是她自幼便见惯了习惯了的事，二则她内心里已经树立了一种“正义信念”。
起码她自己认为是正义的。
县教育局的干部上下打量着她问：“你就是陶姮吧？”她默默点了一下头，默默站到了母亲身旁。
但并不像父母一样垂着双臂低着头。
相反，她将腰挺得格外直，昂着头，下巴微微翘起，睥睨着两个大男人。
副校长问：“陶姮，你干什么去了？”她立即回答：“到河边去了。
”她想她不能说到山上去了，万一他们组织人搜山呢？五十多元钱的事，在如今是屁大点儿的事，在当年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
当年有些仅仅挪用了二十几元公款的人，那还被判了三五年不等的刑呢！何况那五十几元钱关系到九名学生的学费和书杂费。
副校长又问：“刚放学不久，拿着镰刀到河边去干什么？”“想砍些柳条。
”她平平静静地回答。
那一时刻，十四岁少女的应激反应被空前机智地调动了起来。
如同阿庆嫂，刚回答了上句，下句便已成竹在胸了。
句句回答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县教育局的干部迅速地接着问：“砍柳条干什么？”他以为他问得那么迅速，如果她是在撒谎，定会被问得张口结舌。
十四岁的少女抬起一只手臂，指着被翻得见底的柳条箱说：“我家柳条箱被老鼠啃了那么多洞，我想用柳条把那些破窟窿补上。
”副校长紧接着问了两个字：“你会？”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
’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将有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我爸妈以前还不会干农活呢，他们现在不是渐渐地在干中学会了点儿吗？我已经十四岁了，对于我，不应该再把自己当小孩儿了。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我要从现在开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学会做种种我以前不会做的事。
”教育局的干部紧接着又问：“那为什么空手回来了？” 她说：“看到了一条蛇盘在柳树枝上，这么长，这么粗，吓得我不敢在河边了……” 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县教育局的干部一摆头，他们先后走了出去。
而陶姮，紧跟在他们后边去关门。
她从门缝看见也听到了，县教育局的干部刚走两步站住，问副校长：“你怎么认为？” 副校长嗫嗫嚅嚅地说：“我觉得，不太可能是……陶姮想要昧了那笔……” 县教育局的干部说：“那还用说？当然不可能！我指的是，你对陶姮这名学生有什么看法？” 副校长张张嘴，什么话也没说，想必是不敢轻易发表看法。
县教育局的干部却说：“我倒是觉得，咱俩刚才，有点儿像《沙家浜》‘智斗’那场戏里的胡传魁和刁德一……”副校长却说：“胡传魁对阿庆嫂当时还讲那么点儿义气，从我这方面而言，对陶姮一家绝没什么义气可讲。
不论我们学校还是我们村的干部，在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那是从来也不含糊的……”县教育局的干部大声打断了他：“得啦得啦，别净扯些不三不四的！我认为，陶姮这一名女生，很是与众不同。
才十四岁，你看她那种从容镇定的模样，比不怕事的大人还不怕事！今年是哪一年？”“今年……1976年……”“‘文革’进行几个年头了？”“可能……十年了……对，十年都多了……”“亏你还知道今年是1976年，亏你还知道‘文革’已经进行十年多了！同志，政治斗争更激烈了！各条战线都更需要政治典型了！我看陶姮就是一个值得树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要是连她都成了那样的典型，那就等于为‘文革’立了一大功！你们要尽快将陶姮树立成那样的典型！谁有什么异议，就说是县教育局的指示！”副校长诺诺连声地听了一通训后，跟随在县教育局干部身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这使陶姮未免奇怪，不明白副校长为什么回望她的家门。
然而县教育局那位干部的话，对于她如同服下了一颗药效极快又极强的定心丸。
她暗想：看来事情往下的发展对我更加有利了。
这十四岁的少女，从那一天开始善于审时度势了。
她刚从门口退开，母亲首先走到了她跟前，心有余悸地问：“女儿，告诉妈实话，你究竟在学校闯了什么祸？”她若无其事地回答：“妈，我发誓，我绝对没做任何招惹他们到家里来搜查的事。
”她竟能把话说得很令人安慰。
“那他们为什么来？”“不是快过‘十一’了嘛，也许是按照要求，例行公事呗。
”父亲也走到了她跟前，狐疑地问：“你在门口站那么久干什么？”她说：“他们站在不远的地方说话，我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父亲走到门前，弯下腰，也将脸贴在门缝朝外望了一眼，转身又问：“听到了？”她点一下头。
“说了些什么？”“他们说，应该把我树立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父亲就又走到她跟前，一下子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好像马上有人要来将她从家里拖走似的，顿时流下泪来，无奈而悲怆地说：“她妈，他们这是要从感情上和咱们争夺女儿啊，那咱们怎么争得过呢……”结果母亲低声哭了。
而她发誓般地说：“爸，妈，你们都放心好了，我永远是爱你们的女儿。
不管是谁，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休想从感情上把我和你们分开。
”她从父亲怀里挣脱了，走到床那儿去，往柳条箱里收拾东西。
父母对视一眼，随即一齐望着她，都吃惊他们十四岁的女儿口中，怎么一下子说出了大人话？而且说得不动声色。
正是从那一天起，十四岁的陶姮，与她的少女时期告别了，如同在思想上破瓜。
副校长回头望她的家门自然是有原因的。
那位副校长与陶老师长期不和。
他出身比陶老师好，却不如陶老师那么有才。
确切地说，陶老师那种挥笔成章写大字报的能力，是他这辈子也难以具有的。
有才的人，总是难免被嫉妒的。
嫉妒陶老师的老师不少，那位副校长是嫉妒得最公然也最厉害的一个。
其实陶老师也不值得多么嫉妒，因为对陶老师的政治原则是早已内定了的，即“只可利用，不可重用”。
但是在当年，许多有这样的才能或那样的才能的人，不敢痴心妄想被重用，只不过希望被偶尔利用一下，那也是没有资格的。
县里有次派人到学校考察干部，对那位副校长的结论中竟有这么一句：“政治上是位可靠的好同志，遗憾的是能力不足。
如果有陶老师一半的才华，那也可以继续培养提拔。
”这一结论的意思明摆着是，认为他没有继续培养提拔的前途了。
也许人家并没有这么绝对的意思，而且也不是白纸黑字的正式结论。
但那话一传到他耳中，简直要把他气疯了。
从此以后，他对陶老师不仅心怀嫉妒，而且滋生恨意了。
偏偏，少了五
十 多元学费的事，由他来负责处理。
由他一处理，上升为案件的性质了。
而既然连县教育局的干部都认为陶姮这名学生不可能昧了那五十多元钱，结论也就只有一种了。
想不到竟有由他来给陶老师做结论的这一天，他高兴得都想唱歌。
他还是找了三名学生来了解情况。
那三名学生竟是陶老师一一点出的。
这对于陶老师就又很不幸了，因为他们都是与陶姮暗中要好的学生。
他们似乎从副校长的询问中品咂出这么一种意思——事情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陶姮一方是没问题的，但仍需有旁证才能下结论。
这三名学生的学费也在那五十多元之中，他们当然希望早点儿下结论。
一名学生说：“我虽然没亲眼看见，但我和陶姮一块儿往学校走时，听她说过那一天要把我们的学费给陶老师。
” 另一名学生说：“我也听她那么说了。
而且，在学校门口是陶姮主动叫住陶老师的。
她一只手一边还往书包里伸，我想她就是要掏出那五十几元钱来……” 前两名学生是女生，第三名学生是男生。
那男生说：“陶姮叫住陶老师后，他俩先进校门了。
但是我等了陶姮一会儿，我亲眼看到陶姮从书包里掏出了用手绢包着的钱，并且一递一接地交给了陶老师。
我愿意把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写成证言……”之后，那位副校长自然就该找陶老师谈话了。
那是一场就两个人的谈话，气氛严肃得接近严峻，陶老师显出忐忑不安的表情来。
“陶老师，那么，只得请你看看这个啰！”陶老师看过那名男生写的证言，脸上就淌下汗来了。
他说：“这……或者……也许真的是……可我确实不记得……那，我会把钱放哪儿了呢？”“是啊，你把钱放哪儿了呢？”“大概……是我一时大意，把他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弄丢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副校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宁愿补上那五十多元钱，下个月就开始从我的工资里扣好了……”而副校长却哧了一声，不置可否地说：“先谈到这儿吧。
”说完起身便走。
坐在椅子上的陶老师呆如石人……隔日，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许久，老师才进入陶姮那个班的教室。
但不是应该给他们上那一节语文课的陶老师，而是别的班的一位班主任，身后紧跟着副校长。
副校长宣布：陶老师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一位老师了，从即日起，由别的班的那位班主任暂时代理这个班的班主任。
那一节课的纪律空前地好，连平日里惯于搞笑捣蛋的学生，也皆坐得端端正正。
几乎每一个同学，似乎都是在屏息敛气地听课。
又似乎是被施了定身法，灵魂集体出窍，游荡向四面八方去了…… 放学时，一辆从县里开来的警车停在校门口，垂头耷拉脑的陶老师，被两名公安人员押上了警车。
许多同学目睹了那一幕，陶姮也看见了。
据说，陶老师哀求在他被押上警车之前，不要给他戴手铐；两名公安人员没理他的哀求……在一个案件涉及一笔去向不明的钱的情况之下，主要当事人如果承认是被自己丢失了，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扣，那其实也就等于承认是被他贪污了。
当年，结果必定会是那样。
那五十多元钱并没从陶老师的工资里扣。
他既已从一位老师变成了一个贪污犯，也就同时失去了当老师的那一份工资。
五十多元钱，比他此前每月的工资还多二十元。
五十多元钱，于是成了他家以后欠学校的债务。
他家还有四口人：老母亲，是社员的妻子，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和才五岁的女儿……那天，陶姮回到家里没吃午饭。
晚上父母回到家里时，见她躺在床上。
她说她有点儿不舒服；父母以为她来例假了，既没多问，也没勉强她吃晚饭。
夜里，她咬住被角，无声地哭，泪水湿透了枕头……几天后，代理班主任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严严肃肃地对她说，校“革命委员会”经开会研究，已内定她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了，希望她以后在各方面都努力争取表现得突出一些，尤其在政治方面要有突出的表现。
绝不可错过机会，辜负培养……从此，她成为班级里乃至学校里一名很忙的学生了。
她开始被通知参加各种政治思想学习班了，也开始被要求写大批判稿，在各种大批判会上发言了。
她写的大批判稿，代理班主任替她一稿两稿地改不说，校“革委会”的头头们还要互相传阅，各自勾改一番才能定稿。
以至于连她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登台所念的究竟算是谁写的批判稿。
整个9月份，学校似乎不是学校了。
三天两头地开批判大会，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幕后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隐蔽在地下的翻案集团”……究竟批的是谁们，全校没有一名学生能说明白。
陶姮也不明白。
由于根本不明白，反而全没了半点儿有可能伤害到某个具体的、活在当世的人的心理障碍。
写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被迫练 字；而登台读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当众“开嗓子”。
“开嗓子”是村里的一种普遍说法，即可着嗓子喊，据言对少男少女们的成长是有益的。
否则，少男少女们变声以后，男的也许会是公鸭嗓，女的说起话来则永远的细声细气。
那样的大姑娘，一旦做了媳妇，岂不是要受婆家人的欺负？故，谁家的少男少女大哭大闹、大喊大叫时，父母和邻人们是不理不睬的，只当那也是在“开嗓子”。
是的，陶姮每在台上激昂慷慨地大声读那类批判稿，并且一次次带头振臂高呼口号时，只当自己是在“开嗓子”而已。
于是她听到些夸奖话了。
当面听到的夸奖话全是同学口中说出的，而老师们口中说出的夸奖话，则全是同学们转述给她听的。
她对那些转述半信半疑。
然而确实的，她的嗓音变得响亮了。
她渐渐习惯于将一篇批判稿大声读得惊神泣鬼了，有一定经验了，知道应该将哪些句子读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了。
那是人心躁动不安的日子。
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都在躁动之中加深着不安，如同动物本能地预感到将要发生大地震。
似乎一切革命歌曲都失去了鼓舞的作用和影响，最后经常响彻校园的只是同一首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歌词仅仅一句，不比歌名多一个字，也不比歌名少一个字。
陶姮最听不得的夸奖话是——“有老师说你的才能将来一定会超过陶老师！”每次听到同学转述那样的夸奖话，陶老师双手被手铐铐着，并且被推搡着经过校园的情形立刻像电影片断一般浮现在她眼前。
那时她即使高兴着，也会顿时高兴不起来了。
十四岁的这一个少女，内心里开始迷信因果报应。
独自一人时，往往会想到“天谴”二字。
这两个字是她从母亲口中听说的。
母亲在家里诅咒那些不把她当人对待的家伙时，就说他们迟早会遭“天谴”。
“天谴”二字每每使陶姮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
虽然，由于她差不多快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典型了，父母竟也沾光，有时候有点儿被当人看待了，但这也抵消不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一种恐惧。
“十一”照例放了三天假。
以前和她暗中要好的同学中，只有那名写了文字证言的男生来找她玩过。
另外几名同学，因为她有点儿像是学校里的“红人”了，觉得他们的同情和保护对她有些多余了，一个又一个主动疏远她了。
而那名男生叫李辰刚——正是他后来追求过陶姮。
这使她很伤心。
也很无奈。
李辰刚将她引到了河边，两人之间保持距离地呆坐了一会儿，谁也不敢看谁。
终于，她听到他小声说：“我永远也不会出卖你的！”她缓缓抬起头，鼓足勇气望向他；他却已经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了……到了10月中旬，某日从省城开来一辆小汽车，将陶姮一家接走了。
直至那时，她才觉得，恐惧将离自己远了。
但“天谴”二字，却似乎仍黏着她。
在省城，他们一家三口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里。
每天都有人来看她的父母，那时她便躲出房间去。
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父母一块儿从外回来。
显然都喝了不少酒，半醉不醉的。
母亲说：“女儿，‘四人帮’粉碎了！”她疑惑地望着母亲，不明白什么“四人帮”不“四人帮”的，头一次听说。
父亲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以后，咱们一家可以过正常生活了。
”她愣了片刻，小声问：“不必再回风雷村接受改造了？”父亲说：“不必了。
”母亲说：“真的！”十四岁的少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第三章 风雷村早已恢复了起先的村名，80年代初就又叫尚仁村了。
小面包车一路停了几次，抱小孩儿的女人下去了，带上车两只公鸡的女人也下去了，一对显然是恋爱关系的青年刚刚下去。
卖票的将收音机关了，车里安静了，陶姮和丈夫终于可以坐下了。
他俩的情绪都坏透了，你懒得跟我说话，我也懒得跟你说话。
买了一头小猪的男人却没下车，座位有空余了，装小猪的麻袋不必放在他膝上了，单独放在一个座位上了。
小猪不再吱哇乱叫，只不过偶尔哼几声了。
小猪的主人问：“你们从哪儿来？”陶姮明知是在问他俩，却懒得回答。
分明是出于礼貌，沃克回答了两个字——“美国”。
当他要尽量使自己说的中国话清清楚楚时，发音反而就古怪了。
“梅果？有把果子当地名的地方吗？从没听说过，那是哪儿？”瘦小黢黑的男人显然对沃克和陶姮产生了某种兴趣，刨根问底。
“梅果你都没听说过？”沃克将身子一转，一副“友邦惊诧”的表情。
“梅果谁不知道啊，我还吃过呢！但就是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在中国？还是在你的国家？”那男人和丈夫之间的话，令陶姮烦透了。
她不但自己懒得开口说话，也听不得别人在旁边净说些可说可不说的话。
那会儿，她真希望全世界都一下子静下来。
“不是吃的果子，那是我的国家！你不可能没听说过我的国家！梅、果！没听说过你们中国人就等于没活！”沃克又犯了容易激动的毛病了。
“噢……明白了明白了。
你是美国人，从美国来，对吧？……”那男人恍然大悟，也不知他刚才是真没听明白，还是假装没听明白。
沃克这才将身子坐正，还长长出了一口气。
如同老师终于向学生讲明白了一道什么难题，如释重负。
不料卖票的接着开口说话了：“哎，这位美国人，你刚才最后那句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听着太不舒服了！怎么，就算有哪个中国人真没听说过美国，那也不等于我们全中国人都白活了呀！” 卖票的说得很不高兴。
岂止不高兴，简直愤愤然了。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生活……不，也不是……快活，不对不对，更不是……”沃克语无伦次了。
陶姮终于开口道：“他想说的是‘搞活’。
”“这么说还行。
那倒也是，中国都搞活三十年了，听说得最多的一个外国那就是你们美国，要不、要不可不白搞活了呗！”卖票的那种缓和了的语气，听来是表示愤然消除了。
陶姮正暗想，上帝啊，现在总该安静下来了！——坐在后排的那男人，却将手臂搭在前排的靠背上，嘴对着沃克的一只耳朵小声说：“我不信你真耍流氓了……”陶姮心底的火又腾地蹿起了老高，恨不得立刻站起来，转身抽对方一个大嘴巴子！尽管对方明明说的是“我不信”。
沃克却用自己的一只手拍拍对方的一只手，感激地说：“谢谢！”那男人以更小的声音说：“那是几方面的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专诓外地人上套儿。
一说谁耍流氓了，谁都得马上点钞票嘛！怕丢脸嘛！以为你们美国人不怕丢脸，没想到你们更怕，一出手就给了一千元！真够大方的！他们这次可钓到了条大鱼！要是我们当地人的外来亲戚不小心上了他们的圈套，其实一百二百就能把事给了啦。
他们虽然勾结成一伙了，但那也不敢轻易把我们当地人往急了惹。
真把我们惹急了，揭他们个底儿朝上，那也没他们什么便宜占！”沃克冲陶姮大光其火了：“你给了他们一千元钱？你怎么可以那么做？为什么不征得我的同意？！你那么做不就是等于……”陶姮大叫：“都给我住口！”车上这才顿时安静。
即使在那种有些突然的安静之中，沃克却还是要据理力争地嘟囔：“陶姮，你太不尊重我了！你太……”司机也忍不住大声说：“都少说两句！要和谐！美国人到了中国，那也得讲和谐！讲和谐那就是，有的事，不争论。
过去了，干脆当成根本没发生过！”沃克大吼：“可是我不能！”“不能？不能也得能！这是在我们中国，不是在你们美国。
不能你想怎么样？”司机的话，说得挖苦意味十足。
才不到半分钟的安静，就这么又被打破了。
“都给我住口！”陶姮又喊叫起来。
与此同时，面包车顺着路口朝左一拐，发出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猛地停住了。
她和她的丈夫，上身都不由自主向前一倾，也都同时用双手撑住了前排座位的靠背……车里真的安静了下来，每一个人望向车前方的双眼都瞪大了。
但那一种安静，和陶姮如出一辙的喊叫关系不大，而是由于车前方他们所看到的情形——廉价的小汽车、面包车、带斗的拖拉机，单人骑着的或双人骑着的摩托车以及几辆马车，横七竖八地堵满了并不宽阔的路面。
估计有五六十辆，堵了一二百米……然而，却没有喇叭声。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一辆挨一辆堵着塞着。
“嘿，又赶上了！”司机骂一句，跳下车，嘭地将车门一关。
卖票的也下了车，司机掏出烟盒，递给了卖票的一支，卖票的则掏出打火机，二人吸起烟来。
沃克问：“为什么没人按喇叭？”陶姮装没听到，将脸朝车窗外一扭。
其实沃克也不是在问她，更没希望从她那儿获得回答。
他是在问坐在后排的那个瘦小的男人，认为只有那个瘦小男人才能给他一个令他信服得无话可说的答案。
那瘦小的男人不但善于察言观色，也是极善于讨好的。
他听出了沃克的话实际上是在问他，欠起身，将头探过前排座位的靠背，一位素质良好的导游似的人说：“别急。
两位都别急。
再急也没用。
堵着，都按喇叭也还是个堵。
该通畅了，自然也就通畅了。
生活中，不论碰到什么情况，都得有足够的耐心是不是？咱们中国人，从古至今，讲的就是这么一种修炼嘛！”他的头，夹在陶姮与沃克的头之间。
大概他在镇上的什么地方喝酒了，口中散发着酒气和胃气。
两股不好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更不好闻了。
陶姮嫌厌地将头往另一边偏，同时拉开了那边的小窗。
而沃克则拉开车门下了车。
对于他那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这辆破旧肮脏的小面包车如同囚笼。
他一站到地上，便开始前后左右扭动脖子，接着扭腰，抡胳膊踢腿，还做了几次下蹲运动。
之后，他走到司机和卖票的跟前，搭讪着向他俩要烟。
在美国，他已经戒烟很长一段时期了，但这会儿，他不但想吸烟，还想喝烈性酒，索性一醉方休。
那俩男人，一时表现得诚惶诚恐。
这个赶紧给他一支烟，那个赶紧将按着的打火机伸向他。
廉价且劣质的烟，使沃克吸第一口后被呛得咳嗽起来，那 俩男人就看着他笑。
他想将烟扔了，却又不好意思扔。
自从成为陶姮的丈夫，他早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么一种礼貌原则——中国人给你的东西，凡是当着中国人的面儿入了口的，再不好吃、再不好喝、再使你觉得不对头，那你也得咽下去。
如果当着人家的面儿吐了出来，等于扇了人家一个大嘴巴子。
而若是你主动向人家讨要，人家又挺乐意地给了你的东西，哪怕你一接到手立刻发现原来是对你有害的东西，那也得背着人家的面儿偷偷扔掉。
如果当着人家的面儿扔在了地上，遇到性格暴烈的中国人，很可能真扇你一个大嘴巴子。
沃克之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么一种礼貌原则，乃因依他想来，绝大多数人类都是很在乎“面子”问题的。
为了证明自己对那支烟是格外领情的，他又吸了几小口。
烟一入口，立刻吐出，连说：“顶！顶……” “顶”是他从中国的互联网上学到的，也是他近来常喜欢说的一个汉字。
他特喜欢“顶”字所包含的多意性，尤其喜欢“那咱们可是一伙的了”那么一种意思。
开车的和卖票的，以为他想说的是“冲”，笑过之后，走向前边看情况去了。
沃克趁他俩一转身赶紧将烟扔了，跟在他俩后边也往前走。
前边并没发生车祸，是几名农民脸但穿工作服的汉子在伐路边的大树。
已经伐倒了十几棵，正是那十几棵倒在路上的大树，使交通完全堵塞住了。
有几个汉子还在伐，另几名汉子，手持大斧或小锯，处理倒树的枝枝丫丫。
而从各种车上下来的男女老少，则围着看。
有的抱着孩子看，有的背着背篓看，有的吸着烟嗑着瓜子看，有的相互勾肩搭背地看……如同都是在围观江湖人“耍把式”。
沃克通过与多个围观者交谈，才明白那些伐树的汉子是公路养护队的。
他们要将被伐倒的大树锯成段，然后卖了。
因为单位已经欠他们三个多月的工资了，而单位是将他们的工资“暂借”去为领导买车买房了。
“好不容易长这么粗这么高的树，说伐倒就给伐倒了，太可惜啦！怎么没人管管？” “以后这一段路可就一点儿阴凉也没有了！”“听他们说，他们负责给栽上小树。
”“没有十几年，小树能长到那么粗那么高吗？”“不给发工资咋办？事情逼在我头上，也那么干！”“是啊，逼的嘛！”“扣发员工工资是违反劳动法的，可以告他们的领导嘛！” “听他们讲，法院的人跟他们谈了，说案件太多，一年半以后才能轮到审理他们的起诉……” “那也最好夜里伐嘛！把这么多车堵了一路，不合适！”“夜里伐那不成偷偷摸摸的了吗？人家是明人不做暗事，偏要在光天化日这么干！而且偏要选今天这么个大集日来干！我要是他们，那也这么个干法！不干则已，干就得干出一番大响动来！”围观者们，尤其围观者中的男人们，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三三两两站一起，介绍情况，交流看法，议论纷纷。
不高兴的固然有之，多数却表达着莫大的理解和同情。
突然，不知哪一辆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了吼唱之声：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
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哇……围观的男人们，似乎听到了暗号，转眼间几乎全都回到了各自的车内。
而沃克站在各种车辆之间，大为困惑。
明明道路还在堵着，这些个中国男人忽然一下子都回到自己开的车里干什么去呢？他拦住一个男人问：“又，发生，什么情况了？”那男人学他的语调笑道：“一休哥，休息，休息一会儿！”而在沃克和陶姮坐的那辆面包车里，与猪崽同在的瘦小男人紧紧抓住机遇，在“大河”尚未开始“向东流”那会儿工夫里，他对陶姮进行了一步步的游说。
他先问她要到风雷村去还什么心愿，这使敏感的陶姮暗自一惊。
她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要去还心愿？”他一笑，慢条斯理地说：“听你口音，看你样子，根本就不是从那个村走出去的人。
风雷村现在又叫尚仁村了，这二三十年来，虽说也走出去了些混成人物的人，但地位最高的也不过就是有在北京当上什么处长的，有在省城当上什么副局长的，有做茶叶生意做出了点儿名堂的，却没有能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的……”陶姮又暗自一惊，不由得再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他也又一笑，卖关子地说：“你就当我能掐会算吧！我不但知道你是教授，还知道你的美国先生也是教授。
你俩到尚仁村去，要解决些和当年尚仁村中学的陶老师有关的事对不对？”陶姮不禁扭头瞪着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跟您开玩笑呢，我既不能掐，也不会算，才不信那套。
当真人不说假话，我小姨子在镇上的派出所当警察，中午我去她那儿吃的 饭，你先生的事是她讲给我听的……”“那是一个卑鄙的圈套！”陶姮又火了。
她当然相信自己的丈夫肯定是清白无辜的。
正因为 相信这一点，心里的一股火才不知该向谁去发泄。
“是啊是啊，那当然是个圈套。
可既然把您先生给套住了，那就 得把假戏唱到底啊！要不，岂不白下套儿了？”陶姮不禁第二次扭头瞪着他，又说不出话来。
不是由于吃惊，而 是被他那种和稀泥的话给气得。
“您也别这么瞪着我。
我这人实诚，有什么说什么。
既然你俩有 愿要还，就得有个住处是不？我家住的村离尚仁村不远，才三里多地。
希望你俩赏我个脸，能成为我家的贵客。
我家去年盖起的新楼，保证让你俩住得处处方便。
钱方面嘛，绝不会多收你们的……” 他说得还是那么的慢条斯理。
“休想！”陶姮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
“你也别偏不。
又不是我设的圈套，你犯不着对我气呼呼的嘛！小愿即还，中愿必还，大愿近还。
这是民间的讲究。
你俩从美国回到中国来还愿，那肯定是大愿了。
到什么地方去还大愿，不能直奔那个地方去，更不能愿还没还成呢，倒先在那地方住下了。
那不吉利，民间认为大不吉利。
再者说了，你俩在尚仁村无亲无故的，进了村往谁家去呢？……”陶姮不瞪着他，将头回正了。
他那番关于吉利不吉利的话，竟多少对她起到了一些心理影响。
她和丈夫起先打算，一到尚仁村，先打听陶老师家住哪儿，应该直奔而去。
不管陶老师家的居住条件怎样，都应该首选住陶老师家，以证心诚。
如果陶老师寿短，已不在世了，那就住在陶老师的儿女家或亲戚家。
她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心诚。
现在看来，也许自己和丈夫都想得太天真了——万一不论是陶老师，还是陶老师的儿女或亲戚，一确信面前站的是她陶姮，结果如同仇人相见，咬牙切齿呢？瘦小的男人又说：“我还是要强调刚才的话，大愿近还，要不真不吉利。
我住那个村正应了一个‘近’字，这你得当成是咱们的一种缘分才对。
要是往别处想，可就把我想歪了。
我是诚心诚意的。
就算也有所图吧，除了图能收你们夫妇一点儿钱，那还能图什么呢？”这倒是一句实话，陶姮开始这么想了。
“我小姨子是镇上的警察，你俩住我家，有我小姨子罩着，不是许多事都会顺利点儿嘛，那少操多少心啊！”陶姮不由得说：“我考虑考虑。
” “如果你俩真住我家，我争取让我小姨子办办，也许能替你把那一千元要回来，那不等于替你先生刷洗清白恢复名誉了吗？” “你贵姓？”陶姮第三次回头看他。
简直就不能不回头，像被一双手扭了她的头一下似的。
目光里没有了排斥，语调也和气了。
“免贵姓王。
”那男人说着，一只手同时掏兜，掏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双手相递。
陶姮接过，低头一看，中间三个醒目的黑字印的是他的名字“王福至”。
再细看上方的一行小字，原来是“你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上边不是写着嘛。
谁碰到了什么难事，帮谁打听打听情况，疏通疏通门路，联系联系主事的人，费费嘴，跑跑腿，说情转礼，多少收点儿服务费，也就这么点儿能耐。
不过呢，真为一些人摆平过几件头疼窝心的事。
怎么样？一言为定？”陶姮看着他，犹豫。
“你可别犹豫。
你那一千元钱不是那么好往回要的。
转眼我没耐心了，你后悔也晚了！”他的话居然说得严肃起来。
陶姮点了一下头。
像有人按着她的头，简直就不能不点一下似的。
此刻，外边的吼唱忽然响成了一片，歌词也变成了“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那些回到了自己汽车里的男人，将各自车里的收音机全都调准在一个频道，并且全都开到了最大音量。
几十辆汽车里传出的歌声，形成轰轰烈烈的同一首歌，如同是在为几名砍树的汉子鼓足干劲儿。
这辆面包车的两个主人回到了车上，沃克紧跟在他俩后边上了车。
司机一上车，也开了收音机，也调频道。
卖票的冲他喊：“别找台了！找到了也该唱完了！”司机也喊着说：“跟上一句也好！”——并且自己敞开嗓子唱了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哇！”沃克问王福至：“怎么回事？为什么都挺高兴的？”王福至大声说：“中国人现在可爱唱歌了，一听就想跟着唱！一唱就高兴！中国人与时俱进啦！”“他们砍那些树，我心疼！造成了这么久的堵塞，我不高兴！”——沃克皱起了眉。
卖票的大声插了一句：“车上说说行啊，在下边可别乱说，小心挨揍！” 在一片“嘿呀咿儿呀”的吼唱声中，面包车上四个男人的话都得喊着说。
陶姮的脑仁儿都被吵疼了，捂上了双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我最喜爱的歌曲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又该说再见了……” 甜润的女广播员的声音，由几十辆汽车的收音机以最大音量播出，如同观音菩萨从天穹向下界说出的话，尽管听来还是甜润的，但却具有回响于天地之间的共鸣似的。
接下来，那一段严重堵塞的公路又安静了。
一些个男人们，又都离开了他们的汽车，一个个穿行于汽车与汽车之间，迂回地又朝前方聚集。
忽然，他们全都朝前方跑。
“出事了！”——卖票的跳下了车。
“不出事才怪！”——司机也跳下了车。
“你待在车里别下来！”——沃克叮嘱陶姮一句紧跟着下了车。
王福至对陶姮说：“你替我照看一下猪崽啊！”——说罢，仿佛前方有人在撒钱似的，跳下车就往前方跑。
片刻之间，车上只剩下了陶姮一人。
她掏出王福至的名片又看，见背面还印着三行字：收人钱物，替人消灾。
说到做到，诚信第
一。
为社会和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她有点儿怀疑自己是不是点头点早了。
但转而一想，那王福至的话，说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直接去往尚仁村，确乎是不太明智的……前方的情况复杂了。
一辆黑色的半新不旧的“奥迪”相向驶来，自然也被堵住了。
在前方的公路上，岔出一条土路。
大多数相向驶来的车辆都拐上了那一条土路。
即使一时开快了，过了那一条土路路口的车辆，司机在别人的指点下，也只有将车倒退几十米，再拐到那条土路上去。
所以在横七竖八地倒着许多大树的路面的那一边，并没形成车辆堵塞的情况。
而被堵在这一边的车辆，因为后边的司机们根本没有想到此处堵塞，越堵越多，连倒车也倒不回去了。
偏偏“奥迪”里坐的是非一般人，是省城的一位局长和县城的一位副县长。
二人都喝得半醉不醉的，并坐在后排眯着。
车一停，才都睁开了眼。
局长对司机说：“下去，让他们把树挪开！”那车是局长的专车，司机也是专职司机，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复员兵。
小伙子就立刻下了车，要求几名伐树的汉子赶快把树挪开。
那几名汉子已不伐树了，分成几组在锯树了。
小伙子嚷了半天，汉子们不理他。
小伙子又指着车牌对他们说：“看清楚了，这可是省城的车，车上坐的可是省城的领导干部！”这时才有一个汉子放开了锯把，走到小伙子跟前，拍拍小伙子的肩，指指那条土路，接着朝土路路口挥手。
小伙子回头看看，只得又上了车，朝后倒车。
局长不高兴了，斥问小伙子：“你倒车干什么？”小伙子说：“有跟他们费嘴皮子那工夫，还不早在土路上开着了？”“拐上那条土路，得多绕六七里地才能再上公路！”——局长更不高兴了。
小伙子却说：“那也没辙啊！我脚下多给几次油，耽误那几分钟就找回来了。
”局长火了，喝道：“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小伙子便又将车刹住，呆望着那几名正在锯树的汉子，不知如何是好。
副县长这时觉得脸上太挂不住了，毕竟是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以内啊！他一开车门下了车，脚步虚浮地走到了那几名汉子跟前，首先声明自己是本县副县长，接着声色俱厉地告知那几名汉子，车内坐的是省里的领导，命令他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将树搬开。
为首的一名汉子，就是刚才拍过局长司机肩的那名汉子，指着堵塞一片的车辆说：“就是我们把树搬开了，领导的车也还是开不过去啊！”看来，他不是不相信车里坐的是省城的领导，也不是不相信站在跟前的是本县的一位副县长。
而是希望副县长现实一点儿，最好还是让司机将车倒回去。
副县长也火了，指着那汉子的脸吼：“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快搬快搬！其他事用不着你们管！”他跨过一截截树干，走到了堵塞着的车辆之间。
在跨过树干时，还不小心绊了一跤。
“你们，都听我指挥！都回到自己车里去！能把车往路边靠的，尽量靠路边！能往回倒的，先给我把车倒回去！一会儿路面清理出来了，谁也不许争着往前开！谁的车跟省城领导的车抢占路面，我对谁不客气！最后边那几辆车谁的？谁的？！立刻给我往回倒！”副县长话一说完，猛转身往回便走。
大概他以为，在他转身之际，已有人回到了最后那几辆车里，已有车辆开始往后倒了。
自己一位副县长亲自指挥解决交通堵塞问题，谁还能不服从呢？ 然而他想的大错特错了。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往自己的车那儿移动。
他们都望着他的背影笑。
有的独自笑，有的互相交换着开心的眼神儿笑。
他们也都不怀疑对他们颐指气使的确实是位副县长。
真是副县长还是冒牌的副县长，他们认真看对方一眼，注意听对方说几句话，便可以得出八九不离十的结论了。
中国百姓，尤其长久生活在县界内的百姓，在判断一个人是“县官”或不是“县官”方面，经验是特别丰富的。
“领导干部”，走到哪儿，那都是带着“气场”的，就像气功师们走到哪儿都自称是带着“气场”的。
但气功师们所言，往往是自我吹嘘。
中国的一些“领导干部”们，即使自己不言，那“气场”也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往往越是半大不小的官，所发散的“气场”越显然。
小百姓们正是凭了那“气场”的有无，才能判断无误。
但也正因为都不怀疑那位副县长的身份，所以才都巴望着看他的笑话。
他们被堵在公路的这一边不急也不气，正是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堵塞出一件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来，最好是一件足以使某些大小干部们束手无策、气急败坏的事件。
否则，岂不白白被堵住了？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或虽改行了一心发达起来却怎么也发达不起来的农民。
他们觉得自己哪方面都差着许多许多就是一点儿也不差时间。
在离各自的村子不远的路上被堵了一两个钟头，对他们不会造成任何实际的损失，所以不在乎。
倘还有笑话可看，而笑话又发生在一位半醉不醉的副县长身上，反而认为被堵得很值。
起码，今天及今天以后的几天里，有了一种说起来有意思的谈资了。
然而副县长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已成一场笑话的主角了。
相反，那一时刻他觉得他浑身又发散着身为干部的强大“气场”，而那“气场”是有威慑作用的，发散那样的“气场”也是极良好的一种感觉。
他一转身看到的情形使他火冒三丈——几名伐树的汉子非但没开始搬树，竟都坐在树段上歇着了，有的还优哉游哉吸起烟来。
“嗨，你们！都聋啦？瞎啦？因为我对你们太客气了是不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是不是？！” 他呵斥着，不小心又被树段绊倒了。
为首的汉子扔了烟，起身走过去扶起他，向他汇报他们由于单位已经欠发了三个多月工资所面临的大烦恼，以及他们的诉求。
“滚你妈的！干部各管一段，你们那些屁事老子才不管！”终究是有几分醉了，副县长失态了，开始骂骂咧咧的了。
“滚你的！”——为首的汉子也大光其火了，不但回骂了一句，还表示轻蔑地往地上啐了一口。
副县长甩手给了那汉子一耳光。
那汉子当胸一掌，将副县长推了个四仰八叉。
隔着些树干，路这一边看笑话的男人中发出几声喝彩。
就像在早年间的戏院里那样，是不约而同的一个字：“好！” 举着照相机的沃克，刚拍完路那边，迅速将镜头对准了路这边，不但拍喝彩的男人们，还拍女人和半大孩子们，因为他觉得比之于喝彩的男人们，女人和孩子们的笑，更接近于纯粹的看笑话时的笑，并不掺杂幸灾乐祸的成分；笑得更灿然，更开心。
“沃克！”——陶姮喊了丈夫一声。
她感到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尤其是美国丈夫，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跑前跑后地进行拍摄，其动机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对中国友好的。
丈夫却只顾改变着姿势拍摄，显然没听到她的喊声。
她看到那副县长一爬起来，双手已握着一根胳膊粗的树杈了。
他瞪着那将他推倒的汉子，高高举起了树杈。
树杈在空中的一端，有个碗口大的树瘤。
那要是一家伙砸在谁头上，如果还用足了力气，被砸的人非落个脑浆迸溅的下场不可。
她也下了车，也往前走，欲拖开丈夫。
另外几名汉子，立即抄起大斧、手锯、树杈或抬杠什么的，呼啦一下将副县长围住了。
看那架势，只要副县长手中的树杈敢往下落，他们非将他打成一摊肉酱不可。
副县长手中的树杈自是未敢轻易往下落的，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高举着树杈，与双手叉腰的汉子僵持着。
“要文斗不要武斗！”陶姮忍不住又喊了一句。
她觉得自己所看到的情形正是所谓“一触即发”，必须有个人喊句什么话加以制止。
话一出口，她呆住了，因为自己喊出的是一句“文革”时期的经典口号。
“文革”都结束三十多年了，我怎么会喊出这么一句话？——她对自己百思不得其解了。
忽而又恍然大悟了——自己眼前所见，正是小时候司空见惯的武斗情形啊！条件反射嘛！她不好意思地环顾左右，见些个男人女人和半大孩子也在看着她笑。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对另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说：“听人家那话喊得多有文化，像咱们这种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一辈子也喊不出那么有文化的话！”另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就用手指戳着一个站在身旁的少年的额角大加训斥：“听到那阿姨刚才怎么喊得没有？会那么喊就证明有文化！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也一辈子喊不出那么有文化的话！”两个女人站在陶姮斜对面，离她只有四五步远。
她们的话声不大也不小，刚好使她可以听清楚。
而显然，她们正是要让她听到的。
她们说时，还都望着她微笑，笑出一种由衷的、对文化的敬意。
那个少年，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不笑。
非但不笑，且一脸庄严，仿佛是在 望着一尊文化神，心里虽没什么敬意，却也不敢生出什么不敬，于是只有伪装出庄严。
陶姮便惭愧极了。
她不愿在这种情况之下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使是有敬意的注意。
为了掩饰自己的惭愧，她又用目光寻找丈夫；发现不知怎么一来，丈夫竟置身于副县长和那双手叉腰的汉子之间了。
他伸展着双臂，像要开始做操。
如果穿着教袍，胸前挂着的不是照相机而是十字架，那么也会像一位神父。
“沃克！”她的喊声里不无愤怒了！听来更像是在喊一条挣脱了狗链四处乱窜就要惹出麻烦的狗。
这一次，丈夫听到了她的喊声，但也只不过扭头看了她一眼，旋即又看着近在咫尺的那位副县长了，而对方手中那粗树杈上的大树瘤几乎已碰着他的头了。
“没事的，当戏看好了。
闹到这份儿上，就快结束了。
我们这地方的人，尽瞎咋呼。
别担心，哪一方也不敢动真的……”卖票的不知何时出现在陶姮身边，二指夹烟，低声相劝。
之后眯起双眼，深吸了一大口烟。
然而他太自以为是了。
他那口烟刚吐出来，从“奥迪”里踏下了那一位省城的局长，双手平端着猎枪，而且是双筒的。
他的司机又下车了，在他身后一个劲儿说：“局长，局长您冷静点儿！您现在这是还醉着，千万别冲动！”那小伙子怕枪走火伤着自己，不敢往局长正面或左右靠近，而是站在局长身后一步远的地方。
一副唯唯诺诺又不得已的样子。
枪声响过之后，路这边路那边一阵寂静。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在那位局长一个人身上了。
局长终于将一颗子弹成功地补充进枪筒里。
一做完这件事，他顿时来了精神，猛一转身，枪口对着他的司机厉喝：“滚开！离我远点儿，要不我先崩了你！”小伙子吓得抱头鼠窜，跑到一棵大树那儿，猫在树后连头都不敢露一下了。
局长又猛一转身，冲着人们就骂开了。
他仗着手中有枪，骂得那叫痛快！只要他的枪口朝向哪个方向，聚在那个方向的人们立即四散。
大多数赶紧蹲下，猫在车辆后边。
还有的，干脆躲上车去了。
女人和孩子，首先由她们的男人护着上了各自的车。
没人喝彩了。
也没人笑 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看来太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显然这并不怎么可笑了。
连那几名伐树汉子在被枪口指向着的时候，也纷纷丢下手中家伙，张皇失措地四处躲藏唯恐不及了。
转眼，在树段和树杈和树枝之间，只剩下了两名干部。
此时情形仿佛变成了这样——倒像是造成堵塞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树段。
树段是那两个人放倒的，其中一个还握着双筒猎枪。
他俩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起了拦路劫匪的勾当，而其他一切人，全都慑于他俩的匪威，不敢有任何贸然举动，只能忐忑不安地四处躲避着随时会从双筒猎枪射出的子弹…… 沃克终于来到了陶姮身旁，对她说：“怎么会搞成这样？”陶姮瞪了他一眼，将脸一转，不愿再理他。
“是啊，搞成这样，就太不好玩了。
”陶姮循声望去，见那辆面包车的司机，不知何时从离她最近的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后冒了出来。
沃克也看到了他，大声对他说：“从一开始，就不好玩！总得有人出面来解决，大家不能，只看着！”司机白了沃克一眼，抢白道：“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怎么解决？你出面？”沃克跃跃欲试地说：“那得大多数人同意我出面！”陶姮忍不住呵斥他：“你敢！”他耸耸肩，反问陶姮：“这件事和灯草有什么关系？灯草怎么吃？”陶姮就又将脸一扭不理他了。
而司机却嘟囔：“你个美国佬，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还总想瞎掺和！”那位局长大概是由于酒后劲儿上来了，站不稳了，晃晃悠悠地走向一段树干，缓缓坐下去了。
坐下后，将手中的猎枪靠着树干一放。
刚放下，一口口大吐起来。
而那位副县长则在打手机，对着手机吆五喝六地嚷嚷了一通，这才关注起局长来。
他走到局长身边，也坐下，一条手臂搂着局长，对局长小声说什么。
忽然局长放声大哭，而副县长的一只手，不停地在他后背抚着，拍着。
因为猎枪离了他的手，人们的神色不那么紧张了。
并且，被骂着也都不生气，又开始笑起两名领导干部来。
有的人，甚至开始以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俩了。
“唉，怎么都醉成这样！”“带着猎枪，肯定是进山打野物去了。
” “刚才副县长给县里打手机了，我听得很清楚，最多半个小时，县里就会有人来解决问题，都耐心等着吧！” “对对，我也听到了！闹到这份儿上，可不非得县里派人来才能解决嘛！” 陶姮眼望着两位喝高了的领导干部，耳听着人们的议论，竟也对他俩心生出几分同情来。
别人脸上的笑，是她内心里那种同情的缘起。
这时，她也不急了，反倒只想耐心地等着，单要看眼前之事究竟会是种什么结果了。
情况又突变了——那几名伐树的汉子中有一人，又是为首的那名汉子，此时不知怎么非要证明勇敢；他从一棵树后纵身而现，迅速地跃向两位干部。
众人看得分明，他企图夺取猎枪…… 人们中不知谁喊道：“那带照相机的老外还不快拍！这么好的机会哪儿找去！” 其实不用有人提醒，沃克已然举起了相机。
正应了那句评书里动辄形容的话：“说时迟，那时快！”——眼见那汉子再跃那么两三跃就会将猎枪夺取在手，却不幸被发现了。
局长还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往所坐的树段上抹着，副县长却手疾眼快地将猎枪抄了起来。
待那汉子跃到了二人跟前，猎枪枪筒也几乎顶着他的肚子了。
汉子愣了愣，双手握住枪筒用力一拽，将坐着的副县长连枪带人拽了起来。
汉子用的劲儿真够大的，居然将猎枪倒着夺在了自己手里……砰！同时枪也响了……副县长挓挲着双手，动作很僵地往下一坐；没坐在树段上，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已然坐在了地上，仍挓挲着双手，呆瞪着汉子……双手握着猎枪枪筒的汉子，一动不动地叉腿而立，低头看自己肚子。
他那双手确实不愧是一双劳动者的手，就那么握着枪筒，竟将猎枪持得水平。
而在众人的眼看来，双筒猎枪如同上了刺刀，刺刀完全捅进他肚子里去了……枪声响后，又是一阵寂静。
在寂静中，那汉子仍低头看自己肚子，双手也仍握着猎枪枪筒，一步步倒退。
更准确地说，是一步步缓慢往后蹭……陶姮连他的鞋底儿摩擦路面的声音都听到了。
啪嗒！——猎枪掉在地上。
汉子渐渐弯下了腰，越退腰弯得越低，最后几乎是半蹲着连退数步，双手捂肚子斜倒下了…… 陶姮听到他口中发出一种长长的声音，显然是呻吟，却又类似叹息，还有点儿像是什么充气的东西撒气了。
一个男人小声说：“他中弹了。
”一个女人大声说：“那人被枪打了，你们这些大男人，别净看热闹，不能见死不救哇！”人们骚动起来。
终于有一个女人跑过去，将猎枪捡了起来，举着喊：“枪在我手了，安全啦！该过来帮忙的，快过来呀！”于是又有一个男人跑过去，蹲下看那汉子，并喊：“他在流血，得赶紧把他送医院！”更多的男人跑过去，齐心协力将那些树段抬到路边去；又跑过去一些女人，往路边抱树枝……四个男人，两两一组，将局长和副县长架起，从左右两边塞到“奥迪”车里去了。
车门刚一关上，那车立刻朝后倒，一直倒至岔路口，拐上土路绝尘而去……“哎哎哎，看，看，他俩溜了！”拿着枪的女人说：“没关系，大家都是证人，证据在我这儿！”一个男人立刻提醒她：“举着举着，别手端，枪口要朝天！”而另一个男人从那女人手中夺去枪，很内行地退出了另一颗子弹。
又有个女人喊：“枪和子弹要分开！不能在一个人手里。
更不能在一个男人手里！”于是另一个男人将枪夺过去了。
“现在都听我指挥！谁愿意出车把他送医院去？”“你也有车，为什么不出你的车？”“那……出我的车就出我的车，但得有人跟着帮忙……”“我。
”“还有我！”“人够了！你俩坐他车上，我开车跟着……”“我在医院有熟人，也开车跟着……”在几个男人的指挥下，堵塞的车一辆接一辆向前行驶，路的中央很快让空了一条过道；那时受伤的汉子已被弄上了一辆车，帮忙的人也坐上了那辆车。
三辆新的或旧的廉价私家车在前边掉转车头，经过让空的过道，转眼一拐不见了。
陶姮将手中树枝放在路边，站在路边一时发起呆来。
她想不明白，人们怎么忽然又都变得那么仁义，那么礼让，那么配合别人？ “早这样，后边的事，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沃克也将一些树枝放在了路边，不以为然地嘟囔了两句。
陶姮听到，看着他说：“沃克，你过来。
”沃克也帮着搬树段，他拍拍衣服，将吊在肩上的相机又挂在脖子上，走到陶姮跟前，大惑不解地耸耸肩。
陶姮冷冷地问：“你刚才拍起照来没完没了地干什么？”沃克说：“我喜欢拍照啊，这你知道的。
”陶姮愤怒地说：“浑蛋！”沃克瞪着她愣住了。
“喜欢照回你们美国照去！这是在我们中国，刚才发生冲突的是我同胞，为什么制止了你几次你不理我？你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啊？！”由于被堵塞的时间太久，陶姮心烦得快要发疯了，失态地大喊大叫。
“哎哎哎，女人当众骂老公可不对！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别跟你老婆一般见识，咱们男子汉大丈夫，该忍就得忍！”开车的和卖票的及时出现，分别将陶姮和沃克劝上了车。
王福至已经等在车上了，他愁眉苦脸地说他买的猪崽拱开麻袋，不知跑哪儿去了。
开车的和卖票的以及陶姮夫妇，四个人都没理睬他。
面包车又往前开了二十几分钟，停在一个大村村口。
卖票的回头对陶姮说：“这就是以前的风雷村，现在的尚仁村了，你和你先生该下车了。
”陶姮心头一热，却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决定住在这位姓王的老乡家了。
”沃克惊讶地看着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等车继续往前开，他才小声问王福至：“你家厕所怎么样？”王福至由于丢了猪崽，一脸不开心，敷衍道：“起码够大，估计你们美国人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厕所。
”沃克就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开车的有点儿心理不平衡地对卖票的说：“你看人家多会揽生意，学学！” 第四章 王福至没骗陶姮，他的家确实是新盖的二层楼，总共五六间可以住人的房间。
砖墙围成的院子也不小，有竹、花和两棵石榴树。
枝间的石榴已红，大个的已裂开了，暴露着珍珠般的榴籽。
在王福至的引导下，陶姮和沃克楼下楼上参观了一番，都觉处处还算干净。
王福至说他家暂时就他自己住。
他无儿无女，媳妇在京城一位高干家当用人，已当多年了。
不想再当下去，可高干一家离不开她，求她再当几年，还给她加了薪。
这么说时，显出光荣的样子。
“你们住我这儿，多清静啊，是不？”陶姮听着他的话，眼望着枝间的石榴，若有所思。
“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
”她忽然想到了这么两句诗。
当年留美时，她正是这么一个喜欢穿花裙子的中国“美眉”，沃克终于获得她的芳心，那是大动了一番智慧，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而现在，女儿夭折了，美国的医生断言她最多也只能再活半年了。
她内心不禁涌动起伤感的波澜，还有不可名状也难与人言的恐惧。
“天谴”——这两个在她十四岁时狠狠地折磨过她的字，在她已经四十八岁的现在，又开始威吓她了。
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沃克看在眼里，将王福至扯到一旁，对他耳语了几句。
王福至就转身进楼里去了，不一会儿拿着一件女外衣出来，递向陶姮。
“我老婆带回来的，还没穿过。
乡下的傍晚是有点儿凉，披上吧。
”陶姮接过披了，对王福至报以一笑。
她认为，自己在车上的决定是英明的：王福至这个人，也基本上是靠得住的。
王福至看出陶姮颇为满意，为了加深她对他的好印象，又恭敬地说：“乡下人家那就是乡下人家，当然没法儿与大城市里的高级宾馆相比。
但就乡下人家和乡下人家比，我这儿算是够星级的了。
您看，您还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凡我能实现的，一定照您的吩咐做到。
”陶姮小声说：“问问他。
” 王福至便将脸转向了沃克。
沃克也小声对他说：“一切全都由她决定，我什么另外的要求也没有。
我的当务之急是上厕所。
”王福至朝院子一侧的一扇简陋木板门一指，沃克将照相机交他拎着，三步并作两步，急不可待地走将过去。
那是一长排低矮无窗的砖房的门，那排砖房有十来米长。
沃克推开门，一只刚刚迈入的脚立刻又缩回了，扭头望着王福至大声说：“这不是厕所。
”王福至笑道：“那就是厕所。
在我们乡下，厕所都是和猪圈在一块儿的。
”沃克犹犹豫豫的，终究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去了。
圈里共分隔成六个猪栏，一眼看去，却都是空的。
而所谓茅坑，只不过是搭在粪池上的两块板儿。
这美国佬从没上过这样的厕所，见一块板儿有些朽，心里就很忐忑，怕那块板儿禁不住自己的体重。
王福至却在外边大声说：“放心，两块板儿结实着呢，都是榆木的，禁得住你！”偏偏沃克又是要解大便，总不能因为从没上过这样的厕所就不蹲下。
他将双脚小心翼翼地踏在两块板儿上，才一蹲下，猛听一声咆哮，有一怪兽，从一个猪栏里呼地跃起，向他龇出一口白森森的利齿。
怪兽的头，被雄狮般的鬃毛围拢着，两只大前爪搭在栏墙，一蹿一蹿的，将拴它的铁链挣得哗啦哗啦响。
沃克那一惊非同小可，不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也可以说是面无人色。
他提上裤子，慌里慌张地逃出了厕所。
而那怪兽的咆哮，也早已惊动了院子里的王福至和陶姮。
沃克刚一逃出厕所，王福至随之进入了厕所。
沃克对陶姮说：“幸亏我和它隔着一间猪的宿舍，要不然它的大嘴咬着我的头了！”陶姮说：“我听那叫声像条狗。
无非是条很大的狗罢了。
”沃克说：“不像狗。
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狗！”陶姮说：“不跟你争。
不是狗又会是什么呢？”二人说话间，王福至将一条称得上巨大的长毛黑狗牵出了厕所。
那大黑狗冲着沃克仍狂吠不已，吓得陶姮赶紧往沃克身后躲，而沃克则护着她退得远远的。
王福至使出了好大的劲儿，才算将它拖往后院去了。
陶姮抚着心口，强自镇定地说：“是条狗吧？”沃克奇怪地问：“为什么它那样子，只想咬我，却不想咬你？”陶姮说：“大概它从没见过外国人吧。
” 片刻，王福至回到前院来了。
他说那是一条藏獒，主人是镇派出所的所长，将那藏獒从小养大。
怕它伤人，经由他小姨子的介绍，寄养在他这儿了。
他一个劲儿向沃克道歉，说因为自己心里一直想着他买的那头小猪而郁闷，忘了猪栏里拴着藏獒了。
说自己已将那狗拴牢在后院的大树上了，就当它不存在好了。
陶姮理解地说没什么，谁还没有一时疏忽的时候呢？哪户农家又没养过狗呢？ 王福至又说，和村里其他人家的厕所比起来，自己家的厕所真是够卫生的了。
第
一，那猪圈也是新盖的，前边墙用的全是新砖。
第
二，自打那猪圈盖起来，其实还没养过猪呢。
第
三，通风好，为了减少苍蝇，自己还经常往茅坑四周撒石灰…… 沃克说他对上那样的厕所肯定也是会习惯的，只不过他对其中一块踏脚板的结实程度，与王福至的看法分歧太大了。
王福至就不再说什么，转身进入了猪圈对面的仓房，片刻扛着两块木板出来，接着进了猪圈。
片刻，从猪圈里出来，对沃克说：“我把那两块板儿也垫上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上厕所了。
” 望着丈夫第二次走入厕所的高大背影，陶姮暗暗地感激起那条可怕的藏獒来。
她因为不但当众跟丈夫吵，居然还打了丈夫一耳光后悔莫及。
要不是那条藏獒对丈夫大发其威，为自己和丈夫说话做了仿佛自然而然的铺垫，那自己还真是难以轻轻松松地就消除了和丈夫之间的不快呢。
她正这么想着，王福至凑近她小声说：“既然您先生说一切由您决定，趁他不在跟前，我得斗胆问上一句，你们是各睡各的，还是俩人睡一间屋也行？” 陶姮被问得一愣。
王福至笑道：“我没别的意思。
我虽然是个粗人，可外国的事，多少还是知道些的。
在外国，你们有身份的人家，不是讲究夫妻各有各的睡房吗？”陶姮也笑了。
说她和丈夫在美国只不过算是中产阶级人士，都算不上什么有身份的人。
在美国他们自己家里，夫妻二人也一向睡同一个房间。
除了谁要加班工作，从没分开睡过。
还说，不论对她或她丈夫，都不必客气地“您、您”相称，越随便越好。
路上相互之间都挺随便的，怎么住到你家了，反倒“您、您”的了呢？王福至感动地说，有您这句话，那我就一点儿也没压力了，我家里是头一回接待外宾，生怕有什么地方照顾不周。
这样吧，我再给您俩收拾出一间睡房，备在那儿。
客厅也归您俩用，我没什么事不上二楼影响您俩…… 陶姮批评道：“你怎么非‘您、您’的，改不过来了？”王福至不好意思地笑了，连说：“改得过来改得过来……”想不到王福至家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陶姮和丈夫洗罢热水澡，石榴树下已摆着一张小桌子，从桌上的茶壶嘴飘散出淡淡的芳香气息。
王福至说那是用从自家的一亩茶秧上采下的新茶沏的，绝对是“绿色”的。
陶姮就不解了，问怎么才算是“自家”的茶秧？怎么又不算是？土地不是归农民所有了吗？王福至说，那是。
但茶秧也是要施肥的，不施肥照样长不壮。
从施化肥的茶秧上采下的茶卖到市场去，施农家肥的茶秧上采下的茶留着自己家的人沏茶喝，或招待客人。
化肥也容易被茶叶吸收，经常喝那样的茶水，不但对身体没什么益处，反而是有害的。
如今的农民，这点儿科学知识也是懂得的了。
不仅茶叶，蔬菜啦，粮食啦，瓜果啦，凡施农家肥的，都是留着自己吃的，所以习惯上叫“自家”的。
不过南方农民的土地毕竟不多，不可能留太多“自家”的。
而他家居然留出一亩地来专栽施农家肥的茶秧，也是因为总得有点儿好东西值当送人……沃克想了想，天真地问：从市场上买茶叶喝的中国人，不是就大受化肥的危害了吗？王福至理直气壮地说，那我们农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从市场上买茶叶的大部分是城里人。
现在城乡差别更大了，城里人替我们农民着想过什么啦？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们农民也只剩下了吃自家栽种的东西这么一点点可怜的优越了……陶姮说，这一条优越，那可太重要了！沃克却又“友邦惊诧”起来：你刚才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可是一句诗！王福至顿时矜持起来，说诗句我会背的可不少！“五月榴花似火红，枝间每见榴籽开”，这不也是一句诗？但是哪个古人的诗我忘了。
毕竟我也是读完了高中的人！于是陶姮和沃克一时都对他刮目相看。
王福至却特别地识趣，不再说诗，请他俩慢慢用茶，耐心等待，说他很快就会做好饭……他离开后，沃克问陶姮：“他给咱们沏的，肯定是自家的茶？”陶姮嘘道：“渴你就喝，不渴别喝，少说些没意思的话。
”更令夫妻二人没想到的是，王福至还是个好厨师。
他做的一小桌农家菜很合他俩的胃口。
豆角炖山药、腊肉炒青椒、清拌地瓜秧之类的菜，获得了夫妻二人一致的青睐。
饭罢，王福至擦净桌子，吸着一支烟，党支部书记主持支部会似的说：“同志们，现在开始商讨商讨你们的问题吧！” 夫妻二人闻他此言，一时你看我，我看你。
沃克困惑地反问：“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王福至说：“你们怎么又没问题了呢？忘了？我在车上承诺的，争取帮你们把那一千元要回来。
”陶姮说：“对，你是这么承诺过的。
你自己不提，我倒忘了。
”王福至说：“以我的能力，估计要回来也不是多难的事。
”沃克又生起气来，大声说：“那就证明他们明知他们做错了，心虚。
不但应该退还钱，还应该赔礼道歉！”王福至默默看他一会儿，高瞻远瞩地说：“我还是那句话，把钱要回来不是多么难的事。
但是要使他们认错，想都别想，我也绝没那么大能耐。
”沃克就嘟囔：“他们不认错，我怎么证明我清白？”陶姮说：“他还有话没说完，你先听他把话说完。
”王福至吞云吐雾一口，接着说：“沃克先生，我一路都在暗中观察你，相信你是一位美国的正人君子。
也丝毫都不怀疑，他们明明用的是一种惯技。
但是呢，那种事摊在谁身上了，谁就得想开点儿。
您二位一还完愿，还不启程回美国了？何必非在中国认这份儿真呢？要回钱，起码心里的别扭减轻不少吧？”沃克便不作声了，而陶姮同意地点了下头。
王福至胸有成竹地说，要钱的事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沃克就只听着，再不开口了。
有时明显是反对的，忍着不说。
像个本不懂事开始学着懂事的孩子，只将询问的目光望向陶姮。
陶姮一看他，他就拿起杯子喝茶。
听着王福至头头是道地说。
陶姮偶尔也摇一下头。
她一摇头，王福至就低下头去了。
而他一低下头去，陶姮就小声说：“你觉得那么办更有把握，那就按你的想法办吧。
”最终，等于夫妻二人同意，一切全按王福至的想法办。
当夫妻二人躺在床上后，陶姮又正式向丈夫认了一番错，沃克也表示彻底原谅了她……第二天白天，他俩除了在村里四处走走，再哪儿也没去。
沃克对那条藏獒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费尽心机讨好之，还为那狗拍了不少照。
有王福至从旁管束着、训喝着，那狗对他不再凶相毕露了。
又到晚上，从镇里开入村里两辆车。
打头的是警车，后边是“广本”。
王福至正和陶姮夫妻在院子里说话，无非是他叮嘱他俩几条“注意事项”。
他耳尖，忽然说：“来了！”——抬脚便往外走。
走到院 门口又站住，再转身走回陶姮跟前，将她扯到一旁，压低声音不放心地说：“你看你先生那样儿，一脸不高兴！你千万要求要求他，凡事得顾全大局，和为贵。
别戗着来，那还不把好端端的事给搞砸了！” 陶姮点头道：“你放心吧，他不至于非戗着来的。
”王福至这才走出院去。
陶姮转脸问丈夫：“听到了？”沃克没好气地说：“不就是叫我要高兴吗？你真的高兴吗？那件事，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件好端端的事了？”陶姮无声地叹口气说：“难道我还不清楚你是被陷害了吗？但是你也不要挑他的字眼，更不要钻牛角尖儿。
他不也是好心好意吗？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你入乡随俗吧！”这时，门外响起了停车声、车门开关声以及王福至热情洋溢的迎客声。
陶姮和沃克，就都将目光望着院门了。
沃克问：“我和你，也要出去笑脸相迎吗？”陶姮明知他说的是恼火的话，一皱眉，瞪了他一眼。
院门一开，王福至侧身请人进来。
进来一个男人，又进来一个男人，总共进来了四个男人一个女人，皆着便装。
那女人三十二三岁，高挑身材，瓜子脸，漂亮，称得上美人儿，是王福至的小姨子。
她上穿短袖开领的粉色衫，下穿一条长及膝盖的碎花裙子，脚上是一双皮凉鞋，没穿袜子。
这四男一女中，陶姮见过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她在镇派出所和他们交涉过。
而沃克比陶姮多见过一个男的，他和他们吵过。
王福至正经八百煞有介事地替双方做介绍，四个男女，都装出初次和陶姮夫妻见面的样子，也正经八百煞有介事地与他俩握手，说些“幸会”“欢迎”之类不三不四的话，半点儿尴尬也没有。
陶姮见他们并不觉得尴尬，也在心里对自己说何必尴尬。
这么暗自说过，竟也觉得没什么可尴尬的了。
觉得尴尬的只有一个人，便是沃克。
他一副屈辱得无地自容的模样。
陶姮看在眼里，极怜悯。
王福至又将大家往楼里请。
一楼的厅堂早已支起大圆桌，摆好了一桌菜。
在王福至的指点下，纷纷坐定。
陶姮和沃克自然坐在一起，沃克另一边是夫妻俩都没见过的那男人，陶姮另一边是王福至的小姨子，王福至叫她“三妹”，而那几个男人叫她“丽丽”。
她身旁依次是所长、副所长、王福至和一个叫“大力”的男人。
四个男人中，陶姮夫妇没见过的那男人显得与另外三个男人不同，文质彬彬的，话不多。
谁说话时，他便目不转睛表情平和地望着谁，认真听对方说的每一句话。
王福至没介绍他，看来也不知道他的来头。
丽丽他们也不介绍，陶姮夫妻更是懒得问，就那么糊里巴涂地围桌而坐。
王福至取来一个大肚瓶子，内中盛有二斤多酒，还泡着人参、枸杞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目了然的东西是一只三四寸长的蜥蜴，陶姮看了觉得一阵恶心。
在日光灯管的照耀下，丽丽的脸和胳膊白皙得耀眼。
陶姮不由得联想到了“天生丽质”四个字。
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窝在一个小镇的派出所里，陶姮不禁替她暗自惋惜。
可她却是那么的开朗、快乐，表现出一种对命运和生活的极大满足。
陶姮无意中发现，这小镇的警花，脚趾上涂了深红色指甲油…… 王福至指着酒瓶子说：“咱就喝咱自家这个？这个好。
看酒都快泡成酱油色了！绝对补，还壮阳！” 丽丽半真半假地说：“姐夫，你注意点儿啊。
我姐不在家，你别整天又是补又是壮阳的。
把自己补得猴急猴急的，哪儿泄去呀？” 于是她的两位领导一位同事都笑将起来。
那来头不明的男人仍不笑，反而一脸庄重。
仿佛下定决心，拒俗气永不沾。
沃克当然也不笑，誓与那男人比赛庄严似的。
所长笑过后问：“先说说，你那是拿什么酒泡的？”王福至说：“哥，里边儿的酒咱今晚喝着不跌份儿。
你去年给我那两瓶茅台，我一带回来就全灌进去了。
”所长又说：“那也是别人送给我的。
别人送给我的茅台，肯定假不了，就先对付光了这瓶里的吧！革命工作都快把弟兄几个的身子骨儿耗空了，该补也得补，该壮也得壮！”于是他的属下们又都通趣地笑了。
于是王福至拧开瓶盖儿，依次给大家斟满酒。
接下来，无非互相碰杯，无非各显豪气，无非大快朵颐，无非你讲一段黄段子，我接着讲一段黄段子；无非再次彼此满酒、敬酒，各自一饮而尽罢了。
丽丽也讲了两段黄段子，引起的笑声最持久，她的领导和同事都评价她讲的黄段子最黄也最精妙。
她为了感谢夸奖，自己主动饮尽了一杯。
她白皙的脸开始变红，开始一口一个“姐”地称呼着陶姮。
陶姮已有言在先，说自己绝不喝白酒。
作为主人的王福至不勉强她，只给她一个人倒满了一杯啤酒。
对于啤酒，陶姮倒是量不小的。
但和对方在一起，她压根儿没有放开量的兴头。
每次只饮一小口，饮得斯文无比。
再者，她的病情也不允许她放开量。
丽丽和她碰了一次杯后，耳语道：“姐你放心，那一千元我们带来了。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见面是朋友。
那点儿不快，咱们双方面应该都把它忘了。
”听着丽丽掏心掏肺的话，看着她一脸真诚的表情，陶姮想嫌恶她都嫌恶不起来了。
而且觉得，若真嫌恶这么一个豪爽的漂亮人儿，反倒显得自己不近人情了。
沃克也并没被冷落，他身旁那个莫测高深的男人，不时地与他碰杯。
也许因为对方与别的男人不同的那份儿庄重博得了他的几分好感吧，每次他都很领情地喝光。
还学某些中国男人豪饮时的样子，向对方亮杯底儿。
丈夫酒量颇大，不说是海量那也差不多。
欧洲有酒量的男人们，豪饮起来与中国的酒徒们那也有一拼的。
但陶姮还是担心，他喝那种泡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酒不适应，别一大意不知不觉就醉了，不时以眼神儿制止。
趁别人们都在互相劝酒，她小声对丈夫说：“悠着点儿。
” 丈夫却声音挺大地回答了一句：“小意思。
”王福至们闻言，目光全都集中在沃克身上，忽然向他齐举其杯，嚷嚷着要为中美关系之良好发展干杯！陶姮暗替丈夫叫苦不迭。
沃克却安坐不动，话中有话地问：“我知道中美关系前一时期不太好，现在又良好了吗？”王福至们皆被问得一愣。
丽丽擎杯站起，振振有词地说：“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很正常，但总的趋势肯定是朝良好的方面发展，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抱有充分的信心！而在民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关系一直是良好的。
”所长赞道：“哎呀哎呀，听听，听听，咱们丽丽一张小嘴儿多会说话啊！可爱死了！”——赞罢，放下杯，双手捧着丽丽的俏脸，啧啧有声地连亲几口。
之后又说：“那什么，首轮让给你丽丽，你先代表中国人民和沃克先生干一杯！”丽丽娇言娇语地说：“人家站起来，举了半天杯，不正是这个意思嘛！”——接着将杯向沃克一伸：“洋姐夫，要是肯给我面子，咱俩干了这一杯！”沃克说：“我不姓杨。
”大家便笑将起来，连陶姮也笑了笑。
丽丽笑道：“姓什么不是重点。
重点是，小妹已经叫你姐夫了。
干不干？不干我一句姐夫白叫了！”沃克往起一站，举杯大声说：“那我和你喝交杯酒！”所长们便起哄，都哎呀哎呀地说，看来“中国通”那是真的“通”，连“交杯酒”都知道，你俩这一杯非干不可，要不连中国人民的面子都给卷了！丽丽低头看着陶姮笑问：“姐，这可得你批准，否则小妹不敢放肆。
”见大家的目光一齐望着自己，陶姮只得也赔着笑脸说：“我不横加干涉。
” 于是丽丽绕过陶姮，走到沃克身旁，大大方方地与沃克手臂勾手臂，四目相睇，各自一饮而尽。
王福至们则不但叫好，而且大鼓其掌。
丽丽归座后，自满一杯，又对陶姮说：“姐，我祝你和姐夫凡事顺心，永远健康、快乐、幸福！”——言罢，又一饮而尽。
陶姮真的有点儿被丽丽的豪爽感动了，连说：“同祝同祝，我也祝你全家！”——遂将半杯啤酒也一饮而尽。
王福至们，则都举着杯走到沃克身旁，围住他，轮番与他干杯，沃克一时就显得难以招架。
幸而后院突然响起藏獒的凶吠，所长立刻放下杯，魂不守舍地说：“光顾喝酒了，我还没看上它一眼呢！它这是听到了我的声音，想我了，急了。
不行，我得先看看它去！” 边说边起身走出了屋。
王福至赶紧放下杯跟出去，剩下的四个男人互相看看，也都二话不说地跟出，桌旁转眼只坐着陶姮和丽丽了。
陶姮推说昨晚没睡好，头有点儿疼，得上楼去睡了。
丽丽要陪她上楼，她说我又没喝多少酒，你坐着别动了。
丽丽倒也孩子似的听话，就真坐着不动，望着陶姮上楼。
陶姮刚上两级台阶，听丽丽亲昵地叫了一声“姐”。
她扭头看丽丽，丽丽说：“姐你要是信得过我，那也就信我姐夫好了。
他挺有办事能力的，某些事，你完全可以交代给他，让他代劳。
他办不了的，还有我。
” 陶姮笑着点了点头，也说：“替我关照点儿你那位洋姐夫，别让他们把他灌醉了。
” 丽丽说：“姐放心吧。
”陶姮回到房间，坐在床边，想想双方的关系竟一下子变得这么亲密无间了似的，半天转不过弯子来。
然而现在的关系毕竟比互相厌恶敌对的关系好，哪怕是逢场作戏，也还是要好，便也觉得欣慰。
进而又想，酒真是好东西……在后院，所长与藏獒百般亲热，问这问那，包括沃克在内的五个男人，围一圈看着，或夸奖那狗样子的威风，或称赞所长对那狗的真切关怀。
所长蹲着，搂着大狗的脖子，又问王福至狗吃食的情况怎么样。
王福至说不挑食，每天仍吃得很多。
所长又问：“镇上那几个卖肉的，还肯给些骨头什么的吗？”王福至回答：“肯，肯，一听说您的狗养在我家，都争着给呢！尤其商场边上摆摊那矮胖子，每次一看见我，都主动叫住我，上赶着给。
我拿的东西多，不想接他还不高兴呢！端午节前我到镇上去赶集，他又叫住我，当场切下三斤多五花肉来叫我拎上，说是也给您的狗过节。
”“结果你把肉自己做着吃了吧？”——所长问得很严肃。
王福至一迭声地说：“不敢不敢。
那怎么敢呢？那不太辜负您的信任了嘛！” 副所长笑道：“瞧你吓得这副熊样儿！所长在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 王福至这才放松一脸肌肉笑了。
所长又问：“你说那矮胖子，他姓什么？”王福至挠头道：“这我还真不知道，没问过。
”所长就把脸转向叫“大力”的属下说：“你记着，这几天内就替我谢谢他。
”大力诺诺连声。
副所长接着说：“再问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咱们服务一下的事。
”所长放开狗，站起来，下达指示般地说：“对。
一定要问。
对于好人，良民，今后我们的责任心要更多些，更大些。
”王福至却诉起苦来。
他说他家冰箱里几乎都塞满了留给狗吃的骨头和下水什么的了，自己需要冷藏的东西都放不进去了。
大力说：“现在家电下乡，给补贴，多好的机会，再买一台嘛！”王福至说：“我那台冰箱差不多还是新的！不是因为替所长养狗，我家就一台冰箱足够用了！”所长就扭王福至耳朵，教训道：“你小子，跟我来这套！不是看你小姨子的份儿上，我还不用你养呢！”王福至夸张地吱哇乱叫。
所长放开他耳朵，对副所长说：“他也有他的道理，那你就看着再从哪儿给他弄一台送来吧。
”副所长说：“没问题，尽快落实。
”大力随后说：“两位领导都别操心了，包我身上。
”——扭头问王福至：“给你弄台三开门的，七八成新的行不？”王福至眉开眼笑，连说多谢。
大家又回到桌前。
大肚瓶子里的酒已经喝光，就都开始喝
“你怎么可以给钱？！”丈夫沃克·奥尼尔一获得自由便对她大光其火；而她一言没发，甩了丈夫一记耳光。
丈夫一只手揉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呆呆地瞪着她，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几乎要哭了。
尽管他外国人特征鲜明，一只手却还是被铐在了派出所的护窗铁条上——南方的派出所通常是将待审的人铐那儿的。
幸而陶姮交涉得及时，否则“待”多久是难说的。
两千多户人家的小镇，传达暗号似的，迅速就将她丈夫那一件丢人现眼的事传播了开来。
自然，使她也成了一个狼狈的女人。
从派出所往旅店走的路上，他俩身后始终跟着些看热闹的人，像走在荒野的两口子后边紧跟一群狼，一直跟到旅店门口。
等他俩出来，他们仍守候未去。
又跟着，直跟到他俩上了一辆小面包车为止……只能坐六个人的小面包车已然超载，他俩在门口是犹豫了一下的。
“上啊上啊，下辆车也会这么挤的！今天是集日，哪有不挤的车？”招揽乘客并且卖票的人，一边说一边将他俩推上了车。
之后，自己便上了车，理所当然地坐在司机旁的空座上。
陶姮的老外丈夫，立刻聚焦了全车人的目光，包括一个抱在母亲怀中的两三岁孩子的目光。
她先被推上车的，吸入一口污浊的空气，本能地朝车门转过身，双手撑于门上方。
尚在车下的沃克，见状更加犹豫。
他张张嘴，分明想要说句什么，大概想说“那你下来吧”；不待他那话说出口，也被卖票的推上了车。
车门一关，车内的空气更加污浊。
没在集上卖掉鸡的一个农妇，将两只双爪捆在一起的公鸡带上了车；而一个四十多岁的精瘦黢黑的小个汉子，膝上则横着扎口的麻袋，听里边发出的声音，显然是一头小猪。
沃克不得不弯曲他那一米八的身体，即使那 样，后脑脖子以及双肩，还是与车顶紧贴着了。
他用屁股顶着车门，双脚蹬着车门口那一级台阶，为了保持平衡，搂住陶姮的腰。
陶姮不太情愿，却无可奈何，因为再没有一点儿空间能将丈夫推开一些。
丈夫的长下巴抵在她的肩部，而她倒宁愿和他脸对脸。
不论对于她还是丈夫，脸对脸的别扭也强过那么样。
车一开，空气总算不那么窒人了。
沃克的唇触着了她的耳郭，他小声说：“我没做那种事。
”“别说了！”——陶姮心里的火气腾地又蹿上脑门儿，语调听来就挺严厉。
沃克执拗地说：“我明明是上了一个圈套，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而非相信他们不可呢？”听来，沃克也有点儿火了。
“我非相信他们了吗？你暂时闭上嘴行不行啊？！”陶姮嚷嚷了起来。
一时间，车上所有人的目光又都望向他俩了，连卖票的人也回过头来，司机也说“不许再吵啊，看吓着孩子”，就连麻袋里那只猪崽也停止了哼哼。
沃克叨咕了一句：“真讨厌！”之后，小面包车劣质的收音机里传出嘶嘶啦啦的歌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再之后，不知是开车的还是卖票的换了频道，收音机里又传出了相声。
于是，车厢里有人笑了。
相声延续了几分钟，车厢里也就笑声不断。
至于那段相声究竟说了些什么，陶姮的耳朵是一句也没听进去的。
她只听到了笑声，别人的笑声，对于她不啻火上浇油……陶姮当然是一位中国女性，不，应该说曾是一位中国女性；自从二十几年前嫁给沃克，便是一位美国公民了。
目前，她是美国某州立大学的教授，教中国古典诗词。
同时，还是那一州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的客座教授，每周两节课。
第一节课用英语讲，第二节课用汉语讲。
沃克是同一所大学的教授，教比较文学，热爱摄影，摄影作品曾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过，算得上是一位业余摄影家了。
以前，只要陶姮想回中国，沃克总是表示乐于伴她同行。
他不但爱他的中国妻子，渐渐地也开始爱中国了。
每一次准备陪妻子回中国，都显得有些兴奋。
六年前，陶姮的父亲去世了。
四年前，她母亲去世了。
陶姮的父亲曾是一位大学校长，而母亲曾是省城的中学校长。
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女儿，他们先后去世，她在国内便没亲人了，故而回国的动念起得不怎么热切了。
一种现象相当普遍，不论哪一个国家的人，即使早已成了外国人，对于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这一件事，习惯上往往还是要说成“回国”的。
仿佛对于他或她，原属国才更是自己的“国”。
这与是否喜欢或热爱后来加入国籍的那一国其实没什么必然关系，与是否融入了那一国家的主流社会也没什么必然关系。
必然的原因只有一个，便是——人性更倾向于维系住对自己来说最具有母体意味的原属对象。
这乃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也差不多是普遍之动物性的自然表现。
所以，举凡一切拥有第二国籍的人，回到或打算回到原属国，说法上总是那么的相同。
“回国”——说汉语的这么说，说英语、法语、德语等等语言的也这么说；全世界差不多都这么说，发音不同而已。
陶姮是很喜欢美国的，甚至也可以说，她已经恋上了美国这个国家。
在她所居住的那一个州那一座城市里，她和丈夫拥有一幢别墅式住宅，是他们婚后贷款买的。
今年，也就是2010年，还清了贷款。
在中国，宣传给许多中国人这么一种印象，仿佛金融海啸使美国变成了一只烂苹果，大多数美国人都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而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并没觉得金融海啸一下子使自己的生活过不下去了，正如许多中国人也并没这么觉得。
单论房价的话，虽然她才回国一个星期左右，耳濡目染的，使她感到中国的问题比美国严重多了。
这使她很替中国忧虑。
然而以上一切，都不影响她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
在已经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日子里，她每每被人问道：“你觉得美国好还是中国好？”——这么问她的，主要是她当年的同学或老师。
而她每次总是这么回答：“都好。
”一种有所准备的变聪明了的回答。
以前她可不够聪明。
有次她回国后，几名大学同学聚在一起，交谈甚欢的情况下，也有人问了如上这么一句话，而她当时的回答却是：“我觉得还是美国好一些。
否则我也不会加入美国国籍，嫁给一个美国男人，在美国长久定居下去啊！”她那些同学，皆非庸常之辈。
有的做了教授、院长；有的仕途得意，当上了副局长、局长；差点儿的一个，也当上了“建委”的处长。
还有的经商了，开上了宝马、奔驰、奥迪什么的好车。
总而言之，当年大学中文系那几位关系良好的同学，都已是事业有成的中年人了，而且一个个踌躇满志，仿佛前途光明远大。
当时她认为，既然都是关系良好的大学同学，没有必要不实话实说。
然而她想错了，在她回美国之前，打电话逐个联系大家，提出想再聚一次时，他们一个个皆找借口回绝，有人回绝的态度还特冷淡。
这使她好生纳闷，心想自己肯定是将大家都得罪了。
可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着就得罪的，她却反省不出个所以然来。
直至回到美国一个多月以后，才从
一 位已经退休的老师的信中嗅出了点儿味。
那老师在信中提醒她——某些不该那么说的话如果那么说了，有可能给自己造成负面影响。
陶姮立刻明白，原来是自己说了不该“那么”说的话，自然也就联想到了和同学们的那一次聚会。
可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不该“那么”说的话，却还是怎么回忆也回忆不起来。
不久，参加了那次聚会的乔雅娟给她打了一次越洋电话，指名道姓地告诉她，在那次聚会后，是李辰刚出卖了她。
他是一名“信息联络员”，他把她在聚会场合说的“美国当然比中国好”那一番话，当成具有呈报价值的“信息”向有关方面呈报了；同时还加上了表示气愤的评论语——“冷嘲热讽抑中扬美的言论，竟无一人予以反驳，有人还居然表示了赞同……”这么一来，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批示曰：“查一查，有人是哪些人。
”于是，等于所有参加那一次聚会的人都受牵连了，结果人人撇清，人人自保。
毕竟，皆是有强烈上进心的人，做不到满不在乎。
“可我并没冷嘲热讽地说，如果没人问我根本不会说那些话是不是？当时我的话说得很诚恳！起码你是可以做证的吧雅娟？他为什么要把‘冷嘲热讽’四个字加在我头上呢？” 那一天是周
六，陶姮做完家务，正和丈夫在花园里闲悦地饮着上午茶。
一个国际长途听下来，使她的情绪大为激动。
大学时期曾经要好得如同死党的乔雅娟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劝她：“陶姮啊，你也不要太生气，而且你还要理解他一点儿。
我想，他那么做，恐怕也是迫不得已……” “我实难理解！迫不得已？总不会是因为有人持刀逼着他那么做的吧？” 陶姮起身离开小桌，绕到了房舍后边，她不愿丈夫听到她的话。
“当然绝不会有什么人逼他那么做。
我猜他是这么想的，自己如果不那么做，万一有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那么做了，倘若自己被追问到头上，不是会很被动嘛！他也不过就是出于防一手的心理，变被动为主动。
他那人你也是了解的，一向谨小慎微。
怎么说他呢，特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何况，你上次回国，不是正赶上中美关系闹得挺紧张的嘛！非常时期，他的做法确实过分了，但怎么说也是你应该予以原谅的。
啊对了，我还得提醒你一下，以后要在中美关系好了的时候回国来，别偏偏赶上中美关系挺紧张的时候……”她没耐性听下去，找个借口，说声“拜拜”，啪地合上了手机。
回到前院，立刻冲丈夫发起火来：“你们美国政府为什么总和中国政府过不去？！……” 坐在椅子上的丈夫放下报纸，定睛看了她片刻，慢条斯理地说：“姮，别忘了你早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你和我一样，都是美国公民。
” 平平淡淡的两句话，噎得陶姮一愣一愣的。
丈夫又表情严肃地说：“我再强调一次，我不懂政治。
而且也不喜欢和自己的妻子讨论政治。
尤其不喜欢和妻子讨论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他一说完，起身进到屋里去了。
陶姮被晾在那儿，久久发呆。
其实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
她一向认为政治完全是政治家们的事。
而即使对于老牌政治家们，政治有时也难免会是一种非凡的痛苦。
因为如果缺乏谋略，几乎就没有什么所谓政治的能力可言。
但却进一步认为，深谙谋略肯定会使人变得不怎么可爱。
尽管如此，她仍特别关注中美关系今天怎样了明天怎样了，还一向要求自己充当促进中美关系健康有益地发展的民间使者。
凡是这类民间活动，她都积极参与。
至于丈夫对中国的良好态度，那更是不容怀疑。
当初他们准备结婚时，她就有言在先：“你如果真爱我，那也必须做一个始终对中国态度友善的人。
”——沃克当时说：“在认识你以前，我就是一个对中国态度友善的美国人。
我从不与对中国态度不友善的美国人深交。
”……当天晚上，夫妻二人躺在床上以后，她将自己心中的烦恼告诉了丈夫。
丈夫反而这么劝她：“想开点儿，不要太在意。
我们结婚以前，我还受到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呢，他们曾怀疑你是‘中国克格勃’派到美国来的。
有些人的职业本能使别人不愉快，理解万岁吧！”偏偏那时候，电话响了。
她抓起电话一听，恰是李辰刚打来的。
他寒暄了几句之后，开始向她咨询他儿子如果到美国留学，怎么样才能顺利些。
她呢，则有问必答，告知周详。
最后他语调温柔地问：“陶姮啊，你任教那一所大学也是一所不错的大学对吧？”她说：“是的。
”立刻就猜到他下一句要说什么话了。
果然，他紧接着说：“那，如果我儿子想进那所大学，你能帮上些忙吗？”“我……我一定尽力而为……” 她回答得有些迟疑。
对方却步步紧逼：“有你这句话太好了！那我就决定了，干脆让我儿子进你们那所大学！他到了那儿，你还会像关心自己儿子一样关心他，对不对陶姮？”连她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就顺口说出了一个“对”字。
“陶姮，你回答得这么痛快，真让我感动！那，咱们一言为定啰？喂，喂，能听清楚吗？”“能。
”“一言为定？”“可是我只承诺尽力而为，至于结果如何……”“你尽力而为还不就等于板上钉钉了嘛！你在你们那所大学当了十几年教授，你先生当教授的时间比你还长，有你们两位教授鼎力相助，我儿子的事再难那还能难到哪儿去呀？我放心了，一百个放心啦！人情后补，等你什么时候再回国时补……”放下电话后，陶姮骂了一句：“浑蛋！”丈夫问：“你为什么骂人家？”她说：“我才不愿帮他！”“那你还说尽力而为？”“我不得不那么说！大学时期他追求过我，我俩谈了一年多的恋爱，不那么说你让我怎么说？”“就是那个出卖了你的人？”“不错。
是他！”“你本来完全可以拒绝的。
”“我不愿让他猜到他的所作所为我已经知道了。
”“那你不是……使自己陷入了虚伪的境地？”“那又怎么样？说了尽力而为我也可以不为！”“可虚伪，总是不好的吧？”“人有时候那就不能不虚伪一下！”“你们中国人不是主张‘君子坦荡荡’吗？”“可我现在已经是美国人了！”“听你这话的意思，是美国使你变得虚伪啰？”“美国就是专使人变成君子的君子国了吗？你们美国人就没有虚伪的时候了吗？”“咱们美国！”——沃克有点儿生气了。
“那你也应该说咱们中国！”——陶姮提高了嗓门儿。
因为丈夫比自己大八岁，因为他看去比实际年龄老；也因为自己虽然也已经四十八岁了，但形象好，皮肤好，脸上几乎仍没皱纹，所 以在他们夫妻之间，在她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她往往会显得有那么点儿霸气。
当然，说到底，是他将她惯的。
自从结为夫妻以后，大她八岁的美国佬是那么地乐于处处让着她。
自从他开始秃顶了，则不但处处让着她，而且更加惯着她那种特权性质的霸气了。
丈夫那一天晚上似乎要认认真真地和她抬一次杠，他故意板着脸说：“我不能那么说。
我那么说不符合事实，因为我从来不曾是过中国人。
” “但你是中国的女婿！”丈夫也被噎得直眨巴眼睛说不出话来。
“你说你说！你已经是中国的女婿了，中国还不是咱们的中国吗？”——陶姮得理不让人，不躺着了，在床上盘腿一坐，一副不争出个谁是谁非绝不罢休的样子。
丈夫只得耸耸肩，苦笑着嘟囔：“我从来也没敢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姑爷，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你爸妈的姑爷。
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可以得寸进尺。
”“姑爷”二字，使陶姮扑哧笑了。
她一笑，丈夫便将她拖倒，拽入被窝，搂在了怀里。
他又说：“我们好久没抬杠了。
”她说：“是啊。
”他接着说：“其实两口子之间抬杠玩儿，挺来劲儿的，也挺过瘾的是不是？”她就什么也不再说，吻了他一下，背过身去。
沃克喜欢从她身后搂着她睡。
她也早已习惯了被丈夫那么搂着睡，觉得很舒服。
他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虽然结婚已经二十多年了，可谓老夫老妻也，但那份相互间的恩爱却一如当年。
性生活也一如当年那么有质量，仍能令彼此获得心满意足的享受。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在三岁时患病夭折，都不觉得生活有什么遗憾。
经那一次打击之后，他们决定不再要孩子了。
可是近来，丈夫却时而谈起有一个孩子的好处……陶姮叹了口气。
丈夫便开始爱抚她，他以为她又想起他们的女儿了。
她心里想的竟不是女儿，低声问：“亲爱的，你觉得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他困惑地反问：“什么事？”她寻思着说：“就是我被出卖了那一件事。
”他不得不又问：“哪一种情况？”“如果出卖我的不是李辰刚呢？恰恰相反，是当年在大学时期和我最要好的乔雅娟呢？比如她自己出于往上爬的目的，于是抓住一个 机会想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结果就做了那种可恶的事。
明明是她干的，却又怕别人猜到了是她，先告诉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把她自己干的卑鄙勾当说成是别人干的？……” 丈夫沉默片刻，在她肩头轻轻吻了一下，之后温柔地说：“睡吧，别想那件破事了。
” 一个外国男人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且与之恩恩爱爱地生活了二十余年的话，附带的好处是，他说起中国话来和一个中国人那就毫无区别了，甚至连语调也会变得有地地道道的中国味儿了——起码有地地道道的中国老婆味儿。
她却又向丈夫转过身去，固执地说：“不，我要听听你的看法。
否则我心里会总寻思那件事，想睡也睡不着。
” “非要听听我的看法不可？”“对。
非要听。
”“可你刚才还说，在大学时期乔雅娟和你最要好。
我记得你对我提起过她多次，曾经形容她是你大学时期的死党。
”“事实正是那样。
”“后来她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没有。
”“别人对她的人品有什么负面评价吗？”“也没有。
”“那么，你根据什么把她想得很复杂呢？”“因为人有时候就是那么的复杂。
”“是啊，亲爱的，人有时候的确是复杂的。
但我认为，关键是不要使自己也变得复杂起来。
你看你，你明明并不打算帮李辰刚什么忙，却要在电话里对他承诺尽力而为，结果使自己显得挺虚伪。
这会儿，你又无端地把乔雅娟猜测得很卑鄙，结果不是又使自己显得不够厚道了吗？对于她告知你的事，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不信。
信不信都没什么，但你把她想得很卑鄙，那就连我，你的丈夫，也要替她鸣不平了。
这就是我的看法……”电话忽然又响了。
陶姮犹豫一下，第二次抓起电话，这一次却是乔雅娟打来的，使她大出所料。
“嗨，陶姮，没睡吧？”乔雅娟的话听来急急切切的。
“已经躺下了。
”陶姮的话回答得淡淡的。
“你怎么了？” “没怎么啊。
”“声音蔫蔫的。
”“感冒了，还发着烧呢。
”“那我不跟你多聊了，简单地说，李辰刚那家伙给你打电话了？”“你怎么知道？”“他刚刚也给我打了一次电话，对我说了一大堆感谢你的话。
我猜，是希望通过我的嘴把他那一大堆话转告给你。
凭咱俩的关系，傻瓜也会估计到这一点的！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明明告诉你了，他对你，对我们几个当年的同学做了什么勾当，你干吗还大包大揽地答应帮助他儿子的事？”陶姮一时嘴对着话筒哑口无言，不知说什么好。
“不信我的话是吧？”分明，乔雅娟的情绪甚为不快。
陶姮愣了愣，慢悠悠地说：“雅娟呀，我不是感冒着嘛，困死了，美国的一种感冒药有安眠的作用……”乔雅娟沉默了。
陶姮补充道：“真的。
”乔雅娟终于又开口了：“你认为我骗你？”陶姮便也沉默了，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那，你睡吧，算我自讨没趣！”乔雅娟将电话挂了，陶姮握着话筒发愣。
不知何时，丈夫已下了床。
他站在床边，一手持杯，一手伸向她，掌心托着小小的一片安眠药。
他经常失眠，安眠药是家中的必备药。
她疑问地看着丈夫。
他不无同情地说：“要不你更睡不着了。
”她默默放下电话，接过水杯和药片，乖孩子似的服了下去。
丈夫替她将杯放在床头柜上，她立刻仰躺下去，闭上了眼睛。
丈夫随之也上了床，关了灯。
她一翻身，又背对着丈夫，并且主动向丈夫偎靠过去。
丈夫也就又从她身后搂着她，爱抚着她。
黑暗中，陶姮说：“乔雅娟不信我感冒了。
”丈夫说：“你本来就是在撒谎。
”也许是为了抵消掉一部分自己的话的批评意味，他又吻了她的肩头一下。
她温柔地问：“你还想吗？”丈夫不明白地反问：“想什么？” 她扑哧笑出了声，莫测高深地说：“真不明白就当我没问好了，睡吧。
” 不料丈夫将她的身子一扳，使她脸朝着他了，追问：“不行，你得把话说明白，要不我也肯定失眠了！” 她就捧住他的脸，给了他一个深情的吻，语调中满是歉意地说：“都是电话给搅的，算我欠你一次，啊？下次加倍偿还。
” 一向，在星期六的晚上，他们总是要好好做一次爱的。
他们将做爱说成是“充电”。
对于他们，做爱也确乎类似充电。
星期日睡一上午懒觉，星期一夫妻俩都会精神焕发地去工作。
但那一个夜晚，陶姮实在是没有良好的情绪和丈夫全心全意地做爱了。
丈夫这才明白她的话。
他也又吻了她一次，照例吻在肩头，理解地说：“算我欠你一次，下次应该加倍偿还的是我。
” 陶姮就又背贴着丈夫宽阔的胸膛了。
虽然服了安眠药，她还是毫无睡意，小声说：“我们好久没去教堂了，明天咱们去教堂吧。
” 丈夫说：“好啊，我也早想去了。
可你，为什么忽然想去教堂呢？” 陶姮认真地说：“我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女人啊，又虚伪，又多疑，又想不开事，这真惭愧。
明天我要去告解……” 药效终于发挥，她的话声越来越小了……沃克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家族的每一位成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不过，目前他的家族成员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如果以至亲关系而论的话，那么仅有一人了，便是他的弟弟。
他弟弟是加州大学的哲学教授。
他的家族成员中学者教授出了不少，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族，也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族。
对于他和陶姮的婚事，他父母当年是持反对意见的。
理由只有一条——陶姮不是基督教徒。
沃克当年为了爱情据理力争。
他说：“在美国，甚至在整个欧洲，年轻的女孩子中，又能有多少虔诚的基督徒呢？”父亲说：“正因为少了，我们希望你能与一位笃信基督的女孩子结为夫妇。
”母亲说：“那样，就等于我们这个家族为延续基督教的神圣影响做出了一份贡献。
只有你的妻子也是基督教信徒，将来你们的孩子才能也是。
”他父亲还郑重声明：如果陶姮不打算皈依基督教的话，做父母的也就绝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
而且在他们婚后，父母不便和他们来往。
于是双方陷入了僵持。
为了爱情，陶姮表示，她完全可以对基督教采取一种信奉的态度，但请求允许她暂不施洗，姑且先做一名教外信徒。
实际上，她当年所言的“一种信奉的态度”，指的是对基督教文化的兴趣而已。
她不仅对基督教文化有兴趣，对佛教文化也有兴趣。
当年她曾对沃克说：“你干脆这么对你父亲讲，我来到美国之前，在中国已经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了。
基督教和佛教的教义，有许多方面是相一致的。
既然如此，我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和是一名基督徒不也没什么两样嘛！” “你……真是佛教徒？你可从没对我说起过……”沃克当时呆呆地瞪着她，仿佛忽然不认识她了。
她调皮地一笑，说别当真，我不是佛教徒，不就是为了咱俩能顺利地结成婚嘛，你就那么骗骗你父母不行吗？沃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当然不行。
说他宁愿父母不参加他们的婚礼，也不愿用她的话骗自己的父母。
后来，多亏沃克的弟弟从中调和，沃克的父母才勉强同意了陶姮那种“姑且”的请求。
沃克那位是哲学教授的弟弟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尤其善于做“活的思想工作”。
他说：“耶稣不但爱他的信徒，肯定也爱一切爱他的信徒的女人。
如果因为她们暂且还不是他的信徒就拆散一对恋人，肯定是有悖基督思想的。
”就这么两句话，矛盾迎刃而解。
他们婚后，沃克的父母不但与他们来往频频，而且很快就开始喜欢起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来。
在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沃克的父亲还用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智趣善贤”四个大大的汉字，镶在美观的框子里送给他们。
美国老公公用磕磕绊绊的中国话说，那四个汉字代表他们老两口对陶姮这位中国儿媳妇的评价。
他们还感谢她使他们学会说许多中国话了。
而陶姮，对待他们也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一向发乎真心地孝敬着。
沃克的父母是在同一天去世的，一个逝于上午，一个逝于下午，都是以八十多岁的高龄，逝于医院的同一间病房的。
在他们的葬礼上，陶姮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有次陶姮以一种讨教的口吻问丈夫：“亲爱的，你既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那么真能做到别人打了你的右脸，而你会心甘情愿地将左脸也伸过去吗？”丈夫不假思索地说：“只有傻瓜才会那样，你的丈夫肯定不是傻瓜。
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也许会那样，因为他们是教众的榜样。
而我既不是傻瓜，也不愿做任何榜样，我只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基督徒。
如果打我右脸的是老人、孩子或妇女，我想我会微笑着把左脸也伸过去的。
而我认为，通常情况之下，即使他们还想打你，往往也就不忍 再打了。
但如果是年龄比我小的男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他明摆着是在欺负我，我会反过来把他的牙打掉的。
你丈夫有时候可不是好惹的，我是个自卫意识和自卫能力都挺强的人。
” 陶姮咯咯笑了，她说亲爱的，你的话证明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不虔诚嘛。
丈夫却庄重地说：“按中国的哲学，法乎其上，才能取乎其中啊。
这是符合一般逻辑的。
我对我的宗教信仰的态度就是这样。
” 而陶姮，她对于基督教当然并无抵触。
她只不过难以信服天堂和地狱之说罢了。
但是却有些相信因果报应。
因为前者是无法证实的，而在现实社会中，后一种现象却是不少的，知道得多了，往往令人不由得一信…… 第二天，在教堂里，陶姮真的向神父忏悔了一通。
忏悔自己不应以虚伪的态度对待别人相求的事，也忏悔自己不应以复杂的心理猜度一位好朋友的品格…… 出了教堂以后，丈夫问：“心情好些了？”她由衷地说：“好多了。
”同时却暗想，既然国内已经没有亲人了，那么以后少回国几次吧。
少回国，少惹是非。
忏悔之后，她即着手办理李辰刚委托于她的那一件事。
正如丈夫说的，因为李辰刚儿子的英语水平与留学所要求达到的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语文、数学两科都有不及格的记录，操作起来颇费周折。
美国虽然也讲关系、讲情面、讲通融，但绝不像在中国那样只要关系硬便一路绿灯。
何况陶姮只不过是那所大学里五六百位教授中平平常常的一位。
她恳求丈夫出面协助一下，丈夫拒绝了。
他说学习那么差的一个孩子，还非出国留学干吗呢？陶姮说，正因为学习那么差，在中国也许连所普通的大学都考不上，所以只有曲线获得大学文凭啊。
丈夫说，如果他真来了，学习跟不上，毕不了业，甚至被取消学籍，别人一打听原来我也是推荐人，那就连我的脸也丢尽了。
咱们两个人，应该确保一人不因这件事而丢脸。
究竟确保你还是确保我，这倒可以由你来决定。
陶姮苦笑了，说那就还是确保你吧。
如果确保我的话，对你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于是她一边继续尽力而为地进行，一边不时向李辰刚“汇报”情况，提醒他不到最后办成，都要做好她办不成的思想准备。
而李辰刚每次与她通话之后都会这么说：“陶姮，你办事，我放心。
我对你的办事能力充满信心，你也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嘛！”——口吻听来亦庄亦谐，却令陶姮分不太清究竟是庄的成分为主，还是谐的成分为主。
又像是一位大大的首长，在和蔼可亲地勉励小小的下属，为的是使下属能够心怀感激，诚惶诚恐地明白——这件 事交给你办，那可是对你的倚重，否则这份“工作”早分配给别人了…… 丈夫虽然拒绝参与那件事，但暗中还是给予了不少协助的。
几度山穷水尽，几回柳暗花明，当终于对最后一位关键人物也游说成功之后，陶姮一回到家里就让丈夫看她嘴唇。
丈夫奇怪得直眨巴眼睛，她说的话却是：“我觉得我嘴唇磨薄了。
”尽管办成的是别人委托的一件事而已，夫妻二人还是觉得有必要庆贺一番，于是他们到一家消费价格最高的饭店去美美地撮了一顿。
在餐桌旁，她打李辰刚的手机，想将好消息及时告诉他。
李辰刚的手机响了近一分钟他也没接。
无奈，她只得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第二天中午，也就是中国夜里十二点钟左右，李辰刚回了一条短信是——我们又决定让儿子到英国去留学了，一切谢谢！ 陶姮的索然无法形容，却没对丈夫说。
有次丈夫问起，她编了一番谎话，说那孩子想通了，认为自己还是有必要在中国提高。
提高英语，明年再议。
丈夫反倒释然了，说这才是好孩子…… 第二章 两个月后的这一次回国，却是陶姮首先向丈夫提出的。
丈夫惊讶得瞠目结舌，她就娓娓道来地向丈夫讲了一件事情。
丈夫听罢，当即表态：“是应该回去。
早就应该专为那件事回去一次了！” 于是第二天，夫妻双双向大学请假。
丈夫预料，批假不会那么顺利，她也想到了这一点，将请假事由写在了纸上，结果顺利得不能再顺利。
正如中国话所说——一路绿灯。
陶姮的请假书，成为该校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请假书。
三千余字，亲笔用秀丽清新的英文写的…… 那是一件三十五年前的事。
确切地说，是1975年的一件事。
当时中国还处于“文革”时期，而陶姮才十三岁。
那一年她的父母已从中国的“教育战线”被“扫地出门”八年多了。
“文革”伊始，她的父母就因为是“黑线人物”被打入了“另册”，八年中不断转移劳改地，最终被遣送回了她母亲的原籍。
一般来说，对于是夫妻的“黑线人物”，往原籍遣送那也首先考虑往男方的原籍遣送。
但她父亲出生在香港，便只有将他们夫妻往女方的原籍遣送。
父母往哪儿去，自己跟向哪儿，对于十三岁的陶姮，没有另外任何一种选择。
起先是父母轮番抱着她背着她转移劳改地，年复一年，后来自己渐渐就能跟着父母走了。
当年她父亲的罪名是“特嫌”，在所谓“黑帮”分子中，尤其是万劫不复的罪名，甚至在“另册”的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走资派”是在“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还有经过批斗和改造，重新站回到“红线”的可能；“右派分子”还有熬到“摘帽”那一天的盼头；曾经的地主富农，只要不乱说乱动，也只不过就是被视为“死老虎”；而坏分子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特嫌”却是和“现行反革命”的罪行性质同属一类的。
“现行”就是现在还有行动，“嫌”在当年差不多就等于“是”。
陶姮就是伴随着这样的父母，在经常转移劳改地的过程中，从五六岁一晃成长到十三岁的。
她的眼，从小见惯了父母所受的种种凌辱，也见惯了人间种种悲惨又冷酷无情的事情…… 母亲的原籍是南方某省一个有八九百户人家的农村。
在当年的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大的农村，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小学还有中学。
那小学中学，都是新中国成立前陶姮的外祖父发起集资创办的，她外祖父是科举终年的举人，那以后科举制度就废除了。
为了创建村里的小学和中学，她外公将家产折卖了十之七
八。
她外公家确实曾是村里的首富，他虽然被拥戴为中学校长并兼着小学校长，家境却随之降低得几近于清贫。
陶姮跟随父母在村里落户不久，某日村里同时进行了两件事：一是庆祝“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九周年；二是把她外祖父的坟墓给掘了，并当场将骨骸用锄头砸碎，搅拌进粪堆里了。
接着开了一通批判会。
在批判会上，她的外公被众口一词说成是“假善人”。
更有甚者，一个既是中学“革命委员会”委员又是语文老师的男人，瞪着她的父母严厉地问：“知道为什么以前没有动‘假善人’的坟墓吗？”——站在台下第一排的她的父母，此时才敢于抬起头来，都默默地摇头。
那男人大声说：“因为早料到了你们总有一天会被遣送回来，就是要当众掘给你们这些孝子贤孙看的！”——他的左脸有一大片紫痣。
陶姮一下子便记清了他的样子。
正如常言所说的，“扒了皮也认得出骨头”。
那天，陶姮的母亲一回到腾给他们一家三口住的小破屋里，对她父亲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么活着，还不如干脆死了算了！” 父亲便长叹一口气说：“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但如果我们真死了，女儿更可怜了。
” 于是母亲一下子紧紧搂抱住她悲哭起来，不敢哭出声，怕被人听到。
陶姮却没哭，也没流泪。
她暗想——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件事是永远也不会结束的。
自己才十三岁，熬得到那一天的。
熬到了那一天，她就会看到一些自己所憎恨的家伙反过来低头认罪了……令她的父母和她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村里掌权的一些造反派们，居然命令式地要求她去上学。
他们的说法是：“你们的女儿必须接受学校里的红色影响。
那她的一生还有救，也许还可以争取成为无产阶级的人！”于是陶姮得以入学。
虽然自幼失去正常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但她那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充当起了有水平的老师，使她开智甚早，才十三岁，却将初三各科都已学通。
学校起初是不了解这一点 的，让她插在初一的一个班。
那个班的班主任，正是左脸有一大片紫痣的语文老师，竟然也姓陶。
陶姮很快便成为那个初一班级里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又很快成为全体初一年级学习成绩各科第一的学生。
起先第一过的一些孩子，嫉妒了一阵子，对她同仇敌忾了一阵子，后来见她并不因此而傲视他们，不知怎么一来，又暗中成了她的朋友。
孩子之间互相放弃嫌恶，成为朋友，比大人之间容易多了，也自然多了。
那些学习好的学生中的几名男生，甚至以保护她不受欺辱和伤害为己任了。
他们对她的同情和保护，像阳光照耀进她的心田。
也使她更加坚信，一切恶事都将结束的那一天肯定是会到来的。
陶老师认为她不应该再是初一的学生了，建议学校让她跳级到初三去。
学校还为此开了一次会，会上有别的几位老师对陶老师的建议大加批判，他们说：“你别忘了陶姮她是什么阶级的后代！她外公早年间是典型的封建地主阶级人物，她父母都是留过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是双料的反动阶级的后代，让她跳级，等于是对全校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的精神打击！那是绝对不行的……” 陶老师反驳道：让她继续留在初
一，一直成为全体初一年级各科第一的学生，难道就不是对出身好的学生们的精神打击了？ 分数是老师判的，你为什么总给她判那么高的分？！她题题都对，不给她判100分，那你让我怎么给她判？还有卷面分！还有格式分！难道哪方面都不能扣去几分吗？她卷面清洁！她格式规范！反正我是找不出理由扣分的！陶老师就出示她的卷子给对方看，以证明自己判得公正。
孰料一位老师还真的从她的卷子上看出问题来了，指点着质问：“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三道代数题，全都少一个解题步骤，冲这点就该扣分！一道扣五分，那100分也变成85分了！”陶老师急赤白脸地说：“我认为对她这样一名学生，那个步骤是完全可以省略的！”一位老师强词夺理：“省略？还完全？谁知道她那结果是不是抄别的同学的呢？有她的解题草稿证明肯定是她自己解出来的吗？”陶老师自然拿不出陶姮的解题草稿，他不禁拍了一下桌子：“抄别的同学的？她在全年级甚至可以说在全校学习最好，能抄谁？只有别的同学抄她的份儿！”主持会议的女老师终于开口了，板着一副正义化身似的面孔，语气极为严肃地指斥：“陶老师，我提醒你不要忘了，你不但是一位老师，还是校‘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你的做法当然那就等于——长资产阶级后代的威风，灭贫下中农后代的志气！怎么，同志们批评得不 对啊？姑且不论数学了，再说作文吧。
作文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吧？连没有标准答案的作文，你都要次次给她优上，你究竟怎么想的？我看同志们不但批评得对，还不够刺刀见红呢，还没挖到你的思想根源！依我看，是你头脑中那一条阶级的红线画歪了，体现在给分情况上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一个人头脑之中的阶级红线画歪了，那他对人对事的一切立场也就全是错误的！他的每一言每一行也都必然大成问题！” 陶老师张张嘴，分明欲分辩，致使对方又拍了下桌子。
“你不要再辩解了！我还要提醒你一句，别忘了你自己又是什么出身！”陶老师的父亲1949年以前在省城教育厅当过科长，这是他的软肋，别人无意间触碰到了都会令他全身的神经顿时紧绷起来，何况是在开会之时被校“革命委员会”主任拍着桌子大加训斥！如果不是由于他在“文革”中与父亲划清了阶级界线，脱离了关系；如果不是由于他毕业于师范学院；如果不是由于他写批判文章的能力强（每可达到挥笔成章的水平），按他的出身，连分到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村的中学当老师的资格那也是不具备的，更不要说当上一名“革委会”委员了。
尽管他一向言行谨束，其实还是有不少人背地里议论他是混入“革委会”的，应该及时将他清除出去……那次因陶姮开的会，最终以责令陶老师写一份深刻的检讨而结束。
陶老师们集中在教研室开会之时，一个正在操场上体育课的班级获得了十分钟自由活动的时间，于是使这个班级的几名学生有机会偷听到了教研室里的会议内容。
那几名学生传播给另外几名学生，另外几名学生传播给更多的学生，最终由那些暗中与陶姮结下了友好关系的学生告诉了她。
但他们告诉她的情况，已经与教研室里那次会议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了。
即使你今后的作业尤其是考试没有错误，那陶老师也不会再给你满分了！他一定会鸡蛋里挑骨头地硬找出毛病扣你分的！特别是作文，他再也不会给你优上了！——陶姮听到的是诸如此类的话。
自然，那几名同学是同情又愤愤不平地说的。
在当年，女人一旦掌权并且“左”起来，往往“左”得比同样的男人可怕多了。
而大人们，本应是比孩子们更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在当年却又完全不是那样。
在当年，许多许多大人像是邪教徒了。
也不过只有少数的孩子，表现出人所本能的同情心和正义感。
对于陶姮，那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陶姮听了几名和她暗中友好的同学的话，愣了一会儿，仿佛不在乎地说：“随便他怎么样。
” 其实她不是对分数一点儿都不在乎，而是很在乎。
因为分数，只有分数，某些情况之下，对她的尊严能起到微小的，甚至意想不到的维护作用。
期末考试后，放暑假前的一天，她在她家住的那间东倒西歪的小破泥草房附近看见了陶老师。
她猜不到陶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在她家附近。
其实陶老师已经在那儿转悠好一会儿了，为的是也看见她。
她刚从屋后的山上下来，背着一小捆在山上捡的干树枝，用野蒿拧成的草绳捆着，双手攥着草绳的末端。
她一看见陶老师，暗吃一惊，手一松，干树枝散落于背后。
如果有人呵斥她“盗窃集体之物”，那罪名尽管小题大做，对于她却也是能够成立的。
在当年，山是集体的山，地上长的一草一木，理论上全都归集体所有。
村中有个老地主，只因为在河里发现了一条被水禽啄伤、半死不活地漂在河面的巴掌那么大的鱼，捞起捡回家，偷偷炖了锅汤，还被召集百多人的大会批了一通呢！ 陶老师四下望望，确定周围没人，快步走到她跟前，替她归拢了干树枝。
接着，他捡起了草绳…… 她看出他是想替她扎捆，夺下草绳说：“不用您，我自己来。
”她并没说出谢意。
事实上，她的话明显有种排斥的意味。
弯下腰自己扎捆时，听到陶老师结结巴巴地说：“陶姮啊……我……那个……就……就是你这次考试的作……文……其、其实呢……”她又将树枝背起，瞪着陶老师的脸问：“老师，您到底想说什么？”她看出陶老师脸上那片紫痣，分明是更加紫了。
陶老师越发结巴地说，他希望她知道，他觉得她这次的作文那也还是写得不错的。
写一些孩子爱护一窝小鸟的事，起码他是喜欢的。
分数嘛，只不过是分数，希望她不必太计较，他有他的难处，更希望她能理解……陶老师是能说会道之人，从没结巴过的。
她低声说：“我能正确对待。
我早就能正确对待好多事了。
”说完就走。
她忽然想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
”……那一个暑假，确切地说，是1976年的暑假，她和那几名暗中与她友好着的同学经常偷偷在一起玩。
尽管得避开某些“特革命”的大人 们的眼才能聚在一起，却终究还是玩得较为开心的。
酒能使男人和男人间更讲义气；儿女能使女人和女人之间更快地找到共同话题；而玩能使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友谊巩固。
9月份开学后，村路上出现了一种当年司空见惯的情形——从小学生到初中生，成群结队地拖着竹子或扛着竹子或抬着一根竹子去往学校。
那是南方生长得最多的青竹，也是用途最广的竹。
在一个普通的农民手中一年到头没点数过几次钱的时代，上学了的孩子们，只得用自家房前屋后的竹所卖的钱来交学费。
一根成竹也就是杯口般粗的竹，可以卖五角钱。
细一些的卖三角钱。
再细的卖两角钱。
每到要交学费的月份，村路上一向会出现以上那一种情形。
在学校附近，专为卖竹的学生们设立了收购点儿。
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还是要由家长代他们去将竹卖了的。
三年级以上的学生，竹粗人瘦的话，便只有将竹拴根绳在地上拖。
五、六年级的学生却宁愿两个人抬一根，那样走得快。
而初中生们，则差不多都是一人扛一根，并尽量装出轻松的模样，以显示自己是有把子力气的；连女生也不例外。
当年小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三元，中学生每学期的学费是五元。
许多农村里不正规的学校，学费会低些。
而那村是个大村，学校上了规模，定为正规学校，学费按县城里学校的标准收。
陶姮的父母都已经没有了工资。
起先在不同的地方劳改时，每月各自还有十来元生活费的。
自从被遣送到风雷村，连那十来元也取消了，得靠挣工分才能吃上饭。
父母的身体都不太好。
尤其母亲，被押送到风雷村后，连精神有时候也似乎不怎么正常了。
何况，他们从没干过农活，干农活时的笨拙劲儿，比半大的农村孩子还不如。
靠他们挣那点儿可怜的工分，一家三口是会饿死的。
幸亏父亲对一家的苦难处境是有长期思想准备的，在还有点儿生活费的那几年，硬是口挪肚攒地存下了七八十元钱，缝在一件衣服的兜里。
一说又要转移劳改地，别的什么东西都顾不上，首先找出来紧紧抓在手里的便是那件衣服。
实际上，一家三口来到风雷村以后，主要是靠那点儿钱才得以继续活着。
陶姮心中有数，那点儿钱肯定所剩无几了。
开学前，她接连做了几次梦。
梦到陶老师冷着面孔伸手向她要学费，而她没钱交，低着头手足无措。
她不忍心向父母伸手要学费，有时甚至不想上学了。
还有时，甚至想一了百了，干脆死了算了。
她预料得到，如果自己真的死了，父母紧跟着就会双双自杀的。
她明白父母其实是为了她才屈辱地活着。
而自己也是为了父母还能活着，才同样忍受屈辱地活着。
开学前那几天，她还在梦里偷偷砍过别人家的竹，结果被发现。
在现场开起了她的批斗会，父母也被拖来陪斗…… 然而苦难之境中，居然会有救星。
救星是那几名暗中与她友好往来的同学。
他们劝她不必因学费而发愁，各自早已为她多砍了一根或两根自家的竹。
甚至，也不用她自己一根一根地往学校扛，他们代劳了。
她心里既感动又充满温暖，她想自己总得也为他们做些什么，于是就在一本作业本的背面负责记录。
谁又卖了第几根竹，卖了多少钱，一笔笔记得一目了然。
他们就索性将卖竹所得的钱交由她保管，并委托她一并交给陶老师。
不消说，其中包括她的学费。
村路上学生“竹子搬运工”的身影日渐少了，终于有一天，竹与孩子并不形影相随了。
新学期开始，各班级各年级正式上课。
一天课间，陶姮像往常一样，独自坐在篮球架下的石条上，望着满操场的学生跑跑跳跳，喊喊叫叫，或仨一堆俩一伙地说话。
在学校里她仍很孤独。
那是明智的孤独。
用现在的说法，是“自行边缘化”。
为了不使那几名暗中与自己友好的同学受什么“政治牵连”，也为了不给自己和父母惹什么麻烦。
那位校“革委会”主任的女人，即使在中小学生之间，往往也会发现“政治新动向”。
十四岁的陶姮对她和唯其马首是瞻的几个老师，不得不防。
在她看来，陶老师当然是他们一伙的。
正望得发呆，陶老师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她身旁，向她伸出一只手，好像被别人逼着似的说：“陶姮，你的学费也得交了……我知道……但今天，已经是学校限定的最后一天。
另外八名同学，他们说……他们的学费也在你这儿……由你一总来交……” 最后的话，他说得不太确定，似有求证的意思。
陶姮愣了愣，反应迅速而强烈地回答：“我交了呀！”与陶老师那种不太能确定的话相比，她的话说得极为肯定。
陶老师诧异了：“交了？交给谁了？”陶姮不高兴了，往起一站，抗议般地说：“交给你了啊！”“交给我了？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昨天早上！在校门口！我碰到了你，就把我们几个的学费交给了你。
用手绢包着，有几名同学是可以做证的……”陶老师眯起眼，呆望远处。
望了半分来钟，犹犹豫豫地说：“那……既然是你说的这样……我……我再对对钱数和人数……”他说罢转身就走。
走得急匆匆的，边走还径自嘟囔了句什么。
而陶姮，一时气得浑身发抖。
怎么能不气呢？连自己在内九名同学的学费加上课本费杂费什么的，五十多元啊！卖了一百多根竹的钱啊！五十多元在当年的农村，可是不少的一笔钱！没有壮劳力的人家，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也不过仅能挣五十多元！那么大的人了，才昨天的事，怎么可以说忘就忘呢？真忘了还是假忘了啊！ 然而下一堂的化学课，陶姮倒也没太由于陶老师问她学费的事分心。
她明明将学费交给他了，那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有三名同学看见了。
他们都是和她友好的同学，她相信他们肯定会做证的。
再说他们也不太喜欢陶老师，因为他平时对学生的要求太严格。
但她也没怎么用心听课，在别人家孩子才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父亲就已经将初一至初三的化学常识基本上对她讲过了。
父亲曾是大学里的化学教授，比这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讲得有趣多了。
她只不过背着手端端正正地坐着，想自己一家以后的命运可能还会糟到什么地步。
想到伤心处，眼眶一湿，伏在了桌上。
不料下课后，守在教室门边的陶老师叫住了她，阴沉着脸让她跟他到教研室去一下。
师生二人进入教研室，已有四位下课了的老师也回到教研室了。
有的在喝茶，有的在看报。
陶老师坐下后，对肃立在自己跟前的陶姮说：“我又对着登记册统计了一下钱数，还是少你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和书杂费。
不错，昨天上午我是在校门口碰到了你，但你只问我如果你不买课本行不行。
我当时的回答是：‘没有课本你怎么能在学校里学习呢？’是这样吧？但是之后你绝对没给我什么用手绢包着的钱……” “我绝对给了！”——陶姮大叫起来。
陶老师愣了愣，也提高了声音：“老师是不会记错的！”“我也是不会记错的！有同学可以为我做证！”陶姮的声音都发尖了。
先进入教研室的，刚进入教研室的，每一位老师的目光都望向了她和陶老师。
陶老师就愣得发呆，良久说不出话来。
陶姮哭了。
不但觉得委屈，而且认为清白无端地受到了怀疑，人格也受到了严重侮辱。
“凭什么你说你是不会记错的，我就非得承认是我记错了！我有证人可以证明我当时把钱交给了你，你有证人证明我当时没把钱交给你吗？我明明把钱交给你了，你当老师的还朝我要，你就是成心欺负学生！今天我把话说清楚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把我逼得没法儿了，我就死在你家门口给全校的学生和老师看！给全村人看！我如果被你逼死了，即使我父母无法替我申冤，老天爷有眼，他也饶不了你的！”陶姮宣泄着大喊大叫，愤怒地挥动手臂，轮番跺着双脚。
长期的屈辱，长期的压抑，不，是长期的被压迫感，在那一时刻，全面地、总体地、骤然地爆发了！就像通常所形容的：“火山喷发了！”——也可以这么说，十四岁的少女，当时歇斯底里大发作了！她叫喊。
后来，一屁股坐在地上，蹬踹双脚号啕大哭。
那意味着是她对自己和父母以往所遭受的一切一切迫害的表现猛烈的总抗议。
当然，也是第一次抗议。
十四岁之前，她连那样的意识那样的勇气也丝毫没有。
陶老师半张着嘴，双眼瞪得大大地看着她，惊骇的表情僵在脸上，身子也仿佛被浇铸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了似的。
他脸上那一大片紫痣，紫得发黑了，如同老茄子的颜色了。
一位女老师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走到陶姮跟前，将她拽起，拉扯到了门外。
门关上后，她小声对陶姮说：“别哭了，回家去。
起码我听明白了，没你什么责任。
有些公道，到时候还是会有些人愿意出面主持一下的……” 女老师的话，使陶姮内心里那巨大的难以控制的宣泄情绪，总算平缓了一下。
她走在回家的路上时，用各种解恨的话语，在心里将陶老师诅咒了一遍又一遍。
进了家门，父母还没回家。
据父母说，他们这几天跟村里的些个“专政对象”在砍茶秧。
当然，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之下。
村里的干部们一时觉悟不高，允许村民偷偷将几亩农田栽上了茶秧，为的是可以用卖茶叶的钱解决一下缺少办公费的问题。
而所谓办公费，又只不过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的支出。
此事被革命群众向县“革委会”揭发了，于是引起县里干部们的高度重视，予以严厉批评，勒令限期将茶秧砍光。
怕父母一回来看出她哭过，她赶紧洗了脸。
擦脸时，目光不禁落在床头唯一的一只旧柳条箱上。
柳条箱的四角全被老鼠啃破了，却挂着把小锁。
一家三口每人有一把钥匙，全都将自己认为还有点儿保存价值或重要的东西放在里边。
陶姮那一把钥匙总是挂在颈上，她俯身开了锁，从中取出了一个小木匣子。
包括自己在内的九名同学的学费和书杂费，在没交给陶老师之前，便放在小木匣子里。
她那么做，可以说是条件反射的促使。
就好比大人怀疑孩子刚偷了什么东西，而孩子将所有的兜都弄了个兜里外翻，然后大声说：看，我就这几个兜，有吗？！ 但是当她打开小木匣时，傻眼了——手绢包着的钱竟还在里边！怎么会这样！她觉得自己全身的血液仿佛都不流动了，觉得连心跳也停止了。
如果……如果这时候陶老师出现在面前，那自己就是全身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即使出现在面前的不是陶老师，是在教研室里亲眼看到自己号啕大哭起来的任何一位老师，自己也完了！就算出现在面前的不是那几位老师中的一位，而是几名与自己暗中友好的同学中的一名，自 己的下场也肯定会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他们是出于同情和正义才暗中维护她的，他们是认为她品行好才不顾她的家庭问题暗中和她成为朋友的——而现在事情变成了这样，谁还能认为她品行好呢？ 怎么会这样啊？！但事情又确确实实变成了这样！不管是谁看到了此刻那些用手绢包着的钱居然在她手上，她也肯定将被视为一个极其卑鄙的人无疑！尽管她才十四岁！而且还会视她为一个极其善于表演的人！在教研室里她的号啕大哭，尽管事实上是真哭，在别人看来那也肯定是逼真的表演了！那自己还有脸活吗？只有自杀！那父母还活个什么劲儿呢？也只有自杀！想到以上一环套一环的可怕结果……不，那简直可以说是可怕的下场啊！不但可怕，而且死了也没人同情，只会被说成是可耻的下场……她腾地从床边站起，目光迅速巡视一番，拿起了窗台上的一只空饭盒，将手绢包慌张地塞入饭盒，盖好之后，夹着就往外跑。
跑出家门，考虑到了什么，返身又跑回屋，再抓起了一把镰刀……她一口气跑到屋后山上，选择了一棵最粗的树，蹲下飞快地用镰刀掘个坑，将饭盒埋入了坑里。
直起身后，再将浮土踩平，收集了些落叶盖在上边……之后，这十四岁的少女在一块山石上坐了下去，开始寻思事情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
渐渐地，她理清了头绪。
原来，和同学们一起卖竹子那几天夜里，她接连做过情形相似的梦，梦见在校门口或教室门外碰到了陶老师，主动地甚至有些高傲地将包括自己在内总共九名同学的学费交给了陶老师……你不是几次在课堂上强调——非贫下中农子女是没资格申请免费的吗？我陶姮绝不会低三下四地苦苦哀求免费的。
你看，我交得起学费！这样的梦做了几次之后，在她头脑中，梦境于是“变成”了事实。
或者这么说，当陶老师伸手向她要学费时，深深印在她头脑之中的那深刻的梦境，条件反射地促使她立刻就这么回答了一句：“我交了呀！”这十四岁的少女，当时自然是并没想到“条件反射”四个字的。
但一点儿也不影响她终于寻思明白了这么一点——原来是自己将梦里的情形和事实搞混了…… 接下来她不得不苦苦寻思的是——事情已然变成了这样，那我究竟该怎么办？寻思了半天，却并没寻思出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办法。
而她比较满意的办法那就是，既足以保护了自己的品行不受怀疑，又不至于昧着良心使陶老师替自己背上黑锅。
主动承认自己记错了，当然也就全没陶老师什么事了。
但谁又能相信自己确实是记错了，而不是原本打算贪污了同学们辛辛苦苦卖竹子所得的学费，只不过在陶老师的“审问”之下才不得不放弃卑鄙可耻的企图呢？那是一个全社会都相当一致地习惯于有罪推断的年代。
不论什么人，如果不幸和“坏”字、“罪”字或“卑鄙”之类的字词发生了干系，只要有几个人甚至一个人带头坚持认为他或她肯定是有罪的，起码是企图犯罪的，那么许许多多的人都会将那不幸之人视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陶老师肯定是一个坚持认为她罪名成立的人无疑了，估计那八名和自己暗中成为好朋友的同学，也会认为她玷污了他们对她的友情，而他们看错了人。
她转而又这么想——陶姮，你为什么坐在这儿苦苦寻思，寻思来寻思去的，非寻思出一个对陶老师也有利的办法不可似的呢？事情明摆着，如果对他有利了，对你自己肯定就是一场灾难了啊！他如果是个还不错地对待过你的人，你倒也值得替他考虑。
可他对你是多么的不公正啊！作为老师，他甚至非昧着良心鸡蛋里挑骨头，硬是从你的作业和考试卷上挑出根本不是错误的错误，于是仿佛理所当然地降低给你的分数。
他那么做之前替你考虑过吗？在乎过你的感受吗？他那么做就不“坏”就不“卑鄙”就不“可耻”了吗？进而，她又联想到了陶老师在批斗大会上当着自己一家三口所说的那些恶狠狠的话。
他当时的样子，以及他当时所说的某些话，直到那一天，仍像一根根钉子钉在十四岁的少女心上。
当这少女下山时，她已经决定了坚持将那些学费交给了陶老师的说法。
哪怕刀架在脖梗上也不改口。
劝她离开教研室的那位女老师不是显然地相信了她的话吗？这对她有利。
只要采取一种宁死不屈的坚持态度，事情的结果将肯定对自己更有利。
至于陶老师，见他妈的鬼去！谁叫他是一个坏人呢！十四岁的少女经由自己一家的命运，总结出了一条区别好人和坏人的经验——凡是对命运被踢入悲惨之境的人麻木不仁、毫无同情心者，都只不过勉强算个人，却绝非好人。
而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为了争取到什么利益而不惜加重别人悲惨命运的人，当然是从里坏到外的百分之百的坏人！对坏人怎么样那是谈不上昧良心不昧良心的！她要替许许多多她这样命运的孩子，她父母那般命运的父母惩罚惩罚坏人。
有机会能够惩罚一个，为什么不惩罚？ 当她二次进入家门时，父母已经回到了家里，都背靠一面墙肃立着。
除了父母，还有两个男人。
一个是学校负责保卫工作的副校长，也是“革委会”成员。
另一个是县教育局的什么人物，在开学典礼上，代表县教育局“革命委员会”到学校来讲过话的。
破家里虽然东西少得可怜，但还是被翻得乱七八糟。
连枕头和被褥也被拆开了。
她明白，那两个男人对她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
十四岁的少女丝毫也没表现出忐忑不安的样子。
一则那是她自幼便见惯了习惯了的事，二则她内心里已经树立了一种“正义信念”。
起码她自己认为是正义的。
县教育局的干部上下打量着她问：“你就是陶姮吧？”她默默点了一下头，默默站到了母亲身旁。
但并不像父母一样垂着双臂低着头。
相反，她将腰挺得格外直，昂着头，下巴微微翘起，睥睨着两个大男人。
副校长问：“陶姮，你干什么去了？”她立即回答：“到河边去了。
”她想她不能说到山上去了，万一他们组织人搜山呢？五十多元钱的事，在如今是屁大点儿的事，在当年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
当年有些仅仅挪用了二十几元公款的人，那还被判了三五年不等的刑呢！何况那五十几元钱关系到九名学生的学费和书杂费。
副校长又问：“刚放学不久，拿着镰刀到河边去干什么？”“想砍些柳条。
”她平平静静地回答。
那一时刻，十四岁少女的应激反应被空前机智地调动了起来。
如同阿庆嫂，刚回答了上句，下句便已成竹在胸了。
句句回答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县教育局的干部迅速地接着问：“砍柳条干什么？”他以为他问得那么迅速，如果她是在撒谎，定会被问得张口结舌。
十四岁的少女抬起一只手臂，指着被翻得见底的柳条箱说：“我家柳条箱被老鼠啃了那么多洞，我想用柳条把那些破窟窿补上。
”副校长紧接着问了两个字：“你会？”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
’任何人做任何事，都必将有个从不会到会的过程。
我爸妈以前还不会干农活呢，他们现在不是渐渐地在干中学会了点儿吗？我已经十四岁了，对于我，不应该再把自己当小孩儿了。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
’我要从现在开始，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学会做种种我以前不会做的事。
”教育局的干部紧接着又问：“那为什么空手回来了？” 她说：“看到了一条蛇盘在柳树枝上，这么长，这么粗，吓得我不敢在河边了……” 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县教育局的干部一摆头，他们先后走了出去。
而陶姮，紧跟在他们后边去关门。
她从门缝看见也听到了，县教育局的干部刚走两步站住，问副校长：“你怎么认为？” 副校长嗫嗫嚅嚅地说：“我觉得，不太可能是……陶姮想要昧了那笔……” 县教育局的干部说：“那还用说？当然不可能！我指的是，你对陶姮这名学生有什么看法？” 副校长张张嘴，什么话也没说，想必是不敢轻易发表看法。
县教育局的干部却说：“我倒是觉得，咱俩刚才，有点儿像《沙家浜》‘智斗’那场戏里的胡传魁和刁德一……”副校长却说：“胡传魁对阿庆嫂当时还讲那么点儿义气，从我这方面而言，对陶姮一家绝没什么义气可讲。
不论我们学校还是我们村的干部，在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那是从来也不含糊的……”县教育局的干部大声打断了他：“得啦得啦，别净扯些不三不四的！我认为，陶姮这一名女生，很是与众不同。
才十四岁，你看她那种从容镇定的模样，比不怕事的大人还不怕事！今年是哪一年？”“今年……1976年……”“‘文革’进行几个年头了？”“可能……十年了……对，十年都多了……”“亏你还知道今年是1976年，亏你还知道‘文革’已经进行十年多了！同志，政治斗争更激烈了！各条战线都更需要政治典型了！我看陶姮就是一个值得树立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要是连她都成了那样的典型，那就等于为‘文革’立了一大功！你们要尽快将陶姮树立成那样的典型！谁有什么异议，就说是县教育局的指示！”副校长诺诺连声地听了一通训后，跟随在县教育局干部身后，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这使陶姮未免奇怪，不明白副校长为什么回望她的家门。
然而县教育局那位干部的话，对于她如同服下了一颗药效极快又极强的定心丸。
她暗想：看来事情往下的发展对我更加有利了。
这十四岁的少女，从那一天开始善于审时度势了。
她刚从门口退开，母亲首先走到了她跟前，心有余悸地问：“女儿，告诉妈实话，你究竟在学校闯了什么祸？”她若无其事地回答：“妈，我发誓，我绝对没做任何招惹他们到家里来搜查的事。
”她竟能把话说得很令人安慰。
“那他们为什么来？”“不是快过‘十一’了嘛，也许是按照要求，例行公事呗。
”父亲也走到了她跟前，狐疑地问：“你在门口站那么久干什么？”她说：“他们站在不远的地方说话，我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父亲走到门前，弯下腰，也将脸贴在门缝朝外望了一眼，转身又问：“听到了？”她点一下头。
“说了些什么？”“他们说，应该把我树立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父亲就又走到她跟前，一下子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好像马上有人要来将她从家里拖走似的，顿时流下泪来，无奈而悲怆地说：“她妈，他们这是要从感情上和咱们争夺女儿啊，那咱们怎么争得过呢……”结果母亲低声哭了。
而她发誓般地说：“爸，妈，你们都放心好了，我永远是爱你们的女儿。
不管是谁，哪怕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休想从感情上把我和你们分开。
”她从父亲怀里挣脱了，走到床那儿去，往柳条箱里收拾东西。
父母对视一眼，随即一齐望着她，都吃惊他们十四岁的女儿口中，怎么一下子说出了大人话？而且说得不动声色。
正是从那一天起，十四岁的陶姮，与她的少女时期告别了，如同在思想上破瓜。
副校长回头望她的家门自然是有原因的。
那位副校长与陶老师长期不和。
他出身比陶老师好，却不如陶老师那么有才。
确切地说，陶老师那种挥笔成章写大字报的能力，是他这辈子也难以具有的。
有才的人，总是难免被嫉妒的。
嫉妒陶老师的老师不少，那位副校长是嫉妒得最公然也最厉害的一个。
其实陶老师也不值得多么嫉妒，因为对陶老师的政治原则是早已内定了的，即“只可利用，不可重用”。
但是在当年，许多有这样的才能或那样的才能的人，不敢痴心妄想被重用，只不过希望被偶尔利用一下，那也是没有资格的。
县里有次派人到学校考察干部，对那位副校长的结论中竟有这么一句：“政治上是位可靠的好同志，遗憾的是能力不足。
如果有陶老师一半的才华，那也可以继续培养提拔。
”这一结论的意思明摆着是，认为他没有继续培养提拔的前途了。
也许人家并没有这么绝对的意思，而且也不是白纸黑字的正式结论。
但那话一传到他耳中，简直要把他气疯了。
从此以后，他对陶老师不仅心怀嫉妒，而且滋生恨意了。
偏偏，少了五
十 多元学费的事，由他来负责处理。
由他一处理，上升为案件的性质了。
而既然连县教育局的干部都认为陶姮这名学生不可能昧了那五十多元钱，结论也就只有一种了。
想不到竟有由他来给陶老师做结论的这一天，他高兴得都想唱歌。
他还是找了三名学生来了解情况。
那三名学生竟是陶老师一一点出的。
这对于陶老师就又很不幸了，因为他们都是与陶姮暗中要好的学生。
他们似乎从副校长的询问中品咂出这么一种意思——事情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陶姮一方是没问题的，但仍需有旁证才能下结论。
这三名学生的学费也在那五十多元之中，他们当然希望早点儿下结论。
一名学生说：“我虽然没亲眼看见，但我和陶姮一块儿往学校走时，听她说过那一天要把我们的学费给陶老师。
” 另一名学生说：“我也听她那么说了。
而且，在学校门口是陶姮主动叫住陶老师的。
她一只手一边还往书包里伸，我想她就是要掏出那五十几元钱来……” 前两名学生是女生，第三名学生是男生。
那男生说：“陶姮叫住陶老师后，他俩先进校门了。
但是我等了陶姮一会儿，我亲眼看到陶姮从书包里掏出了用手绢包着的钱，并且一递一接地交给了陶老师。
我愿意把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写成证言……”之后，那位副校长自然就该找陶老师谈话了。
那是一场就两个人的谈话，气氛严肃得接近严峻，陶老师显出忐忑不安的表情来。
“陶老师，那么，只得请你看看这个啰！”陶老师看过那名男生写的证言，脸上就淌下汗来了。
他说：“这……或者……也许真的是……可我确实不记得……那，我会把钱放哪儿了呢？”“是啊，你把钱放哪儿了呢？”“大概……是我一时大意，把他们九名同学的学费弄丢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副校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宁愿补上那五十多元钱，下个月就开始从我的工资里扣好了……”而副校长却哧了一声，不置可否地说：“先谈到这儿吧。
”说完起身便走。
坐在椅子上的陶老师呆如石人……隔日，第一节课的铃声响过了许久，老师才进入陶姮那个班的教室。
但不是应该给他们上那一节语文课的陶老师，而是别的班的一位班主任，身后紧跟着副校长。
副校长宣布：陶老师已经没有资格再当一位老师了，从即日起，由别的班的那位班主任暂时代理这个班的班主任。
那一节课的纪律空前地好，连平日里惯于搞笑捣蛋的学生，也皆坐得端端正正。
几乎每一个同学，似乎都是在屏息敛气地听课。
又似乎是被施了定身法，灵魂集体出窍，游荡向四面八方去了…… 放学时，一辆从县里开来的警车停在校门口，垂头耷拉脑的陶老师，被两名公安人员押上了警车。
许多同学目睹了那一幕，陶姮也看见了。
据说，陶老师哀求在他被押上警车之前，不要给他戴手铐；两名公安人员没理他的哀求……在一个案件涉及一笔去向不明的钱的情况之下，主要当事人如果承认是被自己丢失了，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工资里扣，那其实也就等于承认是被他贪污了。
当年，结果必定会是那样。
那五十多元钱并没从陶老师的工资里扣。
他既已从一位老师变成了一个贪污犯，也就同时失去了当老师的那一份工资。
五十多元钱，比他此前每月的工资还多二十元。
五十多元钱，于是成了他家以后欠学校的债务。
他家还有四口人：老母亲，是社员的妻子，一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和才五岁的女儿……那天，陶姮回到家里没吃午饭。
晚上父母回到家里时，见她躺在床上。
她说她有点儿不舒服；父母以为她来例假了，既没多问，也没勉强她吃晚饭。
夜里，她咬住被角，无声地哭，泪水湿透了枕头……几天后，代理班主任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一次话，严严肃肃地对她说，校“革命委员会”经开会研究，已内定她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了，希望她以后在各方面都努力争取表现得突出一些，尤其在政治方面要有突出的表现。
绝不可错过机会，辜负培养……从此，她成为班级里乃至学校里一名很忙的学生了。
她开始被通知参加各种政治思想学习班了，也开始被要求写大批判稿，在各种大批判会上发言了。
她写的大批判稿，代理班主任替她一稿两稿地改不说，校“革委会”的头头们还要互相传阅，各自勾改一番才能定稿。
以至于连她自己也搞不清，自己登台所念的究竟算是谁写的批判稿。
整个9月份，学校似乎不是学校了。
三天两头地开批判大会，批林批孔、批宋江、批“幕后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批“隐蔽在地下的翻案集团”……究竟批的是谁们，全校没有一名学生能说明白。
陶姮也不明白。
由于根本不明白，反而全没了半点儿有可能伤害到某个具体的、活在当世的人的心理障碍。
写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被迫练 字；而登台读那类批判稿，她只当是在当众“开嗓子”。
“开嗓子”是村里的一种普遍说法，即可着嗓子喊，据言对少男少女们的成长是有益的。
否则，少男少女们变声以后，男的也许会是公鸭嗓，女的说起话来则永远的细声细气。
那样的大姑娘，一旦做了媳妇，岂不是要受婆家人的欺负？故，谁家的少男少女大哭大闹、大喊大叫时，父母和邻人们是不理不睬的，只当那也是在“开嗓子”。
是的，陶姮每在台上激昂慷慨地大声读那类批判稿，并且一次次带头振臂高呼口号时，只当自己是在“开嗓子”而已。
于是她听到些夸奖话了。
当面听到的夸奖话全是同学口中说出的，而老师们口中说出的夸奖话，则全是同学们转述给她听的。
她对那些转述半信半疑。
然而确实的，她的嗓音变得响亮了。
她渐渐习惯于将一篇批判稿大声读得惊神泣鬼了，有一定经验了，知道应该将哪些句子读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了。
那是人心躁动不安的日子。
几乎每一个人的心都在躁动之中加深着不安，如同动物本能地预感到将要发生大地震。
似乎一切革命歌曲都失去了鼓舞的作用和影响，最后经常响彻校园的只是同一首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歌词仅仅一句，不比歌名多一个字，也不比歌名少一个字。
陶姮最听不得的夸奖话是——“有老师说你的才能将来一定会超过陶老师！”每次听到同学转述那样的夸奖话，陶老师双手被手铐铐着，并且被推搡着经过校园的情形立刻像电影片断一般浮现在她眼前。
那时她即使高兴着，也会顿时高兴不起来了。
十四岁的这一个少女，内心里开始迷信因果报应。
独自一人时，往往会想到“天谴”二字。
这两个字是她从母亲口中听说的。
母亲在家里诅咒那些不把她当人对待的家伙时，就说他们迟早会遭“天谴”。
“天谴”二字每每使陶姮陷入无边无际的恐惧。
虽然，由于她差不多快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典型了，父母竟也沾光，有时候有点儿被当人看待了，但这也抵消不了她内心深处的那一种恐惧。
“十一”照例放了三天假。
以前和她暗中要好的同学中，只有那名写了文字证言的男生来找她玩过。
另外几名同学，因为她有点儿像是学校里的“红人”了，觉得他们的同情和保护对她有些多余了，一个又一个主动疏远她了。
而那名男生叫李辰刚——正是他后来追求过陶姮。
这使她很伤心。
也很无奈。
李辰刚将她引到了河边，两人之间保持距离地呆坐了一会儿，谁也不敢看谁。
终于，她听到他小声说：“我永远也不会出卖你的！”她缓缓抬起头，鼓足勇气望向他；他却已经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跑了……到了10月中旬，某日从省城开来一辆小汽车，将陶姮一家接走了。
直至那时，她才觉得，恐惧将离自己远了。
但“天谴”二字，却似乎仍黏着她。
在省城，他们一家三口被临时安排在招待所里。
每天都有人来看她的父母，那时她便躲出房间去。
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父母一块儿从外回来。
显然都喝了不少酒，半醉不醉的。
母亲说：“女儿，‘四人帮’粉碎了！”她疑惑地望着母亲，不明白什么“四人帮”不“四人帮”的，头一次听说。
父亲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以后，咱们一家可以过正常生活了。
”她愣了片刻，小声问：“不必再回风雷村接受改造了？”父亲说：“不必了。
”母亲说：“真的！”十四岁的少女，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第三章 风雷村早已恢复了起先的村名，80年代初就又叫尚仁村了。
小面包车一路停了几次，抱小孩儿的女人下去了，带上车两只公鸡的女人也下去了，一对显然是恋爱关系的青年刚刚下去。
卖票的将收音机关了，车里安静了，陶姮和丈夫终于可以坐下了。
他俩的情绪都坏透了，你懒得跟我说话，我也懒得跟你说话。
买了一头小猪的男人却没下车，座位有空余了，装小猪的麻袋不必放在他膝上了，单独放在一个座位上了。
小猪不再吱哇乱叫，只不过偶尔哼几声了。
小猪的主人问：“你们从哪儿来？”陶姮明知是在问他俩，却懒得回答。
分明是出于礼貌，沃克回答了两个字——“美国”。
当他要尽量使自己说的中国话清清楚楚时，发音反而就古怪了。
“梅果？有把果子当地名的地方吗？从没听说过，那是哪儿？”瘦小黢黑的男人显然对沃克和陶姮产生了某种兴趣，刨根问底。
“梅果你都没听说过？”沃克将身子一转，一副“友邦惊诧”的表情。
“梅果谁不知道啊，我还吃过呢！但就是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在中国？还是在你的国家？”那男人和丈夫之间的话，令陶姮烦透了。
她不但自己懒得开口说话，也听不得别人在旁边净说些可说可不说的话。
那会儿，她真希望全世界都一下子静下来。
“不是吃的果子，那是我的国家！你不可能没听说过我的国家！梅、果！没听说过你们中国人就等于没活！”沃克又犯了容易激动的毛病了。
“噢……明白了明白了。
你是美国人，从美国来，对吧？……”那男人恍然大悟，也不知他刚才是真没听明白，还是假装没听明白。
沃克这才将身子坐正，还长长出了一口气。
如同老师终于向学生讲明白了一道什么难题，如释重负。
不料卖票的接着开口说话了：“哎，这位美国人，你刚才最后那句话，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听着太不舒服了！怎么，就算有哪个中国人真没听说过美国，那也不等于我们全中国人都白活了呀！” 卖票的说得很不高兴。
岂止不高兴，简直愤愤然了。
“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说的是……生活……不，也不是……快活，不对不对，更不是……”沃克语无伦次了。
陶姮终于开口道：“他想说的是‘搞活’。
”“这么说还行。
那倒也是，中国都搞活三十年了，听说得最多的一个外国那就是你们美国，要不、要不可不白搞活了呗！”卖票的那种缓和了的语气，听来是表示愤然消除了。
陶姮正暗想，上帝啊，现在总该安静下来了！——坐在后排的那男人，却将手臂搭在前排的靠背上，嘴对着沃克的一只耳朵小声说：“我不信你真耍流氓了……”陶姮心底的火又腾地蹿起了老高，恨不得立刻站起来，转身抽对方一个大嘴巴子！尽管对方明明说的是“我不信”。
沃克却用自己的一只手拍拍对方的一只手，感激地说：“谢谢！”那男人以更小的声音说：“那是几方面的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专诓外地人上套儿。
一说谁耍流氓了，谁都得马上点钞票嘛！怕丢脸嘛！以为你们美国人不怕丢脸，没想到你们更怕，一出手就给了一千元！真够大方的！他们这次可钓到了条大鱼！要是我们当地人的外来亲戚不小心上了他们的圈套，其实一百二百就能把事给了啦。
他们虽然勾结成一伙了，但那也不敢轻易把我们当地人往急了惹。
真把我们惹急了，揭他们个底儿朝上，那也没他们什么便宜占！”沃克冲陶姮大光其火了：“你给了他们一千元钱？你怎么可以那么做？为什么不征得我的同意？！你那么做不就是等于……”陶姮大叫：“都给我住口！”车上这才顿时安静。
即使在那种有些突然的安静之中，沃克却还是要据理力争地嘟囔：“陶姮，你太不尊重我了！你太……”司机也忍不住大声说：“都少说两句！要和谐！美国人到了中国，那也得讲和谐！讲和谐那就是，有的事，不争论。
过去了，干脆当成根本没发生过！”沃克大吼：“可是我不能！”“不能？不能也得能！这是在我们中国，不是在你们美国。
不能你想怎么样？”司机的话，说得挖苦意味十足。
才不到半分钟的安静，就这么又被打破了。
“都给我住口！”陶姮又喊叫起来。
与此同时，面包车顺着路口朝左一拐，发出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猛地停住了。
她和她的丈夫，上身都不由自主向前一倾，也都同时用双手撑住了前排座位的靠背……车里真的安静了下来，每一个人望向车前方的双眼都瞪大了。
但那一种安静，和陶姮如出一辙的喊叫关系不大，而是由于车前方他们所看到的情形——廉价的小汽车、面包车、带斗的拖拉机，单人骑着的或双人骑着的摩托车以及几辆马车，横七竖八地堵满了并不宽阔的路面。
估计有五六十辆，堵了一二百米……然而，却没有喇叭声。
就那么安安静静地一辆挨一辆堵着塞着。
“嘿，又赶上了！”司机骂一句，跳下车，嘭地将车门一关。
卖票的也下了车，司机掏出烟盒，递给了卖票的一支，卖票的则掏出打火机，二人吸起烟来。
沃克问：“为什么没人按喇叭？”陶姮装没听到，将脸朝车窗外一扭。
其实沃克也不是在问她，更没希望从她那儿获得回答。
他是在问坐在后排的那个瘦小的男人，认为只有那个瘦小男人才能给他一个令他信服得无话可说的答案。
那瘦小的男人不但善于察言观色，也是极善于讨好的。
他听出了沃克的话实际上是在问他，欠起身，将头探过前排座位的靠背，一位素质良好的导游似的人说：“别急。
两位都别急。
再急也没用。
堵着，都按喇叭也还是个堵。
该通畅了，自然也就通畅了。
生活中，不论碰到什么情况，都得有足够的耐心是不是？咱们中国人，从古至今，讲的就是这么一种修炼嘛！”他的头，夹在陶姮与沃克的头之间。
大概他在镇上的什么地方喝酒了，口中散发着酒气和胃气。
两股不好的气味混杂在一起，更不好闻了。
陶姮嫌厌地将头往另一边偏，同时拉开了那边的小窗。
而沃克则拉开车门下了车。
对于他那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这辆破旧肮脏的小面包车如同囚笼。
他一站到地上，便开始前后左右扭动脖子，接着扭腰，抡胳膊踢腿，还做了几次下蹲运动。
之后，他走到司机和卖票的跟前，搭讪着向他俩要烟。
在美国，他已经戒烟很长一段时期了，但这会儿，他不但想吸烟，还想喝烈性酒，索性一醉方休。
那俩男人，一时表现得诚惶诚恐。
这个赶紧给他一支烟，那个赶紧将按着的打火机伸向他。
廉价且劣质的烟，使沃克吸第一口后被呛得咳嗽起来，那 俩男人就看着他笑。
他想将烟扔了，却又不好意思扔。
自从成为陶姮的丈夫，他早已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么一种礼貌原则——中国人给你的东西，凡是当着中国人的面儿入了口的，再不好吃、再不好喝、再使你觉得不对头，那你也得咽下去。
如果当着人家的面儿吐了出来，等于扇了人家一个大嘴巴子。
而若是你主动向人家讨要，人家又挺乐意地给了你的东西，哪怕你一接到手立刻发现原来是对你有害的东西，那也得背着人家的面儿偷偷扔掉。
如果当着人家的面儿扔在了地上，遇到性格暴烈的中国人，很可能真扇你一个大嘴巴子。
沃克之所以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么一种礼貌原则，乃因依他想来，绝大多数人类都是很在乎“面子”问题的。
为了证明自己对那支烟是格外领情的，他又吸了几小口。
烟一入口，立刻吐出，连说：“顶！顶……” “顶”是他从中国的互联网上学到的，也是他近来常喜欢说的一个汉字。
他特喜欢“顶”字所包含的多意性，尤其喜欢“那咱们可是一伙的了”那么一种意思。
开车的和卖票的，以为他想说的是“冲”，笑过之后，走向前边看情况去了。
沃克趁他俩一转身赶紧将烟扔了，跟在他俩后边也往前走。
前边并没发生车祸，是几名农民脸但穿工作服的汉子在伐路边的大树。
已经伐倒了十几棵，正是那十几棵倒在路上的大树，使交通完全堵塞住了。
有几个汉子还在伐，另几名汉子，手持大斧或小锯，处理倒树的枝枝丫丫。
而从各种车上下来的男女老少，则围着看。
有的抱着孩子看，有的背着背篓看，有的吸着烟嗑着瓜子看，有的相互勾肩搭背地看……如同都是在围观江湖人“耍把式”。
沃克通过与多个围观者交谈，才明白那些伐树的汉子是公路养护队的。
他们要将被伐倒的大树锯成段，然后卖了。
因为单位已经欠他们三个多月的工资了，而单位是将他们的工资“暂借”去为领导买车买房了。
“好不容易长这么粗这么高的树，说伐倒就给伐倒了，太可惜啦！怎么没人管管？” “以后这一段路可就一点儿阴凉也没有了！”“听他们说，他们负责给栽上小树。
”“没有十几年，小树能长到那么粗那么高吗？”“不给发工资咋办？事情逼在我头上，也那么干！”“是啊，逼的嘛！”“扣发员工工资是违反劳动法的，可以告他们的领导嘛！” “听他们讲，法院的人跟他们谈了，说案件太多，一年半以后才能轮到审理他们的起诉……” “那也最好夜里伐嘛！把这么多车堵了一路，不合适！”“夜里伐那不成偷偷摸摸的了吗？人家是明人不做暗事，偏要在光天化日这么干！而且偏要选今天这么个大集日来干！我要是他们，那也这么个干法！不干则已，干就得干出一番大响动来！”围观者们，尤其围观者中的男人们，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三三两两站一起，介绍情况，交流看法，议论纷纷。
不高兴的固然有之，多数却表达着莫大的理解和同情。
突然，不知哪一辆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了吼唱之声：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
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哇……围观的男人们，似乎听到了暗号，转眼间几乎全都回到了各自的车内。
而沃克站在各种车辆之间，大为困惑。
明明道路还在堵着，这些个中国男人忽然一下子都回到自己开的车里干什么去呢？他拦住一个男人问：“又，发生，什么情况了？”那男人学他的语调笑道：“一休哥，休息，休息一会儿！”而在沃克和陶姮坐的那辆面包车里，与猪崽同在的瘦小男人紧紧抓住机遇，在“大河”尚未开始“向东流”那会儿工夫里，他对陶姮进行了一步步的游说。
他先问她要到风雷村去还什么心愿，这使敏感的陶姮暗自一惊。
她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要去还心愿？”他一笑，慢条斯理地说：“听你口音，看你样子，根本就不是从那个村走出去的人。
风雷村现在又叫尚仁村了，这二三十年来，虽说也走出去了些混成人物的人，但地位最高的也不过就是有在北京当上什么处长的，有在省城当上什么副局长的，有做茶叶生意做出了点儿名堂的，却没有能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的……”陶姮又暗自一惊，不由得再问：“你怎么知道我在美国的大学里当教授？”他也又一笑，卖关子地说：“你就当我能掐会算吧！我不但知道你是教授，还知道你的美国先生也是教授。
你俩到尚仁村去，要解决些和当年尚仁村中学的陶老师有关的事对不对？”陶姮不禁扭头瞪着他，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跟您开玩笑呢，我既不能掐，也不会算，才不信那套。
当真人不说假话，我小姨子在镇上的派出所当警察，中午我去她那儿吃的 饭，你先生的事是她讲给我听的……”“那是一个卑鄙的圈套！”陶姮又火了。
她当然相信自己的丈夫肯定是清白无辜的。
正因为 相信这一点，心里的一股火才不知该向谁去发泄。
“是啊是啊，那当然是个圈套。
可既然把您先生给套住了，那就 得把假戏唱到底啊！要不，岂不白下套儿了？”陶姮不禁第二次扭头瞪着他，又说不出话来。
不是由于吃惊，而 是被他那种和稀泥的话给气得。
“您也别这么瞪着我。
我这人实诚，有什么说什么。
既然你俩有 愿要还，就得有个住处是不？我家住的村离尚仁村不远，才三里多地。
希望你俩赏我个脸，能成为我家的贵客。
我家去年盖起的新楼，保证让你俩住得处处方便。
钱方面嘛，绝不会多收你们的……” 他说得还是那么的慢条斯理。
“休想！”陶姮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
“你也别偏不。
又不是我设的圈套，你犯不着对我气呼呼的嘛！小愿即还，中愿必还，大愿近还。
这是民间的讲究。
你俩从美国回到中国来还愿，那肯定是大愿了。
到什么地方去还大愿，不能直奔那个地方去，更不能愿还没还成呢，倒先在那地方住下了。
那不吉利，民间认为大不吉利。
再者说了，你俩在尚仁村无亲无故的，进了村往谁家去呢？……”陶姮不瞪着他，将头回正了。
他那番关于吉利不吉利的话，竟多少对她起到了一些心理影响。
她和丈夫起先打算，一到尚仁村，先打听陶老师家住哪儿，应该直奔而去。
不管陶老师家的居住条件怎样，都应该首选住陶老师家，以证心诚。
如果陶老师寿短，已不在世了，那就住在陶老师的儿女家或亲戚家。
她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心诚。
现在看来，也许自己和丈夫都想得太天真了——万一不论是陶老师，还是陶老师的儿女或亲戚，一确信面前站的是她陶姮，结果如同仇人相见，咬牙切齿呢？瘦小的男人又说：“我还是要强调刚才的话，大愿近还，要不真不吉利。
我住那个村正应了一个‘近’字，这你得当成是咱们的一种缘分才对。
要是往别处想，可就把我想歪了。
我是诚心诚意的。
就算也有所图吧，除了图能收你们夫妇一点儿钱，那还能图什么呢？”这倒是一句实话，陶姮开始这么想了。
“我小姨子是镇上的警察，你俩住我家，有我小姨子罩着，不是许多事都会顺利点儿嘛，那少操多少心啊！”陶姮不由得说：“我考虑考虑。
” “如果你俩真住我家，我争取让我小姨子办办，也许能替你把那一千元要回来，那不等于替你先生刷洗清白恢复名誉了吗？” “你贵姓？”陶姮第三次回头看他。
简直就不能不回头，像被一双手扭了她的头一下似的。
目光里没有了排斥，语调也和气了。
“免贵姓王。
”那男人说着，一只手同时掏兜，掏出一张名片，恭恭敬敬双手相递。
陶姮接过，低头一看，中间三个醒目的黑字印的是他的名字“王福至”。
再细看上方的一行小字，原来是“你的愿望我帮你实现”。
“你究竟是干什么的？”“上边不是写着嘛。
谁碰到了什么难事，帮谁打听打听情况，疏通疏通门路，联系联系主事的人，费费嘴，跑跑腿，说情转礼，多少收点儿服务费，也就这么点儿能耐。
不过呢，真为一些人摆平过几件头疼窝心的事。
怎么样？一言为定？”陶姮看着他，犹豫。
“你可别犹豫。
你那一千元钱不是那么好往回要的。
转眼我没耐心了，你后悔也晚了！”他的话居然说得严肃起来。
陶姮点了一下头。
像有人按着她的头，简直就不能不点一下似的。
此刻，外边的吼唱忽然响成了一片，歌词也变成了“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
那些回到了自己汽车里的男人，将各自车里的收音机全都调准在一个频道，并且全都开到了最大音量。
几十辆汽车里传出的歌声，形成轰轰烈烈的同一首歌，如同是在为几名砍树的汉子鼓足干劲儿。
这辆面包车的两个主人回到了车上，沃克紧跟在他俩后边上了车。
司机一上车，也开了收音机，也调频道。
卖票的冲他喊：“别找台了！找到了也该唱完了！”司机也喊着说：“跟上一句也好！”——并且自己敞开嗓子唱了一句：“该出手时就出手哇！”沃克问王福至：“怎么回事？为什么都挺高兴的？”王福至大声说：“中国人现在可爱唱歌了，一听就想跟着唱！一唱就高兴！中国人与时俱进啦！”“他们砍那些树，我心疼！造成了这么久的堵塞，我不高兴！”——沃克皱起了眉。
卖票的大声插了一句：“车上说说行啊，在下边可别乱说，小心挨揍！” 在一片“嘿呀咿儿呀”的吼唱声中，面包车上四个男人的话都得喊着说。
陶姮的脑仁儿都被吵疼了，捂上了双耳。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期‘我最喜爱的歌曲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又该说再见了……” 甜润的女广播员的声音，由几十辆汽车的收音机以最大音量播出，如同观音菩萨从天穹向下界说出的话，尽管听来还是甜润的，但却具有回响于天地之间的共鸣似的。
接下来，那一段严重堵塞的公路又安静了。
一些个男人们，又都离开了他们的汽车，一个个穿行于汽车与汽车之间，迂回地又朝前方聚集。
忽然，他们全都朝前方跑。
“出事了！”——卖票的跳下了车。
“不出事才怪！”——司机也跳下了车。
“你待在车里别下来！”——沃克叮嘱陶姮一句紧跟着下了车。
王福至对陶姮说：“你替我照看一下猪崽啊！”——说罢，仿佛前方有人在撒钱似的，跳下车就往前方跑。
片刻之间，车上只剩下了陶姮一人。
她掏出王福至的名片又看，见背面还印着三行字：收人钱物，替人消灾。
说到做到，诚信第
一。
为社会和谐，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她有点儿怀疑自己是不是点头点早了。
但转而一想，那王福至的话，说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直接去往尚仁村，确乎是不太明智的……前方的情况复杂了。
一辆黑色的半新不旧的“奥迪”相向驶来，自然也被堵住了。
在前方的公路上，岔出一条土路。
大多数相向驶来的车辆都拐上了那一条土路。
即使一时开快了，过了那一条土路路口的车辆，司机在别人的指点下，也只有将车倒退几十米，再拐到那条土路上去。
所以在横七竖八地倒着许多大树的路面的那一边，并没形成车辆堵塞的情况。
而被堵在这一边的车辆，因为后边的司机们根本没有想到此处堵塞，越堵越多，连倒车也倒不回去了。
偏偏“奥迪”里坐的是非一般人，是省城的一位局长和县城的一位副县长。
二人都喝得半醉不醉的，并坐在后排眯着。
车一停，才都睁开了眼。
局长对司机说：“下去，让他们把树挪开！”那车是局长的专车，司机也是专职司机，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复员兵。
小伙子就立刻下了车，要求几名伐树的汉子赶快把树挪开。
那几名汉子已不伐树了，分成几组在锯树了。
小伙子嚷了半天，汉子们不理他。
小伙子又指着车牌对他们说：“看清楚了，这可是省城的车，车上坐的可是省城的领导干部！”这时才有一个汉子放开了锯把，走到小伙子跟前，拍拍小伙子的肩，指指那条土路，接着朝土路路口挥手。
小伙子回头看看，只得又上了车，朝后倒车。
局长不高兴了，斥问小伙子：“你倒车干什么？”小伙子说：“有跟他们费嘴皮子那工夫，还不早在土路上开着了？”“拐上那条土路，得多绕六七里地才能再上公路！”——局长更不高兴了。
小伙子却说：“那也没辙啊！我脚下多给几次油，耽误那几分钟就找回来了。
”局长火了，喝道：“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小伙子便又将车刹住，呆望着那几名正在锯树的汉子，不知如何是好。
副县长这时觉得脸上太挂不住了，毕竟是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以内啊！他一开车门下了车，脚步虚浮地走到了那几名汉子跟前，首先声明自己是本县副县长，接着声色俱厉地告知那几名汉子，车内坐的是省里的领导，命令他们必须在几分钟内将树搬开。
为首的一名汉子，就是刚才拍过局长司机肩的那名汉子，指着堵塞一片的车辆说：“就是我们把树搬开了，领导的车也还是开不过去啊！”看来，他不是不相信车里坐的是省城的领导，也不是不相信站在跟前的是本县的一位副县长。
而是希望副县长现实一点儿，最好还是让司机将车倒回去。
副县长也火了，指着那汉子的脸吼：“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快搬快搬！其他事用不着你们管！”他跨过一截截树干，走到了堵塞着的车辆之间。
在跨过树干时，还不小心绊了一跤。
“你们，都听我指挥！都回到自己车里去！能把车往路边靠的，尽量靠路边！能往回倒的，先给我把车倒回去！一会儿路面清理出来了，谁也不许争着往前开！谁的车跟省城领导的车抢占路面，我对谁不客气！最后边那几辆车谁的？谁的？！立刻给我往回倒！”副县长话一说完，猛转身往回便走。
大概他以为，在他转身之际，已有人回到了最后那几辆车里，已有车辆开始往后倒了。
自己一位副县长亲自指挥解决交通堵塞问题，谁还能不服从呢？ 然而他想的大错特错了。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往自己的车那儿移动。
他们都望着他的背影笑。
有的独自笑，有的互相交换着开心的眼神儿笑。
他们也都不怀疑对他们颐指气使的确实是位副县长。
真是副县长还是冒牌的副县长，他们认真看对方一眼，注意听对方说几句话，便可以得出八九不离十的结论了。
中国百姓，尤其长久生活在县界内的百姓，在判断一个人是“县官”或不是“县官”方面，经验是特别丰富的。
“领导干部”，走到哪儿，那都是带着“气场”的，就像气功师们走到哪儿都自称是带着“气场”的。
但气功师们所言，往往是自我吹嘘。
中国的一些“领导干部”们，即使自己不言，那“气场”也是客观存在的。
并且，往往越是半大不小的官，所发散的“气场”越显然。
小百姓们正是凭了那“气场”的有无，才能判断无误。
但也正因为都不怀疑那位副县长的身份，所以才都巴望着看他的笑话。
他们被堵在公路的这一边不急也不气，正是希望能够亲眼看到堵塞出一件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来，最好是一件足以使某些大小干部们束手无策、气急败坏的事件。
否则，岂不白白被堵住了？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或虽改行了一心发达起来却怎么也发达不起来的农民。
他们觉得自己哪方面都差着许多许多就是一点儿也不差时间。
在离各自的村子不远的路上被堵了一两个钟头，对他们不会造成任何实际的损失，所以不在乎。
倘还有笑话可看，而笑话又发生在一位半醉不醉的副县长身上，反而认为被堵得很值。
起码，今天及今天以后的几天里，有了一种说起来有意思的谈资了。
然而副县长却并未意识到自己已成一场笑话的主角了。
相反，那一时刻他觉得他浑身又发散着身为干部的强大“气场”，而那“气场”是有威慑作用的，发散那样的“气场”也是极良好的一种感觉。
他一转身看到的情形使他火冒三丈——几名伐树的汉子非但没开始搬树，竟都坐在树段上歇着了，有的还优哉游哉吸起烟来。
“嗨，你们！都聋啦？瞎啦？因为我对你们太客气了是不是？敬酒不吃要吃罚酒是不是？！” 他呵斥着，不小心又被树段绊倒了。
为首的汉子扔了烟，起身走过去扶起他，向他汇报他们由于单位已经欠发了三个多月工资所面临的大烦恼，以及他们的诉求。
“滚你妈的！干部各管一段，你们那些屁事老子才不管！”终究是有几分醉了，副县长失态了，开始骂骂咧咧的了。
“滚你的！”——为首的汉子也大光其火了，不但回骂了一句，还表示轻蔑地往地上啐了一口。
副县长甩手给了那汉子一耳光。
那汉子当胸一掌，将副县长推了个四仰八叉。
隔着些树干，路这一边看笑话的男人中发出几声喝彩。
就像在早年间的戏院里那样，是不约而同的一个字：“好！” 举着照相机的沃克，刚拍完路那边，迅速将镜头对准了路这边，不但拍喝彩的男人们，还拍女人和半大孩子们，因为他觉得比之于喝彩的男人们，女人和孩子们的笑，更接近于纯粹的看笑话时的笑，并不掺杂幸灾乐祸的成分；笑得更灿然，更开心。
“沃克！”——陶姮喊了丈夫一声。
她感到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尤其是美国丈夫，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跑前跑后地进行拍摄，其动机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对中国友好的。
丈夫却只顾改变着姿势拍摄，显然没听到她的喊声。
她看到那副县长一爬起来，双手已握着一根胳膊粗的树杈了。
他瞪着那将他推倒的汉子，高高举起了树杈。
树杈在空中的一端，有个碗口大的树瘤。
那要是一家伙砸在谁头上，如果还用足了力气，被砸的人非落个脑浆迸溅的下场不可。
她也下了车，也往前走，欲拖开丈夫。
另外几名汉子，立即抄起大斧、手锯、树杈或抬杠什么的，呼啦一下将副县长围住了。
看那架势，只要副县长手中的树杈敢往下落，他们非将他打成一摊肉酱不可。
副县长手中的树杈自是未敢轻易往下落的，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高举着树杈，与双手叉腰的汉子僵持着。
“要文斗不要武斗！”陶姮忍不住又喊了一句。
她觉得自己所看到的情形正是所谓“一触即发”，必须有个人喊句什么话加以制止。
话一出口，她呆住了，因为自己喊出的是一句“文革”时期的经典口号。
“文革”都结束三十多年了，我怎么会喊出这么一句话？——她对自己百思不得其解了。
忽而又恍然大悟了——自己眼前所见，正是小时候司空见惯的武斗情形啊！条件反射嘛！她不好意思地环顾左右，见些个男人女人和半大孩子也在看着她笑。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对另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说：“听人家那话喊得多有文化，像咱们这种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一辈子也喊不出那么有文化的话！”另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就用手指戳着一个站在身旁的少年的额角大加训斥：“听到那阿姨刚才怎么喊得没有？会那么喊就证明有文化！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也一辈子喊不出那么有文化的话！”两个女人站在陶姮斜对面，离她只有四五步远。
她们的话声不大也不小，刚好使她可以听清楚。
而显然，她们正是要让她听到的。
她们说时，还都望着她微笑，笑出一种由衷的、对文化的敬意。
那个少年，也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不笑。
非但不笑，且一脸庄严，仿佛是在 望着一尊文化神，心里虽没什么敬意，却也不敢生出什么不敬，于是只有伪装出庄严。
陶姮便惭愧极了。
她不愿在这种情况之下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即使是有敬意的注意。
为了掩饰自己的惭愧，她又用目光寻找丈夫；发现不知怎么一来，丈夫竟置身于副县长和那双手叉腰的汉子之间了。
他伸展着双臂，像要开始做操。
如果穿着教袍，胸前挂着的不是照相机而是十字架，那么也会像一位神父。
“沃克！”她的喊声里不无愤怒了！听来更像是在喊一条挣脱了狗链四处乱窜就要惹出麻烦的狗。
这一次，丈夫听到了她的喊声，但也只不过扭头看了她一眼，旋即又看着近在咫尺的那位副县长了，而对方手中那粗树杈上的大树瘤几乎已碰着他的头了。
“没事的，当戏看好了。
闹到这份儿上，就快结束了。
我们这地方的人，尽瞎咋呼。
别担心，哪一方也不敢动真的……”卖票的不知何时出现在陶姮身边，二指夹烟，低声相劝。
之后眯起双眼，深吸了一大口烟。
然而他太自以为是了。
他那口烟刚吐出来，从“奥迪”里踏下了那一位省城的局长，双手平端着猎枪，而且是双筒的。
他的司机又下车了，在他身后一个劲儿说：“局长，局长您冷静点儿！您现在这是还醉着，千万别冲动！”那小伙子怕枪走火伤着自己，不敢往局长正面或左右靠近，而是站在局长身后一步远的地方。
一副唯唯诺诺又不得已的样子。
枪声响过之后，路这边路那边一阵寂静。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在那位局长一个人身上了。
局长终于将一颗子弹成功地补充进枪筒里。
一做完这件事，他顿时来了精神，猛一转身，枪口对着他的司机厉喝：“滚开！离我远点儿，要不我先崩了你！”小伙子吓得抱头鼠窜，跑到一棵大树那儿，猫在树后连头都不敢露一下了。
局长又猛一转身，冲着人们就骂开了。
他仗着手中有枪，骂得那叫痛快！只要他的枪口朝向哪个方向，聚在那个方向的人们立即四散。
大多数赶紧蹲下，猫在车辆后边。
还有的，干脆躲上车去了。
女人和孩子，首先由她们的男人护着上了各自的车。
没人喝彩了。
也没人笑 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看来太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了，显然这并不怎么可笑了。
连那几名伐树汉子在被枪口指向着的时候，也纷纷丢下手中家伙，张皇失措地四处躲藏唯恐不及了。
转眼，在树段和树杈和树枝之间，只剩下了两名干部。
此时情形仿佛变成了这样——倒像是造成堵塞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树段。
树段是那两个人放倒的，其中一个还握着双筒猎枪。
他俩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起了拦路劫匪的勾当，而其他一切人，全都慑于他俩的匪威，不敢有任何贸然举动，只能忐忑不安地四处躲避着随时会从双筒猎枪射出的子弹…… 沃克终于来到了陶姮身旁，对她说：“怎么会搞成这样？”陶姮瞪了他一眼，将脸一转，不愿再理他。
“是啊，搞成这样，就太不好玩了。
”陶姮循声望去，见那辆面包车的司机，不知何时从离她最近的一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后冒了出来。
沃克也看到了他，大声对他说：“从一开始，就不好玩！总得有人出面来解决，大家不能，只看着！”司机白了沃克一眼，抢白道：“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怎么解决？你出面？”沃克跃跃欲试地说：“那得大多数人同意我出面！”陶姮忍不住呵斥他：“你敢！”他耸耸肩，反问陶姮：“这件事和灯草有什么关系？灯草怎么吃？”陶姮就又将脸一扭不理他了。
而司机却嘟囔：“你个美国佬，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还总想瞎掺和！”那位局长大概是由于酒后劲儿上来了，站不稳了，晃晃悠悠地走向一段树干，缓缓坐下去了。
坐下后，将手中的猎枪靠着树干一放。
刚放下，一口口大吐起来。
而那位副县长则在打手机，对着手机吆五喝六地嚷嚷了一通，这才关注起局长来。
他走到局长身边，也坐下，一条手臂搂着局长，对局长小声说什么。
忽然局长放声大哭，而副县长的一只手，不停地在他后背抚着，拍着。
因为猎枪离了他的手，人们的神色不那么紧张了。
并且，被骂着也都不生气，又开始笑起两名领导干部来。
有的人，甚至开始以同情的目光望着他俩了。
“唉，怎么都醉成这样！”“带着猎枪，肯定是进山打野物去了。
” “刚才副县长给县里打手机了，我听得很清楚，最多半个小时，县里就会有人来解决问题，都耐心等着吧！” “对对，我也听到了！闹到这份儿上，可不非得县里派人来才能解决嘛！” 陶姮眼望着两位喝高了的领导干部，耳听着人们的议论，竟也对他俩心生出几分同情来。
别人脸上的笑，是她内心里那种同情的缘起。
这时，她也不急了，反倒只想耐心地等着，单要看眼前之事究竟会是种什么结果了。
情况又突变了——那几名伐树的汉子中有一人，又是为首的那名汉子，此时不知怎么非要证明勇敢；他从一棵树后纵身而现，迅速地跃向两位干部。
众人看得分明，他企图夺取猎枪…… 人们中不知谁喊道：“那带照相机的老外还不快拍！这么好的机会哪儿找去！” 其实不用有人提醒，沃克已然举起了相机。
正应了那句评书里动辄形容的话：“说时迟，那时快！”——眼见那汉子再跃那么两三跃就会将猎枪夺取在手，却不幸被发现了。
局长还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往所坐的树段上抹着，副县长却手疾眼快地将猎枪抄了起来。
待那汉子跃到了二人跟前，猎枪枪筒也几乎顶着他的肚子了。
汉子愣了愣，双手握住枪筒用力一拽，将坐着的副县长连枪带人拽了起来。
汉子用的劲儿真够大的，居然将猎枪倒着夺在了自己手里……砰！同时枪也响了……副县长挓挲着双手，动作很僵地往下一坐；没坐在树段上，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已然坐在了地上，仍挓挲着双手，呆瞪着汉子……双手握着猎枪枪筒的汉子，一动不动地叉腿而立，低头看自己肚子。
他那双手确实不愧是一双劳动者的手，就那么握着枪筒，竟将猎枪持得水平。
而在众人的眼看来，双筒猎枪如同上了刺刀，刺刀完全捅进他肚子里去了……枪声响后，又是一阵寂静。
在寂静中，那汉子仍低头看自己肚子，双手也仍握着猎枪枪筒，一步步倒退。
更准确地说，是一步步缓慢往后蹭……陶姮连他的鞋底儿摩擦路面的声音都听到了。
啪嗒！——猎枪掉在地上。
汉子渐渐弯下了腰，越退腰弯得越低，最后几乎是半蹲着连退数步，双手捂肚子斜倒下了…… 陶姮听到他口中发出一种长长的声音，显然是呻吟，却又类似叹息，还有点儿像是什么充气的东西撒气了。
一个男人小声说：“他中弹了。
”一个女人大声说：“那人被枪打了，你们这些大男人，别净看热闹，不能见死不救哇！”人们骚动起来。
终于有一个女人跑过去，将猎枪捡了起来，举着喊：“枪在我手了，安全啦！该过来帮忙的，快过来呀！”于是又有一个男人跑过去，蹲下看那汉子，并喊：“他在流血，得赶紧把他送医院！”更多的男人跑过去，齐心协力将那些树段抬到路边去；又跑过去一些女人，往路边抱树枝……四个男人，两两一组，将局长和副县长架起，从左右两边塞到“奥迪”车里去了。
车门刚一关上，那车立刻朝后倒，一直倒至岔路口，拐上土路绝尘而去……“哎哎哎，看，看，他俩溜了！”拿着枪的女人说：“没关系，大家都是证人，证据在我这儿！”一个男人立刻提醒她：“举着举着，别手端，枪口要朝天！”而另一个男人从那女人手中夺去枪，很内行地退出了另一颗子弹。
又有个女人喊：“枪和子弹要分开！不能在一个人手里。
更不能在一个男人手里！”于是另一个男人将枪夺过去了。
“现在都听我指挥！谁愿意出车把他送医院去？”“你也有车，为什么不出你的车？”“那……出我的车就出我的车，但得有人跟着帮忙……”“我。
”“还有我！”“人够了！你俩坐他车上，我开车跟着……”“我在医院有熟人，也开车跟着……”在几个男人的指挥下，堵塞的车一辆接一辆向前行驶，路的中央很快让空了一条过道；那时受伤的汉子已被弄上了一辆车，帮忙的人也坐上了那辆车。
三辆新的或旧的廉价私家车在前边掉转车头，经过让空的过道，转眼一拐不见了。
陶姮将手中树枝放在路边，站在路边一时发起呆来。
她想不明白，人们怎么忽然又都变得那么仁义，那么礼让，那么配合别人？ “早这样，后边的事，不是就不会发生了？”——沃克也将一些树枝放在了路边，不以为然地嘟囔了两句。
陶姮听到，看着他说：“沃克，你过来。
”沃克也帮着搬树段，他拍拍衣服，将吊在肩上的相机又挂在脖子上，走到陶姮跟前，大惑不解地耸耸肩。
陶姮冷冷地问：“你刚才拍起照来没完没了地干什么？”沃克说：“我喜欢拍照啊，这你知道的。
”陶姮愤怒地说：“浑蛋！”沃克瞪着她愣住了。
“喜欢照回你们美国照去！这是在我们中国，刚才发生冲突的是我同胞，为什么制止了你几次你不理我？你嫌给我惹的麻烦不够啊？！”由于被堵塞的时间太久，陶姮心烦得快要发疯了，失态地大喊大叫。
“哎哎哎，女人当众骂老公可不对！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别跟你老婆一般见识，咱们男子汉大丈夫，该忍就得忍！”开车的和卖票的及时出现，分别将陶姮和沃克劝上了车。
王福至已经等在车上了，他愁眉苦脸地说他买的猪崽拱开麻袋，不知跑哪儿去了。
开车的和卖票的以及陶姮夫妇，四个人都没理睬他。
面包车又往前开了二十几分钟，停在一个大村村口。
卖票的回头对陶姮说：“这就是以前的风雷村，现在的尚仁村了，你和你先生该下车了。
”陶姮心头一热，却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决定住在这位姓王的老乡家了。
”沃克惊讶地看着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等车继续往前开，他才小声问王福至：“你家厕所怎么样？”王福至由于丢了猪崽，一脸不开心，敷衍道：“起码够大，估计你们美国人家也没有那么大的厕所。
”沃克就又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开车的有点儿心理不平衡地对卖票的说：“你看人家多会揽生意，学学！” 第四章 王福至没骗陶姮，他的家确实是新盖的二层楼，总共五六间可以住人的房间。
砖墙围成的院子也不小，有竹、花和两棵石榴树。
枝间的石榴已红，大个的已裂开了，暴露着珍珠般的榴籽。
在王福至的引导下，陶姮和沃克楼下楼上参观了一番，都觉处处还算干净。
王福至说他家暂时就他自己住。
他无儿无女，媳妇在京城一位高干家当用人，已当多年了。
不想再当下去，可高干一家离不开她，求她再当几年，还给她加了薪。
这么说时，显出光荣的样子。
“你们住我这儿，多清静啊，是不？”陶姮听着他的话，眼望着枝间的石榴，若有所思。
“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
”她忽然想到了这么两句诗。
当年留美时，她正是这么一个喜欢穿花裙子的中国“美眉”，沃克终于获得她的芳心，那是大动了一番智慧，颇下了一番功夫的。
而现在，女儿夭折了，美国的医生断言她最多也只能再活半年了。
她内心不禁涌动起伤感的波澜，还有不可名状也难与人言的恐惧。
“天谴”——这两个在她十四岁时狠狠地折磨过她的字，在她已经四十八岁的现在，又开始威吓她了。
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沃克看在眼里，将王福至扯到一旁，对他耳语了几句。
王福至就转身进楼里去了，不一会儿拿着一件女外衣出来，递向陶姮。
“我老婆带回来的，还没穿过。
乡下的傍晚是有点儿凉，披上吧。
”陶姮接过披了，对王福至报以一笑。
她认为，自己在车上的决定是英明的：王福至这个人，也基本上是靠得住的。
王福至看出陶姮颇为满意，为了加深她对他的好印象，又恭敬地说：“乡下人家那就是乡下人家，当然没法儿与大城市里的高级宾馆相比。
但就乡下人家和乡下人家比，我这儿算是够星级的了。
您看，您还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出来，凡我能实现的，一定照您的吩咐做到。
”陶姮小声说：“问问他。
” 王福至便将脸转向了沃克。
沃克也小声对他说：“一切全都由她决定，我什么另外的要求也没有。
我的当务之急是上厕所。
”王福至朝院子一侧的一扇简陋木板门一指，沃克将照相机交他拎着，三步并作两步，急不可待地走将过去。
那是一长排低矮无窗的砖房的门，那排砖房有十来米长。
沃克推开门，一只刚刚迈入的脚立刻又缩回了，扭头望着王福至大声说：“这不是厕所。
”王福至笑道：“那就是厕所。
在我们乡下，厕所都是和猪圈在一块儿的。
”沃克犹犹豫豫的，终究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去了。
圈里共分隔成六个猪栏，一眼看去，却都是空的。
而所谓茅坑，只不过是搭在粪池上的两块板儿。
这美国佬从没上过这样的厕所，见一块板儿有些朽，心里就很忐忑，怕那块板儿禁不住自己的体重。
王福至却在外边大声说：“放心，两块板儿结实着呢，都是榆木的，禁得住你！”偏偏沃克又是要解大便，总不能因为从没上过这样的厕所就不蹲下。
他将双脚小心翼翼地踏在两块板儿上，才一蹲下，猛听一声咆哮，有一怪兽，从一个猪栏里呼地跃起，向他龇出一口白森森的利齿。
怪兽的头，被雄狮般的鬃毛围拢着，两只大前爪搭在栏墙，一蹿一蹿的，将拴它的铁链挣得哗啦哗啦响。
沃克那一惊非同小可，不说是被吓得魂飞魄散，也可以说是面无人色。
他提上裤子，慌里慌张地逃出了厕所。
而那怪兽的咆哮，也早已惊动了院子里的王福至和陶姮。
沃克刚一逃出厕所，王福至随之进入了厕所。
沃克对陶姮说：“幸亏我和它隔着一间猪的宿舍，要不然它的大嘴咬着我的头了！”陶姮说：“我听那叫声像条狗。
无非是条很大的狗罢了。
”沃克说：“不像狗。
我从没见过这么可怕的狗！”陶姮说：“不跟你争。
不是狗又会是什么呢？”二人说话间，王福至将一条称得上巨大的长毛黑狗牵出了厕所。
那大黑狗冲着沃克仍狂吠不已，吓得陶姮赶紧往沃克身后躲，而沃克则护着她退得远远的。
王福至使出了好大的劲儿，才算将它拖往后院去了。
陶姮抚着心口，强自镇定地说：“是条狗吧？”沃克奇怪地问：“为什么它那样子，只想咬我，却不想咬你？”陶姮说：“大概它从没见过外国人吧。
” 片刻，王福至回到前院来了。
他说那是一条藏獒，主人是镇派出所的所长，将那藏獒从小养大。
怕它伤人，经由他小姨子的介绍，寄养在他这儿了。
他一个劲儿向沃克道歉，说因为自己心里一直想着他买的那头小猪而郁闷，忘了猪栏里拴着藏獒了。
说自己已将那狗拴牢在后院的大树上了，就当它不存在好了。
陶姮理解地说没什么，谁还没有一时疏忽的时候呢？哪户农家又没养过狗呢？ 王福至又说，和村里其他人家的厕所比起来，自己家的厕所真是够卫生的了。
第
一，那猪圈也是新盖的，前边墙用的全是新砖。
第
二，自打那猪圈盖起来，其实还没养过猪呢。
第
三，通风好，为了减少苍蝇，自己还经常往茅坑四周撒石灰…… 沃克说他对上那样的厕所肯定也是会习惯的，只不过他对其中一块踏脚板的结实程度，与王福至的看法分歧太大了。
王福至就不再说什么，转身进入了猪圈对面的仓房，片刻扛着两块木板出来，接着进了猪圈。
片刻，从猪圈里出来，对沃克说：“我把那两块板儿也垫上了，现在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上厕所了。
” 望着丈夫第二次走入厕所的高大背影，陶姮暗暗地感激起那条可怕的藏獒来。
她因为不但当众跟丈夫吵，居然还打了丈夫一耳光后悔莫及。
要不是那条藏獒对丈夫大发其威，为自己和丈夫说话做了仿佛自然而然的铺垫，那自己还真是难以轻轻松松地就消除了和丈夫之间的不快呢。
她正这么想着，王福至凑近她小声说：“既然您先生说一切由您决定，趁他不在跟前，我得斗胆问上一句，你们是各睡各的，还是俩人睡一间屋也行？” 陶姮被问得一愣。
王福至笑道：“我没别的意思。
我虽然是个粗人，可外国的事，多少还是知道些的。
在外国，你们有身份的人家，不是讲究夫妻各有各的睡房吗？”陶姮也笑了。
说她和丈夫在美国只不过算是中产阶级人士，都算不上什么有身份的人。
在美国他们自己家里，夫妻二人也一向睡同一个房间。
除了谁要加班工作，从没分开睡过。
还说，不论对她或她丈夫，都不必客气地“您、您”相称，越随便越好。
路上相互之间都挺随便的，怎么住到你家了，反倒“您、您”的了呢？王福至感动地说，有您这句话，那我就一点儿也没压力了，我家里是头一回接待外宾，生怕有什么地方照顾不周。
这样吧，我再给您俩收拾出一间睡房，备在那儿。
客厅也归您俩用，我没什么事不上二楼影响您俩…… 陶姮批评道：“你怎么非‘您、您’的，改不过来了？”王福至不好意思地笑了，连说：“改得过来改得过来……”想不到王福至家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陶姮和丈夫洗罢热水澡，石榴树下已摆着一张小桌子，从桌上的茶壶嘴飘散出淡淡的芳香气息。
王福至说那是用从自家的一亩茶秧上采下的新茶沏的，绝对是“绿色”的。
陶姮就不解了，问怎么才算是“自家”的茶秧？怎么又不算是？土地不是归农民所有了吗？王福至说，那是。
但茶秧也是要施肥的，不施肥照样长不壮。
从施化肥的茶秧上采下的茶卖到市场去，施农家肥的茶秧上采下的茶留着自己家的人沏茶喝，或招待客人。
化肥也容易被茶叶吸收，经常喝那样的茶水，不但对身体没什么益处，反而是有害的。
如今的农民，这点儿科学知识也是懂得的了。
不仅茶叶，蔬菜啦，粮食啦，瓜果啦，凡施农家肥的，都是留着自己吃的，所以习惯上叫“自家”的。
不过南方农民的土地毕竟不多，不可能留太多“自家”的。
而他家居然留出一亩地来专栽施农家肥的茶秧，也是因为总得有点儿好东西值当送人……沃克想了想，天真地问：从市场上买茶叶喝的中国人，不是就大受化肥的危害了吗？王福至理直气壮地说，那我们农民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从市场上买茶叶的大部分是城里人。
现在城乡差别更大了，城里人替我们农民着想过什么啦？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我们农民也只剩下了吃自家栽种的东西这么一点点可怜的优越了……陶姮说，这一条优越，那可太重要了！沃克却又“友邦惊诧”起来：你刚才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可是一句诗！王福至顿时矜持起来，说诗句我会背的可不少！“五月榴花似火红，枝间每见榴籽开”，这不也是一句诗？但是哪个古人的诗我忘了。
毕竟我也是读完了高中的人！于是陶姮和沃克一时都对他刮目相看。
王福至却特别地识趣，不再说诗，请他俩慢慢用茶，耐心等待，说他很快就会做好饭……他离开后，沃克问陶姮：“他给咱们沏的，肯定是自家的茶？”陶姮嘘道：“渴你就喝，不渴别喝，少说些没意思的话。
”更令夫妻二人没想到的是，王福至还是个好厨师。
他做的一小桌农家菜很合他俩的胃口。
豆角炖山药、腊肉炒青椒、清拌地瓜秧之类的菜，获得了夫妻二人一致的青睐。
饭罢，王福至擦净桌子，吸着一支烟，党支部书记主持支部会似的说：“同志们，现在开始商讨商讨你们的问题吧！” 夫妻二人闻他此言，一时你看我，我看你。
沃克困惑地反问：“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什么问题？”王福至说：“你们怎么又没问题了呢？忘了？我在车上承诺的，争取帮你们把那一千元要回来。
”陶姮说：“对，你是这么承诺过的。
你自己不提，我倒忘了。
”王福至说：“以我的能力，估计要回来也不是多难的事。
”沃克又生起气来，大声说：“那就证明他们明知他们做错了，心虚。
不但应该退还钱，还应该赔礼道歉！”王福至默默看他一会儿，高瞻远瞩地说：“我还是那句话，把钱要回来不是多么难的事。
但是要使他们认错，想都别想，我也绝没那么大能耐。
”沃克就嘟囔：“他们不认错，我怎么证明我清白？”陶姮说：“他还有话没说完，你先听他把话说完。
”王福至吞云吐雾一口，接着说：“沃克先生，我一路都在暗中观察你，相信你是一位美国的正人君子。
也丝毫都不怀疑，他们明明用的是一种惯技。
但是呢，那种事摊在谁身上了，谁就得想开点儿。
您二位一还完愿，还不启程回美国了？何必非在中国认这份儿真呢？要回钱，起码心里的别扭减轻不少吧？”沃克便不作声了，而陶姮同意地点了下头。
王福至胸有成竹地说，要钱的事该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沃克就只听着，再不开口了。
有时明显是反对的，忍着不说。
像个本不懂事开始学着懂事的孩子，只将询问的目光望向陶姮。
陶姮一看他，他就拿起杯子喝茶。
听着王福至头头是道地说。
陶姮偶尔也摇一下头。
她一摇头，王福至就低下头去了。
而他一低下头去，陶姮就小声说：“你觉得那么办更有把握，那就按你的想法办吧。
”最终，等于夫妻二人同意，一切全按王福至的想法办。
当夫妻二人躺在床上后，陶姮又正式向丈夫认了一番错，沃克也表示彻底原谅了她……第二天白天，他俩除了在村里四处走走，再哪儿也没去。
沃克对那条藏獒发生了强烈的兴趣，费尽心机讨好之，还为那狗拍了不少照。
有王福至从旁管束着、训喝着，那狗对他不再凶相毕露了。
又到晚上，从镇里开入村里两辆车。
打头的是警车，后边是“广本”。
王福至正和陶姮夫妻在院子里说话，无非是他叮嘱他俩几条“注意事项”。
他耳尖，忽然说：“来了！”——抬脚便往外走。
走到院 门口又站住，再转身走回陶姮跟前，将她扯到一旁，压低声音不放心地说：“你看你先生那样儿，一脸不高兴！你千万要求要求他，凡事得顾全大局，和为贵。
别戗着来，那还不把好端端的事给搞砸了！” 陶姮点头道：“你放心吧，他不至于非戗着来的。
”王福至这才走出院去。
陶姮转脸问丈夫：“听到了？”沃克没好气地说：“不就是叫我要高兴吗？你真的高兴吗？那件事，怎么就一下子变成件好端端的事了？”陶姮无声地叹口气说：“难道我还不清楚你是被陷害了吗？但是你也不要挑他的字眼，更不要钻牛角尖儿。
他不也是好心好意吗？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你入乡随俗吧！”这时，门外响起了停车声、车门开关声以及王福至热情洋溢的迎客声。
陶姮和沃克，就都将目光望着院门了。
沃克问：“我和你，也要出去笑脸相迎吗？”陶姮明知他说的是恼火的话，一皱眉，瞪了他一眼。
院门一开，王福至侧身请人进来。
进来一个男人，又进来一个男人，总共进来了四个男人一个女人，皆着便装。
那女人三十二三岁，高挑身材，瓜子脸，漂亮，称得上美人儿，是王福至的小姨子。
她上穿短袖开领的粉色衫，下穿一条长及膝盖的碎花裙子，脚上是一双皮凉鞋，没穿袜子。
这四男一女中，陶姮见过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她在镇派出所和他们交涉过。
而沃克比陶姮多见过一个男的，他和他们吵过。
王福至正经八百煞有介事地替双方做介绍，四个男女，都装出初次和陶姮夫妻见面的样子，也正经八百煞有介事地与他俩握手，说些“幸会”“欢迎”之类不三不四的话，半点儿尴尬也没有。
陶姮见他们并不觉得尴尬，也在心里对自己说何必尴尬。
这么暗自说过，竟也觉得没什么可尴尬的了。
觉得尴尬的只有一个人，便是沃克。
他一副屈辱得无地自容的模样。
陶姮看在眼里，极怜悯。
王福至又将大家往楼里请。
一楼的厅堂早已支起大圆桌，摆好了一桌菜。
在王福至的指点下，纷纷坐定。
陶姮和沃克自然坐在一起，沃克另一边是夫妻俩都没见过的那男人，陶姮另一边是王福至的小姨子，王福至叫她“三妹”，而那几个男人叫她“丽丽”。
她身旁依次是所长、副所长、王福至和一个叫“大力”的男人。
四个男人中，陶姮夫妇没见过的那男人显得与另外三个男人不同，文质彬彬的，话不多。
谁说话时，他便目不转睛表情平和地望着谁，认真听对方说的每一句话。
王福至没介绍他，看来也不知道他的来头。
丽丽他们也不介绍，陶姮夫妻更是懒得问，就那么糊里巴涂地围桌而坐。
王福至取来一个大肚瓶子，内中盛有二斤多酒，还泡着人参、枸杞等乱七八糟的东西。
一目了然的东西是一只三四寸长的蜥蜴，陶姮看了觉得一阵恶心。
在日光灯管的照耀下，丽丽的脸和胳膊白皙得耀眼。
陶姮不由得联想到了“天生丽质”四个字。
一个如此美丽的女人窝在一个小镇的派出所里，陶姮不禁替她暗自惋惜。
可她却是那么的开朗、快乐，表现出一种对命运和生活的极大满足。
陶姮无意中发现，这小镇的警花，脚趾上涂了深红色指甲油…… 王福至指着酒瓶子说：“咱就喝咱自家这个？这个好。
看酒都快泡成酱油色了！绝对补，还壮阳！” 丽丽半真半假地说：“姐夫，你注意点儿啊。
我姐不在家，你别整天又是补又是壮阳的。
把自己补得猴急猴急的，哪儿泄去呀？” 于是她的两位领导一位同事都笑将起来。
那来头不明的男人仍不笑，反而一脸庄重。
仿佛下定决心，拒俗气永不沾。
沃克当然也不笑，誓与那男人比赛庄严似的。
所长笑过后问：“先说说，你那是拿什么酒泡的？”王福至说：“哥，里边儿的酒咱今晚喝着不跌份儿。
你去年给我那两瓶茅台，我一带回来就全灌进去了。
”所长又说：“那也是别人送给我的。
别人送给我的茅台，肯定假不了，就先对付光了这瓶里的吧！革命工作都快把弟兄几个的身子骨儿耗空了，该补也得补，该壮也得壮！”于是他的属下们又都通趣地笑了。
于是王福至拧开瓶盖儿，依次给大家斟满酒。
接下来，无非互相碰杯，无非各显豪气，无非大快朵颐，无非你讲一段黄段子，我接着讲一段黄段子；无非再次彼此满酒、敬酒，各自一饮而尽罢了。
丽丽也讲了两段黄段子，引起的笑声最持久，她的领导和同事都评价她讲的黄段子最黄也最精妙。
她为了感谢夸奖，自己主动饮尽了一杯。
她白皙的脸开始变红，开始一口一个“姐”地称呼着陶姮。
陶姮已有言在先，说自己绝不喝白酒。
作为主人的王福至不勉强她，只给她一个人倒满了一杯啤酒。
对于啤酒，陶姮倒是量不小的。
但和对方在一起，她压根儿没有放开量的兴头。
每次只饮一小口，饮得斯文无比。
再者，她的病情也不允许她放开量。
丽丽和她碰了一次杯后，耳语道：“姐你放心，那一千元我们带来了。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见面是朋友。
那点儿不快，咱们双方面应该都把它忘了。
”听着丽丽掏心掏肺的话，看着她一脸真诚的表情，陶姮想嫌恶她都嫌恶不起来了。
而且觉得，若真嫌恶这么一个豪爽的漂亮人儿，反倒显得自己不近人情了。
沃克也并没被冷落，他身旁那个莫测高深的男人，不时地与他碰杯。
也许因为对方与别的男人不同的那份儿庄重博得了他的几分好感吧，每次他都很领情地喝光。
还学某些中国男人豪饮时的样子，向对方亮杯底儿。
丈夫酒量颇大，不说是海量那也差不多。
欧洲有酒量的男人们，豪饮起来与中国的酒徒们那也有一拼的。
但陶姮还是担心，他喝那种泡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的酒不适应，别一大意不知不觉就醉了，不时以眼神儿制止。
趁别人们都在互相劝酒，她小声对丈夫说：“悠着点儿。
” 丈夫却声音挺大地回答了一句：“小意思。
”王福至们闻言，目光全都集中在沃克身上，忽然向他齐举其杯，嚷嚷着要为中美关系之良好发展干杯！陶姮暗替丈夫叫苦不迭。
沃克却安坐不动，话中有话地问：“我知道中美关系前一时期不太好，现在又良好了吗？”王福至们皆被问得一愣。
丽丽擎杯站起，振振有词地说：“中美关系时好时坏很正常，但总的趋势肯定是朝良好的方面发展，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抱有充分的信心！而在民间，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关系一直是良好的。
”所长赞道：“哎呀哎呀，听听，听听，咱们丽丽一张小嘴儿多会说话啊！可爱死了！”——赞罢，放下杯，双手捧着丽丽的俏脸，啧啧有声地连亲几口。
之后又说：“那什么，首轮让给你丽丽，你先代表中国人民和沃克先生干一杯！”丽丽娇言娇语地说：“人家站起来，举了半天杯，不正是这个意思嘛！”——接着将杯向沃克一伸：“洋姐夫，要是肯给我面子，咱俩干了这一杯！”沃克说：“我不姓杨。
”大家便笑将起来，连陶姮也笑了笑。
丽丽笑道：“姓什么不是重点。
重点是，小妹已经叫你姐夫了。
干不干？不干我一句姐夫白叫了！”沃克往起一站，举杯大声说：“那我和你喝交杯酒！”所长们便起哄，都哎呀哎呀地说，看来“中国通”那是真的“通”，连“交杯酒”都知道，你俩这一杯非干不可，要不连中国人民的面子都给卷了！丽丽低头看着陶姮笑问：“姐，这可得你批准，否则小妹不敢放肆。
”见大家的目光一齐望着自己，陶姮只得也赔着笑脸说：“我不横加干涉。
” 于是丽丽绕过陶姮，走到沃克身旁，大大方方地与沃克手臂勾手臂，四目相睇，各自一饮而尽。
王福至们则不但叫好，而且大鼓其掌。
丽丽归座后，自满一杯，又对陶姮说：“姐，我祝你和姐夫凡事顺心，永远健康、快乐、幸福！”——言罢，又一饮而尽。
陶姮真的有点儿被丽丽的豪爽感动了，连说：“同祝同祝，我也祝你全家！”——遂将半杯啤酒也一饮而尽。
王福至们，则都举着杯走到沃克身旁，围住他，轮番与他干杯，沃克一时就显得难以招架。
幸而后院突然响起藏獒的凶吠，所长立刻放下杯，魂不守舍地说：“光顾喝酒了，我还没看上它一眼呢！它这是听到了我的声音，想我了，急了。
不行，我得先看看它去！” 边说边起身走出了屋。
王福至赶紧放下杯跟出去，剩下的四个男人互相看看，也都二话不说地跟出，桌旁转眼只坐着陶姮和丽丽了。
陶姮推说昨晚没睡好，头有点儿疼，得上楼去睡了。
丽丽要陪她上楼，她说我又没喝多少酒，你坐着别动了。
丽丽倒也孩子似的听话，就真坐着不动，望着陶姮上楼。
陶姮刚上两级台阶，听丽丽亲昵地叫了一声“姐”。
她扭头看丽丽，丽丽说：“姐你要是信得过我，那也就信我姐夫好了。
他挺有办事能力的，某些事，你完全可以交代给他，让他代劳。
他办不了的，还有我。
” 陶姮笑着点了点头，也说：“替我关照点儿你那位洋姐夫，别让他们把他灌醉了。
” 丽丽说：“姐放心吧。
”陶姮回到房间，坐在床边，想想双方的关系竟一下子变得这么亲密无间了似的，半天转不过弯子来。
然而现在的关系毕竟比互相厌恶敌对的关系好，哪怕是逢场作戏，也还是要好，便也觉得欣慰。
进而又想，酒真是好东西……在后院，所长与藏獒百般亲热，问这问那，包括沃克在内的五个男人，围一圈看着，或夸奖那狗样子的威风，或称赞所长对那狗的真切关怀。
所长蹲着，搂着大狗的脖子，又问王福至狗吃食的情况怎么样。
王福至说不挑食，每天仍吃得很多。
所长又问：“镇上那几个卖肉的，还肯给些骨头什么的吗？”王福至回答：“肯，肯，一听说您的狗养在我家，都争着给呢！尤其商场边上摆摊那矮胖子，每次一看见我，都主动叫住我，上赶着给。
我拿的东西多，不想接他还不高兴呢！端午节前我到镇上去赶集，他又叫住我，当场切下三斤多五花肉来叫我拎上，说是也给您的狗过节。
”“结果你把肉自己做着吃了吧？”——所长问得很严肃。
王福至一迭声地说：“不敢不敢。
那怎么敢呢？那不太辜负您的信任了嘛！” 副所长笑道：“瞧你吓得这副熊样儿！所长在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呀？” 王福至这才放松一脸肌肉笑了。
所长又问：“你说那矮胖子，他姓什么？”王福至挠头道：“这我还真不知道，没问过。
”所长就把脸转向叫“大力”的属下说：“你记着，这几天内就替我谢谢他。
”大力诺诺连声。
副所长接着说：“再问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咱们服务一下的事。
”所长放开狗，站起来，下达指示般地说：“对。
一定要问。
对于好人，良民，今后我们的责任心要更多些，更大些。
”王福至却诉起苦来。
他说他家冰箱里几乎都塞满了留给狗吃的骨头和下水什么的了，自己需要冷藏的东西都放不进去了。
大力说：“现在家电下乡，给补贴，多好的机会，再买一台嘛！”王福至说：“我那台冰箱差不多还是新的！不是因为替所长养狗，我家就一台冰箱足够用了！”所长就扭王福至耳朵，教训道：“你小子，跟我来这套！不是看你小姨子的份儿上，我还不用你养呢！”王福至夸张地吱哇乱叫。
所长放开他耳朵，对副所长说：“他也有他的道理，那你就看着再从哪儿给他弄一台送来吧。
”副所长说：“没问题，尽快落实。
”大力随后说：“两位领导都别操心了，包我身上。
”——扭头问王福至：“给你弄台三开门的，七八成新的行不？”王福至眉开眼笑，连说多谢。
大家又回到桌前。
大肚瓶子里的酒已经喝光，就都开始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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