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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周刊HIGHEREDUCATION 2017年6月27日星期二Tel:(010)62580722 执行主编:陈彬编辑:王之康校对:傅克伟E-mail押bchen@ 一种正在兴起的“中体西用”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国内某“985”工程高校研究生王宁最近有些小郁闷。
原来,不久前,她有一些关于国内物业管理的想法,正准备写成论文,却被导师“无情打击”了。
导师的理由也很中肯:“同样是业主委员会,国外居民参与维权的意识很强;而国内居民考虑到自身利益诉求,不争取权益的情况也很多。
因此,照搬国外的物业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并不是合理的。
” 眼下正值毕业季,也恰恰是方法论问题的高发期。
“在论文的文献综述中,学生们往往罗列了大量西方文献,再从综述中提炼出一个概念,用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的情况,没有考虑到我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这种分析是有漏洞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学生中很普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说。
实际上,不只是社会学,同样的问题———对国外理论过于依赖,用得较为生硬的例子也广泛存在于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中。
可这一现象仅止于文科吗?仅止于研究生吗? 不只是文科,不只是研究生 数量化方法是西方运筹学传来的经典方法,通过数学模型、数学计算来解决复杂问题,为中国步入大数据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方法固然科学,但使用者真正做到了合理吗? 林东是国内某高校计量学教师,他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吐露,数学方法的运用有自身的前提,即数字的真实性、调查的合理性。
一些研究生受到时间、条件的限制,加之过于“迷信”新方法,认为使用新方法可以探索到别人不能探索的问题,往往会忽略这一前提,对结果的真伪、全面与否也不作判断。
今年两会期间,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
不少专家指出,大数据时代运用数学方法,如果数字安全、数学结论上都不能保证,其得到的结论也很可能与现实情况相左。
如果问题只停留在研究生层面,经过导师的指点也许能得到及时改正,但倘若这一问题是学界的通病,那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一直在关注着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
他指出,教育研究中长期难以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
事实上,早在中国古时就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即团队学习。
孔子曰:独学无友,孤陋寡闻。
意思是,个体学习效率低、负担重;团队可以分担负担,增加思维碰撞。
这些年国外提出“团队学习”“小组学习”,不少人却认为是国外的新提法,争相模仿。
“其实,不少国外学者表示,在教育的问题上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如因材施教、合作学习、教师发展等。
然而,很多中国学者却忽略了传统,一看到西方理论就陷入了疯狂、崇拜,就像商业炒作的追星一样,把传统抛之脑后。
”程方平说。
历史局限性与迷信西方理论 就像一则端午节笑话一样,一名外国人连 皮带馅地吃粽子,吃完后感慨道:“粽子真美味,就是外面一层生菜太硬了。
” 国外理论引入国内,一些中国学者把它作为框架,把各种材料都往里装,装了之后看似符合逻辑、很是圆满,但其实却是生硬的。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从美国引进的理论占绝大多数。
而美国早期也是从学习德国开始,到了一定时期才逐渐发现,德国的哲学和本土经验与美国不相适应,才有了之后的实用主义哲学、本土经验。
生搬西方理论也许只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
这是有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局限性的。
以社会学为例,李强指出,我国社会学曾一度取消,并且复建较晚,改革开放后,最初阶段基本上都是舶来品,由于自己的理论方法基本断档,一度主要依靠翻译外来的理论,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了解不深、对于自身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认识也不深,而文化断代严重也是造成本土化困难的重要原因。
此外,社会学需要实证,实证研究相对而言难度大,书本对书本的研究方式简单,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实证研究的缺乏。
另一种倾向则耐人寻味。
在程方平看来,一些被中国学者视为具有统治地位的理论,在国外也许只是一家之言。
由于国外的自由度、开放程度较高,一些中国学者引进理论时就把它当做权威、压倒优势的理论。
“换句话说,就是把西方理论迷信化了。
”程方平说。
“诚然,国外理论是在研究本国历史、文化、宗教的基础上形成,即便反映了一些规律,但在经验层面上还不能完全覆盖东方社会。
”程方平、李强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具体而言,在对物的研究、对规律明显的人文教育研究上,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的确无误,但涉及人、地域、文化、历史等问题则是千差万别,简单地使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反而产生问题。
那么,又该怎么解决呢? 高校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百多年前,美国哲学家杜威提出,理论来 自于经验。
这一实用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概念,推动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而实用主义哲学、本土经验又逐渐帮助美国顶尖高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大家都关注从经验到理论,而不关注返回经验。
这是我们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和调整。
”程方平说。
过去,人们认为共产党大学只能办成党校,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80周年校庆期间,程方平提出高校研究应该有三个标准:科学标准、哲学标准、经验标准。
他解释,科学标准可以和国外研究对接,国外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科学的方法,但仅有科学标准是不行的,尤其是针对人、对社会的问题很难直接套用。
哲学标准对高校、人类发展有益,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哲学,比只有科学标准眼界要更开阔。
经验标准有助于解决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问题,同一现象参照国情、传统、哲学,在美国、中国、日本允许有不同的解释。
他认为,首先必须知晓有三个标准,然后在不同情况下作为原则指导,思路才会开阔,才会明白我国有自身的国情、传统、哲学,完全效仿国外并不是正确的。
这样才可以真正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对于经验的关注,应该如何付诸实践?在李强看来,中国社会近年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自身的特色,一手调查、一手研究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道。
“不能关在屋里简单地读书本,只是依靠书上的知识肯定无法突破;社会科学的实验场在社会,长时间实证研究,做一手调查取得一手数据,才能把中国问题揭示得更加深刻。
” 同时,他认为,随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文科理论也应该有所梳理,发现自己的理论创新点,这样才有助于本土化的开展与创新。
记者手记 还学术界一股清流 程方平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授“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课程时,上来就与学生讲清一件事———任何一件事情,既要借鉴国外理论,又要把握它的本质,同时还要分析中外对于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所作的研究,这样才不会盲目地、生硬地去照搬国外理论。
事实上,正如包括他在内的被采访者所言,研究方法、研究标准、研究评价应该作为一个大问题,在学术界引起讨论。
在采访中,专家们还把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指向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风气。
如今,我国的学术批评变成了个人矛盾,情况甚是不妙。
正常的学术批评,大家应该就事论事,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
然而,如今不少人都在捧着、哄着、吹着,这样的学术没有生命力,而且很可能出现很多伪研究。
所谓的伪研究,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下很常见。
比如,某些经济学、管理学研究者近年来有不少五花八门的研究,碍于这些研究者有名望、有地位,导致正常的批评往往遭遇绞杀、无法展开。
文中所提的“照搬西方理论”,在理工科中又是另一种变相体。
博士生基于发核心期刊论文的需要,把西方研究、实验中的A换成
B,所作的无创新或创新不足的研究,在我国多之又多。
而且,这类现象在我国也不只存在于博士生,更不用提硕士生,一些教授级的人物尚且是如此搞研究,以致于近年来出现“副教授抄袭本科生论文”的丑闻。
这些现象的休止,都亟待建立新的研究标准与方法论。
我们期待这些问题早日得到学术界重视,新标准、方法论早日得以建立并实施。
现场 “把送出去的孩子们请回来” ———南航首届“长空学者”计划国际青年科学家高峰论坛侧记 姻本报记者陈彬 “效法羲和驭天马,志在长空牧群星”,这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歌里的两句歌词。
其中的“长空”一词既代表了南航人矢志在航空、航天、民航等领域大胆尝试、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也是南航研制的我国最早的无人机型号品牌。
也正因为南航人对这一词汇的真挚感情,今年3月,南航将自己的高端人才和青年人才计划命名为“长空学者”计划。
6月20日,南航首届“长空学者”计划国际青年科学家高峰论坛也在该校隆重举行。
一次尝试 对于开办这一论坛的目的,在南航给出的会议手册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此次论坛是学校延揽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助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活动。
而相比之下,南航党委书记郑永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则显得更加实在:“国家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关键是人才,怎么能够用更好的方式、方法和平台,把前些年我们送出去的孩子们请回来,为国家作贡献,这是我们要面对的大课题。
” 此次论坛,就是南航为攻克这一“大课题”做出的一次尝试。
据了解,此次论坛共为期3天,既包括主题报告,也包括不同学院针对各自学科领域组织的分论坛,以及一些实地参观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科研人才一方面可以相互交流科研心得,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能实地考察南航的软硬件实力,做出最符合自身发展的选择。
与此同时,不同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也能面对面了解这些年轻人的科研水平,更便于他们发现其中的“千里马”。
“我们对人才队伍的建设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确定哪些是我们需要优先发展的学科,并将最多的人才引进指标放到那里。
更重要的是, 我们把人才筛选的最初权利交给教授委员会,让他们去选,而不是学校去选。
”郑永安说。
那么这一次“,伯乐”和“千里马”都能如愿吗? 一份诚意 据统计,本次论坛共吸引了130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的沈智元便是其中之
一。
当《中国科学报》记者见到他时,他刚刚在分论坛作完自己的学术报告。
沈智元几天前便已经来到了南航,也与相关学院的老师做了一些交流。
当被问及这几天的感受时,他的回答很简洁:“都很好!” “我本身从事微型传感器的相关研究,经过接触,我发现目前南航做的很多研究都能为我提供研究课题。
”沈智元说,比如南航有些老师在做机器人的相关研究,他便可以思考,他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应用到上面。
“对我的研究而言,这就是一种空间。
” 对于如沈智元这样的青年科研人才而言,空间很重要。
“目前,海外的学术市场已经比较饱和。
即使是当地的年轻学者,也很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
然而国内的高等教育却正处在扩展时期,能为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提供大量的学术岗位。
”他说。
据南航高级人才办主任孙建红介绍,相较之前学校吸引的青年人才,参与此次论坛的青年学者的整体水平具有明显的提升。
更重要的是,学校在论坛筹备时期的相关宣传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但如果是在以前,要想吸引如此多的青年才俊,至少也要做大半年的前期宣传。
“之所以如此,既因为我们学校的诚意所致,也源于国家整体人才吸引力的提升。
”孙建红说。
对于孙建红所说的“诚意”,目前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工作的从荣刚有着更深一层的体会。
从荣刚是与会的 百余名青年学者中唯 一一位回族学者,为 了照顾他的饮食习 惯,每次用餐,南航都 会为他烹制回民饭 菜,这让他觉得倍感 温暖。
“南航很有诚 意。
”他在与记者交谈 中说。
目前,从荣刚还没南航首届“长空学者”计划国际青年科学家高峰论坛现场。
陈彬摄 有最终决定是否回国 发展,但不管是南航还 是学校所在的南京市,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经费的时候,很多老师把自己的经费省出来给 当记者问他最看重科研环境的何种因素时,他说:我用。
”他说。
“我觉得是环境因素,也就是老师们之间的沟通是 如今,相较于未来可能加盟南航的年轻学 否顺畅,是否有一个和谐的环境。
” 者,潘时龙已经算是一个“过来人”了。
那么,对 在这点上,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南航自己
于这些“准同事”们,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的老师们。
“首先要把研究方向选好,最好能和学校的 特色联合起来。
同时,争取形成自己的研究团 一种态度 队,有了团队,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和影响 力。
”他说,此外,最关键的便是要勤奋、扎实的 潘时龙便是南航老师们的一个代表。
工作,不要被外界的影响所干扰。
“在我们的国 潘时龙
2010年来到南航。
当时有好几所学家,在我们的学校,只要好好工作,就一定能作 校邀请他加盟,其中不乏排名高于南航的学校,但出非常好的工作。
” 他出于自己专业发展的考虑,最终还是选择了南 对于这一点,年轻的学者们也是心中“有 航。
时至今日,多项优秀的科研成果已经说明,潘数”的。
时龙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之所以能取得这样 比如,来自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严永科目前 的成绩,除了他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外,周围的已经基本确定将加盟南航,不善于面对媒体的他 老师们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言语总是有些紧张。
但只要聊 “在学校的这几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到科研,严永科的话一下子便多了起来。
而当被问 是南航人的朴实,他们愿意支持年轻人。
”潘时及未来在南航的工作,他的话语中更是多了一份 龙说,在他刚到南航的时候,他所研究的学科坚定“:具体内容还要再详细商谈,但肯定会围绕 方向几乎是全新的,“算是白手起家”。
他本人我的研究———精密驱动和智能材料与结构,我相 在学校更是没有任何“人脉”资源,但周围的老信能在南航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 师们却向他伸出了热情的双手。
“甚至在我缺 对此,每个人都会相信。
中国大学评论 教育系统的功能是指教育活 ﹃动所产生的功效和职能,这种功 效和职能外在于教育系统,表现 于人、环境和社会之中。
从教育哲 直学角度看,教育功能与教育价值 概念紧密联系,其中教育促进个 体发展的价值称为教育的内在价 觉值/本体价值,教育促进社会发 展和进步的价值称为教育的外在 价值/工具价值。
的社会大众难以理解教育功能 的复杂分析。
在生存竞争压力下, 家庭收入较少的部分人士倾向直 教接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重视教 育的工具价值,关注教育能否直 接导致个体进入精英学校、增加 收入、提高社会地位等目标。
在中姻 育国和世界迅速变化的环境下,个卢 体对教育的感知外化为两种极端 晓东 思潮,一种为教育万能论,一种为 无教育无用论。
教育万能论将教育功能无限 放大。
在个体层面,认为教育必然 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加个体的 谋生能力和享受能力;在社会层 面,认为教育将培养出社会需要 论的劳动力,毫无疑问地促进经济 进步和科技发展,促进社会民主 和稳定。
教育万能论倾向认为教 ﹄育是解决社会所有问题的钥匙, 其政策倾向就是扩大教育的规模 背和年限,例如将义务教育扩大到 幼儿园阶段的论点,极端扩大本 科、研究生教育规模的论点等。
教 后育万能论会导致一种社会舆论倾 向:既然教育是万能的,那么一旦 社会出现某种问题,这种问题
定被归因于教育的不当。
对教育万能论的一种批判是 “理论的教育无用论”,其代表人 物是科顿姆。
理论的教育无用论 其主要目标在于弱化社会及个人对教育工具价值 的过度期待,突出强调教育的本体价值,期待经由 对教育无用的理论坚持以避免因教育万能论而导 致的对教育的批评和无端指责,从根本上打击轻 信教育“必定”“/
毫无疑问”有用而对教育寄予过 高不合理期望的人们。
这种教育无用论坚持教育 的本体论价值,努力避免将教育过度功利化以实 现“无用即大用”的目标。
教育无用论在民间则有另外一种表现。
这种 教育无用论没有以上复杂的、难以令人理解的逻 辑,我们可以称为“直觉的教育无用论”。
在生存竞 争背景下,基于简单、清晰的实用主义逻辑,个体 期待自己和家庭对教育的经济和时间投入未来
定会带来经济条件变好、社会身份向上变迁和生 活条件改善。
如果教育没有立即帮助个体实现以 上目标,那么他们认为,教育就是无用的。
值得警 惕的是“,直觉的教育无用论”一不小心就会滑向 对社会发展有害的“反智主义”。
在我国现代教育系统构建的逻辑尚未完善、 教育质量参差不齐而受教育者难以分辨的情况 下,一些家中经济情况较差的受教育者,其简单的 实用目的确实没有很快实现,有些还面临破灭的 危险。
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以下制度因素可能与 “直觉的教育无用论”相关:
(1)高等教育在人力资 本理论引导下先行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速度 过快,毕业生的规模与经济发展之间没有形成很 好匹配,因而毕业生就业难,毕业生之间竞争加 剧。

(2)存在过度教育。
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速度 过快,缺乏淘汰和质量维护机制,因而过度教育者 向下竞争工作岗位,如博士毕业生竞争一般办事 员职位。

(3)教育质量不高,教育质量提升缓慢,其 具体因素包括教师更新缓慢、教师对教学投入不 足、教学内容陈旧、课程设置不合理、教育思想陈 旧、教学方法落后以及所导致的学生学习投入不 足等。

(4)专业设置与科技发展、经济发展不匹配, 缺少专业设置迅速调节机制,高校专业设置自主 权较小。

(5)存在学费价格与教育质量、毕业生收 益倒挂的情况。
北大清华等精英高校财政补贴极 高,学费极低,未来毕业生个人收益高;在另一个 极端,民办高校财政补贴少,学费较高。
这一点被 形象地概括为“优质平价,低质高价”。

(6)学习者 由于自身和家庭背景限制,在教育发展关键期,例 如在高考志愿填报阶段不能够很好地选择高校和 专业,其自身的能力、期望与未来的学习不能高效 率匹配。

(7)由于劳动力市场初级工作岗位稀缺, 初级岗位工资增加,如月嫂、快递员、瓦工、木工 等,这引发个体后悔以及对教育无用的指责。
以上因素汇集后就形成了“直觉的教育无用 论”思潮,具体表现在高三学生放弃高考、学生对 大学教育满意度低等现象。
如果不用严格的学术 语言,可以简单回应如下:教育不是万能的,无法 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也不确定会满足个人的所有 期待,教育和投资一样都有风险,需要谨慎选择。
高质量的教育相对低质量的教育更加“有用”,需 要谨慎选择。
与教育相比,个人不懈的学习、努力 和追求具有更大价值,更是决定性力量。
马云和坚 持学习的北京大学保安群体(500
多名深造)就是 范例。
以上回应当然单薄,我们仍需对教育系统进 行持续研究和改善,其中包括对宏观教育系统逻 辑的反思,也包括微观层面对高校、院系和课程的 点滴变革。
立即行动非常重要。
例如,学习者基于自身家 庭经济情况、自身发展需求的学习动机如果能与 大学专业匹配适当,就会减少教育无用的感觉,提 高教育系统效率。
当前提高匹配度的核心问题是 如何提高农村中学生对大学和专业的了解,帮助 他们在六月高考填报志愿关键期提高院校和专业 匹配度。
2016
年夏季,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丁延庆、 叶晓阳、马莉萍等师生在宁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和尝试,今年志愿服务将扩展到在宁夏、安徽等地 区,这是教育者的责任担当。
这种担当相比争夺状 元具有更大的人文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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