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在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史上，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历史事变，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震荡之深刻，促进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的壮丽史诗。
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以此为界石，大致可以说，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从旧民主主义进到新民主主义，是为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为谋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则是为建设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
时代赋予的宏伟的历史使命，落在亿万中国人民的肩上。
无论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自然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都是必须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智慧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宏图大业。
也正是在这种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才涌现了一大批反映群众需求、体现群众意志、凝聚群众智慧的杰出代表。
如同历史上一切重大变革的时代一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
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最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
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
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
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创业史。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首批编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开国元勋和各方面的最杰出人士的传记。
这批传记的主人公将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的传记，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人民军队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各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等等。
毫无疑问，他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也是彪炳千秋青史的历史巨人。
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必然会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短处，一生中也不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某些过失。
但是，所有这些，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
他们为中华民族创建的功业，他们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们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震古铄今，垂范后世。
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必将成为培育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 主义信念的最好教材。
现在，中国人民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宏伟设计，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在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而努力奋斗。
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一九九一年五月 聂 荣 臻 传 青春篇（１８９９─１９３６）第一章 少年立志，报国图强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下旬川江边的一个清晨。
一艘小火轮“呜”的一声长鸣，离开了重庆码头，劈开混浊的江水，朝着下游驶去。
甲板上站着年方二十的聂荣臻。
他久久地手扶栏杆，望着绿树与楼群相互掩映的山城。
家乡慢慢地向后移动，熟悉的景物在薄雾中逐渐消失。
他伫立凝思，心情激越，多少思绪和往事，就像流水涌向心头。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
石院子原属于一家王姓大地主，是一座九重堂的住宅，建筑式样古朴大方。
院子周围环绕着良田沃土，院墙内外长满了翠竹，两侧各有一口波光粼粼的大堰塘。
聂氏祖辈由江西迁徙贵州，再折转到四川江津。
此时，王姓地主已经破落，石院子九重堂仅余三重，聂家买下后安居下来。
经过几代繁衍，聂氏成为江津境内一个比较富有的大家族。
但到聂荣臻出世时，家境已经衰败了。
石院子年久失修，更显得破败，只有竹丛仍生机盎然，织成绿色的帷幔，人们几乎踏迸院门时才能看到绿荫中的房屋。
祖上的家产传到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时，只剩１０来亩土地。
聂仕先将这些土地小部分出租，大部分自己耕种，以此维持全家的生计。
聂仕先为人持重，沉默寡言。
其妻唐雨衫，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
聂荣臻出生快满月时，夫妻俩商量着给儿子取个吉祥的名字。
聂仕先读过几年私塾，便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边念边对妻子说：“这是句吉利话。
按家谱排列，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你觉得如何？”妻子满意地笑了。
聂荣臻两岁时，母亲又生下妹妹聂荣昌。
孩子吉祥的名字，并没有给聂家带来好运。
由于家族纠纷，聂仕先只得将自有的土地卖掉，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谋生。
１９０９年，地主收回了耕地，日子更加艰难，只得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染坊谋生。
聂仕先夫妇心地善良，对劳苦乡亲充满同情。
聂荣臻在父母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为人厚道，同情劳动人民，常常主动干些家务活，为父母分忧。
８岁时，到外祖父唐雨初家上了３年私塾。
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
聂荣臻的三舅唐海潭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思想活跃，知道外界的消息也多，常与同学在家里议论时政。
聂荣臻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影响。
１９１１年，因外祖母去世，外祖父在家守丧，私塾停办，聂荣臻转到沙土堡孔德三塾馆就读。
辛亥革命后对新学的向往，使他于１９１３年转到吴滩插旗寺小学。
不久，又转到离家１５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
陈食高等小学开设了多门学科，教师大多受过新学教育。
聂荣臻来到这里，倍感新鲜。
他十分珍惜时光，如饥似渴地学习，除学好必修的各科之外，还广读博览，增强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学期，他在课桌上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每天晚间，常听到他的琅琅读书声。
别人已进入梦乡，他仍坐在小油灯下。
一个夜晚，国文教师刘继修来到他的小油灯下，看见他正在阅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便说：“作为青年学生，博览群书、知道古今，大有裨益，如此甚好。
”一个晴朗的清晨，校长赵学仕看到他在走廊上边走边背诵屈原的《国殇》，连连 点头称道：“好，好，屈原先辈的诗文应当熟读。
”聂荣臻以顽强的毅力，在这所小学苦读两年半， １９１７年春转到江津县九如镇立高等小学，同年夏毕业于该校。
３年的高等小学学习，聂荣臻各门学科都取得优异成绩。
在陈食高等小学流传着一个“打菩萨扩校舍”的故事。
这则故事里，记述了少年聂荣臻的斗争精神。
陈食小学设在名叫“三官殿”的庙堂里，庙堂四壁排列着许多神像。
庙小学生多，师生纷纷要求去掉泥塑神像，扩大校舍。
校长也曾向庙堂会首们多次交涉，但均遭拒绝。
这年夏天，新来了一位杨老师，家离得很远，学校又无空房可住。
荣臻和几个同学商量，把庙堂耳房腾出一间来给杨老师住。
当夜，他们把房里的菩萨悄悄打碎、搬走，在门口贴了一张字条：“玉皇圣谕：天地水三官，即日当乔迁。
”次日清晨，全校皆惊，一时纷纷议论。
有的说：“菩萨升天了。
”有的说：“菩萨搬家了。
”师生们心照不宣：“既然是玉帝旨意，就应帮助三官殿菩萨搬家。
”于是，把影响教学的菩萨全都打掉搬除。
庙堂会首们恼羞成怒，要求地方官清查。
可是，始终没有查出结果，最后由校长出面，买了香烛作祭，送菩萨“升天”，不了了之。
这样一来，不仅杨老师有了宿舍，教师们也有了办公室，又增加了教室，校舍宽敞多了，师生们都很高兴。
几十年过去了，聂荣臻当年打菩萨的故事还在当地流传。
１９１７年夏，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
江津中学，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
它创办于１９０６年４月，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而创办的一所四年制中学。
校址坐落在县城内黄荆街，校舍土木结构，全是平房，校门坐南向北，成口字形。
学校门前栽着两棵巴蜀稀有的榆树，校园内桑、柳、梧桐成荫。
当时学校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可算是一流的。
聂荣臻十分珍惜在江津中学的学习良机，学习非常用功。
他认真地吮吸着文化科学知识。
在他所读过的书上，常有各种心得批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
对知识，他务求弄懂，不争分数高低，各种作业，一丝不苟，作图清晰，字迹工整。
他记忆力强，但不死记硬背，反复思考，直至彻底弄懂为止。
学校保存下来的操行考查簿上，记载着关于他的操行评语：①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品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
他面壁而读的精神，在学校里颇受人称道。
一次，教室里已空无一人，他仍面对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杜文运看到后说：“荣臻，你也该休息一会儿啦！你每天都如此吗？”“是的，老师。
”“为啥呢？” ①《聂荣臻青少年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96页。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功大就不能凿穿它。
”“如此有志气！”杜老师把刚刚批阅完的一篇作文《评内忧外患》还给他，说：“荣臻，你这篇文章写得好！道出了我们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切中时弊，有说服力。
文章思想新，有见地，文笔酣畅，辞意通达，我给你打了个满分。
我要把它贴在中堂，让同学们看一看！荣臻啊，你从哪儿学到这么多新名词、新道理呀？”聂荣臻指了指放在木凳上的几本书。
杜老师翻了翻，见是《天演论》、《物种起源》，还有《新青年》月刊等，慈祥地笑了。
江津中学管理极严，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准走出校门，更不准上街。
自修室每间６至８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聂荣臻潜心攻读，博览群书。
家庭经济困难，他省吃俭用，但不吝惜金钱购书。
在他离开学校以后，学校还收到他从上海商务印书馆预订的一套《百科小丛书》。
为了这套书，他花了一石谷子的钱。
聂荣臻发奋读书，寻找着救国之路。
他面对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联系工业革命给欧美带来的振兴，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的崛起，思索着如何使贫穷落后的祖国繁荣昌盛。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强大的政治冲击波震荡着中国。
聂荣臻从《新青年》等杂志上，接触到新的思想，他积极加入了进步学生的行列。
１９１８年端午节，他约了七八个同窗好友到油溪，租了只小船，畅游浩瀚长江，观赏龙舟竞渡。
船到江心，收住桨片，小船随波飘荡。
此时，只见长空茫茫，江水滔滔，少年聂荣臻缅怀屈原，追念先辈改革法度的壮志，不禁热血沸腾，遂以酒酹江，吟诵起《离骚》中的诗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他们一面在舟中小饮，一面议论时政。
酒酣时，聂荣臻辞情激烈地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
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召开了有２７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和会。
这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
这次会议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消息传到中国，举国震惊；传到江津，同学们气愤至极，在校园集会，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五·四”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
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影响了中国一代激进的青年，也影响了聂荣臻。
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游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
江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响起“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坚决抵制日货！不买仇货！不用仇货！”的口号声。
抵制日货，是聂荣臻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的行动。
江津县城地处长江边上，商业比较发达，商店里摆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感。
江津中学和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的学生代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
他们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
“乾坤泰”、“鸣盛和”等大商店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一些小商贩也跟着观望。
于是，激起了学生 们的愤怒。
学联代表组成小组，分别对那几家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日货逐一登记，封存于“文昌宫”，准备焚烧。
学联还派出代表，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
几家大商店听说学生们要焚烧日货，着了慌，采取各种手段反抗，勾结江津军政首脑，妄图凭借武力压服学生。
县长聂述文、驻军团长王天培召开学商两界代表会，江津中学的代表就有聂荣臻。
王天培在会场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企图压服学生。
商人们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学生代表据理陈辞，寸步不让，坚决要求焚烧日货。
双方相持不下。
６月末，《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
消息传来，更激怒了江津学生，他们立即集会，要上街游行。
校长和学监百般阻挠，关上校门，不准学生上街。
在这关头，聂荣臻和傅汝霖等进步学生鼓励同学们：“不要怕！冲出去！”学生们打开校门， ２００多人冲了出来，编成４路纵队，和甲种农业学校等校的同学们一起，汇成声势浩大的队伍。
学联派出代表，手执小旗，沿街维持秩序。
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进游行队伍，轰动了整个江津城。
游行队伍到达“文昌宫”，把封存的日货全部搬出，直抵东门江边，搭起高台，学生和群众围站四周，两校学生的代表登台主持大会，聂荣臻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激烈的讲演，激起听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人义愤填膺，就势把日货全部焚毁。
大多数商人，通过抵制日货的运动受到了教育。
但少数大商店老板极为仇视。
他们贿赂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
就在焚烧日货的第二天，团长王天培带着武装士兵来到江津中学。
学校在王天培授意下，首先开除傅汝霖，对其余的学生代表，则准备在学期结束时开除或勒令退学。
不久暑假到来，聂荣臻与江洋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一起，草拟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同学们回家后广泛宣传，唤起民众，抵制日货，共赴国难。
７月，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唐家修、叶楚才等人结伴，到吴滩、石门等地宣传。
他大多利用赶集时机，站在高处演说。
他演说时的爱国热忱，常获得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
暑假结束回到学校，得知反动势力将对进步学生进行镇压。
激进的学生已经不能再继续读书，究竟何去何从，已经成为面临的严重问题。
这时，聂荣臻想的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当时，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在迅猛发展，青年学生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五·四”运动到１９２１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４９２人，为全国之最。
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共去了４０多人。
聂荣臻与钟汝梅等同学先到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手续、路费等具体问题，然后返回家中，进行出国前的准备。
他先到舅父家，争取支持。
舅父唐富华愿意协助。
可是，回到家里，父母却舍不得儿子远离家乡，担心发生意外，表示不同意。
聂荣臻向父母申明改变现状的意志和可能被捕的危险，坚决表示：“我生死都要去！”经过舅父的协助说服，父母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在舅父的帮助下，筹足了３００银元的路费，准备就绪了。
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备酒壮行。
农历重阳节后的一天清晨，聂荣臻拜别父母和舅父，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告别了家乡。
儿子离家的这一天，母亲把一坛醇酒埋在地下，准备用这坛酒为儿子学成返里接风。
可是，这一坛子酒，老人家一直未能取出来。
聂荣臻的母亲和父亲在３０年代就先后与世长辞了。
聂荣臻一别故乡，再也没有踏进石院子翠 竹掩映的家门。
直到１９５５年５月，他去四川视察军工厂时，才顺便回到江津县城。
小火轮在波涛翻滚的长江上行驶着。
大江的风光很快扫去了他心头的压抑。
船过万县，他和同学们瞭望白帝城，仰观巫山十二峰，饱览了三峡的风光。
祖国壮丽的山河，神奇优美的传说，使他们心旷神怡。
一位同学面对壮景吟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辈此去异国他乡，不知何时能归？”聂荣臻接口说道：“立志报国，那管他日久天长。
” 船到汉口，靠码头暂息，几个同学相约下船去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
在四川，为修铁路酝酿了多年，还发生了保路运动，但从未见过铁路，更不要说火车了。
他们赶到火车站，不凑巧，站上没有火车。
有人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方火车行驶的声音。
聂荣臻于是趴下，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轨上，只听得“嗡嗡”的响声。
大家离开火车站，很是兴奋，议论着从法国回来一定要在四川修条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巴蜀的大地上奔驰。
到上海后，他们停留了１０来天时间。
上海，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
在这里，聂荣臻看到了国中之国的租界，看到了外国人享有的特权，看到了外国佬和有钱人寻欢作乐的赌场、舞厅、夜总会、鸦片烟馆。
这些更坚定了他富国强兵之志，更感到出国求学的道路走对了。
第二章 留学欧洲 勤工俭学运动，是由一些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
早在１９１２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提出“辅世界文明于国内”的口号，以改良中国社会。
１９１７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从巴黎回国，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进一步推动了勤工俭学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
一批批爱国青年学生涌到法国。
其中大多数学生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
他们认为：只有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后办工业，才有可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局面。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９日，聂荣臻和同伴们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穿越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
在地中海遇到了大风暴，持续两天两夜，海天苍茫，乌云翻滚，邮轮在巨浪中颠簸，一片哇哇的呕吐声。
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滚过，乘客们个个都背上了救生圈。
水手们说，地中海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布下的水雷。
人们的精神压力更大了。
万里远行，聂荣臻经受了精 神和体力上的磨练。
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４日抵达马赛港。
｛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１４＿１．ｂｍｐ｝ 华法教育会派李璜接船。
李璜带着学生们到了巴黎，很快开始分配。
聂荣臻被分到蒙塔尔纪中学学习法文。
在这里，他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人。
陈毅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到法国的，为人热情奔放，初次见面就给聂荣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因蒙培尔纪中国学生太多，聂荣臻被转到法国北方的德洛，继续补习法文。
生活在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他必须很快掌握法语。
他买了个小镜子，随身携带，经常面对小镜，读法文、讲法语、观察自己的发音口形。
不到半年，法语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学习数理化。
当年秋，进了胡乃尔中学。
这年底，积蓄将尽，他便去工厂做工，挣了钱再学习。
当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找工作比较容易。
报纸上每天都有招工的广告，只要去封信，得到回信后，经过考试合格即可去做工。
聂荣臻先后在法国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巴黎西门子公司多米松分厂等工厂，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
无论读书还是做工，他都是在附近租间房子，几个人挤在一起，自己做饭，条件艰苦。
１９２１年，聂荣臻的生活出现了大的转折，现实斗争使他毅然投入到３次学生运动中去。
第一次是“二八”运动。
１９２０年以前，勤工俭学生部能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救济金，那时找工作比较容易，生活也好维持。
到１９２１年，法国经济不景气，大批工厂开工不足或接二连三倒闭，许多学生找不到工作，生活难以维持。
而国内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１９２１年１月中旬宣布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
１７００多名学生的求学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只好派代表到驻法公使馆交涉解决。
公使陈篆答应向国内请示。
不久，北洋政府回电驻法公使馆，拒绝学生要求，并威胁要把无工可做的学生“遣送回国”。
这就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
在蒙塔尔纪的勤工俭学生到了巴黎，会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 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提出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要求。
聂荣臻闻讯，由胡乃尔赶到巴黎。
２月２８日，他随４００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
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做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３个月的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
聂荣臻与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在斗争后获得了６９法郎的救济金。
第二次是同年６月和８月的“拒款运动”。
１９２１年６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铃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３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并以中国某些地区的筑路权、采矿权、税收作抵压。
消息传出之后，勤工俭学生首先起来反对这丧权辱国的行径，在法国的中国人也被激怒了。
６月３０日，旅法各界召开第一次“拒款大会”，还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抗议，吓得朱启铃等人逃出巴黎。
７月２５日，中法借款条约秘密草签，借款从３亿法郎增加到５亿。
得知消息，学生们更为激愤。
８月１３日，勤工俭学生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陈篆当众宣布在法国不得有卖国借款的行为，并须以宣言通告法国外交部及各报。
陈篆面对学生的激愤情绪，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出面应付学生，王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进行谩骂。
学生们怒不可遏，痛打了他。
这一斗争发生时，聂荣臻在克鲁邹（又名施奈得尔）钢铁厂做工，他专程赶到巴黎投入了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
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终于迫使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敢在借款条约上签字。
接着便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这一斗争与拒款斗争是交错在一起的。
１９２１年夏，北洋政府驻法代表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并得到广东地方政府许多捐款。
但校方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而从国内招收了一批家境富有的学生。
这个消息，激起勤工俭学生新的不满和愤怒。
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从各地学生中抽调１２５人，组成“先发队”，于９月２０日分赴里昂， ２１日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
“先发队”事先把要求入“里大”求学的事情通知公使馆，陈箓当即表示赞助，拨款２０００法郎，作为学生赴里昂的费用。
但这是他的阴谋，公使馆暗下里与警察当局串通好，“先发队”进占“里大”后即被没收了护照，第二天押进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
在进占“里大”的斗争中，聂荣臻担任联络工作。
为了动员更多的同学参加斗争，他比“先发队”晚两天到达里昂，这时，“先发队”学生已被押进兵营。
聂荣臻急于同被押同学取得联系，他找到公使馆副总领事李骏，要求他允许探望被押学友。
经过斗争，李骏给他开了一张探视证明。
聂荣臻利用这张证明，多次出入于兵营，并让被押的学生，拿着那张证明离开兵营，而他自己则利用护照，坦然大步走出。
这样，他共救出３人，其中一位是赵世炎。
１０月１３日，里昂市长到兵营宣布：“奉政府命令，将勤工俭学生全部遣送回国。
”当夜， １０４名学生被强迫遣送回国。
迸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宣告失败。
半年多时间里，聂荣臻参加了３次大的斗争。
他看到了学友们为国家民 族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受了极大的痛苦。
在斗争中，他思索着：祖国的前途何在？出路何在？ 进占“里大”斗争的失败，对勤工俭学生冲击很大，有些人相继申请回国。
而聂荣臻则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８日的家信中宣告：“学不成，死不归”。
他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底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
沙洛瓦大学没有工程、机械、化学等课程。
他于１９２２年暑期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
沙洛瓦大学校园宽阔，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学生宿舍，再不用为住房而忧虑了。
但聂荣臻却不能潜心读书。
因为他正在经历着世界观的转变。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欧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出现了热潮。
在中国国内，一批先进人物也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促成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也纷纷登场，竭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
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思潮相互冲击、各种观点相互争鸣的纷纭局面。
而这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十分流行，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很多。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思潮，相互展开着激烈的争论。
１０００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差不多都被卷进去了。
他们不是拥护这个党派，就是拥护那个党派，像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留学生们一面做工、学习，一面参加各种活动。
在各种思潮冲击面前，特别是１９２１年亲身经历了３次学生爱国运动，聂荣臻对“实业救国”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他反复思索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出国以来，他遇到的问题很多，思想经常处在矛盾中，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
他就怀着这种矛盾的思绪，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ＡＢＣ》等著作，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向导》等刊物。
《向导》把传播马列主义同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结合了起来，对聂荣臻启发很大。
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终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多年来目睹封建社会的腐败，军阀统治的残暴，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和附属国造成的贫穷落后等等大量感性认识，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
他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
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从亲身经历的斗争实践中，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聂荣臻终于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
１９２２年６月３日他给父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夏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尸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
四 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
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
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１９＿１．ｂｍｐ｝ 这封信中所体现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成为聂荣臻世界观转变的起点，由“实业救国论”者变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革命论者。
１９２２年６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
８月，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①，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７日至２０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出席了这次大会。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主要讨论接受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和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聂荣臻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经过４天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选出５人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入团以后，聂荣臻和刘伯坚一起，负责团的旅比利时支部工作。
他既要学习专业，又做革命工作，十分忙碌。
专业学习时断时续，以致他的学生登记表上校方注明：不怎么上课。
入团后他决心放弃沙洛瓦劳动大学的专业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
至此，做一个工程师的想法完全放弃了，他开始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１９２３年春，他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旅欧学生中团员发展很快，人数很多，但党员很少，在比利时只有３个党员：刘伯坚、熊味耕和聂荣臻。
１９２３年暑假，聂荣臻到巴黎，担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
从此，他与李富春、邓小平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以斗争来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影响，争取了大批有志青年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根据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旅欧８０余名党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
１９２４年１月，成立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聂荣臻被选为处长。
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攻读马列主义，迸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和法国工人及法国共产党员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
１９２４年７月１３日至１５日，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
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并选送一批干部回国。
选送回国的干部中就有聂荣臻。
这样，他于同年９月２２日离开了法国。
１９２４年秋天，聂荣臻经德国去莫斯科。
他在柏林住了一周。
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高涨。
小住中间，他还和德国工人一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
德国工人的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后，他乘船取道波罗的海，经列宁格勒到莫斯科， １０月份，奉命进东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的学校。
课程有十月革 ①《旅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9月23日给团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等。
３个月后，于１９２５年２月，聂荣臻被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
学员全是从东方大学抽调的，和聂荣臻在一个班的有叶挺、熊雄、王一飞、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王一飞担任翻译，聂荣臻担任中国班党支部书记①。
｛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２１＿１．ｂｍｐ｝ 这个学校在莫斯科郊外，中国班对外是秘密的。
学员着红军服装，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野营、演习、住帐篷、夜间站岗放哨，教员都是苏军的高级干部。
在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５个月。
时间虽不长，但却为聂荣臻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急需干部，一年前成立的黄埔军校也需要加强。
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一起回国。
他们８月上旬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历时两个星期来到海参崴，从海参崴上船，驶向日夜思念的祖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５年多时间，如今已经２６岁。
５年前，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远渡重洋，寻求富国强兵之路。
现在，他已经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踏上归途。
①《聂荣臻给陈乔年的信》，1925年6月30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第三章 在黄埔军校 这一批回国的共产党员全是学军事的，由王一飞带队，共２０多人，有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人，一律学生打扮。
船经日本长崎，他们看到一张日本报纸上披露：有一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
大家不免有些紧张，都准备好了下船遇到盘诘时的对策。
１９２５年９月上旬，他们到达上海。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上海。
通过海关时，海关人员看看护照，简单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聂荣臻松了一口气，把护照收起来。
这张护照，聂荣臻十分珍惜，因为他每到一个国家，上面就有该国政府的签证，这些密密麻麻的签字，烙印着他５年的足迹。
回国以后，他一直将这张护照珍存在身边。
到了上海，聂荣臻等人由王若飞带领，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陈独秀说，你们一部分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
到南方的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
至于黄埔的工作怎么做，他没有说。
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了就是好事情。
这等于说，共产党是帮国民党的忙。
这就是聂荣臻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所留下的印象。
谈话后，聂荣臻即离开上海，于９月中旬到广东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而创办的。
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联政府资助了２００万银元现款作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８０００支步枪和４００万发子弹。
聂荣臻分配到政治部任秘书①，协助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兼任政治教官。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不久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参加第二次东征。
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负责人鲁易。
聂荣臻刚到黄埔时，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左派和右派斗争激烈。
戴季陶等人积极反共，廖仲恺刚被暗杀。
左派有识之士都主张反击，而陈独秀却一味退让妥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叮嘱聂荣臻：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扩大党的影响。
还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
聂荣臻遵照周恩来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
聂荣臻在政治部管党的工作，是黄埔军校党团领导小组的成员。
全校党团员的人数已经相当多，设立了几个支部和小组，然而只有少数人的身份是公开的，大部分还是秘密党员。
经常的、大量的工作是在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团员，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
他每周自黄埔搭船去广州一次，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听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委员、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等人做的形势报告。
聂荣臻将报告精神带回黄埔后在党内传达学习。
他负责安排政治教育，自己编教材，讲社会发展史，讲帝国主义论。
专职教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人。
除此之外，还约请 ①《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510页。
社会名流前来讲课。
政治部成立了由黄柏龄为委员长的“政治军事月刊社编纂委员会”，出 版《革命军》、《黄埔潮》等刊物，聂荣臻担任该委员会的政治编辑主任。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他在《黄埔潮》上发表名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
文章指出：一切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必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一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的命令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的。
”①然后，他在文章中又以东征军和苏联红军为例，详尽地论述了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
这说明聂荣臻当时已经较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具有的重大意义。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东征回来以后，有时到学校看看。
他对黄埔控制很紧，采取用钱收买等手段笼络下级。
在他看来，聂荣臻等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是专门挖他墙脚的，早就怀恨在心。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聂荣臻经历了“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
两次东征，蒋介石已经军权在握。
他的起家本钱就是黄埔军校。
在一段时间内，他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实际上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随着实力的增长，他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国共两党左派力量的倡议下，仍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由于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政策，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形成右派势力大、左派势力孤立的局面。
３月２０日，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以此为借口，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工人纠蔡队的武装，提出：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那天是个星期天，聂荣臻从黄埔乘船去广州。
快到广州时，忽听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
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
他到舰上一看全是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便知道出事了。
经过暂时的软禁，没有审讯，当天下午就放了。
他急忙到区党委了解情况，区党委的人所剩无几，已经疏散了。
他得知周恩来也被一度软禁。
中山舰事件的突然发生，激起了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
怎么办？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人都主张反击。
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常在一起议论。
周恩来作了分析：国民革命军６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而在第一军政工人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下级军官中党员也不少，同情左派的力量就更大了，在第一军中党的影响很大，完全有可能反击蒋介石。
聂荣臻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但参加议论者又都觉得：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军阀，谁来领导（当时各军的军长为：第一军蒋介石，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
显然事情很难办，只好等着中共中央决定。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页。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
中山舰事件的结果是： ２５０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有３９人经不起考验退出了共产党。
聂荣臻被免去了黄埔军校的职务。
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陈延年十分气愤，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这是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暴露。
通过中山舰事件，聂荣臻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后始终保持着对他的警惕。
聂荣臻到黄埔时，第一期学员已经毕业，第二期学员东征去了，第三期学员刚入学。
１９２６年春，第四期学员入学。
黄埔军校学制半年，是短训性的，造就了大批的军事人才。
不但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而且在共产党军队里也有不少。
聂荣臻在那里工作了６个多月时间，给学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清风店战役胜利结束后，被俘虏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就自称是聂的学生，要求见见老师。
第四章 参加北伐战争 聂荣臻离开黄埔军校，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
区委军委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
这是一座铺着木地板的旧楼房，过道很窄，光线暗淡，人走动时楼板的响声很大。
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周恩来办公用的。
左边有两张桌子，是聂荣臻和黄锦辉的办公桌。
西边屋是周恩来和其夫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邓颖超的住处。
东边的屋子是聂荣臻和黄锦辉的住处。
这便是军委的机关了。
当时，军委的任务是为北伐战争进行准备。
北伐是孙中山的主张，以打倒割据北方的封建军阀为目标。
中国共产党予以积极支持。
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着国民革命军第
一、二、
三、四、六军以及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的党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聂荣臻和黄锦辉同这些单位联系，派遣干部，部署工作，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北伐进行准备。
聂荣臻认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推进国民革命。
他对北伐充满了热情。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率所部作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省的肇庆、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
７月９日，各路大军誓师北伐，首先讨伐占据湖南、湖北、河南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北伐战争开始了。
广东区委军委决定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
任务是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把下面的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北伐军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并沟通军队和各地中共组织的联系，派遣共产党员到北伐军中工作。
他很快离开广州，坐船到上海。
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了情况，转赴武汉，再坐船到长沙。
当时长沙已经被北伐军攻克了。
聂荣臻在长沙组建了军委联络点。
不久，叶挺率部自长沙出发，作为主要的突击力量与其他北伐军一起，经激战攻占汀泗桥、贺胜桥，包围了武昌。
得知消息，聂荣臻随即转往武昌前线。
坐在火车上，他看到还没有打扫的战场，到处都是北伐军烈士和北洋军阀部队官兵的尸体，可见当时北伐军作战的英勇和战斗的惨烈。
聂荣臻对叶挺和叶挺独立团的同志满怀深深的敬意。
聂荣臻到武昌前线后住在叶挺独立团团部。
１０月１０日，北伐军攻克武昌。
硝烟未散，聂荣臻奋不顾身，从城门下的沙包缝里挤进了城，找到中共湖北省军委，在武昌中和里设下机关。
他把这条巷子全号了下来，和湖北省军委一起办公。
聂荣臻任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
不久，张国焘到武昌，任湖北省委书记。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在汉口，北伐军各军也都汇集于武汉三镇。
聂荣臻这段时间工作十分繁重。
为了推动北伐，他频繁地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了解情况，传达中央指示，派遣干部。
各军都需要干部，特别是七军、八军，过去没有派过干部，现在全部派了。
派遣工作从派遣干部发展到派遣士兵。
对张发奎的部队，分去大批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就是这时经过聂荣臻分配到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的。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机关搬到汉口。
聂荣臻向陈独秀汇报了军队工作的情况。
陈对军事工作兴趣不大，在听完聂荣臻关于中共组织在军队里的发展情况后，只说“那好”，就扯一些其他的问题。
军事、军队在陈独秀的脑子里是没有位置的。
将来要不要把军队的领导权夺过来？共产党要不 要搞自己的武装？陈独秀都没有讲。
而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面临着国共分裂，面临着被国民党屠杀的危险。
因此，聂荣臻深感忧虑。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１日，为了迎接白崇禧部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解放了上海。
３月２６日，蒋介石赶到上海，要求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来又要求把纠察队改归他指挥调动。
上海总工会加以拒绝。
４月１１日夜到１２日凌晨，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蒋介石随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开始大屠杀。
１３日上午， ２０万群众集会游行，又遭到镇压。
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搜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这就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政变后，中共中央派聂荣臻到上海了解情况和负责处理工人纠察队方面的善后问题。
聂荣臻怀着焦急的心情立即动身。
为了安全，他乘轮船到南京，与一批苏联顾问同赴上海。
在上海他找到周恩来、赵世炎，了解了中共组织和群众受损失的情况，研究了下一步整顿组织的方案。
会后，聂荣臻心潮难平，更加痛恨蒋介石的阴险毒辣。
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对工人纠察队进行了善后处理，把大批纠察队员转入地下。
不久，中共中央要召开“五大”，周、聂二人是“五大”代表，便赶往武汉开会。
在夜色的掩护下，聂荣臻和周恩来由交通员悄悄地带到虹口码头，搭上英国轮船。
船过芜湖时，敌人盘查很紧，气氛十分紧张，到了九江才松了一口气，赶到武汉时已是５月下旬，“五大”已经开完了。
这时，武汉的政治局势也在迅速恶化。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内部对“东征讨蒋”的问题曾有过一场争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东征，主张进行第二次北伐。
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也力主北伐。
４月１９日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北伐军在河南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次北伐，给了蒋介石巩固在宁、沪等地的统治以极好的机会，终于，武汉政府管辖的地区同外地联系被切断。
至５月中旬，危机已经表面化。
先后发生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国民党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第一集团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汪精卫从郑州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宣布唐生智部回师武汉；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宣布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率部从河南回武汉，发布反共训令，汪精卫公开煽动“分共”，武汉形势日益危急。
周恩来、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对这一系列的事态发展，无不愤慨和忧虑。
周恩来、聂荣臻到达武汉后，即在湖北省委军委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共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下有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人，后又增加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总共不到１０个人。
这个部负责组织联络各处来中央的军事干部，继续向各军和各部门派遣。
在周恩来领导下，聂荣臻具体分管派遣工作。
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向各军和各有关部门派遣了不少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
朱德从莫斯科回国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杨森部队开展工作。
杨森公开反共以后，朱德到了武汉。
１月，朱德被分配到江西朱培德的第三军。
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
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着 手筹办这个团。
４月，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刘伯承在四川组织领导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转武汉，先暂留武汉，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陈毅也是在杨森反共以后转到武汉的，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党委书记。
邓小平是被冯玉祥“礼送”离开西北军来到武汉的，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
在蒋介石的反共压力下，群英聚于武汉，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
陈独秀仍在贯彻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对蒋介石委曲求全。
党内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反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主张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举动。
７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断然作出了南昌起义的决定。
第五章 在南昌起义中 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旬，为“东征讨蒋”，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的部队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及其附近地区。
这些部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
这个方面军辖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
叶挺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
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
贺龙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
还有一些其他部队。
在这一地区集结的共产党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约２万人左右。
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作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初步决定。
周恩来回军事部后连夜召集聂荣臻等人开会。
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５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
起义的大体设想已经有了，但具体行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组成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①，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央决定，叫他们做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命令。
组织武装起义正是聂荣臻的迫切愿望。
他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
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
当时，因形势紧张，中央不少负责人已先后转移到九江。
７月２０日，谭平山、李立
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人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会议。
会上，李立三等人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
聂荣臻坚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等待中央的命令。
与会者最后还是同意先向中央报告，待中央批准后再行动。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调动第
三、第六、第九军等部对这一地区做出包围态势。
中共中央原定要争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关键时刻投向了汪精卫。
他勒令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人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
局势万分紧迫，再不起义，就要断送这部分革命武装了。
于是，李立三等人于九江会议后不久，即向中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
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
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①并把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立即决定组织南昌起义。
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随即夜以继日，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同连以上干部党员都谈了话。
一些部队按中央部署陆续向南昌集结。
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
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第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师。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国际代表决定南昌起义的部署是：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
７月２６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向谭平山、李立
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人传达了中央的意见。
会后周恩来交代聂荣臻：到马回岭把第四军的 ①聂荣臻“七大”代表登记表，原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李立三1927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他们约定信号：起义举行了，就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
马回岭是九江到南昌间的一个火车站。
聂荣臻立即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紧张地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的枪声是８月１日凌晨２时打响的，到凌晨６时，肃清了城内抵抗的全部守军３０００人。
起义成功了！一列火车来到了马回岭。
聂荣臻所担负的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
该师辖第七十
三、七十
四、七十五３个团。
第七十三团的前身即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
第七十四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人。
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任第七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
根据这种局面，聂荣臻判断，是无法一下子把第二十五师整个师拉走的。
聂荣臻首先拉第七十三团。
他与周士第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接着向德安集中。
他随后到第七十五团。
第七十五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不便。
他和孙一中确定，以野外演习的名义，只拿武器弹药，把该团３个营的部队拉出来，在第七十三团后面跟进。
至于第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
８月１日，聂荣臻率领起义队伍由九江经德安向南昌开进。
行至德安一座铁路桥旁，张发奎带着卫队营乘火车从后面赶来，火车停下，队伍也停下了。
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聂荣臻当机立断，叫张发奎往回开车，但他不肯。
聂荣臻命令身边的一个排长：“你让他往回开车，他不开车就朝天鸣枪。
”这个排长喊了几声，火车还是不开，聂荣臻就喊了一声：“放！”一阵排枪，把张发奎吓坏了，他急忙跳下车，丢下卫队就跑了。
张发奎回去后，派了个参谋，捎来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
聂荣臻叫那个参谋带回了望远镜，还把全副武装的卫队也交还给张发奎。
因为当时还想争取张发奎，所以不能不留有余地。
德安至南昌的火车不通，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赶向南昌。
紧急、炎热、干渴，但部队情绪很高，精力旺盛。
８月２日拂晓时，聂荣臻看到了飘扬在南昌城头上的鲜艳红旗。
聂荣臻到起义军指挥部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周恩来很高兴，说：“设想到把二十五师大部分拉出来了。
”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３０００人，汇入南昌起义的队伍，编为起义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
８月２日，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仍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
他熟悉叶挺，很高兴与叶挺一起领导十一军的工作。
按照既定部署，起义军没有休息整顿，于８月３日起，匆忙地从南昌启程南下了。
起义军踏上南征道路后，困难和挫折接踵而来。
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第十师，４日到达进贤时脱离起义队伍，转向浙江，拉走占全军四分之一的兵力。
八月的江西，暑热蒸人，山路崎岖，行军异常困难，只得丢弃重型武器装备，途中生病、离队所造成的减员十分严重。
对这些，聂荣臻后来认为，主要是没有在南昌整顿部队造成的。
起义军沿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会昌，于９月５日到达长汀。
沿途经激烈战斗，击溃了钱大钧、黄绍竑部，虽歼灭数千敌人，自己也伤亡不少。
聂荣臻在１９５７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仗。
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人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
”①起义军在长汀稍事休息，数百名伤病员被送迸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得到了治疗。
然后，起义军出上杭，沿汀江进入广东境内。
１９日占领三河坝后实行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以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侧背；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下潮汕。
聂荣臻后来说，三河坝分兵使主力拆开，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是一个失策。
２３日，起义军进入潮安。
２４日晨，占领汕头。
这时，敌人的重兵正向潮汕附近集结。
陈济棠率粤军主力３个师从广州向粤东推进，汇合王俊的警备旅，占领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黄绍竑率第七军两个师在粤北渡过韩江上游，窥伺潮汕；钱大钧部牵制着三河坝第二十五师。
起义军于２６日向北迎击粤军，进军揭阳。
由于分兵３０００人留守三河坝，又分兵１０００人守潮州（第二十军三师），起义军仅能集中６０００人，只及当面敌军的三分之
一，而情报又发生错误，以为敌人只有１０００人。
２８日，起义军向揭阳北部山湖地区攻击前进，首先击破王俊的警备旅。
在汤坑周围所发生的战斗，是起义军数次战斗中最惨烈的一次，最激烈的战场在汾水镇。
此镇北面二三百米处的高地是争夺的制高点，薛岳所部新编第二师控制着制高点及制高点背后的一片高地；东面，村头外是个不足百米高的山头，贺龙、叶挺和聂荣臻就站在这个山头上指挥战斗。
因为汤坑是个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历史上一般都称这次战斗为汤坑战斗。
聂荣臻对这次恶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回忆汤坑战斗时说： 唉！就是正面与敌人打，不晓得侧面包围起来，双方隔着一个山的很小的角角，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不退，我也不退，就在那里对峙着，打了一天，后来，派了一个营，想侧翼迂回，没有成功，到了黄昏就撤，两边都撤了，他们撤了，我们也撤了。
那一仗我们伤亡很大。
汤坑战斗起义军歼敌３０００多人，自己也伤亡２０００多人。
１９２７年９月３０日凌晨，起义军向潮州撤退，贺龙率第二十军在前，第十一军殿后。
中途，叶挺、聂荣臻碰到贺龙的副官，得知潮州失守、汕头也难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
原来，就在他们从汾水后撤时，潮州背后响起了枪声。
黄绍竑所部９０００人进袭潮州。
潮州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教导团只有１０００人，其中包括将近三分之一的伤员，此外还有第六团一个营。
当日黄昏，潮州失守。
部队究竟向何处去？叶挺说：去海陆丰不是办法，第二十五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如果去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不行。
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
对于叶挺的意见，作为党代表的聂荣臻，煞费踌躇。
去福建自然别具慧眼，情况诚如叶挺所说，而且叶挺跟随孙中山当营长时曾到过福建，对那里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5页。
的情形有所了解，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若挥师北向，就与西去海陆丰的队伍分开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接到命令。
作为军的党代表，在一种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支配下，聂荣臻说：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走，不就成了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敌委员会再说。
于是，他们掉头过江，经揭阳，于１０月３日中午到达普宁县流沙镇。
贺龙的二十军先到流沙，已向海陆丰前进。
周恩来率起义军领导机关部分成员，于１０月３日从汕头退到流沙，等待二十军和十一军的领导人，准备召开紧急会议。
这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
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人。
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经验教训，贯彻已经商定的决策，并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署。
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
他首先检讨了打败仗的原因，决定了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
这次会议的精神，在汕头时就大体上决定了。
９月２６日，起义军领导人在汕头开会，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商定：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撤至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汇合，非武装人员转往香港或上海。
在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讲完话以后，叶挺发言。
他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他所谓“当流寇”，是打游击的意思。
聂荣臻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讲的善后办法。
会议开到午后２时左右，镇外山头上出现敌人，会议匆匆结束。
能够集中的起义军余部，按预定计划离开流沙向海陆丰转移。
下午４时左右，部队行至流沙西南５里的莲花山，被敌陈济棠部十一师拦腰切断冲散，失去了控制。
天色转暗，聂荣臻和叶挺还在最后的阵地上，看着在夜色中四处流散的队伍，心情十分沉重。
周恩来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在担架上还喊着：“冲啊！冲啊！”聂荣臻深情地望着这位老战友、老领导，不断地劝慰：“你发着高烧，需要安静和休息。
” 周恩来身边只有聂荣臻、叶挺和几个警卫人员。
他们撤到一个村子，商量了一下，遣散了警卫人员，在夜色里走向陌生的旷野。
一路上，语言不通，地理不熟，行动起来倍感困难。
就在他们茫然四顾时，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
聂荣臻对杨石魂说：“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们。
你一定要掩护我们到香港。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陆丰甲子镇，准备从甲子港出海去香港。
不巧，台风大作，波浪滔天，无法出海，只好住下。
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有一支手枪自卫，为了安全，第二天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
黄秀文家只有一张床，给周恩来睡，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睡在地上。
一连数日风雨大作。
奔波、疲劳、焦虑，使周恩来疾病进一步加重。
于是聂荣臻等人护送周恩来到靠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可靠的中医治疗。
治疗期间住的是靠海边半山坡上一间孤零零的房子，人们传说，那是个闹神闹鬼的地方，平时没人到那里去。
治疗四
五 天，病势好转，杨石魂陪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返回金厢镇，在渚村上了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向香港飘去。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
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
其他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
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
他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
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了。
在潮汕地区的起义军余部１２００多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于１０月７日到达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加强了由彭湃创立和领导的海陆丰红色政权。
第二十五师与钱大钧部激战３昼夜，由三河坝转饶平，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于次年初发动了湘南起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
贺龙、林伯渠、刘伯承、恽代英、李立
三、张国焘、谭平山、郭沫若等人于１０月陆续安全转移到各地。
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
实际上当时我们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①。
到了香港以后，聂荣臻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４日曾致函中共中央军事部，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建议。
至今这封信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钧甫兄：②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夏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③下令返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
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枪两挺。
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④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⑤负总责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
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
”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聂荣臻已经有了革命武装斗争应该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6页。
②中央军事部的代号。
③士第，即周土第（1900—1979），当时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④赵自选（1901—1929），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⑤玉阶，即朱德的字。
第六章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病。
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
省委机关的人见他们衣衫褴褛，不晓得是什么人，而他们又忘记向杨石魂问接头的暗号。
接头不成，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便去买衣服等物品。
聂荣臻身上分文不名，叶挺带了很多百元一张的港币。
两人穿着破烂而手持大票，店伙计不信，说是假票，叶挺一听便生气，把一张百元大票扯了，又拿出一张。
聂荣臻怕引起怀疑，拉着叶挺走开，说道：“老总啊，你这个态度不好，人家一看你这样大方， １００块钱随便扯了，是会引起怀疑的。
”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
不久与省委接上了头。
过了半个月，中央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１１月初，聂、叶送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埠乘船赴沪。
聂荣臻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负责省委军委的日常工作。
军委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
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对于广州起义，在省委讨论时，聂荣臻持不同意见。
他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
”他不同意搞这次起义，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
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
“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摧残。
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大部被迫回到香港，主要工会多数变成了黄色工会，共产党能领导的仅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车工会等少数几个，广州附近仅有少数农民赤卫队。
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
敌人则相当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粤、桂两派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厮杀，但一旦起义，他们就会掉过头来，联合对付起义军。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起义不可能成功。
但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改变。
省委和省军委的成员陆续到广州集中。
对于起义的具体部署，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顾问诺伊曼。
诺伊曼是德国人，作为国际代表来指导这次起义。
他也不懂军事，提出广州起义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
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伊曼争论，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照搬。
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主张白天搞，聂荣臻等人建议夜间搞突然袭击。
对这个正确的意见，诺伊曼听不进去。
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些省委领导人，勇敢、热情，但缺乏军事知识，诺伊曼等人说了算。
因此，在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方面，一开始就有许多错误。
起义的日期决定在１２月１２日。
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军火。
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间房子，由杨剑英留守，作为军委的联络点。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
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制造的，分散运往城里，储存在大北街一家米店。
运送中被敌人岗哨发觉，米店跟着暴露。
这使敌人警觉起来。
张发奎急令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调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
１２月１０日，张发奎宣布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 缴教导团的枪械。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１２月１１日凌 晨。
因为时间仓促，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没有参加讨论。
１２月１１日凌晨，教导团首先行动。
他们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又与工人赤卫队联合，分路向重要据点进攻。
至当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全部被起义军占领，未占领的仅剩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公馆和检察院。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指挥部设在公安局。
在起义的两天中，聂荣臻一直在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设在原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
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也经常在这里。
枪声稀疏，夜晚来临。
聂荣臻和叶挺在指挥部的小楼上商量次日的战斗部署。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必须迅速确定。
他们商讨过后，催促起义领导人立即开会。
当天子夜时，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
叶挺分析说：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
聂荣臻发言，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
但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把叶挺的正确主张顶了回去。
叶挺在两次起义中都独具慧眼。
聂荣臻很钦佩叶挺军事上的真知灼见。
他也认为，眼下，起义军只有转到农村地区才能保存实力，避免重大牺牲。
张太雷等人还是听诺伊曼的意见，下令固守阵地，向尚未攻占的据点进攻，并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
这个决定，为广州起义，连同张太雷本身，都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凌晨两点，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执意要肃清几处敌军占据的地方。
这一天，情况诚如叶、聂所预料的那样迅速恶化：一早，在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起义军虽然奋勇反击，但终因实力过于悬殊，只好步步退却。
１１日中午，聂荣臻听到观音山方向枪声大作，出门一看，见有许多敌人占领了观音山，正居高临下，向指挥部方向袭来。
守卫观音山的是特务团的１个营和部分工人赤卫队，他们正边退边抵抗，形势危急。
聂荣臻深知保卫指挥部的重要性，于是动员在指挥部的所有人员，用米袋构筑掩体，进行抵抗。
尽管此时起义军的大部分成员从起义开始后，一直没有吃饭，而工事却是用大米袋构筑的，可见起义计划不周的程度。
凭借掩体，聂荣臻与一位黄埔军校的朝鲜籍学生守着一挺机枪，拼命向敌人射击。
那位朝鲜学生是个机枪射手，打得很英勇。
所有在场的起义军也都奋勇射击，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渐渐不支，抱头向观音山退却。
不大工夫，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一部赶到，发起反击，重又夺回了观音山这个市区的制高点。
聂荣臻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１２日中午，起义军领导机关竟在西瓜园召开宣布苏维埃成立的大会，到会的人数寥寥。
张太雷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
他返回总部不久，听说敌人向指挥部扑来，率部分起义军赴北大门增援，途中被敌人的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
他的牺牲，使整个起义失去了领导核心。
１２日黄昏，聂荣臻和叶挺登上财政厅大楼，从这里可以俯瞰广州城。
他们纵目瞭望，珠江被夕阳斜晖染得血一样红，空中的淡淡硝烟映着残照。
他 们的目光落到了广州城制高点观音山上。
那是至关重要的阵地，它控制着大半个广州。
观音山自清晨就开始了反复的争夺战。
敌人拼命进攻，黄昏前重又夺取了观音山。
现在，敌人正从山上向山下运动，眼看着阵地要全部丢失。
聂荣臻问：“怎么办？”叶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敌人，没有吭声。
显然，诺伊曼严重地挫伤了他。
倘若按他昨夜提出的意见部署，不可能出现眼下这种局面。
沉默之后，聂荣臻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起义军就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我们去公安局处置一下这个问题。
” 叶挺没有表示反对。
从这次分手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能见到这位老战友。
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叶挺在黑茶山遇难，结束了他既坎坷又英烈的一生。
噩耗传来，聂荣臻悲痛万分。
４月１７日的《晋察冀日报》报道：在张家口公祭“四·八”烈士的大会上，聂荣臻对战友之死，悲痛之极，当他以低哑的嗓音对着大家讲话时，泪水不可抑制地向下掉。
这正是他在悼叶挺将军的一副哀挽中所说的，“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这里所说的哀挽是一副长联，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聂荣臻在长联中高度评价了叶挺英雄的一生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聂荣臻回到总指挥部，迎头遇到恽代英、陈郁。
聂荣臻对他们说：“形势不对啊！我们要撤退。
你们先走。
我来下命令撤退！” 聂荣臻勇敢地担起组织撤退的重任。
他和黄锦辉研究确定，黄锦辉懂广东话，去通知工人赤卫队，他去通知教导团，向花县方向撤退。
叶剑英领导教导团，聂荣臻没能找到叶，找到了团长李云鹏。
他对李云鹏说：“形势不好，马上集合，撤退！”教导团训练有素，在黄昏后便撤离广州， １２００人按建制向花县移动。
他们与跟着退到花县的零星人员编成１个师开往海陆丰。
可是，要使工人赤卫队撤出战斗就不那么容易了。
工人赤卫队分散在各区作战，难以通知，更难集结。
他们没有教导团那种军事素质，在与敌人巷战中，受到很大损失。
到１３日还在响着他们抵抗的枪声。
为了掩护撤退，总指挥部一直坚持到最后才转移。
守卫总指挥部的卫队是有功绩的。
这个卫队是崔庸健（后来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领导的，一部分是黄埔军校的朝鲜学员，一部分是中山大学的朝鲜学生。
他们仍用米袋子做成工事，在里面架起机枪。
前面是一条横街，过街是民房，敌人很容易接近。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冲锋。
在最紧张的时刻，聂荣臻钻进工事，和朝鲜同志一起战斗，吸引了敌人，掩护了起义军主力撤退。
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上，染上了朝鲜同志的鲜血。
广州起义失败了！聂荣臻没有走。
他隐蔽在自己的住所里。
广州城血雨腥风，敌人哨卡林立，遇到操外地口音的人稍不顺眼就杀掉。
被屠杀的起义志士、群众达５７００多人。
聂荣臻机警而遇事不慌。
他的四川口音很重，一张口就会暴露。
１２日夜 间，他回住所时，曾被搜身，就是不讲话。
商团将他随身带的钢笔等物都抢走了。
他回到租用的房屋外边，也不敢叫门，因为半夜叫门会引起怀疑，就在门外直等到天亮才上楼。
３天后，看看情况松了一点，他才搭船赴香港。
到香港以后，聂荣臻仍在广东省军委工作，收容并妥善安置了一批来港同志，组织东江的游击战争和派人到张发奎部队做兵运工作，指导两广各地的军事斗争和训练干部。
１２月下旬，省委叫聂荣臻去韶关地区通知朱德：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不要向广州靠拢。
此时，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几经辗转，驻在韶关，原定是要参加广州起义的。
聂荣臻赶到韶关时，朱德已率部转移。
他在后面追了几个小时，没有赶上。
后来，聂荣臻回到香港，向省委做了汇报。
中共广东省委１９２８年１月中旬在香港召开会议，对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检讨。
会议由中央代表李立三主持。
他指责省委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决定处分大批干部。
聂荣臻和大多数参加领导广州起义的干部对此都极为反感。
３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
周恩来对广州起义正确的善后处理，解决了广东省委内部的争论。
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也到了香港，对于如何发挥教导团这支力量的作用问题，聂荣臻与叶剑英曾进行过商讨，都认为这１２００多人全部训练有素，不应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把他们当士兵用，应该把教导团这支力量向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靠拢，支援井冈山的斗争。
他们提出了建议，但是李立三和一些省委委员不同意。
教导团在东江和海陆丰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牺牲。
后来，聂荣臻到中央苏区，见到毛泽东，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谈起这支部队，谈起当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说：“真是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① 第七章 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１月，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和省委常委。
对聂荣臻当时的工作，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广东省委的“干部分子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话：“１９２５年由俄国返，到现在都是任军事工作，粤、湘、鄂军委工作……工作能力极好，可做党及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
”① 经历了南昌、广州起义，聂荣臻思索了许多问题。
眼看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失败了，革命遭到巨大的损失，他深深感到，搞武装斗争需要有根据地。
进行武装暴动，不建立根据地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使他求教于历史。
他和叶剑英一起，忙里偷闲，阅读了《洪秀全野史》，一起研究讨论了太平军的作战方法，主要战役的过程，失败的原因。
他们觉得，太平军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固所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
一。
两位共产党内优秀的军事人才，相互切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没有从失败中得出教训，还是实行“左”倾盲动主义，使已经遭到很大损失的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损失。
对这种现象，聂荣臻是不满与抵制的。
１９２８年１月，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广州，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仍有力量。
当时，起义刚刚失败，敌人仍盘查很紧。
而周文雍长期在广州城里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广州起义时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很多人认识他。
在这种情况下派他去广州，无异于是去做无谓的牺牲。
聂荣臻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李立三坚持要派。
周文雍忠实地执行命令，几天以后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军一起被捕，他们威武不屈，演出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
聂荣臻读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不禁流下了热泪。
他怀着对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把那块剪报珍藏起来，保存了多年。
在周文雍英勇就义前后，省委接连派出的许多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捕牺牲。
他们当中有省军委的黄锦辉，省委负责人张善铭、赵自选，省团委书记区夏民（女）等人。
聂荣臻心情沉重他说：在革命低潮时，勉强地派负责干部去冒险，已经多次证明是错误的。
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委提出意见，均归无效。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掌握实权的是李立
三。
李立三仍抱住他的老一套，下令香港党组织在１９２９年的“五·一”节搞游行活动。
当时，邓发任香港市委书记，是游行总指挥。
省委决定聂荣臻参与指挥。
聂荣臻到现场一看，来的全是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
聂荣臻感到，一旦把游行搞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实在危险得很。
可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游行命令，责任重大。
聂荣臻决心说服邓发取消这次游行。
他当即找到邓发，说：“我个人的意见，今天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我们会被一网打尽。
把你各区的党员都抓了，你还有什么？我的意见是取消这次游行。
你是总指挥，你下决心。
”邓发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对，于是通知到场的都分散返回。
人是退走了，但怎么向中央交待？聂荣臻约邓发到近处的一个茶楼里，以喝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茶做掩护，研究向中央汇报的事。
聂荣臻说：“你总指挥去报告吧。
”邓发说：“不行，要报告由你报告。
”聂荣臻立即承担下来。
不久，他去上海汇报，李立三不肯跟他谈。
因为聂荣臻总觉得李立三观点不对头，争执过多次。
他把经过给向忠发谈了。
向忠发说：“你临阵脱逃！”给聂荣臻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
他对向忠发阐述自己的观点：“作战么，总有个进攻、有个退却，这是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么，你没有力量怎么进攻呢？只进攻不退却，没有这个道理。
几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力量，被一网打尽，香港帝国主义再没有比这便宜的事了。
随便你们加什么帽子都可以。
但如按你们的意见办，总而言之是我们党受损失。
你们这个办法是全军覆没！” 由于取消了这次“左”倾冒险行动，对保存香港党组织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广东省委军委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指导武装斗争，二是做敌军工作，往张发奎部队派干部。
这期间，聂荣臻还参与指导海陆丰地区的武装斗争及海南岛和广西的武装斗争。
１９２７年９月份海南起义，成立红三师，以五指山、黎母岭地区为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海南岛的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五指山上，为日后海南岛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９２９年，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燃起了星星之火，后来成立了红七军、红八军。
百色起义以后向广西派人，开展广西工作，也是广东省委军委的重要任务。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聂荣臻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
他１０月底自香港动身，经潮安，到达东江特委所在的丰顺大山里。
这时东江红军有３个团共１０００余人。
他对特委讲形势，鼓斗志，部署秋收斗争，调整组织，在大山里住了一个月的草棚。
此次巡视，聂荣臻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汇合起来。
否则东江的工作将不实际而走到失败的途上，这是目前极大的关键。
”①他明确地提出了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这一地区的斗争，后来由古大存等人领导，长期坚持了下来。
为了培训军事干部，广东省军委还经常办训练班，讲军事课，聂荣臻亲自任教，讲军事技术和战术。
他结合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太平天国成败的经验教训讲课，很受听讲人的欢迎。
在这两年，香港处于白色恐怖中。
聂荣臻多次历险。
为了逃避特务和叛徒的追捕，他学会了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把敌人甩掉。
他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
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来“咔”、“咔”地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
每当他听到“不祥之音”，就及时避开。
他每到一个接头点或一个住处，总要注意观察可疑的征候。
一次，他与恽代英一起和叶剑英碰头，谈完话后各回自己的住处。
他回到住所，在门口看到雇请的阿姨正从楼上搬出他的行李，觉得很奇怪，便没有吭声；阿姨给了他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事了，转身便走。
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破获，敌人在一张纸条上发现他的住处。
他返回时，敌人已经把一位与他同住的同志抓起来，正在等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页。
他。
１９２８年４月，聂荣臻与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在香港结婚。
他自赴欧留学至今，始终是孑然一身，现在，已近“而立”之年了。
在 武汉军委工作时，他认识了张瑞华。
｛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５６＿１．ｂｍｐ｝ 张瑞华中等个头，长得很秀气， １８岁，河南信阳人，原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她投笔从戎，就读于武汉军校，开始了革命生涯。
她那时已是中共党员，常到中和里军委机关。
一年以后，经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香港他们又相逢了。
在香港，有次聂荣臻正在讲课，张瑞华拿着文件推门而入。
她是到这里送文件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到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
过了几天，聂荣臻到了张瑞华的住处，提出要找她谈谈。
张瑞华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
”说完他就走了。
张瑞华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因为是自己的上级，也不便问。
过了几天，聂荣臻又来了。
谈话中间，聂荣臻流露出对张瑞华的爱慕之情。
张瑞华对聂荣臻也有好感，就同意了。
在那个急风暴雨的时代，哪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呢？斗争环境、革命工作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革命忠诚而相互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
这种珍贵的感情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达６４年之久。
张瑞华搬出住处，提着仅有的包括她所有财物的小箱子，住进了聂荣臻的秘密住所。
这时聂荣臻２９岁，张瑞华１９岁。
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为了表示良好的祝愿，周恩来到他们家作客。
那是他们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从上海到香港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忙里抽空到了他们在香港皇后道的家里。
周恩来对他们表示祝贺。
这是张瑞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后来她回忆说，“一见到总理，印象就非常深刻。
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
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
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 聂荣臻有了一个小家，生活紧张、愉快，也很清贫。
每月的生活费，按当时规定，男同志每人１５元，女同志７元，房租水电费由公家出，外有３元交通费。
这样少的钱，用起来自然显得拮据。
整个夏天聂荣臻只有一件绘纱短袖白衬衣。
他们住的地方很高，有几十级台阶。
张瑞华在窗口就能看到他必经之路。
他一进屋，总是浑身大汗，立即脱下上衣洗净，只剩下一件背心。
张瑞华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作，为便于掩护，乘船需要好一点的舱，穿着也要符合身份，自然要比聂荣臻的好一点，不过也只是两件比较体面的衣裳，是当时时兴的旗袍，在工作需要时才穿。
聂荣臻与张瑞华有时开玩笑说：“我们的生活用品倒是简单，到哪里去，随身就走了。
”他们过得清贫、幸福。
有一个爱侣为自己分担失败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愉悦。
１９３０年初，中央通知聂荣臻去上海。
张瑞华留在香港听候消息。
一个月后，省委通知她也到上海。
现在，她带的东西多了，一个藤箱，一个手提包，由香港乘轮船去上海。
当她踏上上海码头时，看到了等待着她的丈夫。
他们在上海一家旅馆住了两天，就买了去天津的船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聂荣 臻被分配到顺直省委工作。
他们在客轮的包间里，观赏着渤海湾的惊涛骇浪，久久地疑视着跟随轮船掠浪而飞的矫健海燕。
他们自身又何偿不是迎着新的急风暴雨飞去的海燕呢！ 第八章 在顺直省委 去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的还有贺昌和陈复。
贺昌是书记，聂荣臻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陈复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用调动工作的方法将他调离。
聂荣臻先于贺昌和陈复到了天津。
聂荣臻夫妇住在马场道丰云路１５号，位于日租界。
这里住有３家房客。
房东在银行里工作，房东太太就住在聂荣臻家的隔壁。
聂荣臻的公开身份是报社记者。
这个报馆是不存在的，房东也从不刨根问底。
他们在天津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住处的印象是很深的。
其间，正值张瑞华怀孕，头晕得厉害，得到房东太太的照顾，关系处得极好。
正是因为关系处得好，在他们离开以后省委舍不得放弃这个点，结果时间久了露出破绽，住进去的陈复从这里被捕。
全国解放后，张瑞华到天津重访故地，那个丰云路已湮没无闻，好心的房东也不知去向了。
“顺直”是个老名字。
顺直省委领导党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
聂荣臻到后不久，顺直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
贺、聂、陈到天津后，很快完成了省委工作的交接，张慕陶调回中央，经审查定为托派，被开除党籍。
抗日战争时期他投奔阎锡山，后来在陕南被胡宗南枪毙。
聂荣臻在顺直省委主要是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从事工运和兵运工作。
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被捕关押在天津狱中，新的省委组织了对彭真的营救工作。
筹措了一些钱给彭真送去，解决了些困难。
那时天津一带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统治还不像国民党那样严。
４月中旬，聂荣臻去唐山开滦煤矿开展工作。
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有事，我出去两天。
” 聂荣臻去唐山是搞工人运动，并布置“五·一”节的行动，有可能的话也做一下兵运工作。
唐山的特务监视比北平、天津要松些，但开展活动也很困难。
唐山当时是煤都，白天工人下矿井或在工厂做工，吃饭时才可以和工人混在一起，谈话做工作。
工人上班后，他就到茶馆，花几角钱喝茶。
他住在一个单身工人家里。
这个工人是共产党员，人称“老刘”，他俩同睡在一条小上炕上。
初春的冀东夜间还很冷，老刘一早起来，好心地往灶里加些煤，因通风不好，聂荣臻中了煤气。
他迷迷糊糊地从炕上滚落到地上，爬到门前，把门打开，才避免了一次灾难。
他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一次吃饭时，一个工人悄悄地告诉他：敌人发觉你了，还是躲躲好。
唐山兵运工作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好在工运工作部署已经告一段落，他便返回天津。
在唐山他只呆了几天时间。
“被人发觉了，很危险，几乎回不来了！”见到妻子时他这样说。
直到这个时候，张瑞华才知道他去了唐山。
后来贺昌也到了唐山，也很快被敌人发现。
为了逃避敌人，他躲到运货的火车车厢里，拉回天津。
在聂荣臻离开的几天中，张瑞华妊娠反应十分厉害。
一天她到楼下洗衣服，和房东太太说着说着话就晕倒了。
房东太太把她扶进房间。
那两天，她完全靠着房东太太照顾。
聂荣臻对妻子十分体贴。
一次他们到商店去，张瑞华突然感到头晕，靠 在门上，聂荣臻见状立即叫了辆黄包车，一起回到住所。
事隔几十年，张瑞华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那是饱含着甜蜜的回忆。
４月下旬，聂荣臻去北平，布置“五·一”节撒传单。
这是聂荣臻第一次进北平。
街头迎面刮来古都春季特有的风沙，整个天空灰蒙蒙的。
大街上走着骡马，甚至还有骆驼，到处都是灰尘。
北平给他留下了破旧阴暗的印象。
他先住进一家旅馆，宪兵查得很紧，只好找关系住进北京大学。
北平有个宪兵三团，是很厉害的，杀了很多人。
敌人搞连环保，整条街要互相保证，出了事情整条街的人都要负责，所以搞得很紧张。
聂荣臻在北平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
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
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
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
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聂荣臻住在北大学生宿舍简陋的平房里，与学生们同睡火炕，在沙滩小吃店就餐。
与学生们一起吃、住，既安全又自由。
他看到学生们的情绪比较低落，了解到有些人被捕过，有的党员借故不参加活动，这是革命处在低潮时的群众情绪。
“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就是不认识这个现实，不顾组织暴露和流血牺牲的危险，一味地发动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力量的存在。
通过在学生中的观察，更增强了聂荣臻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感。
他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仍不能平静。
他感慨地说：“原来党的基础很好，上海各地的基础很好，就是那样搞来搞去，几乎等于零了。
一直到抗战，才慢慢地恢复起来。
使白区工作损失最大的首先是盲动主义。
不顾现实的可能性，一味蛮干，就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
”这次李立三布置的“五·一”节游行，最后还是取消了。
聂荣臻在顺直省委工作了４个月，５月初即奉命调到上海。
为了安全，借口到外地办事，买了张火车包厢票，悄悄离开天津。
张瑞华在天津留到５月中旬。
因为平时同房东和邻居的关系融洽，年轻的和年老的太太们都要到火车站为张瑞华送行。
可是，怎么送呢？她向房东说的去向是河南，说回老家，那是个托词。
一送，就会把秘密泄露了。
她婉言谢绝了，提个箱子，独自一人到了火车站。
第九章 在中央特科 １９３０年５月，聂荣臻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
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
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
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
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
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
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
不过，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
他叫聂荣臻负责搞行动，意思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杀叛徒、特务。
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
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
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加强了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迅速调动。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
后者好办，前者很困难。
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
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聂荣臻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甘冒各种危险。
张瑞华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
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５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１２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３点钟才回来。
我５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
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
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
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
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
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
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
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张瑞华得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症
一 直伴随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
情报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报的组织里。
凡是要危害共产党的事情，打入敌人情报组织里的人就先发现了，转告中央，赶快采取对策。
这样，党组织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险。
１９３０年４月至１０月，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投入总乒力达１００万以上。
他们的后方空虚起来，这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
６月１１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７月１３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紧接着组织武汉暴动，以争取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叫聂荣臻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与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叫刘伯承到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
李立三还要求各地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
于是，刘伯承去武汉，聂荣臻到镇江。
聂荣臻带了两个人，一个叫伍云甫，一个叫涂作潮，是搞无线电的，拟打下镇江后用无线电与中央联系。
他们到镇江分别住下后，聂荣臻找到镇江市委书记，了解镇江情况。
那位书记说，他们能够控制的力量，一是镇江兵营里有一点人，还有镇江附近的一小股民间武装。
这就是镇江起义攻打南京的基础。
聂荣臻马上意识到根本没有条件，起义不能搞。
而这位市委书记，已被敌人盯上了。
聂荣臻在旅馆和他谈过话后，上街买了一张地图，想研究一下南京地区的地形，又在街上逛了一会儿。
当他回到旅馆，看到他住的房间里有两个陌生人，职业上的警觉使他明白出事了，立即转身走开。
他徘徊在街头，决心取消这次起义。
天黑了，总要有个安身之所。
他走进一家澡堂。
镇江的澡堂是彻夜开放的，这为他提供了避难所。
他在这家澡塘洗两个钟头，在竹床上躺一会儿，已经是半夜了，又换一家澡堂，再跳入浴池，总算挨到了天明才走出澡堂。
外面细雨蒙蒙，他看看街上有行人了，便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
回到上海，很快就看到报上登出镇江市委被敌人破获的消息。
他回想起昨日回旅馆看到的情形，感到真是万幸。
他只要一步迈进那个房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回到上海，知道同去镇江的伍云甫和涂作潮俩人没有回来，他又返回镇江。
好在事前有准备，很顺利地把他们接回上海。
他向李立三汇报了事情经过，说明镇江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
李立三还不相信，叫顾顺章派人去镇江核实，得知市委机关确遭破坏，市委书记被捕，此事才算了结。
去武汉发动起义的刘伯承同样没有搞成，也相继返回。
与刘伯承一起去武汉的刘云却牺牲了。
聂荣臻八旬高龄时谈及此事还不无愤慨地说：“李立三那个盲动主义，简直是坐在家里想的，根本不去考虑条件，主客观的条件。
你不能这样嘛。
”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
９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向忠发做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做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形势，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瞿秋白做了政治讨论的结论。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离开了领导岗位，取消了全国总暴动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聂荣 臻对这些都是深表赞同的。
第十章 到中央军委工作 １９３０年８月，周恩来回到上海，非常重视各苏区的军事斗争。
不久，聂荣臻就调到中央军委，重新作周恩来的助手。
这年９月，他的女儿聂力来到人间。
当时他们住在西摩路，与欧阳钦夫妇住在一处。
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瑞华还在操劳。
那天，周恩来约陈赓到聂荣臻夫妇住处碰头研究工作。
张瑞华一早买了些菜，点上两个汽炉子，一直忙到晚上。
客人来了，４个人围着饭桌，边吃边商量工作。
吃完饭，聂荣臻和客人一起走了。
张瑞华收拾完东西，感到腹痛，盼着丈夫回来。
他回来时已经是半夜了。
“今天晚上可能要生了。
”“那就赶快到医院去。
明天我还有事，不能陪你，等事情完了再去看你。
”聂荣臻关切地对妻子说。
这么晚，住处又偏僻，找谁？聂荣臻出去叫车。
还好，他找到两辆人力车，送张瑞华到一家美国人办的慈善医院，住进８人一间的产房。
第二天，张瑞华生下了聂力。
这一天聂荣臻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她，委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代劳，到第三天他才看到分娩后身体虚弱的妻子和脸蛋红彤彤的小女儿。
过了“而立”之年，他有了下一代。
到产房没有带任何东西，但他那和善诚挚的目光给了妻子以抚慰。
到了第七天，他把妻子和女儿接出医院。
军委的工作同样十分忙碌。
９月、 １０月，聂荣臻协助周恩来在上海开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派往各苏区的军政干部。
此后，军事斗争的形势很好。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赣南、闽西苏区，以后发展成中央苏区。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次反“围剿”，消灭国民党军１．５万人，活捉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１９３１年３月至５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取得节节胜利，横扫７００里，歼敌３万余人。
面对这种局面，聂荣臻感到欣慰。
他和刘伯承一起讨论形势，兴致勃勃地说：“红军以劣势兵力面对国民党的优势兵力，由西向东横扫过去，这种打法很少见，横扫敌人啊！横扫儿百里呀！部队不停，各个击破，一直打到闽西北，这是很大的胜利！”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陈郁、陈赓等７人组成中央军委，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①，以加强对各苏区军事斗争的各项支援工作。
面对各苏区不断取得胜利，聂荣臻很受鼓舞。
在周恩来主持下，他与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一起商量，决定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
于是，刘、叶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傅、李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
后来这两本书送到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央军委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通报给各苏区。
除提供情报，还向各苏区输送干部，提供药品、物资，安置重要伤员到上海就医。
军委还要了解和发现各根据地发生的偏差，及时向中央报告予以纠正。
聂荣 ①《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89年3月第1版， 臻与欧阳钦等人发现当时各苏区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就及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８月３０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此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得到了纠正。
这一时期，聂荣臻参与领导了“兵运”工作，颇见成效。
１９３１年夏天，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通过当时做兵运工作的中央军委参谋朱瑞，在上海与中央军委取得联系，是年冬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西北军的吉鸿昌军长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也是这时与中央军委联系上的。
另外与傅作义部重要将领邓宝珊常有接触。
中央军委还争取了程潜部下的李明灏先生，李明灏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在这种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１９３１年春节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吃过晚饭以后，邓颖超和刘伯承到聂荣臻家过年。
邓颖超很喜欢小聂力，每次来都要抱一抱、逗一逗。
他们进屋时，聂力正躺在摇篮里，邓颖超便兴冲冲地去推摇篮。
没有注意摇篮旁边放着马桶，这一推，把马桶碰翻了，尿液顺着楼板缝隙往下流淌。
下面的人马上喊起来：“李太太，李太太，你们楼上干什么呀？屎尿都弄到我们神仙桌上面来了！”张瑞华赶快跑下去，看到房东太太一脸不高兴。
原来他们正在祭祖，求祖宗保佑一年的平安，这下就犯了很大的忌讳。
张瑞华说了许多好话，还在香炉里插上香，又磕了３个头，房东的气才消了。
张瑞华回到楼上，邓颖超、刘伯承和聂荣臻才舒了一口气。
邓颖超说：“我闯了大祸了！”直到１９７３年，聂荣臻夫妇看望刘伯承时，刘伯承还谈到此事。
刘伯承住院后，张瑞华带着聂力到医院探视，刘伯承对聂力说：“你小时候，你的妈妈呀，闯了一个大祸，给人家磕头哇，告诉了你没有？”邓颖超也一再提到此事。
聂力为聂荣臻、张瑞华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困难。
孩子刚生下，张瑞华一滴奶也没有，孩子又不肯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就喊：”李太太，你们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啊？你要去看一看呐！”张瑞华把实情告诉了房东太太，房东太太就说：“你给她找个奶妈嘛。
”但是，怎么找呢？不是党员，找到家来很容易暴露秘密。
张瑞华只得坚持用牛奶喂孩子。
聂荣臻白天奔忙一天，夜间常抱着女儿，在前楼走来走去，一直拍到孩子睡着。
后来孩子总算养成吃牛奶的习惯了。
在秘密工作的严峻岁月，彼此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见的人不见。
张瑞华对聂荣臻的工作所知甚少。
一次，聂荣臻要见一个同志，因为有了孩子，张瑞华不能躲出去，怎么办呢？聂荣臻与张瑞华商量：“有个同志来找我谈问题，你就躺在床上睡觉，用被子把头捂起来，不要看，我们悄悄地说，你也听不到，我们谈完，他走了你再出来。
”张瑞华只好这样。
那个同志来了，张瑞华把大被子一蒙，直闷了半个钟头，掀开被子时说：“真把我憋坏了！”聂荣臻对于张瑞华送递文件的机关在哪里也是从来不问的。
１９３１年春节过后不久，他们搬到法租界一栋小洋房里，与李富春、蔡畅夫妇住在一处。
周恩来、邓颖超常到这座楼上与他们研究工作。
他们围着一张桌子，以打麻将为掩护，边打边开会。
１９３１年４月下旬，聂荣臻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央特科的日常工作，又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内很多机密，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
顾顺章在叛变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以突然袭 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得知。
他立即派人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上海，报告中央。
接到报告，陈云、聂荣臻和陈赓、李克农、李强协助周恩来，分头以最快的速度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等党的各种机关全部搬了家，转移了党的主要负责人，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转移或撤离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国民党的阴谋落了空，避免了中共中央机关遭受大破坏的危险。
聂荣臻在这一两天里几乎没有合过眼。
此后，聂荣臻把家搬到了虹口区提篮桥。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敌人的恐怖活动加强了。
聂荣臻每当外出，总对张瑞华交待，如果几点钟不回来，你就要搬家。
他们每天都提心吊胆。
张瑞华经常跑到三楼，装着晾衣服，观察周围动静，注意有什么可疑的征候。
聂荣臻有次在南京路就碰到过一个叛徒，他机智地从车上跳下来，到商店里三拐两拐，才把叛徒甩掉了。
６月２２日，向忠发被捕，又很快叛变。
情况越发紧张。
以后，上海就难以活动了。
３个月以后，又发生了日军强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
１２月初，党的负责人逐渐离开上海，到各个苏区。
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相继离沪。
革命斗争虽然艰险，但像周恩来、聂荣臻等职业革命家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周恩来走之前，与邓颖超一起，到聂荣臻那里吃了顿饭。
张瑞华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和饺子，特意准备了三鲜（虾仁、鸡腿、冬笋）馅的饺子。
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如约而至，聂荣臻提早半小时赶回。
煮了一锅饺子，有的还煮破了，先把好的吃了，然后又吃破的，最后连汤都喝光了。
周恩来对邓颖超说：“真好吃！真好吃！等于过了一个年。
难忘得很。
”直到８０年代，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邓颖超每每见到张瑞华时还常说：“那个饺子怎么那么好吃呢？！”张瑞华便说：“那是在艰苦的环境呵！” 聂荣臻也行将离开。
他原定分配到湘鄂赣苏区。
这时聂力已经一岁多，非常聪明，和爸爸十分亲。
每当聂荣臻出去，一穿外衣，她就牵着母亲到衣架上拿帽子，一直送到楼梯口。
每当聂荣臻回来，她刚刚听到楼梯口有脚步声，就跑过去，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着爸爸的手。
聂荣臻平常不爱多讲话，但温和善良，对小孩非常喜爱。
不仅对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也是如此。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向妻子女儿告别。
张瑞华因为有孩子，不能一道去苏区。
他们自结婚以来几分几聚，习以为常。
但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夫妻再见时已是几年后在黄沙漫漫的西北高原上，而父女相见，则是１５年之后在张家口。
聂荣臻登上了轮船。
黄浦江泛起了汹涌的波涛，他离开了上海。
从１９２８年开始，４年漫长而艰险异常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磨练，“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１９８０年时聂荣臻回顾这段历史，感慨地说：我积几十年之经验，地下工作目的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公开活动不行了，革命处在低潮，我们党转入地下工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党的任务是什么？在抗战中间，主席讲过，我们地下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这是正 确的。
过去上海多有基础啊！可是后来就是暴动！有点力量就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写个标语，好像不写这些，共产党就不存在了。
留在上海的张瑞华，在聂荣臻走后日子更不好过。
本来离别就令她心烦意乱，而孩子哭闹着找爸爸，就越发增添几分凄凉。
早晨一起床聂力就又哭又喊：“爸爸！爸爸！”哭得房东都说话了：“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病。
”张瑞华只好说：“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我去看一看。
”她把孩子领出去，在马路上，在公园里坐一坐。
过了一段日子，孩子慢慢平静下来了。
一次张瑞华领着聂力到公园，看到一个照相的，思忖到聂荣臻对亲人对孩子的思念，便给孩子照了一张两寸全身照片。
张瑞华委托党的秘密交通人员把这张照片带到中央苏区。
正是这张以绿茵为背景的娃娃照，伴随着聂荣臻度过了硝烟弥漫的岁月。
他一直把它带在身 第十一章 在战争中学习 前往苏区的聂荣臻身着长袍，化装成普通老百姓，与当时中央负责交通工作的陈寿昌同行。
他们乘轮船在海上颠簸几天到了汕头。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主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一带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在赣南。
中央的很多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都是走这条路线的。
到湘鄂赣，当时要经过中央苏区转道，才比较安全。
人称这条线为红色交通线。
聂荣臻与交通站接上头乘小汽船到潮州，再沿赣江溯流而上，到了大埔。
大埔到苏区，中间隔着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封锁线，筑有碉堡、岗楼、哨卡，只能偷渡，不能走大路。
他由交通站安排的向导带领，或钻山沟，或走小路，有时白天走，有时夜间走。
因为是外地口音，尽量不说话，靠近村镇时拉开距离，跟在向导后头，气氛显得分外紧张。
还好，路上没有遇到意外，到了永定。
向导把他送到这里便完成任务了。
他在永定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稍事休息即转长汀。
在长汀遇到了欧阳钦。
这时欧阳钦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福建省委设在长汀。
时令又适逢新年，两个老战友相聚十分高兴。
欧阳钦告诉他，１２月１４日宁都起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１．７万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领导下参加了红军。
｛ｅｗｃ 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７５＿１．ｂｍｐ｝ 福建省委给了聂荣臻一匹马，他单身匹马上路了。
这条路，他在南昌起义后南下时走过，长汀离瑞金６０来里。
快到中央所在地了，又受到宁部起义消息的鼓舞，他感到心情舒畅。
心急马快，晚上９点多钟，他就赶到了瑞金，首先碰到叶剑英。
叶剑英说：“单身匹马走，并不都是巩固区，还有一定危险哩！”他当晚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身着红军服，头发长长的，神采奕奕，说话很诙谐。
毛泽东说：“你来了好。
你来了首先到五军团。
宁都暴动了，你去那个部队，代表军委，到五军团工作，找上层谈话，做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
”这样，就没有按照原来的分配方案去湘鄂赣。
聂荣臻谈到上海特务、叛徒的横行情况。
毛泽东插话说：“还是这里可靠。
”聂荣臻说：“对呀！在白区地下工作，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笑了笑说：“还是拿这个好。
”说着指了指身边的枪杆子。
聂荣臻会意地笑了。
聂荣臻到苏区的时候，苏区正呈现着一派兴旺景象。
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分别成立。
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１．７万多人。
一连３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敌人震惊、恐慌，人民振奋，红军正经历着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聂荣臻先到红五军团去帮助工作。
红五军团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下辖十
三、十四、十五军，总指挥季振同，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他找上层军官谈话，谈形势、谈政策，使他们安下心来。
这支部队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主力之
一，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和历次战斗中，打了不少胜仗，在长征中担任后卫阻击追敌，立下了殊勋。
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①。
主任是王稼祥。
他到职后便参加打赣州。
打赣州的作战会议是在瑞金召开的。
对于打赣州，有两种意见。
毛泽东认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红军不利，反对打这一仗。
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６日发出“首取赣州，迫吉安”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攻打赣州。
聂荣臻初到苏区，情况不明，没有表态。
１９３２年２月４日打赣州的战幕拉开了。
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守城的敌军有８０００人，主攻部队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有１．４万人，红五军团的十四军、十五军作预备队。
第四军在南康、新城、杨眉寺一带警戒广东方面的敌人。
聂荣臻跟随红三军团的部队行动，做战场政治思想工作。
他在第一线目击了赣州之战的激烈情景。
红三军团的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但被敌人用火力封住，未能突进城垣。
尔后出现久攻不下的局面。
３月初，敌罗卓英率两个师约２万人，增援赣州，并以一部隐蔽进入城内，清晨突然反击，使红三军团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损失很大，靠五军团掩护，于３月７日撤出战斗。
是役历时３３天，城未攻克，损兵折将，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是个失败的战役。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２日，重新组建红一军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林彪为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
聂荣臻随即到红一军团工作。
从此，他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部队，南征北战，长达５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之
一。
在这支部队的建设上，聂荣臻是有重要贡献的。
重新成立的红一军团，下辖第四军（军长王良、政委罗瑞卿）和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每军３个师，计９４９８人。
３月１５日又宣布了陈奇涵任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对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感到突然，事前谁也没有同他谈话；又感到高兴，因为他知道红一军团是中央苏区的主力，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接到命令，他决心与林彪配合好，与广大指战员相处好，把部队带好，以不负党的信任和重托。
３月中旬，在南康县唐江镇的宋氏伺堂里召开了全军团的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场四面墙壁上贴了很多标语：“庆祝新的军团成立！”、“打到外线去，开辟新苏区！”、“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朱总司令主持会议，宣布中革军委命令：“第四军军长林彪任一军团总指挥，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一军团政治委员。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着重说说中路军的行动。
沿赣江攻打两岸中心城市是不对的，那里敌人兵力密集，难以取得胜利。
我军如向西，有赣州挡住，这次赣州没能打下来，就难以再向西发展了。
向东，有闽西苏区作依托，敌人也比较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这是巩固扩大苏区的主要措施。
但也有的人怕红军主力走远了，敌人来占我们老家，因此反对。
其实他看不到苏区人民力量的强大，不懂得敌人害怕红军主力打出去，他们总是跟着红军主力走。
” 毛泽东所说的中路军问题是这样发生的。
３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在赣县江口召开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打赣州的错误，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根据地。
会议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红
一、红五军团为 ①聂荣臻”七大”代表登记表。
中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夹赣江而下，北上攻打两岸中心城市。
毛泽东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计划。
朱、毛讲完后，林彪说：“我个人，担子重一些，承担吧！”聂荣臻那天身穿陈赓送给他的咖啡色皮夹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先作了自我介绍，以后说：“我到苏区来以后，做过总政治部副主任，现在调来一军团当政治委员，深感责任很重。
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战斗。
一军团是个老部队，久经锻炼，有很好的光荣传统。
同志们有很多战斗经验。
以后我们共同建设红军、保卫苏区，为共产主义奋斗。
” 聂荣臻讲话时那种文雅、有条理的知识分子风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聂荣臻到一军团不久，在向瑞金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再次向林彪、聂荣臻说明了红军应东向闽南，向敌人兵力薄弱地区进军的意见。
林、聂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遂于３月２１日致电中革军委：“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五军团应即随一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①建议被接受，中路军改称东路军，改向闽南进军。
４月初，即在毛泽东率领下进军闽南。
｛ｅｗｃ 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７９＿１．ｂｍｐ｝ 闽南的敌军是张贞的四十九师及其保安部队，共９个团，１万人左右。
红军
一、五军团共１．５万余人，占优势。
毛泽东分析，龙岩守敌两个团，兵力较弱，红军宜速战速决。
于是，４月１０日拂晓，红一军团向龙岩攻击前进，当天解决战斗，歼灭张贞一个多团。
然后，以红五军团十三军驻守龙岩，保障龙岩到漳州西北的马山一线。
１６日，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林彪、聂荣臻等主要领导人进行缜密的敌情地形侦察。
敌主力两个旅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守漳州市内，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
这里地势险要、山岭起伏，北扼天宝大山，南靠宽阔的龙江，要取漳州必须先突破这一线阵地。
据此，决定四军主攻天宝阵地，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的敌军，三军为预备队。
１９日拂晓同时发起进攻。
经过激战，占领天宝阵地，全歼守敌１个旅，击退敌人援军，助攻方向也取得预期的效果。
敌师长张贞吓得焚毁城中弹药库，率残部分头逃往漳浦、泉州、厦门。
红军４月２０日占领漳州并前出到石码、漳浦、云霄、平和等地。
是役，歼灭敌四十九师大部，俘敌１６００多人。
这一天，漳州市民用惊奇的目光看着红军的入城式。
引导红军入城的是十几把军号组成的乐队，号声雄壮。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十三团， １０００多人成４路纵队，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歌行进。
在三十三团后面，一队队步伐整齐的队伍跟着前进。
毛泽东身穿制服，头戴草帽，骑着一匹黄色大马，走在队伍中间。
一进城，群众告诉三十三团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一个飞机驾驶员给打死了，飞机停在机场。
陈冬生马上带一个班去机场，果然看到停着两架飞机，一架能开，一架不能开。
原来其中一架飞机在漳州外围执行侦察任务时，飞得很低，副团长陈冬生指挥两挺机枪架在龙山顶上，把它打坏了，驾驶员负重伤飞回漳州。
林彪、聂荣臻都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张合照——这张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有位朝鲜籍红军战士自告奋勇，将能飞的那架飞机架回瑞金了。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8页。
进入漳州这样大的城市，在政策纪律上对红军是个考验。
漳州是侨乡，如何对待华侨，政策性很强。
部队进入漳州的具体政策，是毛泽东制定的，强调红军入城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允许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予以没收，仍打土豪，但对一般工商业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
驻漳州近两个月中，作为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认真严肃地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使部队在政治建军上提高了一步。
驻扎在漳浦的部队在筹款时，林彪支持部队拉着不肯交款的土豪到街上拷打，聂荣臻坚决反对。
他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股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
”林彪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能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
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土豪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
”经过争论，林彪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部队受到了教育，挽回了影响。
“五·一”节时在漳州闽南医院前的草坪上召开部队、群众万人大会，聂荣臻登台发表讲话，号召闽南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号召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携手抗日。
这是他向部队首次公开讲话。
他的儒雅作风，给部队和群众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红军在漳州一个多月中，扩大了红军，筹款１００多万元，解决了
一、五军团的军需服装，成立了３０００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向贫苦群众发放谷子４万多石。
５月２７日军委电示：东路军下一步任务是开赴赣南，与入侵赣南根据地的粤敌作战。
聂荣臻到苏区后短短的时间里打了两仗，这两仗他都亲临一线，一是打赣州，二是打漳州，前者损兵折将，后者一举攻克，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
他说： 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 了亏。
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
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 打，取得了胜利。
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 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①这就是聂荣臻跟随毛泽东东征领会到的十分珍贵的战略思想。
此外，他对毛泽东注意战前的调查研究，“示形”以调动敌人，注意集中兵力、及时调来五军团形成优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打下龙岩、漳州后都及时总结）和发扬军事民主等具体的指挥艺术刻意学习，受益匪浅。
聂荣臻还从这一战役中学习了开辟新区的策略。
毛泽东开辟漳州新区的策略思想是：不因占领漳州而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
规定了“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以龙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５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等从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都给了他深刻印象。
第十二章 为黄陂和草台岗大捷尽力 １９３２年５月下旬，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北上，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以一部侵占信丰，向于部窥进，使赣南根据地受到巨大的威胁。
为了打击粤敌，东路军于６月初回师赣南。
６月中旬，红军的编制又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
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随军行动。
红
一、五军团经过长途行军，６月底７月初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７月上旬同粤军于水口地区遭遇。
８日，红五军团与粤军激战于水口。
９日下午，红一军团和十二军紧急增援水口，会合红五军团和独立第
三、第六师，与粤军打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仗。
经几小时战斗，将１０个团粤军击溃，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赣南得以安
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历史事变，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震荡之深刻，促进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的壮丽史诗。
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以此为界石，大致可以说，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从旧民主主义进到新民主主义，是为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为谋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则是为建设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
时代赋予的宏伟的历史使命，落在亿万中国人民的肩上。
无论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自然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都是必须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智慧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宏图大业。
也正是在这种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才涌现了一大批反映群众需求、体现群众意志、凝聚群众智慧的杰出代表。
如同历史上一切重大变革的时代一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
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最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
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
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
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创业史。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首批编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开国元勋和各方面的最杰出人士的传记。
这批传记的主人公将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的传记，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人民军队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各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等等。
毫无疑问，他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也是彪炳千秋青史的历史巨人。
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必然会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短处，一生中也不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某些过失。
但是，所有这些，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
他们为中华民族创建的功业，他们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们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震古铄今，垂范后世。
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必将成为培育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 主义信念的最好教材。
现在，中国人民正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宏伟设计，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在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而努力奋斗。
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一九九一年五月 聂 荣 臻 传 青春篇（１８９９─１９３６）第一章 少年立志，报国图强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下旬川江边的一个清晨。
一艘小火轮“呜”的一声长鸣，离开了重庆码头，劈开混浊的江水，朝着下游驶去。
甲板上站着年方二十的聂荣臻。
他久久地手扶栏杆，望着绿树与楼群相互掩映的山城。
家乡慢慢地向后移动，熟悉的景物在薄雾中逐渐消失。
他伫立凝思，心情激越，多少思绪和往事，就像流水涌向心头。
１８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石院子。
石院子原属于一家王姓大地主，是一座九重堂的住宅，建筑式样古朴大方。
院子周围环绕着良田沃土，院墙内外长满了翠竹，两侧各有一口波光粼粼的大堰塘。
聂氏祖辈由江西迁徙贵州，再折转到四川江津。
此时，王姓地主已经破落，石院子九重堂仅余三重，聂家买下后安居下来。
经过几代繁衍，聂氏成为江津境内一个比较富有的大家族。
但到聂荣臻出世时，家境已经衰败了。
石院子年久失修，更显得破败，只有竹丛仍生机盎然，织成绿色的帷幔，人们几乎踏迸院门时才能看到绿荫中的房屋。
祖上的家产传到聂荣臻的父亲聂仕先时，只剩１０来亩土地。
聂仕先将这些土地小部分出租，大部分自己耕种，以此维持全家的生计。
聂仕先为人持重，沉默寡言。
其妻唐雨衫，是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
聂荣臻出生快满月时，夫妻俩商量着给儿子取个吉祥的名字。
聂仕先读过几年私塾，便翻开《随身宝》，指着该书最后一句“百福骈臻得双全”，边念边对妻子说：“这是句吉利话。
按家谱排列，我们儿子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小名‘双全’，你觉得如何？”妻子满意地笑了。
聂荣臻两岁时，母亲又生下妹妹聂荣昌。
孩子吉祥的名字，并没有给聂家带来好运。
由于家族纠纷，聂仕先只得将自有的土地卖掉，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谋生。
１９０９年，地主收回了耕地，日子更加艰难，只得同别人合伙开了一个小染坊谋生。
聂仕先夫妇心地善良，对劳苦乡亲充满同情。
聂荣臻在父母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为人厚道，同情劳动人民，常常主动干些家务活，为父母分忧。
８岁时，到外祖父唐雨初家上了３年私塾。
在这里他受到了启蒙教育。
聂荣臻的三舅唐海潭在重庆法政学堂读书，思想活跃，知道外界的消息也多，常与同学在家里议论时政。
聂荣臻耳濡目染，也受到一些影响。
１９１１年，因外祖母去世，外祖父在家守丧，私塾停办，聂荣臻转到沙土堡孔德三塾馆就读。
辛亥革命后对新学的向往，使他于１９１３年转到吴滩插旗寺小学。
不久，又转到离家１５公里的永川县陈食高等小学住读。
陈食高等小学开设了多门学科，教师大多受过新学教育。
聂荣臻来到这里，倍感新鲜。
他十分珍惜时光，如饥似渴地学习，除学好必修的各科之外，还广读博览，增强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学期，他在课桌上刻下了“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的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每天晚间，常听到他的琅琅读书声。
别人已进入梦乡，他仍坐在小油灯下。
一个夜晚，国文教师刘继修来到他的小油灯下，看见他正在阅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便说：“作为青年学生，博览群书、知道古今，大有裨益，如此甚好。
”一个晴朗的清晨，校长赵学仕看到他在走廊上边走边背诵屈原的《国殇》，连连 点头称道：“好，好，屈原先辈的诗文应当熟读。
”聂荣臻以顽强的毅力，在这所小学苦读两年半， １９１７年春转到江津县九如镇立高等小学，同年夏毕业于该校。
３年的高等小学学习，聂荣臻各门学科都取得优异成绩。
在陈食高等小学流传着一个“打菩萨扩校舍”的故事。
这则故事里，记述了少年聂荣臻的斗争精神。
陈食小学设在名叫“三官殿”的庙堂里，庙堂四壁排列着许多神像。
庙小学生多，师生纷纷要求去掉泥塑神像，扩大校舍。
校长也曾向庙堂会首们多次交涉，但均遭拒绝。
这年夏天，新来了一位杨老师，家离得很远，学校又无空房可住。
荣臻和几个同学商量，把庙堂耳房腾出一间来给杨老师住。
当夜，他们把房里的菩萨悄悄打碎、搬走，在门口贴了一张字条：“玉皇圣谕：天地水三官，即日当乔迁。
”次日清晨，全校皆惊，一时纷纷议论。
有的说：“菩萨升天了。
”有的说：“菩萨搬家了。
”师生们心照不宣：“既然是玉帝旨意，就应帮助三官殿菩萨搬家。
”于是，把影响教学的菩萨全都打掉搬除。
庙堂会首们恼羞成怒，要求地方官清查。
可是，始终没有查出结果，最后由校长出面，买了香烛作祭，送菩萨“升天”，不了了之。
这样一来，不仅杨老师有了宿舍，教师们也有了办公室，又增加了教室，校舍宽敞多了，师生们都很高兴。
几十年过去了，聂荣臻当年打菩萨的故事还在当地流传。
１９１７年夏，聂荣臻考入江津中学。
江津中学，是当时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
它创办于１９０６年４月，是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学习日本近代教育制度而创办的一所四年制中学。
校址坐落在县城内黄荆街，校舍土木结构，全是平房，校门坐南向北，成口字形。
学校门前栽着两棵巴蜀稀有的榆树，校园内桑、柳、梧桐成荫。
当时学校的设备和教师，在四川可算是一流的。
聂荣臻十分珍惜在江津中学的学习良机，学习非常用功。
他认真地吮吸着文化科学知识。
在他所读过的书上，常有各种心得批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
对知识，他务求弄懂，不争分数高低，各种作业，一丝不苟，作图清晰，字迹工整。
他记忆力强，但不死记硬背，反复思考，直至彻底弄懂为止。
学校保存下来的操行考查簿上，记载着关于他的操行评语：①容仪——衣服朴素；动作——活泼，上课专心；言语——不欺，温和；品质——天性温和；智力——记忆力强；感情——进取；意志——坚固。
他面壁而读的精神，在学校里颇受人称道。
一次，教室里已空无一人，他仍面对墙壁高声朗读，国文教师杜文运看到后说：“荣臻，你也该休息一会儿啦！你每天都如此吗？”“是的，老师。
”“为啥呢？” ①《聂荣臻青少年时代》，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第196页。
“老师，学生以为学问就如一堵厚厚的墙壁，不下功大就不能凿穿它。
”“如此有志气！”杜老师把刚刚批阅完的一篇作文《评内忧外患》还给他，说：“荣臻，你这篇文章写得好！道出了我们中国国弱民穷的根源，切中时弊，有说服力。
文章思想新，有见地，文笔酣畅，辞意通达，我给你打了个满分。
我要把它贴在中堂，让同学们看一看！荣臻啊，你从哪儿学到这么多新名词、新道理呀？”聂荣臻指了指放在木凳上的几本书。
杜老师翻了翻，见是《天演论》、《物种起源》，还有《新青年》月刊等，慈祥地笑了。
江津中学管理极严，学生全部住校，平时不准走出校门，更不准上街。
自修室每间６至８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聂荣臻潜心攻读，博览群书。
家庭经济困难，他省吃俭用，但不吝惜金钱购书。
在他离开学校以后，学校还收到他从上海商务印书馆预订的一套《百科小丛书》。
为了这套书，他花了一石谷子的钱。
聂荣臻发奋读书，寻找着救国之路。
他面对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联系工业革命给欧美带来的振兴，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的崛起，思索着如何使贫穷落后的祖国繁荣昌盛。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强大的政治冲击波震荡着中国。
聂荣臻从《新青年》等杂志上，接触到新的思想，他积极加入了进步学生的行列。
１９１８年端午节，他约了七八个同窗好友到油溪，租了只小船，畅游浩瀚长江，观赏龙舟竞渡。
船到江心，收住桨片，小船随波飘荡。
此时，只见长空茫茫，江水滔滔，少年聂荣臻缅怀屈原，追念先辈改革法度的壮志，不禁热血沸腾，遂以酒酹江，吟诵起《离骚》中的诗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他们一面在舟中小饮，一面议论时政。
酒酣时，聂荣臻辞情激烈地说：“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
诸君将来再聚时，要有所成就方不负我们同窗之谊。
”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８日，召开了有２７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和会。
这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
这次会议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的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消息传到中国，举国震惊；传到江津，同学们气愤至极，在校园集会，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五·四”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
这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影响了中国一代激进的青年，也影响了聂荣臻。
聂荣臻和同学们一起，游行集会，撒传单，贴标语。
江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响起“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坚决抵制日货！不买仇货！不用仇货！”的口号声。
抵制日货，是聂荣臻在中学时代经历的最大的行动。
江津县城地处长江边上，商业比较发达，商店里摆的几乎全是日本货，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反感。
江津中学和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的学生代表联合起来，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
他们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
“乾坤泰”、“鸣盛和”等大商店不理睬学生们的要求，一些小商贩也跟着观望。
于是，激起了学生 们的愤怒。
学联代表组成小组，分别对那几家大商店进行搜查，将查出的日货逐一登记，封存于“文昌宫”，准备焚烧。
学联还派出代表，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
几家大商店听说学生们要焚烧日货，着了慌，采取各种手段反抗，勾结江津军政首脑，妄图凭借武力压服学生。
县长聂述文、驻军团长王天培召开学商两界代表会，江津中学的代表就有聂荣臻。
王天培在会场周围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企图压服学生。
商人们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学生代表据理陈辞，寸步不让，坚决要求焚烧日货。
双方相持不下。
６月末，《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
消息传来，更激怒了江津学生，他们立即集会，要上街游行。
校长和学监百般阻挠，关上校门，不准学生上街。
在这关头，聂荣臻和傅汝霖等进步学生鼓励同学们：“不要怕！冲出去！”学生们打开校门， ２００多人冲了出来，编成４路纵队，和甲种农业学校等校的同学们一起，汇成声势浩大的队伍。
学联派出代表，手执小旗，沿街维持秩序。
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进游行队伍，轰动了整个江津城。
游行队伍到达“文昌宫”，把封存的日货全部搬出，直抵东门江边，搭起高台，学生和群众围站四周，两校学生的代表登台主持大会，聂荣臻等人在会上发表了激烈的讲演，激起听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人人义愤填膺，就势把日货全部焚毁。
大多数商人，通过抵制日货的运动受到了教育。
但少数大商店老板极为仇视。
他们贿赂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
就在焚烧日货的第二天，团长王天培带着武装士兵来到江津中学。
学校在王天培授意下，首先开除傅汝霖，对其余的学生代表，则准备在学期结束时开除或勒令退学。
不久暑假到来，聂荣臻与江洋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一起，草拟了一封公开信，号召同学们回家后广泛宣传，唤起民众，抵制日货，共赴国难。
７月，聂荣臻回到家乡，与唐家修、叶楚才等人结伴，到吴滩、石门等地宣传。
他大多利用赶集时机，站在高处演说。
他演说时的爱国热忱，常获得在场听众的热烈鼓掌。
暑假结束回到学校，得知反动势力将对进步学生进行镇压。
激进的学生已经不能再继续读书，究竟何去何从，已经成为面临的严重问题。
这时，聂荣臻想的是去法国勤工俭学。
当时，四川的勤工俭学运动正在迅猛发展，青年学生积极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五·四”运动到１９２１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４９２人，为全国之最。
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共去了４０多人。
聂荣臻与钟汝梅等同学先到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手续、路费等具体问题，然后返回家中，进行出国前的准备。
他先到舅父家，争取支持。
舅父唐富华愿意协助。
可是，回到家里，父母却舍不得儿子远离家乡，担心发生意外，表示不同意。
聂荣臻向父母申明改变现状的意志和可能被捕的危险，坚决表示：“我生死都要去！”经过舅父的协助说服，父母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在舅父的帮助下，筹足了３００银元的路费，准备就绪了。
中秋佳节，家人团聚，备酒壮行。
农历重阳节后的一天清晨，聂荣臻拜别父母和舅父，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告别了家乡。
儿子离家的这一天，母亲把一坛醇酒埋在地下，准备用这坛酒为儿子学成返里接风。
可是，这一坛子酒，老人家一直未能取出来。
聂荣臻的母亲和父亲在３０年代就先后与世长辞了。
聂荣臻一别故乡，再也没有踏进石院子翠 竹掩映的家门。
直到１９５５年５月，他去四川视察军工厂时，才顺便回到江津县城。
小火轮在波涛翻滚的长江上行驶着。
大江的风光很快扫去了他心头的压抑。
船过万县，他和同学们瞭望白帝城，仰观巫山十二峰，饱览了三峡的风光。
祖国壮丽的山河，神奇优美的传说，使他们心旷神怡。
一位同学面对壮景吟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辈此去异国他乡，不知何时能归？”聂荣臻接口说道：“立志报国，那管他日久天长。
” 船到汉口，靠码头暂息，几个同学相约下船去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
在四川，为修铁路酝酿了多年，还发生了保路运动，但从未见过铁路，更不要说火车了。
他们赶到火车站，不凑巧，站上没有火车。
有人说，趴在铁轨上可以听到远方火车行驶的声音。
聂荣臻于是趴下，把耳朵贴在冰凉的铁轨上，只听得“嗡嗡”的响声。
大家离开火车站，很是兴奋，议论着从法国回来一定要在四川修条铁路，让自己的火车在巴蜀的大地上奔驰。
到上海后，他们停留了１０来天时间。
上海，当时被称为“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
在这里，聂荣臻看到了国中之国的租界，看到了外国人享有的特权，看到了外国佬和有钱人寻欢作乐的赌场、舞厅、夜总会、鸦片烟馆。
这些更坚定了他富国强兵之志，更感到出国求学的道路走对了。
第二章 留学欧洲 勤工俭学运动，是由一些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
早在１９１２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北京组织了“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提出“辅世界文明于国内”的口号，以改良中国社会。
１９１７年初，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从巴黎回国，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进一步推动了勤工俭学运动。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勤工俭学运动达到了高潮。
一批批爱国青年学生涌到法国。
其中大多数学生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
他们认为：只有到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回国后办工业，才有可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局面。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９日，聂荣臻和同伴们乘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穿越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前往法国。
在地中海遇到了大风暴，持续两天两夜，海天苍茫，乌云翻滚，邮轮在巨浪中颠簸，一片哇哇的呕吐声。
海水呼啸着从甲板上滚过，乘客们个个都背上了救生圈。
水手们说，地中海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布下的水雷。
人们的精神压力更大了。
万里远行，聂荣臻经受了精 神和体力上的磨练。
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４日抵达马赛港。
｛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１４＿１．ｂｍｐ｝ 华法教育会派李璜接船。
李璜带着学生们到了巴黎，很快开始分配。
聂荣臻被分到蒙塔尔纪中学学习法文。
在这里，他认识了蔡和森、蔡畅、向警予、陈毅等人。
陈毅是１９１９年１０月到法国的，为人热情奔放，初次见面就给聂荣臻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因蒙培尔纪中国学生太多，聂荣臻被转到法国北方的德洛，继续补习法文。
生活在法国学生群里，逼着他必须很快掌握法语。
他买了个小镜子，随身携带，经常面对小镜，读法文、讲法语、观察自己的发音口形。
不到半年，法语水平就有了很大提高，开始学习数理化。
当年秋，进了胡乃尔中学。
这年底，积蓄将尽，他便去工厂做工，挣了钱再学习。
当时法国缺少劳动力，找工作比较容易。
报纸上每天都有招工的广告，只要去封信，得到回信后，经过考试合格即可去做工。
聂荣臻先后在法国蒙塔尔纪橡胶厂、施耐得尔钢铁厂、雷诺汽车厂、巴黎西门子公司多米松分厂等工厂，当过汽车轮胎检验工、钳工、车工、炼焦工等。
无论读书还是做工，他都是在附近租间房子，几个人挤在一起，自己做饭，条件艰苦。
１９２１年，聂荣臻的生活出现了大的转折，现实斗争使他毅然投入到３次学生运动中去。
第一次是“二八”运动。
１９２０年以前，勤工俭学生部能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救济金，那时找工作比较容易，生活也好维持。
到１９２１年，法国经济不景气，大批工厂开工不足或接二连三倒闭，许多学生找不到工作，生活难以维持。
而国内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以经济拮据为由，在１９２１年１月中旬宣布与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
１７００多名学生的求学和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只好派代表到驻法公使馆交涉解决。
公使陈篆答应向国内请示。
不久，北洋政府回电驻法公使馆，拒绝学生要求，并威胁要把无工可做的学生“遣送回国”。
这就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
在蒙塔尔纪的勤工俭学生到了巴黎，会同巴黎的勤工俭学生， 向北洋政府驻法公使提出争“生存权”和“求学权”的要求。
聂荣臻闻讯，由胡乃尔赶到巴黎。
２月２８日，他随４００多名学生涌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
这次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迫使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做了一定的让步——答应延长３个月的救济金，并继续为没有工作的学生找工作。
聂荣臻与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在斗争后获得了６９法郎的救济金。
第二次是同年６月和８月的“拒款运动”。
１９２１年６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铃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３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并以中国某些地区的筑路权、采矿权、税收作抵压。
消息传出之后，勤工俭学生首先起来反对这丧权辱国的行径，在法国的中国人也被激怒了。
６月３０日，旅法各界召开第一次“拒款大会”，还冲进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抗议，吓得朱启铃等人逃出巴黎。
７月２５日，中法借款条约秘密草签，借款从３亿法郎增加到５亿。
得知消息，学生们更为激愤。
８月１３日，勤工俭学生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陈篆当众宣布在法国不得有卖国借款的行为，并须以宣言通告法国外交部及各报。
陈篆面对学生的激愤情绪，不敢露面，指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出面应付学生，王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进行谩骂。
学生们怒不可遏，痛打了他。
这一斗争发生时，聂荣臻在克鲁邹（又名施奈得尔）钢铁厂做工，他专程赶到巴黎投入了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
声势浩大的“拒款运动”，终于迫使中国驻法公使馆没敢在借款条约上签字。
接着便是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这一斗争与拒款斗争是交错在一起的。
１９２１年夏，北洋政府驻法代表以照顾勤工俭学生为名，向法国政府索取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里昂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并得到广东地方政府许多捐款。
但校方拒绝从勤工俭学生中招生，而从国内招收了一批家境富有的学生。
这个消息，激起勤工俭学生新的不满和愤怒。
蔡和森、赵世炎等人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从各地学生中抽调１２５人，组成“先发队”，于９月２０日分赴里昂， ２１日占领了里昂中法大学。
“先发队”事先把要求入“里大”求学的事情通知公使馆，陈箓当即表示赞助，拨款２０００法郎，作为学生赴里昂的费用。
但这是他的阴谋，公使馆暗下里与警察当局串通好，“先发队”进占“里大”后即被没收了护照，第二天押进芒特吕克炮台的兵营。
在进占“里大”的斗争中，聂荣臻担任联络工作。
为了动员更多的同学参加斗争，他比“先发队”晚两天到达里昂，这时，“先发队”学生已被押进兵营。
聂荣臻急于同被押同学取得联系，他找到公使馆副总领事李骏，要求他允许探望被押学友。
经过斗争，李骏给他开了一张探视证明。
聂荣臻利用这张证明，多次出入于兵营，并让被押的学生，拿着那张证明离开兵营，而他自己则利用护照，坦然大步走出。
这样，他共救出３人，其中一位是赵世炎。
１０月１３日，里昂市长到兵营宣布：“奉政府命令，将勤工俭学生全部遣送回国。
”当夜， １０４名学生被强迫遣送回国。
迸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宣告失败。
半年多时间里，聂荣臻参加了３次大的斗争。
他看到了学友们为国家民 族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受了极大的痛苦。
在斗争中，他思索着：祖国的前途何在？出路何在？ 进占“里大”斗争的失败，对勤工俭学生冲击很大，有些人相继申请回国。
而聂荣臻则在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８日的家信中宣告：“学不成，死不归”。
他于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底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
沙洛瓦大学没有工程、机械、化学等课程。
他于１９２２年暑期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
沙洛瓦大学校园宽阔，环境优美，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又有学生宿舍，再不用为住房而忧虑了。
但聂荣臻却不能潜心读书。
因为他正在经历着世界观的转变。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欧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出现了热潮。
在中国国内，一批先进人物也积极传播马列主义，促成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国际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派代表人物也纷纷登场，竭力宣传各自的观点和主张。
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思潮相互冲击、各种观点相互争鸣的纷纭局面。
而这时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十分流行，出版的书籍和刊物很多。
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思潮，相互展开着激烈的争论。
１０００多名留法勤工俭学生差不多都被卷进去了。
他们不是拥护这个党派，就是拥护那个党派，像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国民党，还有共产党。
留学生们一面做工、学习，一面参加各种活动。
在各种思潮冲击面前，特别是１９２１年亲身经历了３次学生爱国运动，聂荣臻对“实业救国”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
他反复思索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出国以来，他遇到的问题很多，思想经常处在矛盾中，觉得一切都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
他就怀着这种矛盾的思绪，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ＡＢＣ》等著作，还经常阅读从国内传到欧洲的《向导》等刊物。
《向导》把传播马列主义同分析研究中国问题结合了起来，对聂荣臻启发很大。
经过反复的学习思考，终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飞跃，多年来目睹封建社会的腐败，军阀统治的残暴，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和附属国造成的贫穷落后等等大量感性认识，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
他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是非常不现实的。
中国的经济命脉和工业系统几乎都被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所控制。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要发展民族工业，不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权，只能是一种幻想，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呢？ 从亲身经历的斗争实践中，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中，聂荣臻终于认识到，要想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使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只有建立劳工专政，实行社会主义。
１９２２年６月３日他给父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夏起，兵自增，而匪复猖！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二十一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尸位饱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睹此？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
四 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
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
此男之素抱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１９＿１．ｂｍｐ｝ 这封信中所体现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成为聂荣臻世界观转变的起点，由“实业救国论”者变为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革命论者。
１９２２年６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
８月，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①，开始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１９２３年２月１７日至２０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聂荣臻出席了这次大会。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主要讨论接受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和团员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聂荣臻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
经过４天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起草的章程，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选出５人为新的执行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入团以后，聂荣臻和刘伯坚一起，负责团的旅比利时支部工作。
他既要学习专业，又做革命工作，十分忙碌。
专业学习时断时续，以致他的学生登记表上校方注明：不怎么上课。
入团后他决心放弃沙洛瓦劳动大学的专业学习，集中精力做革命工作。
至此，做一个工程师的想法完全放弃了，他开始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１９２３年春，他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这时，旅欧学生中团员发展很快，人数很多，但党员很少，在比利时只有３个党员：刘伯坚、熊味耕和聂荣臻。
１９２３年暑假，聂荣臻到巴黎，担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团的训练部副主任，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和节假日从事团的活动。
从此，他与李富春、邓小平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团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以斗争来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的影响，争取了大批有志青年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根据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旅欧８０余名党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
１９２４年１月，成立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聂荣臻被选为处长。
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攻读马列主义，迸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办的夜校，和法国工人及法国共产党员一起学习政治经济学等基础理论课程。
１９２４年７月１３日至１５日，聂荣臻参加了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
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并选送一批干部回国。
选送回国的干部中就有聂荣臻。
这样，他于同年９月２２日离开了法国。
１９２４年秋天，聂荣臻经德国去莫斯科。
他在柏林住了一周。
当时，德国工人运动高涨。
小住中间，他还和德国工人一起上街游行，高呼口号。
德国工人的组织纪律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后，他乘船取道波罗的海，经列宁格勒到莫斯科， １０月份，奉命进东方大学学习。
莫斯科东方大学是培养东方各被压迫民族革命者的学校。
课程有十月革 ①《旅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9月23日给团中央的报告》，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命史、俄共（布）党史、世界革命史、工人运动史以及政治经济学等。
３个月后，于１９２５年２月，聂荣臻被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
学员全是从东方大学抽调的，和聂荣臻在一个班的有叶挺、熊雄、王一飞、范易、颜昌颐等共二三十人，王一飞担任翻译，聂荣臻担任中国班党支部书记①。
｛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２１＿１．ｂｍｐ｝ 这个学校在莫斯科郊外，中国班对外是秘密的。
学员着红军服装，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野营、演习、住帐篷、夜间站岗放哨，教员都是苏军的高级干部。
在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５个月。
时间虽不长，但却为聂荣臻日后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基础。
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爆发，国内急需干部，一年前成立的黄埔军校也需要加强。
聂荣臻和中国班的同学们，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一起回国。
他们８月上旬离开莫斯科，乘火车历时两个星期来到海参崴，从海参崴上船，驶向日夜思念的祖国。
聂荣臻在国外共度过了５年多时间，如今已经２６岁。
５年前，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远渡重洋，寻求富国强兵之路。
现在，他已经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踏上归途。
①《聂荣臻给陈乔年的信》，1925年6月30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第三章 在黄埔军校 这一批回国的共产党员全是学军事的，由王一飞带队，共２０多人，有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人，一律学生打扮。
船经日本长崎，他们看到一张日本报纸上披露：有一批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
大家不免有些紧张，都准备好了下船遇到盘诘时的对策。
１９２５年９月上旬，他们到达上海。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上海。
通过海关时，海关人员看看护照，简单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聂荣臻松了一口气，把护照收起来。
这张护照，聂荣臻十分珍惜，因为他每到一个国家，上面就有该国政府的签证，这些密密麻麻的签字，烙印着他５年的足迹。
回国以后，他一直将这张护照珍存在身边。
到了上海，聂荣臻等人由王若飞带领，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陈独秀说，你们一部分到南方，一部分到北方。
到南方的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
至于黄埔的工作怎么做，他没有说。
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了就是好事情。
这等于说，共产党是帮国民党的忙。
这就是聂荣臻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所留下的印象。
谈话后，聂荣臻即离开上海，于９月中旬到广东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而创办的。
为了创办这所学校，苏联政府资助了２００万银元现款作开办费，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并运来８０００支步枪和４００万发子弹。
聂荣臻分配到政治部任秘书①，协助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还兼任政治教官。
当时，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不久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参加第二次东征。
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中共党团领导小组负责人鲁易。
聂荣臻刚到黄埔时，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左派和右派斗争激烈。
戴季陶等人积极反共，廖仲恺刚被暗杀。
左派有识之士都主张反击，而陈独秀却一味退让妥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叮嘱聂荣臻：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扩大党的影响。
还说，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
聂荣臻遵照周恩来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
聂荣臻在政治部管党的工作，是黄埔军校党团领导小组的成员。
全校党团员的人数已经相当多，设立了几个支部和小组，然而只有少数人的身份是公开的，大部分还是秘密党员。
经常的、大量的工作是在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团员，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
他每周自黄埔搭船去广州一次，向中共广东区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听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委员、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等人做的形势报告。
聂荣臻将报告精神带回黄埔后在党内传达学习。
他负责安排政治教育，自己编教材，讲社会发展史，讲帝国主义论。
专职教员有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人。
除此之外，还约请 ①《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第510页。
社会名流前来讲课。
政治部成立了由黄柏龄为委员长的“政治军事月刊社编纂委员会”，出 版《革命军》、《黄埔潮》等刊物，聂荣臻担任该委员会的政治编辑主任。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他在《黄埔潮》上发表名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意义》的署名文章。
文章指出：一切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必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物质和技术方面一战术上、组织上，及一切军需品的供给上都要很充足，并要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是人人都知道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精神方面，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他决不是为那点薪饷所愿意如此的，他必定要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徒以机械的命令是靠不住的，尤其以十余元钱更不能买他的生命的。
”①然后，他在文章中又以东征军和苏联红军为例，详尽地论述了知道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战的军队，能够战胜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军队的道理。
这说明聂荣臻当时已经较深刻地认识到革命军队中政治工作具有的重大意义。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东征回来以后，有时到学校看看。
他对黄埔控制很紧，采取用钱收买等手段笼络下级。
在他看来，聂荣臻等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是专门挖他墙脚的，早就怀恨在心。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０日，聂荣臻经历了“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
两次东征，蒋介石已经军权在握。
他的起家本钱就是黄埔军校。
在一段时间内，他表面上同共产党合作，实际上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随着实力的增长，他的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
１９２６年１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在国共两党左派力量的倡议下，仍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由于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退让政策，在新选出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形成右派势力大、左派势力孤立的局面。
３月２０日，蒋介石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把他赶走，以此为借口，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工人纠蔡队的武装，提出：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不退出的要交名单。
那天是个星期天，聂荣臻从黄埔乘船去广州。
快到广州时，忽听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
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
他到舰上一看全是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便知道出事了。
经过暂时的软禁，没有审讯，当天下午就放了。
他急忙到区党委了解情况，区党委的人所剩无几，已经疏散了。
他得知周恩来也被一度软禁。
中山舰事件的突然发生，激起了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的极大愤慨。
怎么办？周恩来和正在广州的毛泽东等人都主张反击。
周恩来、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常在一起议论。
周恩来作了分析：国民革命军６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而在第一军政工人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下级军官中党员也不少，同情左派的力量就更大了，在第一军中党的影响很大，完全有可能反击蒋介石。
聂荣臻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
但参加议论者又都觉得：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军阀，谁来领导（当时各军的军长为：第一军蒋介石，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
显然事情很难办，只好等着中共中央决定。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页。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
中山舰事件的结果是： ２５０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有３９人经不起考验退出了共产党。
聂荣臻被免去了黄埔军校的职务。
周恩来也被免去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陈延年十分气愤，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这是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暴露。
通过中山舰事件，聂荣臻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后始终保持着对他的警惕。
聂荣臻到黄埔时，第一期学员已经毕业，第二期学员东征去了，第三期学员刚入学。
１９２６年春，第四期学员入学。
黄埔军校学制半年，是短训性的，造就了大批的军事人才。
不但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而且在共产党军队里也有不少。
聂荣臻在那里工作了６个多月时间，给学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清风店战役胜利结束后，被俘虏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就自称是聂的学生，要求见见老师。
第四章 参加北伐战争 聂荣臻离开黄埔军校，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工作。
区委军委设在广州万福路南华银行二楼。
这是一座铺着木地板的旧楼房，过道很窄，光线暗淡，人走动时楼板的响声很大。
中间是一个大厅，入门右边有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是周恩来办公用的。
左边有两张桌子，是聂荣臻和黄锦辉的办公桌。
西边屋是周恩来和其夫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邓颖超的住处。
东边的屋子是聂荣臻和黄锦辉的住处。
这便是军委的机关了。
当时，军委的任务是为北伐战争进行准备。
北伐是孙中山的主张，以打倒割据北方的封建军阀为目标。
中国共产党予以积极支持。
广东区委军委直接领导着国民革命军第
一、二、
三、四、六军以及黄埔军校本部和入伍生部的党的工作。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聂荣臻和黄锦辉同这些单位联系，派遣干部，部署工作，向共产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北伐进行准备。
聂荣臻认为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推进国民革命。
他对北伐充满了热情。
１９２６年５月１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率所部作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省的肇庆、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
７月９日，各路大军誓师北伐，首先讨伐占据湖南、湖北、河南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
北伐战争开始了。
广东区委军委决定聂荣臻任军委特派员。
任务是向带兵的共产党员传达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把下面的情况向上反映，帮助北伐军解决遇到的困难问题，并沟通军队和各地中共组织的联系，派遣共产党员到北伐军中工作。
他很快离开广州，坐船到上海。
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了情况，转赴武汉，再坐船到长沙。
当时长沙已经被北伐军攻克了。
聂荣臻在长沙组建了军委联络点。
不久，叶挺率部自长沙出发，作为主要的突击力量与其他北伐军一起，经激战攻占汀泗桥、贺胜桥，包围了武昌。
得知消息，聂荣臻随即转往武昌前线。
坐在火车上，他看到还没有打扫的战场，到处都是北伐军烈士和北洋军阀部队官兵的尸体，可见当时北伐军作战的英勇和战斗的惨烈。
聂荣臻对叶挺和叶挺独立团的同志满怀深深的敬意。
聂荣臻到武昌前线后住在叶挺独立团团部。
１０月１０日，北伐军攻克武昌。
硝烟未散，聂荣臻奋不顾身，从城门下的沙包缝里挤进了城，找到中共湖北省军委，在武昌中和里设下机关。
他把这条巷子全号了下来，和湖北省军委一起办公。
聂荣臻任湖北省委委员、省军委书记。
不久，张国焘到武昌，任湖北省委书记。
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在汉口，北伐军各军也都汇集于武汉三镇。
聂荣臻这段时间工作十分繁重。
为了推动北伐，他频繁地来往于武汉三镇之间，了解情况，传达中央指示，派遣干部。
各军都需要干部，特别是七军、八军，过去没有派过干部，现在全部派了。
派遣工作从派遣干部发展到派遣士兵。
对张发奎的部队，分去大批黄埔四期的毕业生，林彪就是这时经过聂荣臻分配到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的。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中共中央机关搬到汉口。
聂荣臻向陈独秀汇报了军队工作的情况。
陈对军事工作兴趣不大，在听完聂荣臻关于中共组织在军队里的发展情况后，只说“那好”，就扯一些其他的问题。
军事、军队在陈独秀的脑子里是没有位置的。
将来要不要把军队的领导权夺过来？共产党要不 要搞自己的武装？陈独秀都没有讲。
而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面临着国共分裂，面临着被国民党屠杀的危险。
因此，聂荣臻深感忧虑。
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１日，为了迎接白崇禧部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决定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解放了上海。
３月２６日，蒋介石赶到上海，要求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来又要求把纠察队改归他指挥调动。
上海总工会加以拒绝。
４月１１日夜到１２日凌晨，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蒋介石随即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开始大屠杀。
１３日上午， ２０万群众集会游行，又遭到镇压。
国民党开始了疯狂的搜捕和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
这就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政变后，中共中央派聂荣臻到上海了解情况和负责处理工人纠察队方面的善后问题。
聂荣臻怀着焦急的心情立即动身。
为了安全，他乘轮船到南京，与一批苏联顾问同赴上海。
在上海他找到周恩来、赵世炎，了解了中共组织和群众受损失的情况，研究了下一步整顿组织的方案。
会后，聂荣臻心潮难平，更加痛恨蒋介石的阴险毒辣。
他积极协助周恩来对工人纠察队进行了善后处理，把大批纠察队员转入地下。
不久，中共中央要召开“五大”，周、聂二人是“五大”代表，便赶往武汉开会。
在夜色的掩护下，聂荣臻和周恩来由交通员悄悄地带到虹口码头，搭上英国轮船。
船过芜湖时，敌人盘查很紧，气氛十分紧张，到了九江才松了一口气，赶到武汉时已是５月下旬，“五大”已经开完了。
这时，武汉的政治局势也在迅速恶化。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内部对“东征讨蒋”的问题曾有过一场争论，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东征，主张进行第二次北伐。
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人也力主北伐。
４月１９日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
北伐军在河南取得了重大胜利。
第二次北伐，给了蒋介石巩固在宁、沪等地的统治以极好的机会，终于，武汉政府管辖的地区同外地联系被切断。
至５月中旬，危机已经表面化。
先后发生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国民党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第一集团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朱培德在江西宣布“礼送”共产党员出境；汪精卫从郑州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宣布唐生智部回师武汉；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宣布驱逐共产党员出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率部从河南回武汉，发布反共训令，汪精卫公开煽动“分共”，武汉形势日益危急。
周恩来、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对这一系列的事态发展，无不愤慨和忧虑。
周恩来、聂荣臻到达武汉后，即在湖北省委军委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共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负责，下有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人，后又增加几个黄埔四期的学生，总共不到１０个人。
这个部负责组织联络各处来中央的军事干部，继续向各军和各部门派遣。
在周恩来领导下，聂荣臻具体分管派遣工作。
在这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向各军和各有关部门派遣了不少共产党员，其中包括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
朱德从莫斯科回国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杨森部队开展工作。
杨森公开反共以后，朱德到了武汉。
１月，朱德被分配到江西朱培德的第三军。
他与朱培德是云南讲武堂的同班同学。
朱德被任命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着 手筹办这个团。
４月，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刘伯承在四川组织领导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转武汉，先暂留武汉，后来参加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参谋团的参谋长。
陈毅也是在杨森反共以后转到武汉的，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共党委书记。
邓小平是被冯玉祥“礼送”离开西北军来到武汉的，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
在蒋介石的反共压力下，群英聚于武汉，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
陈独秀仍在贯彻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张对蒋介石委曲求全。
党内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反对陈独秀的所作所为，主张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举动。
７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党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离开了领导岗位。
７月１５日，汪精卫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断然作出了南昌起义的决定。
第五章 在南昌起义中 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旬，为“东征讨蒋”，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的部队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及其附近地区。
这些部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
这个方面军辖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暂编第二十军。
叶挺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
第四军二十五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而成的。
贺龙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
还有一些其他部队。
在这一地区集结的共产党可以控制的武装力量约２万人左右。
７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武汉开会作出了组织武装起义的初步决定。
周恩来回军事部后连夜召集聂荣臻等人开会。
他说：共产国际指示，我们党要组织一支５万人的军队，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据此，结合当前的形势，中央已经决定组织武装起义。
起义的大体设想已经有了，但具体行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周恩来指定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组成临时性组织——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①，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达中央决定，叫他们做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命令。
组织武装起义正是聂荣臻的迫切愿望。
他与贺昌、颜昌颐于第二天即乘轮船急忙赶到九江。
他们要通知的第一个人是叶挺，所以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里。
当时，因形势紧张，中央不少负责人已先后转移到九江。
７月２０日，谭平山、李立
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人同聂荣臻一起在九江举行会议。
会上，李立三等人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
聂荣臻坚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等待中央的命令。
与会者最后还是同意先向中央报告，待中央批准后再行动。
汪精卫公开叛变后，调动第
三、第六、第九军等部对这一地区做出包围态势。
中共中央原定要争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关键时刻投向了汪精卫。
他勒令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如叶挺等人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
局势万分紧迫，再不起义，就要断送这部分革命武装了。
于是，李立三等人于九江会议后不久，即向中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
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
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
”①并把这个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立即决定组织南昌起义。
聂荣臻与贺昌、颜昌颐随即夜以继日，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传达中央的指示，同连以上干部党员都谈了话。
一些部队按中央部署陆续向南昌集结。
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
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第十二师和第二十五师。
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和国际代表决定南昌起义的部署是：在南昌武装起义成功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举行北伐。
７月２６日，周恩来赶到九江，向谭平山、李立
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人传达了中央的意见。
会后周恩来交代聂荣臻：到马回岭把第四军的 ①聂荣臻“七大”代表登记表，原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
①李立三1927年10月给中央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他们约定信号：起义举行了，就从南昌放一列火车开到马回岭。
马回岭是九江到南昌间的一个火车站。
聂荣臻立即到马回岭第二十五师，紧张地做起义的准备工作。
南昌起义的枪声是８月１日凌晨２时打响的，到凌晨６时，肃清了城内抵抗的全部守军３０００人。
起义成功了！一列火车来到了马回岭。
聂荣臻所担负的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
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
该师辖第七十
三、七十
四、七十五３个团。
第七十三团的前身即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是共产党员。
第七十四团团长是张发奎的人。
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当时任第七十五团中共支部书记，实际上掌握着这个团的领导权。
根据这种局面，聂荣臻判断，是无法一下子把第二十五师整个师拉走的。
聂荣臻首先拉第七十三团。
他与周士第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接着向德安集中。
他随后到第七十五团。
第七十五团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不便。
他和孙一中确定，以野外演习的名义，只拿武器弹药，把该团３个营的部队拉出来，在第七十三团后面跟进。
至于第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
８月１日，聂荣臻率领起义队伍由九江经德安向南昌开进。
行至德安一座铁路桥旁，张发奎带着卫队营乘火车从后面赶来，火车停下，队伍也停下了。
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聂荣臻当机立断，叫张发奎往回开车，但他不肯。
聂荣臻命令身边的一个排长：“你让他往回开车，他不开车就朝天鸣枪。
”这个排长喊了几声，火车还是不开，聂荣臻就喊了一声：“放！”一阵排枪，把张发奎吓坏了，他急忙跳下车，丢下卫队就跑了。
张发奎回去后，派了个参谋，捎来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
聂荣臻叫那个参谋带回了望远镜，还把全副武装的卫队也交还给张发奎。
因为当时还想争取张发奎，所以不能不留有余地。
德安至南昌的火车不通，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赶向南昌。
紧急、炎热、干渴，但部队情绪很高，精力旺盛。
８月２日拂晓时，聂荣臻看到了飘扬在南昌城头上的鲜艳红旗。
聂荣臻到起义军指挥部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周恩来很高兴，说：“设想到把二十五师大部分拉出来了。
”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３０００人，汇入南昌起义的队伍，编为起义军第十一军的第二十五师。
８月２日，南昌起义后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仍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仍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
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
他熟悉叶挺，很高兴与叶挺一起领导十一军的工作。
按照既定部署，起义军没有休息整顿，于８月３日起，匆忙地从南昌启程南下了。
起义军踏上南征道路后，困难和挫折接踵而来。
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第十师，４日到达进贤时脱离起义队伍，转向浙江，拉走占全军四分之一的兵力。
八月的江西，暑热蒸人，山路崎岖，行军异常困难，只得丢弃重型武器装备，途中生病、离队所造成的减员十分严重。
对这些，聂荣臻后来认为，主要是没有在南昌整顿部队造成的。
起义军沿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会昌，于９月５日到达长汀。
沿途经激烈战斗，击溃了钱大钧、黄绍竑部，虽歼灭数千敌人，自己也伤亡不少。
聂荣臻在１９５７年写的纪念文章中说：“老实说，我们那时候还不会打仗。
遇到敌情，不论在战术上战役上都没有周详的歼灭敌人的作战部署和计划，因此，常常没有消灭敌人，而只是把敌人打垮，自己也有许多伤亡。
”①起义军在长汀稍事休息，数百名伤病员被送迸傅连暲主持的福音医院，得到了治疗。
然后，起义军出上杭，沿汀江进入广东境内。
１９日占领三河坝后实行分兵，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以监视在梅县的钱大钧部，掩护全军侧背；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直下潮汕。
聂荣臻后来说，三河坝分兵使主力拆开，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是一个失策。
２３日，起义军进入潮安。
２４日晨，占领汕头。
这时，敌人的重兵正向潮汕附近集结。
陈济棠率粤军主力３个师从广州向粤东推进，汇合王俊的警备旅，占领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黄绍竑率第七军两个师在粤北渡过韩江上游，窥伺潮汕；钱大钧部牵制着三河坝第二十五师。
起义军于２６日向北迎击粤军，进军揭阳。
由于分兵３０００人留守三河坝，又分兵１０００人守潮州（第二十军三师），起义军仅能集中６０００人，只及当面敌军的三分之
一，而情报又发生错误，以为敌人只有１０００人。
２８日，起义军向揭阳北部山湖地区攻击前进，首先击破王俊的警备旅。
在汤坑周围所发生的战斗，是起义军数次战斗中最惨烈的一次，最激烈的战场在汾水镇。
此镇北面二三百米处的高地是争夺的制高点，薛岳所部新编第二师控制着制高点及制高点背后的一片高地；东面，村头外是个不足百米高的山头，贺龙、叶挺和聂荣臻就站在这个山头上指挥战斗。
因为汤坑是个比较大的地方，所以历史上一般都称这次战斗为汤坑战斗。
聂荣臻对这次恶战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回忆汤坑战斗时说： 唉！就是正面与敌人打，不晓得侧面包围起来，双方隔着一个山的很小的角角，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不退，我也不退，就在那里对峙着，打了一天，后来，派了一个营，想侧翼迂回，没有成功，到了黄昏就撤，两边都撤了，他们撤了，我们也撤了。
那一仗我们伤亡很大。
汤坑战斗起义军歼敌３０００多人，自己也伤亡２０００多人。
１９２７年９月３０日凌晨，起义军向潮州撤退，贺龙率第二十军在前，第十一军殿后。
中途，叶挺、聂荣臻碰到贺龙的副官，得知潮州失守、汕头也难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
原来，就在他们从汾水后撤时，潮州背后响起了枪声。
黄绍竑所部９０００人进袭潮州。
潮州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教导团只有１０００人，其中包括将近三分之一的伤员，此外还有第六团一个营。
当日黄昏，潮州失守。
部队究竟向何处去？叶挺说：去海陆丰不是办法，第二十五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如果去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不行。
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
对于叶挺的意见，作为党代表的聂荣臻，煞费踌躇。
去福建自然别具慧眼，情况诚如叶挺所说，而且叶挺跟随孙中山当营长时曾到过福建，对那里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05页。
的情形有所了解，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若挥师北向，就与西去海陆丰的队伍分开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接到命令。
作为军的党代表，在一种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支配下，聂荣臻说：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走，不就成了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敌委员会再说。
于是，他们掉头过江，经揭阳，于１０月３日中午到达普宁县流沙镇。
贺龙的二十军先到流沙，已向海陆丰前进。
周恩来率起义军领导机关部分成员，于１０月３日从汕头退到流沙，等待二十军和十一军的领导人，准备召开紧急会议。
这是一次决策性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
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人。
会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经验教训，贯彻已经商定的决策，并在军事上作了具体部署。
周恩来身染疟疾，发高烧，脸色铁青。
他首先检讨了打败仗的原因，决定了善后办法：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准备在那里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
这次会议的精神，在汕头时就大体上决定了。
９月２６日，起义军领导人在汕头开会，张太雷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商定：丢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搞土地革命，武装人员撤至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汇合，非武装人员转往香港或上海。
在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讲完话以后，叶挺发言。
他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他所谓“当流寇”，是打游击的意思。
聂荣臻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讲的善后办法。
会议开到午后２时左右，镇外山头上出现敌人，会议匆匆结束。
能够集中的起义军余部，按预定计划离开流沙向海陆丰转移。
下午４时左右，部队行至流沙西南５里的莲花山，被敌陈济棠部十一师拦腰切断冲散，失去了控制。
天色转暗，聂荣臻和叶挺还在最后的阵地上，看着在夜色中四处流散的队伍，心情十分沉重。
周恩来发着高烧，神志不清，在担架上还喊着：“冲啊！冲啊！”聂荣臻深情地望着这位老战友、老领导，不断地劝慰：“你发着高烧，需要安静和休息。
” 周恩来身边只有聂荣臻、叶挺和几个警卫人员。
他们撤到一个村子，商量了一下，遣散了警卫人员，在夜色里走向陌生的旷野。
一路上，语言不通，地理不熟，行动起来倍感困难。
就在他们茫然四顾时，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
聂荣臻对杨石魂说：“你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我们。
你一定要掩护我们到香港。
”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陆丰甲子镇，准备从甲子港出海去香港。
不巧，台风大作，波浪滔天，无法出海，只好住下。
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有一支手枪自卫，为了安全，第二天转移至金厢镇，住在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
黄秀文家只有一张床，给周恩来睡，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睡在地上。
一连数日风雨大作。
奔波、疲劳、焦虑，使周恩来疾病进一步加重。
于是聂荣臻等人护送周恩来到靠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可靠的中医治疗。
治疗期间住的是靠海边半山坡上一间孤零零的房子，人们传说，那是个闹神闹鬼的地方，平时没人到那里去。
治疗四
五 天，病势好转，杨石魂陪周恩来、叶挺、聂荣臻返回金厢镇，在渚村上了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向香港飘去。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
他们把周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
其他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
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
他们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
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失败了。
在潮汕地区的起义军余部１２００多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于１０月７日到达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加强了由彭湃创立和领导的海陆丰红色政权。
第二十五师与钱大钧部激战３昼夜，由三河坝转饶平，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于次年初发动了湘南起义，随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
贺龙、林伯渠、刘伯承、恽代英、李立
三、张国焘、谭平山、郭沫若等人于１０月陆续安全转移到各地。
对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
实际上当时我们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①。
到了香港以后，聂荣臻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４日曾致函中共中央军事部，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建议。
至今这封信还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
钧甫兄：②本日得二十五师来人杨心余来此报告云，二十五师退至武平后夏被十八师追击，在该地应战，我军本占优势，但士第③下令返却，然行动不一致，损失颇大。
经过此役，现尚存实力约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枪支在一千以下，机枪两挺。
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④去，恐亦未曾赶及……现由玉阶⑤负总责指挥……我恐士第走后，军事及党部方面均无重心，恐玉阶不能指挥。
来人云，玉阶已曾表示向大众云“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
”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聂荣臻已经有了革命武装斗争应该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
①《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2版，第76页。
②中央军事部的代号。
③士第，即周土第（1900—1979），当时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④赵自选（1901—1929），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⑤玉阶，即朱德的字。
第六章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病。
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
省委机关的人见他们衣衫褴褛，不晓得是什么人，而他们又忘记向杨石魂问接头的暗号。
接头不成，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便去买衣服等物品。
聂荣臻身上分文不名，叶挺带了很多百元一张的港币。
两人穿着破烂而手持大票，店伙计不信，说是假票，叶挺一听便生气，把一张百元大票扯了，又拿出一张。
聂荣臻怕引起怀疑，拉着叶挺走开，说道：“老总啊，你这个态度不好，人家一看你这样大方， １００块钱随便扯了，是会引起怀疑的。
”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
不久与省委接上了头。
过了半个月，中央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１１月初，聂、叶送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埠乘船赴沪。
聂荣臻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负责省委军委的日常工作。
军委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
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对于广州起义，在省委讨论时，聂荣臻持不同意见。
他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
”他不同意搞这次起义，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
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
“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摧残。
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大部被迫回到香港，主要工会多数变成了黄色工会，共产党能领导的仅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车工会等少数几个，广州附近仅有少数农民赤卫队。
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
敌人则相当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粤、桂两派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厮杀，但一旦起义，他们就会掉过头来，联合对付起义军。
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起义不可能成功。
但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改变。
省委和省军委的成员陆续到广州集中。
对于起义的具体部署，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顾问诺伊曼。
诺伊曼是德国人，作为国际代表来指导这次起义。
他也不懂军事，提出广州起义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
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伊曼争论，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照搬。
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主张白天搞，聂荣臻等人建议夜间搞突然袭击。
对这个正确的意见，诺伊曼听不进去。
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些省委领导人，勇敢、热情，但缺乏军事知识，诺伊曼等人说了算。
因此，在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方面，一开始就有许多错误。
起义的日期决定在１２月１２日。
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军火。
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间房子，由杨剑英留守，作为军委的联络点。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
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制造的，分散运往城里，储存在大北街一家米店。
运送中被敌人岗哨发觉，米店跟着暴露。
这使敌人警觉起来。
张发奎急令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调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
１２月１０日，张发奎宣布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 缴教导团的枪械。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１２月１１日凌 晨。
因为时间仓促，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没有参加讨论。
１２月１１日凌晨，教导团首先行动。
他们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又与工人赤卫队联合，分路向重要据点进攻。
至当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全部被起义军占领，未占领的仅剩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公馆和检察院。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指挥部设在公安局。
在起义的两天中，聂荣臻一直在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设在原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
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也经常在这里。
枪声稀疏，夜晚来临。
聂荣臻和叶挺在指挥部的小楼上商量次日的战斗部署。
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必须迅速确定。
他们商讨过后，催促起义领导人立即开会。
当天子夜时，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
叶挺分析说：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
聂荣臻发言，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
但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把叶挺的正确主张顶了回去。
叶挺在两次起义中都独具慧眼。
聂荣臻很钦佩叶挺军事上的真知灼见。
他也认为，眼下，起义军只有转到农村地区才能保存实力，避免重大牺牲。
张太雷等人还是听诺伊曼的意见，下令固守阵地，向尚未攻占的据点进攻，并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
这个决定，为广州起义，连同张太雷本身，都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凌晨两点，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执意要肃清几处敌军占据的地方。
这一天，情况诚如叶、聂所预料的那样迅速恶化：一早，在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起义军虽然奋勇反击，但终因实力过于悬殊，只好步步退却。
１１日中午，聂荣臻听到观音山方向枪声大作，出门一看，见有许多敌人占领了观音山，正居高临下，向指挥部方向袭来。
守卫观音山的是特务团的１个营和部分工人赤卫队，他们正边退边抵抗，形势危急。
聂荣臻深知保卫指挥部的重要性，于是动员在指挥部的所有人员，用米袋构筑掩体，进行抵抗。
尽管此时起义军的大部分成员从起义开始后，一直没有吃饭，而工事却是用大米袋构筑的，可见起义计划不周的程度。
凭借掩体，聂荣臻与一位黄埔军校的朝鲜籍学生守着一挺机枪，拼命向敌人射击。
那位朝鲜学生是个机枪射手，打得很英勇。
所有在场的起义军也都奋勇射击，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渐渐不支，抱头向观音山退却。
不大工夫，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一部赶到，发起反击，重又夺回了观音山这个市区的制高点。
聂荣臻这才松了一口气。
在这样的危急情况下，１２日中午，起义军领导机关竟在西瓜园召开宣布苏维埃成立的大会，到会的人数寥寥。
张太雷主持大会，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
他返回总部不久，听说敌人向指挥部扑来，率部分起义军赴北大门增援，途中被敌人的冷枪打成重伤后不幸牺牲。
他的牺牲，使整个起义失去了领导核心。
１２日黄昏，聂荣臻和叶挺登上财政厅大楼，从这里可以俯瞰广州城。
他们纵目瞭望，珠江被夕阳斜晖染得血一样红，空中的淡淡硝烟映着残照。
他 们的目光落到了广州城制高点观音山上。
那是至关重要的阵地，它控制着大半个广州。
观音山自清晨就开始了反复的争夺战。
敌人拼命进攻，黄昏前重又夺取了观音山。
现在，敌人正从山上向山下运动，眼看着阵地要全部丢失。
聂荣臻问：“怎么办？”叶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敌人，没有吭声。
显然，诺伊曼严重地挫伤了他。
倘若按他昨夜提出的意见部署，不可能出现眼下这种局面。
沉默之后，聂荣臻说：“现在不能再坚持下去了，必须马上撤退，否则起义军就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
我们去公安局处置一下这个问题。
” 叶挺没有表示反对。
从这次分手以后，聂荣臻就再也没有能见到这位老战友。
１９４６年４月８日，叶挺在黑茶山遇难，结束了他既坎坷又英烈的一生。
噩耗传来，聂荣臻悲痛万分。
４月１７日的《晋察冀日报》报道：在张家口公祭“四·八”烈士的大会上，聂荣臻对战友之死，悲痛之极，当他以低哑的嗓音对着大家讲话时，泪水不可抑制地向下掉。
这正是他在悼叶挺将军的一副哀挽中所说的，“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这里所说的哀挽是一副长联，情深意切，感人至深。
聂荣臻在长联中高度评价了叶挺英雄的一生和他们之间的感情。
五十岁崎岖世路，献身革命，尽瘁斯民，海内瀛寰，同钦气节，两次从征凡七载，流亡异域，苦经十度春秋，反动阴谋空画饼，纵几处羁囚，壮怀尤烈，方期延水堤边，宏抒国是，天丧巨才无可赎，旷古艰难遗后死！ 二十年忧患旧交，同学苏京，并肩北伐，南昌广州，共举义旗，一朝分手隔重洋，抗日军兴，血战大江南北，茂林惨变痛陷身，喜今番出狱，久别再逢，孰意黑茶山上，飞殒长星，我哭故人成永诀，普天涕泪失英雄！ 聂荣臻回到总指挥部，迎头遇到恽代英、陈郁。
聂荣臻对他们说：“形势不对啊！我们要撤退。
你们先走。
我来下命令撤退！” 聂荣臻勇敢地担起组织撤退的重任。
他和黄锦辉研究确定，黄锦辉懂广东话，去通知工人赤卫队，他去通知教导团，向花县方向撤退。
叶剑英领导教导团，聂荣臻没能找到叶，找到了团长李云鹏。
他对李云鹏说：“形势不好，马上集合，撤退！”教导团训练有素，在黄昏后便撤离广州， １２００人按建制向花县移动。
他们与跟着退到花县的零星人员编成１个师开往海陆丰。
可是，要使工人赤卫队撤出战斗就不那么容易了。
工人赤卫队分散在各区作战，难以通知，更难集结。
他们没有教导团那种军事素质，在与敌人巷战中，受到很大损失。
到１３日还在响着他们抵抗的枪声。
为了掩护撤退，总指挥部一直坚持到最后才转移。
守卫总指挥部的卫队是有功绩的。
这个卫队是崔庸健（后来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委员长）领导的，一部分是黄埔军校的朝鲜学员，一部分是中山大学的朝鲜学生。
他们仍用米袋子做成工事，在里面架起机枪。
前面是一条横街，过街是民房，敌人很容易接近。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冲锋。
在最紧张的时刻，聂荣臻钻进工事，和朝鲜同志一起战斗，吸引了敌人，掩护了起义军主力撤退。
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上，染上了朝鲜同志的鲜血。
广州起义失败了！聂荣臻没有走。
他隐蔽在自己的住所里。
广州城血雨腥风，敌人哨卡林立，遇到操外地口音的人稍不顺眼就杀掉。
被屠杀的起义志士、群众达５７００多人。
聂荣臻机警而遇事不慌。
他的四川口音很重，一张口就会暴露。
１２日夜 间，他回住所时，曾被搜身，就是不讲话。
商团将他随身带的钢笔等物都抢走了。
他回到租用的房屋外边，也不敢叫门，因为半夜叫门会引起怀疑，就在门外直等到天亮才上楼。
３天后，看看情况松了一点，他才搭船赴香港。
到香港以后，聂荣臻仍在广东省军委工作，收容并妥善安置了一批来港同志，组织东江的游击战争和派人到张发奎部队做兵运工作，指导两广各地的军事斗争和训练干部。
１２月下旬，省委叫聂荣臻去韶关地区通知朱德：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不要向广州靠拢。
此时，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几经辗转，驻在韶关，原定是要参加广州起义的。
聂荣臻赶到韶关时，朱德已率部转移。
他在后面追了几个小时，没有赶上。
后来，聂荣臻回到香港，向省委做了汇报。
中共广东省委１９２８年１月中旬在香港召开会议，对广州起义进行了全面检讨。
会议由中央代表李立三主持。
他指责省委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错误，决定处分大批干部。
聂荣臻和大多数参加领导广州起义的干部对此都极为反感。
３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香港，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肯定了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对有错误的同志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
周恩来对广州起义正确的善后处理，解决了广东省委内部的争论。
起义失败后，叶剑英也到了香港，对于如何发挥教导团这支力量的作用问题，聂荣臻与叶剑英曾进行过商讨，都认为这１２００多人全部训练有素，不应这里敲一下、那里敲一下，把他们当士兵用，应该把教导团这支力量向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靠拢，支援井冈山的斗争。
他们提出了建议，但是李立三和一些省委委员不同意。
教导团在东江和海陆丰的斗争中遭到很大的牺牲。
后来，聂荣臻到中央苏区，见到毛泽东，怀着十分惋惜的心情谈起这支部队，谈起当时的建议，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说：“真是太可惜了，那时我们正缺少基层干部，写信向中央要，中央也派不出人来，如果这一千多人能到井冈山来，那可解决大问题了。
”① 第七章 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１月，聂荣臻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和省委常委。
对聂荣臻当时的工作， 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广东省委的“干部分子调查表”上有这样一段话：“１９２５年由俄国返，到现在都是任军事工作，粤、湘、鄂军委工作……工作能力极好，可做党及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工作。
”① 经历了南昌、广州起义，聂荣臻思索了许多问题。
眼看着轰轰烈烈的斗争失败了，革命遭到巨大的损失，他深深感到，搞武装斗争需要有根据地。
进行武装暴动，不建立根据地是站不住脚的。
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使他求教于历史。
他和叶剑英一起，忙里偷闲，阅读了《洪秀全野史》，一起研究讨论了太平军的作战方法，主要战役的过程，失败的原因。
他们觉得，太平军打到哪里，“呼噜”一下子就过去了，不巩固所占领的地方，不注意建立根据地，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
一。
两位共产党内优秀的军事人才，相互切磋，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但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却没有从失败中得出教训，还是实行“左”倾盲动主义，使已经遭到很大损失的革命力量继续遭受损失。
对这种现象，聂荣臻是不满与抵制的。
１９２８年１月，李立三派周文雍去广州，任务是发动党员和群众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仍有力量。
当时，起义刚刚失败，敌人仍盘查很紧。
而周文雍长期在广州城里从事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广州起义时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劳动委员，很多人认识他。
在这种情况下派他去广州，无异于是去做无谓的牺牲。
聂荣臻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李立三坚持要派。
周文雍忠实地执行命令，几天以后与以妻子身份掩护他的陈铁军一起被捕，他们威武不屈，演出了悲壮的“刑场上的婚礼”。
聂荣臻读到他们英勇就义的消息，不禁流下了热泪。
他怀着对战友的深深怀念之情，把那块剪报珍藏起来，保存了多年。
在周文雍英勇就义前后，省委接连派出的许多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捕牺牲。
他们当中有省军委的黄锦辉，省委负责人张善铭、赵自选，省团委书记区夏民（女）等人。
聂荣臻心情沉重他说：在革命低潮时，勉强地派负责干部去冒险，已经多次证明是错误的。
他不止一次地向省委提出意见，均归无效。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当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掌握实权的是李立
三。
李立三仍抱住他的老一套，下令香港党组织在１９２９年的“五·一”节搞游行活动。
当时，邓发任香港市委书记，是游行总指挥。
省委决定聂荣臻参与指挥。
聂荣臻到现场一看，来的全是骨干，有的还是区委的负责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
聂荣臻感到，一旦把游行搞起来，就全都暴露了，实在危险得很。
可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游行命令，责任重大。
聂荣臻决心说服邓发取消这次游行。
他当即找到邓发，说：“我个人的意见，今天不能搞，如果搞，就便宜了香港帝国主义，我们会被一网打尽。
把你各区的党员都抓了，你还有什么？我的意见是取消这次游行。
你是总指挥，你下决心。
”邓发看了一下，也感到事情不对，于是通知到场的都分散返回。
人是退走了，但怎么向中央交待？聂荣臻约邓发到近处的一个茶楼里，以喝 ①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茶做掩护，研究向中央汇报的事。
聂荣臻说：“你总指挥去报告吧。
”邓发说：“不行，要报告由你报告。
”聂荣臻立即承担下来。
不久，他去上海汇报，李立三不肯跟他谈。
因为聂荣臻总觉得李立三观点不对头，争执过多次。
他把经过给向忠发谈了。
向忠发说：“你临阵脱逃！”给聂荣臻戴了一顶很大的帽子。
他对向忠发阐述自己的观点：“作战么，总有个进攻、有个退却，这是双方力量对比决定的么，你没有力量怎么进攻呢？只进攻不退却，没有这个道理。
几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力量，被一网打尽，香港帝国主义再没有比这便宜的事了。
随便你们加什么帽子都可以。
但如按你们的意见办，总而言之是我们党受损失。
你们这个办法是全军覆没！” 由于取消了这次“左”倾冒险行动，对保存香港党组织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广东省委军委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指导武装斗争，二是做敌军工作，往张发奎部队派干部。
这期间，聂荣臻还参与指导海陆丰地区的武装斗争及海南岛和广西的武装斗争。
１９２７年９月份海南起义，成立红三师，以五指山、黎母岭地区为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海南岛的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五指山上，为日后海南岛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１９２９年，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到广西领导发动百色起义，燃起了星星之火，后来成立了红七军、红八军。
百色起义以后向广西派人，开展广西工作，也是广东省委军委的重要任务。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聂荣臻奉命代表省委到东江特委巡视工作。
他１０月底自香港动身，经潮安，到达东江特委所在的丰顺大山里。
这时东江红军有３个团共１０００余人。
他对特委讲形势，鼓斗志，部署秋收斗争，调整组织，在大山里住了一个月的草棚。
此次巡视，聂荣臻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出：“东江目前的唯一中心工作，便是坚决地实行秋收斗争，只有在这秋收斗争中，才可以把东江群众发动起来，东江才是真正的斗争区域，东江的斗争才能与红军的势力汇合起来。
否则东江的工作将不实际而走到失败的途上，这是目前极大的关键。
”①他明确地提出了发动群众、实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这一地区的斗争，后来由古大存等人领导，长期坚持了下来。
为了培训军事干部，广东省军委还经常办训练班，讲军事课，聂荣臻亲自任教，讲军事技术和战术。
他结合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太平天国成败的经验教训讲课，很受听讲人的欢迎。
在这两年，香港处于白色恐怖中。
聂荣臻多次历险。
为了逃避特务和叛徒的追捕，他学会了从行驶的电车上跳下来，把敌人甩掉。
他养成了听大街上脚步声的习惯。
香港的警察穿皮靴，走起来“咔”、“咔”地响，很有节奏，老远就能听到。
每当他听到“不祥之音”，就及时避开。
他每到一个接头点或一个住处，总要注意观察可疑的征候。
一次，他与恽代英一起和叶剑英碰头，谈完话后各回自己的住处。
他回到住所，在门口看到雇请的阿姨正从楼上搬出他的行李，觉得很奇怪，便没有吭声；阿姨给了他个眼色，聂荣臻知道出事了，转身便走。
事后得知，省委机关被破获，敌人在一张纸条上发现他的住处。
他返回时，敌人已经把一位与他同住的同志抓起来，正在等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5页。
他。
１９２８年４月，聂荣臻与党的机要交通员张瑞华在香港结婚。
他自赴欧留学至今，始终是孑然一身，现在，已近“而立”之年了。
在 武汉军委工作时，他认识了张瑞华。
｛ｅｗｃ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５６＿１．ｂｍｐ｝ 张瑞华中等个头，长得很秀气， １８岁，河南信阳人，原在信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北伐军打到武汉后，她投笔从戎，就读于武汉军校，开始了革命生涯。
她那时已是中共党员，常到中和里军委机关。
一年以后，经历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香港他们又相逢了。
在香港，有次聂荣臻正在讲课，张瑞华拿着文件推门而入。
她是到这里送文件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她到香港担任党的机要交通员，来往于香港、九龙、广州之间。
过了几天，聂荣臻到了张瑞华的住处，提出要找她谈谈。
张瑞华说：“我今天没有时间，要到九龙去送文件，隔一天行不行？”听说是执行任务，聂荣臻马上说：“可以，过几天我再来。
”说完他就走了。
张瑞华还闹不清是怎么回事，因为是自己的上级，也不便问。
过了几天，聂荣臻又来了。
谈话中间，聂荣臻流露出对张瑞华的爱慕之情。
张瑞华对聂荣臻也有好感，就同意了。
在那个急风暴雨的时代，哪有过多的时间谈情说爱呢？斗争环境、革命工作决定了他们的恋爱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对革命忠诚而相互高度信任的基础上的。
这种珍贵的感情使他们同生死共患难达６４年之久。
张瑞华搬出住处，提着仅有的包括她所有财物的小箱子，住进了聂荣臻的秘密住所。
这时聂荣臻２９岁，张瑞华１９岁。
他们的结合，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为了表示良好的祝愿，周恩来到他们家作客。
那是他们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从上海到香港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忙里抽空到了他们在香港皇后道的家里。
周恩来对他们表示祝贺。
这是张瑞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后来她回忆说，“一见到总理，印象就非常深刻。
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
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
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 聂荣臻有了一个小家，生活紧张、愉快，也很清贫。
每月的生活费，按当时规定，男同志每人１５元，女同志７元，房租水电费由公家出，外有３元交通费。
这样少的钱，用起来自然显得拮据。
整个夏天聂荣臻只有一件绘纱短袖白衬衣。
他们住的地方很高，有几十级台阶。
张瑞华在窗口就能看到他必经之路。
他一进屋，总是浑身大汗，立即脱下上衣洗净，只剩下一件背心。
张瑞华因为担任交通员的工作，为便于掩护，乘船需要好一点的舱，穿着也要符合身份，自然要比聂荣臻的好一点，不过也只是两件比较体面的衣裳，是当时时兴的旗袍，在工作需要时才穿。
聂荣臻与张瑞华有时开玩笑说：“我们的生活用品倒是简单，到哪里去，随身就走了。
”他们过得清贫、幸福。
有一个爱侣为自己分担失败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愉悦。
１９３０年初，中央通知聂荣臻去上海。
张瑞华留在香港听候消息。
一个月后，省委通知她也到上海。
现在，她带的东西多了，一个藤箱，一个手提包，由香港乘轮船去上海。
当她踏上上海码头时，看到了等待着她的丈夫。
他们在上海一家旅馆住了两天，就买了去天津的船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聂荣 臻被分配到顺直省委工作。
他们在客轮的包间里，观赏着渤海湾的惊涛骇浪，久久地疑视着跟随轮船掠浪而飞的矫健海燕。
他们自身又何偿不是迎着新的急风暴雨飞去的海燕呢！ 第八章 在顺直省委 去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的还有贺昌和陈复。
贺昌是书记，聂荣臻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陈复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用调动工作的方法将他调离。
聂荣臻先于贺昌和陈复到了天津。
聂荣臻夫妇住在马场道丰云路１５号，位于日租界。
这里住有３家房客。
房东在银行里工作，房东太太就住在聂荣臻家的隔壁。
聂荣臻的公开身份是报社记者。
这个报馆是不存在的，房东也从不刨根问底。
他们在天津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住处的印象是很深的。
其间，正值张瑞华怀孕，头晕得厉害，得到房东太太的照顾，关系处得极好。
正是因为关系处得好，在他们离开以后省委舍不得放弃这个点，结果时间久了露出破绽，住进去的陈复从这里被捕。
全国解放后，张瑞华到天津重访故地，那个丰云路已湮没无闻，好心的房东也不知去向了。
“顺直”是个老名字。
顺直省委领导党的工作范围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等地。
聂荣臻到后不久，顺直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北方局。
贺、聂、陈到天津后，很快完成了省委工作的交接，张慕陶调回中央，经审查定为托派，被开除党籍。
抗日战争时期他投奔阎锡山，后来在陕南被胡宗南枪毙。
聂荣臻在顺直省委主要是指导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同时也从事工运和兵运工作。
当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彭真被捕关押在天津狱中，新的省委组织了对彭真的营救工作。
筹措了一些钱给彭真送去，解决了些困难。
那时天津一带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统治还不像国民党那样严。
４月中旬，聂荣臻去唐山开滦煤矿开展工作。
临行前，他对妻子说：“有事，我出去两天。
” 聂荣臻去唐山是搞工人运动，并布置“五·一”节的行动，有可能的话也做一下兵运工作。
唐山的特务监视比北平、天津要松些，但开展活动也很困难。
唐山当时是煤都，白天工人下矿井或在工厂做工，吃饭时才可以和工人混在一起，谈话做工作。
工人上班后，他就到茶馆，花几角钱喝茶。
他住在一个单身工人家里。
这个工人是共产党员，人称“老刘”，他俩同睡在一条小上炕上。
初春的冀东夜间还很冷，老刘一早起来，好心地往灶里加些煤，因通风不好，聂荣臻中了煤气。
他迷迷糊糊地从炕上滚落到地上，爬到门前，把门打开，才避免了一次灾难。
他的行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一次吃饭时，一个工人悄悄地告诉他：敌人发觉你了，还是躲躲好。
唐山兵运工作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了解，好在工运工作部署已经告一段落，他便返回天津。
在唐山他只呆了几天时间。
“被人发觉了，很危险，几乎回不来了！”见到妻子时他这样说。
直到这个时候，张瑞华才知道他去了唐山。
后来贺昌也到了唐山，也很快被敌人发现。
为了逃避敌人，他躲到运货的火车车厢里，拉回天津。
在聂荣臻离开的几天中，张瑞华妊娠反应十分厉害。
一天她到楼下洗衣服，和房东太太说着说着话就晕倒了。
房东太太把她扶进房间。
那两天，她完全靠着房东太太照顾。
聂荣臻对妻子十分体贴。
一次他们到商店去，张瑞华突然感到头晕，靠 在门上，聂荣臻见状立即叫了辆黄包车，一起回到住所。
事隔几十年，张瑞华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那是饱含着甜蜜的回忆。
４月下旬，聂荣臻去北平，布置“五·一”节撒传单。
这是聂荣臻第一次进北平。
街头迎面刮来古都春季特有的风沙，整个天空灰蒙蒙的。
大街上走着骡马，甚至还有骆驼，到处都是灰尘。
北平给他留下了破旧阴暗的印象。
他先住进一家旅馆，宪兵查得很紧，只好找关系住进北京大学。
北平有个宪兵三团，是很厉害的，杀了很多人。
敌人搞连环保，整条街要互相保证，出了事情整条街的人都要负责，所以搞得很紧张。
聂荣臻在北平期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北平市委书记胡锡奎写了“五·一”传单稿，送往秘密印刷所准备印刷，不料走错了门，一敲门，人家不认识，以为他是小偷。
当时共产党人穿着都很随便。
那家人把他抓住，送到警察局。
警察局关了他一夜，第二天也没有搜他，打了一顿，叫他走了，传单还带在身上。
聂荣臻见到他，对他说：“你算是走运，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聂荣臻住在北大学生宿舍简陋的平房里，与学生们同睡火炕，在沙滩小吃店就餐。
与学生们一起吃、住，既安全又自由。
他看到学生们的情绪比较低落，了解到有些人被捕过，有的党员借故不参加活动，这是革命处在低潮时的群众情绪。
“左”倾盲动主义领导者就是不认识这个现实，不顾组织暴露和流血牺牲的危险，一味地发动示威、游行、贴标语、撒传单，表示共产党力量的存在。
通过在学生中的观察，更增强了聂荣臻对“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感。
他晚年回忆起这段历史，心情仍不能平静。
他感慨地说：“原来党的基础很好，上海各地的基础很好，就是那样搞来搞去，几乎等于零了。
一直到抗战，才慢慢地恢复起来。
使白区工作损失最大的首先是盲动主义。
不顾现实的可能性，一味蛮干，就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
”这次李立三布置的“五·一”节游行，最后还是取消了。
聂荣臻在顺直省委工作了４个月，５月初即奉命调到上海。
为了安全，借口到外地办事，买了张火车包厢票，悄悄离开天津。
张瑞华在天津留到５月中旬。
因为平时同房东和邻居的关系融洽，年轻的和年老的太太们都要到火车站为张瑞华送行。
可是，怎么送呢？她向房东说的去向是河南，说回老家，那是个托词。
一送，就会把秘密泄露了。
她婉言谢绝了，提个箱子，独自一人到了火车站。
第九章 在中央特科 １９３０年５月，聂荣臻开始了中央特科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敌人控制下的上海。
敌人一直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叛徒告密，穷凶极恶地搜索并破坏党的各级组织。
党的重要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向警予等人先后被捕牺牲。
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任务。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设立特科。
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简称“特科”。
它是中央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关，负责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保卫中共中央和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和镇压叛徒特务。
特科工作的决策人是周恩来，日常工作由顾顺章负责。
顾顺章虽然是工人出身，但流氓无产者的习气很重，而在特科，出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又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生活日益腐化。
这样一个人做特科工作，政治上太弱，中央怕他堕落，要聂荣臻去加强特科的政治领导。
不过，对顾顺章实施政治影响是很困难的，他不听那一套，他又是负责日常工作的。
他叫聂荣臻负责搞行动，意思是看你这个知识分子行不行，敢不敢杀叛徒、特务。
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还有陈赓、李强等人。
陈赓负责情报工作，李强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
中央的地下无线电台就是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
这些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加强了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使红军能及时了解敌情，迅速调动。
搞行动，最基本的工作是审讯和处置叛徒、特务。
后者好办，前者很困难。
蒋介石捕杀共产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叛徒。
叛徒熟悉内情，认识党的重要领导人，了解党的行动规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为了完成这一工作，聂荣臻仍以记者身份作掩护，化名李先生，经常凌晨外出，深夜方归，甘冒各种危险。
张瑞华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那时搞特科，是我没有生孩子以前。
他天天像夜猫子一样，一清早５点钟就出去了，一直到晚上１２点钟，一两点钟，甚至有时到３点钟才回来。
我５点钟就要搞好吃的，吃得很简单。
他走了，我在家，还担任着机要交通的任务。
他晚上两点左右回来了，我不能睡，晚上总是听着，听着，有声音没有，他一走进胡同口我就知道。
他的皮鞋声与别人的不同。
我就悄悄地在门里边等，等着脚步声音停了，按约定轻轻敲几下，知道是他，就开门让他进来。
”捕捉和审讯特务、叛徒，是件很危险的工作。
敌人得到一个有价值的叛徒很不容易，自然要努力保护。
要处决一个叛徒必须证据确凿，使其无从抵赖，如果稍一疏忽，不仅抓不到叛徒，而且自身就有牺牲的可能。
聂荣臻对张瑞华说：“如果到黎明我不回来，你就离开这个地方。
”由于持续地高度紧张，张瑞华得了神经官能症，这个病症
一 直伴随她到晚年。
特科在反对白色恐怖、保卫中共中央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
情报工作一直做到英租界管情报的组织里。
凡是要危害共产党的事情，打入敌人情报组织里的人就先发现了，转告中央，赶快采取对策。
这样，党组织一次次地避免了危险。
１９３０年４月至１０月，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投入总乒力达１００万以上。
他们的后方空虚起来，这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
６月１１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７月１３日，李立三在临时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南京组织士兵暴动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紧接着组织武汉暴动，以争取武汉为中心的附近几省的首先胜利。
李立三叫聂荣臻去组织镇江起义，成功后，再进攻南京，最后与攻打长沙、南昌的红军会师武汉；叫刘伯承到武汉策划起义，以迎接各路大军在武汉会师。
李立三还要求各地红军向大中城市发动进攻。
于是，刘伯承去武汉，聂荣臻到镇江。
聂荣臻带了两个人，一个叫伍云甫，一个叫涂作潮，是搞无线电的，拟打下镇江后用无线电与中央联系。
他们到镇江分别住下后，聂荣臻找到镇江市委书记，了解镇江情况。
那位书记说，他们能够控制的力量，一是镇江兵营里有一点人，还有镇江附近的一小股民间武装。
这就是镇江起义攻打南京的基础。
聂荣臻马上意识到根本没有条件，起义不能搞。
而这位市委书记，已被敌人盯上了。
聂荣臻在旅馆和他谈过话后，上街买了一张地图，想研究一下南京地区的地形，又在街上逛了一会儿。
当他回到旅馆，看到他住的房间里有两个陌生人，职业上的警觉使他明白出事了，立即转身走开。
他徘徊在街头，决心取消这次起义。
天黑了，总要有个安身之所。
他走进一家澡堂。
镇江的澡堂是彻夜开放的，这为他提供了避难所。
他在这家澡塘洗两个钟头，在竹床上躺一会儿，已经是半夜了，又换一家澡堂，再跳入浴池，总算挨到了天明才走出澡堂。
外面细雨蒙蒙，他看看街上有行人了，便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
回到上海，很快就看到报上登出镇江市委被敌人破获的消息。
他回想起昨日回旅馆看到的情形，感到真是万幸。
他只要一步迈进那个房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回到上海，知道同去镇江的伍云甫和涂作潮俩人没有回来，他又返回镇江。
好在事前有准备，很顺利地把他们接回上海。
他向李立三汇报了事情经过，说明镇江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
李立三还不相信，叫顾顺章派人去镇江核实，得知市委机关确遭破坏，市委书记被捕，此事才算了结。
去武汉发动起义的刘伯承同样没有搞成，也相继返回。
与刘伯承一起去武汉的刘云却牺牲了。
聂荣臻八旬高龄时谈及此事还不无愤慨地说：“李立三那个盲动主义，简直是坐在家里想的，根本不去考虑条件，主客观的条件。
你不能这样嘛。
”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
９月２４日至２８日，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向忠发做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周恩来做了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问题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形势，批判了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
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瞿秋白做了政治讨论的结论。
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离开了领导岗位，取消了全国总暴动和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聂荣 臻对这些都是深表赞同的。
第十章 到中央军委工作 １９３０年８月，周恩来回到上海，非常重视各苏区的军事斗争。
不久，聂荣臻就调到中央军委，重新作周恩来的助手。
这年９月，他的女儿聂力来到人间。
当时他们住在西摩路，与欧阳钦夫妇住在一处。
就在临产的前一天，张瑞华还在操劳。
那天，周恩来约陈赓到聂荣臻夫妇住处碰头研究工作。
张瑞华一早买了些菜，点上两个汽炉子，一直忙到晚上。
客人来了，４个人围着饭桌，边吃边商量工作。
吃完饭，聂荣臻和客人一起走了。
张瑞华收拾完东西，感到腹痛，盼着丈夫回来。
他回来时已经是半夜了。
“今天晚上可能要生了。
”“那就赶快到医院去。
明天我还有事，不能陪你，等事情完了再去看你。
”聂荣臻关切地对妻子说。
这么晚，住处又偏僻，找谁？聂荣臻出去叫车。
还好，他找到两辆人力车，送张瑞华到一家美国人办的慈善医院，住进８人一间的产房。
第二天，张瑞华生下了聂力。
这一天聂荣臻没能抽出时间去看望她，委托欧阳钦的妻子蔡刃香代劳，到第三天他才看到分娩后身体虚弱的妻子和脸蛋红彤彤的小女儿。
过了“而立”之年，他有了下一代。
到产房没有带任何东西，但他那和善诚挚的目光给了妻子以抚慰。
到了第七天，他把妻子和女儿接出医院。
军委的工作同样十分忙碌。
９月、 １０月，聂荣臻协助周恩来在上海开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派往各苏区的军政干部。
此后，军事斗争的形势很好。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赣南、闽西苏区，以后发展成中央苏区。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１年１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一次反“围剿”，消灭国民党军１．５万人，活捉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１９３１年３月至５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第二次反“围剿”，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取得节节胜利，横扫７００里，歼敌３万余人。
面对这种局面，聂荣臻感到欣慰。
他和刘伯承一起讨论形势，兴致勃勃地说：“红军以劣势兵力面对国民党的优势兵力，由西向东横扫过去，这种打法很少见，横扫敌人啊！横扫儿百里呀！部队不停，各个击破，一直打到闽西北，这是很大的胜利！”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陈郁、陈赓等７人组成中央军委，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①，以加强对各苏区军事斗争的各项支援工作。
面对各苏区不断取得胜利，聂荣臻很受鼓舞。
在周恩来主持下，他与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一起商量，决定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
于是，刘、叶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傅、李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
后来这两本书送到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央军委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通报给各苏区。
除提供情报，还向各苏区输送干部，提供药品、物资，安置重要伤员到上海就医。
军委还要了解和发现各根据地发生的偏差，及时向中央报告予以纠正。
聂荣 ①《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89年3月第1版， 臻与欧阳钦等人发现当时各苏区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就及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８月３０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此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得到了纠正。
这一时期，聂荣臻参与领导了“兵运”工作，颇见成效。
１９３１年夏天，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通过当时做兵运工作的中央军委参谋朱瑞，在上海与中央军委取得联系，是年冬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西北军的吉鸿昌军长主张抗日，反对内战，也是这时与中央军委联系上的。
另外与傅作义部重要将领邓宝珊常有接触。
中央军委还争取了程潜部下的李明灏先生，李明灏提供了不少重要情报。
在这种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１９３１年春节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
吃过晚饭以后，邓颖超和刘伯承到聂荣臻家过年。
邓颖超很喜欢小聂力，每次来都要抱一抱、逗一逗。
他们进屋时，聂力正躺在摇篮里，邓颖超便兴冲冲地去推摇篮。
没有注意摇篮旁边放着马桶，这一推，把马桶碰翻了，尿液顺着楼板缝隙往下流淌。
下面的人马上喊起来：“李太太，李太太，你们楼上干什么呀？屎尿都弄到我们神仙桌上面来了！”张瑞华赶快跑下去，看到房东太太一脸不高兴。
原来他们正在祭祖，求祖宗保佑一年的平安，这下就犯了很大的忌讳。
张瑞华说了许多好话，还在香炉里插上香，又磕了３个头，房东的气才消了。
张瑞华回到楼上，邓颖超、刘伯承和聂荣臻才舒了一口气。
邓颖超说：“我闯了大祸了！”直到１９７３年，聂荣臻夫妇看望刘伯承时，刘伯承还谈到此事。
刘伯承住院后，张瑞华带着聂力到医院探视，刘伯承对聂力说：“你小时候，你的妈妈呀，闯了一个大祸，给人家磕头哇，告诉了你没有？”邓颖超也一再提到此事。
聂力为聂荣臻、张瑞华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困难。
孩子刚生下，张瑞华一滴奶也没有，孩子又不肯吃牛奶，老是哭，哭久了，房东太太就喊：”李太太，你们的孩子是不是有病啊？你要去看一看呐！”张瑞华把实情告诉了房东太太，房东太太就说：“你给她找个奶妈嘛。
”但是，怎么找呢？不是党员，找到家来很容易暴露秘密。
张瑞华只得坚持用牛奶喂孩子。
聂荣臻白天奔忙一天，夜间常抱着女儿，在前楼走来走去，一直拍到孩子睡着。
后来孩子总算养成吃牛奶的习惯了。
在秘密工作的严峻岁月，彼此都有很强的保密意识，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见的人不见。
张瑞华对聂荣臻的工作所知甚少。
一次，聂荣臻要见一个同志，因为有了孩子，张瑞华不能躲出去，怎么办呢？聂荣臻与张瑞华商量：“有个同志来找我谈问题，你就躺在床上睡觉，用被子把头捂起来，不要看，我们悄悄地说，你也听不到，我们谈完，他走了你再出来。
”张瑞华只好这样。
那个同志来了，张瑞华把大被子一蒙，直闷了半个钟头，掀开被子时说：“真把我憋坏了！”聂荣臻对于张瑞华送递文件的机关在哪里也是从来不问的。
１９３１年春节过后不久，他们搬到法租界一栋小洋房里，与李富春、蔡畅夫妇住在一处。
周恩来、邓颖超常到这座楼上与他们研究工作。
他们围着一张桌子，以打麻将为掩护，边打边开会。
１９３１年４月下旬，聂荣臻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
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中央特科的日常工作，又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内很多机密，知道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
顾顺章在叛变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以突然袭 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这个重要情报，被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得知。
他立即派人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上海，报告中央。
接到报告，陈云、聂荣臻和陈赓、李克农、李强协助周恩来，分头以最快的速度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等党的各种机关全部搬了家，转移了党的主要负责人，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转移或撤离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国民党的阴谋落了空，避免了中共中央机关遭受大破坏的危险。
聂荣臻在这一两天里几乎没有合过眼。
此后，聂荣臻把家搬到了虹口区提篮桥。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敌人的恐怖活动加强了。
聂荣臻每当外出，总对张瑞华交待，如果几点钟不回来，你就要搬家。
他们每天都提心吊胆。
张瑞华经常跑到三楼，装着晾衣服，观察周围动静，注意有什么可疑的征候。
聂荣臻有次在南京路就碰到过一个叛徒，他机智地从车上跳下来，到商店里三拐两拐，才把叛徒甩掉了。
６月２２日，向忠发被捕，又很快叛变。
情况越发紧张。
以后，上海就难以活动了。
３个月以后，又发生了日军强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
１２月初，党的负责人逐渐离开上海，到各个苏区。
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相继离沪。
革命斗争虽然艰险，但像周恩来、聂荣臻等职业革命家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周恩来走之前，与邓颖超一起，到聂荣臻那里吃了顿饭。
张瑞华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和饺子，特意准备了三鲜（虾仁、鸡腿、冬笋）馅的饺子。
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如约而至，聂荣臻提早半小时赶回。
煮了一锅饺子，有的还煮破了，先把好的吃了，然后又吃破的，最后连汤都喝光了。
周恩来对邓颖超说：“真好吃！真好吃！等于过了一个年。
难忘得很。
”直到８０年代，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邓颖超每每见到张瑞华时还常说：“那个饺子怎么那么好吃呢？！”张瑞华便说：“那是在艰苦的环境呵！” 聂荣臻也行将离开。
他原定分配到湘鄂赣苏区。
这时聂力已经一岁多，非常聪明，和爸爸十分亲。
每当聂荣臻出去，一穿外衣，她就牵着母亲到衣架上拿帽子，一直送到楼梯口。
每当聂荣臻回来，她刚刚听到楼梯口有脚步声，就跑过去，一手接过爸爸的帽子，一手拉着爸爸的手。
聂荣臻平常不爱多讲话，但温和善良，对小孩非常喜爱。
不仅对自己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也是如此。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旬的一天，聂荣臻向妻子女儿告别。
张瑞华因为有孩子，不能一道去苏区。
他们自结婚以来几分几聚，习以为常。
但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夫妻再见时已是几年后在黄沙漫漫的西北高原上，而父女相见，则是１５年之后在张家口。
聂荣臻登上了轮船。
黄浦江泛起了汹涌的波涛，他离开了上海。
从１９２８年开始，４年漫长而艰险异常的白区秘密工作的磨练，“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１９８０年时聂荣臻回顾这段历史，感慨地说：我积几十年之经验，地下工作目的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公开活动不行了，革命处在低潮，我们党转入地下工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党的任务是什么？在抗战中间，主席讲过，我们地下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这是正 确的。
过去上海多有基础啊！可是后来就是暴动！有点力量就是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写个标语，好像不写这些，共产党就不存在了。
留在上海的张瑞华，在聂荣臻走后日子更不好过。
本来离别就令她心烦意乱，而孩子哭闹着找爸爸，就越发增添几分凄凉。
早晨一起床聂力就又哭又喊：“爸爸！爸爸！”哭得房东都说话了：“你的孩子有病，你要送她去看病。
”张瑞华只好说：“可能是有点不舒服，我去看一看。
”她把孩子领出去，在马路上，在公园里坐一坐。
过了一段日子，孩子慢慢平静下来了。
一次张瑞华领着聂力到公园，看到一个照相的，思忖到聂荣臻对亲人对孩子的思念，便给孩子照了一张两寸全身照片。
张瑞华委托党的秘密交通人员把这张照片带到中央苏区。
正是这张以绿茵为背景的娃娃照，伴随着聂荣臻度过了硝烟弥漫的岁月。
他一直把它带在身 第十一章 在战争中学习 前往苏区的聂荣臻身着长袍，化装成普通老百姓，与当时中央负责交通工作的陈寿昌同行。
他们乘轮船在海上颠簸几天到了汕头。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主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一带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在赣南。
中央的很多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都是走这条路线的。
到湘鄂赣，当时要经过中央苏区转道，才比较安全。
人称这条线为红色交通线。
聂荣臻与交通站接上头乘小汽船到潮州，再沿赣江溯流而上，到了大埔。
大埔到苏区，中间隔着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封锁线，筑有碉堡、岗楼、哨卡，只能偷渡，不能走大路。
他由交通站安排的向导带领，或钻山沟，或走小路，有时白天走，有时夜间走。
因为是外地口音，尽量不说话，靠近村镇时拉开距离，跟在向导后头，气氛显得分外紧张。
还好，路上没有遇到意外，到了永定。
向导把他送到这里便完成任务了。
他在永定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稍事休息即转长汀。
在长汀遇到了欧阳钦。
这时欧阳钦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福建省委设在长汀。
时令又适逢新年，两个老战友相聚十分高兴。
欧阳钦告诉他，１２月１４日宁都起义，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１．７万人在赵博生、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领导下参加了红军。
｛ｅｗｃ 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７５＿１．ｂｍｐ｝ 福建省委给了聂荣臻一匹马，他单身匹马上路了。
这条路，他在南昌起义后南下时走过，长汀离瑞金６０来里。
快到中央所在地了，又受到宁部起义消息的鼓舞，他感到心情舒畅。
心急马快，晚上９点多钟，他就赶到了瑞金，首先碰到叶剑英。
叶剑英说：“单身匹马走，并不都是巩固区，还有一定危险哩！”他当晚在瑞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
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很高兴。
毛泽东身着红军服，头发长长的，神采奕奕，说话很诙谐。
毛泽东说：“你来了好。
你来了首先到五军团。
宁都暴动了，你去那个部队，代表军委，到五军团工作，找上层谈话，做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
”这样，就没有按照原来的分配方案去湘鄂赣。
聂荣臻谈到上海特务、叛徒的横行情况。
毛泽东插话说：“还是这里可靠。
”聂荣臻说：“对呀！在白区地下工作，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毛泽东笑了笑说：“还是拿这个好。
”说着指了指身边的枪杆子。
聂荣臻会意地笑了。
聂荣臻到苏区的时候，苏区正呈现着一派兴旺景象。
第三次反“围剿”已胜利结束，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刚刚开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分别成立。
宁都起义，红军一下子增加了１．７万多人。
一连３次反“围剿”的胜利，使敌人震惊、恐慌，人民振奋，红军正经历着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聂荣臻先到红五军团去帮助工作。
红五军团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而成，下辖十
三、十四、十五军，总指挥季振同，副总指挥董振堂，参谋长赵博生，政委萧劲光，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他找上层军官谈话，谈形势、谈政策，使他们安下心来。
这支部队很快成长为红军的主力之
一，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和历次战斗中，打了不少胜仗，在长征中担任后卫阻击追敌，立下了殊勋。
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①。
主任是王稼祥。
他到职后便参加打赣州。
打赣州的作战会议是在瑞金召开的。
对于打赣州，有两种意见。
毛泽东认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红军不利，反对打这一仗。
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６日发出“首取赣州，迫吉安”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攻打赣州。
聂荣臻初到苏区，情况不明，没有表态。
１９３２年２月４日打赣州的战幕拉开了。
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守城的敌军有８０００人，主攻部队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有１．４万人，红五军团的十四军、十五军作预备队。
第四军在南康、新城、杨眉寺一带警戒广东方面的敌人。
聂荣臻跟随红三军团的部队行动，做战场政治思想工作。
他在第一线目击了赣州之战的激烈情景。
红三军团的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但被敌人用火力封住，未能突进城垣。
尔后出现久攻不下的局面。
３月初，敌罗卓英率两个师约２万人，增援赣州，并以一部隐蔽进入城内，清晨突然反击，使红三军团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损失很大，靠五军团掩护，于３月７日撤出战斗。
是役历时３３天，城未攻克，损兵折将，又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是个失败的战役。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２日，重新组建红一军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林彪为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
聂荣臻随即到红一军团工作。
从此，他与林彪一起领导这支部队，南征北战，长达５年半之久，使红一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主力之
一。
在这支部队的建设上，聂荣臻是有重要贡献的。
重新成立的红一军团，下辖第四军（军长王良、政委罗瑞卿）和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委左权），每军３个师，计９４９８人。
３月１５日又宣布了陈奇涵任军团参谋长、罗荣桓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对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感到突然，事前谁也没有同他谈话；又感到高兴，因为他知道红一军团是中央苏区的主力，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接到命令，他决心与林彪配合好，与广大指战员相处好，把部队带好，以不负党的信任和重托。
３月中旬，在南康县唐江镇的宋氏伺堂里召开了全军团的团以上干部会议。
会场四面墙壁上贴了很多标语：“庆祝新的军团成立！”、“打到外线去，开辟新苏区！”、“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毛泽东、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朱总司令主持会议，宣布中革军委命令：“第四军军长林彪任一军团总指挥，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任一军团政治委员。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着重说说中路军的行动。
沿赣江攻打两岸中心城市是不对的，那里敌人兵力密集，难以取得胜利。
我军如向西，有赣州挡住，这次赣州没能打下来，就难以再向西发展了。
向东，有闽西苏区作依托，敌人也比较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这是巩固扩大苏区的主要措施。
但也有的人怕红军主力走远了，敌人来占我们老家，因此反对。
其实他看不到苏区人民力量的强大，不懂得敌人害怕红军主力打出去，他们总是跟着红军主力走。
” 毛泽东所说的中路军问题是这样发生的。
３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曾在赣县江口召开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打赣州的错误，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根据地。
会议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红
一、红五军团为 ①聂荣臻”七大”代表登记表。
中路军，红三军团为西路军，夹赣江而下，北上攻打两岸中心城市。
毛泽东认为这是错误的作战计划。
朱、毛讲完后，林彪说：“我个人，担子重一些，承担吧！”聂荣臻那天身穿陈赓送给他的咖啡色皮夹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话，先作了自我介绍，以后说：“我到苏区来以后，做过总政治部副主任，现在调来一军团当政治委员，深感责任很重。
以后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战斗。
一军团是个老部队，久经锻炼，有很好的光荣传统。
同志们有很多战斗经验。
以后我们共同建设红军、保卫苏区，为共产主义奋斗。
” 聂荣臻讲话时那种文雅、有条理的知识分子风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聂荣臻到一军团不久，在向瑞金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再次向林彪、聂荣臻说明了红军应东向闽南，向敌人兵力薄弱地区进军的意见。
林、聂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遂于３月２１日致电中革军委：“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五军团应即随一军团到东北一带工作，打击福建敌人，速筹大批款子……”①建议被接受，中路军改称东路军，改向闽南进军。
４月初，即在毛泽东率领下进军闽南。
｛ｅｗｃ ＭＶＩＭＡＧＥ，ＭＶＩＭＡＧＥ， ！１２３００５８０＿００７９＿１．ｂｍｐ｝ 闽南的敌军是张贞的四十九师及其保安部队，共９个团，１万人左右。
红军
一、五军团共１．５万余人，占优势。
毛泽东分析，龙岩守敌两个团，兵力较弱，红军宜速战速决。
于是，４月１０日拂晓，红一军团向龙岩攻击前进，当天解决战斗，歼灭张贞一个多团。
然后，以红五军团十三军驻守龙岩，保障龙岩到漳州西北的马山一线。
１６日，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林彪、聂荣臻等主要领导人进行缜密的敌情地形侦察。
敌主力两个旅部署在漳州西北天宝到南靖一线，一部守漳州市内，主阵地在大尖山、十二岭到天宝以北。
这里地势险要、山岭起伏，北扼天宝大山，南靠宽阔的龙江，要取漳州必须先突破这一线阵地。
据此，决定四军主攻天宝阵地，十五军助攻宝林到南靖一线的敌军，三军为预备队。
１９日拂晓同时发起进攻。
经过激战，占领天宝阵地，全歼守敌１个旅，击退敌人援军，助攻方向也取得预期的效果。
敌师长张贞吓得焚毁城中弹药库，率残部分头逃往漳浦、泉州、厦门。
红军４月２０日占领漳州并前出到石码、漳浦、云霄、平和等地。
是役，歼灭敌四十九师大部，俘敌１６００多人。
这一天，漳州市民用惊奇的目光看着红军的入城式。
引导红军入城的是十几把军号组成的乐队，号声雄壮。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十三团， １０００多人成４路纵队，唱着《当兵就要当红军》歌行进。
在三十三团后面，一队队步伐整齐的队伍跟着前进。
毛泽东身穿制服，头戴草帽，骑着一匹黄色大马，走在队伍中间。
一进城，群众告诉三十三团政委刘忠和副团长陈冬生：一个飞机驾驶员给打死了，飞机停在机场。
陈冬生马上带一个班去机场，果然看到停着两架飞机，一架能开，一架不能开。
原来其中一架飞机在漳州外围执行侦察任务时，飞得很低，副团长陈冬生指挥两挺机枪架在龙山顶上，把它打坏了，驾驶员负重伤飞回漳州。
林彪、聂荣臻都到机场，以飞机为背景拍了张合照——这张照片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有位朝鲜籍红军战士自告奋勇，将能飞的那架飞机架回瑞金了。
①《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8页。
进入漳州这样大的城市，在政策纪律上对红军是个考验。
漳州是侨乡，如何对待华侨，政策性很强。
部队进入漳州的具体政策，是毛泽东制定的，强调红军入城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无犯，允许商店照常营业，对敌产予以没收，仍打土豪，但对一般工商业只是通过商会向他们筹款。
驻漳州近两个月中，作为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认真严肃地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使部队在政治建军上提高了一步。
驻扎在漳浦的部队在筹款时，林彪支持部队拉着不肯交款的土豪到街上拷打，聂荣臻坚决反对。
他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股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
”林彪问聂荣臻：“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能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
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土豪的财产都没收了，也毫无意义。
”经过争论，林彪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部队受到了教育，挽回了影响。
“五·一”节时在漳州闽南医院前的草坪上召开部队、群众万人大会，聂荣臻登台发表讲话，号召闽南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号召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携手抗日。
这是他向部队首次公开讲话。
他的儒雅作风，给部队和群众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红军在漳州一个多月中，扩大了红军，筹款１００多万元，解决了
一、五军团的军需服装，成立了３０００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向贫苦群众发放谷子４万多石。
５月２７日军委电示：东路军下一步任务是开赴赣南，与入侵赣南根据地的粤敌作战。
聂荣臻到苏区后短短的时间里打了两仗，这两仗他都亲临一线，一是打赣州，二是打漳州，前者损兵折将，后者一举攻克，这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
他说： 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 了亏。
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
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 打，取得了胜利。
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 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①这就是聂荣臻跟随毛泽东东征领会到的十分珍贵的战略思想。
此外，他对毛泽东注意战前的调查研究，“示形”以调动敌人，注意集中兵力、及时调来五军团形成优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打下龙岩、漳州后都及时总结）和发扬军事民主等具体的指挥艺术刻意学习，受益匪浅。
聂荣臻还从这一战役中学习了开辟新区的策略。
毛泽东开辟漳州新区的策略思想是：不因占领漳州而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
规定了“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以龙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５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等从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都给了他深刻印象。
第十二章 为黄陂和草台岗大捷尽力 １９３２年５月下旬，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北上，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以一部侵占信丰，向于部窥进，使赣南根据地受到巨大的威胁。
为了打击粤敌，东路军于６月初回师赣南。
６月中旬，红军的编制又作了调整：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
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随军行动。
红
一、五军团经过长途行军，６月底７月初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７月上旬同粤军于水口地区遭遇。
８日，红五军团与粤军激战于水口。
９日下午，红一军团和十二军紧急增援水口，会合红五军团和独立第
三、第六师，与粤军打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仗。
经几小时战斗，将１０个团粤军击溃，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赣南得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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