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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傅欣迎 ■探访齐鲁文化遗产 鲁定公七年，49岁的孔子携弟子北上，来到鲁国西北边城京兹，授徒传教。
孔子山孔庙：碑匾诉说杏坛遗响 □本报记者王建本报通讯员赵军楚翠萍 平阴县城南12公里处、105国道西侧有一山名为孔子山，此山不高，但据考证，这里有曲阜以外的唯一一处孔子教书堂遗址，因曾建有孔子庙、孔子塑像、竖“杏坛遗响”碑，而享有盛名。
孔子三游孔子山 孔子山原名紫盖山。
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49岁的孔子携弟子北上，来到鲁国西北边城京兹(今平阴县孔村镇)，授徒传教，隐居求志。
相传，秋后一日，孔子与弟子出游，忽见一山，山巅紫云笼罩，久聚不散，孔子甚喜，曰：“山有祥云定有福地，此乃紫盖山也！”紫盖山因此得名。
紫盖山风景优美，明代万历年间平阴知县姚宗道这样描写山上景色：“山之巅哉！及陟降之麓，见流水襟带於其前，文峰印墩俱呈，巧献秀於膴原之间，奇哉，此真乾坤之隩。
”据说，山上美景让孔子师徒如痴如醉，此后孔子就移坛于紫盖山讲学。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69岁的孔子又两次游历紫盖山。
孔子第二次前往紫盖山经由水路，《庄子·渔夫篇》写道：“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
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据明代平阴县儒者刘敬业和张承宠考证，缁帷河就是平阴的紫柳河(今紫柳沟子)，孔子登岸处有一土台，旁边有一棵杏树，这里便是杏坛，后有杏坛村(今王屯村)，张承宠夜宿杏坛村时还作诗一首：“邹鲁当年聚友生，缁帷林下一经横。
祗今风教如凫峄，入夜犹闻弦诵声。
” 当年除夕，孔子又驾车来到紫盖山。
传说邑人听闻孔子的车马声，纷纷挂起灯笼为孔子照明，在路旁点燃火堆为孔子驱寒，这叫做为圣贤“照廷”。
直至今天，平阴县仍有除夕夜在家门口点火堆，为圣贤“照廷”的习俗。
据北宋时期编修的《名山志》记载“：紫盖山在平阴县，上有夫子教书堂。
”据考证，东汉时，山顶有杏亭，亭内竖有“杏坛遗响”碑。
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于孔子教书堂遗址处修建孔林书院，亦称孔庙。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知县姚宗道将孔庙从山顶迁至山东坡。
因孔庙故，紫盖山亦名孔子山。
宏伟的建筑群 经过历代重修扩建，孔子山孔庙成为长120米、宽80米的建筑群，整体为三进大院外跨两楼，十分壮观。
平阴县退休干部李庆余年幼时经常到庙中玩耍，据他回忆，那时的孔庙风光旖旎，环境幽雅，苍松翠柏，虬枝盘旋，树干苍劲，郁郁葱葱，整个院落被绿荫遮蔽。
据平阴县杏坛文化研究会的王大庆介绍，孔子山孔庙依山而建，大平台台阶为13级，大门、二门和 关于此碑的书者有所争议，一说赵岐(公元108年—201年)所书，另一说是文中子(公元584年—618年)所书，郦道元(公元469年—527年)的《水经注》云：“夫子领徒所止，狄水之间有杏坛古碑。
”这说明郦道元生活的年代“杏坛遗响”碑便已存在，因此王大庆认为碑文出自东汉赵岐之手的说法更可靠，此碑竖立年代早于曲阜孔庙内的杏坛碑，是中国最古老的杏坛碑。
“杏坛遗响”碑原立于孔子山山顶，万历二十四年随孔庙一起搬迁，当时此碑已断为四截，工匠们将其小心搬运，用铁条锔合立于孔庙门台左侧。
“文革”时期，“杏坛遗响”碑被毁，残石或者被卖，或者被用来修水渠，只剩下一张1960年拍摄的照片，让人们可以一睹它的容颜。
孔子山东坡长满了翠柏与杏树，林中有一片房屋，古时称为“黉堂林子”，相传为孔子弟子所建。
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平阴知县张性诚手书“杏坛”二字，立于此处，此碑是三座杏坛碑中唯一一座双面刻字的，并且两面的字迹还不相同，相传为张性诚两次所书，刻碑工匠不知如何取舍，遂一并刻上。
孔子山孔庙复原图 大殿平台前台阶均为9级。
大门左侧是讲书楼，右侧是奎星阁，两楼楼身并楼台高约10米。
一进院内南北各有三间廊厦式瓦房，南为过道房，为接待客厅，北房为学堂。
二进院内同样南北各有三间廊厦式瓦房，两房內是孔子弟子及后世儒家先贤的木主牌位，共79名。
三进院内有五间大殿，殿顶脊顶和檐角饰有龙头凤尾、飞禽走兽，殿内叠床架屋、雕梁画栋，正中一间供孔子塑像，左右两间为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塑像。
孔子山孔庙曾盛极一时，每逢二八月丁日为孔子山庙会，四邻八县的人都会来此祭祀孔子，祈求圣人恩泽。
明《兖州府志》有诗曰：“紫盖郁苍苍，孤峰标圣堂。
四时谁俎豆，万仞见宫墙。
圣运千年在，风流自世长。
高山多仰止，宁北旧甘棠。
”《平阴县志》也记载有赞美孔子山孔庙的诗：“紫盖山中云树苍，传来孔子教书堂。
列侯霸业烟销尽，唯有尼丘圣泽长。
” “文革”时期，孔子山孔庙建筑群被毁。
如今，沿山路上山，看不到任何建筑遗迹，只有散落在道路两旁的青砖、巨石以及杂草中的巨大碑座还提醒着人们这里过往的繁华。
昔日的大殿如今是一片果园，殿前的四根青石八棱柱半掩在泥土中，果园中一棵杏树正茁壮生长。
王大庆说杏树生长的位置便是当年孔子塑像的所在处。
三块杏坛碑 与其他地方的孔庙一样，孔子山孔庙在修建的过程中留下了众多的碑刻，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块杏坛碑。
三块杏坛碑中最古的是隶书“杏坛遗响”碑。
东汉“杏坛遗响”碑照片，摄于1960年。
十二年后，孔庙便搬迁到“杏坛”碑所在处。
此碑在史籍中虽有记载，但一直未见实物，2010年，孔子山村村委会大院施工，挖掘机从地里挖出两块石头，正是“杏坛”碑残石，上面还有完整的“杏”字和“坛”字的一部分，以及“大明万历十二年平阴知县关西张性诚教谕杨林训”的落款。
在孔子山村东侧，立有一块大清“杏坛遗响”碑，此碑为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平阴知县汪偀所书。
碑高3.5米、宽1.7米，楷书字体，据说它与山上的东汉“杏坛遗响”碑相对，两者相距999鲁班尺。
“文革”期 间，此碑亦在被毁之列，危急时刻，孔子山村一位名叫王保甲的生产队长建议将碑用来修渠或架桥，此碑遂幸免于难，但碑的左下角仍被砸去一块。
“金声玉振”今犹在 孔子山孔庙内曾经有6块大匾和一副木制长牌对联，其颜色和匾文分别是：大门外面为白底蓝字“生民未有”；大门里是褐色底黑蓝字“斯文在兹”；二门上为白底天蓝字“德侔天地”；大殿门上为红底红字“与天地参”；殿内孔子塑像阁上的大匾是黑漆底金字“金声玉振”；讲书楼内有白底黑字“春风化雨”。
大殿内孔子像两旁为金色碎屑底天蓝色字长牌对联：“盛德同天地马迹车尘到处春风化雨，斯文炳日星宫墙俎豆此间即泗水泥山。
” 除“金声玉振”匾外，其他的匾悉数被毁，有的被打成了桌椅，有的直接被当柴禾烧掉。
仅存的“金声玉振”匾也是饱经沧桑，这块匾制作于咸丰五年，曾经被生产队当做切菜的案板，又被放入牛棚用来盛放草料，后由孔子山村村民孔庆栖用一包烟换回保存。
进入山脚下的孔子山村，一间小卖部十分引人注目。
小卖部的墙壁被辟为一块块黑板，上面写满了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这间小卖部的主任是孔子的第73代孙孔庆栖。
上世纪70年代，孔庆栖开始收集孔子山孔庙的遗物，碑刻、匾、磬、瓦……凡是能看到的，他都会想方设法收集起来，他家的院子里堆满了孔庙石刻残石，轻的用肩挑，重的就用三轮拉。
“收起来好往下传承发扬，没有了想再看就难了，作为孔子后人，我也有责任收集这些东西。
”孔庆栖说。
用了30多年的时间，孔庆栖几乎将所有的孔庙遗物收集全了，他说算是了却了一个心愿，同时他又十分后悔：“早收就好了。
” 如今，孔庆栖最大的心愿就是孔子山孔庙能够早日修复，“到时我会把手上全部的东西都捐献出来，让它们再回到孔庙。
” 金声玉振木匾. ·相关链接· 平阴的三座孔庙 □本报记者王建 孔庙作为祭祀孔子和宣扬教化的重要建筑，曾经遍布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
一座城市一般只有一座孔庙，而平阴县有三座孔庙，除了位于孔子讲学处的孔子山孔庙，还有县学文庙和东阿镇孔庙。
平阴县学文庙位于旧县城东南隅，新县城府前街的西端，始建于北宋元符年间(1098年—1110年)。
县学文庙旧称“学宫”，据《平阴县志》记载：“学宫，旧在城西北隅，宋元符间，知县虞芹，因地洼下迁东南隅。
”历经元、明、清各代修葺扩建，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群。
平阴县学文庙，坐北向南，南北长l98米，东西宽80米，占地1.3公顷。
建筑布局分三路：中轴线上自南向北有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等。
东侧建有忠义祠、名宦祠、文昌庙、三代宫、东斋。
西侧有节孝祠、西斋。
四周砖砌花墙，前有柏林照壁，后有林园花圃，石碑林立，庭院井然。
主体建筑大成殿，是一座单檐歇山顶木石结构建筑。
大殿面阔5间长22米，进深3间宽1l米，高11.8米，斗拱式建筑，重梁起架，歇山式九脊顶，上覆琉璃瓦。
大殿正面有6根八棱高浮雕盘龙石柱，配以云朵，十分精美，柱下为仰覆莲圆柱础。
殿内金柱8根，泥柱10根，金柱高5米有余，柱下是鼓径方形石柱础；金柱上承五架梁，四周檐部均有巨大的重昂五彩镏金斗拱。
室内的木构架及隔扇均刷红色油漆，大殿东西北三面为檐墙，墙体抹红灰，殿内地面铺有方砖。
殿前设有方形月台，月台东、西、南三面设踏步，共五步。
整个建筑群布局合理，宏伟壮观。
平阴县学文庙1981年被平阴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平阴县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济南市政府公布为济南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底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阿镇孔庙原为老东阿县的县学文庙。
东阿镇位于平阴县西南部，是济南、聊城、泰安、济宁四市交界处，是一座历史古城。
春秋时期为谷邑，曾为齐相管仲之食邑；秦代称谷城；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始为东阿县驻地。
新中国成立前夕，因行政区划变革，东阿县城驻地移往铜城，原址则划归平阴县而成为一个镇，老东阿县县学文庙也便成了平阴县的第三座孔庙。
东阿镇孔庙在“文革”期间被毁，棂星门至今尚存，背面刻有“太和元气”四个大字。
□本报记者陈巨慧实习生朱紫瑛 1953年发掘郑州二里岗商代中期城址时，出土了一部分牛骨，其中一件牛肋骨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未知符号；1985年和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长安花楼子遗址陕西龙山文化地层中，再次发掘出12片带有神秘符号的骨头；1996年至1997年淄博文物局等单位联合发掘的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祭祀器物坑，又一次发现了刻有类似符号的兽骨。
甲骨文难道不是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又是什么？ 日前，记者采访了骨刻文发现者、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教授，听他分享骨刻文发现的故事。
骨刻文的身世之谜 2005年，刘凤君受济南一个张姓收藏家的邀请，去鉴定一块骨片。
“我看到那个骨片上的两个字符大吃一惊，当时就说这是早期的文字。
因为这块火柴盒大小的骨片是史前遗物，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东西，距今四千年左右。
”在这样的一块史前遗物中发现文字，这无疑将中国最早文字出现的历史又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当时在场的许多收藏家都被刘凤君的这一大胆论断吓了一跳。
刘凤君却对自己的论断十分有把握。
“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中国早期文字与书法艺术研究，搜集了大量陶器符号，这些陶器符号都是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时期的，距今五六千年。
而甲骨文最早距今3200年左右，那这之间一千多年就是一个空白期。
但我相信这个空白期肯定不是空白，这个时期肯定有一种文字或者一种符号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甲骨文的源头。
现在看来，我当初的结论是没错的。
” 近几十年，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工作时经常遇到刻有文字符号的骨片，当地群众深翻土时也挖出很多。
只是因为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多把它们误认为是草根腐蚀或虫蛀的骨片，还有的则被认为是自然形成的骨花。
刘凤君打趣说：“几年前，在山东省桓台县史家遗址，一位教授捡到了一些有刻划痕迹的骨片，大家都笑话他，说他捡到的这些东西都是草根腐蚀的或是虫子咬的，毫无价值，这位教授觉得脸上挂不住就全部扔掉了。
这实际上就是学界对于骨刻文本身的一种误解。
” “我为什么就认定它是最早的文字？为什么能够确定它不是草根腐蚀的或者是虫子咬的？”刘凤君解释，首先，骨刻文很明显是人工刻划的，造型讲究而且力求完美，多数都由弧线构成，深浅不
一，刻划底部大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线条流畅、均匀且在凹线底部保有多处划痕。
而虫蛀往往是一个圆点接一个圆点，线条既不流畅也不均匀。
除此之外，草根腐蚀的痕迹往往浮于表面，线条既没有规律，也没有深度。
被腐蚀的线条底部光滑平整，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未发现利器划痕，因此不难看出骨刻文必是人工所做，非自然所成。
当然，也不乏早就注意到骨刻文价值的考古学家。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著名的考古学家和鉴定家史树青先生，生前曾对一位找他鉴定骨刻文的 被遗忘的中国最早文字 赤峰收藏爱好者郝先生说：“这些东西你看不懂我也看不懂，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文物，你好好收藏着，以后会有人来找你的。
”9年后，去赤峰调查骨刻文资料的刘凤君果然找到了郝先生。
2010年11月，刘凤君把寿光市城东北角圣城古文化遗址龙山文化晚期灰坑出土的“寿骨60”骨刻文，送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年代测定，确定“寿骨60”的年代距今有3700年历史，再一次坚定了他研究骨刻文的信心。
造型各异的骨刻文 刘凤君向我们展示了近期发现的3块刻有骨刻文的骨头。
这3块骨刻文均大小不
一，最大的长约15厘米，最小的长约5厘米，形状各异。
其中最大的是一块猪下颚骨，粗壮的兽齿依然坚固。
远看，这些骨头的表面呈土黄或暗黄色，沾有细土，但隐约可见细小纹路。
拿放大镜仔细端详，文字脉络可清晰辨识，线条刻划深浅不
一，但多呈放射状，字间大都呈无序状排列。
为证明骨刻文与虫蛀和草根腐蚀以及骨花等骨头的根本差别，这些年刘凤君一直带领他的学生在田野勘测，寻找各种实物标本。
他也根据自己的经验总结出了骨刻文出土的规律：一是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及商代遗址中才会发现这种骨刻文；二是一般小遗址不见，多发现在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遗址中，这些大遗址有的已被确定为早期城址；三是只有在生活区边长一百米或二百米范围内才能发现骨刻文。
这说明骨刻文虽说主要流行在龙山文化时期，但经推测，大汶口文化晚期已经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岳石文化和商代。
“可见，骨刻文的使用和制作不是很随便的，它应该是政治中心或者是统治者、高层人士使用的一种技术手段、传递手段。
”刘凤君说。
2011年的圣诞节，刘凤君带领两个研究生赶往昌乐县任家河史前遗址调查，因为在这个遗址上曾经发现过骨刻文。
任家河遗址东西各有一条 间可以是椭圆形、方形、长方形等近似圆形，周围向外划很多密集的线条，一般可代表远古人类对太阳的崇拜，也可指自然界一种常见痕迹。
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骨刻文真的是甲骨文的源头吗？刘凤君在研究中，逐渐梳理出甲骨文和骨刻文之间的联系。
骨刻文与甲骨文意义相近。
大体上都属于指事、象形和会意系统。
但骨刻文更为明显，具备书画同源的特点。
发现的骨刻文 河，背后是一座山，南面是一片开阔的地带，很有利于生存，刘凤君据经验判断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遗址。
“我们就在那里展开调查，在河沿边的陡坡上发现了一个灰坑，稍微做了一下清理。
挖了30厘米左右，我们就挖到了骨片，两个研究生惊讶地叫了起来。
为保持原汁原味的原象，我们不断地拍照、取证，为的就是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这不是我们放进去的，的确是在灰坑里挖出来的。
当我们完成清理工作之后，小心翼翼地把骨片取出来，一个视力很好的同学发现骨片上面有字，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由于当时那个骨片是湿漉漉的，不能随便采取措施，回来用小刷子轻轻地清理干净之后，果然发现有五六个字。
现在骨片已被送去进行年代测定，以确定它的真实年代。
” 目前，刘凤君已详细分析了一千多块骨刻文骨片和属于骨刻文时期的8件刻字玉石器、7件刻字陶片，约计3000多个字符。
刘凤君表示，骨刻文字体造型较为常见的有写实物象型，主要表现的是人物和动物的行动。
主干分枝型较为特殊，其造型主要是由一根粗长主线为基础，然后在主线的左右两侧分刻出一些短细线，类似于树枝形。
中心圆型或似圆型，此类骨刻文中 现在发现商代甲骨文的地方都能够找到骨刻文，虽然二者处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层之中，但足以证明甲骨文和骨刻文两者间的地域性关联非常密切。
2003年大辛庄遗址在商代晚期地层之中出土过甲骨文。
一个遗址的商代中晚期地层同时出土骨刻文和甲骨文，而且风格特点的源流传承关系较为明显，更说明了骨刻文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
早期的骨刻文作为记事的比较多，发展到距今3300年到3500年的时候，它的祭祀现象已经十分普遍，甚至出现了宗教占卜痕迹。
“我们发现的‘龙骨2’是一块动物的肩胛骨，其正面上部排列着几个刻凿的长方形槽，槽内底有明显的烧灼痕。
肩胛骨下部刻划了几个文字符号。
在骨头上凿槽烧灼的占卜祭祀活动，可能起源的更早一些，但占卜祭祀之后，把占卜祭祀的内容和结果用文字符号刻划在同一块骨头上，‘龙骨2’应是目前所见较早的实物，显得弥足珍贵，并且为甲骨文直接继承。
”刘凤君说。
既然骨刻文与甲骨文二者如此相像，骨刻文会不会就是甲骨文呢？ 对此，刘凤君表示，骨刻文与甲骨文虽然联系密切，但仍有一定区别。
甲骨文的物质媒介多为牛的肩胛骨和龟板；骨刻文则较为杂、乱，在猪骨、牛骨、羊骨、鹿骨、象骨甚至于人骨上都有发现。
甲骨文常用于占卜之事，多为王室文字；骨刻文占卜、记事均有，可能带有一定的社会生活属性，因此多为普通百姓使用。
甲骨文多为王室所用，往往使用金属道具刻画而成，因此线条多数圆滑、笔直；骨刻文多数使用石质工作刻划而成，所以弧线、圆线、曲线较多。
甲骨文已是六书具备的成熟文字，但骨刻文的六书不全，前期仅包括了指事字和象形字，处于文字产生的初始阶段。
另外，商代的甲骨文主要集中在济南和安阳一带，周代的甲骨文出现在陕西扶风县；骨刻文则出现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淮河流域。
所以说骨刻文在距今3300年到4600年之间的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骨刻文解读任务艰巨 刘凤君非常重视骨刻文的解读工作。
他说：“发现一种古文字很重要，把它释读出来同样重要。
因为只有释读出来，才能得知古人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刘凤君坦言：“在2009年之前，我已经解读了十几个字，有尧、舜、龙、凤、豕、犬、鹿、人、鸟、狩猎等。
后来我发现骨刻文解读的问题还应该好好地琢磨琢磨。
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亦不是一时半刻的工作，是十几年甚至于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工作。
” 刘凤君说：“解读骨刻文应该科学地、严格地按照三个步骤进行：首先要仔细观察一块骨头上保存下来的文字组合情况，按组合解读较科学，尽量避免单独解读；其次是如果把骨刻文描成书写字，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按照原造型、原笔划、字与字之间的原布局描写成书写体；最后是解读，解读要和古人思维接轨，要追寻古人的原始的认识境界，而不是按现代人的认识去解读。
” 刘凤君总结前人的解读经验，认为释读骨刻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即考古类比直读图像解型法、历史考据法、指事组合破译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和彝文比较解读法。
刘凤君介绍说：“以上五种方法在运用的时候，很少单独运用，经常是以某一种方法为主，配合其它一种或几种共同解释一个字或一个词组，这是科学的解读法。
” 经过多年的努力，刘凤君已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和《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三本骨刻文专著。
尽管骨刻文的身份在学界还存有争议，但刘凤君始终不曾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