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动态 非洲的发展离不开非洲语言 ———奎西·克瓦·普拉教授访问西亚非洲研究所刘海方Ξ 8月下旬,北京初见秋意。
加纳裔、现在南非工作的教授奎西·克瓦·普拉(KwesiKwaaPrah)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普拉教授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加纳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时期,普拉教授在加纳著名的阿克莫塔学校接受了中学教育。
当他25岁在阿姆斯特丹学习期间,他曾把房子交给“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提供药品的医务委员会”使用。
到20世纪60年代末,普拉在海德堡大学做教授的时候,被选为“加纳国家学生组织”总书记。
此后,他返回到阿克拉,为津巴布韦无家可归的儿童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民族解放运动(SWAPO)”提供资源。
70年代中期,普拉教授先后在赞比亚大学、苏丹南部的朱巴大学和博茨瓦纳大学执教,同时他还以各种方式支持南非非洲人的抵抗运动。
像杜波伊斯、恩克鲁玛、帕德摩等他所尊敬的泛非主义者一样,他的全部生活都与非洲人的解放事业密切相关。
他还非常关心亚洲和南美洲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
从高校教学岗位退下来之后,普拉教授领衔成立了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TheCentreforAdvancedStudiesofAfricanSociety,CASAS),专事非洲语言问题的研究。
普拉教授一直致力于“推进人类获得更大的自由”。
在普拉教授的代表作品、标题为《超越肤色界限:泛非主义者的主张》①一书的序言中,普拉教授概括出了下列观点:
(1)非洲人是地球上最可怜的人,因而他们的解放是全球解放事业中最重要的方面;
(2)主要是黑人的非洲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白人的压迫。
因此,非洲人反对西方压迫的斗争也是黑人觉醒的反映;
(3)几个世纪中,肤色一直被用做压迫非洲人的工具,尽管现在的压迫和剥削主要是经济性的;
(4)非洲性重视历史、文化,而不是生物学界限,也即,非洲性是无肤色意识的;
(5)非洲精英们作为一个特权集团放弃了自己的非洲之根,且毫无例外地采纳西方人的文化和社会习惯,颇像“不能离开旧主子的被解放的奴隶”;
(6)从殖民者手里继承了权力的精英们有不光彩的记录,部分是因为他们抢劫了公共财产,并把他们偷来的财产投资到了国外;
(7)非洲国家惟一的出路就是团结起来;
(8)泛非主义是“非洲人性的确认和声明,是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是非洲人决心团结起来获得所有人类中间平等权利的明证”,是组织的原则,是改变现实世界的目标。
全书的核心观点是,“没有统
一,非洲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统一团结,我们就永远是分化我们的宗主国们游戏的爪牙”②。
泛非主义是一种为解放大陆和海外非洲民族,以及西方种族主义的受害者重新获得荣誉感的意识形态。
这并不意味着要统治、压迫或从政治上排斥非非洲人,而是要为非洲人和在非洲出生的人一个重新组织起来抵制压迫的机会。
“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在使用别人语言的情况下取得科学技术进步③。
”因此,考虑到非洲语言之间共享的亲缘性,非洲人应该在发展的过程中采纳他们自己统一化的语言,抛弃人种学家们一直都愿意发现的所谓非洲的“部落”。
非洲不可能以西方文化为根基取得进步④。
此次来访,普拉教授主要介绍了他和他的研究机构关于非洲语言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的社会活动。
在他看来,殖民地宗主国在所有非洲事务中废止了非洲语言,而那些帝国主义征服者的语言渐渐成为培养非洲本地精英集团的语言基础,这就是殖民主义者用来“教化”的语言,也是使殖民地人民与无可抵挡的西方殖民文化“接触”的语言。
西方 Ξ本文整理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①KwesiKwaaPrah,BeyondtheColorLine:Pan-AfricanistDisputations,AfricaWorldPressInc.,1998,p1188.②Kwesikwaaprah,op.cit.,p143.③Kwesikwaaprah,oop.cit.,p189.④Kwesikwaaprah,oop.cit.,p1113. 版权所有Ζ西亚非洲杂志社 ·69· 西亚非洲(双月刊)　2004年第6期 语言并非天生完美或更高级,而是西方在武力征服取得胜利以后从政治和文化上强加给土著人民的。
在后殖民地的几乎所有非洲国家中,不管是刚刚独立时还是经历了若干年后,非洲语言都很少被非洲各国宪法规定为官方语言。
这种非官方语言地位意味着非洲语言不是在高级社会交往层面被使用的语言,而非洲使用的官方语言都是殖民宗主国的语言。
在坦桑尼亚和马达加斯加,殖民宗主国官方语言地位曾被停止,取而代之的是非洲语言中的斯瓦希里语和马尔加什语,但是后来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又占了上风。
普拉教授说,在对非洲社会的研究中,有一个神话,即:非洲正是《圣经》上巴别塔的最好证据,非洲语言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说明非洲人不能分享他们的语言。
真实的情况是,我们多数人一直以为是一门特殊的非洲语言的东西,实际上是一些主要语言不同的地方话变种,可以称这些主要语言为“核心语言(corelanguages)”。
迄今为止,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的第一项工作成就就是揭示出,作为多种语言的使用者,75%以上的非洲人使用的只是12种核心语言,它们分别是:恩戈尼(Nguni)、苏托-茨瓦纳(Sotho-Tswana)、斯瓦希里(Swahili)、阿母哈里克(Amharic)、富尔富尔(Fulful)、班巴拉(Bambara)、伊格博(Igbo)、豪萨(Hausa)、约鲁巴(Yoruba)、罗(Luo)、东部内拉卡斯蒂恩(EasternInter-lacustrine)和西部内拉卡斯蒂恩(WesternInter-lacustrine)。
如果再加上另外3种,即索马里(Somali)、阿堪(Akan)和古尔(Gur),使用这15种语言的非洲人口总数就达到了85%以上。
这些语言的使用者达到了六七亿左右,因而不能再被说成是小语种了。
在非洲社会高级研究中心,许多学者认为,“非洲语言巴别塔”的神话,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为之,实际上它成了那些希望非洲永远使用殖民者语言的人绝好的工具。
扭转这一局面需要推行更灵活、更民主化的语言政策,需要将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重新置于社会生活中心位置的政策,需要能够为大多数人传播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
普拉教授说,首先需要做的是,将这些所谓“不同语言”身上的模糊性去除,将这些互相可以辨读的地方语言沟通起来;也就是说,最关键的是协调那些互相可以认读语言的拼写方法。
普拉教授认为,造成当今非洲语言混乱的根源很简单。
在将《圣经》和其他传福音的材料译为非洲语言的热情促动下,不同传教集团和基督徒争相使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拼写和读音方式的非洲语言。
于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同一语言往往被不同的传教士使用了不同的拼读、拼写方式。
法国传教士使用的是法语变种而来的拼写方式;同样,英国人和德国人也分别使用和他们各自的语言相近的方式。
一个半世纪以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各种不同拼写方式的“语言森林”了。
殖民地当局也介入进来,借机把这些地区的名称或村庄的名称提升到民族文化和语言身份的地位,特别是当地域的划定与语言的界定重合的时候。
最初,基督教传教士在殖民当局的准许下,还将非洲语言用于初等教育,他们的观念是,待到初等教育结束后再给这些非洲学生使用殖民宗主国的语言教育。
英国殖民者的语言政策比较灵活,而法国和葡萄牙对于教育中使用非洲语言的规定就要严格得多。
这种政策背后的思想不难理解。
教会为了能够“赢得非洲人灵魂”,最好是使用更加贴近内心、更易于被人们理解的母语。
但是,为了培养一个能够作为中间阶层为殖民当局服务,就需要用宗主国的语言进行教育。
这个最早的阶层分成了殖民地的翻译、职员、情报人员、小资产阶级和小学教师。
在殖民地时期的非洲,西方语言的应用远不止于简单的媒介,事实上,灌输和推行西方语言,意味着通过在文学和思想领域认可其文化的优越地位,而在语言中也传递着西方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
非洲取得政治独立以后,事态的发展只有少许改变。
多数国家在原则上和字面上都承认自己语言的“国家语言”地位,但是,显然这些政策和意图都没有得到认真执行或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措施。
普拉教授总结说,他的核心观念是,不使用非洲语言,非洲就不能发展。
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它联系着人们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
在语言中,民族最终表现出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天才。
一个社会的语言如果只是为一小部分人所垄断,而他们的趋向是向外的,是转向曾经与他们有殖民关系的宗主国的文化,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发展。
大众的教育必须通过大众的语言来进行,这样的发展才能是所有大众的,而且只有这样,发展才能够成为与大多数人休戚相关的事业。
由此可以说,语言是应对非洲发展面临挑战的关键。
(责任编辑:邢永平　责任校对:赵儒林) ·70·